教育与文化

　　在县城内外，街上走走，很容易从行人中判别哪些是读书人，哪些不是读书人。从他们的服装、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得出来。言谈和举止，须多观察；服装则一眼可以判别的。读书人穿长衫，非读书人则穿短衫。这种有形的或无形的规定，到我少时已不十分严格了，但一般还是遵守的。夏天，穿长衫出门，出了汗就把长衫脱下，挂在左手弯上。出门前，天已很热了，怎么办？漳平的读书人比较随便，不穿长衫出门，但他的短衫也可显示与别人不一样。龙岩的读书人，甚至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则连热天出门也要把长衫挂在左手弯上。
　　那种社会有两种分化：富人与穷人的分化，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分化。这两种分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读书人一般是富人家庭出身的，但财富和文化不一定形成正比，也有目不识丁的富人，又有家无隔宿之粮的寒士。这是规律之下的例外，而例外也可以用规律来解释的。
　　偶然也有贫农勤俭发家成了富农，富农再靠剥削和放债，成了地主。但他的财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就保存不住，许多方面的人都要向他伸手，敲诈勒索，他无法保存他的财产。但若他有个儿子，读了书，进了学，即考取了秀才，形势就不同了。他的家一下子跻身于斯文的家庭，同案的秀才，以及一般的秀才，都会来保护他。所以富人必须培养子弟读书，不是为了子弟能知书识礼，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财产。
　　穷人是不会培养子弟去读书的，至多送去私塾读一二年书，识得几个字，便出来种田或作其他的劳动。穷人也不会培养子弟去应考，因为没有什么财产值得保护。所谓“寒士”、穷秀才，一般都是地主世家的破落子弟，他们的先世曾是富人。
　　“读书人”，就是有“功名”的，至少是一名秀才。可能有例外，例如，“老童生”，考到老仍不能青一衿，只好在乡村教几个蒙童，聊以糊口。这种人没有“功名”，但不能否认他是“读书人”，他出门在家也都可以穿长衫。不第秀才，或根本不去应考的读书人，历史上的处士或隐士，书读得好，读的比那些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更多，是常常有的。但漳平县没有。我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本县建制以来是否出过这样的读书人，我也未曾听说。
　　读书，就是进私塾就学于塾师。最原始的形式是“家塾”，即地主聘请塾师到家里来教育子弟，有时附带教育邻居子弟。地主大宅一般都附有书齐，供给塾师居住和教书。塾师同时也是东家的秘书，替东家办理各种文墨。这种形式的私塾，我少时还见过，不在县城内外，也不在大乡村，而在小乡村。大乡村则办“村塾”，一村的人合聘一个塾师，在本村的祠堂里教书，费用由各家分摊。塾师或自炊自濯，或各自轮流供饭。县城内外则采取学生交纳束修的形式。“学堂开，束修在”，哪怕你家的子弟只读一天书，你仍要交纳全年的束修。束修之外，每年还有几次“节敬”，三大节以及清明、重九、冬至，都要送红包给塾师。每个较大的乡村都有一个私塾，设有圩场的大乡村，则不止一个私塾。最多的是县城内外的私塾，四门都有一个或几个，后坂洋、坂头顶、坂尾都有一个。
　　普通的私塾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以后顺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一步就要读《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左传》了。那些送子弟进学堂，只为识几个字的人，子弟读完《孟子》之后，就不再读了。普通的私塾也只教小孩子识字，而不教做文章。做文章则是另一种私塾的事。地主子弟读书不仅为了识字，而且为了“进学”，即考秀才。商人、工匠，以及足够衣食的家庭，也有要子弟考秀才的，那就要进另一种私塾了。以前称为“大学堂”，那里的学生称为“大学生”。乡村，读了私塾的人，如果要考秀才，就须到城里来进大学堂，住在大学堂里，自己烧饭吃。也有小学堂的塾师兼教“大学生”的，但那是例外。大学堂的塾师必须是秀才，而且是比较有名的秀才。县城内外的小学堂，偶然也有非秀才做塾师的。所有塾师都是贫寒之士，所谓“十条黄狗九条雄，十个先生九个穷”是也。
　　“大学生”一般都要住宿在“大学堂”里，白天晚上都要读书，早晨要练字。他们不仅要熟读四书白文，而且要熟读四书朱注，要能按照朱注解释白文的意义。除塾师讲解外还可参考一部大书，我忘记书名，内容是每段白文和朱注之后都有长篇的解释，塾师的讲解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塾师教学生“做文章”。那时所谓“文章”，就是八股文。塾师先教“破题”，学生会做之后再顺次教其他七股。子弟进“大学堂”之后，亲戚朋友见面就问：破题会做了么？全篇会做了么？八股文之外还要学做试帖诗，即五言律诗。会做全篇八股文和试帖诗，就可以去考“童生”了。“宗师”（朝廷派来的提学使，亦称学政，俗称“学院”）案临府城（或直隶州城）那一年（三年一次），知县就要把治下的“大学生”预考一次，及格的称为“童生”，第一名“童生”称为“案首”。富人可以贿赂知县或幕宾给子弟买得“案首”，院试时“案首”一般都能录取的。漳平县童生要去龙岩直隶州院试，每榜取中十九名秀才。举行院试的这一年，不仅童生要去州城考试，而且全县所有的秀才都要去州城复试，文章做得不好的还要受罚，轻则训斥，重则开革，即取消秀才资格。所以秀才们到这一年大都提心吊胆。不赴考是不行的。生病也要其他的秀才具结、担保。考童生也要秀才担保，保证家世清白；那些操贱役的人家是不能赴考的。做担保的，不是一般的秀才，而是地位较高的秀才，即廪膳生员，每县也有定额，由宗师复试时选择文章做得较好的生员递补。
　　漳平县每榜只取十九名秀才的规定，是否从开县时定的还是以后定的，我不知道。因录取名额少而竞争非常激烈。有些外籍人久居漳平县，他们的子弟也要求参加考试，童生们不答应，便群起攻击“冒籍”，这种风潮常有发生。
　　考取秀才，进了学，便超人一等了。劳动人民的子弟，从此跻身于统治阶级；同时富家子弟，进了学与不进学的人，地位也是两样的。秀才娘子，公婆要另眼相看。大的宗族、祠堂都有学田（本地人叫做“书香”），每年租谷要给秀才一份。秀才有自己的制服，一件无领的长衫，一顶红缨帽，祭祖、参加庆典或参拜官吏时就穿起来。犯了罪，是不会在公堂上打屁股的，除非事先通过学官，革去生员功名。
　　每县都有学官，正的称“教谕”，副的称“训导”，各有衙门。漳平县孔子庙背后，考棚前面，左右两个学官衙门，各分前后两进，后进供“老师”及其家人居住之用，前进用来办公。辛亥革命以后，学官废除了，两边的衙门后来做了本县商会会所；东边的衙门一度办“去毒社”，即禁烟机关，挂了“奉旨禁烟”招牌，找几个鸦片烟鬼住在那里，不久就解散了。
　　学官，被秀才称为“老师”，考得秀才称为“进学”，秀才相互间称为“学中人”。——好像有一个“学校”供给全县秀才学习，而由学官教课的。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学官，事实上不是教秀才学习，而是管秀才的。秀才行为不检时，学官可以差遣“门斗”（即学官衙门的差役）召来训斥，可以打手心，可以革除。秀才还是害怕他的。
　　那时，私塾以外确实另有学校，供给秀才和童生集体学习，却不归学官管辖。这就是书院。书院本来是民间的组织，不是政府机关，可是到了晚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事实上也成为官办的了。所谓“山长”，不过是退休的大官或者著名的文人，他们挂名，领干薪，很少给学生上课。漳平县也有书院，但早已名存实亡了，我少时从未听人说起书院事情，只知道而且看过北门外佛儿架下的“菁城书院”和东山上朱文公庙背后的“东山书院”。前者房屋尚完好，但无人看管；后者则大部分倒塌了。东门内还有个“紫云书院”，那是太常陈家的私产，民国初年曾在这里办小学，只一年就停办，但仍有人看管。
　　由此可见，那时漳平县的教育就是私塾的教育，教的是四书五经，学生做的是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秀才。县城内外私塾甚多，最著名的是城南上刘祠堂办的私塾，塾师是丁坂的一个贫寒秀才刘志和。他道德端方，生活俭朴，管教严肃。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出了一个拔贡，即他的大儿子刘子瞻。受了当时潮流的影响，他也组织学生和邀集秀才研究西学，如数学、力学之类，自然是很浅的。我少时，他好像还在那里教书，但以后作了绅士，渐渐地成为大绅士，就不教书了。上刘祠堂换了一个塾师，也姓刘，名晃，字日光，秀才，他只教学生识字。上刘祠堂之外，著名的私塾是城西的三牧第，塾师是温赞尧。那时他还是个秀才，年轻，有学问，教学严格，学生都怕他，家长则尊敬他。己酉年恩科他赴考，得到优贡（我少时知道他是优贡，但现在人家说他是拔贡，他自己也说是拔贡），就不再教书了。其他教八股文的私塾也还有几个，但我说不出来。此时科举已经废了，考试也不做八股文了。
　　幸而我少时未曾学做八股文，连“破题”也不会。并非因为我未出世，就已废除科举和八股文了。当时那些书香世家，大多数以为科举终会恢复，朝廷终会以八股取士的。我的一个从堂兄，不过比我大二三岁，他的秀才父亲仍旧教他做八股文，他也能成篇做出了。我的父亲的朋友有时也谈论八股文，说得非常深奥。我长大了，为了猎奇，也曾在名人文集中读过几篇八股文。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一辈的秀才居然会做出这样困难的文章，运用这样复杂的四书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贯的。这该耗费多少精神劳动！因此，我能够原谅他们的无知，原谅他们除了四书五经，朱注，几部《学案》等等，总之与做八股文有关的学问以外，缺乏其他常识，连古学的常识也缺乏。我离家后才读《儒林外史》，其中写八股先生范进，做了乡试主考，还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朝代的人！我觉得吴敬梓写的简直就是我少时所见的秀才。
　　但我这话不能理解得太绝对了。我说的是一般的秀才，并非所有的秀才。漳平县的秀才中还有少数人以学问渊博著称的。在我少时，漳平全县只有一个举人，即刘万里，但全县最有学问的并不是刘万里，即使以做八股文，以熟读经书而论，也不能推刘万里；以新学而论，更不能推他。己酉科两个贡生，温赞尧和刘子瞻，都比刘万里强，即以老一辈而论，刘云纪、陈华、谢步瀛，都比刘万里更受人尊敬。这些人，除经书和《学案》之外，也精通古文辞，熟悉历代史事。
　　读书人家里，除了经书和八股文书以外，一般都有《纲鉴易知录》或袁王合注《纲鉴》，也都有一部古文。最常见的是林云铭评选的《古文析义》。我学古文时，塾师就是从《古文析义》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但并非家藏《古文析义》的人都读过《古文析义》。我遇着一个老童生，他告诉我，他有一部《古文析义》，读得很熟。
　　论文化，漳平远远不如龙岩。这是客观造成的，也是历史造成的。龙岩是直隶州，耕地比漳平多，人口比漳平多，历史比漳平长久，秀才定额也高于漳平好多。即以古文而论，我去龙岩上中学时，教师是从《古文辞类纂》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龙岩同学好多人都有《古文辞类纂》，漳平同学不仅没有此书，而且没有听说过此书。漳平那些老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书。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桐城振古文”，他们学的是唐宋八大家。我记得，我们一批漳平同学初至龙岩中学时，不知“古文辞类纂”五个字怎么读，有一个同学读成了“古文，辞类纂”。
　　住在县城内外的秀才还有一个光荣的任务，即祭孔。春秋两次祭孔之日，天未亮，所有的秀才都来到孔庙了。大多数是彻夜不眠的。五更开始仪式。主祭是知县，陪祭是学官、典史及其他官员。他们有人引导，先到大成殿祭孔子、四配、十哲，再去两庑祭七十二贤人以及历代名儒。古代学者得人文庙受祭是不容易的，须经朝臣评议，再由皇帝宣布，各地孔庙才能在两庑设立木主。每一个祭坛前面都站立两个秀才接送祭物，赞礼。在大成殿内侍候的则是资格较老的秀才或廪生。祭毕，分胙肉。每个秀才分得一张纸条，凭条次日可以到孔庙前面“大路街”旁的肉摊上领到一定分量的肉。祭孔之次日，不限于秀才，任何人都可以到孔庙门口买到牛肉。杀牛是犯罪的，漳平城里人要吃牛肉只能在冬天托人去乡下偷买。漳平惟有每年两次祭孔之日可以公开买到牛肉。先一日，孔庙杀牛，我们小孩子每次都去看热闹。杀牛和杀猪不同。孔庙泮池边，空地上一群杀牛的人都准备好了，然后有人牵来了一只牛（都是水牛，我在家未见过黄牛）。牛站定后，一个人拿着大锤对着牛头打下去，牛立刻倒地，一群人立刻涌上来，用尖刀剖开牛的胸膛。有时牛挣扎起来，近旁的人吓得奔逃，站在外围的小孩子往往被人挤倒。牛只杀一只，但次日在门口卖出的牛肉决不止一只。那是暗中有人杀别的牛，混在这里出卖的，即使被人告发，此时也不会办罪。老太婆知道杀牛，就要念一声“阿弥陀佛”，连称“罪过”；但祭孔杀牛，老太婆就不敢反对了。
　　秀才进入孔庙赞礼，一般市民视为荣耀。辛亥革命以前，没有人敢作非分之想。辛亥革命之后有几年停止祭孔。邓炳来作知事，才恢复祭孔。那时学官没有了，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主持其事。秀才人数虽然减少，小学毕业生可以填补上去。一九一五年春季祭孔，我也列了名，但睡过了头，没有去参加。次日，我的弟弟去县立小学领胙肉，刘校长还是给了我纸条，但对我的弟弟教训了几句。有些老秀才也不去参加，我的父亲就没有去。
　　那时，一般市民还是把祭孔看作荣耀的。有一个人姓陈，太常陈，住在堀儿尾附近，平时常在街上东串西聊，爱发议论。不知道为了什么，他那几年特别卖力鼓吹祭孔荣耀论，好像一个人能入庙祭孔，家中鸡犬也得升天。这话传遍了全城。人家怂恿他：“不久之后又要祭孔了，你何不活动一下？现在没有‘老师’，谁能去祭，谁不能去祭，只凭‘扬官’一句话，你备一份厚礼去求‘扬官’罢。”刘志和校长，人称殿膺先生，但一般的市民称其小名为“刘扬”。我那时尚未毕业，亲见这个人手里捧着一只大月饼及其他节礼，穿过我们的课堂进入校长室去，过了一段时间校长送他出来，自然不会派他去祭孔的。
　　但那时，漳平确实有人沾着这个荣耀。我的同班同学刘奎光的父亲刘捷登是个读书人，但未考得秀才。他在本县衙门做“传供”，即口头翻译，——县官审案时，他站在公案旁边，戴着没有顶的红缨帽，把县官的话翻译给跪在地下的诉讼当事人听，又把当事人的漳平话翻译给县官听。这是一个肥缺，诉讼双方都要塞钱给他，但上层社会的人是看他不起的。他没有资格进入孔庙赞礼。可是，在邓炳任上，他被委任为本县典狱官，管监狱和看守所，一年祭孔时候，邓炳做主祭，他做了陪祭，比赞礼的秀才更加荣耀了。
　　秀才高人一等。但富家子弟考不到秀才，仍有补救办法，即出钱捐一个“监生”，所谓“纳粟人监”是也。监生，本是在京师国子监毕业的学生，又称“太学生”，但后来名不副实了。朝廷要钱，只要交上钱去（美其名曰“纳粟”），便可以给你执照，承认你为“监生”，哪怕你从未去国子监读一日书，哪怕你目不识丁，哪怕你只是五六岁的小男孩。起初只有巨富之家才能捐纳监生，据说每人要交上一百零八两纹银；以后价格渐渐降低下来了，小康之家也能捐监生了：到辛亥革命前几年，捐一个监生只须出十几个大洋。监生照样可以戴红缨帽，照样不会给县官打屁股，但不能参加祭孔，似乎只是因为他不是本县生员，而是国子监生员。
　　秀才可以去省城乡试，即考举人（似乎监生也可以乡试）。考得举人，就不参加祭孔了。“出贡”之后也不参加祭孔。所谓“出贡”，就是学政从各县秀才中挑选几个较有学问的，推荐给国子监，犹如地方官把本地良产向朝廷进贡一样，故称“贡生”。一般有“五贡”，据我少时所知，就是：优贡、拔贡、恩贡、岁贡、附贡。前四贡都须经过考试，附贡，则是富家秀才援例纳粟取得贡生资格的。乡试时，有些人成绩够不上列入正榜做举人，但可列入“副榜”称“副举人”，待遇同贡生一样，亦可称为“副贡”。漳平，凡贡生（附贡除外）都可以在祠堂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优贡温赞尧就曾在他住家的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竖立那天，他夫妇还设香案跪拜天地祖宗。刘子瞻没有竖立旗杆。
　　我以上所记就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由此制度产生的知识分子，以及这些知识分子达到的文化高度。
　　但我所记的时代，帝国主义已经侵入中国，改变了沿海城市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就动摇了上层建筑。新的思想向经书八股文所载的孔孟之道进行挑战。旧时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已经面临非改革不可的局势了。百日维新废除了科举；至于八股文，则科举废除以前就已废除而改为策论了。最后一科乡试，主要试题是《汉唐宋开国用人论》。
　　在漳平，绝大多数的人是抵制这种改革的。但因为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是朝廷要的，不能不一面照办，一面不以为然。
　　就在我进入私塾读四书五经那几年，漳平县开办了第一个“官立小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