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平县的商业资本

　　我说，我少时所见的本县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宗族”的封建制度。但这是就上层建筑说的。就经济基础说，我们这里早已越过宗族的封建制度阶段了。重要的乡村仍是聚族而居，一个大乡村仍只有一个大姓，但本村大地主已不限于剥削本族农民，本族农民也不限于受本族地主剥削。最大的地主亦非都是本族族长。几个乡村，土地产权交互错杂，基础已经改变了，但由于历史惰性，上层还保持着宗族的性质。全族还以祠堂为中心团结起来，解决族内纠纷和处理族外斗争。这种失去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支持长久的。一般说来，一九一三年选举表现太常陈和丁坂刘的宗族斗争以后，就没有什么严重的表现了。以后的政治斗争就不带着宗族的性质，族内的团结也松弛了。
　　漳平县剩下来的，还是简单的封建制度。我的意思是说：“社会的阶级划分还是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为主，财富还是以田地计算的，农民交纳的还是实物地租。”宗族团结多少起了缓和阶级矛盾和遮掩阶级剥削的作用，如今连这个作用也没有了。
　　我少时常常听到上辈感叹今不如昔，特别是怀念太平天国以前的社会，那时有多少大地主，地主家里如何富庶，如何有家教，他们的子弟又如何知书识礼等等。从各方面看起来，漳平县社会确实是衰败了的。一般人只知道以太平天国来划线，好像一切都是“长毛贼”的罪过。他们不知道应当以鸦片战争来划线，太平天国本身也是鸦片战争的后果。鸦片战争以前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开始逐步破坏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经济基础了；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起了加速破坏这一基础的作用。鸦片烟及其他洋货一船一船的运进来，白银及其他财物一船一船运出去。封建制度的基础因之加速瓦解。不仅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陷于贫困，连地主阶级也日益衰落。不过，小地方人只联想到太平天国而已。
　　听说，在太平天国以前，漳平县城和四乡之间的差异没有后来那么大。小菁社作了县城，有皇帝派来的父母官驻扎，有城墙包围，有大小店铺，比起四乡自然热闹得多，但那些大乡村从前也是热闹的。并非所有大地主都往城里搬。例如，丁坂黄家，壬寅年（一八四二年）大水以前，就是全县最富庶的乡村。那里的大地主，连龙岩州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地产，他们在丁坂建了多座土楼，他们在物质享受之外还发展精神文明，即聘请名师教育他们的子弟。有个名黄起凤的青年以其聪明和学识震动了全县。那时知县反而常去丁坂拜访他们。丁坂黄家不需要在县城里设立根据地，我们和春郑家，虽然在县城里有了根据地，但仍把和春看作自己的家。有个同族的伯父，比我父亲大好几岁，但也不是太平天国以前的人。他几次告诉我们小孩子说：“你们为什么把和春看作乡下，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呢？”他少时并不把和春看作乡下。那时，他说，我的祖父一辈人三日两头骑马往和春跑。可见，太平天国之后不久，城乡差别还是不大的。在我少时，无疑，我们都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这个变化，无疑同太平天国有关。一八六四年，南京陷落后，太平天国残余力量一部分进入福建省。某日，从永福里来到县城对岸，准备攻城。一个军官从上三公庙旁的小巷骑马冲出来，恰好被守城清军火枪击中，落马而死。听说这人是“二显”，即第二个指挥官，他一死，太平军就撤退了。于是，四乡富人纷纷移居城内，城乡地位差异顿然悬殊。
　　高高的砖墙，厚厚的城门，就近代的战争来看，它的防御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还能顶事，尤其足以防御“土寇”（即反抗的农民）的攻击。城门每天二更关闭，五更开放，城外的人探亲访友，很不方便。有几处，砖有缺损，可以爬上爬下，但颇危险。城内外演夜戏时，也有人设下长梯以便进出，但须付费。城里的人往往傲视城外的人。近郊的人白天进出城门，同城里人没有区别，他们也傲视“乡下人”，即远乡的人。城里人问近郊人：“你们听得到更鼓么？”县衙门每夜在门楼上打更鼓，城里的人听得到，城外靠近城墙的人也听得到，但稍远就听不到了。漳平县衙门门楼特别高，更鼓特别响，相传是后坂洋一个大地主出钱添置的，以免被人讥诮为听不到更鼓。但城墙和城门的作用主要还在于防御。这类小县城本来不是为了抵制外族侵略而设置的。漳平县的建制和筑城，志书明言，正是为了抵御“土寇”的。
　　县城除了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外，还是商业中心。我们有一条“大路街”，从县衙门起朝西直到三角坪，都是店铺；两条支街（“南门街”和“中水门街”）也都是店铺。到三角坪后，大街分成两支：朝西北的叫做“江西街”，也都是店铺，朝东北的叫做“下巷”，也有店铺，但不如江西街热闹。江西街尽处是“三公前街”，也有店铺，不热闹。此外，出西门又有一条“打铁街”，除几家铁匠铺外也有商店，尽头处向左转弯到江边就是松明岭，那里沿街也有店铺，直至盐馆为止。不过西门外的街道，“朝圩日”才热闹，“圩后日”很少生意可做。
　　全县，除县城外，永福、新桥、溪南三处也有商业（“溪仔内”也有商业），但都不及县城。县城里，有几家布店，有几家南货店，生意比较大；此外，有药店、米店、杂货店、水烟店、豆腐店、纸烛店、裁缝店、棺材店、肉摊、菜摊、剃头店等等。但没有当店，也没有浴室。除一家面店之外没有菜馆、茶楼及一般饮食店。我少时还看到一家鸦片烟店。
　　这还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商业资本，是封建经济的补充物。中国很早就有了商业资本，我们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期，商人为“四民”之末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一般是受轻视的。在我少时，地主阶级，尤其其中的士大夫，仍旧轻视商人。土大夫可以放高利贷，即使人家知道了也无所谓，但不可以经商，至多可以拿钱出来给别人去经商，自己是绝不动手的。
　　县城的商业，每年营业额有多少，我算不出来，大概不会很少。总之，当时除了土地的剥削之外也有资本的剥削。不过财产还是以土地计算的。漳平本地的商人，赚了钱，往往拿去买田，以为田可靠，银子不可靠。商人赚了钱，还是培养子弟去读书，考秀才，做官，至多叫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去接替自己做生意。我不记得漳平县有什么以商业起家的富翁，有什么商业世家。
　　这里有个特点必须指出来，即漳平县城的商业一向不是操纵在漳平本地人手里，而是操纵在“外面人”手里。恐怕县城从开始出现商业以来就是外面人操纵商业的。最早的是江西人。我们城里有一条热闹的街道叫做“江西街”可以为证。民间还流传了一些有关江西商人和漳平本地人互相斗争的故事。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少时，全城里没有一家店是江西人开的。江西人走后，县城的商业也不是漳平本地人操纵的。在我出生以前一段长时期，操纵县城商业的是“下面人”，即九龙江下游的人。我少时还看到街上有几家下面人开的店。比较大的有一家南货店开在中水门街，店主据说是石井人（今属华安县），那时已经亏损濒临倒闭了，不得已向本县北门外一个土名叫“杜鸪捷”的高利贷财主借债维持。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才倒闭。另有一家卖洋货的，开在明伦堂对面，店主姓张，长泰人，家住洪厝坪。他的大儿子张澄清，小学与我同一班毕业，考第一名，不久病死。二儿子在江中游泳溺死，店终于倒闭了。我少时常常听说：“陈太和”，有名的大店，开在江西街来安堂附近，可能就是来安堂旧址。主人是下面人，但已几代在漳平开店，子弟都在漳平读书，而且应考。可是，本地童生群起反对陈太和子弟考秀才，认为“冒籍”。秀才名额是有限定的，漳平县每科十九人。外籍人考得一名秀才，本地人就要失去一个秀才名额。这家人住在江对岸，每日摆渡。我少时，陈太和店早已倒闭了，也没有子弟遗留下来，但关于这个店铺和这一家人，我还是常常听到议论的。
　　奇怪的是《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有一篇文章也提到“陈太和”，说“陈太和”是本县太常陈家的一个支派，就与我所知道的相反。究竟如何，需要查考。
　　我少时，直到我离开家乡为止，操纵县城商业的已经不是下面人，而是龙岩州人了。据说，龙岩帮代替下面帮操纵县城商业的，其转折点是一九○0年庚子近年终时发生的一场大火灾。“大路街”几乎完全烧毁。大概下面帮由此丧失元气而让位于龙岩帮了。
　　我少时所见，县城所有大店，即本钱较多的店，都是龙岩人开的，其中包含所有的布店和南货店。我想不起有漳平本地人开的布店。大约在我进中学时候，即大约一九一五年以后，坂头顶人李见龙才开了“同春”南货店，其他所有南货店都是龙岩人开的。一切纸烛店都是龙岩人开的。这类店铺，本钱不大，但漳平人没有货源，香、烛、纸、鞭炮是龙岩人的手工业产品。条丝烟也是龙岩人经营的。尚有其他几类店铺也属于龙岩人所有。反之，一切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等等，则是漳平人开的。街上大概有二三家是客家人开的店，我不记得他们卖什么货，店不大。
　　县城的商业为什么操纵在外地人手里，本地人为什么不能赚本地商业的利润呢？这不是偶然的，这也是漳平社会落后的表现。潭平本地商人一般是兼职的，某些地主拿出一部分地租交给别人去经商或自己经商，由此赚来的钱仍旧拿去买田；小本经商的人赚钱不多，如果某年赚了更多的钱，也是用来买田。大家只认为土地才是财富，天火烧不掉，强盗劫不走。大小商人没有一个全心扑在商业上。龙岩人则不然。龙岩有专职的商人。龙岩人是微型的“徽州人”。在明清两代，徽州府属各县的人是以出产专职商人著名的。所谓“无徽不成镇”，就是说：全中国，凡是城镇即有商业的地方，都有徽州人。这话自然有点夸大。漳平县城从明代起就有商业了，但我未听说有徽州人开的店。但这话一般说，还是符合事实的：全国大的和中等的城市确实都有徽州人立足。明清小说中常常写到徽州商人。已经有人说出了物质的原因，即是徽州府各县山多田少，人口增加了无法存活，非出外谋生不可。由此产生了专职的商人，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建立了全国的关系网等等。这个特质的原因也可以借用来说明龙岩的商人。龙岩也是山区，虽不能说龙岩的田比漳平少，但龙岩的人确实比漳平多，所受的人口压力比漳平大，多余的人口也不得不出外谋生。所以福建省内许多城镇都有龙岩人经商，他们的足迹甚至越出省外很远的地方去。我认识一个龙岩人，他的家在湖北云梦县开店卖水烟丝。大革命时代，我在汉口遇着省立九中一个老同学，他请我去一个店里吃饭，这个店相当大，是龙岩人开的，但那时的店主人已经不能说龙岩话，只说一口汉口话了。
　　山多田少，自然只是产生专职商人的一个原因，并非凡山多田少，人口压力大的地区，都会产生像徽州人、龙岩人等专职商人。我们漳平县便是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漳平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足以同地主经济相抗衡的，更谈不上由商业资本发展为工业资本了。那些龙岩人、“下面人”以及好久以前的江西人，他们在漳平经商赚了钱，就把钱送回自己的家乡去，不拿或只拿一小部分钱在漳平扩大营业。
　　漳平本地商人只开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以及小手工业。县城没有一家书店。私塾学生用的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昔时贤文等书，都是向纸烛店买来的，那里也卖笔墨纸砚，而纸烛店是龙岩人开的。城里直至五四运动那年都买不到一本新书。四书五经以外的古书以及木刻的或石印的旧小说，则有行商，定期地挑着担子，到街上卖。有时也挑到几家私塾里面去卖，或借用某家铺面摆出来卖。我总是围着这些书担团团转，把那些小字石印的旧小说当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祖父和父亲舍不得出钱给我买“闲书”看。县里的新书则是几个在福州读书的学生带回来的。没有《新民丛报》《民报》《甲寅》《新青年》一类的东西，但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我看了一本梁启超的书。那是袁世凯死后出版的几篇他潜赴西南进行反袁活动的日记和文章。
　　民国初年，县城也成立“商会”。这是漳平县第一个“群众团体”，由官厅示意组织，经过官厅批准的。没有“工会”，没有“农会”，也没有“士会”，即使地主阶级也没有合法的组织。手工业工人有“行会”，木匠、泥匠、船夫等等，都有组织，供奉各行的祖师，快过旧历年的时候要“做牙”，即各自烧香，拜祖师，聚餐，放鞭炮。但这是民间工匠自己的组织，未经官厅承认的。商人组织商会是一种权利，就全国来说，是当时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向封建政府争取来的。但就漳平县来说，则不用争取，而由官厅示意去组织的。凡是商人，无论大的小的，无论本地的外地的，都可以参加商会。商会设在考棚前面西边一所两进的屋子。那是旧时学官的衙门，官厅拨给商会使用的。商会的秘书是县立小学教员林有声，他是本地人，一切事务性的工作都归他主持。当时的同春店主李见龙是商会会长，也是本地人。他当会长颇奇怪，论资本，同春没有龙岩人开的几个南货店那样大，更没有全属龙岩资本的几个布店那样大，可是商会会长不是龙岩人。据说这是龙岩商人有意让给本地人的。但商会议事，龙岩商人的意见还是占上风的。
　　商会会长地位很高。一九一九年夏初，陈炯明带领粤军攻入闽南快到漳平县时，北洋军阀放的知事邓炳逃走了，县政权便由商会会长李见龙执掌，粤军当夜进城后才交给陈炯明放的姓熊的知事。
　　应该承认，漳平并非没有专职商人，也不是没有商业资本，不过其中比较有能力的，资本比较多的，并不在县城活动，而在外地，即漳州附近的浦南活动。浦南有几家漳平人开的店——不是零售的店，而是一种栈房，接待本县山乡运到九龙江下游来的土产，而代替那些乡民备办海货和洋货的。总之，漳平商人在浦南经营的就是这一类业务。我是外行，说不清楚。他们都赚了钱。我只记得三家：陈献丹、李熙顺、陈麻标，钱赚得最多的是陈献丹。他是陈桂芳的堂弟。县城内外头面人物路过浦南多数住在他的栈房。这些“浦南客”也积累了商业资本。
　　我离家前，县城已经有人议论办工厂了，即要由商业资本过渡到工业资本。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的，据考证，是上海一家米店装备了来自外国的碾米机器。漳平县第一家机器工厂也是碾米厂，设立在下水门内一幢房子，发动机燃烧火油，皮带传动，响声很大，我去看过。厂长或经理就是陈玉鸣的儿子陈子丹。资本显然不是陈子丹的，那时他的家私已经败光了，不过别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声名而已。开业不久就维持不下去，盘给了李见龙。李见龙就是李熙顺的父亲，结果这个工厂还是浦南客开的。另一个浦南客陈献丹，一九一九年也在筹备开一个制笋的罐头厂，利用山乡多竹的资源。这个工厂是否建成，我不知道。
　　县城，除了龙岩人、客家人、“下面人”活动之外，还有一类外县人活动，这就是永春人。人数可不少，但他们不是靠经商，而是靠做工谋生的。县城所有的剃头店都是永春人开的，所有棺材店也都是永春人开的。剃头店分散于城内各地，租赁偏僻的店面营业；棺材店则集中在江边，城墙下。从上水门外稍西直至天主堂，越过天主堂，在礼拜堂前面，还有一二家。本地人称为“永春店”。剃头店和棺材店，从店主直至学徒，都是永春人。所谓“永春人”大概不是指永春一县的人，而是指永春直隶州所属永春、德化、大田三县的人。他们不包含在“下面人”之内，因为他们不是从九龙江下游上来的，而是从漳平县背后走路来的。当时，剃头被视为贱役，而做棺材也是不祥的事情，所以本地人看永春人有几分像上海人看“江北人”一样。其实那几家棺材店也兼做其他的木工，如桌、椅、柜、床之类，后来还为新学堂制造黑板、课桌、讲台；我还见过他们替乡村农民雕刻佛像，制造佛亭，油漆得很好看。
　　有特别的一家永春人，则简直是艺术家。他们不住在“永春店”，而单独租赁中水门街一座小祠堂。他们是多才多艺的。他们能雕木版、印木版，大地主家里死了人，要发讣告，就找他们雕印。他们能在红罗缎上贴金字，有个知县任满去职，地方父老送“万民伞”，就找他们贴金字。他们正月间“迎佛”时拿出戏衣把一些穷孩子扮成戏文里的角色，坐在木板上，几个壮汉抬着走在队伍中间，——漳平人叫做“戏坪儿”。他们秋天做“祈禳”时布置道场，用五颜六色的纸把古老祠堂的破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等等。我在少时，他们之中老一辈已经死了，只有一个中年人当家。有如许本事，却未发财，亦未受到本地人的特别尊敬，人家还是把他们看作“永春人”。
　　其实，永春人同其他的外面人不一样。同样是开店的，其他的外面人是来赚钱，赚了钱送回老家去，永春人则是为了糊口，以手艺替漳平人服务，他们的贡献超过于他们的微薄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商人，宁可说他们是手工业者，是工人。在他们当中是积累不出商业资本的。
　　旧时城镇还有几种行业，漳平县城都没有，或早已衰落了。没有当店。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当店，开在北门外，新天主堂附近，是一个大地主开的，被天火烧毁了。没有酒菜馆，只有一家面店，开在孔子庙边门对面。有人在另一地方再开一个面店，但不久就关门了。有几家居民承办酒席，但须预先约好，届时到你家或你指定的地方现炒。其中有一家人一九一八年在下巷开了一个菜馆，但没有生意，不久就关门了。有一家打制金银首饰的，开在江西街上，但后来倒闭了。有一家裱书的和一家刻图章的，开在“下巷儿”，没有生意，终于倒闭。
　　县城商业最大的主顾，还是四乡的农民。这里顺便谈谈县城的集市。
　　集市，漳平话叫做“圩场”，赶集叫“朝圩”。这是最古老的商品交换方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不通过中间商人。漳平建县以前，大概小菁社就有了圩场，附近各乡都来此朝圩，以致居民点更加扩大，才会被选为县城。最早的圩场不知设在哪里，但建城之后显然就设在西门外一片高地上了。漳平人叫做“校场圩”。这片高地相当大，本是官地，没有私人房屋，供给官兵操练之用的。旧时，每个县城，城外都有一大片空地，以为练兵、阅兵、集会之用，一般称为“校场”。考试武秀才，也在这个地方。漳平的校场那片土地比周围高出二三尺，大概是人工填高的。校场西部，我少时还看见一个圆形的壕沟，相当深，人家说是以前的兵骑马持弓箭在沟内奔驰，向靶子射箭的。民国初年办团练，也曾在这里操练和实弹射击。校场东边，盐馆背后的空地上，则是圩场，所以叫做“较场圩”。
　　县城的圩场是每五日举行一次。旧历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为“朝圩日”，其余称“圩后日”。旧历逢小月，则由二十七至初二只有四日。这个时间，不知何人所定，何时所定，但得到人人遵守。本县，除县城外，尚有四个圩场，即蓝田圩、新桥圩、溪南圩、拱桥圩。各场圩日不相重复，却都是五日一次。来县城朝圩的并不限于附近的乡村，也不限于本县的人，有从安溪县远来朝圩的；反之，县城的人也常去别地朝圩，特别是去蓝田圩和拱桥圩。
　　圩场内一片嘈杂，声闻数里。场上卖的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禽蛋，有蔬菜，有笋，有柴，有炭，有田螺和石螺，有竹竿和竹编，有木桶和各种木制品，有杂粮和茶叶，有鱼和其他水产品，有各种小动物，等等。一般说来，是乡下人送物资到圩场来卖给城里人，但在圩场上乡下人也是互相买卖的。例如，一个人烧了一担木炭，挑到圩场卖，得了钱买二顶箬笠带回家去。城里人也有拿自己生产的物品去圩场卖的。但乡下人卖去自己带的产品之后，并不能完全在圩场上买到自己需要的物品。他们在圩场上买不到布匹、海货、铁制农具，以及其他来自外地的物品。这与上海的龙华寺庙会和静安寺庙会不同。在上海庙会上，许多店铺设了摊，把农民需要的工业品摆在那里叫卖。我不记得漳平商店曾在圩场设摊卖货。即使有，也是例外的。乡下人朝圩日照例是要进城买外来商品的，除非松明岭一带的店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要买铁制农具，也需到西门外打铁街上来。
　　县城那些店铺，朝圩日的生意比平时好得多了。可以说，商店的最大主顾就是这些五日一次来朝圩的乡下人。城里人的购买力还是有限的。
　　叫做“校场”的那一大片高地，本来是完全空的，官有的，私人不能在上面建筑房屋。操练兵卒，考校武生，机会本来不多，东部一部分作为圩场也不过每隔五日热闹一次。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建筑物。不知何时，西部靠北造了一个关帝庙，靠南造了一个郭圣王庙。寺庙占用官地，不发生主权问题。造庙之后，西部还是空阔的，不妨碍操练、检校之用。东部，圩场南边，后来也造了一个盐馆，占地相当多，“平宁帮”盐商是私人资本，但得到官厅特许，具有半官方性质，占用官地建筑房屋，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盐馆背后，这块官地的东缘，竟有几家私人住宅，不知怎样会得到许可的。
　　圩场上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自产自销的，这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小生产是不会直接产生资本主义的，它可以产生专业的商人，再由商人产生资本家。圩场上的商品是自产自销的，但不能排除其中有少数人，向小生产者买来产品，然后拿到圩场去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