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城，玉鸣兄!”

“拆城，玉鸣兄！”

　　这里，不仅是八十老人回忆他的童年，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人回忆另一个社会结构，旧的，过去了的，不会再来的一种社会结构。上面写的“民变”和“匪乱”二事，深深带着旧结构的烙印，在新结构中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也不会表现为那种方式。
　　我长大了，读历史，读笔记，读戏曲和小说，觉得宋元及以前的社会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则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缘传》，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写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关系，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就在我的眼皮下渐渐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可能在国内落后而偏僻的地方今天还能发现它的遗迹；在漳平县内今天也可能找到若干残存物，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事物残存于老年人的头脑中，但像我离乡时那样年纪的青年人今天是不会理解那样的社会生活的。他们会觉得我写的回忆发生于遥远的古代，好像我少时读汉魏六朝的历史一样，但是今天的新社会结构毕竟是从那个旧社会结构演变出来的。今天的人应当认识那个旧社会结构。
　　那时，至少与我所接触的漳平县而论，社会基本上分成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财富基本上以土地计算。评价某人的财产，总是说他有多少土地，——漳平人习惯不是说他有多少亩的田地，而是说他每年收多少斗的稻谷。漳平的斗，大小与江浙一带的斗不同。例如，上海一斗大米旧制十六斤六两，比漳平的斗小得多。漳平的斗有两种：一种是量米的斗，一斗米三十市斤；一种是量稻谷的斗，一斗稻谷旧制二十二斤，折合市秤是二十五点八七五斤。不仅私人财产以土地计算，而且所有社会基金，如祠堂、庙宇、团体、事业、学产等等，也都以土地计算。收租谷的和交租谷的，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客观上这是互相对立的阶级，但主观上有种种现象掩盖着这种对立的形势。
　　首先是宗族制度。从社会意义上说，地主剥削农民的社会结构，属于封建社会，但保存在漳平县内的那种社会结构应当称为宗族制度下的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其实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的残存。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会经过几个阶段发展之后，氏族制度便消灭了，惟有我们中国保存其残余直到现代。氏族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形式，使之同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而继续保持其特性。我们在中国古代和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宗族制度的材料。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下去，宗族制度渐渐不能适应了，以致鸦片战争以后惟有像漳平县那样的内地偏僻地方还能保持相当的活力。
　　即以本县最大的宗族“太常陈”为例。据《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一篇文章所说，他们的先人是从吴兴迁来本省永安县，然后由永安县迁来居仁里和平乡（本地人叫做“罗坪”）。他们在和平乡繁衍生息，并以此为基地发展至东坑乡、小菁乡，以及其他的乡村。他们是聚族而居的，似乎和平乡没有或很少杂姓。他们聚居的乡村，地主姓陈，农民也姓陈，他们同登一个祠堂，他们之间是兄弟叔侄的关系，是一家人，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同外族人斗争。如此一来，对抗的关系便淡化了。宗族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间的矛盾。
　　最大的宗族“太常陈”如此，其他的宗族亦然。居仁里，以县城为中心，以二十华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大的宗族有四个：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丁坂刘以丁坂头为基地；坂尾刘以坂尾为基地；蓝田陈则是后起的，陆续从永福里搬来县城居住的，没有集中的居住区，如果有基地，那是在永福里。太常陈的祠堂在他们聚居的城东区，即有名的“大夫家庙”，不仅是各姓祠堂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好的祠堂，而且是全县最好的房屋。我这话也许夸大了。总之，应当除去公共建筑物如县衙门、孔子庙等等以外，也许还要除去永福里陈家祠堂以外。大夫家庙又是最新的祠堂，陈玉鸣时代建筑的。我不知道，以前太常陈祠堂在什么地方。可能，新祠堂是在旧祠堂地基上新建的。丁坂刘的祠堂和坂尾刘的祠堂都在城南区，在上水门和中水门之间；前者叫做“上刘”，后者叫做“下刘”，相距不远，中间只有一些矮小民房分隔着。蓝田陈在城里没有祠堂，他们去永福里祭祖。陈桂芳中了进士荣归后计划在“上刘”的西边建筑一个蓝田陈的祠堂，没有成功。祠堂之于宗族，类似于西方教堂之于教徒。每年祭祖，聚众议事，自然是本族几个头面人物说了算。以前大概也有临时开祠堂，商议大事，如处理子孙中违反族规的事件。小说中还写了族长惩治不肖子孙的故事，我未听说漳平县祠堂发生了这种故事的。
　　正式的大祠堂有一定的格式：一个大厅，两帝有正房，降阶而下是一个长方形的中庭，中庭两旁有走廊，中庭尽处是大门，有很大的门厅，门厅两旁可设房间，大门外是一个很大的空场，也是长方形，空场尽处是一个大照壁，照壁背后则是大路，那就不属于祠堂范围了。城南区两个刘家祠堂的建筑格式完全相同。空场常用来搭戏台演戏，看戏的人几乎站满了空场。那是居民集资借空场来演戏的，不是刘家祭祖时演戏。大夫家庙系新建筑，中庭小些，大门外的空场也小得多，不作长方形，没有大照壁，而是一个围墙，隔开大路。
　　城内还有几个破破烂烂的旧祠堂，格式差不多，规模也很大。一个在城北区，堀儿尾，名太史第，姓朱；一个在城西区，大坪头，姓陈，但非太常陈，亦非蓝田陈，据说是感化里陈姓的；一个在城南区，洪厝坪，也姓陈，蓝田陈，有时永福里来人祭祖，但县城内外的蓝田陈并不以为是他们的祠堂；一个在城西区，名三牧第，姓刘，既非丁坂刘，亦非坂尾刘，从未见祭祖的。这个祠堂规模较小，多年作私塾，也曾办过初等小学（求是小学）。关于这个祠堂，流行一种传说，说它本来是我们郑家的祠堂，明清之交混乱中不知怎样变成刘家的了。因为明朝，我们和春郑家同时出了三个知县，他们来城里合建一个祠堂，叫做“三牧第”，当时刘家没有同时出三个知县的。我这里不过写出“传说”，并非替郑家争这个“产权”。
　　正式的祠堂是不用来住家的，故正屋之外没有辅屋。以上所说的祠堂都是如此。
　　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四大宗族之外，还有三个小宗族：丁坂黄、和春郑、北郊李。他们也参加了宗族间的斗争。黄家居住在丁坂尾，出了几个大地主，勾结官府，生活阔绰，连龙岩县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土地。关于黄家的传说很多。据说，他们盖了好几幢“土楼”（什么叫做“土楼”，我想今天还有人知道）用“赤米春墙，白米抹壁”，“在室女”两臂戴满了金镯子，等等。黄家在城里虽无祠堂，但有一个时期垄断了全县的权力。不幸，一八四二年壬寅的特大洪水把黄家几幢土楼冲毁了，人和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从此衰落下来。
　　郑家以和春乡为基地，十七世祖才迁入县城，在城西南和西北先后建筑了三座大宅，全族人基本上居住在这三座大宅之中，很少几家住于若干小屋。三座大宅的构造界于祠堂和住宅之间：正屋构造如祠堂，但有辅屋，有的还有外辅屋，正屋也是住家的。郑家在城里没有正式的不住人的祠堂，远逊于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这是表明力量不及这三家雄厚，——也不及蓝田陈家雄厚，蓝田陈家虽然城里没有专用祠堂，而且居住分散，但有永福里大族支持。郑家十八世祖也曾计划在城里建立一个正式祠堂，结果没有实现。
　　李家聚居于西北郊，我不知道以哪个乡村为基地，城里也没有祠堂，但占有一定的势力。
　　以上所举四大姓和三小姓以外，并非没有其他的姓，亦非说其他的姓在县内政治斗争中不起作用。我不过说，就我小时所闻的县内政治斗争一般进行于四大姓和三小姓之间而已。
　　旧中国，至少明清时期的中国，县一级不是官的统治，而是官绅的共同统治。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官的方面。官是皇帝派来的，是代表皇帝的，掌握着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但没有地方绅士合作，官不能顺利统治。官要回避省籍，不仅本县人不能做本县的官，本省人也不能在省内他县做官。教官不回避省籍，但要回避县籍，即本县人不能在本县做教官。因此，外省的人来做官，即使带幕宾来，也是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本地的头面绅士合作，就做不下去。官绅交恶，往往是官的方面失败。至于官权和绅权所占比分，则随具体情况而变异。
　　一县之内，够得上做绅士的人并不多，但头面绅士、大绅士，可以进出衙门同县官来往密切的，则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需要经过斗争。一般是在他处做了官（京官或地方官）退归林下的人，最适宜做大绅士；其次是有功名的人，举人或贡生，一般秀才还不够格，秀才有条件做大绅士的，可以用钱捐一个贡生头衔，叫做“附贡”。①大绅士，出入衙门，包揽词讼，管理公产，鱼肉乡里，由此发财，所以竞争很激烈。这种政治斗争宛如唐宋的宰相大臣之间的斗争。但小县的政治斗争，就我所闻来说，则往往归结为宗族之间的斗争。大绅士背后总有宗族支持。几个大宗族相持不下的时候，则小宗族乘虚而入，作为缓冲。

　　① 附贡即例贡，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因为不由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故称例贡，不算正途。

　　太平天国失败后，漳平县有名的大绅士是李学惠、刘攀龙等人，他们都因办团练防“贼”有功，出去做了县官的。以后，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太常陈崛起垄断了绅权。陈舜明、陈玉鸣兄弟同时中了举人，前者是文举人，后者是武举人，他们做了太常陈的族长，很快积累了财产，成为本县的巨富。历任知县都要巴结他们。特别是陈玉鸣，成了本县的霸王，饮食起居都是官派。他没有亲生儿子，六个儿子都是买来的，过的都是官少爷的生活。大夫家庙，本县最好的建筑物，就是陈玉鸣建成的。我不知道，这是新地建成的，还是在旧祠堂的基础上重建的。环绕着大夫家庙，民间有许多传说。原来，进东门，沿城墙向北走，可以看到一长排的旧屋子，从屋内铺地的长石条石板看来，这是很讲究的建筑物，据说是好久以前一个武官的宅第，主人衰败了，住户都是穷人，外姓人或主人的后裔。门前是池塘，狭而长，对面就是城墙。全城惟有这一段城墙无路可走。大家叫这个池塘做“枪刀池”，形状像一条枪，枪尖直刺着太常陈的祠堂。为了解除这个“威胁”，大夫家庙前面特别挖了一口池塘，挖成关老爷大刀头的形式，刀刃正对枪尖，并取名为“关刀池”。为了积蓄池水，特别在下水门通来的路上，万寿宫附近的道路，用土垫高。使得两旁雨水不会流出下水门，而流入“关刀池”。人家称为“四水归池”，这大概是一句成语，我说不出其他“三水”是哪里。虽然如此，关刀池水常常干涸，枪刀池水终年饱满。城内要由南门走到北门，向来必须经过大夫家庙一条路。大夫家庙每年祭祖，比城区其他祠堂都更丰盛。有一次，我随父亲去参观，夜里灯烛辉煌，大厅里摆满供桌，在祖宗神位面前供两只大肥猪，分别扮成狮和象。大厅内或大厅外有一处专设陈玉鸣的祭案，墙上挂着陈玉鸣的遗像。
　　陈玉鸣和太常陈全盛时，自然惹起其他宗族的反对。我只知道两次，一次是同陈桂芳的斗争，一次是同丁坂刘的斗争。同陈桂芳一次，我只知道也是整个太常陈和整个蓝田陈相斗的，但不知其详。同丁坂刘一次，则流传很广。我虽未及见，但听好多人传说，现在还记得这些传说的大意。
　　太常陈人多，家富，但那时文化不及丁坂刘高。太平天国以后，丁坂刘的地主衰落了，但文化仍旧是高的。刘攀龙死后，仍有几个举人，秀才也不少，富于藏书读书，人人不仅努力作八股文，而且学习乾嘉学派的考证。他们同太常陈不知为什么发生了斗争。丁坂刘举人也常常出入衙门，但总不如陈玉鸣那样同知县密切，也没有太常陈那种财力，屡得知县欢心，以致斗争中常常失败。最后，丁坂刘抓到了陈玉鸣的一条“辫子”。
　　陈家住在“学边”，即文庙西边（或学宫衙门的西边），陈玉鸣要建新屋，不知怎样选在西城区，三牧第背后，城墙近旁一个地方，那里是很偏僻的。建筑新屋，要去城外取土，但那里离北门和西北都很远，取土费事，于是这个霸王决定拆去工地附近的一段城墙，通过缺口去取土。这自然省事，又节省时间。丁坂刘抓到这条“辫子”，就控告他图谋不轨，皇帝的城墙怎么可以拆去呢？县里告了无效，就告到省里去，省里派委员来查办此案。此时陈玉鸣才慌了手脚。他求救于县太爷幕宾。一个人替他出主意，叫他连夜把拆去的城墙重新砌好，而且用松明烧烟把新砌的墙砖熏黑；一面用钱去收买省里派来的委员。
　　这段城墙，我少时看得很熟，常在城上经过，更常在城下经过，站在城下看得更清楚；那个烟熏的部分同其他部分对比非常明显，其他的部分没有烟熏的那般黑。
　　到了正式踏勘那一天，原告来了，被告来了，知县来了，省里委员也来了，自然还有很多看热闹的群众。委员踏勘之后宣布他的结论说：城墙完好，没有拆毁的痕迹。于是陈玉鸣胜诉了。原告刘举人便从怀里取出尖刀奔向陈玉鸣去。自然没有刺着。官司虽然结束，但太常陈和丁坂刘两家结下的冤仇长久没有解开。
　　此事发生于哪一年，我说不出来。总是在我出世以前。但我少时常常听大人说起此事，在以后好多年，漳平县口语中也留下了此事的痕迹。无论小孩子游戏时或大人间说笑时，每逢其人闯了祸，陷于窘境的时候，旁人就要说：“拆城，玉鸣兄！”在漳平县的口语中，“城”和“兄”两字是谐音的。
　　此事之后不久，丁坂刘几个举人都死了，几家地主都衰败了。太常陈还是想方设法打击他们，使之不得翻身。
　　我这里再记叙这场宗族斗争的两件余波。
　　丁坂刘有个穷秀才刘志和来城里教私塾，学堂就开在自己的祠堂。他教书很有名，学生之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坂尾刘万里。但更加引起人注意的，还是他的“道德”。当时，陈玉鸣已死，大儿子陈齐旋（鹤汀）继承他做了本县大绅士。这个“学边陈家”，有钱，有势，生活奢侈，态度骄傲，道德败坏。刘志和恰好同他们相反，态度谦虚，生活俭朴，立身处世遵循程朱道学遗教。陈家和刘家成了两个极端。不满意陈家的人就称赞刘家。有一个知县尊敬刘志和，打算向上级推荐刘志和为“孝廉方正”。①此事被陈齐旋知道了，陈齐旋立即进衙门去，打消知县这个计划。知县只好听这位大绅士的话。直到陈齐旋死后，刘志和才渐渐地由私塾先生做了大绅士。

　　① 清科举名。自雍正时起，新帝嗣位，由督抚举荐孝廉方正，授以六品顶戴。乾隆以后，由地方官保举，经送吏部考察得任用为州县与教职等官。

　　丁坂刘另有一个秀才刘云纪也迁居城内。他是一个岁贡②，有学问，受人尊敬。一九一三年选举时，他也是一个代表去漳州投票选国会议员和省议员。当时，刘家已经能够同陈家抗衡了。刘万里和陈齐云竞选国会议员。刘云纪是看不起刘万里的，可能还有别的嫌隙，但他不得不投刘万里的票。他非常痛心。事后，他对人说：“一个字害了他。”这意思是说：“他如不投刘万里的票，陈齐云就会当选了。”

　　② 岁贡，清朝科举制度中五种贡生之一。其他四种为：恩贡、拔贡、副贡、优贡，统称五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

　　这就是说，一直到民国初年，漳平县的政治斗争都采取宗族斗争的形式。那时没有什么“个人”，个人不过是宗族的一个成员，以宗族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是好朋友，都是我的父亲的座上客，可是到了政治斗争时，两个人就各站一边了。民国二年，养奇先生组织国民党，少泉先生组织共和党。
　　民国以后，漳平县的政治斗争终于冲破了宗族斗争的框架，同国内其他比较进步的地方一样了。宗族的封建主义在漳平县保持到民国以后，也是漳平县落后的一个证据。
　　从历史上看，漳平县的名人并不限于居仁里。曾汝檀是和睦里人，陈六袷（韦合）是感化里人。但居仁里定为县治之后，渐渐地大地主迁移到城里来了。儒学考试都在城里，居仁里遂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睦里和感化里都落后了，惟有永福里勉强跟得上居仁里。永福里土地似乎多于居仁里。但大地主陆续迁居居仁里。而文化也落后于居仁里。政治斗争，充当大绅士，勾结官府等等，必须住在城厢内外才行。永福里的人无此条件。
　　太常陈是本县第一个宗族，人口最多，土地最富，文化最高（我少时，太常陈的秀才无论绝对数或按人口比率，都是最多的），定居城厢内外也最长久。从“太常陈”、“大夫家庙”、“中宪第”等名称看来，先世是做了大官的。应当研究他们的族谱。
　　民国以来，这个显赫一时的宗族就衰落了，为什么？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内部矛盾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