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堂

　　似乎在庚子乱后，慈禧太后不得不接受百日维新的部分改革的时候，省里依照朝廷的指示决定在各县开办新学堂。办法是：挑选几个年龄较轻的秀才去省城学习如何开办新学堂，如何教授新功课。漳平县派了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个人去，都是公费的。另有几个秀才以后也去省城学习，似乎是自费的。我只记得三个人：陈莪宾、陈玉芝、陈禹言，都是太常陈。陈祖光也是太常陈。林有声是太常陈的女婿或外甥，学习回来后还乘坐四人大轿拜客，据说是太常陈布置的，为显示他是太常陈家的人。漳平话叫做“装猴”。惟有刘子瞻是丁坂刘家的人，可见那时两个宗族的敌对仍然明显存在。但养奇先生（陈祖光）和少泉先生（刘子瞻）两人的交谊还是很好的。那些自费的学生，据说去以前是互相保密的，到了福州见面互相问道：“你也来了。”永福里似乎也有人去省城，我知道邓国桢是其中一个。
　　官费去省城学习回来，全县的人把他们当作新科举人来议论。知县要县里绅士同他们一起筹备新学堂，地址设在“考棚”。漳平的考棚是太平天国以后才建立的。据说李学蕙去河南某县做知县，给某县建了一个考棚。以后此县的一个人来漳平做知县也给漳平建了一个考棚。漳平的考棚，后面两进，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两边排列几十排长桌、长凳，每排以千字文的文字为名，再分号码。童生就是在这里考试的。改成新学堂之后，这些长桌、长凳都没有用处了，惟有最后两进的大厅可以作课堂，只能容纳两班学生上课。因此高等小学堂，只招收高等小学生。
　　甲班学生都是科举未废以前的童生。如果不废科举，则下次宗师案临时可能考得秀才的。其中多数是县城内外的人，也有几个是永福里人。永福里人居住在学堂内。学堂后进，大厅两旁延伸出去，有几个房间可供住宿。高等小学堂似是学两年毕业。课程有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国语（即官话），最重要的还是汉文，当时没设英文课。我不知道这些功课是谁教的。但除了汉文以外，只能由那几个从福州学习回来的秀才去教。我只记得静居先生（林有声）教体操和国语。陈禹言曾教算术，这个秀才一向是以善打算盘著名的。一次，我去学堂看我的父亲，他当会计兼庶务。他叫我去课堂旁听禹言先生教授阿拉伯数字。我以前没有见过阿拉伯数字。教汉文的是一个老先生，姓陈，我忘其名，家住在浮桥头。
　　甲班毕业了，似乎只有十一人。我记得，一天，姓钟的知县坐在衙门大堂上，毕业生身穿公服，头戴红缨帽，列队经过公案面前，分别从知县手中领取毕业文凭。
　　漳平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学生，我还记得几个姓名。第一名是李志勋（我记得是“勋”，而不是“埙”），他是李学蕙之孙。其他的是陈玉银、林舜居（我忘记此两人的学名）、郑宗选、刘时雍、陈维馨、陈螽诜以及几个永福人。
　　这第一批漳平县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从此便同旧日的秀才一起参加祭孔典礼了。那时宣传说：小学毕业生就是秀才，中学毕业生就是举人，大学毕业生就是进士，外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就是翰林。
　　可是，漳平县的上层社会是反对洋学堂的。他们根本反对废止科举。认为废科举办学堂，是“逆贼”康有为、梁启超戊戌那年变出的花样，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应当恢复科举，停办学堂了，然而八国联军又迫得慈禧太后实行这项新政。漳平的学堂是八国联军以后才办起来的。不仅守旧派反对洋学堂，连创办洋学堂的人也反对洋学堂，留恋旧科举。己酉年（一九○九年）为庆贺新皇帝登基，举行一次考试，不是考试秀才，而是选拔秀才，从各县秀才中选取优贡和拔贡。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三人都去福州赴考了，刘子瞻就在此科考得拔贡。这些创办新学堂的人，不过办理知县交办的差使而已，能够替知县办差又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求之不得的。
　　我的祖父是当时的红绅士，学堂办成后他挂了一名“董事”（其他几个头面人物也挂名“董事”），我的父亲则担任学堂的会计兼庶务，管理学产。我家应当是属于新派的人物了，可是祖父和父亲宁可叫我们兄弟进私塾读书，不愿让我们进新学堂。
　　大家都把新学堂看作官样文章，官办的事业，虎头蛇尾的，大家期待着不久恢复科举。
　　所以甲班毕业以后，县立高等小学堂便无形停顿了。名称还在，房子还在，大门外仍旧挂着那两面“虎头牌”，牌上都画着虎头，下部一面写着“学堂重地”，一面写着“闲人勿进”，——但既无人在那里读书，也无人居住，那些永福学生都搬走了。我忘记了究竟是辛亥革命造成学堂停顿的局面，还是学堂先停顿再发生辛亥革命的。一直到几年之后邓炳来做县知事，这具死尸才还魂，以后才有丙班和丁班毕业。关于丙班和丁班，我还能够说些情况。关于乙班，则我毫无所知，是否有乙班，我也说不出来，不仅现在说不出来，当时我就不知道，不知道哪些人是乙班毕业的。但在叙说民国初年的高等小学堂以前，我要回头说说县城的初等小学堂。
　　设在考棚的，是漳平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不仅县城只有这一个，而且全县四里也只有这一个。按照规定，学生先读完初等小学堂，才能升人高等小学堂的。但当时不能先办初等小学堂，候学生毕业之后再办高等小学堂。漳平县是先把高等小学堂办起来，招收当时准备去考秀才的一批童生为第一班学生，然后去办四个初等小学堂。居仁里只办四个，似乎永福里也开始办，和睦里和感化里似乎辛亥革命以后才办。居仁里四个初等小学堂都办在县城是虚构的。大姓的学生多几个，小姓的学生少几个，县里有的姓一般都照顾到了。例如，戊班学生中留下两个姓郑的位置，一个叫做“郑绍康”，一个叫做“郑绍兰”。
　　邓知事和刘校长商定学校恢复的办法如下：办好丙班学生的毕业手续，丙班学生不上课了，两个课堂给丁班学生和新招的戊班学生上课。
　　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此时多数在三牧第，就教于岑仲先生。少泉先生那时尚未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每日过足鸦片烟瘾之后也到三牧第来，主要是办理丙班毕业的手续。
　　这手续很别致。这班毕业生既不上课，也不考试，只在三牧第，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毕业表格。表格只有一张样张，必须照式画若干张，每个学生一份；上面有姓名、年龄、家长、籍贯，又有每学期考试成绩以及毕业考试成绩，分数都是少泉先生定出来的，叫各人抄录在表格上。少泉先生熟悉每个待毕业的学生的水平，所定分数大致适合，总之没有人表示异议。画表格、填表格很费事，忙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可是，完成后，少泉先生发现表格填错了，全部作废，又要重新画表、填表，为什么填好了的不能用呢？我过去知道，今天说不出来了。那些待毕业的学生是不应当抱怨的，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表格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手续。
　　漳平县立高等小学校丙班学生毕业了。他们领到了毕业文凭，可以参加祭孔，可以去龙岩中学读书了，可是没有甲班毕业生那么显赫。首先，他们的毕业文凭就不是知事坐在大堂上发给的。我也忘记了，全班有几个毕业生。我只记得几个姓名：陈任秋、陈锦文、郑宗房、叶鸿卿、郑寿南。这是一九一四年暑假前的事情。暑假中，上述五人都去龙岩中学考试，都录取了，暑假后就进龙岩中学读书，编入戊班。
　　我所以知道而且记得这些事情，只因为这一年我也做了“大学生”，住进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我和族兄郑寿南同住一个房间，少泉先生白天就在我们的房间办事。我亲见他如何指导学生填表，那些学生又如何毕业的。
　　一九一四年暑假后，那些没有接到聘书不能继续来学校教课的教员都走了。是他们识相自动走的，还是刘校长赶他们走的，我不知道。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刘校长受人憎恨。暑假后的教员都是刘校长正式聘请的。三个创办人：陈祖光、刘子瞻、林有声，其中只林有声一人留任，教我们体操和国语。其实，静居先生此时担任县商会的秘书，事情很忙，勉强挤出时间教书，何必聘请他呢？少泉先生去北京应文官考试了。养奇先生同刘校长不和，自己不来教书，自从学校恢复时起他就不来了。最引人注意的是刘校长聘请了岑仲先生为国文教员，兼任学监，住在学校内。岑仲先生未去福州学习，以前也未曾做过本校的教员，此次高升，只因为他教的“大学生”都须正式来学校上课，而且都须搬到学校来住宿，惟有他能管这些“大学生”。此外，刘校长还聘请了一个新教员，叫做陈纯青，来教英文。这人不是秀才，也不常住在漳平西门外老家，据说在漳州或厦门做什么事情，在那里进过洋学堂，学过英文。邓炳知事来漳平上任途中，陈纯青从外地回家，恰好与邓炳一行人同船，从华崶到漳平。在船上两人谈得很投机，邓炳就推荐给刘校长了。辛亥革命前小学不教英文，现在要教英文。我不记得当时谁教算术。图画，则是岑仲先生拿出画谱，教学生自己去画的。音乐，则是新民小学一个教员来兼课。这是一个永福人，我忘记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在哪里进过新式学堂。
　　丁班学生，大部分是三牧第的“大学生”，少数是从其他私塾来的。他们都是过去入了学，即挂了名的。三牧第有三个“大学生”过去未曾挂名，因之不能编入丁班，只好同新招的学生编入戊班。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的族叔（与我同年），另一个是陈祖康。我们三人大概因为年纪较小，停顿以前，未曾在学校挂名。戊班本无学生，但停顿以前已经有了学生的一份名册。不知是谁捏造了这个名册，其中各姓都有，大姓的人多些，小姓的人少些。新招的学生，不难从中认取一个姓名。名册中有两个姓郑的，一个叫“郑绍康”，一个叫“郑绍兰”。我的族叔赶紧占据了“郑绍康”，留下“郑绍兰”给我，我只好取这个近于女性的名字了。我们三人正式入学上课后，便比同样从三牧第来的人低一年级了。论读书成绩，我们三人并不比同样从三牧第来的人更差些。
　　我们上了一个时期的课。我们的长辈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安排。刘校长同我的祖父郑秉钧，同陈祖康的父亲陈寿山，三人商议，如何把我和陈祖康两人从戊班提到丁班来，当年就可毕业。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备一份厚礼送给新民小学校长陈龙章牧师。请他以书面证明我们两人是新民小学毕业班的学生，转学到县立小学来的。陈牧师答应了，倒不是为了礼物，而是因为向他求情的人是本县的头面人物，很难拒绝。为了做得好看，免得人家反对“特权”，连我的族叔“郑绍康”也在转学之列。从此时起，我就不叫郑绍兰，而叫郑超麟了（少时，准备考秀才，我的一个堂兄曾名“起风”，我曾名“起麟”，此次则改为“超麟”）；陈祖康也是此时才名“祖康”（他的二哥名祖诒，也在丁班）；我的族叔郑绍康则改名为郑雅中。从此，我们三人都在丁班上课，这年年底经过考试，都毕业了。试题是邓知事或其幕僚出的，试卷批了分后还送进衙门去复核。毕业典礼请邓知事莅临讲话，比丙班毕业时隆重得多。但丙班全体毕业（甲班亦然），我们丁班则有三个考试成绩不好，没有毕业。此事当时引起议论。有人写“无头字”在城内张贴，根本反对“新学堂”，留恋旧科举。其中有两句受人传诵，即说高等小学毕业生“得之不足为荣，失之适足为辱”。这是八股文的句法，我父亲很欣赏这两句。当时丁班三个不能毕业的学生，确实由于水平太低，他们自己有数，但三人的家长则认为奇耻大辱。
　　丁班毕业生姓名，我能记得的有：张澄清、刘奎光、刘清秋、刘子明、郑绍曾、刘仲衡、郑雅中、陈祖诒、陈祖康、叶X X（忘其名）、郑超麟。
　　此时，县城内外的小学毕业生不能为县立小学所独占了。西门外福音堂也办了一个小学，叫做新民小学，其中有高等班，也能办理毕业。太常陈家，在邓炳来任知事后，也用族产办了小学，从初等到高等，一九一六年也有一班学生毕业。校舍不在大夫家庙，而在紫云书院。此前，一九一三年，天主堂也办了一个小学，也在衙门立了案，但一年就停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