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在挪威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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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在挪威的困境

　　1935年6月13日午夜12点一刻，托洛茨基、娜塔丽姬、让·鲁和我，在北方车站乘上了去安特卫普的火车。让·鲁当时是法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他陪同我们前往安特卫普，以便同我一起分担一路上的保卫工作。再者，托洛茨基还想同他讨论关于法国托派组织的一些问题。翌日早晨，我们抵达安特卫普，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扬·弗兰克尔在车站迎接我们。我们住进了埃克塞尔西奥旅馆。记得在1932年11月，也在这个城市，比利时警方派了许多警察严密监视着载送托洛茨基由丹麦回土耳其的那艘轮船，而这一次比利时当局却没有派警察监视。法国当局也如此对待我们，在北方车站上也没看到有多少警察。这次旅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简单得多。
　　6月14日和15日，托洛茨基在安特卫普同比利时的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一些佛兰芒社会党联盟的成员进行了会谈。6月15日晚8时，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弗兰克尔和我登上了开往奥斯陆的“巴黎”号挪威轮船，而让·鲁返回巴黎去了。我们在船上一切顺利，旅客大部分是挪威人，他们似乎并不注意我们。6月18日早晨，轮船驶进了奥斯陆海峡。我们办理移民手续没化多少时间，登岸检查也只是例行公事，就和其他旅客挤在一起走下了跳板。即使有记者的话，他们也难以靠近。我们立即乘上轿车前往位于奥斯陆西北30英里处的小镇——耶夫纳克尔，在一家小巧幽雅的旅馆里住了几天。
　　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为我们做向导的是华尔特·海尔德，他的真实姓名是海因茨·埃普，他是前两年移居挪威的德国避难者，他的妻子是挪威人。除他之外，还有几个挪威朋友，其中一位是新闻界人士奥拉夫·舍夫罗。他在办理托洛茨基入境签证这件事情上，帮了大忙。另一位是大学生克耶尔·奥特森。6月23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住进了康德拉·克努岑家里，他是当时的挪威国会议员。这件事是由舍夫罗一手安排的，他和克努岑是知交。这幢住宅虽不豪华，但宽敞舒适。在不远处还有几所住宅。这个叫韦克斯霍尔的小村庄是赫纳福斯镇的一部分。该镇位于奥斯陆正北约四十英里处。
　　因为克努岑只能向托済茨基提供有限的居住面积，所以托浄茨基兄得减少秘书班子的成员，也不设专门的警卫人员。扬·弗兰克尔就成了他唯一的秘书，于是我于6月25日乘火车返回法国存放在多梅讷的书籍和档案资料于7月底寄往赫纳福斯。俄文打字机也寄去了，同时为他物色了一个俄文打字员，于是托洛茨基又恢复了正常工作。
　　去年，即1934年2月12日，法国左翼曾在巴黎举行过一次街头游行示威，在游行时，弗兰克尔被便衣警察认出是外国人，于是被逮捕，然后被驱逐出境，回到了布拉格。弗兰克尔找了一个伪造证件的行家，把法国警方贴在护照上驱逐令消除掉，于是他就凭着这张真正的但作过涂改的护照，到挪威来与托洛茨基会晤。1935年10月，他作为侨居挪威的外国公民被责令亲自到挪威警察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由于考虑到护照上的涂改一旦被发现就会给托洛茨基带来麻烦，因此觉得还是让弗兰克尔返回捷克斯洛伐克为上策。他回到布拉格，就着手物色接替他在赫纳福斯工作的人，结果选中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埃尔温・沃尔夫。他于11月15日到达赫纳福斯·弗丝克尔在托洛茨基身边工作多年，而沃尔夫没有这样的经历。何况，他对秘书工作也不怎么感兴趣，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对文稿的处理总感到不太称心。
　　我回到巴黎后就在法国托派团体中担任了工作。自1934年入秋以来，我们的托派成员在社会党和社会党的青年组织中积极开展活动，但在青年中活动的收效却比在社会党内所取得的成效更显著。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青年中间争取了不少支持者，在塞纳区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的弗雷德·泽勒为首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与托派更加接近了。我回国的时候，靑年组织中的两派：以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泽勒一伙为一方，以比较保守的分子为另一方，双方正开始发生一场尖锐的斗争。
　　7月底，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里尔召开。7月30日，我在里尔给托洛茨基发去一份电报，告诉他：“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决定开除我们和泽勒一伙。”我们这次被开除是党内右派分子策划的结果，并得到社会党一般成员的支持。8月8日，弗雷德·泽勒、达维德·鲁塞、伊凡·克雷博和我以及其他几位作为被开除者的代表前往社会党总部，同由莱昂·布鲁姆等社会党领导人所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会谈，该委员会试图进行调解，希望我们留在社会党内，但必须接受苛刻的条件。我们围坐在一张狭长的桌子旁，布鲁姆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他以甜蜜的嗓音，娓娓动听的、有说服力的理由，企图使我们接受传统的社会主义立场，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这般地步，因此也就难以挽回了。
　　泽勒集团联合了托洛茨基派，打算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青年组织。10月末，泽勒去挪威拜会托洛茨基并在那里呆了约两个星期，很自然他也问起托洛茨基如何丧失权力的冋题，并且问：“您为什么不运用掌握在您手中的强大的军事机器进行抵抗？”托洛茨基虽然认为这是一个“幼稚”的问题，但还是在11月12日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斯大林能战胜反动派？》的长文。他对该问题作了极详尽极清楚的答复，列举了有力的论据，但也不乏牵强附会的理由。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文章中说到：“无疑，在当时要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同盟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不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但是政变所造成的后果将是加速官僚化、专制化的进程，而这正是左翼反对派所竭力反对的倾向。”
　　泽勒以他那新入教者的狂热劲，从挪威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在巴黎的一位亲斯大林的朋友，在那张明信片上写着：“斯大林完蛋！托洛茨基万岁！”这位朋友竟然把这张明信片转交给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这事引起了小小的风波，所有的斯大林分子都把这张明信片说成是托派准备实行个人恐怖的一个信号。
　　临近1935年岁末，托洛茨基通过廖瓦同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主义历史硏究所进行谈判，打算把在1917—1922年的通信集出售给该所，共有900多封信件，都是影印件，原信按政治局的命令被存放在莫斯科了。结果在1935年12月28日，同研究所签订了出售的合同。
　　1936年1月26日，廖瓦就信件寄送阿姆斯特丹研究所的问题写信给他父亲，信中说：“我抽掉了列宁写的3份材料。在第一封电报上，列宁写道：‘可以用贿赂的手段，也可以用恐吓的办法。’第二封电报上写着：‘如果他们纵火，就把他们全部处死。’第三封电报要求枪毙搞破坏活动的耶夫斯克的工人。我把这3个文件另加存放。”这是我所知道的涉及到文件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这关系到保护列宁名声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些被抽掉的文件结局如何。我无法从让·梅耶编纂的《托洛茨基文件集(1917-1922)》中找到它们。在那本集子中我只发现一篇，在第545页上，有1919年6月8日列宁给斯克良斯基的谈到耶夫斯克工人问题的电报全文：“请以我的名义打电报给梅尔尼昌斯基，告诉他，犹豫不决，对旷工行为不执行处决是可耻的。”这似乎就是廖瓦所说的第三个文件。
　　托洛茨基建议法国托派团体集体加入社会党，纳维尔不赞成这个意见，并退出了该组织，他自己另外建立了一个小团体。可是，在法国托派团体加入社会党以后，纳维尔又立即决定把他自建的那个小团体也加入了社会党。在社会党内，这两个派系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越来越相同，所以在1935年，他们被开除出社会党后，都认为有必要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托派团体。于是，辨维尔、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让·鲁、巴尔丹等人就成了新团体的领导人。
　　1935年9月到10月间，莫利尼尔对自己的合作者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他认为，这个新组合的托派团体，工作进展得太慢；他觉得，该团体出版发行的《真理》周报上的文章写得太空洞，使工人们不愿意看。分歧开始形成，于是一个团体分成两派。我觉得自己是站在雷蒙·莫利尼尔一边的，自最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来，在法国托派内部历次争端中，我一向是同他联合在一起的。自1929年以来，他一直受到托洛茨基的信任。干工作谁也不及他那样精力充沛，雷厉风行。凡是团体要筹集资金，印刷标语传单、组织群众集会，这些事情总少不了他。
　　雷蒙，莫利尼尔是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公开了自己的打算。信中他详细阐述了他的那个尚未向周围人宣布过的计划，至少他没有向我说过。在当时，我也常写信向托洛茨基报告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因为在信里我没有提到莫利尼尔新近向他谈到的那个计划，托洛茨基以为我故意对他隐瞒实情，似乎我不了解这一情况是不可能的！他获得了耒自各方面的情报，因为廖瓦和其他几位都定期地向他作书面汇报。
　　12月初，分裂终于出现了。莫利尼尔——弗朗克集团（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开始出版新的报纸《公社报》了，让娜·马丹也属于这个集团，这就必然使她和廖瓦之间产生纠葛，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感到痛苦。但在当时，分裂程度尚未越过派别斗争的常规范围，两个集团之间还在进行谈判；而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暂时中断了，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结局是，《公社报》并未比《真理》取得更大的进展，双方面临着同样的困难，都没有取得成功的灵丹妙药。1936年1月上半月，我放弃了现在看来是无谓冒险的一切举动。有几个星期，我哪一派也不接近。可到2月中旬我又重新加入了受托洛茨基支持的那一派。在分裂初期，佳比像我那样选择了莫利尼尔集团，后来她仍留在那里，这样我跟她之间就出现了类似廖瓦和让娜之间的尴尬局面。
　　我在政治上遇到的波折又进一步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影响。由于脱离了两派组织，我不得不另谋职业。在巴黎第十九区社会党小组内，我认识了一个叫安德烈·蒂里翁的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工作，在法国互助会担任保险统计员。这家公司是专门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退伍军人支付养老金的机构，有200来名职员。蒂里翁虽然不是最高负责人。但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可以雇用几个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者。此时，我又恢复了跟托洛茨基的通信。不久，安德烈·纪德从俄国旅游后写的一部小书《从苏联归来》出版了，我就给托洛茨基寄去了一册。
　　5月下半月，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其间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在6月初的一个夜晚，有一种奇异的气氛笼罩着巴黎。任何一个角落都看不到警察，马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少数几个工人在厂间走动外一无动静。这种局面没有延续多久，双方开始了谈判，城市又恢复了原先的面容。6月7日，一份协议签订了，即政府、雇主、工会3方面达成的所谓马蒂尼翁协定。
　　可是6月8日，星期一，法国互助会的罢工仍在继续。我们占领了办公室。白天，妇女们做饭；晚上，我就睡在地板上。一切事情都做得顺顺当当，井井有条。我们是罢工委员会的秘书，该委员会占据了主任办公室。两位警官进入办公室彬彬有礼地询问参与罢工的人数，其中一个把数字记入笔记本。我们的罢工在全国工潮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在我们的这个小天地里，谈判却出现了马拉松的局面。以主任及其助理为一方，以罢工委员会为另一方，围坐在长桌边进行着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结果以幅度较大的提高工资，享受有工资的休假以及其他待遇而平息了这场罢工。
　　身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切注视着法国的形势。法国的托派集团恰好走完了一次改组的历程。6月1日，与莫利尼尔被取得了暂时的和解，两派决定采用一个新的名称，叫“国际工人党”，同时开始为党报物色一个报名。6月10日，托洛茨基写信给我，信上说：“随信寄来的是一篇近日写就的文章，极为紧迫。因此我请您去完成这件非常棘手的任务：将此文立即传到同志们手中并将它刊登在报上。该报名称最好叫《苏维埃报》，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思想传播到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中间去，何况它非常适合当前的形势。报头上不妨这样写：“苏维埃遍天下吗？是的，但首先在法国出现。”
　　托洛茨基随信附来的那篇用俄文写的论文，题目叫《法国革命开始了》，写于6月9日，它是6月5日写的评论法国形势、题为《决定性的步骤》一文的继续。那篇文章是几天前寄给我的。至于那个“苏维埃遍天下！”的说法，当时是共产党人在游行示威中最常用的一句口号。托洛茨基不仅对报名提出建议，而且想到了报头，可见他对法国真可谓关怀备至。当天夜里，我就坐在法国互助会主任办公室桌边翻译了他的文章。可是托洛茨基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于是他对法国托派团体的领导人越来越失去耐心。他认为该团体并未按照形势需要紧急行动起来。他在6月12日给我的来信中写道：“我收到了您的便函（即吿知关于法国互助会的罢工之事），并祝贺您担任了罢工委员会秘书。我希望，您把我的第二篇文章（即6月9日的那篇）送到编辑部，如果编辑部拒绝接受我提出的条件《即毫不推迟，毫不改动地刊登托洛茨基的文章），那么我将公开发表声明，本人对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不承担任何特殊责任，同时我将通过《每周公报》与我们的同志保持接触，该报篇幅虽小，但我在那里能够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一般来说，托洛茨基总是把重点放在现有的托派组织上，并密切注视着这个特殊团体组成后的所作所为，而这次他要亲自筹划办一份新的报纸是非同寻常的做法。可他还不以此为满足。不久以后，我收到了托洛茨基亲笔写的便函。（当时没有把它们复制保存起来，后来这类信件不幸都丢失了。）他在信里建议，在巴黎创办一份新报纸，取名为《苏维埃报》。他打算把每期的绝大部分重要文章从挪威寄到巴黎，由我把这些文章译成法文并负责报纸的出版发行。托洛茨基企图对法国托派团体的领导集团保持着某种中立的姿态。他选中我实现这项计划，显然有以下一些理由：我能够迅速地把他的文章从俄文译成法文；我对出版印刷业务比较熟悉；还因为我曾经一度是莫利尼尔集团的一个成员，而现在已与他们割断了关系；我不论同鲁·巴尔丹、纳维尔派，还是同莫利尼尔——弗朗克派都没有牢固的政治关系。当时法国托派团体的领导班子是由这两派成员构成的。然而，随着工潮的平息以及托洛茨基同怯国托派团体领导人的关系逐渐改善，这个筹办报纸的计划结果还是流产了。
　　7月19日爆发了西班牙内战。7月底，托洛茨基告诉廖瓦和我，他想秘密访问卡达卢尼亚。廖瓦和我设想了几个方案；我们想雇一艘渔船让他从挪威抵达西班牙，但除了进行几次会谈以外，这个主意并未获得成功。
　　8月5日，托洛茨基已着手多时的一本书《被背叛了的革命》终于定稿了，并寄给了他的译者。同一天，他离开了韦克斯霍尔，与康拉德·克努岑一起到附近的克里斯蒂安桑作一次远足。就在当天晚上，挪威一小撮亲纳粹集团的成员袭击了克努岑住宅，并盗走了属于托洛茨基的信件和文件。在巴黎的廖瓦为托洛茨基的安全而担忧，他要我去挪威照看一下。我就去安特卫普搭船，于8月25冃上午到达奥斯陆。
　　当轮船还在奥斯陆峡湾平静的海面上航行时，挪威的早报已在船上出售了。我能看懂报上的大字标题，从而得知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的结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余的14名被告都被处决。在韦克斯霍尔我立刻找到新居同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埃尔温·沃尔夫以及克努岑一家住在一起。我们在在那里，不断有记者来采访，他们想获得托洛茨基对莫斯科审判的反应。托洛茨基确实感到担忧，先是担心审判的本身，然后是担心审判对挪威政府可能造成的影响，而挪威政府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越来越严峻。莫斯科当局对挪威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政府对托洛茨基采取措施，不然的话，莫斯科将大幅度缩减挪威鲱鱼的进口量。
　　8月28日，托洛茨基和埃尔温·沃尔夫去奥斯陆，为了在挪威纳粹党人侵犯克努岑住宅案件中出庭作证。哪知对法西斯分子的起诉竟成了一次反托洛茨基的行动，作为证人的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竟成了被告。当天下午，我在客厅里同一个记者通话后，刚放下电话，突然闯进两名警察。他们抓住我就把我带岀屋去，这时我看到一辆挤满警察的车子。就是这些警察把托洛茨基从奥斯陆押送回来的，我无法同他说话。沃尔夫坐在另一辆车上，我也被推进了这辆车。一名警察匆忙从屋里拿走我的箱子和一些属于我私人的物品。接着就把我们带往奥斯陆。他们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在没有向我们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干的。
　　沃尔夫和我被带到奥斯陆警察总局，当局要我们公开声明我们是自愿离开挪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要被驱逐出境，把我们赶到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我们拒绝在声明上签字。沃尔夫身上有些钱，我则身无分文。在囚室里，他给了我一张钞票，我就悄悄地塞进袜统。我们不知道他们将会怎么处置我们，也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命运如何。
　　翌日，我们在两名警察的监护下被莫名其妙地送上了火车，到达瑞典边境。两名瑞典警察替换了挪威警察，他们一直把我们押送到丹麦，并把我们转交给丹麦警方，我们于8月30日到达哥本哈根，被6名丹麦警察看管着。此时此刻，我们仍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去哪儿，这个世界还将发生什么事情。在哥本哈根车站上，一位警官头目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们，我们将被送往一家旅馆。我们坐上一辆汽车，周围挤满了警察，汽车在街上疾驶。当我们进入这家“旅馆”时才明白，原来这是一所监狱。——实际是一所秘密监狱。到了晚上，沃尔夫和我被关进了单人囚室，室内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一张钉在墙边的木板床和一条毯子。我们身上的全部衣物在夜间全都被拿走，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许留下。
　　他们仍是不作任何解释，把我倒带走了。我们来到一个码头，被带上一艘很小很旧的船上，船就立即起锚。船上没有警察，船长对我们很客气。我们打听到这原是一条空的货船，现在准备到摩洛哥去装椰子油，中途要经过安特卫普，那时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登岸。后来，船驶入大海时，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将被挪威政府拘留的消息。这时风云突变，海浪乍起，使空船颠簸摇摆。我们抵达安特卫普是9月2日，比利时警察已在码头等候我们的到来。我们在他们的护送下，登上了去巴黎的火车。进入法国国境后，比利时警察尽量避免引起法国警方的注目，也不向他们详细介绍我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怕法国警方借口沃尔夫是捷克人，而强迫他返回比利时。我们总算平安到达了巴黎。北欧各国政府如此对待我们，当然因受俄国施加外交压力的结果。
　　9月2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被挪威政府拘押在奥斯陆西南方约25英里处的一个叫桑德卑的小村庄里，被关在一幢2层楼的小屋内，有10来名警察在底层看守着，不许托洛茨基接待来访者，但有两人可以例外：一个是挪威律师，他已经来过几次；另一位是法国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1936年10月，他曾获准去探望过一次。托洛茨基的信件来往也受到密切的监视。他写的信往往被耽搁很长时间才能寄出或者被退回。此时他只能得到一些少量的信息。
　　为了驳斥莫斯科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托洛茨基通过他的两名律师在几个欧洲国家对诽谤他的几家共产党刊物向法院提出起诉。可是10月29日挪威政府发布一条禁令，禁止被拘禁的外国人“从事诉讼活动”。托洛茨基甚至被剥夺了近距离活动的权利，只能在屋子周围走动。他的处境犹同狱中的囚犯一样，而且是关在一个条件极差的监狱里。托洛茨基在他的一份声明中说，号称“社会党人”的挪威政府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回忆在多梅讷那些倒霉的日子里，即使法国的杜梅尔格政府也没有这样卑鄙无耻。
　　我回到巴黎后，又在法国托派团体内任职，但不久我的日常活动就是配合廖瓦对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审判中出现的诬陷进行反驳，由于托洛茨基在挪威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沉默，廖瓦就着手写文章逐条逐点地进行批驳，结果形成一部书，我把它译成法文并负责出版事务，督促印刷工人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以及负责校对清样。这部题为《红色白皮书》首次系统地揭露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案件中的阴谋。
　　1936年秋，莫斯科审判案调査委员会在巴黎成立，热拉尔·罗森塔尔以律师的资格积极参预了委员会的工作，我也从中协助。在委员会几次会议上，我见到了罗斯麦夫妇、安徳烈·布列东和维克托·谢尔盖。布列东为人善良，很愿意帮助我们。每次会议结束时，我们往往就某一个文件达成了协议，并在文件上签字，大家都站起来，挨个签上自己的大名。布列东总喜欢用绿色的墨水笔签名，并在名字下面写上“作家”两字，这颇令我奇怪。
　　同年秋夫，我几乎每天和廖瓦会面，我开始更多地了解他。他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工作的：莫斯科千方百计地想迫害他，法国当局又不断地找他麻烦，经济收入拮据，与让娜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称心满意。廖瓦又常常表现出一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在这方面他更像他的母亲。有一天，我们在拉克雷泰尔街他的公寓里闲聊，我问他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来防止同性恋的？他用断然的口气回答说：“他们全部是特务。”
　　廖瓦对法国托派团体领导人总不那么信赖，多少有点轻视的成分，背后常常用“法国佬”一词来称呼这些人，而在交谈中，他又会毫不犹豫地说“我们俄国人”如何如何。1934年，他又称赞斯大林分子季米特洛夫具有“布尔什维克的骨气”。
　　廖瓦对法国托派领导人缺乏信任，这可能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8年2月，他患了腹部疼痛的疾病，本可以求助于法国托派团体的某一位领导人，纳维尔或者热拉尔。他们同法国医学界的高手都很熟悉，尤其是热拉尔。他父亲是巴黎的一位名医，本可以给他指导，为他提供方便，可是廖瓦宁可去住俄国人开办的一家小医院。1938年，那里只聘用一些白俄分子或斯大林派来的特工人员滥竽充数。廖瓦笨拙地装出一副法国工程师的样子，可是那些俄国医生用不了两分钟就看出他是俄国人了。过了很长时间，法国托派领导人才知道他进了俄国人的医院并在那里做了手术。当他决心去住院时，让娜在他身边陪伴着，她对他的忠诚使他没有产生任何疑惑。可是廖瓦却被对法国托派领导人的敌意迷住了心窍。陪伴他的还有马克·祖博罗夫斯基，这个人后来才知道是斯大林派遣的特务。在这个关键时刻，廖瓦没有跟任何一个法国托派领导人接触过。虽然当他决心住进这家俄国人办的医院时（后来他终于死在那里），他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可是祖博罗夫斯基对作出这个决定肯定是起了推动作用。。
　　热拉尔·罗森塔尔是托洛茨基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之一。10月份热拉尔获准对托洛茨基作了一次短期访问。它又是在挪威检查官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允许同托洛茨基保持通讯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廖瓦、热拉尔和我3人得经常碰头处理亠些重要日常事务：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研究解决僵局的对策，为了驳斥莫斯科的诽谤，托洛茨基试图在好几个地方向法院起诉，因此为了打赢官司还得四处奔波，同时还要协助莫斯科审判案调査委员会开展工作以及关心廖瓦的处境。因为他曾向法国当局保证过不参预任何政治活动。但现在他却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红色白皮书》。面临的问题还真不少，每星期都有许多问题要处理，有时几乎天天会遇到一两件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麻烦事，弄得我们焦头烂额。比如，有一天上午，我们3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聚会，大家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热拉尔在谈话中突然用“让娜·莫利尼尔”的称呼提到了让娜，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不用别的称呼。不过，让娜未婚时所用的马丹这个姓氏，在党内可从来没有用过。当廖瓦听到热拉尔用这个名字称呼她时，就霍地站了起来，推倒了桌子，厉声说：“我可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说完就走了。于是，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就只好充当他和热拉尔之间调解人。这一切当然只能给工作增添了麻烦。
　　廖瓦在留居巴黎的数年中，他的亲密助手就是马克·祖博罗夫斯基。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祖博罗夫斯基是格伯乌的一名特工人员。自从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来到伊斯坦布尔起，斯大林就派遣了一批特务打入托派组织，其中一部分是在当地雇用的代理人，他们的活动不超过一国的范围，还有一些人是国际间谍，他们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参预国际秘书处的工作，以及《反对派通报》的发行业务；还有被派到廖瓦身边工作并经常跟托洛茨基直接联系，甚至还登门拜访。有3个人是最重要的国际间谍：索波列维奇兄弟俩，一个叫亚伯拉罕，一个叫鲁文。第三个就是马克·祖博罗夫斯基。他们的活动方式可以写一部书，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活动至今还涂抹着神秘色彩，令人费解。
　　雅各布·弗朗克（又名格拉也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29年5月29日到达普林吉坡岛，随后留下来当了5个多月的托洛茨基秘书。他是维也纳精神分析专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夫人赖莎·阿德勒介绍来的，看上去挺老实。赖莎原是俄国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托洛茨基流亡维也纳时，她就认识了托洛茨基。1929年初，托洛茨基一到土耳其，她就拍了一份电报给他以示慰问，并开始同他通信。弗朗克是立陶宛籍的犹太人。1929年春天，在赖莎·阿德勒把他推荐给托洛茨基时，弗朗克已是奥地利共产党的成员了。他在1927年秋天以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直在苏联驻维也纳的商务代办处工作，他并没有向托洛茨基隐瞒这些事情，托洛茨基在当时无疑把这些看或是可取之点，而不是可疑之处。弗朗克大约是在1929年10月底离开普林吉坡岛的。
　　弗朗克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当时在普林吉坡岛住过的人和我后来认识的人，如廖瓦、让娜、阿尔弗雷德·罗斯麦和玛格丽特·罗斯麦，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诉说过弗朗克的情况。1958年，我曾问过让娜，她记得很清楚；她发现弗朗克喜欢夸夸其谈，对上有点阿谀奉承。因此让娜对他没有多少好感，可也没有什么怀疑。不过，托洛茨基对弗朗克是信任的。在弗朗克离开普林吉坡岛3个月以后，即1930年1月27日，托洛茨基在给一名捷克托派分子的信中写道：“弗朗克同志曾在普林吉坡岛担任过我的秘书，工作数月，你们对他可给予完全的信任。”1930年，弗朗克写过一篇评论俄国缭济形势的文章，发表在《反对派通报》上，这时他开始表现出对斯大林主义越来越好感，于是逐步脱离左翼反对派。难道他仅仅是一个叛徒吗？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也许他是个叛逆者，这也是托洛茨基的看法。但他也可能是一个受过训练、被格伯乌控制的特务。有许多迹象可以印证这个假定。格伯乌有个惯例：喜欢从俄国毗邻的国家里招募那些会说俄语的犹太人，把他们派到西欧搞特工。索波列维奇兄弟和祖博罗夫斯基就是例子。弗朗克看来也属于这种类型。
　　从当时来往的信件中还可以发现许多线索。1930年1月13日，雷蒙·莫利尼尔给廖瓦的信里说到：“一个叫罗曼·威尔的人（指鲁文·索波列维奇）自称与弗朗克是知交，要求直接负责《反对派通报》德文版的发行工作。”现在知道，那时这位威尔先生已是格伯乌的职业特务了，他为了插手廖瓦的工作就利用了弗朗克的名字。1930年8月30日，他直接写信给托洛茨基。这时他已深深打入德国的托派团体，在信中写道：“我曾向您提议，是否将弗朗克同志增选到（德国托派团体）全国性的领导班子中去。”弗朗克离开普林吉坡岛以后，曾于1929年12月17日写信给托洛茨基说：“那位来比锡人罗曼·威尔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干起工作来像头公牛。”显然他们在相互吹捧，在虚构编造一个故事。
　　1929年哈林在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工作，他曾经同情托派，并且充当过托洛茨基与莫斯科托派分子之间的中间人。1929年7月间，托洛茨基从普林吉坡把《反对派通报》第一期的全部打字稿寄给他，以便由哈林去负责出版。哈林就把稿件交给格伯乌。尽管有一份誊清稿，但第一期通报还是被拖延了出版时间，更令人痛心的是，托洛茨基把从俄国带出来的一些原始文件也寄给了哈林，以便他摘登在《逋报》上，结果，这些文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据我回忆，这些情况我是从廖瓦和雷蒙·莫利尼尔那里听来的，从托洛茨基的来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1937年7月28日，他从墨西哥写信给廖瓦说：“（杜威）委员会想得到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给我的那封信的原件或是可供证明的影印件，据我回忆，克鲁普斯卡娅的原信件以及其他的珍贵文献为了能够在《反对派通报》上摘要刊登，结果给弄丢了（我怀疑是给格伯乌的特务窃走的）。”托洛茨基早在普林吉坡时就委托布鲁姆金转交给莫斯科托派分子的一封信里就斥责哈林是个特务分子。哈林也许就是那个在1929年六、七月间就暴露特工身分的约瑟夫吧。不过，我不能十分肯定。
　　1930年6月18日，雷蒙·莫利尼尔从巴黎写信给当时住在普林吉坡的廖瓦：“为了接替你在土耳其普林吉坡的工作，您得认真考虑一下奥平，他像您那样精通德文、法文和俄文，他是一位非常忠诚老实的人，办事积极而且很有才干。他的妻子也会打字，虽然她不一定肯一起去。可是他不会以此作为赴任的条件。”保罗·奥孔也叫奥平，是出身于南乌克兰的犹太人，作为难民侨居在布鲁塞尔，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者颇为同情。虽然他没有到普林吉坡岛去工作，但不久他就参预了国际书记处的工作。雷蒙·莫利尼尔于1930年12月初安排他去巴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密尔。据说他出生的那个村庄叫米洛沃耶。这个村庄就在托洛茨基的诞生地扬诺夫卡以东120英里处。尽管奥平没有到普林吉坡岛去给忙洛茨基当秘书，但雷蒙·莫利尼尔还是让他到岛上呆了几个星期，与托洛茨基进行会晤。我听说，托洛茨基很高兴同这位老乡一起回忆童年的生活情景，彼此用俄语交谈，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在1932年六七月间，奥平同苏联驻巴黎的使馆进行谈判，要求重返俄国。结果，他获准回到哈尔科夫定居，他在那里有一些亲戚。他是个背叛者还是一个特务呢？
　　亚伯拉罕和鲁文兄弟俩是立陶宛的犹太人，两人用的假名：一个叫亚伯拉罕·谢宁；一个叫罗曼·威尔。1929年，他们作为来比锡的一个德国托派团体成员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现在知道，那时他们已经成了格伯乌的代理人。他们是1927年被招募进去，并接受训练的。1930年4月26日，谢宁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您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从柏林写信给您？事情是这样的，我同我的妻子正在柏林度假，有两周时间，我妻子是苏联公民，而且是个党员。在苏联驻柏林的商务代办处工作。她的单位和党组织并不知道她是我的妻子。这就是她尚未丧失职位的唯一原因。”这件事本身以及他们故意装出的一副诚实样子，同雅各布·弗朗克的情况是何其相似啊！
　　索波刑维奇兄弟俩在这个国际托派组织中崭露头角，受到重用。威尔负责《反对派通报》德文版的发行工作。不久，廖瓦又逐渐把在俄国本土及其边境小国发行杂志的任务也委托给威尔。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兄弟俩还参与了德国托派团体的领导工作和国际书记处的工作。他们善至利用托派内部的派别斗争来抬高自己。由于在托洛茨基周围的人都反对纳维尔，因此，他俩都很快变成了最彻底的反纳维尔分子。1930年12月2日，雷蒙·莫利尼尔给廖瓦的信中写道：“罗曼·威尔对纳维尔恨之入骨，现在密尔（即奥平）对纳维尔也视作眼中钉了。
　　1931年8月，威尔和谢宁一起前往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1932年11月，谢宁又在哥本哈根拜会了托洛茨基。1932年12月，在德国托派团体内的分歧和争论日益频繁之际，威尔和谢宁乘机把纷争带进了部分组织中。德国托派团体办了一份小报，名叫《不断革命报》。1933年1月威尔和谢宁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制造一起假的论战，并把争论点用印刷体登在报头上，于是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就把要求恢复斯大林主义的这一伪造争端加以转载，并配上相应的评论。因此，在希特勒上台执政的前夕，德国托派团体正处于混乱之中。
　　令人惊讶的是，在1931~1932年这两年炽热的政治汽氛中，德国托派团体竟无所进展。他们取得的成绩与法国托派在1934~1936年同样激烈的政治环境中所取的进展真是无法比拟。在德国，托派团体处于停滞状态，然后发展到彻底瓦解。这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其中主要因素恐怕就是索法列维奇兄弟俩从中捣鬼。然而，1933年1月5日托洛茨基给雷蒙·葛利尼尔信里竟对这种局面作了这样的解释：“威尔把每句口号、每篇文章、每个行动都搅混了，因而阻挠了德国反对派取得进展，而要想当面指责他，的确很困难，因为他决不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
　　多么奇怪的描述！更奇怪的是他并不认为威尔是个职业特务，而只是把他看成是个背叛者。可是威尔当时的一当做法完全是一个职业特务在那种环境下所惯用的策略。托洛茨基对此作了准确的事述，然而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例如，他在1933年1月14日给德国托派团体领导人的信中说：“徳国左翼反对派在遭受威尔之流混乱思想和有害手段的严重彩响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成就真是令人费解。”1933年9月26日，他在给希腊托派分子维持的信中提到，在维特集团里存在着“威尔——谢宁分子”。可见，托洛茨基仍然是从政治上的宗派主义角度着眼，而不是从职业特务方面去看威尔的所作所为。
　　大约就在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期间，索波列维奇两兄弟突然消声匿迹了，这使托洛茨基有再次的机会去注意这两个人。莫斯科审判案中的一名被告瓦连廷·奥尔贝格，此人前几年一直在德国托派团体中鬼混。托洛茨基在1936年8月22日给廖瓦的信里提到这个情况：“例如奥尔贝格，就可证实我们的设想。这些诉讼中的所有证人都是格伯乌雇用来的，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曾经竭力巴结左翼反对派，或者至少有这种企图，这些人或许早巳是格伯乌的特工人员，或是一些青年野心家，想在左翼反对派中谋取一官半职，而后又为了向上爬背叛了左翼反对派，诸如此类。这种人已经发现了好几个（如巴黎的密尔、威尔和谢宁两兄弟、格拉也夫等等）。”托洛茨基在同一天写给廖瓦的另一信里说：“有必要搞清楚密尔、威尔、谢宁、格拉也夫等人的底细。这些人跟我们关系密切，因此要了解一下，在起诉书中出现的那些陌生名字的背后是否就是这几位。这样就能揭露他们的特务身分，识破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大约在1935年，谢宁回到俄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帮助格伯乌对已被驱逐的托派分子亲属采取报复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有人报告说，威尔在图卢兹和巴塞罗那两地穿梭来回，1937年在巴黎的雷蒙，莫利尼尔，那时已被迫不再经商了，而当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有一天，他正好看到威尔（他们彼此熟识）钻进停在他前面的一辆出租汽车里，身旁有四五个彪形大汉陪伴着。于是，莫利尼尔就跟踪着威尔乘坐的汽车穿越了巴黎的许多条马路，直到拉克雷泰尔街，停在廖瓦住的那幢公寓大楼门口，威尔及其一伙下了车。莫利尼尔看见他们进了离廖瓦寝室很近的一个房间里。莫利尼尔立即奔向廖瓦的房间去报告这一情况，可是给他开门的却是祖博罗夫斯基，他不让莫利尼尔进去，而对莫利尼尔说：“我们会留意的，这不关您的事。”当然啰！
　　大约在1934年和1936年间，有一次我从托洛茨基那里回到巴黎；发现祖博罗夫斯基已成了法国托派团体的一名成员，并且成了廖瓦的助手。但我已记不清第一次同他会面时的情景。托派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深有浅，有的彼此亲密无间，有的彼此仅仅是工作上的联系。我同祖博罗夫斯基的关系丝毫谈不上亲热，他那副阴沉的、老是紧锁的脸双眉以及他的平庸气派，对我没有多以吸引力。但是我对他并未产生特别的怀疑。廖瓦对他祖信任，几当每天同他碰头，一起工作，一起聊天，彼此用他们共冋的母语——俄文交谈着。
　　祖博罗夫斯基通过法国托派团体找到了接近廖瓦的途径，由于他自称是一个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学生，从而加入了托派团体。让娜听说他会俄语，于是就把他介绍给廖瓦，祖博罗夫斯基所用的策略与威尔的策略大相径庭。后者在德国扮演了一位政治领袖的角色。在政治上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团体内搞派别活动、耍两面手法。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个托派团体陷入混乱。1932年12月21日，托洛茨基给雷蒙·莫利尼东旳信中就提到了威尔的较些表现：“威尔精明能干，他善于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为了使这场危机公开爆发，他而得不卸去伪装。”祖博罗夫斯基在法国托派由体内，情况迥然不同。他就像一只耗子，决不做抛头露面的事情，他总是随声附和多数。人们几乎常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
　　他和廖瓦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只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观察到一些现象。我跟廖瓦见面时，祖博罗夫斯基不在场，我和祖博罗夫斯基见面时，廖瓦不在场。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大约只有一两次吧，但是我有一个确定的印象：祖博罗夫斯基从不向廖瓦提出那种会引起争论的政治问题，或把谈话引向一个严肃的话题。他很愿意帮助人，能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廖瓦交给他的任务，除了卑微、没有气派外，你在他身上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
　　威尔和谢宁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前夕就暴露了真面目。在随后出现的政治动乱中，他俩很快被遗忘了。建立新国际的动向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人们的眼光不是盯住过去而是注视着未来。1932年10月，奥平·密尔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承认他和廖瓦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对某些人过分重用，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会讲俄语。这种认错虽然尚属肤浅，可是在威尔和谢宁问题上，他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托洛茨基对过去只作了简单的反省，过了一两年在祖博罗夫斯基身上他们又故态复萌，重演过去的错误，牢牢抓住他，委以重任，很快就把《反对派通报》发行名单交给他负责保管，把什么事情都委托给他。
　　托洛茨基确实经常提醒他周围的人要谨慎小心，1932年六七月间，我把我的护照让雷蒙·莫利尼尔带到柏林去交给廖瓦，万一发生意外，他可以携带这张假护照离开德国。后来在普林吉坡岛时，我把这件事告诉托洛茨基。他反而不高兴，他说：“假如我病倒了，他们会把我送到伊斯坦布尔的医院并让我入睡。当我入睡时，我就会说出护照的事！”1935年10月10日，托洛茨基给廖瓦的信里说到：“格伯乌一定会千方百计弄到我的档案材料。”后来虽然发生了米夏莱大街的盗窃事件。但这一切忠告也只是说说而已，正如托洛茨基虽然经常要埋怨印刷上出现的错误，可是校对的事情照样还要别人代劳，他对待别的琐事也是如此，他的十足的贵族气派使他不肯插手这类小事。
　　有一次托洛茨基告诉我，列宁就是在担任政府首脑以后，也还喜欢亲自书写他准备邮寄的信封。由此可见列宁对小事也很关心，不像托洛茨基总是喜欢依赖秘书。尽管列宁不会轻信别人，但还是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的欺骗。这说明，用一个人的个性来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是要特别谨慎的。虽有这样的保留，但必须指出，托洛茨基除了对琐事不屑一顾之外，还对自己的思想现点过分自信，具有知识分子的狂热。他相信自己的思想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能够征服人心。比如，1938年春天，我们想物色一名俄文打字员，因为莉达要回国结婚，萨拉·雅各布有她自己的工作也不能久留。我们写信给国外的一些朋友请他们帮忙物色。结果捷克同志来信答复，说有一位年轻的捷克女士，精通俄语又会俄文打字，愿意去墨西哥工作，但唯一的缺陷是她可能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我走进托洛茨基的书房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他用左臂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手势说：“让她来！我们可以把她争取过来嘛！”
　　1938年5月14日，托洛茨基在给纽约的扬·弗当克尔的信中谈到了这位女士：“她是一位18岁的妙龄女郎。我不相信她会是一个可怕的格伯乌特务，即使她对斯大林分子有某种同情并对我们怀着某种邪恶企图（我想不会有人把一个恶魔的计划委托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孩去完成）。我们也有足够能力监视她、控制她，对她进行再教育。”1938年6月18日，托洛茨基再次写信给弗兰克尔：“如果这位捷克姑娘是一个称职的打字员，我打算长期雇用她。在这件事情上政治觉悟并不十分重要。一个18岁的姑娘不可能在我这里施展什么阴谋诡计。我们有很强的力量，过两三个月，她就会被我们完全同化的。”他对自己的观点多么自信！然而，当你知道当今社会上人们的所作所为，那么你读着上述的信件时就会感到不寒而栗了。另外看来，托洛茨基对18岁少女的心态了解也是相当肤浅的。
　　由于纳维尔对祖博罗夫斯基表示怀疑，托洛茨基就写了一封回信对他说，“你想剥夺我与人合作的权利”，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思想方法。1929年布鲁姆金到普林吉坡探望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把一封给莫斯科反对派成员的亲笔信交给他带去。这种信是否真能送到收信人手里呢？
　　虽然在巴比仲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向报社发表声明自称“是一位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但两星期后，他自己就破坏了秘密工作的规则。1934年4月底，他住在沙莫尼的一家旅社，与法国当局的关系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法国政府正打算对他的命运作出决定的时刻，他却开始草拟一份反战提纲，打算以国际书记处的名义发表。如果说有什么需要保密的文件，那就是一份机密文件。而托洛茨基却把一张草稿扔进客房里的废纸篓里，结果落到了警察局手里，多亏亨利·莫利尼尔的机智才没把事情闹大。
　　至于廖瓦同他父亲的关系，说来也很微妙，他俩有时都会耍一些外交手腕。廖瓦向托洛茨基汇报情况，往往掐头去尾，有所保留。比如，1936年11月6日晚上，格伯乌窃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米夏莱大街一个公寓里的那部分档案资料。法国警方认定，这伙窃贼的本领非同一般。格伯乌是通过祖博罗夫斯基事先了解到米夏莱大街那个住所里藏着什么。被窃以后，廖瓦就写信给他父亲，谎称被窃取的材料大部分是各国托派团体以各种语文出版的报纸资料。难道说，格伯自从莫斯科派了一批盗窃能手仅仅为了窃取他们早已了如指掌的那些报纸吗?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不管怎么说，廖瓦对祖博罗夫斯基轻信是令人吃惊的。在几年时间里他俩几乎每天碰头。他们之间没有语言上障碍。但人们至少可以发现，祖博罗夫斯基不具有一个革命者的气质。他靠拢廖瓦，可从不暴露自己的思想，让人捉摸不透。
　　1936年12月，廖瓦和我收到了关于挪威政府处理托洛茨基问题相互矛盾的消息。我发现我的旧护照上有德国签证的痕迹，没有使用过，它是12月22日批准的。我本来可以早几天申请，因为廖瓦要我马上去挪威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并陪送他去墨西哥。最后我们听说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已于12月19日乘船前往墨西哥。情况一旦弄清，廖瓦就要我去墨西哥。墨西哥驻巴黎的领事馆官员们，已经接到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的指示，所以对我很客气，把去墨西哥所需的一切证件当即发给了我。我记得在动身前夕，还曾专门到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去査阅大百科全书上有关墨西哥的条目，以便多了解一些该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