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第二章 侨居法国
轮船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停靠，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没有上岸。抵达意大利卡塔尼亚时，娜塔丽娅跟我上了岸，大概到了那不勒斯后我们又上岸了。可是托洛茨基却一次也没有离开过船舱，因为他的腰关节患有风湿症，此时正值发作，所以整个旅途中，他是在船舱里度过的。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躺着。在船上他写了一篇短文，评论伊格纳齐奥·西洛内的一本著作《丰塔玛拉》，文章所著的日期是“1933年7月19日于保加利亚号客轮”。这多少带一点讽刺的味道，因为该书攻击而是法西斯主义，而我的乘坐的正好是亠艘意大利客轮。
7月24日早晨，轮船驶近法国马赛时，船长告诉我们，他接到当局的电报指示，船必须在马赛港附近停泊以等待汽艇的到来。起先我们以为都得乘坐汽艇，于是各自都作了下船准备。不多一会儿，就看见汽艇，它迅速地驶近船边。廖瓦敏捷地登上轮船，他给了我一封信，其内容是指示我下一步如何行动。然后他迅速地把他的父母亲接上汽艇，他们随身只带了几个手提包，汽艇随即驶向远方。我们的船也重新起锚向马赛港进发。由于事情干得过于匆忙，以致枪支还留在我们的身边，这给海关检査时带来了麻烦，因为我们是作为普通旅客登岸的。
廖瓦的指示是要我带着提箱在马赛乘火车到里昂。到了里昂以后，在确信没有记者跟踪的情况下设法于第三天上午赶到大西洋海岸的圣特车站同廖瓦会晤。其余的人则带着大批行李乘火车前往巴黎。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甩掉记者的纠缠，并且尽可能摆脱格伯乌的跟踪。我按预定计划，于7月26日早晨在圣特车站见到了廖瓦，随即一起到了托洛茨基下塌的一座别墅。这座别墅地处鲁瓦扬北面约8英里的圣帕莱小镇附近。它建在岩石层叠、地势陡峭的海岸边，取名为“海浪别墅”。住宅外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周围没有左邻右舍。这住所是雷蒙·莫利尼尔发现的，他很善于选择。当时适逢夏天，海滨地区到处是度假的旅游者，在那段时间里，不会有人注意这座别墅的居住者，即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些特殊，估计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目。
我听说从马赛到圣帕莱旅途中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汽艇在卡西斯靠岸，当地保安当局的一位官员在托洛茨基的护照上签字，以示准予他在法国居住，所受的限制同其他侨民完全一样。一行人从卡西斯出发乘汽车途经蒙彼利埃、阿尔比和蒙托榜等地。在阿基坦的一个小镇托南斯过了一夜，于7月25日中午到达圣帕莱。当他们快到目的地时，只见住所附近正燃起熊熊大火，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由于周围有消防员和一大群围观者，所以他们担心托洛茨基让别人认出来，但总算太平无事。托洛茨基一直坐在汽车里，用提包遮住了脸的下半部分，像是患了感冒，就这样一直到可以开车进宅子为止。总的来说，这次旅行还算顺利，唯一的麻烦是托洛茨基的身体欠佳，腰关节风湿痛持续不断，汽车行驶中的每次颠簸都给他带来痛苦。
与此同时，报上出现了一条消息，说托洛基已到了克莱蒙费朗附近的一个小疗养地罗瓦。此地距鲁瓦扬约200英里。他始终弄不清楚这个假情况是怎么炮制岀来的，是否是由于某人的姓名被搞错了一个字母而造成泄漏，或者是法国警方故意把一个相似的名字披露给某个亲近的记者？虽然，我们在圣帕莱逗留期间有很多人来访，但是“海浪别墅”的秘密并未走漏。
我们到达住地以后不久，我就去拉罗舍尔拜访了省长，他已经得到关于托洛茨基来到该省的内部通报。托洛茨基旅居法国的具体安排是由保安总局的高级官员和亨利·莫利尼尔在巴黎商定的。我把我们确切的住址告诉了这位省长，他就向我保证，这个住址，除他以外，在省里决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会谈中，他似乎没有打什么官腔。他还告诉我，他早年在蒙彼利埃就结识了拉柯夫斯基，当时他们是同学。
我还去拜访了房东，他的住所离这儿只有几英里。他是个古董收藏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关于亨利四世壁炉的掌故，我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说。我们住在他的别墅期间，他一次也没来过，也根本不打听谁住在这幢房子里，大概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托洛茨基曾是他的房客。
8月3日，鲁道夫·克勒门特从巴黎来到这里，重又担当了德文秘书工作。萨拉·雅各布，这位俄文打字员不久也来了。打字机的声音又开始在屋子里敲响。陌生人是不让进入这所屋子的。让娜·马丹和薇拉·拉尼斯负责膳食和管理家务。这位生于比萨拉比亚会讲俄语的薇拉这时已成了雷蒙·莫利尼尔的妻子。从巴黎来的一些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协助我们一起担任警卫。如同在普林吉坡岛时一样，派专人通宵值班，在四周巡逻警戒。
在圣帕莱期间，托洛茨基只在下午进晚餐以前这段时间走出别墅，坐上轿车到野外作短暂的漫游，欣赏着满是葡萄园的乡间景色。雷蒙·莫利尼尔从巴黎弄来了两条德国狗，一公一母，一条叫本诺，一条叫丝苔拉。托洛茨基常常逗它们玩耍，比如把手杖扔到远处，然后让它们把手杖衔回来。
8月初，可能是在8月7日前后，雷蒙陪同安德烈·马尔罗从巴黎驾车来访。两人到达寓所时已是黄昏时分。马尔罗与托洛茨基见面后就在圣帕莱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别墅同托洛茨基在书房里进行了长谈，马尔罗后来在报上发表了这次会谈的纪要，交谈涉及到革命后俄国的艺术发展，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1920年红军在波兰失败的原因，日本与俄国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等问题。有时他们在院子里交谈，这时全屋子的人都可以参加他们的谈话。去年春天在普林吉坡岛时，托洛茨基曾读过塞利纳的小说《长夜漫漫的旅程》并且写了一篇书评。这次他们也谈到了塞利纳，当时托洛茨基站在屋前的台阶上，马尔罗站在下面的石级上。马尔罗对塞利纳很熟悉，他维妙维肖地模仿着塞利纳说话时的姿势和腔调，让人捧腹。
在我的印象中，马尔罗从未同我们一起聚餐过。每当黄昏时分，托洛茨基和马尔罗在分手前总要在我的陪同下到外面去散步。有一回，我们登上岸边的一块岩石，眺望大海。此时夕阳西下，在朦胧的暮色里，马尔罗的那种神经质的急切的动作显得格外突岀，而托洛茨基则始终保持着那种刻板、矜持、说教的姿态，海水撞击着他们脚下的礁石。他们最后谈到的话题是死亡。马尔罗主要是说，“有一件事是共产主义永远无法战胜的，那就是死亡。”托洛茨基回答说：“当一个人完成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当他做了他想做的事，那么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马尔罗离开后，就我记忆所及，托洛茨基似乎再也没有提起过他。在那段时间里，我们都忙于政治斗争和组织工作。托洛茨基修正了他的行动方向，决定建立新的国际。这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是个方向性的转变。我们来到圣帕莱不久，月27日，这里的全体人员开会讨论了这一新目标，托洛茨基在会上所谈的一些观点使大家看清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这里有一个连带的次要回题那就是新国际的名称，是否叫第四国际呢？这个名称看来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以前我们同第二国际决裂时，我们就改变了文明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不能不再以共产国际初期召开的四次代表大会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宣称，我们是属于共产国际的，并且自称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对此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第四国际的名称比较简洁，这也许有利于广大群众的吸引。但从另一方面考虑，用现有的名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也许对于逐步选择干部是有好处的。”这些话表达了他从改良政策向建立新国际的转变过程中最后的犹豫。但是他的犹豫没有持续多久。虽然这个新组织并未打算吸引“广大群众”，他所关心的还是“逐步选择干部”，但他不久却采纳了第四国际的各称。
这个新方针很快被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接受了。改良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除了承认这个现实以外，还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同一些独立团体建立何种关系。希特勒的上台执政，两大工人阶级政党的瘫痪，德国斯大林主义者的幼稚无能，这一切使一部分人产生动摇。在西欧，那些长期独立于两个国际之外的，或者不久前才与之脱离关系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组织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英国的独立工党。荷兰的斯内夫利特领导的党和德卡特领导的党、德国侨民组织的工人社会党（S.A.P.）以及其他一些组织都想听听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现在托洛茨基本人并非在千里之外的普林吉坡岛，而就在法国，他可以而且也愿意同这些团体的领导人会面和交谈。因此，这些人就纷纷来到巴黎，雷蒙·莫利尼尔则从巴黎用车子三三两两地把他们接送到圣帕莱，或者由廖瓦在巴黎给他们作好秘密旅行的安排，由我到圣特车站去迎接他们。
托洛茨基同斯内夫利特会见感到特别亲切。他们是在莫斯科相识的。1932年11月，他俩在哥本哈根再次会面。他们用德语交谈，以单数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对方。以示亲昵，在德文、俄文、法文中都有这种用法。托洛茨基対非俄罗斯人，一般是不这样称呼的，即使对俄国同胞，我只知道，他同拉柯夫斯基交谈时，才用这样的称呼。
托洛茨基侨居圣帕莱期间，他同雷蒙·莫利尼尔的关系出现了最初的缝隙，原先他对雷蒙是非常信赖的。1933年8月，托洛茨基向各方人士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讨论和谈判。在这期间，托洛茨基有机会得以进一步了解莫利尼尔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在这里他可以比普林吉坡时看得更清楚。在8月下旬，几乎毎天下午快结束工作时，托洛茨基就向我口述一些通知，我记录以后，得连夜去鲁瓦扬，逋过电话把通知全文向雷蒙转述，然后把这些便条及时销毁。当时法国托派团体内部正在进行派别斗争。以莫利尼尔为骨干的托派团体的领导班子受到了团体内一个“犹太帮”派别的反对。这一派的成员是由巴黎犹太区的毛皮工人及一些大学生组织的。1933年10月，法国的托派集团即将分裂，这个反对派将成立新的组织，叫做“统一共产党人联盟”，但是在8月份，事情尚未发展到这一步，莫利尼尔却对反对派失去了耐心，竭力想尽早地摊牌。托洛茨基向莫利尼尔发出了指示。内容主要是强调要从政治思想方面加强斗争，驳斥反对派的论点，阐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而不要急于采取导致分裂的组织措施。
在圣帕莱，托洛茨基通过与众多来访者的频繁接触，不会不察觉到雷蒙·莫利尼尔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怀疑。莫利尼尔兄弟俩：雷蒙和亨利都是“生意人”。他们按照低于面值的价格收购股票和金融债券，然后用种种巧妙的手法甚至采取威逼利诱、敲诈勒索的手段来赚取钱财，虽然还未达到违法的地步。他们的公司叫做“法兰西集资协会”。该公司的赚钱手段使自已在巴黎的商业界弄得声名狼藉。例如，1936年春天，当时我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根据报上的招聘广告前去应试，我所期待的那位雇主要了解我的履历，当然我不能把托洛茨基的名字说出去，于是我灵机一动回答说，我曾在雷蒙·莫利尼尔公司工作过。当他一听到这个名字时，立即面如土色，大喊一声：“滚出去！”当时莫利尼尔兄弟正是用种种不光彩的手法获得了不少钱，虽然他们还称不上百万富翁，但在大多数贫如洗的托洛茨基主义战士们看来，他们的财力已是相当可观了。
9月间，娜塔丽娅离开圣帕莱前往巴黎，打算在那里小住几星期进行探亲访友。这是他们1927年离开莫斯科以来第一次夫妇离别，这时访问圣帕莱的热潮过去了，政治分界线也明朗了。事情越来越清楚，原先那种怀着惊奇的甚至怀着友好的感情前来联系的许多政治团体，现在都要同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英国独立工党和德国的工人社会党都无意成为托洛茨基运动的参预者。
在9月初的头几天里，托洛茨基同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弗里茨·斯滕贝格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托洛茨基希望能说服他按照新国际的纲领撰写有关世界经济局势的那部分章节，但毫无结果，因为斯滕贝格游离了托洛茨基主义。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曾经期望与之合作写书的唯一对象仅是经济学家：在普林吉坡岛时他找过费尔德；在圣帕莱他找了斯滕贝格；在墨西哥他选中了奥托·吕勒。这种巧合也许正好暴露了托洛茨基对自己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缺乏自信。
9月10日，一位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路易·索夫里尼翁从普瓦提埃前来律访托洛茨基。他们谈话的后题很快转到了建立第四国际的新方针上。索夫里尼翁间问托洛茨基：“总而言之您的这个新建议实质上就是一切从头开始，是吗？”托洛茨基回答说：“完全正确。”在谈话接近尾声时，双方都站了起来，这时索夫里尼翁直截了当地提了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您对斯大林有何看法？”这确实是来访者经常会提到的问题。托洛茨基从总体上作了回答：“他是一个具有非凡魄力的人。”
在圣帕莱，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腰痛病很少发作。在8月开头3周内。他忙着接待客人，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到了8月底，他发了一次髙烧。他在一生中，这样的高烧发过好几次。医师们为了掩饰他们的无知，就用了一个古怪的医学名词“隐发性热病”来加以搪塞。在以后几个星期里，他的病时起时伏。
9月中旬，气候起了变化。烈日炎炎的夏天过去了，洋面上刮起了风浪，我们住的别墅真是名副其实的“海浪”别墅，海浪整天冲击着庭园边的断崖峭壁。托洛茨基身体感到不舒服时就整天躺在床上。每当我去给他送报纸时总见他脸色阴沉，头发蓬乱，但话又说回来，虽说有阴沉的日子，但也有心情开朗的日子，在那种时候他就写作或接待客人的来访。
托洛茨基在海浪别墅居住期间，大约接待了40多个客人，其中许多外国友人来探望他是为了同他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在巴黎，亨利·莫利尼尔从未受到过来自保安总局对这些访问的指责。这说明如下夏朗德省省长向我保证的那样，确实没有警察监视这所别墅。对周围情况的监视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曾注意到有一些白俄团体到这里来，后经了解，他们只是一些前来避暑的旅游者。法共鲁瓦扬地区有一位支部书记叫古比尔，此人在圣帕莱开了一家自行车商店。8月间我们得悉，他对于斯大林的法共领导集团持反对态度，于是我们就同他交往，请他到别墅来，这样他就成了这儿的常客，托洛茨基也很高兴同他交谈。
古比尔告诉我，在他们支部里有一名党员是出租车司机，名叫马塞尔·居罗多。他对托洛茨基派有几分同情，但不知道这种同情程度有多深，要是让他和托洛茨基会面，唯恐他在外面走漏秘密，所以我们就一直等到托洛次基段离开圣帕莱的最后几天里才对他开放。10月初的一天，我乘坐居罗多驾驶的出租汽车，在车上问他是否想见见托洛茨基。当时这问话令他大吃一惊。当然这次访问很成功，托洛茨基也非常希望多接触一些法国工人。谈到最后，居罗多向托海茨基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托洛茨基同志，您是怎么失去权力的？”“欧！您知道，居罗多同志，一个人失去权力可不同于一个人丢了钱包”于是，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列宁逝世前后在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我想说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失去权力和丢失钱包是一样旳。当你确信钱包还在时，只要摸一下自己的口袋就能感觉得到；而当你失去了选票或在选举中失败，那就像钱包丟失了一样，它已不再存在，因而你也不可能重新把它抓住。而且就托洛茨基是否“有过”权这一点，也始终是个谜。）
10月8日，在亨利和雷蒙的陪同下，娜塔丽娅从巴藜回到圣帕莱。由于托洛茨基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他们决定搞一次休假旅行。10月9日上午11点，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由亨利·莫利尼尔及让·迈希勒陪同乘车离开了圣帕莱。为了尽量不惹人注目，托洛茨基刮掉了山羊胡子。他们经过波尔多和蒙德马松，到了上比利牛斯省的巴尼埃尔德比戈尔，在一家旅馆住了下来，海浪别墅的其余人也都去了巴黎。圣帕莱的叙述到此将告一段落。
以巴尼埃尔德比戈尔为基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断续到各地作短期旅行。这期间，他们顺道访问了卢尔德[1]，托洛茨基后来在日记里（1935年4月29日）写下了这次访问的印象：“那是一家专售神迹的商号，一家以神的恩典为交易的营业所……人类的思想的确陷进茅坑里去了。”亨利·莫利尼尔不久就离开了旅行行列逮回巴黎，为托洛茨基准备新的住所。我记得，让娜·马丹曾陪着这对休假者玩了几天。在这3个星期的假期里，据我所知，托洛茨基没有写过一行字，只是翻翻报纸。
1933年10月21日下午5点，这批旅游者从巴尼埃尔德比戈尔登上公共汽车前往塔布，晚上11点又从塔布坐火车去奥尔良。翌日上午，雷蒙·莫利尼尔驾着汽车在奥尔良车站迎接他们。迈希勒返回巴黎，雷蒙则把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送到巴比仲。同日，也就是11月1日，我和亨利·莫利尼尔也从巴藜菜到巴比仲。
巴比仲离开巴黎要比圣帕莱近得多。虽然，法国政府发给托洛茨基的签证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制，但是他居住的地点必须报当局批准。我想法国当局是不会允许他住在巴黎的，原因是怕他过多地参与日常的政治活动。基于在圣帕莱逗留期间情况良好，亨利·莫利尼尔大着胆子向法国当局要求他居住在离开巴黎30英里的巴比仲。这个要求被接受了。看来，巴比仲是个合理的妥协，它既不是巴黎，离开巴黎又不远。
当时，巴比仲还是塞纳—马恩省的一个很小的市镇，处于枫丹白露森林的边缘。虽然画家们使这个小镇闻名于世，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亨利·莫利尼尔在通往森林的乡间小道旁租了一幢别墅。这房子取名为凯尔·莫尼克，只有上下两层，托洛茨基的卧室和书房都在二楼，房间很小，楼梯和走廊很狭窄。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完全不像在普林吉坡和圣帕莱的住所那样宽敞舒适。花园也不大。这座别量不比乡间的农舍大多少，但是它地处偏僻，故而十分安静。1973年，我重游故地，发现森林旁边的大道依旧存在，只是那座别墅已被拆除了，那里辟了一条小路，通往一所比较宽敞的住宅。
几天后，我们在巴比仲安了家，除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以外，这幢屋子的常住客还有鲁道夫·克勒门特、萨拉·雅各布、我的伴侣加布里埃尔·布劳什和我。廖瓦、让娜和亨利经常驾车来此探望。意大利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布拉斯科的妻子，被大伙称作布拉斯科大嫂，每星期一次来帮助佳比[2]和娜塔丽娅干一点家务活。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进过这幢屋子。即使在巴黎，除了少数例外，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不知道托洛茨基的这个住处。
巴比仲地方当局包括镇长在内都不知道托洛茨基住在镇里。当局并未指示警察时时监视这座别墅。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在晚间值班，因为这里总共只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鲁道夫和我正担负着别的任务，要在晚上值勤，体力上是吃不消的。我们只好寄希望于改名换姓，并用两条狗看家，同时在房间的安排上作些考虑，我就睡在靠近大门的那个房间里。
1933年春，托洛茨基为写作的题材而祷躇不定。在圣帕莱，他一直在思考着写一部关于红军的著作，到了8月底，他把这个选题写信告诉给美国的一位出版商。但是几天以后，一位英国出版商建议他写一部关于列宁的专著，几经犹豫以后，终于采纳了英国人的建议。
在巴比仲定居以后，托洛茨基就立即按这个计划着手写作。廖瓦从巴黎给他弄来一批书，尤其是俄文书。我相信是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帮助廖瓦找到这些书的。托洛茨基阅读时总喜欢在一些书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做上各种记号，然后把它们拿到巴黎去打字，再送回巴比仲。这些文摘、剪报以及各式各样的文件就被分档安放在卷宗里。那年冬天，工作进展很顺利，完成了部分章节。
初来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每天下午总要到别里前面的枫丹白露树林里去散步，但随着冬季的来临，树林里就不再那么使人感到心旷神怡了。所以在冬天下午，托洛茨基和我就到巴比仲的街上溜达。小镇上的居民常常在各自的窗口瞧着我们这些过路人。他们压根儿也想不到这个步履矫健的中年人竟然是托洛茨基。“吃饭穿衣、梳妆打扮，这一切都是人们不得不天天重复的无聊事情。”有一天当我们在巴比仲街上散步时，他向我发了这样的牢骚。另一次，他对我说：“政治学是展望未来的科学，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把政治学叫做测量科学的道理。不过，对他们来说，这种测量是一种小范围的测量。”
有一次散步时他还跟我谈到了他的自传。当时有一个法国出版商雷德尔正打算替他另外出一部自传，大约是原书的三分之一的删节本。于是托洛茨基重读了他的这部著作，并且在书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做着记号，以便编辑成一部删节本。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是决不会去重读自己作品的。在一次散步时的交谈中，他批评了这部著作：“这部书写得很糟糕。有许多该写的事情没写，而不该写的却写上了。”
托洛茨基常常抱怨印刷上的差错，托派组织的一些出版物，通常是在困难条件下印刷的，所以差错屡见不鲜，托洛茨基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常常责骂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在谈话中也常会扯到这个话题上去。而他自己却从不校对自己用俄文写成的文稿，这些杂务事全由廖瓦料理。结果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人们发现，托洛茨基原先在《俄国革命史》文稿上用铅笔写的对俄文打字员的指示，竟然也一并印到书里去了。在巴比仲散步时托洛茨基对我说起过的这次纰漏，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是十分恼火的。尽管如此，在他全部著作中，他还是把《俄国革命史》列为自己最得意的杰作，除了这些印刷错误以外，他对该书没有作过任何批评。
贝诺和丝苔拉被安置在花园中的两个狗棚里，由托洛茨基亲自照看，亲自给它们喂食。有一天晚上，贝诺无缘无故地狂吠起来，我岀去想制止它，但毫无效果。有几家邻居打来了电话，对这种噪声干扰提出了抗议，并威胁说，如不想办法排除就去报告警察。情况变得非常棘手。此时已过半夜，托洛茨基突然走出自己的卧室，手持皮带，奔向贝诺，他一边训斥，一边抽打，这条狗就躺进了自己的窝，托洛茨基继续用皮带抽打狗屋，一边用俄语斥骂贝诺，嚎叫终于止住了。
不久我们就经常去巴黎，一般是在每月的第二或第三个星期六，有时每星期都去。起先，逢到要外出的星期六，廖瓦和亨·莫利尼尔一早就驾着小车到巴比仲接送托洛茨基。但不久就釆取了一个简便的办法，托洛茨基和我一起步行到枫丹白露的公路边，在那里直接乘公共汽车去巴黎。在车上，托洛茨基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装作感冒的样子，这是为了遮住山羊胡子，这胡子是他从比利牛斯省回来以后又留起来的。过了一段时间，鲁道夫·克勒门特和我轮流陪同托洛茨基。在巴黎，有几位朋友腾出五六间卧室供廖瓦支配使用，他们常常交替地使用这些卧室。托洛茨基在那里接见的人们大多是托派组织的领导人。有法国的，也有其他国家的，他们或是住在巴黎，或是从外地专程来访。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甚至经常参加国际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他会见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避难者，其中有维利·施拉姆。他同鲁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无论在私交方面还是在政治上都恢复了关系。他还会见了西蒙娜-韦伊，他们两人就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
托洛茨基在同友人谈话结束时，一般都已接近黄昏了。他在返回巴比仲以前，有时候喜欢到巴黎市区逛逛马路。他在圣米夏莱大街散步时，廖瓦在他的右侧，我在左侧，他仍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山羊胡子。每次走过书店，他总要停步浏览一下橱窗里展出的样书。
1933年11月7日，廖瓦和让娜到巴比仲来吃午饭。桌上放了一瓶法国葡萄酒。此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这个乡间别墅陈设简陋的小餐厅里，跟自己的儿子重新团聚在一起，已经不像在土耳其那样孤独了。他们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流亡期间比较轻松的日子。。
1934年1月底，萨拉·雅各布突然决定返回纽约与丈夫欢聚。在还未找到接替人之前，她就走了。到2月20日，她的工作已中断了3个星期，托洛茨基只好用德文给廖瓦写信：“我的工作计划完完全被打乱了。”
1934年2月6日，右派集团在协和广场挑起了一场反对达拉第政府的骚乱。之后，左派在2月12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予以回击。法国的政治力量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在巴黎的托派团体也想有所作为，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宣传活动，看来可以采取新的行动了。现在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于是决定让我到巴黎去搞组织工作。每周回巴比仲一两次，以处理一些法文信件。佳比跟我一起去巴黎。她在巴比仲的工作由奥托·许斯勒的妻子特鲁德承担。马克斯·加文斯基，他是波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虽说对俄文并不情通，有对也去巴比仲担任几天俄文打字员的工作。这样的安排总的来说托洛茨基是不称心的，好在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托洛茨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教条的、书生气的一面，或者可以说是保守的一面。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任何创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他对于这种创新有一种说法，叫做“修剪马克思的胡子”。1933年2月在普林吉坡岛时，他要求皮埃尔·弗朗克和我把共产国际前4次代表大会所通社的纲要和决议全部搜集起来。他的计划是要原封不动地运用它们，使它们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组织的一种宪章。这些文件一旦收集起来后，问题就明显了，这些文件所论述的除基本的政治观点以外，大部分都是些局部的、过时的问题，以致这些文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制定一个新纲领。于是这个计划只得放弃。1934年3月13日，托洛茨基完成了一篇论述军事问题和未来战争问题的论文，文中写道：“尽管运输工具和一些军事装备都实现了摩托化，但是对骑兵的需求仍然是不可改变的：如同拿破仑时代一样，3个士兵必须配备1匹战马。”正在托洛茨基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一位法国少校就作出了在未来战争中坦克将扮演重要角色的预言。
虽然，保安总局没有把托洛茨基住在巴比仲的情况通报给地方当局。但是由于住在凯尔·莫尼克别案里的这个家，与众不同、行动诡秘，以致遭来流言蜚语，终于在1934年1月引起了当地宪兵队的关注。后来我才知道，巴比仲的一些居民竟然猜疑这座别墅里住着一帮子伪帀制造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定购牛奶的数量超过了一般法国家庭的平均水平。他们以为这是由于那些地下印刷者需要服用大量牛奶以便溶解吸入体内的铅毒。于是在这小镇里，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就忙乎开了。虽然宪兵们并未发现这户人家犯有任何不轨的行为，但是他们仍想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何许人，究竟在干些什么？
1934年4月12日晚上11点，鲁道夫·克勒门特驾着摩托车返回巴比仲。那天他在巴黎呆了一整天，到廖瓦家里把寄到那里的邮件进行整理，并把它们带到巴比仲。两个宪兵借口他的车灯不亮，就叫他停车，让他出示摩托车的驾驶执照。可是执照上不是他的名字，大概是我的名字。于是就断宛他驾驶的摩托车是偷来的。再加上克勒门特殖身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许多外国报纸，又不能说明自己的身分和自己的去处，而且他说的法国话又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这一切都足以引起对他的怀疑，结果宪兵把他逮捕了。
4月13日，默伦地方检査官和塞纳—马恩省省长一起商谈对策，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所截获的信件把托洛茨基牵连了进去。所以在采取行动以前，默伦检査官先同内务部进行了电话联系，询问有关托洛茨基旅居法国的一些规定。他被告知，托洛茨基住在法国虽然持有完全合法的签证，但他应该住在科西嘉。这个错误的答复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很难说清楚，二月骚乱以后，达拉第政府被年迈的杜梅尔格为首的政府所替代，新内阁更加右倾。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许多高级官员，尤其是内务部的官员被撤换。因此很可能是这样：一位不熟悉托洛茨基情况的新任官员惊讶地接到这一电话，他的记忆中仿佛在报上曾经刊登过托洛茨基到达法国的消息，故此就信口开河地作如此回答。在保安总局，亨利·莫利尼尔只同极少数官员取得联系，而托洛茨基的住址又是机密情报，不会放在一般的档案材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这件事，而接电话的那个官员无疑是个新手。
4月14日上午，默伦检査官来到凯尔·莫尼克别墅，同来的有宪兵、书记员和上了手铐的克勒门特。登门的目的是问讯托洛茨基有关摩托车的事情。偷窃的指控当然不能成立。后来，托洛茨基在1935年3月18日到2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在那位官员的报告中提到托洛茨基应住在科西嘉的背后不管包藏着什么理由，法国政府毕竟抓住了这个机会。它利用这次事件，虽说这也许并不是它所希望的，但却是十分乐意借题发挥，以便调整托洛茨基在法国的居住地点。达拉第政府发给托洛茨基签证以后，看来并不干预托洛茨基的行就，而现在随着杜梅尔格政府的上台，情况就起了变化，似乎是换了一个朝代。人们开始呼吁，托洛茨基应该到科西嘉去。新闻界掀起了一场狂热的驱逐运动，一些报纸要求托洛茨基“滚回”他从未去过的科西嘉岛，或者要求对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在这件事发生很早以前，廖瓦在拉尼租了一套房子。拉尼是塞纳—马恩省的一个小镇，离开巴黎大约80英里。他很少到那所别墅去，但一直保留着。他身旁只有两三个人知道有这所房子。4月15日晚，亨利·莫利尼尔和廖瓦就急匆匆地把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用车子接送到拉尼去。我一个人留在莫尼克别墅。第二天来了一些记者，不久至少有十几名记者白天守候在住宅周围观察动静，晚上住进巴比仲的一家小旅馆，那些好奇者也纷至沓来，小镇出现了少有的热闹景象。我为了使他们相信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仍住在这所别墅里，早上，就把他们在二楼卧室的百叶窗打开，晚上又把它们关上。令我吃惊的是，这个恶作剧居然获得成功。记者们除了见到我以外未见到任何人，照说应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但未见他们报导说托洛茨基已转移别处，可见没有任何事情动摇他们的确信：托洛茨基仍住在莫尼克别墅。不久我看到早报上登出的消息，是我前一天用电话告诉廖瓦或者是雷蒙·莫利尼尔的情况。很快我就明白了，原来记者们在别墅附近安装了一部窃听电话。我想，这下捉弄他们反倒更容易了，于是我就胡编了一点假情况用一种秘密的方式通过电话传出去。比如我用了一个马塞尔的名字，那么不用多久，报上就会连篇累牍地报导马塞尔的新闻。
在这一个星期里，除了记者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在别墅周围闲逛，但是到了星期天，总有一大批人前来围观。我记得，当时甚至出现了从巴黎到巴比仲的专程旅游车。有个星期天下午，有好几百人在别墅周围乱转。有人还闯入了屋后的树林里，喊骂声不绝于耳。这完全是一群凑热闹瞎起哄的家伙，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整个住宅里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就是贝诺和丝苔拉，站在院外的两个宪兵面对着这么多人感到束手无策。有一个家伙企图爬上围墙。我带着贝诺就冲过去，他对我喊道，他是在自己的国内——法国，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说，这里也是我的祖国。令他奇怪的是，在我说话中他听不出有任何外国人的口音，于是他站在围墙上不动了，呆若木鸡，神情沮丧。他瞧了一眼站在我旁边嚎叫的贝诺，也许是受到了某种灵感的驱使，他就翻身下了围墙。
我跟随托洛茨基多年，这也许是我唯一感到害怕的一次。各家报纸掀起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群情激愤，人人都以为托洛茨基仍然住在这所别墅里，而每天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呆在那里。围困了大约10几天以后，一天早上，我找了一舞记者，向他们宣告，托洛茨基早巳离开此地，远走高飞了。他们倒并没有因为我哄骗了他们而对我大动肝火。这是一次有益的战斗。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拉尼住了几天以后，就同迈希勒一起前往沙莫尼住进了一家旅馆。他们心神不定，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娜塔丽娅则留在巴黎。亨利·莫利尼尔为了托洛茨基未来的去处正同法国当局磋商。他们曾经设想过把托洛茨基安置到马达加斯加岛或者是留尼汪岛。此外还谨慎地向土耳其政府作过试探，是否存在着让托洛茨基返回土耳其的可能性，回答是不会准许作这样的安排，这时对托洛茨基来说，真是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了。
1934年5月初，一天上午，娜塔丽娅、雷蒙·莫利尼尔和我驾车离开巴黎去沙莫尼探望托洛茨基和迈希勒，接着又迎来了一段“热闹的”日子。由于我们所到之处已接近瑞士边境，保安总局以为我们试图闯入瑞士国土，他们便向记者透露我们的汽车牌号。记者立刻把牌号在报上公开了，这实际是一种警告，要我们严守规约。因为规定之一就是不准靠近边境。到了5月10日，在征得了保安总局同意后，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在拉特龙什住进了一个叫贡博的膳食公寓。拉特龙什是格勒诺布尔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公寓的登记簿上，我用我的名字登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作为我的叔叔和婶婶的身分登记。我的名字原是荷兰裔的，借此倒可以掩饰一下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那种异样的口音和腔调。为了避免在公寓食堂里吃饭，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装作丧家，娜塔丽娅穿着黑色的衣裙，托洛茨基则在衣袖上戴着黑色的袖章。他们俩人在自己的寝室里用餐。当他们外出时，屋子里的人都保持着一种肃然的沉默。这所公寓很小，可是气氛同一般的旅馆非常相似，如果不施以任何小计，要想不介入他们的谈话是难乎其难的。而参与谈话则可能引起怀疑。
我在公寓食堂里用餐时，试图在可能范围内察看一些周围的动静。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差不多与我们同时住进这家公寓，实际上他是保安总局派来的便衣警察，此人姓加涅。我们知道这位仁兄的到来，因为保安总局要随时关注托洛茨基是否继续隐姓埋名。加涅和我假装新近相识，以便相互接触交谈而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大多数寄宿者都是拉美国家到格勒诺布尔大学读书的青年人，可是危险还在后面。
这里气候宜人。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有时也到花园坐坐，托洛茨基读着报，用法语吩咐我去办些什么事。下午，我们常一去乡间散步，当年那里的乡村气息相当浓厚，令人心旷神怡。有一次散步，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坟地上转悠，原来这是一座俄国侨民的公墓。墓碑上用俄文刻写着将校们的姓名。托洛茨基一言不发地加紧脚步走岀墓地。
我们不久就获悉，那位女房东是一个保皇主义者又是一个勤于礼拜的天主教徒，一直在进行侦探的加涅先生打听到这个情报后就告诉了我。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星期天做弥撒的问题。每逢星期天，作为共济会成员的加涅也只好上街，装作上教堂去做弥撒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掩护托洛茨基能安全地住在这位保皇派的寄宿公寓里。这的确是一出费多式的喜剧！我们自以为是地想出了一个主意，每逢星期天上午做弥撒时，就到街上散步。有一个星期日早晨，我们真的进了一所教堂，这也许就是司汤达十分熟悉的黄色广场附近的圣安德烈教堂。这时，一位神父正在布道。托洛茨基和我们坐下来静听了几分钟。在我们离开教堂后，他问我：“他的演说是否像热拉尔那样有吸引力？”在巴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热拉尔·罗森塔尔是最知名的人物，因为他口才出众，有卓越的演说本领。
在这所公寓里有一个休息室，凡是这里的房客都可以进去，里面有报纸和杂志。一天早晨，我发现了一份最新出版的《插图》杂志，里面刊登着一幅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合影的彩色照片。显然，由于巴比仲事件才促使这家杂志发表这张照片。在照片上，托洛茨基蓄着山羊胡子，头发往后梳理，然而在这所公寓里，他的胡子剃掉了，发式也改成分头式，可是娜塔莉亚却跟照片上没什么两样，即使能找出一两处异点，但无论谁只要看过那张照片，不会认不出他们的。我马上向加涅发出警报，他就立即把那本杂志拿到自己的卧室里藏了起来。我相信房东太太一定会要他物归原处。他则千方百计地把他收藏起来，直到我们离开这所公寓。托洛次基自己在1935年5月8日的日记里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在这家客栈的经历。
5月28月，我们离开了拉特龙什。雷蒙·莫利尼尔在圣皮埃尔—德沙特勒斯租了一间房子。那是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荒凉的乡村。地处格勒诺布尔以北大约20英里。此时，我就去了巴黎，在法国托派组织中任职。而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就在圣皮埃尔同雷蒙·莫利尼尔、薇拉·拉尼斯夫妇住在一起，这时留在他们身边的只有担任俄文打字工作的马克斯·加文斯基了。当时也没有讲明留任的期限。
6月中旬，我把邮件从巴黎送到圣皮埃尔，那里的环境给我的印象不佳。村子很小，这些新来的户主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何况，同托洛茨基夫妇同居一屋对于雷蒙·莫利尼尔一这样有身分的人来说，是不会习惯的。加文斯基是个不大合格的俄文打字员，又是个不大好相处的人。因此，这样的局面是不能维持多久的。
托洛茨基住在圣皮埃尔的时候，我去了荷兰，又去了比利时。在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始终为他准备了两套行动方案，一套代号叫帕里雅宁行动，一套代号叫玛格丽特行动。第一套方案是让托洛茨基按照合法的手续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第二套方案是采用非法的手段去实现同样的目标。1934年6月，因为托洛茨基在法国的居住发生麻烦，廖瓦和我就着手采取玛格丽特行动计划，于是我到荷兰去找斯内夫利特，同时在他的党内物色了一个身高、年龄、长相都与托洛茨基相伊的德国人。随后我们把这个德国人公开地带入法国，又偷偷地带出法国，这样法国警方就不能在他的护照上盖上表明此人离境的印记，整个计划执行得很顺利，所以我们在巴黎保留了一张护照。接着，我又到了布鲁塞尔去见亨利·斯巴克，此人是比利时社会党内反对派的领袖，他对托洛茨基主义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虽然他的同情没有维持多久。一个比利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乔治·魏雷根陪同我去找斯巴克。斯巴克在他的书房里接得了我们。他以粗鲁的言词评论社会党的领触。“我敢断定，这些人不会有好下场！”我向他说明托洛茨基万一需要偷越法国—比利时边境时可能会遇到麻烦，他不以为然地说：“完全没问题！到时候我会用车子到边境去接他，必要时，我可以岀示议员证件。”
1934年夏季，托洛茨基提出建议，让法国的托派集团加入社会党。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诬蔑诽谤更加激烈，法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广大党团员深受其毒害，他们把我们视为仇敌，以致不可能相互进行任何方式的讨论，而往往诉诸武力。托洛茨基设想，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加入社会党，那么他们就获得了一个使他们能发挥作用的天地。这个后来称之为法国式转变的建议，在法国托派集团和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曾几何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尚把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如今却要加入社会党，这对多数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雷蒙·莫利尼尔和纳维尔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了。莫利尼尔赞同加入，纳维尔则坚决反对，到了秋天，大部分法国托派集团的成员参加了社会党。
在保安总局同意下，托洛茨基在圣皮埃尔住了下来。事实上，法国当局发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是伪造的身分证。他们的姓氏改为拉尼斯，国籍是罗马尼亚，托洛茨基的职业是教授，其实，“拉尼斯”是雷蒙·莫利尼尔情妇薇拉的姓氏。但是，伊泽尔省长由于某种原因不喜欢托洛茨基呆在他的省里，尤其是住在圣皮埃尔。这个小镇的镇长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同省长有私隙。假如托洛茨基隐居本省的事实一耳被揭露，岂不成了一大丑闻，从而对省长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省长就故意把消息泄漏出去。结果当地的报纸公布了这一情报，虽没有公开托洛茨基的具体住址，只有指明在某某地区。这是一种敲诈的方式：如果托洛茨基不肯屈服，不肯立刻离开，那么下一步就要披露更具体的情报了。
6月底，对托洛茨基来说，事情已到了非离开圣皮埃尔不可的地步。于是托洛茨基、娜塔丽娅、雷蒙·莫利尼尔前往格勒诺布尔，我则从巴黎匆匆赶来。我们没有计划好新的去处，陷于走投无路的困境，一切又得从头开始，雷蒙到巴黎去设法寻找出路，娜塔丽娅由于改名换姓比较容易，所以就一起去了巴黎。而托洛茨基和我则一起乘公共汽车去里昂，在那里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了。
我们在饭店用餐。白天，托洛茨基阅读报纸或到市里去兜圈子。「托洛茨基还养成了一个新的爱好，即一到晚上就上影院看电影。我们还买了一些书。一天下午，我们到一所公共图书馆，托洛茨基借了一本傅立叶的著作，我们在图书馆里呆了两三个小时。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纽约时把这件事讲给安德烈·布列东听，他对此很感兴趣。后来他把这件事写入了他的书里《傅立叶颂》。又有一次，托洛茨基和我在里昂街头散步，一位失业工人向我们乞讨，托洛茨基对我说：“给他几个钱吧！”我给了这个工人一枚2法朗的硬币，托洛茨基说：“再多给些！”于是我给了这个工人一张5法朗的纸币。托洛落基身上从来不带钱。他到过许多国家，可是从不知道该国的纸币是什么颜色的。
我们常去公园溜达。有一次，我们在公园小憩，看看孩子的玩要。这时一个母亲打了她孩子一巴掌。托洛茨基就说：“这就是爱和恨的辩证法。”后来在墨西哥城。有一次我们从牙医师那儿出来，托洛茨基对我说：“应该发明一种医治牙的综合疗法。”可见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力求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法。我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时，托洛茨基偶尔会向我口述信件和便条。雷蒙来看过我们一次，并带来一些需要回函的信件，我们的工作仍及某种方武继续着。但总的来说，在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沉默寡言，心神不宁。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给他的心情造成很大的压抑。
托洛茨基和我在里昂暂住，亨利和雷蒙正在想方设法为我们解决居住问题。亨利继续同法国当局谈判，雷蒙继续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不久，办法总算找到了。在巴比仲事件以后，我曾经去找过教师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在瓦兹省一个小镇上教书的莫里斯·多蒙热，他和协会中的不少同事都同情托洛茨基，虽然他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曾经要他物色一位中学教师，此人必须是住在远离巴黎的村庄或小镇上，房子比较宽敞，并愿意保护托洛茨基，房租我们照付。多蒙热答应替我寻找。结果在7月初，他要我们去看洛朗·博先生住的一幢房子。在格勒诺布尔东面大约6英里处的叫多梅讷的小镇上。雷蒙·莫利尼尔到多梅讷去察看了地理环境后，感到士切都很满意。洛朗·博所住的是一幢3层楼房子，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坐落在萨瓦公路附近，但不在路边，离开镇中心约1英里。洛朗·博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可也是一位左翼教师，他愿意把部分房子租给托洛茨基居住。
1934年7月中旬，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到达多梅讷。是亨利·莫利尼尔开轿车把我们送到那里的，屋子里最初的摆设全是临时凑合的。托洛茨基就在底层原主人的书房里工作。由于不可能找到俄文打字员，托洛茨基写作时只好用手书写。头几天我们和洛朗·博一家人一起用餐，后来娜塔丽娅在女房东的帮助下自己开伙，但只给托洛茨基和她自己做饭。我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吃，因为我有自行车，去镇上很方便。保安局的密探加涅也在多梅讷住下。以便监视这幢房子」他的监视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不让托洛茨基的秘密身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他必须掌握出入托洛茨其住所来访者的踪迹。
这所房子周围没有邻居。屋子后面的花园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常常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到那里去散步，当然不会遇到任何人。黄昏时，洛朗·博偶而也会驾驶他的小轿车把我们带到野外兜风。我们一直坐在车内，毫不停顿地行驶在乡间，就这样消磨一个多小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后排，我坐在博的旁边，可是与他谈话总觉得乏味。
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青年教师，名叫阿历克西·巴尔丹，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同情者。他有两个兄弟加入了巴黎的托派团体，其中一个叫布瓦泰尔的，还是团体的领导人。阿历克西·巴尔丹及其妻子维奥利特很快得到伊泽省省长的批准，来拜访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巴尔丹是社会党党员，经常参与格勒诺布尔的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托洛茨基和他的谈话总离不开当地的政治话题。托洛茨基对各种细节非常感兴趣，他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沉浸在这种日常的实际活动中。巴尔丹参与地方事务越来越频繁，他在工会大会上的几次演讲稿，实际上是托洛茨基起草的。早先，即在希特勒还未上台执政以前，托洛茨基也曾为一个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赛波尔起草过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的演说词。
法国的政治形势随着左派和右派之间对立的加剧而日趋紧张。在巴黎的托派团体中也有大量的事情急待处理。因此他们要我两头跑，一部分时间在多梅讷，其余时间在巴黎。我得在巴黎度过三四个星期，然后在多梅讷呆上三四个星期。不过这个安排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也得根据需要作临时调整。1934年10月间，我在多梅讷翻译了《法国向何处去》的第一部分。托洛茨基写完一章，我就翻译一章。这样一本分析法国政治形势的小册子，由于没有迁就法国当局的立场，当局竞不准用托洛茨基名字发表。因此我的译文在风格上要改得让人看不出它是托洛茨基的手笔。后来这篇文章以部分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署名，发表在《真理》周刊上。可是俄文原稿必须保存起来。因此当我打算去巴黎时，娜塔丽娅就把那份手稿缝在我上装的衬垫里，以便带冋巴黎。
1935年1月间，我在多梅讷帮助托洛茨基写另外一本小册子。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共产党书记基洛夫在非常神秘的情况下被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暗杀了，凶手叫尼古拉也夫，其杀人动机谁也弄不清楚。于是，斯大林又掀起了一场新的诽谤托洛茨基的运动，并处决了格伯乌的几十名官员。托洛茨基试图以他当时所掌握的情报来说明这个行动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我把他写的东西译成法文，不久后，这本小册干就在巴黎出版了。有一次，托洛茨基跟我谈论时，他概述了他所谓的“戴王冠的社会主义”理论。“你将会看到，斯大林一定会给自己戴上王冠”。他认为，基洛夫被刺以后，斯大林准会给自己加上某个崇高的头衔，就像波拿巴改姓为拿破仑那样。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应验了这一预言。斯大林封自己为“人民之父”，在他周围聚集着尽是些阿谀奉承之辈，竭力制造个人崇拜的气氛。基洛夫的遇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标志着制造这一神话的工程已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然而托洛次基也许认为这是返回到更传统、更正规的旧体制的做法
1月底，我刚好在多梅讷，我的儿子在巴黎郊外出世了。这消息是雷蒙·莫利尼尔告诉我的。在格勒诺布尔，我几乎每天晚上要跟他通电话。雷蒙故意跟我开玩笑，说我的妻子佳比生了双胞胎，那时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他马上说：“混血种很容易高产。”佳比身材矮小、黝黑；我呢，个儿高，皮肤白。托洛茨基根据这么一点差别，来作出他的理论解释。
2月，我又回到了多梅讷，那时，托洛茨基正在撰写《法国向何处去》第二部分。从2月7日起，他开始写日记。这部一日记对于研究托洛茨基的生平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它是在流亡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写下的。因此，单凭这本日记所反映的气氛和精神状态来推断他在整个流亡期间的生活情景是靠不住的。正如他的日记所披露的那样，他曾经沉浸于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中，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因为托洛茨基知道，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的日记很可能落入法国当局之手。所以，在日记中常常故弄玄虚。比如在4月9日的日；记中，托洛茨基写道，他“不知道谁是《法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在几个月以前，即在巴比仲事件中，他曾经自称是一个“耍阴谋的老手”。因此很可能是这样，他写这本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法国警方看的：“瞧！这就是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所以在日记中看不到托洛茨基政治活动的全貌。他对世界各地托派组织内部的宗派斗争的介入，他同许多人的政治通信以及各地来访的客人，这些在日记中丝毫没有留下痕迹。比如：廖瓦、让娜、雷蒙·莫利尼尔常从巴黎来探望他，除此以外，也有其他人前来同他进行政治性讨论和磋商。另外还有亨利克·斯内夫利特、皮埃尔·纳维尔、让·鲁和马尔索·皮韦尔都曾来多梅讷拜访过。有一次，伊凡·克雷博也来了为了逃避加涅的监视，雷蒙·莫利尼尔在汽车经过镇中心时，不得不把客人藏在汽车尾部行李箱里，
托洛茨基在多梅讷已经度过了两三个月，现在看来，述得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因此就想尽可能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洛朗·博把整个底层都让给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一个房同作为卧室，另一间作为托洛茨基的书房。书架安放在走廊里，书是从巴黎寄来的。我在多梅讷时，就在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和睡觉。看来有必要在底层安装一个浴室，而装个浴室得花很多钱，可是无论是洛朗·博还是托洛茨基，手头都不宽裕，事实上，那时托洛茨基的财政状况相当拮据，因为他身处逆境无法以投福谋生。不久在分摊费用问题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争执。有一段时间，双方关系搞得很紧张：托洛茨基和洛朗·博两人见了面都不说话。后来，托洛茨基在快要离开那里时，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事促使托洛茨基在1925年2月12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再没有比忙于原始积累的小资产阶级竟可憎的了。我从来也不曾像现在这样仔细地观察过这类人物。”字里行间充满着愤慨，可以把这说成是“原始积累”实在是对马克思经济概念的滥用。洛朗·博当然不会由于把房子租给托洛茨基而成为资本家，而娜塔丽娅在她的回忆中却有着不同也看法，她说到洛朗·博夫妇时，称他们都是“好心人”。
5月间，我乘坐从巴黎开往格勒诺布尔的火车去多梅讷。长途旅行让人疲惫不堪，再加上下午的车厢里又很闷热，我就到餐车去买了一矿泉水喝，并顺手将服务员递给我的发票塞入了正在看的那本书里。这是我给托洛茨基带去的书。我到达多梅讷的第二天后，当我正在晩子里散步时，托洛茨基突然出现在书房的窗口，手里挥动着那张账单，用法语冲我喊到：“你好啊！竟然地餐车上‘享口福’去了！”他已经学会了不少法国的俚语，并很喜欢运用这种语言。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它证明我只是喝了一瓶矿泉水，其余什么也没喝！
挪威如今已建立了一个社会党人掌权的政府。一个在挪威避难的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华尔特·海尔德邀集了几个挪威朋友要求政府批准托洛茨基入境。1935年6月8日，我从巴黎来到多梅讷报告一个消息：即挪威政府已经批准托洛茨基移居挪威的申请，虽然签证的印章尚未正式盖在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护照上，因为他俩的护照还在多梅讷。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手续问题。在两天时间里，娜塔丽娅和我整理好了行装和书稿，并且同洛朗·博夫妇作了简短的告别。
6月10日傍晚，我们来到了格勒诺布尔车站，准备乘坐去巴黎的火车。格勒诺布尔保安总局负责人前来送行，当我们准备登上火车时，他指给我看，伊泽省省长正站在另一边月台上远远地注视着托洛茨基的离去。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有单独的一间包厢，可以在座位上就寝。我则整夜坐在门外的过道上看守。黎明时分，火车到达了巴黎，廖瓦在车站等候我们。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直接去热拉尔·罗森塔尔的寓所。罗森塔尔跟他的父亲（是巴黎的一位名医）住在一起。
我们到了巴黎才知道，挪威政府还在犹豫，近日的谈判进行得很激烈，法国当局则希望托洛茨基尽快离开法国，回多梅讷去显然是不可能了。与签证谈判的同时，巴黎托派团体的许多人找上门来与托洛茨基讨论政治对策，因为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米罗兹举行，法国托派与社会党领导集团的冲突已到了危急关头。托洛茨基在事后不久写下的1935年6月20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在巴黎的这段紧张热烈的时刻。6月13日，问题终于解决了，挪威当局批准了以6个月为限的签证。于是我们打点行装，即日动身。
[1] 在法国南南部边境的一个城市。——译者
[2] 即作者的妻子加布里埃尔·布劳什。——译者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