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第一章 流亡在土耳其海岛
我是1932年10月20日到达土耳其普林吉坡岛的，当时才20岁，刚刚结束了9年的法国学校生活，对社会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情绪。
我从15岁起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虽说最初还带着些卢梭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色彩，但在大萧条的年代中，我就更直接更积极地参预了政治活动。1932年春天，我被吸收为法国的托派集团——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个成员。那时，联盟的人数很少，真正参加活动的还凑不满20人，连会员证也没有。联盟的各项活动我都参加了。当时的主要活动仅限于参加讨论，上街出售联盟的《真理》周刊（La Verite），或是在傍晚带着周刊到工人们下班途经的地铁车站去叫卖，或是在星期日早晨到工人住宅区去推销，晚上，我们经常到马路上去张贴标语，却常常遭到警察的没收。原因是我们没钱在标语上贴上印花税。我是联盟中第一个既没有先参加共产党，也未曾参加共青团的盟员。在那里我认识的所有成员都是被共产党开除出来的人。
该联盟于1930年创立后，有过一段动乱的经历。1932年联盟的领导权今别为两个派别所掌握：一派是以雷蒙·莫利尼尔和皮埃尔·弗朗克为首；另一派的首领是皮埃尔·纳维尔和热拉尔·罗森塔尔。前者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因而占了上风。莫利尼尔和纳维尔两人性格和气质上的差异，是造成他们之间长期冲突的根源。1930年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内突然爆发了一场危及其生存的内讧，只是在托洛茨基施加压力后，才使内讧得以平息。我参加联盟时，两派在政治上并无实质性的分歧，因此，党内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莫利尼尔和纳维尔之间的对抗气氛在以后的岁月中却一直笼罩着党内的生活。
法国的托派集团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就批评共产国际的领导背叛革命的行径。即使他在1929年被斯大林逐出俄国之后，他的目标仍然是要把共产国际拉回到革命轨道上来，而不是要另建一个与之敌对的组织。托洛茨基分子虽然都被正式开除出党组织，但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反对派，叫做左翼反对派。当时，这个反对派虽在党外，但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重返共产国际的行列。托洛茨基曾断言：“我们的思想将会成为你们的思想，并将写入共产国际的纲领。”
1932年间，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之间论战焦点是德国形势，当时，希特勒的权势日益膨胀，而拥有几百万张选票的两大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却处于分裂状态，无所作为。德国共产党听从斯大林的命令，拒绝和社会党采取联合行动，认为他们同纳粹党人是一丘之貉。1932年初，斯大林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发现，宣称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对“孪生子”。社会党人实际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德国共产党就是依据这种理论来开展活动的。1931年7月一家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宣称“德国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去“。来自希特勒的威胁被大大地忽视了。有几次，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宣称，纳粹主义运动已濒临瓦解的边缘。对此，托洛茨基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警告，他在许多文章和小册子里谴责了德国共产党的这种愚蠢政策，字里行间充满着智慧和热情。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作品熠熠生辉，是他流亡期间所发表的最精彩的文章。
1932年7月，德国的形势急剧变化，日趋右倾。为了替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辩解，法国共产党于7月27日在巴黎的比利埃召开了群众大会。比利埃是个宽敞的公共舞厅，位于圣米夏莱大街的尽头。那里可容纳数千人，常常被作为政治集会而场所。联盟决定去旁听这次大会，并打算再次向群众解释社会党和共产党应该结成反对希特勒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厅里挤满了人。我们大约有20来个人挤在人群中间。有一两个被指定的共产党人登台发言，他们一再重弹社会民主党是德国主要敌人的老调。我们听了，再也按捺不住了。雷蒙・莫利尼尔大声说：“我们要求发言5分钟。”于是他陈述了德国局势的严重性和建立反希特勒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他的话并没能说多少。有一位法共领导人，是迫害托派成员的老手，皮埃尔·塞马尔做了个手势，那些早已站在我们周围的打手们立刻围拢来，抓起椅子劈头盖脸地向我们砸来。结果好些人受伤，我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多亏有朋友们解救。
6月间，莫利尼尔就问我是否愿意赴普林吉坡岛去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当时需要物色的是一位懂俄语的人，而我正适合这一点，因为我曾通过自学掌握了俄语。我的动身被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1932年10月13日才离开马赛，登上了“拉马丁”号客轮，途中停靠了那不勒斯港和皮雷埃夫斯港，于10月20日早晨靠上了伊斯坦布尔。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在岛上的皮埃尔·弗朗克那天到码头来接我，由于我性太急，船一靠岸就匆匆忙忙地走下了板桥，结果使他扑了个空。我没有离开码头，随即就雇了一条小船直驶普林吉坡岛。到达时已接近中午时分。我随身只带着一只提箱，来到寓所大门前，我把一张便条交给驻守在那里的土耳其警察。不一会，扬·弗兰克尔出来迎接我。当我俩在客厅里寒暄时，托洛茨基穿着一套白色亚麻布西服从书房里走下楼来。他对扬说：“他看上去像奥托。”那是指奥托·许斯勒。当时他正住在这座寓所里。他长得与我一样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我俩在身材和长相上相距甚远。
托洛茨基当年52岁，他那引人注目的外貌我早从照片上就熟悉了。嫁给莫利尼尔的让娜·马丹在1929年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就说：“您看上去跟照片上一样。”托洛茨基回答道：“那可就不妙了，这就像一件家具似的。”其实，托洛茨基远不是一件家具，他那活泼好动的举止和生动有力的演说，犹如磁铁般地立刻将人吸在他的周围。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宽阔的前额，虽没有秃顶也是够高的，其次是他的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凝聚着力量和信心。（以后在他逗留法国期间，为了安全，也为了减少警卫，他外出旅行时不得不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剃去了山羊胡子，把头发先梳向一边，然后分开。可每当他想离开住处混入公共场所时，我仍是担心：“这根本没有用，过路人一眼就会认出他来。他的眼神是无法改变的。”）当托洛茨基开口说话时，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嘴，无论是说俄语还是说外语，他声音清晰，词意准确。他最讨厌别人说话随随便便，含糊不清。因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只有当他用俄语同娜塔丽娜交谈时，有时才会说得很快。很随便，甚至成为窃窃私语。当他在书房同客人谈话时，他的手总是先搁在办公桌的边沿，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做出各种手势，似乎想用它来帮助嘴更好地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整个仪态显得庄重而带有几分骄矜。他身材中等偏高。胸背宽厚，但肌肉并不发达，而腿与其胸部相比就显得细长了。后来在墨西哥，有一天开玩笑时，他跟我比身高。结果，他正好比我矮1英寸。他是5英尺10英寸，我是5英尺11英寸。
1920年秋，一位英国的女雕塑家克拉尔·谢里丹（她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妹）去莫斯科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塑头像。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托洛茨基曾向我指出他的脸部如何不匀称。他张开嘴唇，咬拢牙齿，向我显示他的下腭是歪的”。但这缺陷并不明显。谢里丹还写道，“托洛茨基鼻梁也有些歪，看上去似乎曾经断裂过”。她在塑像时曾要求托洛茨基摘下他的夹鼻眼镜。因为那玩意儿妨碍了她的工作。可是，“托洛茨基不愿意拿下。他说没有眼镜，他会感到茫然一片。他脱下眼镜似乎有一种肉体上的痛苦。这似乎是它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失去它，就会完全改变他的个性，很遗憾，这副眼镜相当程度地损害了他那标准的头像”。在我与托洛茨基相处的全部岁月里，我至多只有两三次看到他不戴眼镜。因为他极少在别人面前脱下眼镜，除去娜塔丽娅。他不戴眼镜，他的眼睛显得很小，近乎闭拢。
我在普林吉坡岛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从他的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此时此刻正在经受各种磨难的痕迹。这苦难的历程是1923年开始的。那时，在俄共党内，他第一个起来同斯大林展开斗争。4年之后，他被开除出党，并被剥夺了一切正式职务。1928年初，斯大林把他放逐到阿拉木图。它是苏联中亚东部地区哈萨克的首府，离莫斯科约2000英里。陪伴托洛茨基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娜塔丽娅和他们22岁的长子廖瓦。他们的次子谢尔盖是位工程师。他没有被卷入政治旋涡，继续留在俄罗斯西部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阿拉木图虽然受到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G.P.U.）〕的严密监视，但托洛茨基仍有一定的自由。他收到大批邮件并常常外出打猎。托洛茨基有一次告诉我，他在阿拉木图期间曾和廖瓦研究过标有通向中国边境路线的地图，要是朝中国方向逃跑，大约要走160英里的路程。
1928年底，斯大林认为再不能让托洛茨基留在阿拉木图了。但如果处决托洛茨基，那会遭到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反对，并可能激怒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以致可能会滋生出刺杀斯大林的念头。而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看来倒是一条出路。为此斯大林犹豫再三，那辆载着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及廖瓦的火车从阿拉木图返回俄国酉部，为了等候当局的命令，火车在途中滞留了12个昼夜。终于斯大林打定了主意，将托洛茨基流放到伊斯坦布尔。斯大林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旦到了国外，托洛茨基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无朋友，又无钱财，如果他在外国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他将会在俄国人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1929年2月12日，托洛茨基偕同娜塔丽娅和廖瓦从敖德萨抵达伊斯坦布尔，他们最初住在苏联领事馆内，发现在这儿的处境很尴尬，既是客人又是囚犯。这样的安排只持续了大约3个星期。3月5日，他们离开了使馆，在贝拉大街托卡丽扬旅馆住了几天。3月6且，托洛茨基给巴黎的一位律师莫里斯·帕兹发了份电报：“已获自由，暂住旅社，在找住所，此致敬礼。列夫。”电文开头的话暴露了托洛茨基在苏联使馆时的感受。不久，这些新流亡者搬进了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这是廖瓦找到的。它在伊斯坦布尔郊外波孟蒂地区伊泽巴夏大街29号。4月底，他们在普林吉坡岛上的伊泽巴夏别塞定居下来了。（由于街道和别墅有着相同的名称，这一点使一些作者产生了误会。那个别墅跟我后来看到的寓所一样，座落在岛的北面，但更靠近码头。1931年3月1日，这座伊泽巴夏别墅被大火烧毁了，托洛茨基就搬到了岛上一家叫萨伏伊的小旅馆里住了大约4个星期。到3月底他离开普林吉坡岛，搬到了卡迪欧小镇的郊外，一个叫莫达的海滨地区，住在希法街22号，直到1932年1月才回到普林吉坡岛的另一处住所，即是我在10月份到达时他们所住的那座别墅。
我到达后，发现来自布拉格的扬·弗兰克尔、来自巴黎的皮埃尔·弗朗克和来自莱比锡的奥托·许斯勒也住在这座别墅里，另有一位俄文打字员叫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彼夫斯涅尔。她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套公寓。她每天早出晚归，遇到天气不好，就在萨伏伊旅馆过夜。弗兰克尔是1930年4月15日来到岛上的，自1931年2月18日廖瓦离开后，他就成了托洛茨基的主要秘书。廖瓦是到柏林去继续攻读他的工程学专业，并参加一些革命的政治活动。1932年5月到这里的许斯勒，是德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成员，1932年7月15日到达的弗朗克，是法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俩来到普林吉坡岛，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访问者，但他们的拜访成为逗留，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实际上，这里的工作人员与客人之间差别是不明显的。至于我，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接替了弗兰克尔的位子，这里唯一无所事事的就是托洛茨基的外孙弗谢沃罗德，爱称谢瓦，他生于1926年。他和他母亲齐娜伊达，简称齐娜（托洛茨基前妻所生的长女）于1930年底离开俄国，1931年1月8日到达普林吉坡岛同家人团聚的。1931年10月22日，齐娜随同廖瓦到柏林去就医，而把谢瓦留在土耳其的小岛跟随外祖父母一起生活。
普林吉坡岛是马尔马拉海一个小群岛中最大的一个海岛。这个群岛包括4个有人居住的大岛和5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在有人居住的岛中，以普林吉坡岛离伊斯坦布尔最远，大约有20海哩。那时，从贝拉桥乘小船划到普林吉坡岛码头，大约需花一个半小时，这中间包括在其他岛上停留的时间。
普林吉坡岛方圆约8英里，当时大部分地方无人居住。居民们都集中在东北角靠近码头的村子里，这里简直像个小镇。星星点点的别墅都座落在岛屿北面的海滩上，越往西，住房就越稀少，直到岛的西南部，就无人居住了。由于人们从岛上迁住大陆，因此岛上的空地急剧增多。岛的制高点约为海拔600英尺，而且附近有个希腊正教修道院。岛上苍松翠柏，复盖成荫，空气中到处迷漫着松树的芳香。这里的泥土呈微红色。大海和天空时刻变幻着迷人的色彩，每当黎明和黄昏，苍天和大海被染成紫红色。这种壮丽的美景，在其他地方另难得一见的。
普林吉坡岛东面几英里处便是亚洲的海岸。在其西北方那遥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欧洲海岸。位于群岛西北部的哈尔基岛，离普林吉坡岛最近大约只有1海里，是个有人居住的小岛。马尔马拉海及其岛屿、亚洲的海岸，普林吉坡岛上的植被和天空，这一切构成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区。1973年，我重游了普林吉坡岛。岛上耸起了许多建筑物。记得在1932年，在亚洲海岸上只有一个卡塔尔村，而现在却是高楼林立，巳成为伊斯坦布尔市的郊区。美丽的马尔马拉海现在被污染了。一家水泥厂不断向天空喷着浓浓的黑烟，黑烟从亚洲大陆一直飘到普林吉坡岛的上空。
1932年，普林吉坡岛上的居民主要是希腊人，但行政治安管理权却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群岛中的各个岛屿都有希腊和土耳其两种语言的名称。土耳其人把普林吉坡岛叫作“布伊卡达岛”，或叫“大岛”，又称“王子岛”。因为这儿曾是拜占庭皇帝放逐失宠王太子的地方。这些王子通常是被刺瞎了双眼后再送到这里来的。
托洛茨基居住的别墅座落在北面的海滨。从这儿到码头只需步行15分钟，周围的房子并不多。这别墅建于四五十年前，结构牢固，显然是伊斯坦布尔某一位达官贵人的夏宫。房子建在一个长方形的花园的中间，它把花园隔成两半：前院临街，后院濒海。花园四周用石块垒起了7英尺高的围墙。这所别墅可通往一头走不通的索卡迪街，沿着这条街可通向大海。人们一进小铁门就可发现，右边有一间小屋，常有4至6名土耳其警察驻守在那里；左边是一条通往内宅的小径。花园虽然无人精心照管，但花木茂盛。下午蜥蜴爬在墙上沐浴着阳光。穿过内宅便可遥望大海，后花园的地势急转直下，坡度很大，在茂密的草木丛中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可通到花园尽头的小门，这里有一个专为这所住宅建造的私人码头，码头是用巨石砌成的，十分坚固。
这是一座3层楼的住宅。底层，门厅之后就是一间很宽敞的大客厅，朝着大海一面装着一些大玻璃窗和玻璃门，这个大客厅还兼做餐厅。大门口左侧，有一间房子作为警卫室。不过，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这房间是皮埃尔·弗朗克和奥托·许斯勒两人住的，右侧就是厨房。二楼，中间有一条很宽的走廊，它的尽头有一个可以眺望大海的阳台，走廊两边安放着书架，里面塞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走廊的左侧是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及盥洗室。在右侧，第一间是作为扬·弗兰克尔和我的卧室兼书房。隔壁一间是被我们称为机要房的小办公室。打字员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就在这儿工作。最后一间是托洛茨基的书房，两边都开窗，既宽敞又明亮。第三层是顶楼。那里存放着旧的报纸和杂志。另一间是供厨师睡觉的房间。这幢房子没有装电话。如要打电话，就得走10分钟路到萨伏伊旅馆去。整幢房子的摆设十分简单。与其说我们是来这里生活，还不如说是在这里临时扎营。全部墙壁都被刷成白色，所有房间都宽敞、干燥、光线充足。
待我安顿下来以后，很快就同这里的人融为了一体。我最初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捕鱼。在后花园附近的码头边，有两只渔船，船身长16英尺，其中一只船还装有马达。一个名叫哈拉兰波斯的希腊渔民，负责看管渔船和渔具。他年轻、单纯豪爽、心地善良。我们常是凌晨4点半，天还没有亮就出发。托洛茨基总是从后院的小路上匆匆赶来。娜塔丽娅偶尔也参加到我们这支捕鱼队来。每次出海，除有1名土耳其警察跟随之外，还要带上一两名秘书。哈拉兰波斯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一到码头丿就立即登船起航。不久东方泛白，晨曦初露。我们就开始撒网捕鱼。我们在哈拉兰波斯的监督和指导下，根据不同的季节和鱼种，运用各种不同的技巧。这种活有时把我们累得精疲力尽。那时马尔马拉海有捕不完的鱼，我们总是满载而归；每次捕鱼，最多的是红鲻鱼和一种我们叫巴拉莫的大鱼，它的形状和颜色类似鲇鱼，但比鲇鱼大得多。当然也有其他的鱼。在平时的伙食中，我们虽然常常吃鱼，但我们对捕鱼还是兴趣盎然。我们还把其中一部分鱼送给岛上的医院。
有时，哈拉兰波斯在傍晚去海边放置捕虾篓，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把篓取回来。有一天，我们一下捕到了30多只大龙虾，托洛茨基高兴极了，让我们把虾摊放在餐厅的地板上晾干。有时我们也在黄昏时刻去海边放置饵线。鲨鱼要在夜间才会上钩，一次当我们拉起饵线时，一条7英尺长的巨鲨浮出水面，我们只好把它当场击毙。
我来此之前，这里曾发生过一些有关捕鱼的有趣事件。这些都成为这个家庭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有一天，定期来普林吉坡岛担任秘书工作的让娜·马丹，陪伴托洛茨基去打鱼，满满的一网鱼被拉上了甲板。那位好心肠的让娜·马丹瞧着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在甲板上挣扎喘息，她立刻用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鱼抛回海里。不用说，托洛茨基对这种义举是不会赞赏的。另一件事是，一次出海打鱼，船到很远的雅洛瓦附近，突然马达发生了故障，他们无奈只好上东海岸扎营，头顶星空，在海滩上度过了一个夜晚。
有时，我们也去打猎，乘着小船，渡到东海岸卡达尔附近。我们把船拖上海滩，让哈拉兰波斯照管，然后就牵着狗穿过一片荒芜的灌木丛。在这儿，兔子难得一见，鹌鹑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猎物。托洛茨基的枪法迅速而准确，不过他花在打猎上的时间却远远少于捕鱼，因为他的打猎收获实在不大，常把打猎活动变成散步。这时他会不停地问起家里工作的情况。比如，某封信你回答了吗？等等。可是他在捕鱼时，就不是这样了。他也经常谈些打猎的故事。举个例子，有个农民在西伯利亚打狼，他一边飞快地跑了大半圈，一边拉出绳球上涂着油脂的绳子，这样狼就无法逃脱了。托洛茨基还谈起列宁的打猎故事。列宁每次出去打猎，总要拉上季诺维也夫作伴，而季诺维也夫却不喜欢这项活动，他经常躲进干草堆里，列宁抓住季诺维也夫的靴子，把他从草堆拖了出来。我们有时也在东海岸海滩上野餐。这样一天下来，我的皮肤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娜塔丽娅按照俄国的方法在我身上涂上一些酸奶酪来治我的灼伤。
我们一大早就外出捕鱼或打猎，回到家里已经是8点了，我们就匆匆吃了简单的早餐，只有茶和奶酪。娜塔丽娅把茶烧开给我们每个人满满地斟上一杯。要是饮料太烫，托洛茨基就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把它倒在茶托里，然后就拿着茶托喝。我这个刚从法国来的人，最初见到这种做法觉得很怪。
早餐以后，玛丽雅·伊利尼什娜也来到了。托洛茨基就开始用俄语口述，玛丽雅也在打字机旁便开始工作。玛丽雅所在的那间机要室有一扇门是通往托洛茨基书房的，托洛茨基就在书房和机要室之间来回走动，以一种非常洪亮的声音，不停地口述着。这种工作方式一直要持续到吃午饭的时候。即使我在自己的寝室里，也能听到他那条理清晰的语句和抑扬顿挫的语调，由此可以想象当他向群众演讲时，在那个还没有音响设施的年代里，他会发出多么有力的声音。
当用其他语种写信时，托洛茨基就坐在书桌旁口述。他的法语掌握得相当好，只是在虚拟语态和连词的运用上还有些困难。他的口语也较流利，不过有时他讲法语的语调有些偏高，而讲俄语时似乎并不这样。他把法语中的u几乎发成了ee，而把法语中不发音的e变成了aY。他还能用德语口述，据我判断，他的德语书面表达能力比法语还好，发音也是如此。1933年，斯沃贝克和沙赫曼两人先后来岛访问，那时托洛茨基用英语写信还要向他们请教，后来，他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墨西哥，他又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达到了可以阅读和交谈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的著作可分为3类：通信、论文或时事小册以及专著。这种分类法也不是绝对的。有时一封信，加上一个标题，就成了一篇论文或一本小册子，例如，《下一步怎么办？》甚至可看作是一部专著。不过，托洛茨基大部分著作仍可按上述分类。
所以会有这么多通信，主要是世界各地有许多托派组织。托派组织大约在30个国家里进行活动。而且各国的组织常常还分裂为两三个派别，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彼此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一旦托洛茨基认为自己对这场特殊的斗争已经掌握了足够情报，他就会亲自进行调停。这种调解事情在他信件中占了很大比重。在普林吉坡岛，他对我和皮埃尔·弗朗克是用法语口述，而对奥托·许斯勒或扬·弗兰克尔则用德语口述。他需要用俄语写信时，就找打字员玛丽雅口述，他每隔两三天就用俄语向玛丽雅口述一封长信，发给远在柏林的儿子廖瓦。这些信件都被分类归档，存放在机要室里。
托洛茨基的论文都是针对当前时事而写的。他很少同时写作两篇文章。原先也许是一篇短评，后来却成了一本小册子或一本小书。托洛茨基的全部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后来在困难情况下写成的短文外，都是用俄语口述的。其中很多文章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这些文章经过翻译后又在世界各地的托派报刊上转載。有时为了挣钱也写些一般性的文章寄给德国（希特勒上台前的）或美国的“资产阶级”刊物。
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有《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论列宁》以及《斯大林伪造学派》，他写这些书，有的花几个月，有的花几年，有几部是同时进行的。
在我来到普林吉坡岛以前，法国已经有不少人在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了，把俄文译成法文。莫里斯·帕里雅宁翻译了《我的生平》一书，但是他的经过修饰的译文和所作的脚注却引起了争议，后来情况有所好转。1932年春天，雷蒙·莫利尼尔派遣帕里雅宁到普林吉坡岛住了3个星期。其间，托洛茨基对帕里雅宁作了解释，他希望别人在翻译他的著作时要做到准确和简洁，不要添枝加叶。然后，他又委托帕里雅宁把《俄国革命史》译成法文。我相信，帕里雅宁在土耳其的这段日子里，就在托洛茨基的督促下，译完了此书的部分章节。我到达的时候，第二卷的校样正在校对，托洛茨基仍然觉得帕里雅宁的译文显得累赘。于是我的头一件任务就是和皮埃尔·弗朗克一起删去译者任意加上的华而不实的词藻。以后我也参与翻译托洛茨基的文章。开始时，我到他的书房里把我的译文念给他听，他就对照着俄语原文看。不过几星期以后，他就放弃了这种实践。
上午的工作要到下午1点钟或不到1点才结束，随后大家吃中饭。中饭时间从不超过半小时。平时我们只喝开水，只有到了11月7日，这天既是十月革命节，又是托洛茨基的生日[1]。餐桌上才会出现一瓶土耳其的葡萄酒。午餐除了鱼以外，有时还能吃到炸肉丸、蕃茄和辣椒，但几乎从未吃到鲜肉。托洛茨基胃口不大，而且对吃什么毫不挑剔。在相处的7年里，我们一日3餐同桌吃饭，我总是坐在他的右首，可从未听他对食物发表过评论。虽然也可能会讨论法国苹果与美国苹果的区别，但他从不谈自己的口味如何，而只发表一些一般人的看法。托洛茨基不吸烟，也十分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吸烟。
在这与世隔绝的岛上，托洛茨基常常一连几月闭户不出。同这么一班人马呆在一起商议工作，即使在进餐时，他也不考虑到应该跟大伙儿聊些轻松的话题。我记得有几次进餐时，他专心致志，一言不发。要不就是三句不离本行，又谈起眼前的工作。他会对从一封信或一份报纸上得来的某个消息发表评论。或者，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最新的政治见解先向我们说说。几天以后，我们就会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他的这些新思想。有时，他会大谈往事，包括他的少年时代。他说有一次在敖德萨亲戚家里干过一件荒唐的事：在燉鸡里撒了许多芥末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有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那儿，他的房间紧挨着列宁的房间。除了国内战争以外，他所经历的每一时期几乎都谈到了。对国内战争却只是泛泛而谈，他会把内战时期的某件事，同美国的内战，后来又同墨西哥的内战进行对比。但这些评论总带有他的政治见解。而他个人与国内战争的关系我则从未听他谈起过。
托洛茨基对人物的评论带有嘲讽的口吻，对于他的敌人和对手更是如此。但是他的嘲讽又常常可能是一种友善的玩笑，对于他周围的人，他也是采取这种态度。例如，当时，达拉第是法国的政府首脑，托洛茨基就冲我大发议论：“你们的达拉第”如何如何，毋需说明，达拉第的上台与我无关。要是遇上一个美国人来访，他就会说：“你们的罗斯福”如此这般。他的谈话常常是十分尖刻和辛辣的。安德烈·布列东于1938年到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后就谈过托洛茨基的那种“戏弄”语调。托洛茨基还喜欢给周围的人起绰号。我不喜欢喝茶，没几天，早餐我又只喝了牛奶。于是“莫洛根”（只喝牛奶的人）就成了我的外号。（据说俄罗斯有个教派成员叫“莫洛根”的，他只靠喝牛奶过日子。）有一天，我修好了一只水泵，于是又得了一个“新头衔”——专家治国论者。那是在1933年春，当时“专家治国论者”还是一个刚刚出笼的新名词。后来，我为了办理去法国的签证手续而到伊斯坦布尔法国使馆去洽淡，那时我就以“外交部长”闻名。以后到了墨西哥，我已摸透了托洛茨基的脾气，常常不等他吩咐就将事情办好这样，他又给了我一个外号——“乌热”（俄语，其意是“早已准备”）。据说，列宁曾经给斯维尔德洛夫起过这个外号。
午饭后，托洛茨基就上床休息，他不允许任何人去打扰他。此时，不管有什么事情，即使来了电报也只好等一等。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些非政治性的著作，最常读的是俄国小说或者法国小说。当时他阅读的就是朱尔·罗曼的长篇小说《好心人》。他认为罗曼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他读书后，午睡20分钟光景，一般到4点钟为止。于是整个寓所的生活重又复苏了。
每天下午，我们大家都聚在餐厅饮茶。这时的谈话内容与午饭时差不多。晚餐是7点，吃得很简单。晚餐后，托洛茨基回书房继续工作。直到9点或9点半才回卧室就寝。他经常失眠，所以总吃安眠药。娜塔丽娅第二天上午就会告诉我们：“L.D.[2]昨天夜里又服了安眠药。”弗兰克尔对我说过，1930年，法国托派组织内部的派别斗争非常尖锐，有关斗争新动向消息的电报要是白天来迟了，他就同娜塔丽娅商量，不把电报送给托洛茨基，而拖到第二天上午才送去，这样可以让托洛茨基安安稳稳地睡一夜。
托洛茨基入睡时，我们总有一两个人整夜守卫着他，像白天一样轮流值班。我们关心的是托洛茨基的生命安全。从1923年他率先反对斯大林开始，他面临的危险一直是有增无减。到1932年，斯大林也许已经明显地意识到让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是个错误。托洛茨基在国外找到了许多新朋友，并且用俄文出版了《反对派通报》，源源不断地发表了不少专著、小册子和论文。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大林想通过暗杀托洛茨基来“纠正”其错误，这种可能在日益增长，对托洛茨基来说，潜在的危险还来自另一方面。这几年，伊斯坦布尔的白俄分子很多，这些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对托洛茨基耿耿于怀。事实上，这两股威胁势力很容易串通一气：斯大林通过格伯乌，可以雇佣白俄分子来谋害托洛茨基。
所以在1932年到1933年，安全问题是个头等大事。保卫工作花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始终枪不离身，随身带着德国手枪，后来到了墨西哥，又配备了自动步枪。托洛茨基本人有一支小得出奇的手枪，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每当托洛茨基下楼吃饭时，我们就把门窗关上，门窗上都有铁板，并且派一个人在房子周围的花园里巡视。晚间，总有一个人在门口警卫室里值班，毎隔一定时间出去巡逻一次，有时还搭上一个土耳其警察一起警戒。但对于警卫的效果，我们从不抱有乐观的态度。试想，一个拥有雄厚财力和技术手段的堂堂大国，要想干掉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两手空空，只有几个年轻朋友在他身边保护，这场竞争的结局将会如何呢？因此，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吧。我想，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精神失常者的袭击。事实上，格伯乌的一个特工人员，叫布鲁姆金的，他在内战期间曾是托洛茨基军事指挥部的成员，1932年，他来伊斯坦布尔，在街上遇见了廖瓦，他就秘密拜访了托洛茨基。来访者忠告托洛茨基：至少要有20个受过训练的人，才能保证安全。而我们，只有三四个人，而且也没受过什么训练。但是，这些困难丝毫不会削减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保卫工作令人疲惫不堪。我们采取过好几种值班方式：一种是4小时一班，大家轮换；另一种方式，是一个人连续值班24小时。但不管那种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的人实在太少了。清晨两点被叫醒去换班，而且月复一月地连续下去，真叫人难以忍受，睡眠不足是普林吉坡岛给我留下的记忆之一。白天，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躺在床上看书或打盹，碰巧托洛茨基闯进来，他一定会大喊一声：“瞧，这里有一个俄国移民！”
每天早晨，除了星期五，这天在土耳其是作为休假日的，邮递员总会送来一大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有书信、报纸、书籍、文件等。我们先把所有的包裹打开，然后再交给托洛茨基。但信是不拆的。因为当时的暗杀技术看来还不可能将致命的装置放入一个小小的信封里。每天总收到一些古怪的信件，有的署着一个《圣经》中的名字，也有人劝托洛茨基保持健康，或是拯救他的灵魂。每天还会有一些要求托洛茨基亲笔签名的信件。
我们这儿也能收到来自西欧的报纸，但总要相差两三天。托洛茨基经常阅读的有《巴黎时报》、《德意志大众报》等。读报时，他总喜欢用红蓝铅笔在报上作些记号。有些文章则剪下来，归入文件夹以便写作时参考。每天上午，我们都收到土耳其各种日报，至少大标题我们都可看懂。每天下午，我们就派人到码头去买由伊斯坦布尔出版发行的法文和德文晚报，从中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大逋讯社的电讯。
我们同岛上的居民极少交往，这儿雇了一个希腊厨师，他睡在这里。还雇一位每天上午来做清洁工作的希腊妇女。1929年托洛次基刚来岛上时，出于安全考虑，曾经打算不请外人帮忙。但是这个计划不久就废弃了，因为有些事我们干不了。让娜·马丹在1959年2月25日给我的信中就谈到这个问题，“我到别墅后，雷蒙问我，除了干一点秘书工作（即阅读和剪贴外文报纸——我选择了英文）外，是否愿意在娜塔丽娅的配合下给大伙儿做饭。他向我解释说，由于安全的原因，我们不能雇人帮忙，尤其是厨师工作，我想你是会理解的。于是我接受了。我扮演的角色真有点棘手，有点难以胜任。L.D.总是要求我尽快把剪报给他（您得记住，我们必须浏览来自欧洲的所有报纸），可另一方面，我必须承担一切杂务活，从买菜到做饭，而且由于医生的嘱咐，L.D.的饮食有严格的规定，每天要准备两种不同的饭食。厨房设备又是那么原始落后，并且要准时开饭。你也知道，因为L.D.有一张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有一天，由于午饭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好，我见他重新回到书房后就再没有下来。到了开饭时间，他不用别人叫自己会下来的。这时饭菜必须准备好。他不称赞，也从不抱怨。但是娜塔丽娅和我实在被弄得疲于奔命了。”很显然，这种体制是无法工作的。后来就只得雇人帮忙了。
在土耳其，我们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在伊斯坦布尔，同我们有关系的只有一位美国人房东。我们每月要向他交房租。另外还有几个店主，因为我们要从他们那儿购些办公用品和渔具之类的东西。我在普林吉坡期间，托洛茨基到伊斯坦布尔找过一两次牙科医生。那时我们曾租用一艘汽艇，它就停在后院的码头上，这样我们就可直驶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居住的整个时间里，从未遇到过来自土耳其当局的麻烦。1920年在争取土耳其民族独立斗争期间，凯末尔元帅曾经得到过苏俄的武器援助。这正是通过当时担任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提供的。几年以后，有位访问者披露了托洛茨基在1933年对他说的话：“当年土耳其与希腊打仗，我曾经派红军支援了凯末尔元帅，这点老交情他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凯末尔不顾斯大林的压力，没有把我监禁起来。”这话可能不是托洛茨基的原话，但他确实提供了军事援助。我也曾听说过，在俄国革命早期，列宁和托洛茨基曾被土耳其议会授予名誉议员的称号。
1965年9月热拉尔·罗森塔尔告诉我一件事：这事发生在1930年初，当时他到普林吉坡岛拜访托洛茨基，在那里住了大约两个月。一天凯末尔元首来拜会一位部长级官员。这位部长住的别墅靠近托洛茨基住的别墅。凯末尔派了一位副官来问托洛茨基是否愿意接待他。托洛茨基为了避开会面，就借口身体欠佳。这可能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想同凯末尔建立任何私人接触。这位元首当时正在迫害土耳其共产党人。据我所知，这是土耳其最高当局与托洛茨基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一次尝试。
1932年11月，托洛茨基计划离开土耳其，前往哥本哈根进行演说，未费任何周折，土耳其当局就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签发了土耳其护照。那时他们的苏联护照已经期满，而且也无法更换。因为1932年2月20日苏联当局已经作出判决，取消托洛茨基及其家属的苏联国籍。他们从哥本哈根返回后，就立即获准仍回岛上居住。1933年7月，他们去法国时也是使用这张土耳其护照。实际上这些早已超期的护照在后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被迫去挪威和墨西哥时仅仅起了身份证的作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想去土耳其访向托洛茨基，并打算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土耳其当局也都准予入境，从不加以阻挠。就拿我来说，只是说访问托洛茨基是为了联系出版或翻译事宜。
在普林吉坡岛，外来人必须到当地警察局去登记，对于住在托洛茨基寓所的人来说，办这个手续总是十分简单的。奥默·艾凡提，这个守卫住宅大门的土耳其警官能说一口俄语并能说几句法语，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被选中的。他是高加索人，有一天晚上，他以一种自信的语气对我哼着曲子，声音低得连旁边的警察也听不到，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不是俄国人，我不是土耳其人，我是高加索人。”
可见，我们同土耳其当局的关系是恰当的。我们从不为解决一件小事而过多地去同高级官员打交道。后来我们在墨西哥也是如此。比如，美国托派领导人阿恩·斯沃贝克于1933年来普林吉坡岛。他途经柏林，廖瓦托他给我们捎带一台短波收音机。入境时，这台收音机被海关官员没收了。在伊斯坦布尔海关大楼里，我花了两天时间同土耳其当局进行一场徒劳的谈判。结果我只得提着一只空箱离开了海关。
随着托洛茨基到达土耳其，来自西欧的拜访者便接踵而至。最先来的是一位法国律师莫里斯·帕兹。他是1929年3月12日或者是13日到达的，并且住了几天。他是巴黎的反对派集团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派出版了《反潮流》杂志。托洛茨基与帕兹之间的政治讨论很快陷入了不愉快的境地。再说帕兹也没忘记他是个律师，他甚至很明确地要求托洛茨基补偿他的车旅费。托洛茨基不禁感到大失所望。不过，他认为有一点是可取的：帕兹向他推荐某一种牌子的墨水。因为托洛茨基是个笔不离手的人，而且总喜欢把每件事都写下来，因此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托洛茨基后来在谈到帕兹的这个推荐时说：“这是他做过的唯一的一件好事。”
1929年3月底。从巴黎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4月20日托洛茨基在给帕兹的信中写道：“就个性来说，雷蒙·莫利尼尔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乐于助人、最讲求实际、干劲最足的一个人。他为我们找到了住所，替我们同房东太太谈住房条件，等等。他还非常乐意地带着他妻子跟我们一起住了几个月。”莫利尼尔确实赢得了托洛茨基的敬意。几个月后，托洛茨基对一位来访者说：“雷蒙·莫利尼尔是未来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榜样。”莫利尼尔于5月返回了巴黎，但他的妻子让娜（她的原名叫马丹·德·巴里埃）仍在岛上住了一段时间。
托洛茨基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罗斯麦及其夫人玛格丽特·罗斯麦在1929年5月上旬来访。罗斯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黎结识托洛茨基的，20年代初又在俄国见到他。玛格丽特在岛上住了4个星期。阿尔弗雷德·罗斯麦一直住到7月中旬。在此期间，罗斯麦夫妇成了托洛茨基同外界联系的中间人。玛格丽特主要负责同出版商打交道，因为她手头有一大笔钱，虽说数字并不大得惊人，却也十分可观，因此她取得与出版商签订《我的生平》及《俄国革命史》两本书出版合同的权力。
雅各布·弗朗克（也叫格拉也夫）是一个立陶宛后裔懂俄语的奥地利人。他于5月29日来这里担任秘书工作，直到10月底才离去。7月初，热拉尔·罗森塔尔和皮埃尔·丹尼斯·纳维尔到岛上商议，准备在1930年建立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麦3人为首的统一的法国托派组织，并打算在巴黎出版《真理》周刊。10月初，由玛格丽特·罗斯麦选派一个法国人罗伯特·兰茨到岛上来做了几个月秘书工作。罗森塔尔于1930年1月底回国大约呆了2个月。1930年4月15日，由玛格丽特介绍来当秘书的扬·弗兰克尔是从布拉格来的。他留在岛上的时间比先来的任何人都久。正因为他在岛上，廖瓦才能在第二年前往柏林。
莫利尼尔夫妇继续定期来土耳其拜访，有一回，雷蒙·莫利尼尔单独返回巴黎，把让娜留在岛上。在一个炎热的土耳其之夜，让娜与廖瓦相爱了。让娜只把这种关系看成是一夜欢情，她打算回巴黎与雷蒙重新团聚，而廖瓦却把这次冒险行径看得非常认真，并扬言如果让娜不再与他相爱，他就自杀。于是他们同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让娜也深深地爱上了廖瓦。她在1938年廖瓦去世时的不少来信中，都充满了悲痛欲绝的哀伤之情。由于廖瓦和让娜的私逋，托洛茨基对儿子十分恼怒。
廖瓦启程去柏林以后没几天，即1931年3月1日凌晨两点，伊泽别墅里的人们都被大火惊醒了。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齐娜都冲出屋子来到花园、弗兰克尔还在着火的屋里把文件资料从窗口扔出来，直到消防员赶到现场…才迫使他撤离。这场大火来得十分突然，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火焰吞没了一切。我初到普林吉坡岛时，曾看到的那些书籍，节夜已经烧焦，里面却仍完好无损。这场大火是安装在顶楼的热水汀引起的，那个取暖装置整夜在运转着。大火只烧了顶楼和二层楼。齐娜和弗兰克尔住的底层却安然无恙，整幢房子仍然矗立着。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天花板也未倒塌。由于大火被迅速控制，二楼还留下了两间相连的小屋，里面的东西基本无损。这次被烧毁的是一些书籍、革命时期拍摄下来的照片、写作所需的有关国际形势剪报，还有一些私人物品和两架俄文打字机。被抢救出来的是托洛茨基正在撰写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手稿，以及全部重要文件，包括托洛茨基与西伯利亚流放者之间的来往书信。托洛茨基逃离屋子时就随身带着记录西伯利亚人通讯地址的笔记本。
娜塔丽娅在1958年同我的一次交谈中，她告诉我，在那次大火中受损失的只是一些印刷品。除此之外，只是些放在托洛茨基桌上或者玛丽雅桌上的几封尚未答复的信件，以及托洛茨基正在写的有关法国《乌斯特里事件》论文的几套手稿。几年以后，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提及，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评论的著作手稿都毁于那场大火。我估计他是记错了，因为他是在大火以后很久，即1933年初才酝酿写这部书的，他在1931年初写的信中也从未提到过这部著作，而且娜塔丽娅在1958年与我谈话中也否认了这部手稿毁于大火之说。
在大火中幸免于难的人们来到了萨伏伊旅馆，住在院里一幢单独的只有三间小居室的房子里。弗兰克尔后来说：“由于这场大火所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损失，除了托洛茨基同志之外，我们大家都心乱如麻，忧心忡忡。可是，我们刚刚安顿下来，托洛茨基就把他的手稿往桌上一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他的著作，好像当天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后来，1940年5月25日凌晨，在墨西哥科约阿坎发生了第一次谋杀事件时，托洛茨基也同样镇定自若。凶手们在西克罗斯指挥下，射击一阵后就逃跑了。托洛茨基在等待墨西哥警察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又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了。看来，写作或口述是他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法。火灾后不几天，雷蒙·莫利尼尔和他的兄弟亨利从巴黎赶来，忙着为大伙儿寻找新住所，结果在莫达找到了。
当我到达普林吉坡岛时，法国托派团体的一场政治危机导致了托洛茨基和罗斯麦夫妇间的决裂，于是他俩的任务就由雷蒙·莫利尼尔担当起来。由于考虑到实际结果而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人，当时有：在柏林的儿子廖瓦、在普林吉坡岛的扬·弗兰克尔、在巴黎的莫利尼尔。在某些问题上，亨利·莫利启尔也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一班人中，总的倾向显然是反对纳维尔的。廖瓦和弗兰克尔，更不必说莫利尼尔兄弟，对纳维尔的评价远不如托洛茨基所作的那么精辟入微。托洛茨基虽然与纳维尔有分歧，并且常常为他恼怒，可他对纳维尔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品质还是很尊敬的。在我们房间的盥洗室的房顶上，弗兰克尔还保存了两期《革命超现实主义》杂志。他就把它们拿给新来的人看，以此来证明纳维尔的那种超现实主义者的狂热劲。
托洛茨基对于来访者和新来的人显得十分亲切。他的谈话、解释、手势以及提问，确实都很有魅力。当有年轻妇女在场的时候，他似乎显得特别活跃。但是选跟他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挑剔，而且态度也变得愈加粗鲁。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与这种变化大有关系，我们不得不从早到晚，成年累月地一起守在这块小天地里，受到旷日持久的安全措施所约束。一切都要事先安排，不论是接待来访还是外出旅行，绝不能随心所欲。托洛茨基有一次冲我发牢骚：“你们简直把我当成一件物品了。”
从1929年到1940年，也就是托洛茨基第三次侨居国外期间，他对待3个人是最粗暴的，这3人就是廖瓦、扬·弗兰克尔和我。弗兰克尔告诉我，在普林吉坡岛期间，廖瓦同他的父亲关系十分紧张。有一次廖瓦曾经说过，他要到伊斯坦布尔的苏联领事馆去打听一下，是否可能申请回国。虽然弗丝克尔从未说，廖瓦在这件事上确实采取了什么行动，但是廖瓦在1937年7月7日给他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些令人生疑的话：“假如我在1929年被批准回苏联……”这似乎隐约说明，廖瓦确已向苏联使馆提出过回国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1937年2月15日，由于没有及时邮寄关于莫斯科审判案的几件证书，托洛彼基大为恼火，他就写信给当时住在巴黎的廖瓦，信中说：“我很难说清楚，落在我身上的沉重打击，究竟是来自莫斯科还是来自巴黎。”
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不断调节的关系。我们之间有时欢声笑语、亲密无间，可是不多一会儿，他会莫名奇妙地对我发脾气，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但很奇怪，后来在墨西哥，他同美国秘书和警卫人员的关系不知怎的变得单纯了，或者说他克制了，不像原先那样反复无常了。那几年他确实老得很快，但也许是因为面时美国人的心平气和，他的急躁睥气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锋芒。
1933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那种粗暴性格：我们每次出海捕鱼回来总要把装在船尾的马达拆下来，放在清水桶里发动几分钟，作一次清洗，以防机器受海水的腐蚀。一天上午捕鱼回家后，我们发现专用汽油不多了，余下的都是冬天使用的油，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专用汽油没买到以前不启用马达。当天下午，我打算把马达拆洗一下。因为必须要把海水排除干浄，只好用一点稍有区别的专用油，在靠近码头的花园边上亠个水桶里发动马达。托洛茨基一听到马达声，就立刻跑到阳台上，隔着花园，声嘶力竭地对我嚷道：“马上停止！”此时此刻，你要想向他解释什么，那是枉费心机的。
对于物品的保管和使用，托洛茨基有严格的规定。总的来说，他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对于自己的心爱之物，诸如钢笔、马达、渔具和猎枪，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和保养，这些规矩几乎是不可改动的。对他来说，要使自己适应新的设备始终是一个艰难过程。笔对他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选用一枝新笔必须经过许多次试用方可。对钓鱼工具，他也非常任细，他特别喜欢从美国带来的鱼线和鱼钩。他总是按照说明书上规则去操作马达，绝不允许出现任何违章行为。在岛上，弗兰克尔曾告诉我，托洛茨基在俄国时，想备一辆轿车供他自己驾驶，他的朋友苏联外交官越工从国外带给他一辆有特殊装置的大功率的“梅西德”轿车。托洛茨基扶着方向盘开了50英尺，就掉进了沟里。从此他就不再开车了。后来，1933年夏天，在圣巴莱期间，为了安全的需要，只许托派组织的人进入住宅，因此我们就没有人去帮助干家务。这样一来家务活全部落在让娜·马丹和雷蒙·莫利尼尔的新伴侣薇拉·拉尼斯身上，不过我们在休息时也尽可能地去帮助干点什么，尤其需要帮忙的是每天晚上洗碟子这样的杂务活。二天傍晚，托洛茨基也来插一手。他擦洗每一只盘子和杯子都特别仔细，这样一直干到很晚才结束。大伙儿都感到：他不来倒省力些，来帮忙反倒更累了。
托洛茨基从不喜欢装饰物之类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他在床头摆了一张拉柯夫斯基的照片，他他许是托洛茨基在俄国时私交最深的朋友。这张照片是1932年从俄国秘密带出来的。1934年4月，当拉柯夫斯基巳经向斯大林屈服后的一天，我正在巴比仲别墅花园里，焚烧一些无保存价值的文件，如译稿之类的东西，这好托洛茨基向我走来，把拉柯夫斯基的照片递给我，说：“给你，把它也烧了吧！”
托洛茨基书房的桌子上总是堆满了书报文件，他按自己的方法堆放，因此很清楚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任何人不能动他的书桌，即使娜塔丽娅也只能轻轻地掸一掸桌上的灰尘。在普林吉坡期间，托洛茨基在他的书房里有一只小铁盒，我们称它为百宝箱，那里面保存着最机密的文件，后来，他不在书房里保存文件，而把所有的文件统统存放在由秘书分类整理过的档案库里。唯一没有存入档案库文件夹里的东西是谢尔盖的信。这些信由娜塔丽娅珍藏在她自己的房里。
当我来到普林吉坡岛时，正好有一位美国人B.J.费尔德（他的真名叫古尔德）和他妻子埃丝特都在伊斯坦布尔逗留。他俩曾是美国托派组织的成员，由于内部派系斗争而被开除了。费尔德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华尔街商行工作过。当时全世界正处在经济萧条困境中。托洛茨基密切注视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很重视费尔德的经济实践知识。在我到达后的数星期内，他们进行了频繁的交谈。我经常在下午4前半在托洛茨基书房里与他们相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是用德语交谈的。托洛茨基甚至还打算跟费尔德合作写一本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专著，但最后毫无结果。每次交谈，埃丝特总是坐在屋角，给托洛茨基作油画肖像。我不知道这幅油画最后是否画成。
我去普林吉坡岛的启程日期起初定于1932年6月，但由于托洛茨基可能去捷克斯洛伐克治病，并在矿泉疗棠地呆了一段时间，所以我的行期被推迟了。七八月间，托洛茨基的行程仍未最后确定。有一次看来一切准备就绪了，然而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犹豫不决，计划又被打乱了。到9月份事情已经明朗，旅行去不成了，所以我去普林吉坡的行期才定了下来。我到达时，一个新计划正在筹划：托洛茨基应丹麦大学生组织的邀请，准备赴哥本哈根进行演讲。起先没有作什么准备，但到了11月初，情况突变，以致在动身前没有时间去处理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这就势必要有人留下来。这个差使落到了一个最后到达岛上的人，也就是说落在我的身上。除了谢瓦和我以外，托洛茨基以及宅子里其余的人全部于1932年11月14日离开了伊斯坦布尔。谢瓦准备去维也纳，因为他母亲即将从柏林迁往那里，但是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由于没有接到上级的特殊指示（后来才接到），而拒绝为6岁的孩子签证。后来，我和谢瓦办妥一切手续于11月23日离幵了伊斯坦布尔前往马赛，再从马赛乘火车到巴黎。我们在巴黎呆了一个星期，这时托洛茨基正在哥本哈根访问。
托洛茨基所以接受丹麦大学生的邀请，是因为这将给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够通过演讲来捍卫他的思想，并得以会见相当多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大约有20来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欧洲各国来到哥本哈根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政治性讨论。也许他还希望能被准许定居在某一个西欧国家，不管怎样，他毕竟小心翼翼地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永久签证或至少是长期居留许可证的申请书，但毫无结果。既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受他，那就只好返回普林吉坡岛，别无他法了。法国政府甚至不许托洛茨基在巴黎中途下车。12月6日他由敦刻尔克出发，土午10点到达巴黎的北方车站后，只好搭乘11点10分的火车开往马赛。
由于轮船航班的关系，托洛茨基必须等候大约10天的光景才能乘上下一班去伊斯坦布尔的轮船。法国当局同意托洛茨基在马赛郊区居住一段时间，可以临时租用一所别墅住下来。亨利·莫利尼尔已先去马赛寻找住处了。12月4日，我也离开巴黎前往马赛，在那里，我和亨利一起将住处安排妥当。12月6日，我乘火车前往阿维尼翁，去迎候从巴黎开来的托洛茨基所乘的那趟列车。
在回马赛途中，我与托洛茨基、廖瓦同坐一个车厢。乘此机会，我幵始向他介绍巴黎托派组织的近况。因为一星期前我在那里作了实地调查。托洛茨基制止了我，他很自信地说，法国警察在车厢里安装了窃听器。我向他解释说，在行驶的列车上要利用窃听器是困难的，因为周围的噪声很大。但他仍不放心。
火车在马赛附近的一个小站作了一次例外的停靠，说是亨利·莫利尼尔在那里迎接我们，并准备了几辆开往别墅的汽车。亨利的确带了几辆车子在那里等候，但原计划已被改变：法国当局决定让我们直接到港口乘坐一艘于第二天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意大利轮船。那时天已黄昏，真让人大失所望，但也无可奈何，我们只得到港口登船。这是一条装运石灰的又小又旧的船，船的舷梯只不过是一块平放着的木板。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雷蒙·莫利尼尔都上了船，我还在码头上忙着。这时托洛茨基突然走下舷梯，向站在码头上的警官匆匆而去。娜塔丽娅和雷蒙也紧随其后。托洛茨基用手指着警官的鼻子，大声地说道：“我们不能在这种条件下航行，法国政府欺骗了我们。”这是我所见到的他很少几次大动肝火中的一次。他嚷道：“难道你相信法国警方有权强迫我们上意大利船吗？”那警官回答说：“是的。”但他并没有粗暴地用身体阻止托洛茨基登岸，虽然他完全有权这样做。结果査明，这条船确实是一条又旧又慢的老爷船，通常都不载客的，这次是应法国当局的请求，才临时作此安排。法国政府一心要托洛茨基尽快离开法国。且不说，这条船要两个多星期才能到达伊斯坦布尔，而且它沿途还要停靠好几个港口装卸货物。这就势必要日月夜夜在这种令人讨厌的噪声中度过。
我们就站在码头的照明灯下，挨着那倒霉的货船。夜深了。有几个人坐在行李箱上。四周布满了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但没有记者。法国警方显然没有兴趣让自己的行动公诸于众。
于是我们开始商议对策。先是给巴黎打电话。在码头上，托洛茨基向我口述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给当时的法国总理埃里奥及其两位部长肖当和德芒齐，抗议法国警方的欺骗行为。这时有人建议我们不妨去转乘一艘定期并往伊斯坦布尔的真正的意大利客轮，只要意大利能为我们签发过境证就行了。鉴于那条货船不会在第二天下午以前登程启航，法国警方才同意托洛茨基及其随行人员在马赛旅馆里休息一夜，条件是：如果第二天上午意大利不签发过境证，托洛茨基必须登上这艘意大利货轮。大约在凌晨3点半，我们才住进了马赛的雷吉娜旅馆。但是对我来说，一天的事情还没完，我还得担任警戒，坐在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门口走廊里一把椅子上守卫着。
翌日，12月7日，亨利·莫利尼尔去意大利领事馆。向罗马联系的电话打通了，于是使馆签发了过境证。下午托洛茨基、娜塔丽娅、扬·弗兰克尔、奥托·许斯勒乘火车前往文蒂米利亚，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不得不向即将返回柏林的廖瓦挥手告别。一位意大利警官在边境上等候着我们。当时法意两国关系不好，并且由于在马赛的这一插曲，这位意大利警官忍不住要刺激一下法国。他说：“托洛茨基先生，您在这儿是自由的。”这显然是言过其实，因为我们只能在警察严密监视下按照预定日程穿越意大利，我们从文蒂米利亚到热那亚，从热那亚到米兰。12月8日上午到达米兰后，又几乎马不停蹄地动身去威尼斯，下午3点多钟到那里，打算直接坐轮船去伊斯坦布尔。在途中听说，轮船刚刚离开了码头，如果我们乘火车到布林迪西还能赶上这艘轮船，因为它在那里也将停靠。在等候火车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在警察陪同下观光了威尼斯市容，并乘坐警方的汽艇游览了运河。大约晚上9点，我们坐上了去布林迪西的火车，第二天即12月9日，就在那里登上了意大利的亚德里雅号邮轮。
在这段曲折多难的日子里，托洛茨基郁郁寡欢。因为他在刚过去的几星期内，有机会再次接近人民，而现在他只好离开西欧回到那与世隔绝的小岛去。船在比雷埃夫斯停泊时，他也没有上岸。12月11日晚上我们到达伊斯坦布尔。当晚在船上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才去普林吉坡岛。皮埃尔·弗朗克从巴黎乘火车返回，赶在我们前面到家，他已安排好家里的一切。哥本哈根之行就这样结朿了。
普林吉坡岛寓所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托洛茨基又幵始工作了。他似乎重新焕发出无限精力。他虽然因未能获准在西欧定居而感到不快，但也许他并不真正相信定居是可能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俄国的经济形势，当时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二是从组织上加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它正在取得良好的开端。关于俄国的经济问题，我曾跟他就经济增长率作过一次讨论。我借助从佩拉法国人开的书店里买来的一张对数表，并根据各种增长率绘制了一些曲线图表给他。他把图表放在书桌上从不使用。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不相信那种使他不能一目了然的数据。
圣诞节前夕刮起了一场风暴，海上巨浪滔天，连拴在后门码头水坞里的两条捕鱼船也感到不安全。一排排巨浪向码头袭来。我们只好在黑夜里，完全凭着自己的体力把鱼船拖出水面拉进花园。托洛茨基也全力以赴地协助我们。
1929年，托洛茨基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小住了几日，当他离开使馆时，苏联政府以“版税”名义给了他1500美元。托洛茨基同时还得到了一份苏联护照，护照上职业栏内填的是“作家”。托洛茨基接受世界各地报社的采访因而赚取了一笔钱，他以此来支付在土耳其的生活费用。他的著作，首先是《我的生平》与《俄国革命史》两部著作的出版合同，使他也得了一大笔钱，这笔钱一部分用来资助出版《反对派通报》，同时也用于创办许多诸如《真理》周刊之类的托派报纸，还有一小部分钱是寄给西伯利亚流放者的。
处境贫困是当时所有革命者注定的命运。托洛茨基由于同出版商签订了合同，因而他比较宽裕。但当我在1932年10月到达普林吉坡时，这种宽裕已告结束。哥本哈根之行，导致他财政亏损极大，尽管有丹麦大学生组织和美国广播公司为此支付了一笔钱，但在以后岁月里，财政困难越来越大。
1933年1月5日，扬·弗兰克尔离开了普林吉坡岛，前往才从柏林迁至巴黎的“国际书记处”工作。就在同一天，齐娜在柏林寓所里用煤气自杀了。她的自杀是在当天下午两点被发现的。廖瓦给娜塔丽娅发来了电报。电报是1月6日送到的。这时我们刚好吃完午饭。我记得那天是皮埃尔·弗朗克担任警卫值班。他把电报交给正想上楼的娜塔丽娅。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拆看电报后，什么也没对我们说，立刻关上了卧室房门。我们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可又一无所知。我们是看了晚报后才得知这条消息的。一连几天，托洛茨基闭门不出，只是偶而半开着房门，要我们给他送茶水去。几天以后，他才重新回到书房继续工作，看来他面容很憔悴，两道深深的皱纹从鼻子两侧延伸到嘴角。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口述一封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他女儿之死应归咎于斯大林。
我从未见到过齐娜。扬·弗兰克尔和让娜，马丹曾对我谈起过她。托洛茨基有子女4人，只有齐娜的长相最像父亲，而且在气质上也有些相像。她写给父亲的信充满着激情。她和她儿子谢瓦于1930年底才离开俄国，他俩是托洛茨基家庭成员中最后离开俄国的。这孩子的父亲普拉东·沃尔科夫当时在西伯利亚流放，齐娜和谢瓦在土耳其一起生活了9个月，她就独自去了柏林，打算去找廖瓦和让娜·马丹，准备在那里接受精神分析疗法。她把谢瓦留在普林吉坡岛上，托洛茨基对此很生气。1932年6月30日，托洛茨基给廖瓦的信中写道：“你母亲（指娜塔丽娅）被谢瓦缠住了手脚，……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谢瓦的问题。”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早晚要把谢瓦送到法国去跟他妈妈一起生活。我在1932年10月到普林吉坡时，谢瓦还在那里。他是个文静听话的孩子，早上去学校读书，回家常常呆在房间里。其实，娜塔丽娅的手脚并没有被他捆住。
在柏林，齐娜找了一个会说一口流利俄语随犹太医生给她治病。让娜经常去探望她。谢瓦跟着我从普林吉坡到了巴黎后于12月14日前往柏林，在那里同分别1年多的母亲团聚了。
很多年以后，在1959年3月27日的一封信里，让娜对我谈到了托洛茨基的女儿：“简单地说，齐娜对丈夫普拉东已经有些淡忘了。由于两人分开这么久，所以人们并没有为此责备她。她的肺结核症正处于吸收好转期。她绝对没有想过要重返俄国。恰恰相反，她希望留在国外。而正是L.D.希望她考虑回国。因此她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开始表现得有些反常。她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有朝一日发现自己被迫返回俄国。她确实常常出现谵妄症的病状，因此一直在诊所接受治疗，但她却用未完全丧失理智，而且发作的持续时间也不长。我们问过医生她的病对谢瓦是否会有影响，医生劝我们把孩子留在她身边，这也许对病人有好处。医生并不认为这对谢瓦会有什么危险。在病情严重时，你知道，她也曾经考虑过要使孩子远离自已，她最后想到的是孩子。当然她有许多变态心理，如果考虑到她去拍林以前的生活经历，那么这又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但我不认为驱使她自杀是由于想到自己的精神病即将再次发作，何况当时她的病情已接近枱愈，因为她已经自由地离开了医院，回到她寄宿的公寓和谢瓦一起生活了。真正的原因是：她感到绝望，这种绝望之情我只能与你面谈而不能写在纸上。她的绝望之情曾记述在纸上，那纸当时还留在她的寓所里，没有要销毁的迹象。她甚至连想也没想过。我自问，为什么我们不把它们毁掉呢？但是我可不能自作主张地采取这个行动，万一列夫（指廖瓦）决定把这些材料妥善地保存起来呢……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最后却落入警察手里。廖瓦死后，警方两次到我在巴黎的寓所进行捜査。一想到这些微妙精细令人痛苦的东西竟然在警察肮脏的手里拿着，该多么可怕呀！现在要重新得到它们，甚至査到它们的线索，是决不可能的。战后，我们曾正式要求警方归还被查抄去的东西，包括这些材料，但最终得到的答复是这些东西全都找不到了。”
1959年9月，在我和让娜的一次谈话中，她提到另外3件事：第一，齐娜在柏林时对廖瓦并不信任。在自杀之前，正是让娜接到过她留下的一封短信，她在那张字迹清晰的便条上，写道：“请好好照看谢瓦，他是个乖孩子。”第二件是齐娜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对此让娜未多作解释。第三是，在齐娜治疗期间，托洛茨基把齐娜写来的信寄给她的精神分析医生，他无疑是想帮助医生了解病人的思想，但是齐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极为伤感。齐娜在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里流露出这种被遗弃的情感。1932年12月14日，她在信里写道：“亲爱的父亲，我渴望得到您的来信，哪怕只有几行字也好。”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女儿去世这一个人的悲剧正好与欧洲面临的政治悲剧交织在一起。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当时德国正处在一种捉摸不定的局势中，两大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未受触动，而这时纳粹党巳经取得了执政的权力。3月2日，在托洛茨基书房里我们每天进行的午后讨论中，他就有关德国形势告诫我们：“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这就像你必须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你把它看成是一堵平滑的墻壁，当你站在它面前时，你觉得自己不可能爬上去。但是如果你能利用每一条裂缝，每一个自然台阶，每一个洞穴，使你的手得以抓紧、脚能够踏稳，这样你就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登上山巅。为此，你不仅要有勇气，而且还要有长远和敏锐的眼光。”可是这个工人阶级组织却一无所成，而希特勒则日益猖獗。2月27日，纳粹党自己制造了国会大厦纵火案，希特勒就以此为借口取缔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3月5日，希特勒建立了他的极权主义政权。
托洛茨基迅速作出了反应。3月14日，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副题是“德国工人将重新崛起，决不要斯大林主义”！在此之前，托洛茨基的政策一直是改造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因此托派集团的日常活动也完全是为了使广大共产党员接受他们的观点。托洛茨基反对派把自己看成是第三国际的一员，即使被正式开除以后也仍是如此。当时一些地方和托派组织有联系的个人或集团曾主张建立新的国际，但是托洛茨基一口拒绝了这个主意。由此可见，放弃改造政策意味着同过去一刀两断，这个方针的转变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早在3月2日的谈话中，托洛茨基对我们说：“我敢肯定，如果希特勒在德国继续执政，共产党被瓦解，那么就必须创造一个新党，但是新党的大多数骨干还得从老党中去吸收。”但是这个意见仍然是同假设的形势有关。3月5日的大灾难发生以后，托洛茨基在3月14日的文章中抛弃了改造德国共产党这个过时的方针，可仍坚持对共产党国际的其他共党，尤其是对俄国党进行改造的方针。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国际的问题迟早是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它声称德国共产党所执行的不与社会党人合作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直到希特勒发动政变的那一刻。执委会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支持着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孤立的反响，但作为一个组织，共产党国际却处在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因此改造的方针是完全不现实的。
就在托洛茨基逐步放弃改造方针的过程中，俄国党提岀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共产国际的4月决议发表以后，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曾对我们说：“自4月份以来，我们主张在各国党内进行改革，而在德国则成立一个新党。现在我们可以釆取一个对称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主张除了苏联以外广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一个新党。而对苏联，我们主张改造布尔什维克党。”这个主张从未在文章中出现过，是否给廖瓦的信中谈到过，我也不能肯定。但无论如何，这个主张很快被抛弃了。1933年7月15日，托洛茨基以格·古罗夫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发给各地托派组织。该文的标题是《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在文章中，对所有受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党实行改造的政策被抛弃了。作者解释道，这种改良政策现已成了“乌托邦的和反动的政策”。
政策上的转折与居住地的迁移恰成巧合。7月17日托洛茨基离开了土耳其去法国定居。当他于7月24日踏上法兰西国土的时候，7月份文章的译文几乎还没有到达各地托派团体领导人的手里。直到托洛茨基在法国生活的开头个几星期里，这个新方针才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也是在1933年春天，同俄国的通讯联系已完全中断。1927年末至1928年初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相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起初，他们相互之间还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通讯联系。因为，他们在政府中曾占据过重要的位置，担任过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职务，所以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之间的来往信件包含了当时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丰富资料。某些信件实际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小论文。1928年下半年，虽然检查制度越来越严格，但流放者仍能彼此联系，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寄明信片或发电报。正如娜塔丽娅后来告诉我说，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时，仍能与留在莫斯科的反对派保持通信联系。当一个窗口出现花盆时，这说明从莫斯科来的地下交逋员巳经到达。当时由廖瓦负责与这些人接头。
1929年到土耳其之后，托洛茨基仍能通过邮局同大约20名西伯利亚流放者保持联系。他们不是直接写信到普林吉坡，而是寄到法国或德国的某地。通常，他们仅仅寄来一张明信片，只谈些私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通信也日趋减少。但在1932年，消息还是走漏了。就是拉柯夫斯基照片被带出俄国的那一次。廖瓦还是负责这方面的全部联系工作。先是在普林吉坡岛，后来在柏林。有时还汇点钱给某个流放者。那时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私人通信已经中断了，唯一例外的是齐娜的生母，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勃朗施坦。她当时住在列宁格勒，还同齐娜保持着通信联系。齐娜死后，托洛茨基曾收到她生母的一封信，并回了信，他亲笔写了信并封了口交给我，在信封上亲自用漂亮的字体书写了通讯地址。他要我寄挂号信，并要求邮局把回条寄来，可是回条从未收到。1933年开头几个月里，同俄国的联系彻底中断了。直到几年以后，才从俄国来的逃犯，塔罗夫、西里加、维克托·谢尔盖、雷斯和克里维茨基那里直接得到一些消息。但即使在通信中断以后，托洛茨基同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反对派成员的关系也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3年5月，我们从报上得知马克西姆·高尔基将乘坐苏联“让·饶勒斯”号轮船从意大利返回苏联。该船将途经伊斯坦布尔，托洛茨基对皮埃尔·弗朗克和我说，为了打听有关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况，不妨去见见高尔基。根据报上所说的日期，我们找到了停泊在伊斯坦布尔码头上的那艘“让·饶勒斯”号。一登上船，立刻有人询问我们是谁，来干什么？“我们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想要拜见高尔基。”于是，有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大汉立刻围了上来。不多一会儿，高尔基的养子彼什科夫来了，我们向他说明了自己的确切身分。他看上去对我们没有敌意。他告诉我们，他的养父由于身体欠佳不能接见我们，并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代劳的事情。我们对他说，最近得到了从俄国传来的有关拉柯夫斯基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谈话中，始终有一两个可疑分子在那里侧耳聆听。彼什科夫答应把我们的话向高尔基转告。于是我们离开了轮船，可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1933年上半年，托洛茨基的外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齐娜死后在他脸上刻下的两道皱纹，随着岁月的流逝显得更深了，当我在上一年（1932）10月到达普林吉坡时，托洛茨基的头发已开始变白，虽然黑发仍处处可见。他的脸部和头部跟1924年或1925年所照的像片简直是毫无差别。但在1933年上半年：他不仅头发变白，发型也从向后梳理改为朝向一边，短短的几个月内，甚至是几个星期内，他的形象就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并一直保持到他的去世，熟悉托洛茨基的人常常会注意到他对穿着很讲究。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了一套挺括的白色西服。但到了1933年春天，他对自己的衣着就逐渐不那么留意了。
季节同托洛茨基的压抑心情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由于从黑海方向刮来的寒风，二月的气候非常寒冷。屋子里没有取暖装置，只有火盆。由于刮风，一连好几天都不能去打鱼。
一天下午，由于已有一个多星期不能出海捕鱼，感到无聊，娜塔丽娅、弗朗克和我就闲谈了起来。考虑到托洛茨基好长时间没有进行体力活动，我们有点担心，所以他们叫我去问他是否愿意到附近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去打野兔。我敲了敲他的书房门，他答应了一声：“进来！”我向他陈述了这个计划。“什么？打野兔！”他面带愠色地说。很显然，他对这种事已毫无兴趣了。
早晨长时间出海打鱼的这项活动也渐渐地被取消了。现在我们只是在下午四点半他休息以后才出去走走，而且也不走远，通常只在看得见住所的范围内走动。有几次，我们试图捞几条鱼，要是没有什么收获，托洛茨基就耸耸肩说：“这里没有鱼！”于是我们就打道回府。
有一次下午出海打鱼，我们险些送了命，事情发生在5月间。托洛茨基、哈拉当波斯和我在4点半左右离开家门，我们不打算走远，所以连一个土耳其警察也没带；这是不寻常的做法，但这倒可能救了我们的性命。天空灰蒙蒙的，由于没有风，哈拉丝波斯才同意到海上去逛逛。
虽然不再限制在住所视野的范围内，但我们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普林吉坡岛和哈尔基岛之间游荡。当时刮的是北风。几分钟后，海上突然起了风浪。哈拉兰波斯立刻看出了危险，马上关上马达。他要我们躺在船仓底部，以便平衡船的重心，然后他开始用单桨划船；这时，托洛茨基和我就躺在被水淹没一半的船舱里。随着海浪的起伏，船上下颠簸，发出碎砰的巨响。哈拉兰波斯则一手操桨，一手排水。就这样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小船随风飘泊，靠着哈拉兰波斯的掌舵，船渐渐地飘到了小岛的南端。这儿海面比较平静，船就靠了岸。我们升起篝火烤干了衣服，然后托洛茨基和我步行回家。哈拉兰波斯则留下来看船并等候着天好。与此同时，娜塔丽娅在屋里也看到了这个危险，于是，她同弗朗克一起驾着马车来找我们。但悬普林吉坡岛的西部，通向海边的路蜿蜒曲折，并在一片松树林中穿行，所以弗朗克和娜塔丽娅没能看到我们。
在纳维尔和罗森塔尔的个人回忆录中都提到，托洛茨基在1929組和1930年谈话中常用“枪毙”这个词。我到普林吉坡岛以后，也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话，当他谈到那些使他气愤的对手时就说：“你要知道，这些人应该枪毙。”1933年春天以后，这个词从他的词汇表中消失了，他不再允许自己作这种诅咒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财政困难更为加剧。希特勒上台以后，来自德国的版税费中断了。从美国的版税中获得的钱及其每年的利息存放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成了我们收入中最可观的一部分，但由于1983年4月罗斯福宣布美元贬值，使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1932年，托洛茨基从哥本哈根回来后，也没有写什么长篇巨著。他当时想写一部关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专著。然后打算写一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关系的书，题目拟作《伟大友谊的罗曼史》，并准备写红军史以及一系列苏联外交官的人物传记，如拉柯夫斯基、越飞、沃罗夫斯基和克拉辛，但这些课题还仅仅是计划。没有出版社来约稿签合同，也没有任何版税收入。同时，世界各地的报社也很少来约稿。一则因为托洛茨基的注意力转向新的国际，二则因为报社杂志编辑们发现他们的资金已经缩减。1933年4月27日，我写信吿诉廖瓦，我们的全部资金只有1780美元，并且在近期看来也不会有任何收入，娜塔丽娅和我仔细检查了帐目，想方设法尽量减少开支。这时有个叫萨拉·雅各布的美国人愿意到普林吉坡岛来担任义务打字员。她既懂俄语，又是美国托派组织的成员。这个提议立刻被接受了，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下玛丽雅·伊利尼什娜的薪水。萨拉是6月份来的。6月18日，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就歇手回家了。
从哥本哈根回来后，岛上的人员来往频繁。扬·弗兰克尔1月份离去。阿恩·斯沃贝克则于2月份到达，在此住了几个星期。4月10日，奥托·许斯勒动身去布拉格，打算去那里为侨民出版一份新的托派德文报纸《我们的言论》。他在岛上担任的德文秘书由鲁道夫·克勒门特接替。鲁道夫是汉堡的一个青年大学生，4月27日到达的。美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斯·沙赫曼于5月23日到达，7月份我行打算去法国时，他就随我们亠起离开了土耳其。皮埃尔·弗朗克于6月22月离开普林吉坡岛返回巴黎。埃尔温·阿克尔克内希特这位当时德国托派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于7月7日来岛，不过他逗留的时间缩短了，因为我们在几天后就要去法国。当时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有客人来访，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讲也算是一种调剂吧。
1933年疟疾在普林吉坡还很流行。我们屋里所有的人都在服用奎宁。这个药使我们的耳朵有点聋。尽管服了奎宁，但是到了5月份，我发高烧的次数越来越多，后来就不得不考虑住进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国医院。医院的主治医师加辛教授是个法国人。1929年托洛茨基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居住的几个星期中，格伯乌的头子明仁斯基在使馆向托洛茨基提供了几个大国派驻土耳其秘密特工人员的情报。他还特别告诉过托洛茨基，加辛医师是法国谍报机关在这一地区的负责人之一。我相信，托洛茨基或者还有寓所中别的什么人后来都曾请这位大夫看过病。5月25日，我被送进医院，由于发高烧，我只能躺在床上。托洛茨基来病房探病时对我谈起了加辛医师的情况，然后说：“欧！这家医院不错。它简直你监狱一样舒适，在这里人们可以安静地读书。”我在医院里呆了10天。
6月初，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农途经伊斯坦布尔，“他致函托洛茨基要求能接见他，他要为《巴黎晚报》进行一次采访。托洛茨基于6月6日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篇谈话后来在报上发表了。其中托洛茨基最重要的论断是，“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的加粹主义正在把欧洲引入无可否认的冲争危险之中。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可能会看错，但是我觉得，人们对危险的程度远没有充分地认识。如果我们不是看几个月而是看几年，当然肯定不需要看几十年，那么我认为法西斯德国发动战争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确实是一个决定欧洲命运的大问题。”这些话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鲜，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但是如果回顾一下当时那些政治家和新闻界人士所说的话，他们对这位元首还抱有如此多的幻想，那么我就可以看到上述预言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谈话中，西蒙农问托洛茨基，万一俄国发生危险，您是否愿意重返故土“为国效劳”，托洛茨基肯定地点了点头，西蒙农向托洛茨基赠送了一部他创作的描写非洲的小说。托洛茨基读了小说之后，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对我们说这部小说中关于对黑人被剥削的描写刻划得十分真实。
达拉第政府组成以后，莫里斯·帕里雅宁就着手发起一场要求政府批准托洛茨基定居法国的运动。他接触了许多议员和政界人士，以其热情和才能为实现该计划而竭尽全力。托洛茨基对他的行动表示赞成，甚至应帕里雅宁的要求，也曾给他写过几封信，虽然托洛茨基对此并不抱很大希望。他仍受到法国政府于1916年对他发布的驱逐令的限制。虽然从那时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行政法令仍然有效。7月4日，帕里雅宁写信告诉托洛茨基，那个驱逐令已被撤销。这一消息在岛上引起了人们的惊奇。7月12日，我到伊斯坦布尔的法国领事馆为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护照办理签证，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领到了签证，并且签证上没有规定明确的期限。
现在我们必须筹备搬家了，这回岀门就不是上次托洛茨基去哥本哈根那样去了还得回来。档案材料和书籍都得装入大木箱里带走。7月15日，扬·弗兰克尔从巴黎赶来，他打算在我们启程离开后留下来同房东谈判处理住房问题以及出售船只和其他一些财物。7月17日，托洛茨基、娜塔丽娅、马克斯·沙赫曼、萨拉·雅各布、鲁道夫·克勒门特和我一起乘坐意大利的“保加利亚”号轮船，前往马赛。一条驳船停靠在寓所后院的码头边，装载着木板箱直接运往轮船，最后驶来了一艘汽艇，把我们送到船上，直到午后，船才启程。黄昏时，我们已航行在马尔马拉海上了。托洛茨基站在甲板上眺望着伊斯坦布尔城，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线上。
[1] 托洛茨基生日是1879年俄历10月26日，而十月革命节是俄历10月25日。——译者
[2] L.D.指托洛茨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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