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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后的旅程——墨西哥



　　1986年12月28日，我在瑟堡市登上澳大利亚女皇号客轮前分纽约。时值严冬，偌大的轮船乘客却寥寥无几。船上有一群从欧洲旅行后返回美国的大学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生气勃勃，性格开朗。
　　我在纽约住了几天，会见了几位美国的托洛茨基。我特别记得那次在詹姆斯·伯纳姆家里吃饭桌上还点着蜡烛，觉得有点古怪。那几天我住在哈罗德·伊莎克的寓所里。1月初正是暴风雨季节。我从纽瓦克乘班机前往墨西哥城，但是飞机到小石城或者孟菲斯降落后就不再起飞了，因为整个西南部都受到暴风雨的袭击。于是我只好改乘火车，穿越这冰天雪地的大平原，直到拉雷多以后我又改乘班机飞往墨西哥城，于1月11日中午着陆。我在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存科约阿坎小镇。该镇的隆德雷斯街上有一幢蓝色的房屋，周围有警察站岗。我在那里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他们于1小时前刚从坦皮科到达这里，我向他们汇报了巴黎的近况。
　　刚从挪威牢房里释放出来的托洛茨基兴高釆烈，渴望重新工作，必须在这个使用陌生语言的陌生国家里尽快地建立起新的秘书班子。我的首要任务是物色一名俄文打字员。1月16日，莉达·雅可夫列芙娜，这个非常称职的打字员前来报到上任了。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正在这几天开演。这回审判的是拉狄克、皮达可夫、穆拉洛夫、索科尔尼科夫，还有其余10几个人。每天报上都登载有关审判的报导。托洛茨基就著文揭露莫斯科的种种阴谋诡计。每篇文章都必须迅速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然后分发给各大通讯社和墨西哥的各家报社，每天晚上，我得跑遍墨西哥城各大报社，把托洛茨基当天的声明交给这些编辑先生。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中一个伪造的罪名，是皮达可夫曾于1935年12月飞抵挪威去会晤托洛茨基。挪威官方披露当时由于气候恶劣，奥斯陆机场是关闭的。1月29日，托洛茨基对我说：“就像贪食会引起腹泻一样，关于皮达可夫飞抵挪威的杜撰可能正是导致斯大林垮台的开始。”1月31日，皮达可夫被处决的当天，托洛茨基又对我说：“这将使斯大林失去一切。”他的观卓简略得出奇。但无疑他还在思考着斯大林的为人，同一天他还说：“耍阴谋诡计是智力低下的表现。”
　　迭戈·里维拉把座落在科约阿坎镇隆德雷斯街上的一幢蓝色别墅供托洛茨基使用。迭戈和他夫人芙莉达·卡洛则住在二三英里处的圣安琪寓所里。迭戈和芙莉达对托洛茨基十分殷勤。不久，我们会见了墨西哥托派团体中最积极的成员，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人，其中二三人还每天晚上来这里担任警戒。这样我在白天工作后才能得到休息。一个名叫安东尼奥·伊达尔戈的墨西哥高级官员，是墨西哥政府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中间人。他很快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曾参加过墨西哥内战，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都很喜欢他。当遇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某个官员才能得到解决时，我就到他的办公署找他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鼎力相助。
　　2月初，我们和伊达尔戈一起到他的同事博霍克斯的乡间别墅住了二三天。那地方靠近库埃纳瓦卡。博霍克斯也是墨西哥的一位高级官员。虽说他是伊达尔戈的朋友，但对我们不是很热情，托洛茨基对他也只是礼节上的应酬。在博霍克斯别墅逗留期间，我们曾去附近的穆希卡牧场拜访了一整天。穆希卡的官方职务是墨西哥交通与公共事业部部长。他是卡德纳斯总统的知交和得力助手。由于卡德纳斯是国家元首，不便亲自接见托洛茨基。所以由穆希卡出面接待也可谓是权宜之计吧。穆希卡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外貌与托洛茨基有几分相像：高高的前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很乐于同托洛茨基交往。这次会晤，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十分热烈，对方谈到了墨西哥及其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没有涉及到具体事务。
　　2月16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去纽约马戏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托洛茨基打算在墨西哥通过有线电话向大会发表演讲，既讲俄文，也讲英文。那天下午，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得到墨西哥市电话公司允许，被带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只话筒。一位工程师向托洛茨基说明使用话筒时的注意事项。可是在数小时内，故障出了好几次。线路被接通后，托洛茨基刚要说话，线路就中断了，最后我们只好作罢。当时我还不熟悉墨西哥的情况，假如当时有经验的话，是可以找到应急办法的。结果，在纽约的马克斯·沙赫曼从口袋里取出托洛茨基英文讲稿，就当众宣读起来。这一招是我们的预防措施，开会前几天就把讲稿寄去了。1937年，电话通讯的质量和可靠性当然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但我们毕竟在工程师协助下进行了电话交流。我一直在怀疑，通讯中断是否由于俄国特务或是美国当局从中捣乱。
　　扬·弗兰克尔于2月19日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墨西哥。美国托派团体的一位成员伯纳德·沃尔夫也来到这里担任了英文秘书。托洛茨基同这一秘书班子共事了很长时间。那时他的工作十分辛苦。
　　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后不久，他要求组织一个国际调査委员会就莫斯科审判中对他及其儿子的指控进行调査。这一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时，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答应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甘愿效劳，甚至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内除了6个美国人之外，还有1位法国人（阿尔弗雷德·罗斯麦）、2位德国人（奥托·吕勒和温德林·托马斯）、1位意大利人（卡洛·特雷斯卡）、1位墨西哥人（弗朗西斯科·萨莫拉）。苏珊娜·拉·福列特担任委员会的秘书，是最积极、最勤奋的一员。
　　2月，一位美国作家华尔多·弗朗克来到墨西哥。他跟美国和拉美国家中的一些亲斯大林分子有交往，但是莫斯科的几次审判使他感到困惑不解，他就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进行釆访。托洛茨基在作决定以前，派我先去城里同弗朗克会面，以便试探他来访的动机。我在旅馆的休息室里见到了弗朗克。经自我介绍，他知道我是法国人，就说：“你应该知道，我是美国的安德烈·纪德。”他先后两次访问了托洛茨基。他们的谈话虽然很友好热烈，但最后一无所获。弗朗克收到了杜威从纽约发来的邀请信，要求他继续留在墨西哥，以便参与调査委员会的工作，可是当该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墨西哥时，他都找了一个借口而回避了。
　　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于4月到达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证词，并对他进行查询。4月10日至17日，在隆德雷斯街住宅的大客厅里举行了听证会，约有40名记者岀席，同时还邀请了一些来宾。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安全保卫工作就成了大问题。
　　小组委员会的听证工作迫使托洛茨基周围的工作人员日夜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当年离开莫斯科时带走的、后经阿拉木图和普林吉坡两次搬迁一直没有触动过的大批档案材料，这回还是第一次拆封应用。为了找到有用的旁证材料，我们不得不查阅大量文件。委员会还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几十份莫斯科审判中炮制出来的假口供，其中许多供词都出自托洛茨基的政敌之口，为了得到这些资料得花很大的力气。这些供词不仅要翻译出来，而且还要加以注释，以便让公众、尤其是让委员会成员能够理解。有无数细节还得进行澄清、解释、调整。不用说，在这次工作中，不允许有任何伪造和隐瞒，也不能有任何偏向。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都像着了魔似的拼命地干。每天早上所有的人都会聚在托洛茨基的书房里，接受任务。人们感到托洛茨基又像当年十月革命期间那样成了革命的组织者。
　　与委员会成员的联系以及对大批前来墨西哥的美国托派分子的接待，全由扬·弗兰克尔负责，因此他要花很多时间到市里去。有一天托洛茨基走进弗兰克尔的卧室，向他要某个文件，而文件没有弄好，托洛茨基就回到自己的书房，使劲儿关上房门。那是一扇拼花玻璃门，年久失修，玻璃上的油灰早已脱落，由于用力过猛，方形的玻璃片雨煮般落下。这碎玻璃的声响传遍了整幢楼房。
　　关于杜威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活动情况和许多照片，都已在报上公布过，我不需作多少补充。委员会活动接近尾声时，托洛茨基在会议间歇时与杜威在院子里有过一次交谈。杜威说：“托洛茨基先生，如果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像您那样，我将愿意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托洛茨基回敬他一句：“如果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像您杜威先生那样，我将愿意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两人谈笑风生，气氛活跃，但多少带有几分外交辞令。当时，托洛茨基很欣赏杜威的果断性格，但数月后，该委员会的结论意见在电台公布后，杜威又补充了个人的意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批判，这就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恼怒，
　　在住宅洗澡间里浴缸上端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可能是芙莉达在布置房间时挂上的。这是一幅19世纪西班牙裸体画，画面上已染上了一层薄薄的深色釉彩，但至少让人可以看出它是一幅裸体画。在委员会开会期间，委员们和记者们，都要使用这个住宅里唯一的浴室。在第一次会议的前一天，油画不见了，原来是托洛茨基要娜塔丽娅取走的。后来会议结束后，油画又出现了。这件小事说明托洛茨基对记者最不放心，他决意不让他们抓住任何话柄去造谣生事。但这回他未免做得有些过分，因为很难想象，一个美国记者，即使是一个心怀敌意的记者，会在这幅已被损害的油画上制造什么新闻。
　　芙莉达是一位岀色的女性，她漂亮、大方、有个性、有才学。她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一开始就很随便。她不大会讲法语，可英语说得很流利，那是因为她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她的丈夫迭戈在美国画壁画。所以她常常用英语同托洛茨基交谈，而娜塔丽娅却一点也不懂英语，她就只好靠边站了。芙莉达像美国人那样毫不顾忌地用“love”（爱）这个字眼。她在告别时，就冲着托洛茨基说“我亲爱的。”托洛茨基显然被芙莉达吸引住了。于是就开始给她写信，常常把信夹在书里，当着别人的面，包括当着娜塔丽娅和迭戈的面，把书交给芙莉达，并说一番推荐的话要她读这本书。当时我对个中奥秘一无所知，只是到了后来芙莉达就才我说出了真情。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杜威委员会调査结果后的几周内。到了6月份由于两人过分密切，这种局势让人感到忧虑，娜塔丽娅默默地忍耐着，而迭戈似乎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是个有名的醋坛子，只要稍有一点怀疑就会引起一场风波。要是发生这种丑闻，准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我记得，扬·弗兰克尔曾斗胆向托洛茨基进言，指出目前的局势潜伏着一种危险。
　　7月初，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决定双方暂时分居一段时间。7月7日，托洛茨基来到了一个农场主朗德罗的庄园住下。朗德罗跟安东尼奥·伊达尔戈和迭戈都是知交。他的庄园位于圣米格尔——雷格拉附近，，离开壁西哥城有90英里，托洛茨基在那里，可以钓鱼、骑马。与他作伴的是赫苏斯·卡萨斯。此人是警察中尉，带领着一个警卫排驻守在隆德雷斯街。那里还住着一位西斯托，他是迭戈夫妇的汽车司机。那塔丽娅仍住在科约阿坎。
　　7月11日，芙莉达到庄园来看望托洛茨基，我猜想更是権这次访问中他俩决定终止彼此间的暧昧关系。在此之前，两人一直沉缅在情网之中。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两人的行为不可能过于放肆。毕竟中间横着很高的栅栏。这对情侣终于后退了。于是芙莉达仍然深深地爱着迭戈，托洛茨基也同样爱着娜塔丽娅。不过，要是这件事传扬出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娜塔丽娅得知芙莉达去庄园一事写信给托洛茨基，要他对此作出解释。托洛茨基则刚好作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同芙莉达一刀两断。他回信给娜塔丽娅，说她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可鄙的、自私的。”但是他还是承认，娜塔丽娅是他的牺牲品，并且宣称他正在流着“同情，忏悔、痛苦的眼泪”。于是他们在分开的3个星期里不断地交换着书信。
　　自从与芙莉达断交后，托洛茨基感到自己对娜塔丽娅的柔情密意又恢复如初了。可以从他当时所写的信中证实他对她的爱恋之情。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信也暴露了一个令人痛苦的阴影。出于某种心理机制，托洛茨基为了减轻对娜塔丽娅的负咎感，就指责娜塔丽娅曾对他犯有不忠的行为。这也许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经过一阵犹豫以后，他第一次挑明了这一问题：“我是以耻辱、自我悔恨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的。”接着语气就变得更辛辣了。托洛茨基向娜塔丽娅提出，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初期，她在公共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时同一个青年助理是否有不正当的关系。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那位助理曾追求过娜塔丽娅，但她并未以任何方式答应过他的求爱。一场激烈的争吵终于爆发了。但不是在信里，而是在电话里，7月21日托洛茨基从帕丘卡打电话给娜塔丽娅发泄他的妒忌，他在电话里，为了这20年前子虚乌有的爱情纠葛，用俄语大声地训斥她。娜塔丽娅气得浑身发抖。事后，她立刻写信给托洛茨基，信中说“我的儿子不信任我，他对我失去了信任……这是您的骄傲。”托洛茨基在挂断电话后，如释重负，他写信给娜塔丽娅说：“我想我会平静下来的。不管怎么说，我能够耐心等待，直到我们再次重逢。”
　　这种争风吃醋显然不是第一次。托洛茨基在信中说他是“旧病复发”，他把这种“痛苦”看作是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熱病。1903年，他与娜塔丽娅相好时，娜塔丽娅原先有一个恋人，是经过一阵犹豫后才决定遗弃的。托洛茨基死后，她向一位朋友披露说：“他从来没有宽恕过我，对于这件事他老挂在嘴边。”
　　1937年7月那段日子里，娜塔丽娅又无意中给托洛茨基以一个沉重的打击。7月18日，娜塔丽娅给他写信说：“从内心说，每个人都是非常孤独的。”这句话在她看来是很平常的，但是托洛茨基却感到震惊，他写回信说：“这句话像一枚针深深扎进了我的心坎里。”他所以会有如此反应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特殊的；另一个是一般的。第一，这句话暴露了娜塔丽娅的孤独感；第二，这句话违背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党人的信念。
　　最后，托洛茨基与娜塔丽娅之间的通信还表明，在双方感情的折磨中出现了情欲的复苏。7月19日，托洛茨基用了一句俄国土语向娜塔丽娅透露了自己情欲方面的冲动。他以最粗俗的语言向她详细叙述了他在睡梦中如何与她交合求欢的情景。
　　7月26日或27日，托洛茨基返回科约阿坎。我为了割治阑尾于7月17日进了墨西哥城的一家法国医院。因此，托洛茨基返回时，我大概不在隆德雷斯街的寓所。这里的生活又一切照旧了。在一个局外人看来，托洛茨基、娜塔丽娅、迭戈、芙莉达，这4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到托洛茨基和芙莉达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再也听不到“亲爱的”这类词语了。最显著的不同也许是在娜塔丽娅对待芙莉达的态度上，时而冷淡，时而亲热。托洛茨基要求芙莉达把过去写给她的信归还给他，理由是：“免得这些信落到格伯乌的手里。”她把这些信归还给他后，他就当众把信销毁了。就在这一次，芙莉达把事情的内幕告诉了我。
　　我可以肯定，托洛茨基与芙莉达的恋情是他离开俄国以来的第一次冒险。他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客观上都不允许这样放纵自己。他与芙莉达的关系中断后不久，又悄悄地陷入了与另一位年轻女子的情网。我对此事将在下文另作交待。据我在墨西哥所见的来判断，托洛茨基对芙莉这和另一位女子所采取的手法是大胆凉的，而且是驾轻就熟的。
　　我相信，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这类风流韵事是不少的。早在1920年，克拉勒·谢里丹曾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为托洛茨基塑像，托洛茨基在跟她言谈中和对她的态度上常常表现出某种挑逗的成份。我还从一个同托洛茨基没有私交的人那里听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量革命期间，曾经跟一个金头发、白皮肤的英国女郎有过私情，但是关于这一传说的详情我就无从打听了。
　　伯纳德·沃尔夫于8月返回美国。9月底，另一位美国人约瑟夫·汉森来到这里。在他到达的那一天，或许第二天，我们抽出时间去拜访了费尔南德斯。他住在墨西哥城郊外，他的3个儿子鞄是墨西哥托派团体的成员。他们全家对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都很仰慕。托落茨基也很喜欢同他们作伴。我们驱车前往时，由乔（约瑟夫的爱称）驾车，我坐在他身旁，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后排。因为乔不熟悉墨西哥的街道，我得给他指点方向。每当十字路口，我就发出指令：“往右拐”、“往左拐”、“一直向前”。我们在这次拜访后的第二天，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不得不再去费尔南德斯家访问。这样接连两天上门访友，实在是不寻常的。由于路程远，道路又曲折，要让乔一下记住这些道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就照昨天那样给他作向导，指示他“向右”、“向左”、“向前”。我们一行返回科约阿坎以后，托洛茨基把我叫到他的书房里问我：“看来我们得把乔打发走，让他回美国，你说呢？”我感到惊讶，托洛茨基大声说：“此人教不会！”我为乔作了辩解，说明其中的困难。托洛茨基不以为然地说：“那么让我们走着瞧吧！”而事实上，在所有来科约阿坎工作的美国人当中，乔是托洛茨基与之相处最好、最受器重的一个。
　　10月底，扬·弗兰克尔动身去美国。11月初佳比带着我们的儿子从法国来到墨西哥，虽然她是法国莫利尼参派的成员，但她答应在墨西哥期间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她在科约阿坎定居下来后，就帮助娜塔丽娅料理家务，像在巴比仲时曾经干过的那样。
　　佳比来到这里已有几个星期了。有一天，她跟娜塔丽娅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女佣在厨房准备午饭。当时，娜塔丽娅还不太会讲西班牙语，对西班牙文几乎一窍不通，只好用手势和简单的词语来表达意思，常常用手臂去拉扯女佣让她明白该怎么干。这天早上，为了某件事情，佳比就觉得娜塔丽娅对待女佣过于严厉，就当面指了出来。佳比这种直率的说话方式在巴黎是很平常的。当然她作为莫利尼尔派成员对托洛茨基夫妇也抱有某种敌意，现在这种情感就全部倾泄出来了。原先她俩在厨房一起干活时也常常发生摩擦，这次终于表面化了，双方都拉开了嗓门。这时，托洛茨基正好从书房出来，准备到洗澡间去。走世厨房门口，听到争吵声就进了厨房，看到了这一幕，他大喝一声：“你们闹吧，我要去叫警察了！”虽然他没这么做，但毕竟说了许多刺耳的话。
　　当天中午，我独自在整理报纸，托洛茨基进来看我，说了一句：“今天我不应该说这些话。”他以一种含糊的、似乎是羞怯的方式承认了他的失态。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感到窘困的样子。但不管怎么说，佳比不可能继续住在这里了，于是她带着儿子途经纽约返回了法国。
　　1937年11月12日，托洛茨基要我发出如下的一份电报：
　　巴黎　肖当总理
　　基于伊格纳兹·雷斯的被杀、本人档案被窃以及诸如此类案件，我坚决要求当局对老资格的格伯乌代理人、国会副议长雅克·杜克洛至少作为证人进行审讯。

　　托洛茨基

　　这“老资格”一词显然说明，托洛茨基知道杜克洛同格伯乌的关系，因为托洛茨基一直是苏联政府的一名要员。这就是说，他正在泄露一项国家机密。这份电报在托洛茨基分子的队伍中引起了喧嚷，尤其是廖瓦认为其父拍发这份电报是一种失误。
　　在1937年，我们好几次接到纳维尔的来信告诉我们，安德烈·纪德打算来墨西哥，而结果总是一再推迟动身日期。11月，看来纪德的计划更为肯定了。托洛茨基试图防止他最后的动摇，曾一度想写信给纪德告诉他墨西哥方面将向他提供多少钱，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想到纪德很可能把这封信看作是对他的收买。于是就采取了比较间接的办法。托洛茨基起草了一封信，开头就称呼他“亲爱的文学大师”，并详细列举了吸引他来墨西哥的一切事物。他还准备请几位墨西哥艺术家和作家联名写信邀请，其中有迭戈·里维拉、萨尔瓦多·诺沃和卡洛斯·佩利塞。我记不清这封信后来是否发出，但如果发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久获悉，纪德突然改变了计划去了非洲。
　　这所座落在隆德雷斯街的住宅，屋前有一个院落，前后有花园，另有几间小屋，正好构成了一个标准的长方形。长方形的两边是两条平行的马路：隆德雷斯街和柏林街，另一边是与这两条马路垂直相交的卡耶街。临街的所有窗户都用砖坯堵塞。这所住宅的另一面与另宅接壤。住宅四周都有高墙隔开。这样做弊多利少，因为屋内人看不见屋外的动静，而且墻紧挨着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这种格局使迭戈·里维拉和我总是提心吊胆，我们常会谈到这个问题。
　　而托洛茨基关心的是另一码事。1937年将近岁末，墨西哥的斯大林分子们掀起了一场侮辱威胁托洛茨基的运动，而且越来越凶猛可恶。托洛茨基曾设想过，突然有一天在隆德雷斯街和卡耶街转角处，可能聚集数百人来袭击这所住宅。他们会装作政治示威的样子，而目的是要结果托洛茨基的性命。一天，托咨茨基向我详细交待了他的防卫计划。这计划需要准备一把扶梯，放在沿柏林街后花园的墙角下。那条街杂草丛生，很少有人经过。那里晚上光线暗弱，有时简直伸手不见五指，从外面根本看不清我们这所住宅的占地面积有多大。万一有人来冲击，托洛茨基可以爬上扶梯，一个人翻过墙去，悄悄溜进我们认识的一个墨西哥少妇家里藏身，那妇女就住在修所蓝展不远的一幢房子里。爬墙是值得的，看来是个聪明的办法。几天后，托洛茨基建议我搞一次演习。到晚上他就爬上扶梯，越墙出去到少妇家里。不过后来我听那少妇说，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托洛茨基曾经三番五次向她提出过非分要求。她只是不理他，但也没大声嚷嚷。尤其可笑的是，他还向这少妇透露这越墙的办法和演习的真正意图。这样，事情就被他弄得面目全非了。这种安全措施竟然与爱情冒险连结在一起，不能不让我感到扫兴。虽然我嘴上没说什么，但托洛茨基也许已经觉察到，我对此事已失去了积极性，因此他不再坚持这种演习了，况且形势不久又有新的转折。
　　与我们相邻的住宅近日出现一些陌生人和其他种种迹象越来越引起迭戈·里维拉和我的怀疑。里维拉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大度，决心把隔壁那幢住宅买下来，然而这笔交易需要花好几个星期，于是这几个星期成了危险的日子，因为，如果有人真想干掉托洛茨基，那么他就得在房子转让以前下手。最后我们采取这样的办法：在房子没有到手以前，把托洛茨基转移到洛马斯—查普尔特佩克区的安东尼奥·伊达尔戈家里暂住。那里是墨西哥城上流社会人士居住的区域，与此同时，要想方设法不让外人知道托洛茨基离开科约阿坎住宅的真相。
　　于是在1938年2月13日，托洛茨基悄悄钻进停在后花园的汽车里，躺在座位下面，由我驾驶汽车，待大门开启我就急速地驶过警察的岗亭，并亲切地向他们挥挥手，就像我平时单独驾车匆忙离去时所做的那样。接着托洛茨基站起身子坐在后座上，汽车就直驶伊达尔戈家。
　　那所住宅非常舒适。家里没有小孩，只有伊达尔戈夫妇俩。他们对托洛茨基殷勤招待，托洛茨基则整天看书写作。在科约阿坎，娜塔丽娅在床上放置着枕头，装成托洛茨基还在的样字。这就像35年前托洛茨基从西伯利亚逃脱时，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1]所做过的那样。仆人等都不许进这个房间，娜塔丽娅还得经常从厨房把茶水端进去服侍这位据说是患病的托洛茨基。科约阿坎与查普尔特佩克之间的联系由我或者伊达尔戈来维持。
　　正在这个时候，即2月16日传来了廖瓦去世的消息。由于时差的关系，消息传到科约阿坎时已是午饭过后了。我记得这消息是美国某大报社的一位代理人用电话告诉我们的。当时在场的有乔·汉森、拉厄·施皮格尔和我。我们决定不告诉娜塔丽娅，也不让她看到报纸，不让她接电话。我就立即到圣安琪去找里维拉。在那里，我们打长途电话同巴黎的一位朋友通了话，大约是热拉尔·罗森塔尔或者是让·鲁，接着，我和里维拉驾车前往査普尔特佩克。
　　当我们进入托洛茨基的房间，里维拉就走上前去，直截了当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托洛茨基的脸立即转色，并问：“娜塔丽娅知道吗？”里维拉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就说：“我将亲自告诉她！”我们就立即动身，我驾驶车子，里维拉坐在我旁边，托洛茨基坐在后排，神情呆滞，默不作声。到达科约阿坎，他就立即把娜塔丽娅叫到他们的卧室里，他们再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就像当年在普林吉坡听到齐娜死讯时一样，人们通过半开的门把茶水送给他们。2月18日中午一时许，托洛茨基把一份手稿交给我。此稿是用俄文写的，他要我把文稿翻译出来散发给记者。该文要求当局对他儿子的死因进行调査。经过几天的闭户不出以后，托洛茨基又出现在自己的书房里，开始写悼念他儿子的文章。在去伊达尔戈家之前不久，他刚写完一篇长文，题目是《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我们的道德准则》。该文日期是1938年2月10日，托洛茨基在廖瓦死后，就把日期改为2月16日并作了补充。
　　让娜获悉廖瓦死讯后，立即写信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倾诉她的悲哀。因为她曾经同廖瓦热恋过。托洛茨基给她发了回电，以示抚慰：“小让娜，您说得对，我们必须活下去。”但情况很快起了变化：廖瓦死后在拉克雷泰尔街寓所里还留着大批文件，过了二三个星期，事情很显然，这位属于莫利尼尔集团的让娜并不准备把文件转交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通过他在巴黎所委托的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他认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这些文件都是属于他的。他还认为让娜在干一件危险的勾当。因为法国警方正在找借口攫取这些文件，格伯乌对此也在跃跃欲试。他越想越恼火，于是双方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的交锋，然而，娜塔丽娅仍和让娜保持友好关系，两位同病相怜的妇女继续交换着书信，相互倾吐各自的哀怨。
　　大约在廖瓦去世1个半月后，即3月底4月初的一天，午饭后，托洛茨基在午睡，我在自己的寝室里，平常也是这个时候，娜塔丽娅常到我的房间里来说些家务琐事或者来查看一下帐目。这天她进来时，神情异常，脸颊上挂着泪水，她哭着说：“让·范[2]！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说，‘你站在我的敌人的一边。’”她用俄语重复着托洛茨基本人说过的这句话。托洛茨基不是用“对手”，而是用“敌人”这个词，在当时，所谓他的敌人就是指让娜和雷蒙·莫利尼尔，当然，他对这句话作了一些解释：“你的行为就像是与我的敌人站在一起”，“你已经中了我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可严酷的事实是廖瓦去世才6个星期，娜塔丽娅还处于剧烈的悲痛之中，托洛茨基竟然说出了这样冷酷粗暴的话。
　　正在此时，我们听说，安德烈·布列东将受法国外交部派遣要来墨西哥进行商谈。托洛茨基要我给他搞几部布列东的著作，因为他从来未读过布列东的大作。由于时间紧迫，我决定不求巴黎的朋友而求纽约的友人帮助。4月9日，我写信给哈罗德·艾萨克，要他在纽约市能搞到的布列东的全部著作都寄来。4月底，他寄来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娜佳》，《联接器》等，还有其他几本书。我把新书拣出来，然后把它们送给托洛茨基。他把这些书堆放在桌子一角。就那样搁了好几个星期。我的印象是，他只是随便地翻阅了一下，而可以肯定，他并没有从头至尾地去读它。
　　4月下旬，布列东及其夫人杰奎琳来到墨西哥城，我就立即到城里去拜访他们。我们在一个典型的墨西哥餐馆用了午餐。看来布列东对墨西哥之行很感兴趣，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新奇，他对我很热情友好。1938年4月29日，我写信给皮埃尔·纳维尔，告诉他：“布列东已来此几天了，他对墨西哥，对迭戈的绘画，对这个国家的一切美好事物都非常仰慕。但是，他忙于应酬，出席各种宴请，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被大批人群所困扰。”几天后，我把布列东和杰奎琳送出城外，把他们带到科约阿坎，他们在这第一次同托洛茨基、娜塔丽娅会晤中，就谈到巴黎那个关于莫斯科审判调査委员会的工作，谈到纪德、马尔罗对审判的看法，彼此交换了一些信息。但没有涉及正题。几天后，即5月20日，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晤。我保存了一些供我自己阅读的在会晤后记下的笔记。这些笔记本可别小看了，它们确实给回首往事提供了重要依据一当布列东、杰奎琳、娜塔丽娅和我在托洛茨基书房坐定后，托洛茨基就立即为左拉辩护。他解释说，，超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在左拉那些范围狭窄的题材特殊的文学作品中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敏感。他说：“当我阅读左拉作品时，我感到从中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许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我领略到一个宽广的现实世界。而越是虚幻的作品就越不能被人理解。”布列东略感惊讶，表情僵持，他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他回答说：“对！对！我同意。左拉的作品富有诗意。”托洛茨基继续发表他的高见；“你们喜欢援引弗洛伊德的话，可是他的观点不也有前后矛盾的吗？弗洛伊德把下意识提高到意识的高度，您不也想把意识窒息在无意识下面吗？”布列东回答说：“不，不，决非如此。”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彼此能否相容呢？”托洛茨基回答说：“噢，您得知道，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除非在幻想中的未来，社会总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总要采取一种抽象的强制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当娜塔丽娅端茶进来时，谈话已趋于和缓，话题转入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托洛茨基提出一个设想，成立一个革命文艺家的国际联盟，以便与斯大林分子的同类组织相抗衡。显然他在获悉布列东即将访问墨西哥消息后就开始酝酿这个计划T。他们还提到发表宣言的事，布列东同意拟一份初稿。
　　往后几个星期天里，他们并没有在书房里继续会淡，而是一起出去作短途旅游，在郊外进行野餐。布列东和杰奎琳天天与里维拉和芙莉达保持联系。他们甚至还在里维拉的圣安琪寓所里住过几天。他们刚来墨西哥时则住在迭戈·里维拉的前妻瓜达卢佩·马林家里。可是，他们同托洛茨基只是会晤了八九次，并未在那里住宿。
　　布利东对墨西哥的访问引起了斯大林分子们强烈反响。布列东返回巴黎，在1938年11月11日，发表的演说中也提到斯大林分子的阴谋诡计。布列东来墨西哥后的第一次会议被安排在阿尔特斯贝拉宫举行。托洛茨基担心在墨西哥的一帮斯大林分子很有可能前去捣乱，因此他要我组织一些力量进行防卫。我于是同墨西哥托派团体的领导人商议，请他们派人在要道口秘密地实施警戒，结果平安无事。托洛茨基能毫不犹豫地召集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来保证布列东主持召开的文学爱好者会议的顺利进行，我认为这件事，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对布列东的关心程度。
　　一天下午，我们和布列东夫妇一起到郊外旅行，中间在小镇上歇息，顺便参观了一座教堂，那里靠近普韦布洛或是乔卢拉。当时，里维拉和芙莉达都不在。这座教堂低矮、昏暗。左首，墙上柱上挂满了墨西哥所特有的祭品。这些祭品都是，这些金属制成的小盘，间或也有用些旧罐头制成的盘子。民间艺术家们在圆盘上画着各种记载着重大历史事件的戏剧性场面。据说，捐赠这些盘子的信徒将得以消灾免祸，终身受到上帝的保佑。这些祭品挂在那里也表明人们对上帝的感谢。这些供品日积月累，数量可观，其中有些供品年代悠久，最早的已有80多年历史。我认为这些作品最具墨西哥民间艺术的特色，布列东对它们更是赞不绝口、视若珍宝，以致斗胆取下五六个画盘偷偷塞进自己的上衣。他大概以为这里反正是教堂，无需多少顾忌，或许还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反教权主义的合法表现。我从托洛茨基的脸部表情立即看出，托洛茨基对此行为极为反感。这决不是他所倡导的反教权主义。而且这种局面对于他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在墨西哥，教堂的全部财产都是国有财产。如果当局发现供品被窃，那就会引出丑闻。这样，那些一心想叫托洛茨基离开墨西哥的斯大林分子势必抓住不放。他们将利用墨西哥人爱国主义感情，对托洛茨基及其朋友提出诉讼，指控他们破坏墨西哥的历史文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托洛茨基闷声不响地走出教堂。我必须承认，在这种场合，他表现了强大的自制能力。
　　几天后，托洛茨基开始催促布列东把宣言赶快写出来。托洛茨基紧贴在他的身后，布列东感到周身发麻，很不自在，结果一个字也没写成，这种场面是可想而知的。“您还有什么吩咐？”托洛茨基本是想问他什么时候两人再碰头。随着情况的发展，托洛茨基在这个不听话的不能按时交作业的小学生面前充当起老师的角色了。布列东常被弄得十分尴尬。可是局面依然如故。一天在迭戈·里维拉家里的花园里，布列东把我拉在一边问我：“为什么你不起草这份宣言呢？”我不想自找麻烦，所以拒绝了他的建议。
　　6月间，我们到瓜达拉哈拉作了一次旅游。迭戈·里维拉先生去那里作画，并约定我们在那儿同他会合。我们一行，驾驶两辆汽车，前面一辆，由乔·汉森驾驶，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坐在后座，布列东则坐在司机旁边。托洛茨基要他一起去旅游，以便在路上他们可以继续交谈。我在后面一辆车上跟杰奎琳或是芙莉达一起，司机是一位美国人或是墨西哥人。整个旅程要花8个小时，车开了两小时光景，前面那辆车突然停下。我们这辆车在相距50码的地方也只好停了下来，我下车赶到前面那辆车想知道出了什么事，乔走过来对我说：“老头子叫你呢！”这时布列东从车上下来走向后面那辆车。当我们照面时，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我就进了前面那辆车，车子又开动了。托洛茨基仍僵硬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没有向我说明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当车子抵达瓜达拉哈拉时，我们进了一家旅馆，也没跟后面那辆车上的人打招呼，我被弄得莫名其妙。由于乔不懂法语，托洛茨基和布列东的谈话他听不懂，所以他对我无可奉告。娜塔丽娅对此事也有些稀里胡涂。我们下榻后托洛茨基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他打算会晤当时住在瓜达拉哈拉的奥罗斯科，让我先去作些安排。里维拉和奥罗斯科都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墨西哥画家。虽然两人并非仇敌，但他们在个性、爱好、生活方式、艺术风格上迥然相异。奥罗斯科的内向型性格让人不快，正如里维拉的外向型性格有时也会让人难以接受。在一个国家里竟有两位绘画大师，单是这一点也势必会在他们之间形成争雄的局面。他们之间很少交往。托洛茨基要我作这样的安排，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想同里维拉、布列东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先去寻访奥罗斯科，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待了我，我们商定了托洛茨基与他会晤的具体日期。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一起去登门拜访。这次交谈令人愉快，但气氛当然不像与里维拉交谈时那样活跃和亲切。告别后托洛茨基对娜塔丽娅和我说：“他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天，里维拉和布列东在瓜达拉哈拉街头漫步，他们寻觅着美术作品和古物。
　　托洛茨基没有再跟布列东见面，我们就独自返回了墨西哥城。原来托洛茨基在去瓜达拉哈拉的路上生气是因为布列东一再推迟宣言的起草。但很显然托洛茨基恢复了自制能力，不想同他们绝交。旅行回来后，彼此的关系又慢慢恢复正常了。布列东没有把车上所发生的详情告诉我，我也不去问他。
　　7月初，我们决定到米却肯州的帕茨夸罗去小住几天。布列东、杰奎琳和我先动身。我得为托洛茨基找到合适的旅馆，而布列东和杰奎琳是想去欣赏一下乡村景色。迭戈·里维拉已在圣安琪住宅里收藏了一大批产自丘皮夸罗的哥伦比亚的雕塑品。这些艺术品是他从瓜那华托州的农民手里陆续买下的。这些陶鎏制成的雕塑约有3英尺高，雕塑的是裸体女子，形象十分妩媚，裸女的一双杏眼和乳房都是另外用陶土黏上去的。布列东十分欣赏这些丘皮夸罗女郎。汽车快到莫雷利亚时，布列东要我绕道到附近村庄去搜寻一些雕塑品。由于我们事先没有掌握确切的情报，所以只好见机行事，但我们决心冒险去闯一下。当时适逢雨季，道路泥泞丕堪，结果车轮陷入泥坑，我们只好请几个当地农民帮忙，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车子推出泥坑，使我们摆脱了尴尬的局面。我们只好放弃寻觅丘皮夸罗女郎的计划，转程直往帕茨夸罗，在回程的路上，布列东对我说：“要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会丢下一切，抬起双脚继续前进的。”我听了感到新奇：在这茫茫的田野上，你一个人往哪儿走呢？
　　在帕茨夸罗的一天傍晚，我们乘坐一艘小船在湖面上荡漾。后来又在雅尼齐小岛上野餐，大家品尝着阿根廷的白葡萄酒。当时帕茨夸罗是个十分恬静、优美的小城镇。人们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漫步，走过宁静的广场，仿佛使自己置身于17世纪年代。我们下榻的那个旅馆是一幢古老的房子，有10来间房间，还有一座花木茂盛的花园。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后，托洛茨基带着娜塔丽娅和两个美国人来了，其中一个是乔·汉森。迭戈·里维拉和芙莉达也随后到达。我们订了一个计划，打算白天游览观光，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艺术与政治，。甚至还准备公开发表这次讨论的内容，题目就叫“布列东、里维拉和托洛茨基在帕茨夸罗的讨论”。第一天晚上，托洛茨基讲得最多，他谈的主题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艺术将会融化在日常生活中。那时将不再有专业的舞蹈家，人人都会翩翩起舞，将来也不会有一幅幅画，而是所有的建筑物上都绘上壁画，房屋的墙面装饰得五彩缤纷。后来决定把这个向题的讨论推迟到第二天晚上再继续进行，于是托洛茨基按照他的老习惯就早退了。我同布列东在花园闲谈，他问我：“我想。将来总有人喜欢在一小块画布上作画，你说是不是？”
　　第二天讨论没有进行，因为布列东病了，患了失语症。杰奎琳悉心照看他，我们都很焦虑，可她告诉我们，布列东患这一个病不是第一次，以前也犯过。
　　7月10日，附近村庄的一群教师听说托洛茨基在帕茨夸罗访问便来同他会唔，那次座谈的话题主要是乡村教师的任务和面临的问题。托洛茨基把墨西哥与俄国作了对比。在座谈快结束时，他拿起铅笔在笔记本上用俄文写了一篇短文挙要我把它译成西班为文电并把文章交给这些客人以便刊登在米却肯州教师办的小报《生活》上。两天后，杰奎琳留下来照顾布列东，其余的人返回科约阿坎。
　　几天后，布列东和杰奎琳又露面了。布列东看来身体复原得很快。起草宣言的事总算找到了摆脱僵局的办法，我记得还是布列东采取了主动。他把写得密密麻麻的几页稿纸交给托洛茨基，然后托洛茨基用俄语向我口授了几页文字，与布列东的文稿拼合起来，我把托洛茨基的文字译成法文给布列东过目。经过讨论，托洛茨基又对全部文稿作了进一步的删节和增补，并把有关资料剪贴在卷宗里。我把托洛茨基的文章译成法文，并与布列东的体例保持一致，最后用打字机把定稿打出来，这就是他们最后达成办议的文章。谁读了这篇宣言，都能从语言风格上准确地辨认出哪些出自托洛茨基手笔，哪些是布列东的手笔。托洛茨基写的文字占全文一半不到，布列东写的占一半多一点。而这份宣言是以布列东和里维拉的名义公诸于众的，并寄送给各国的艺术家们。发表宣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文艺家国际联盟(I.F.I.R.A)。该宣言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
　　在布列东返回法国前夕，托洛茨基与布列东作了最后的一次会面，双方显得热情友好，依依不舍。当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估计布列东回国后很可能被征入伍。这次告别就在1938年7月底。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洒满蓝屋的凉台，周围栽种着仙人掌、橘子树、九重葛等植物。托洛茨基从书房里取出他们两人共同起草的宣言手稿交给布列东。布列东颇为激动。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的确是不寻常的举动。在我跟随他一起生活的全部岁月中，我再没有看到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这份手稿至今还会保存在布列东的文件集里。
　　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布列东一回国就被征召入伍，但入伍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1938年11月11日，他发表了一次精彩的演说，详细叙述了他的墨西哥之行。布列东在演说中谈到我的时候，无意间说出了我的贫困处境。老实说，我追随托洛茨基并不指望过豪华生活，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手头没有多少钱。我在他那里工作从来没有领取过什么薪水，个人微薄的开支全仗娜塔丽娅照料。当我把布列东讲的打印稿拿到托洛茨基的书房让他看时，真有点担心，怕他误以为布列东的这番话是由于我的什么牢骚而引起的。他看了讲稿没说什么，我也无话可说，我们之间并没有为这件事产生任何误解。不过，布列东的话可以说明超现实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
　　布列东的来访并未中断托洛茨基的革命活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一直在进行着。7月18日我们获悉负责国际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鲁道夫·克勒门特突然失踪。几天后人们在塞纳河上发现了他的尸首。显然，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祖博罗夫斯基掌握了克勒门特的活动情况，当获知成立第四国际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他们就决心下毒手把他干掉。但是成立大会还是于九月初在巴黎郊区如期召开了。
　　马克思的某当信徒发表一些不合老师心意的言论，所以马克思曾经声明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也仿效马克思，曾多次声称他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要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那就是他始终不渝地关注着世界各地托洛茨基派团体的内部问题。在大部分时间里，每个托派团体都曾分裂为两三个派别。团体内部的派系斗争，或这一团体与那一团体之间的斗争，它们彼此结成联盟或者实行分裂，这一切都牵动着托洛茨基的心。他给这些团体贡献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耐心。
　　托洛茨基对这些托派团体最大的不满意是它们的社会成分：知识分子太多、工人太少。“小资产阶级”成了他在文章上用以谴责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常用词。我亲耳听到他夸赞过的托派组织只有两个：一个是比利时的沙勒罗瓦市由煤矿工人组成的团体；一个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由卡车司机组成的托派团体。
　　要全面说清楚世界各国托派组织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只有经过详尽的实际的调査研究才能弄清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才能对托洛茨基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作出评判。倘若根据表面现象作判断，那是很容易的。从表面上看，托洛茨基为解决组织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收效甚微。比如说，托洛茨基对西班牙问题曾接二连三地写了许多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塞罗那托派团体的成员，一共不超过12人，而且这些成员年纪轻轻，经验也不丰富。在托洛茨基去世时，各地的托派团体从规模上讲，同他刚离开俄国时各国党内反对派的人数相差无几。期间也有极少数著名人物宣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不久又退出了托派组织。托派人数稀少的原因之一确实是由于当年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对于那些不了解当年情况的人们来说，现今要使他们领悟30年代的情景是困难的。当年，斯大林分子的诽谤和迫害到处可见，经费短缺的程度令当代人难以想象。由于没有钱，我们常常弄得手足无措，寸步难行。
　　的确，托洛茨基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发展法国托派势力上。他到土耳其以后几个月里，浏览了从1929年创刊号到1931年的全部《真理》周报。为了解决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麦3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从1935年起一直到他去世，他同雷蒙·莫利尼尔的争吵愈演愈烈，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36年6月工潮期间，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文章《法国革命巳经开始》。然而不久，法国工人运动遭到失败，他本人也移居墨西哥。于是托洛茨基开始从远处观察法国托派所存在的问题。虽然他仍然注视着法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法国托派团体的动态，但巳没有先前那种强烈的义务感了。
　　在科约阿坎，关于法国托派团体的内部动态，尤其是领导人之间派别斗争的情报，主要是让·鲁向我们提供的。他定期写信给我们，虽然主要是写给托洛茨基，但收信人的名字却是我的。鲁的字写得不好，托洛茨基读他的信感到头痛。于是我把鲁的来信用打字机重新誊写一遍，再拿给托洛茨基看。一天，大约是在1939年六七月间，让·鲁来了一封信，我先把信的摘要送给托洛茨基看，并说：“我马上把信打印出来。”托洛茨基说：“这样做不值得，您还有别的事要做呢！”他的这种态度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美国教授休伯特·赫伦来墨西哥办讲习班，每年一至两次，他带领着30多人来科约阿坎，请托洛茨基给这些学员，讲课一二小时并回答学员们的提问。这作为讲习班教学计划的一部分。交换条件是赫伦教授把他在塔斯科的一幢住宅提供给托洛茨基使用。我们每隔两三个月就到那里去住上个把礼拜。第一次去塔斯科是在杜威委员会调査活动结束后不久。1938年，有一次我们到塔斯科寓所休闲，我们租了几匹马准备到小镇附近的山野去散散心。随同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位美国的托派朋友，其中有几位妇女。他们是来墨西哥旅游，顺便也想拜访一下托洛茨基。这样总共有10几个人。开始时，大家骑着马，像散步那样慢慢悠悠，似乎不想走远。突然托洛茨基扬起马鞭，一声吆喝，便向远方奔驰。虽然我远不是一个骑马能手，但我不敢大意，不能让托洛茨基单独远去，因此我就立刻打马扬鞭，紧紧跟上。这时马鞍上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的枪绊了一下，险些出事，我所以没有摔倒，是因为坐骑上有安全装置。过了一会，托洛茨基和我都发现我们已走到大路上了，于是我们继续疾驰，直到镇上才罢手。其实托洛茨基很少做这种心血来潮的事情。
　　万灵节在墨西哥是个群众性的节日。在30年代，人们的庆祝活动比今天还热闹。那一天，穿着盛装的男男女女涌向街头，拿着鞭炮和硬纸糊的骷髅，小孩嘴里嚼着奇形怪状的甜食，如用糖做的头盖骨和古笛。1938年11月2日，万灵节的午后，迭戈·里维拉来科约阿坎做客，他看上去像一个喜欢恶作剧的顽皮的艺校学生。他送给托洛茨基一个很大的用纯糖做的头盖骨，并在前额上用白糖雕写着“斯大林”的字样。托塔茨基没说什么，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当里维拉告辞，他就立即命我把那玩意儿毁掉。
　　迭戈·里维拉具有某些良好的素质，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使他能对人作出深刻的评析。但是他对待人的态度又恰好表现了他的性格中奇特的一面。在观察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他往往只注意其某一个方面，因而在短短的几天里，他对某人的评判，常会得出先后矛盾的结论。所以他同别人的关系往往反复无常。一天早晨，我在圣安琪里维拉家里同主人们共进早餐，邮递员送来了一位美国作家的来信。里维拉只是瞅了一眼寄信人的姓名，没拆就把信撕了，随即扔到室外，并且大声嚷嚷：“这个无赖！在法庭上不敢讲真话！”可是几天后，我上里维拉家里，发现他正在同那位寄信人进行着友好的交谈。那人曾经特地写信告知他来访的打算。在私人关系中这种突然的转折，对里维拉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墨西哥托派团体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尽管人数稀少，但还是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为代表，一派以加利西亚为核心。里维拉大部分时间严守中立。他又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成员，因为其他成员都是些收入微薄的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人。里维拉则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大人物，他的绘画作品使他大发其财，他为该团体提供大量经费。因此团体每做一件事，比如印传单、召开群众集会，往往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他赞成该项计划，他就会慷慨解褰，大力支持；若是他不喜欢该计划，他就会加以抵制，这势必在团体内部造成紧张关系。假如他不参予团体的日常活动，只是作为一个乐善好施的赞助者，那么情况也许会好得多，而他偏偏不是这样，他就是喜欢干预这个组织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身居墨西哥并未使情况有所改善。墨西哥托派团体所有的骨干分子，不管属于哪一派都得轮流到科约阿坎住宅参加保卫值班，每晚两至三人，值到第二天早上回去。托洛茨基往往乘他们值班的机会找他们谈话，提出一些忠告。因此会员们不断地感受到来自托洛茨基进行干预的压力。由于该组织的内部局势十分糟糕，国际书记处和不久召开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不能不对墨西哥支部的内部问题作出决议。成立大会的决议要求墨西哥支部进行改组。就迭戈·里维拉而言，会议决定“鉴于过去这位同志在墨西哥支部内部关系方面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他不得参加重建的组织，桓是他为第四国际进行的工作和活动仍将置于国际秘书处的直接监督之下”。显然，里维拉并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他不会欣然接受这个来自远方的，他本人并未出席的会议所作出的决议。这件事所造成的气氛反而使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并且日益加剧。
　　托洛茨基经常跟里维拉谈论墨西哥托派团体的活动。托洛茨基对他的忠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1938年秋天，托洛茨基也许已经得出结论，里维拉必须脱离该团体的日常事务。但我不知道托洛茨基究竟对他说了什么，因为我是故意不去打听他们的这类谈话的。但这种忠告只能激起里维拉的恼怒，因为他想充当一名政治强人。
　　里维拉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也是相对的。我同他日常交往中，他常说：“我告诉你，在我身上你可以嗅到一股无政府主义者的气味。”他对我讲了他在俄国时听到的一些故事，内容涉及到共产国际早期活动的一些幕后新闻，这些故事总的意思是说，即使在列宁领导下，那里也发生了许多丑闻。但是他从不向托洛茨基说起这些事情，而是表现了另一副嘴脸。1938年他写了几篇评论拉美国家的文章，分析了那里的形势和他所谓的“亚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确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托洛茨基对里维拉的私人感情究竟如何呢？我对此只能作出局部的回答。在挪威政府施加淫威以后…托洛茨基十分感谢里维拉在申请墨西哥签证一事上作了大力协助。里维拉抱病奔走，长途跋涉前往墨西哥，与当时的政府首脑卡德纳斯直接交涉。托洛茨基也十分感激他所给予的慷慨和友好的接待。里维拉把科约阿坎的蓝屋让给托洛茨基居住，当然值得感谢之处还不止这些。在1932年至1939年期间，在我所认识的与托洛茨基密切交往的人中间，里维拉是托洛茨基能够与之欢畅而随便交谈的一个，虽然在交谈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他同里维拉的会晤确实有一种自由自在的信任气氛，这在托洛茨基与其他人会晤中我是从未见到过的。当然托洛茨基也非常欢迎这位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加入第四国际。有一天，我的话也许暴露了我对里维拉政治态度的某些怀疑，托洛茨基稍带责备的口吻对我说：“您得知道，迭戈是个革命者!”其实，托洛茨基说这话也许正是在试图消除他自己对里维拉的疑虑。
　　1938年10月，即布列东返回法国后不久，由于政治和私人方面的因素，托洛茨基和里维拉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除了别的原因以外，那件事看来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那就是托洛茨基把里维拉的大名放进了他未参与起草的所谓《布列东—里维拉宣言》文件里，虽然事先征得里维拉的同意。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人们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另一个不快的原因是，芙莉达应布列东和杰奎琳的邀请前往法国，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里维拉不能不感到他的生活失去了平衡。
　　在往后的一段日子里，里维拉的政治态度摇摆不定，今天他说要担任墨西哥托派团体的书记，不过他是作为世界名人的身分担任书记的，明天他又声称要退出托派团体，甚至退出第四国际，以便全力以赴搞美术创作。12月中旬，托洛茨基到圣安琪去看望他。会晤结束时，里维拉答应以后不再提辞退一事。宾主双方显然是在友好气氛中告别的。
　　引起风波的起因是12月底里维拉给布列东的一封信。当里维拉需要用法文写信时，总要来请我帮忙。他向我口述信的内容，然后我用打字机打成文稿。这一回，他打电话叫我去圣安琪他家里，帮他给布列东写信。他开始口授，不久他在信中批评起托洛茨基的“工作方式”。于是，我的笔就停下来了，里维拉催促说：“写下去！写下去！回头我会把这封信亲自拿给L.D.看的。”我只好遵命。要是别人，我会断然拒绝。可是托洛茨基与里维拉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只有里维拉可以不经过事先安排自由出入这座宅子，托洛茨基则始终予以热情接待。其他人来访时，一般总有第三者在场，多数由我参加。在接待里维拉时，托洛茨基与我之间的紧密联系似乎可以松弛一下。里维拉有时对我在场感到不快，所以我就故意找些借口避免参与他们的谈话。正如我前面提到，托洛茨基有一次责备我说：“你总是把我当成一件物品。”这样里维拉与托洛茨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受规章制度约束的特殊关系。于是我听信了里维拉的话，相信他会向托洛茨基当面作出解释，此事不用我插手。
　　里维拉口述完毕，在我临走时他又一次对我说，他将亲自把信交给托洛茨基过目：“我会当面向他解释清楚的。”我回到科约阿坎，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完了把一份复印稿放在书桌上。通常在托洛茨基睡午觉时，娜塔丽娅常到我的寝室来看看托洛茨基向我口述的和已打印好的信件，不管我是否在房间里，她总要进来翻翻看看。这一天，她进来刚好发现里维拉给布列东那封信的复印稿，她看了信稿就把它交给托洛茨基，于是出了乱子。
　　正如信中所说明的那样，里维拉对托洛茨基“工作方式”不满主要是近日所发生的两件小事情上。由布列东—里维拉签署的宣言发表以后，一个小团体“独立的革命作家国际联盟”在墨西哥成立，并着手出版一份杂志《关键》。在杂志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墨西哥青年何塞·费雷尔被任命为书记。
　　里维拉本人也岀席了会议并未提出反对，但他在给布列东的信里把这个任命说成是托洛茨基发动的一次“友好而温和”的政变。第二件事是，有人决定把里维拉写的一篇文章作为给编辑部的信刊登出去，此事托洛茨基并不知道，而里维拉把此事归咎于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对里维拉的信所作的反应是，通过我要求他再写一封信给布列东来纠正以上两个错误的说法。里维拉表示同意，并约我再配合他写这封信。但临了他取消了这个约会，后来他又约了一次，又再一次取消。显然他的感情正在经受着一次强烈的冲撞。他在给布列东的信中所用的“友好而温和”之词表明他对托洛茨基仍怀有依恋之情。
　　由于里维拉拒绝再次写信给布列东，这一分歧就变得尖锐了。由于这一系列的波折，托洛茨基与里维拉的关系急剧破裂，从亲密导致敌对，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第四国际泛美局驻墨西哥的代表查尔斯·柯蒂斯和我成了他们的中介人。1月12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在巴黎的芙莉达向她说明与里维拉决裂的原因。当然，芙莉达是站在里维拉一边的。
　　里维拉感到在政治上再也无法同托洛茨基和平共处了，于是他参予了形形色色对托洛茨基主义多少有些敌意的工人团体的秘密活动，托洛茨基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这样一来，所有沟通友谊的桥梁都拆毁了。
　　此时正值墨西哥大选。按墨西哥宪法，卡德纳斯不能连任总统，他甚至无法让他的政党接受他所提名的候选人，而军界和商界却迫使他接受阿维拉·卡马乔作为总统候选人（后来当选了）。卡德纳斯的亲密助手和知友穆希卡决定参加竞选，他对卡马乔来说，是左翼反对派提岀的候选人。第三位候选人是阿尔马桑将军，他属于在野党，以右翼反对派的候选人资格参予竞选。形势确实错综复杂。由于卡马乔是卡德纳斯被迫接受的，因此，许多亲卡德纳斯的人就宁可投阿尔马桑的票。在2月间，里维拉积极参予穆希卡的竞选活动、托洛茨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政治上的背叛。后来穆希卡退出竞选时，据说，里维拉又转向了阿尔马桑。可那时，我们同里维拉已不再有任何交往了。
　　托洛茨基同里维拉决裂后，就不能继续住在科约阿坎那幢蓝屋里了，但要马上找到一所房租不贵，设备比较齐全的房屋谈何容易，早在1月底，托洛茨基就通过我向里维拉提议，在他寻觅新居期间，他将向这位房东支付房租，里维拉先是拒绝，后来同意，最终还是拒绝。在决裂的最后阶段，这一切无疑是火上添油。到了3月开春，我终于物色到了一处新屋。地点也在科约阿坎，且房租低廉，但住房条件比较差。这幢房子坐落在维也纳街上，离开原先住的地方很近。实际上，这所房子常常是空关着的，房主图拉蒂是在墨西哥城里开店的小业主，这房屋是作为他家夏天避暑用的，他们很愿意出租，即使租给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也不在乎。这房子有许多优点：房间多，院子大，围墙高，能看到周围的景色，因为四周没有多少房屋。但是这所房子需要修缮，好些房间的地板都已经塌陷了，同时房屋的门窗墙面也需要装饰一下。这项工作由一位年轻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者梅尔基亚德斯负责，还有其他人配合。直到5月1日，房屋修缮完毕，我们总算能搬家了：从隆德雷斯街搬到了维也纳街。托洛茨基5月5日才迁入新居。当他即将离开蓝屋时，他把里维拉和芙莉达原先送给他的两三件小礼物放在刚刚撤空的书桌上，尤其是芙莉达送给他的那枝用了很长时间的钢笔他也给留下了。
　　托洛茨基搬到新居后感到轻松自在。房子经过一番装修疾然一新，看上去挺气派，同时也显得宽敞。所有房间都作了安排，除了作为生活起居之用外，还留出一部分用于其他目的。他和娜塔丽娅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托洛茨基喜欢栽培仙人掌，他甚至还建造了兔棚，每天下午亲自给兔子喂食。
　　有人常常问我，托洛茨基和芙莉达之间在1937年发生的风流韵事，对这次决裂起了什么作用。许多询问者的那种神秘目光使我明白，在他们心目中，那件事才是导致决裂的真正原因。但我应该说，从当时情况看，这次决裂同那件事确实没有牵连。理由之一是，芙莉达曾对我说过，里维拉丝毫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她所发生的私情。一个间接的证据是：如果托洛茨基与芙莉达先前的暧昧关系对这次决裂起了作用的话，那么决裂的方式就会大不一样，因为里维拉怀有病态的妒忌心理。根据现象判断，里维拉对他俩的关系并未产生什么怀疑，当然，托洛茨基那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也常常引起他的不快，可这么一点敌意并非由于他已知晓托洛茨基与芙莉达的隐秘，或者由于对此有所怀疑而引起的。
　　托洛茨基与里维拉绝交几年后，并且在托洛茨基死后很久，里维拉和芙莉达闹起了离婚，可几个月后他们又复了婚。促使婚姻发生危机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里维拉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那件往事。他的忌妒是极端强烈的，尽管他自己常有欺骗芙莉达的行为。这一情况还可说明里维拉的政治态度为何那样反常。里维拉与托洛茨基决裂期间，他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先后涂上过无政府主义色彩和自由主义色彩，但决没有斯大林主义色彩。事实上里维拉当时还指责托洛茨基染上了斯大林主义毒菌。但是在他跟托洛茨基决裂很久以后，他却转向了斯大林主义，[3]这可能是由于他获悉托洛茨基与芙莉达之间隐情后在狂怒之下所作的决定。显然这些全是我的主观臆断，因为那时我早已离开了墨西哥。可是我的猜测所依据的是与我以往所知内情相符合的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
　　1939年6~7月间，托洛茨基要我到墨西哥城国立图书馆去寻找资料，査阅有关16世纪宗教战争和罗马帝国灭亡的文献著作。他认为，这两个历史阶段可以同我们当今时代作比较。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在他书房里与他一起讨论的情景。我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宗教战争异常残酷，许多人从高塔上被抛下来，守候在下面的士兵们用长矛当场把人戳死。他以罕见的忧郁的目光向我一瞥，并对我说：“这种事情你以后还会看到。”后来，这残暴的一幕我们终于看到了。
　　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中，我发现塔西陀的一段语录，他把尼禄皇帝雇用的杀人凶手罗库斯塔叫做“皇帝手中的工具”，托洛茨基就把这顶桂冠套在雅戈达头上，说他是苏维埃政府手中的工具。托洛茨基的这些想法在他同美国托派论战中写的几篇文章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他的文章提到了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问题。可我的印象是他的思想比他当时已经发表的东西又进了一步。
　　托洛茨基在平时谈话中，甚至在文章中经常提出这样一个告诫：不要轻信“老家伙”，而要大胆依靠年轻人。他在1934年3月27日写的关于拉柯夫斯基投降的第二篇文章中说：“应该让3个20岁的年轻人顶替一个60岁的老战士！”大约在1937年7月，一天中午，托落茨基提议做一种游戏：看看有多少同我们分道扬镰的“老家伙”，他扳着指头数个，每报一个名字，他就伸出一个指头。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报出了许多名字，特伦特、拉柯夫斯基、范·奥韦斯特拉登，等等。后来，我想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时有几分胆怯，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作岀什么反应，说：“罗斯麦算吗?”“对！罗斯麦！”他提高嗓门喊了一声，并伸出了一个指头。
　　1939年8月8日，罗斯麦夫妇带着谢瓦[4]从法国来到墨西哥。这是他们自1929年在普林吉坡岛分别以来第一次会晤。早在1930年，托洛茨基和罗斯麦之间就发生了政治分歧。当时托洛茨基决定支持雷蒙·莫利尼尔。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在侨居法国期间（1933年至1935年），他们同罗斯麦夫妇没有任何接触，可是这次罗斯麦夫妇受到了热情款待。他们被安排在科约阿坎的新屋里住宿，并邀清他们一起用餐。在交谈中，托洛茨基与罗斯麦往往谈及政治问题，不过只是一般性的议论，双方似乎有一条心照不宣的不可逾越的界线，那就是不提往事，不涉及法国托派团体的内部事务。
　　我记得8月底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托洛茨基打算成立一个第四国际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具有荣誉性质的组织，由参加第四国际托派团体的，甚至包括托派外围组织的知名人物所组成。托洛茨基提到像陈独秀那样的人就有资格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陈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虽然加入托派，却从不参与中国托派团体内的派别斗争。不过托洛茨基的这个计划不很明确，我不知道是否有书面的东西。一天下午，托洛茨基把我叫进书房告诉我，他想成立一个委员会，并且说：“你能否去征求一下罗斯麦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实在是反常的做法。托洛茨基和罗斯麦每天要碰头好几次，所以根本不需要第三者插手。再说他们又是同辈人，有着共同的资历，而我则属于年轻的一代。而且罗斯麦不会不想到我是受了托洛茨基的委托才来征求意见的，托洛茨基当然也料到罗斯麦会明白这一点。最后还得我去把成立委员会计划转告给罗斯麦，结果罗斯麦表示同意参加，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1939年9月爆发了战争。我和托洛茨基一起从收音机里获悉：一艘英国船只遭到德国鱼雷艇的袭击，这是一种让人造成错觉的假象，于是一场“假戏真做的战争”开始了。我感到在托洛茨基身上存在着一种厌倦心理，他目睹他在1914年经历过的灾难再次重演，然而他仍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战争将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10月，有一次托洛茨基和我交谈中提到阿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他说爱因斯坦“本质上是个数学家”。当然这个评价是不正确的。因为从气质上看，爱因斯坦十足是个物理学家。他所运用的任何一种数学工具在数学家们的著作中都已详细阐明。托洛茨基的观点反映了1922年苏联讨论爱因斯坦理论所造成的印象，当时他们竭力想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决不能动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它仅仅是某种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10月份我决定去一次美国，我伴随托洛茨基那么多年，也确实需要使自己放松一下，换换环境。原来打算在美国呆几个月，然后再回来。
　　11月5日清晨，我离别了科约阿坎住宅。动身前夕，托洛茨基和我作了最后的一次交谈。我们谈到了美国托派团体的情况。他们正在经受一场危机，该团体内部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派是以坎农为首的多数派，另一派是以沙赫舞和伯纳姆为代表的少数派。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站在多数派一边的，但他担心坎农运用组织措施来代替政见分歧的讨论，匆匆忙忙地把少数派开除出去。他对我说：“坎农在组织措施方面必须采取克制的态度，在思想水平上应当再提高一步。”这话有于类似于1933年8月他要我向雷蒙·莫利尼尔转达的忠告。在这最后一次谈话中，托洛茨基并没有给我下达什么“指示”，因为在纽约，我新来乍到，不可能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只是说明他对形势的看法，告诉我应该量力而为、见机行事。然而当时，事情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我到达纽约时，分裂已成为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
　　我离开科约阿坎到托洛茨基被害，中间只相隔几个月。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形，报上已作了详细的披露，人们早已知道，所以我没有多少东西需要补充。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托洛茨基保持着正常的通讯联系，向他提供我所掌握的关于美国托派团体分裂后的情况。那位未来的凶手拉蒙·梅尔卡德遵照格伯乌的指示，在巴黎向一位年轻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尔维娅·阿盖洛夫求爱，结果拉蒙成了她的情人。这对格伯乌来说，西尔维娅是一个很理想的对象。因为她有一个姐姐鲁丝·阿盖洛夫很受托洛茨基的青睐。杜威委员会在墨西哥进行听证调查期间，鲁丝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翻译、打字、查资料等等。鲁丝不住在托洛茨基寓所，但有一段时间她几乎天天来同我们一起奋战。托洛茨基对她印象极好，所以她妹妹也受到托洛茨基夫妇的热情接待。
　　把这个凶手引进托洛茨基书房的第二个契机是罗斯麦夫妇提供的，阿道夫·萨莫拉[5]1940年时常去科约阿坎宅院拜访。他在1972年告诉我，罗斯麦夫妇，尤其是玛格丽特·罗斯麦非常喜欢拉蒙·梅尔卡德。他们经常差他做事，而他总是有求必应。墨西哥城市区和郊区，交通都不方便，梅尔卡德就驾驶自己的汽车随时听候罗斯麦夫妇的支配调度，东奔西跑。他们还请他一起到郊外作短途旅行，顺便也带上西尔维娅。由于罗斯麦的妻子和娜塔丽娅很亲近，而梅尔卡德同罗斯麦夫妇关系那么亲密，这就使他获得娜塔丽娅的、随即又获得托洛茨基的信赖。
　　不过有一件事一直使我感到困惑：梅尔卡德说话的口音为什么没有引起罗斯麦的怀疑?梅尔卡德自称是比利时人，但从保存在墨西哥法院的案卷材料中表明，他讲的法语带着西班牙人的腔调，而比利时人讲的法语跟西班牙人讲的法语是显然不同的。罗斯麦作为一个法国人，他精逋法语，文笔优美，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察觉梅尔卡德说话中的纰漏呢？
　　1940年8月，我在巴尔的摩安身，在那里教法语。21日早晨，我在街上散步，只见人行道上堆放着一大叠《纽约时报》。报上有一行大字恰好映入我的眼帘，这行字刊登在头版中间：“托洛茨基在私寓被‘友人’击伤，据称生命垂危。”我顿感困惑，于是在街头徘徊，等待着电台的播音，终于听到了一位播音员的声音：“列夫·托洛茨基于今日死于墨西哥城。”黑暗终于降临了。



[1] 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是托洛茨基的前妻。——译者

[2] 让·范是本书作者的名字。——译者

[3] 迭戈·里维拉原是墨西哥共产党党员，1928年被开除，1936年加入托派组织，后与托洛茨基决裂。几年后，他又重新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译者

[4] 谢瓦是托洛茨基的外孙。——译者

[5] 阿道夫·萨莫拉——墨西哥托派成员“关键”杂志编辑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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