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来创造的数量（且不谈其质量）极多的列宁肖像画必定描绘他和斯大林在一起。他们并排坐在那儿交谈，相互友好地看着对方。油画、雕塑和电影中重复出现的这种千篇一律的题材的用意，是让人们忘掉这一事实：列宁生命的最后阶段充满了他和斯大林的尖锐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便是完全绝交。在列宁的斗争中，往往不存在任何个人好恶。毫无疑问，他曾高度评价过斯大林的某些特点：坚定的性格、坚忍不拔的精神，甚至还有冷酷无情和工于心计，——这些品质在对敌斗争中乃至党的领导机构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斯大林越到后来，越充分利用起这些条件，它们为他开辟了通往权位的道路，为他募集了只效忠于他本人的人员，并为他向他的对手们施以报复。
1919年，斯大林主持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后，他慢慢地把它变成了任人唯亲和搞阴谋的工具。他将党的总书记的职位也当作谋取好处和施恩于人的不尽泉源。从斯大林的任何一个行为中，都能发现他的个人动机。列宁渐渐得出结论，斯大林性格的某些特征，再加上他手中的权力机构，已经构成了对党的直接威胁。因此，他做出决定，让斯大林脱离权力机关，并以此让他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列宁当时写的几封书信眼下是苏联封锁得最紧的一种文献。可是，在我的文献资料中却有一些列宁的书信，其中有几封我已发表出来了。
1921年底，列宁的健康受到极大很伤。翌年5月，他发生了第一次中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不能动弹，不能说话，也不能写作。7月起，他的病情逐渐好转，10月时他从乡下回到克里姆林宫，开始恢复工作。他对党和国家机关里滋长的官僚主义、独断专行和阴谋活动感到十分震惊。12月时，他向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尤其是在不愿屈从于这位总书记的权威的格鲁古亚境内施行的高压手段开了火；他反对斯大林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垄断权，开着手准备致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号召书，列宁的秘书们借用他自己的话称这次代表大会为“投向斯大林的炸弹”。还在这年的1月23日，列宁就提出建立工人监察委员会的方案，以便限制官僚主义的权力，这令总书记感到惊慌失措。
“直言不讳地说吧，”列宁在3月2日写道。“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威信现在已丧失殆尽……在已设置的各机构中，我们的检查人民委员部是最糟糕的一个……”
主持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是斯大林，他自然懂得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12月中旬（1922年），列宁的健康再度恶化。他被迫停止出席各种会议，仅以便函和电话记录的形式与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斯大林立即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向列宁封锁党的书记处所汇集的各种消息。封锁的措施还针对与列宁最接近的人。克鲁普斯卡娅想方设法使列宁免受来自书记处方面的充满敌意的冲击。可是，列宁善于根据某些个别的、几乎难以觉察到的征兆判断整个情况。
“请注意病人的身体，不要让他激动！”医生们说道。
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列宁在身困病床而又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忧虑和愤慨每每使他心力交瘁。造成列宁心情激动的主要根源是斯大林。医生对列宁健康状况的报告愈加不利，这位总书记的行动便愈大胆。那些日子里，斯大林终日阴沉着脸，两排牙齿紧紧咬着烟斗，眼睛闪着不祥的黄光；他回答问题的调子都变了，满嘴粗话，无故训人。这是非同寻常的时刻，事关他的命运。他决心无论遇到任何障碍，也绝不手软。于是，他与列宁的彻底绝交便发生了。
曾与斯大林十分交好的前苏联外交官季米特列夫斯基这样谈起这件充满戏剧性的事情，总书记周围的人们也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无休止的各种要求感到厌烦，当她又一次打电话向他要什么去乡下的证明时，斯大林……用极其粗野的话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立即眼泪汪汪地跑到列宁那儿诉苦。列宁的神经本来就因觉察到某种阴谋而绷得很紧，这下更受不住了。克鲁普斯卡娅急匆匆地把列宁写的信寄给了斯大林……‘您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克鲁普斯卡娅洋洋得意地对加米涅夫说道。‘他任何时候也不会走到私人绝交这一步的，除非他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击败斯大林。’”
克鲁普斯卡娅的确讲过这样的话，不过并来“洋洋得意”，恰恰相反，这位十分坦诚和待人非常温和的女性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和伤心。她也许是向列宁“诉苦”了；可实际上她一直在尽力起着缓冲器的作用。对于列宁坚持不懈的询问，她的回答从未超出书记处告诉她的范围，而斯大林则把最重要的东西隐瞒下了。
绝交信，确切地说，只有几行字的便条，是由一个可靠的速记员于3月5日根据列宁的口授记录的，它冷冰冰地宣布与斯大林断绝“一切私人和同志之间的关系”。这张便条是列宁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份文件，同时也是对他与斯大林的关系的最后总结。列宁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夜再度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一年后，当列宁已经安葬在陵墓中的时候，绝交的责任，正如季米特列夫斯基在回忆中清清楚楚表明的那样，公然推在克鲁普斯卡娅的身上。斯大林指控她搞“阴谋”反对他。1928年7月，一位总是执行斯大林的双重含义的使命的并不出名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说道：
“他们居然忍心到病中的列宁那里诉苦叫冤，说斯大林欺侮他们。可耻！竟然把私人关系牵连到这么重大的政治问题里……”
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克鲁普斯卡娅，她为列宁得罪斯大林一事受到了凶狠的报复。克鲁普斯卡娅则从自己这方面对我谈到列宁在他生命的晚期对斯大林的极度不信任。
“沃洛佳[1]说过：‘他（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指名，只是向斯大林住的地方点了下头）连起码的诚实、一个人最普通的诚实都没有……’”
所谓列宁的“遗嘱”，也就是他对党的领导人员组成问题的最后建议，是他第二次病情发作期间分两次写成的：一次是1922年12月25日，另一次是1923年1月4日。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遗嘱中说道，“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2]
十天后，列宁感到这些活过于拘谨，意思不够明朗，于是他又补写道：
“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
这个人应当
“……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3]
列宁力图使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尽可能少一些令他气恼的言词。可是谈的毕竟是把斯大林从唯一能赋予他权力的职务上撤换下来的问题。
在前面几个月发生的那一切之后，遗嘱已不可能使斯大林感到意外。然而，斯大林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沉重的打击。当他第一次看到克鲁普斯卡娅让他转交给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的遗瞩原文时，他竟当着自己的秘书，现任红军政治首脑的梅利斯和知名的苏联活动家，现已从舞台上消失的瑟尔佐夫的面用下流的语言辱骂列宁，这反映了他当时对“导师”的真实感情。斯大林以前的另一位秘书巴扎若夫对加米涅夫首次宣读遗嘱的那次中央会议作了如下描述。
“所有与会者都惊呆了。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感到自己渺小而悲惨。我一直在仔细观察他；尽管他显得目持，表面上也平静，但分明看得出，他知道这是事关他的命运的重大时刻……”
拉狄克[4]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上坐在我的旁边，他侧身对我说道：
“现在他们不敢反对您啦。”
他指的是信中的两个地方：一个地方说托洛茨基是“这届中央委员会里最有才能的人”；另一个地方要求把斯大林从职位上调开，因为他粗暴，缺乏耐心并有滥用职权的倾向。我回答拉狄克道：
“恰恰相反，现在他们势必反对到底啦，而且会迫不及待的。”
的确，遗嘱非但没有象列宁所希望的那样终止党内斗争，而且反而加剧了它的进程。斯大林已不再怀疑，如果列宁恢复工作，那就将意味着“总书记”的政治死亡。与此相反：只有列宁的死亡才能为斯大林扫清面前的道路。
[1]沃路佳，列宁的小名。——译注
[2]《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人民出版社。——译注
[3]《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译注
[4]拉狄克(1885——1939年），苏联政治活动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