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第二次发病期间，似乎是1923年2月，斯大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者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本文作者）待秘书退出后告诉大家说，列宁突然把他叫去，要求给他准备毒药。他又一次失去了说话能力，认为自己的病情毫无指望，预感到新的中风即将临近，他不相信医生，很容易便看出他们自相矛盾，他的头脑十分清晰，正在经受无法忍受的痛苦。通过我们的共同医生格季耶，他同时也是我家的朋友，我能够每日了解列宁病情的发展。
“费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没有指望了吗？”我和妻子多次问他。
“可不能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重新站起来的，——他的体质很强壮。”
“那智力呢？''
“基本上没受损害。也许并不是每一个音都象以前那样纯正，但音乐大师仍是音乐大师。"
我们一直抱着希望。可是突然间，曾是生命意识的化身的列宁竟为自己寻找毒药。他的内心感受会是什么样的啊！
我记得，斯大林当时的表情令人觉得异样和费解，与当时的场合颇不相称。他所转告的请求带有悲痛的性质，可是他的脸上却挂着一丝笑容，这笑容就像假面具上塑成的那样，一直停留在他的脸上。面部表情与嘴里说出的话不相符合，这在斯大林那里是常有的事。可是这次却非同寻常，令人难以忍受。越发叫人感到可怕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请求根本不表态，似乎在等待别人的意见：他声色不露，是为了捕捉他人回答中的细微差别呢？还是他另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我看到眼前的加米涅夫面色苍白，一言不发，他是真诚热爱列宁约，而季诺维也夫则显得十分慌张，每逢危急时刻，他总是这个样子。他们在开会之前就己经知道了列宁的这一请求呢？还是斯大林对自己三人联盟的盟友也想搞个突然袭击？
“根本谈不上执行这一请求！”我大声说道。“格季耶并没有失去信心。列宁会康复的。”
“我把这些都跟他讲了，”斯大林不无恼火地反驳道。“可他就是不理睬。老人在受罪。他说手边要预备点儿毒药，万一病情毫无指望，会用得着的。”
“无论怎样也不行，”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次似乎得到了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他会一时想不开，做出无法挽回的事。”
“老人在受罪，”斯大林重复道，目光无表情地看看我们旁边的什么地方，仍像先前一样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他的脑子里显然闪过一连串念头，这些念头与我们的话题密切相关，但决不相同。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件自然加强了我这大体上还靠得住的记忆力，使我连细节都没有忘记。不过，这件事本身也属于令人永志难忘的那一类。况且我当时回到家后便把这一切详细告诉了妻子。每当我想起这一场面，我心里总在说：斯大林的举止、他的那副样子有一种神秘而又令人不快的特点。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呢？为什么他的脸上像假面具一样一直挂着阴险的微笑呢？……没有进行表决，会议是非正式的，不过我们散会时心里自然而然地做出决定：给列宁毒药是绝对不行的。
这里，自然出现一个向题：列宁在此期间已对斯大林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怎么会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呢？乍看起来，这种请求多么像一种私交甚深的信赖啊？在向斯大林提这样要求的前几天，列宁刚在他的遗嘱后面添加了无情的一笔。而在提这要求的不几天后，列宁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列宁偏要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谜底很简单：列宁把斯大林看作唯一能完成这一绝望的请求的人，因为只有他才对此十分有兴趣。重病在身的列宁凭着他那准确无误的政治嗅觉已经察觉到，克里姆林宫正背着他做什么，以及斯大林对他的真实感情是什么。列宁对他最亲密的同志们甚至连想也没想，便对自己说，除了斯大林，没有第二个人会为他“效这个力”。也许，他还打算考验斯大林一下：这位善做辣菜的烹调大师究竟利用不利用这一公开的时机？列宁在那些日子里思考的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且还有党的命运的问题。毫无疑问，列宁主管革命的神经是唯一一条没有屈服于死神的神经了。然而，现在我却向自己提出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列宁果真向斯大林要过毒药吗？斯大林是否故意编造出这一说法，以造成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事实呢？他根本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去验证：我们三人中没有谁能去询问病中的列宁，他是否真的向斯大林提过要毒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