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
《生活》杂志社
编辑先生！
由于我给贵刊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缘故，您称我为斯大林的“夙敌”。这是无须争辩的。在政治上，我和斯大林很早便分属于截然对立而又不可调和的阵营。不错，在某些人士那里，他们习惯于谈论我对斯大林的“仇恨”，习惯于先验地[1]认为，这种仇恨之情不仅反映在我的那些关于莫斯科独裁者的文字中，而且也反映在我的那些关于苏联的文字中。在我流亡国外的这十年间，克里姆林宫的御用文人们一直避而不谈我那些关于苏联的文字中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别有用心地引用我对斯大林的“仇恨”。已故的弗洛伊德[2]曾十分严厉地指责过这种精神分析方法。仇恨不过是私人关系的一种形式。其实，使我们和斯大林分道扬镳的是这样的酷烈事件，它们足以把一切私人的东西烧为灰烬。此外，我意识到而且也把斯大林空前增大的权势视作极度的堕落。斯大林是我的敌人。希特勒也是我的敌人，墨索里尼等人同样也是我的敌人。对于斯大林，我现在的“仇恨”已经很少，对于希特勒、弗朗哥，以及日本天皇，同样如此。我首先要尽力了解他们，以便更好地与他们做斗争。
私人间的仇恨与历史性的问题相比，往往是一种不足挂齿的卑污之情。它非但于事无补，而且还会使人失去理智。不过，从苏联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形势来看，甚至连许多敌人都已表示相信，我并未丧失理智：恰恰是我的那些最不可靠的预言成了可靠的了。
我这篇关于自己[3]的序言并非全无必要，因为我这次打算谈论的是些十分尖锐的问题。在第一篇文章里，我试图根据我对斯大林多年观察和对他的生平经历的研究给他作一个总括性的评定。斯大林的形象写得阴暗，甚至于令人恐怖，——对此我不想争辩。可是，面对近年来所发生的这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大“清洗”、莫须有的指控、荒谬的审判、消灭老一辈革命者、消灭军队的指挥人员、消灭老一辈的苏联外交家，以及不久前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有谁能写出另一个较有人性的形象呢！在第二篇文章里，我想讲一讲斯大林从一个外省革命者变成一个泱泱大国的独裁者的历史中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这篇文章里的想法和怀疑，并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它们很早便在我的思想中出现了，只是我常常把它们当作过分多疑的产物而未加理会。然而，莫斯科审判使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背后搞的阴谋、篡改、毒害、暗杀等阴险勾当大白于天下，它对以往的那些年代也投下了恐怖的阴影。我开始不断地追问自己：斯大林在列宁患病期间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学生是否采取了某些措施来加速导师的死亡呢？我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这种可怕的怀疑的可能性。然而，即便从当时的情况、事实、尤其是从斯大林的性格中得出这样的怀疑，又能怎样呢？列宁在1921年就曾忧虑地警告说：
“这个厨师只会傲有辣味的菜。”
事实上，他做的菜不只是辣味的，而且是有毒的，不是转义，是真正的投毒。两年前，我首次写下了一些真实的情况，当年（1923——1924年）知道这些情况的不会超过七八个人，而且他们知道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知情者中现今在世的，除了我之外，就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而这两个人（姑且认为莫洛托夫是知情者之一，这一点我还不敢肯定）是不会吐露我在此文中将谈及的内容的。不过，有一点需要补充：我提到的每一个事实，引用的每一句话和每一段引文，都以苏联官方出版物或我个人收藏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关于莫斯科审判，我曾向约翰·杜威博士[4]的小组作了多次书面和口头说明，我提供的数百份文献资料没有一份遭到异议。
[1]原文为拉丁文——译注
[2]弗洛伊德（1856——1939年），奥地利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译注
[3]原文为拉丁文。——译注
[4]约翰·杜威（1859——1952年）。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