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科尔尼洛夫叛乱

　　还是在8月初，科尔尼洛夫就借口为保卫里加配置后备力量，命令把“野蛮师”和第三骑兵军从西南战线运送到了涅韦尔—新索科利尼基—大卢加铁路三角区域，这里是作为向彼得格勒发动进攻的合适基地。与此同时，这个最高总司令命令把一个哥萨克师集结到了维堡和别洛奥斯特罗夫之间的地段。从别洛奧斯特罗夫到彼得格勒只有30公里，因此为在芬兰开展可能的军事行动部署的后备部队便成了高举在首都自身头上的一只拳头。就这样，为了向彼得格勒发起攻击，四个被认为最适合承担反对布尔什维克任务的骑兵师早在莫斯科国务会议召开之前便出动了。科尔尼洛夫身边的人谈起那个高加索师时是相当轻描淡写：“对于山民来说，杀什么人反正都一样。”战略计划其实很简单。从南方出发的三个师打算沿铁路转运前往皇村、加特契纳和红村，以便“根据收到的彼得格勒开始陷于混乱的情报，并且不晚于9月1日清晨”以行军队形从这里前去占领位于涅瓦河左岸的首都南部。部署在芬兰的那个师应当同时占领首都的北部。
　　通过军官协会，科尔尼洛夫开始同彼得格勒的爱国主义团体进行联系。按照它们自己的说法，这些团体拥有装备精良的两千名成员，但是需要有经验的军官进行指挥。科尔尼洛夫答应，在休假的伪装下从前线调来指挥人员。为了监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的情绪和革命者的活动，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反侦察机关，担任其头目的是“野蛮师”一位上校海曼。事情在军事规章之内进行，阴谋支配着大本营的多个机构。
　　莫斯科国务会议只不过使科尔尼洛夫加强了他的计划。根据米留科夫本人的讲述，他的确曾提议暂缓行事，因为据说克伦斯基在外省还享有一定的声望。可是这个劝告并不能影响贪得无厌的将军：问题归根结底不在于克伦斯基，而在于苏维埃；况且米留科夫不是一个能起作用的人物，他是一个普通人，更为不妙的他是个教授。银行家、工业家和哥萨克将军在催促，总主教在祝福，传令官扎沃伊科担保能取得成功。庆贺的电报从四面八方发过来了。盟国外交官积极参与了动员反革命势力的活动。布坎南爵士手中握有许多阴谋活动的线索，盟国驻大本营的军事代表对自己的良好感觉确信无疑。邓尼金证明说：尤其是英国外交代表在表达这种感觉时做出了令人感动的姿态。”站在大使们身后的是他们的政府。8月23日，在国外的临时政府特派委员斯瓦季科夫从巴黎打电报报告说，外交部长里博在临别接见他之际，“对追随克伦斯基的人当中，谁是意志坚定和毅力坚强的人表现出非常热切的兴趣”，而总统普恩加莱“多次问到了——科尔尼洛夫”。大本营对所有这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科尔尼洛夫看不出有拖延与等待的任何理由。20日左右，两个骑兵师朝彼得格勒方向前进了很长一段路程。里加陷落的那一天，从军队每个团传召四名军官（总共约有4000名这样的军官）来到大本营，“学习操纵英国的掷弹炮”。有人旋即对其中更为可靠的人说明，这样做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打垮“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就在同一天，大本营发布命令把几大箱手榴弹交给各骑兵师，因为对于巷战来说它们是最适宜不过的武器。参谋长卢科姆斯基这样写道：“已经约定，到8月26日，一切应当准备好的东西都要准备好。”
　　在科尔尼洛夫的部队逼近彼得格勒时，内应组织“一定要行动起来，占领斯莫尔尼学院，力求逮捕布尔什维克的头目”。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头目只是在开会时才到斯莫尔尼学院来，但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待在那里，它提供部长，并且仍然把克伦斯基视为自己的副主席。不过在大事上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注重细节差别。科尔尼洛夫在任何场合都不会这样做。他对卢科姆斯基说过：“是吊死以列宁为首的德国走狗和德国间谍的时候了，而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则要解散，要解散到它再也没有地方重新聚集。”
　　科尔尼洛夫坚持决定把军事行动的领导职责交给克雷莫夫，此人在自己那个圈子里享有勇敢和果断将军的名声。邓尼金评论他说：克雷莫夫那时是一个快活和乐观的人，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大本营则对克雷莫夫充满信心。科尔尼洛夫谈到他时这样说道：“我确信，在需要把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全体成员都绞死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做到这一点。”因此，选择这位“快活和乐观的”将军是再恰当也不过的。
　　在这些同德军对峙的前线多少有些不相干的工作正值紧张之际，萨文科夫来到了大本营，目的是使原先达成的协议变得更加明确，把一些次要的改动纳入其中。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萨文科夫说出了一个日子，即科尔尼洛夫为采取反对克伦斯基的行动而早已预定好的那个日子——革命半周年纪念日。尽管政变的计划已经分成了两股支流，双方还是在尽力利用计划的共同部分：科尔尼洛夫是为了隐蔽起来，克伦斯基则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幻觉。萨文科夫向大本营提出的建议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临时政府自己主动把头伸进去了，萨文科夫动手拉紧套索。大本营的将军们轻轻地揉搓着双手，他们就像幸运的渔夫那样说了声：“上钩了！”
　　科尔尼洛夫之所以比较轻易地做出让步，是因为它们对他毫无价值。正好在科尔尼洛夫的部队向首都进军之际，把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从大本营统领之下剥离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在答应了另外两个条件以后，科尔尼洛夫旋即就破坏了它们，“野蛮”师被指定为先锋部队，而克雷莫夫被任命为负责整个行动的统领者。科尔尼洛夫并不认为轻重倒置是必要的。
　　布尔什维克对自己的战略根本问题展开了公开讨论：群众性政党不可能采取另外的行动。临时政府和大本营也不可能不知道布尔什维克阻止了起义行动而不是号召举行起义。但是正如愿望是思想的父亲一样，政治需要也就成了预测的母亲。所有的统治阶级都说暴动迫在眉睫，那是因为它们实在太需要它了。人们时而把起义的日期提前几天，时而又把它推迟几天。报纸有报道指出，在陆海军部也就是在萨文科夫那里，他们“极其严肃地”对待即将发生的起义行动。《言论报》的报道称，由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承担引发暴动的任务。米留科夫以政治家的身份应邀参与虚构的布尔什维克起义问题的讨论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他认为维持这种说法是一个事关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名誉问题。他写道：“在后来公布的侦查机关文献中，德国人对‘托洛茨基事业’新的金钱资助正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与俄国侦查机关都忘记了，为了让俄国的爱国主义者感到舒服，德国参谋部点名的托洛茨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7月23—9月4日——被关在监狱里。众所周知，地轴只是作为一条假想的线存在，这个事实并不妨碍地球进行自转。于是科尔尼洛夫的行动计划也像围绕自己的轴一样，围绕着想象中的布尔什维克起义转动。在准备阶段，这可能完全足够了。可是对于发起行动而言，还是需要某些更加实在的物质成分。
　　军官温贝格是军人阴谋家首领之一，他在揭露事情内幕的有趣笔记中充分证明，布尔什维克指出过阴谋家为军事挑衅做了广泛的工作。迫于事实和文献的压力，米留科夫结果也不得不承认：“极左派人士的怀疑是对的：工厂里的宣传鼓动无疑列入了军官组织应该执行的任务。”不过这也于事无补：就如这同一位历史学家所抱怨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决定“不就范”，群众也不打算举行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起义行动。可是，这个障碍在计划中已经考虑到了，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事先就把它排除了。正如彼得格勒的阴谋家领导机关所自称的那样，“共和中心”决心径直出面代替布尔什维克：把假冒举行革命起义的任务交给哥萨克上校杜托夫。1918年1月，面对自己的政治盟友提出的问题：“1917年8月28日该发生什么事情呢？”杜托夫逐字逐句地做出了下面的回答：“在8月28—9月2日之间，我要冒充布尔什维克发起暴动。”一切都事先策划好了。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为计划付出的劳动毕竟没有白费。
　　萨文科夫从莫吉廖夫回来以后，克伦斯基同样倾向认为，误会已经得到了消除，大本营也完全纳入了他的计划之中。斯坦凯维奇写道：“有过这样一个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相信他们不仅在同一个方向上开展行动，而且自己想象的行动方式本身也是相同的。”这幸福的时刻并没有延续多久。一个意外情况阻碍了事态的发展，这个意外就像所有历史上发生的意外事件一样，打开了必然性的阀门。十月党人、第一届临时政府成员李沃夫[3]找到克伦斯基。这个沉不住气的人身为最神圣的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总检察官，而正是他曾经报告说在他那个机构开会的都是些“白痴和恶棍”。命运让李沃夫发现，在统一的计划表象之下实际上有两个计划，其中的一个计划与另一个计划是互相对立的。

[3]不是临时政府主席李沃夫。——译者

　　作为一个已经失业而又喜欢饶舌的政治人物，李沃夫有时在大本营有时在冬宫参加有关改组政权和拯救国家没完没了的讨论。这一次，他自荐作为调停者带来了旨在全民原则基础上改组内阁的建议。而且，他用深为不满的大本营发出的雷鸣电闪来善意地吓唬克伦斯基。被扰得心烦意乱的克伦斯基决定利用李沃夫来检验一下大本营，显然顺便还要检验一下自己的同谋萨文科夫。克伦斯基表示自己赞成建立独裁的方针，这样做并不是口是心非；他还鼓励李沃夫继续进行调停，而这当中却包藏军事方面的奸诈意图。
　　当已经身负克伦斯基全权委托沉重包袱的李沃夫再次来到大本营时，将军们在他的使命中发现了政府投降已经定局的证据。昨天，克伦斯基还只是通过萨文科夫答应借助哥萨克军来贯彻科尔尼洛夫的纲领；而今天克伦斯基便向大本营提议一道来改组政权。但是将军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必须叫他屈膝投降。科尔尼洛夫对李沃夫解释说，既然即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暴动是为了“推翻临时政府的权力，与德国缔结和约并且由布尔什维克把波罗的海舰队出卖给它”，那么“除了立即把临时政府的权力交到最高总司令手里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科尔尼洛夫还补充说到了这么一点：“无论谁当这个总司令都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他根本没有打算把这个职位让给任何一个人。他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有乔治勋章获得者、军官协会和哥萨克部队委员会的宣誓而事先就得到了加强。为了保卫克伦斯基和萨文科夫的“安全”，使他们免遭布尔什维克伤害，科尔尼洛夫坚持请他们到大本营来，处于他的个人保护之下。传令官扎沃伊科明确无误地暗示李沃夫，这种保护本身将是怎么回事。
　　返回莫斯科[4]以后，李沃夫以“朋友”的身份激动地劝说克伦斯基接受科尔尼洛夫提出的建议，“以挽救临时政府成员主要是他个人的生命”。克伦斯基不可能不明白，同独裁者所玩的政治游戏最终将会出现严重的变故，而且可能以非常危险的结局而收场。他决定采取行动，首先他把科尔尼洛夫叫到电话机旁，以验证李沃夫是否正确地转达了他的委托。克伦斯基不仅以自己的名义，而且以交谈时并不在场的李沃夫的名义提出问题。马丁诺夫指出：“这种对一个密探来说是适宜的类似行为，对一位政府首脑来说当然是有失体面的。”克伦斯基提到了第二天与萨文科夫一起去大本营，说这是已经决定好了的事。总之通过电话进行的全部交谈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政府的民主派首脑和“共和国”将军互相谅解，互相对政权推来让去，好像事情只牵涉到卧铺车厢的一个席位似的！

[4]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应该是彼得格勒。——译者

　　当科尔尼洛夫要求把政权交给他的时候，米留科夫看出那只不过是“那些毕竟早就公开开始了的有关建立独裁和重组政权等等谈论的继续”。他完全说对了，但是，当米留科夫企图据此把事情说成这样——好像大本营的阴谋实际上并不存在时，他走得太远了。如果以前没有跟克伦斯基一同处于阴谋之中的话，科尔尼洛夫无疑不会通过李沃夫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尔尼洛夫用一个阴谋，一个共同的阴谋掩盖了另一个阴谋，一个自己个人的阴谋。就在克伦斯基和萨文科夫打算不惜牺牲布尔什维克还有部分牺牲苏维埃的时候，科尔尼洛夫同样准备牺牲临时政府，这乃是克伦斯基不愿意的。
　　26日晚，大本营的确有几个钟头时间可能在想，政府不经战斗就会投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阴谋并不存在，而只是意味着它好像就要接近取得成功了。获得成功的阴谋总是会找到使自己合法化的方式的。“在这次交谈以后我见到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大本营属下代表外交部的外交官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证明说，“他轻松地吸了一口长气，对我提出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在各方面都迎合您？他回答说：是的。”科尔尼洛夫错了。恰恰是从这个时候起，克伦斯基代表的临时政府不再迎合他了。
　　这意味着大本营另有自己的计划吗？意味着不是泛指一般的独裁，而是科尔尼洛夫的独裁吗？是不是人们仿佛在开玩笑，问他克伦斯基是不是接受司法部长这个职务？科尔尼洛夫确实漫不经心地对李沃夫暗示过这一点。把自己和革命等同起来的克伦斯基冲着财政部长涅克拉索夫大喊大叫起来：“我绝不把革命出卖给他们！”大公无私的朋友李沃夫马上遭到拘押，并且从两点钟开始在冬宫站立着挨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咬牙切齿地听着“对自己的事情进展顺利颇为满意和扬扬得意的克伦斯基在隔壁那个亚历山大三世的房间里如何没完没了地纵情高唱歌剧的曲调”。在这段时间里，克伦斯基显得精神百倍。
　　在那些日子里，彼得格勒笼罩在双倍的恐慌之中。被报界蓄意夸大的政治紧张气氛隐藏着爆炸的危险。里加陷落使战线移近了。还是在君主制度崩溃之前很久就为战争局势引出的撤离首都的问题如今再次变得尖锐起来了。富人们纷纷离开这座城市。资产阶级的逃窜是因为对新的起义感到的恐惧要比对敌人入侵的恐惧严重得多。8月26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再次重申：“看起来好像是我党的挑衅宣传，实际上是……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进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机关也在同一天声明：任何一个工人组织、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号召举行任何游行示威。可是明天马上就会推翻临时政府的谣言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有报纸报道称：“政府圏子里有人指出，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任何举行暴动的企图都将遭到镇压的决定。”甚至有人决定在镇压暴动之前就采取措施来引发暴动。
　　在27日清晨出版的报纸上，不仅还没有关于大本营叛乱意图的任何报道，而且相反，对萨文科夫的访谈要世人相信，“科尔尼洛夫将军得到了临时政府的绝对信任”。总之，二月革命半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结果是非常平静度过的。工人和士兵避免一切可能导致游行示威的行动。害怕混乱状态的资产阶级则待在家里。大街上显得空荡荡的。马尔索沃校场上二月革命牺牲者的墓地好像被大家遗忘了。
　　在期待已久的、该是拯救国家的那一天早晨，最高总司令收到了政府主席发来的电报命令：把职务交给参谋长，他本人则必须尽快赶到彼得格勒来。事情一下子走向了根本不曾料到的反面。用将军自己的话来说，他明白“这里在玩两面游戏”。他这样说也许根据更充分一些：是他个人玩的两面游戏被揭穿了。科尔尼洛夫决心不做让步。萨文科夫通过直通电话向他提出训诫也无济于事。最高总司令向人民发出了这样一份公告：“被迫采取公开行动的我——科尔尼洛夫将军宣布，临时政府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压力下的行动与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同时与敌军在里加湾沿岸即将开展的登陆是完全协调的，它让军队陷于绝望以及从内部动摇国家。”他科尔尼洛夫不愿把政权交给敌人，“宁愿死在名誉和战斗的阵地上”。关于这份公告的作者，后来米留科夫带着惊叹的口气写道：“一个坚决果断的、不承认任何法律细微末节的和径直朝他既然认定是正确的目标前进的人。”为了推翻自己的政府而把军队从前线撤回来的总司令确实不可能被指责为对“法律的细微末节”着了迷。
　　克伦斯基独自决定撤销科尔尼洛夫的职务。到这个时候临时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了：26日晚上部长先生们已经辞去了职务，由于形势出现了难得的交集，因此辞职顺应了各方面的愿望。早在大本营跟临时政府决裂前几天，卢科姆斯基将军通过阿拉季因转告李沃夫：“假若预先告诉立宪民主党人，那将是不错的做法，这是为了让他们在8月27日前全体退出临时政府，为了借此把政府置于艰难的境地，并且以此来摆脱烦恼。”立宪民主党人一定知悉了这个建议。另一方面，克伦斯基本人向临时政府成员宣称，他认为“只有在全部权力都授予他个人的条件下”，同科尔尼洛夫叛乱做斗争才是可能的。其他部长似乎只是等待如此难得的机会来依次呈请辞职。这么一来，联合政府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米留科夫写道：“立宪民主党的部长声明他们此刻辞去职务，并且不预先判断自己未来是否加入临时政府的问题。”忠于自己传统的立宪民主党人打算在旁观中度过斗争的日子，以便依据其结局来做出决定。他们并不怀疑妥协主义者将会为他们维护其位子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卸掉了自己职责的立宪民主党人后来与其他所有已去职的部长一道参加了一系列具有“私下性质”的政府会议，于是准备好打一场内战的两个阵营围绕被授予全部权力但又不是有效权力的政府首脑按照“个人”情况结成了不同的派系。
　　大本营收到的克伦斯基发来的电报有如下内容：“拦截所有开往彼得格勒及其邻近地区的列车，或者将它们开到原先的最终停靠站。”科尔尼洛夫在上面批注：“不执行这个命令，让部队向彼得格勒进军。”武装叛乱事件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轨道。必须从字面上理解这一点：那就是3个骑兵师乘坐列车沿铁路向首都进发。
　　克伦斯基给彼得格勒驻军的命令说：“声称自己爱国和忠于人民的科尔尼洛夫将军……从前线抽调了许多部队并且……把它们派往彼得格勒来了。”克伦斯基理所当然地避而不谈下面这个事实，从前线抽调部队一事不仅他已经知晓，而且是直接应他的要求进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他现在向它揭发科尔尼洛夫背信行为的那支卫戍部队。不用说，叛乱的最高总司令总是有自己的话来应对。他在电报中称：……叛徒不在我们中间，而在彼得格勒那里，在当局犯罪性的纵容之下。正是在那个地方，为了得到德国的金钱，俄罗斯被出卖了，并且将继续被出卖。”对布尔什维克的诬陷就这样为自己开辟了越来越新的路径。
　　由退职部长组成的委员会的主席高唱歌剧咏叹调那种夜间的激昂情绪很快就消退了。同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不管它发生什么转变——有导致最为严重后果的危险。克伦斯基写道：“就在大本营发起暴动的第一个夜晚，关于萨文科夫与科尔尼洛夫将军的举动有牵连的议论在彼得堡的苏维埃组织，在工人和士兵中间顽强地传播开了。”议论还指出克伦斯基曾毫不迟疑地跟在萨文科夫后面，这种议论并没有错。其实叫人害怕的最可怕的揭露还在后头呢。
　　克伦斯基讲述道：“8月26日深夜，情绪激动的陆海军部主管人到办公室来找我。‘部长先生’，如列队那样挺直身子的萨文科夫对向我提出请求说，‘请您马上把我作为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同谋逮捕吧。假如您还信任我，那就请允许我有机会用事实向人民证明，我跟暴动没有任何干系……’”“作为对这个声明的答复，”克伦斯基继续说，“我当即任命萨文科夫为彼得格勒省的临时总督，为了保卫彼得格勒，击退科尔尼洛夫军队而授予他广泛的权力。”此外应萨文科夫的要求，克伦斯基还任命菲洛年科为他的副手。暴动这件事，如同平定它那件事一样，就这样封闭在“执政内阁”的小圈子里了。
　　如此匆忙地任命萨文科夫为总督这件事是克伦斯基迫于政治自保而开展的斗争，假若克伦斯基把萨文科夫交给苏维埃，那么他马上就会出卖克伦斯基。相反，通过装模作样参加反对科尔尼洛夫的行动，萨文科夫——不是没有采用敲诈手段——从克伦斯基那里获得了使自己合法的可能性，于是他势必会尽一切可能为克伦斯基洗刷干净。之所以需要这个“总督”，与其说是为了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不如说是为把阴谋的痕迹掩盖起来。在这方面，两个同谋者互相示好的行为马上就开始了。
　　“8月28日清晨4点”，萨文科夫证实说，“我应克伦斯基的召唤回到了冬宫，并且在那里见到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捷列申柯。我们四个人全都同意，李沃夫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在这次天亮前举行的协商中扮演调停角色的是新任总督。米留科夫从幕后走了出来：一整天他都在舞台上公开表演。尽管阿列克谢耶夫把科尔尼洛夫称作羊头，他还是和他属于同一个阵营。阴谋家及其走卒最后一次试图把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说成是“误会”，也就是共同来欺骗社会舆论，目的就在于可以使自己从共谋的计划中脱身。野蛮师、克雷莫夫将军、哥萨克专用列车、科尔尼洛夫拒绝交出职权、向首都进军一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与“误会”类似的举动！被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吓坏了的克伦斯基连“我绝不把革命出卖给他们！”这样的话也不高声喊叫了。在同阿列克谢耶夫商量以后，他马上走进冬宫的记者招待室并且要求他们从所有报纸上撤下他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叛乱者的文告。在记者们的回答中什么都清楚了：这个任务在技术上是无法执行的。于是克伦斯基不胜感叹：“真的很遗憾。”在次日报纸版面上刊登出来的这个小小的插曲无比鲜明地曝光了混乱到极点的国家最后仲裁者的形象。克伦斯基是如此充分地充当了既是民主派又是资产阶级的化身，以致现在他同时成了国家政权最高体现者和反对这个政权的有罪的阴谋家。
　　到8月28日早晨，临时政府和最高总司令之间的决裂成了全国所有人面临的既成事实。交易所马上对情势进行了干预。如果说对于科尔尼洛夫在莫斯科发表的用放弃里加来进行威胁的讲话，交易所是通过使俄国证券贬值的办法来打上印记，那么对于将军公开发起暴动的消息，它是用提高所有证券的价格来予以回应。交易所以自己对二月体制蔑视性的开价无可指责地反映了毫不怀疑科尔尼洛夫会获胜的有产阶级的情绪和希望。
　　此前一天，克伦斯基命令参谋长卢科姆斯基暂时承担指挥职责，可后者回答说：我认为自己不可能接受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职务，因为随之而来的将是在军队里面发动毁灭俄国的动乱。”除了高加索战线总司令（并非及时地）宣布自己忠于临时政府之外，其他各战线总司令以各种不同的声调对科尔尼洛夫的要求表示支持。为立宪民主党人所鼓动的军官协会总委员会给所有部队和舰队的司令部发出了如下电报：“多次向我们证明自己在国务方面软弱无力的临时政府现在因挑拨行为而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它不可能继续充当俄国的领导……”担任军官协会名誉主席的就是那位卢科姆斯基！大本营里的人告诉被任命为第三骑兵军军长的克拉斯诺夫将军：“谁也不会出来保卫克伦斯基。这次进军仅仅是一次闲游。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为我们早已熟知的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发给外交部长的密码电报相当清楚地说明了阴谋的领导者和鼓励者的乐观主义盘算，他写道：“在冷静评价形势时，必须承认全体高级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军官和最精良的作战部队都跟着科尔尼洛夫。在后方，全体哥萨克、大多数军事学校以及最精良的作战部队都站在他一边。在物质力量之外还必须加上……所有非社会主义居民阶层道义上的同情，以及下层居民中……屈从于各种鞭打的冷漠。毋庸置疑，在科尔尼洛夫取得胜利之际，大批三月社会主义者将会毫不迟疑地转到他那一边去。”特鲁别茨科伊不仅表达了大本营的愿望，而且反映了盟国使团的情绪。在出发去占领彼得格勒的科尔尼洛夫部队当中，有配备了英国炮手的英国装甲车，这想必是最可靠的部队。英国驻俄国军事使团团长诺克斯将军责备美国上校罗宾斯，说他没有支持科尔尼洛夫。这位英国将军说道：“我对克伦斯基政府不感兴趣，它太软弱了。军事独裁是必要的，哥萨克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的人民需要鞭子！独裁——这正好是必需的。”
　　来自各个方面的所有这些声音传到了冬宫并且对它的居民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科尔尼洛夫的成功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涅克拉索夫部长告诉自己的友人说，事业最终失败了，剩下的事情就只有清白地去死。米留科夫证实：“有一些苏维埃的著名领导人预感到了自己在科尔尼洛夫获胜情况下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于是在急忙为自己准备出国护照。”
　　关于科尔尼洛夫的军队逼近消息接踵而至，而且越来越可怕。资产阶级报刊不遗余力地传播这些消息，煽风点火，添油加醋，造成一种紧张的恐慌气氛。
　　8月28日午间12点30分：“科尔尼洛夫将军派出的部队在卢加附近集结。”下午两点半：“搭载着科尔尼洛夫军队的九列火车已经通过奥列捷日车站。一个铁道兵营就坐在指挥车里面。”下午3点：“卢加卫戍部队向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投降并且交出了全部武器。车站和卢加的所有政府建筑都被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占领了。”傍晚6点：“搭载科尔尼洛夫军队的两列军车突破了纳尔瓦一线，驻扎在距加特契纳半俄里的地方。另外两列军车也开到了通往加特纳的道路上。”8月29日凌晨两点：“在安特罗普希诺车站（距彼得格勒33公里。——托洛茨基），政府军与科尔尼洛夫军之间爆发了战斗。双方均有人员伤亡。”就在那天深夜还传来了一条消息：卡列金威胁说要切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跟盛产粮食的南俄之间的联系。
　　大本营、各个战线总司令、英国大使馆、军官团、军用列车、铁道兵营、哥萨克、卡列金——所有这一切词汇在冬宫孔雀石大厅里听起来就像是末日审判的号声。
　　克伦斯基本人用不可避免的温和语调承认了这一点，他写道：“8月28日正是最犹豫不决的时刻，是科尔尼洛夫反对者的实力最值得怀疑的时刻，也是民主派自身内部最躁动不安的时刻。”要弄清这些词句后面隐藏着什么，那并不困难，令政府首脑感到苦恼的是不仅要考虑两个阵容中究竟哪一个更强大一些，而且要考虑哪一个对他个人更加可怕。“我们既不和在右边的你们站在一起，也不和在左边的你们站在一起。”——这样的话在莫斯科剧院的舞台上看来是很有效的。把它们翻译成即将爆发的国内战争的语言，那就等于说克伦斯基小集团可能既不是右翼所需要的，也不是左翼所需要的。斯坦凯维奇写道：“我们大家好像被绝望弄昏了，一场毁灭一切的戏剧落幕了。至于被弄昏的程度，可以根据下面这一点来判定，即甚至在大本营和临时政府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决裂以后，还存在着要找到某种形式和解的企图……”
　　“在这种形势下，关于进行调停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宁愿作为第三方行事的米留科夫这样说道。28日夜，他来到冬宫，是为了“向克伦斯基提出建议，要他放弃那种法律遭到违背的形式上严格的观点”。这位懂得必须善于把胡桃核与它的外壳区分开来的自由主义领袖是这个时刻扮演公正调停人角色的最合适人选。8月13日，米留科夫直接从科尔尼洛夫那里得知，后者预定于27日发起暴动。第二天，14日，米留科夫在国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要求，“立即采取最高总司令指出的措施，这不是当作猜疑、口头威胁甚至辞职的对象”。27日之前，科尔尼洛夫应该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就在这个时候，米留科夫告诉克伦斯基，称自己的支持是“自愿的和不容置辩的”。这话叫人适时想起绞索，因为绞索同样“不容置辩地”支持他。
　　克伦斯基自己也承认，带着调停建议而到来的米留科夫“选择了一个很合适的时刻，以便向我证明，真正的力量在科尔尼洛夫那一边”。这次谈话结束得如此顺利，竟然使米留科夫根据谈话的结果，向自己的政治盟友指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就是代替克伦斯基的那个人，科尔尼洛夫也不会对他提出异议。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则宽宏大量地表示了同意。
　　站在米留科夫背后的那个人比他走得更远。深夜时分，英国大使布坎南把一份声明交给外交部长，其中称盟国代表一致表示， “为了实现有利人道和避免无法补救的灾难的愿望”而提供自已的友好帮助。在临时政府和叛乱将军之间进行的正式调停，除了作为叛乱的支柱和保障以外，不会是任何别的东西。捷列申柯代表临时政府做出答复，对科尔尼洛夫暴动表露出“极端惊讶”。因为其纲领的大部分内容是政府已经实施了的。
　　深陷孤独和沮丧状态的克伦斯基除了同自己那些辞了职的部长举行一场照例是毫无结果的会议以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更好的办法。正好就是在他们大公无私地消磨时光的时候，收到了敌军列车在继续前进这样一则令人特别恐慌的消息。涅克拉索夫认为，“再过几个小时，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也许就已经抵达彼得格勒了……”前部长们开始推测“在这种局势下应该怎样确立政府的权力”。建立执政内阁的思想重新笼罩了上层社会。关于加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执政内阁”的主张无论在右翼部分还是左翼部分都获得了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科科什金认为，阿列克谢耶夫应该出任政府首脑。有一些证据表明，把权力让给某个人物的建议是克伦斯基本人直接援引他同米留科夫的谈话时提出来的，谁也没有提出异议。阿列克谢耶夫作为候选人调和了各个方面的意见。米留科夫的计划看起来非常非常接近现实。可是就在本该是最紧张的时刻传来了一阵戏剧性的紧张敲门声：原来，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在隔壁的房间里等着。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科尔尼洛夫分子、调停者和投降派在冬宫大厅举行的可怜的、怯懦的和阴险的会议就是一个最危险的反革命集合场所。
　　这个新的苏维埃机关是在27日晚间举行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与农民苏维埃的两个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成立的，它由三个苏维埃政党、两个执行委员会、工会中央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专门派出的代表组成。成立特设（ad hoc）作战委员会一事实质上表明，苏维埃领导机关感觉到自己是已经衰老的机关，为了执行革命任务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
　　被迫寻求群众支持其反对将军的妥协派人士急忙向前突出自己的左肩。结果，所有原则问题都应当推延到立宪会议这样的话顿时被遗忘了。孟什维克宣布，将设法要政府做到立刻宣告成立民主共和国，解散国家杜马和实行土地改革：这就是共和国的名称首次出现在政府就最高总司令叛乱发表的声明中的原因。
　　在政权问题上，两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暂时保留政府的原有形式，用民主派人士接替已经辞职的立宪民主党人。为了最终真正解决问题，有必要召开在莫斯科国务会议期间团结在齐赫泽纲领基础之上的所有组织的代表大会。但是，夜间谈判以后，克伦斯基坚决拒绝对政府实行民主监督的态度十分明显了。他感觉到自己左右两边的立足地正在塌陷，于是竭尽全力维持“执政内阁”的形式，因为尚未僵冷的强力政权幻想还在被他延续下去。在经过了一番令人厌倦和毫无结果的新争论以后，斯莫尔尼宫决定再次请求唯一和不可或缺的克伦斯基同意执行委员会的原有条款。清早7点30分，策烈铁里回来报告说，克伦斯基不肯做出让步，他要求得到“无条件的支持”，不过他同意把“全部国家力量”用于同反革命做斗争。被不眠之夜弄得疲惫不堪的执行委员会最后终于在如同蛀孔一样中空的“执政内阁”主张面前屈服了。
　　就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克伦斯基做出的关于动用“国家力量”同科尔尼洛夫做斗争的庄严承诺，并不妨碍他与米留科夫、阿列克谢耶夫以及已经辞职的部长开展向大本营和平投降的谈判，但是被夜间敲门声打断了。几天之后，身为城防委员会活动家之一的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用谨慎却又明确的语句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报告了克伦斯基背信弃义的情况，“在临时政府犹豫动摇，还不清楚用什么来结束科尔尼洛夫的冒险的时候，类似米留科夫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这样的调停人出现了……”城防委员会进行了干预，并且“用全副精力”要求进行公开的斗争。“在我们的影响下，”波格丹诺夫继续说道，“政府停止了所有的谈判，并且拒绝了科尔尼洛夫的所有建议……”
　　在政府的首脑，即昨天还在反对左翼阵营的阴谋家现在成了左翼的政治俘虏以后，仅仅是出于初步考虑而于26日辞职的立宪民主党部长们宣布，他们彻底退出临时政府，不愿意为克伦斯基镇压如此爱国、如此忠诚和如此救民的暴动的行为承担责任。辞了职的部长、顾问、朋友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了冬宫。用克伦斯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大规模离开明摆着注定要遭到灭亡的岗位”。28—29日——是这样一个夜晚，那天晚上，克伦斯基“几乎是独自一人在冬宫踱步”。豪迈的咏叹调再也没有进入他的头脑。“在这些痛苦持续的日子里，真正超出人力所能承担的责任落到了我的肩上。”这主要是关系克伦斯基本人命运的责任——其他一切事情都置他于不顾而得到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