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克伦斯基的阴谋

　　根据米留科夫的判断，莫斯科国务会议恶化了临时政府的处境，暴露出“国家已经划分为两个阵营，它们之间实际上不可能达成和解与妥协了”。国务会议强化了资产阶级的自我感觉，使他们的急不可耐情绪更加强烈了。另一方面，会议给了群众运动以新的推动力。莫斯科罢工开始了工人和士兵加速向左转入重新进行部署的阶段。从此，布尔什维克不可阻挡地壮大起来。能在群众中坚持下来的妥协派人士只有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左翼孟什维克。彼得格勒的孟什维克组织把策烈铁里从城市杜马候选人的名单中剔除了，这标志着它在政治上的进步。8月16日，彼得格勒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以16票比1票要求解散大本营下辖的军官联合会，以及对反革命采取其他坚决措施。8月1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不顾自己的主席齐赫泽的反对，把废除死刑的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就在决议举行投票之前，策烈铁里挑衅性地发问：“如果你们做出决定之后，没有紧接着实现取消死刑，那会怎样呢？你们会号召人们上街要求推翻政府吗？……”“会的，”——布尔什维克大声回答他，“是的，我们会号召人们上街，而且直到推翻政府为止。”“你们现在已经把头高高抬起来了，”策烈铁里说道。布尔什维克和群众一起抬起了头，在群众抬头的同时，妥协主义者把头垂下去了。废除死刑的决定几乎是全票通过：约900票赞成，4票反对。这四个投反对票的人是：策烈铁里、齐赫泽、达恩、李伯尔！4天以后，在孟什维克以及追随它的组织举行的联合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不顾马尔托夫的反对就一些根本问题通过了策烈铁里提出的决议案，但是也毫无争议地接受了立即废除死刑的要求：策烈铁里默不作声，他已经没有力气抗拒压力了。
　　前线发生的事件掺和进了紧张的政治空气之中。8月19日，德国人突破了俄军在伊克斯丘里的战线，21日占领了里加。科尔尼洛夫预言的实现（就像事先谈妥似的）成了资产阶级发动政治攻势的信号。报纸把反对“不做工的工人”和“不作战的士兵”的战役规模扩大了十倍。原来革命要对一切负责：它使里加失守，它还准备放弃彼得格勒，军队受到的诽谤就像两个半月以前一样疯狂，而这一次连半点理由都没有。在6月的时候，士兵们实际上是拒绝参加进攻，他们不愿意扰动前线的局势，不愿意击退处于被动的德国人，不愿意重新投入战斗。可是在里加城下，进攻的主动权属于敌人，于是士兵们产生了另外一种精神状态。恰好是比较相信宣传的第十二集团军较少受到惊慌失措情绪的影响。
　　这个军的军长帕尔斯基将军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地夸耀说，撤退行动组织得非常好，根本不可能与加利西亚和东普鲁士的溃败相提并论。特派委员沃伊廷斯基补充说：“我们的各支部队在突破口地带毫不推诿和忠诚不渝地执行了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但是他们没有长时间抵挡住敌人的进攻，一步一步地缓慢后撤，因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拉脱维亚轻步兵的高度英勇精神，他们的残部不顾极度的疲惫重新投入了战斗……”该军委员会主席、孟什维克库钦的报告语调更加激昂：“士兵们情绪异常高昂，据委员会成员和军官们证实，他们如此坚韧不拔，这是此前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同是这个军的另一位代表数天之后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会议上报告说：“在突破口的纵深处只有几乎全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拉脱维亚旅，——接到前进的命令以后，这个旅高举红旗，高奏军乐展开了极其英勇的战斗。”晚些时候，斯坦凯维奇用同样的语调（不过更审慎一些）写道：“即使在有明摆着要把过错推卸给士兵的人物的司令部里面，他们不能对我说出任何一个事实，来证明士兵不仅拒不执行战斗命令，而且不管其他什么命令。”在穆胡海峡战役中，全体登陆的水兵如从官方文献中能显然看到的那样，同样表现出了十分出色的坚强精神。
　　事情这一次直接牵涉到两个革命中心——里加和彼得格勒的防御问题，这一事实对军队特别是拉脱维亚轻步兵和波罗的海水兵的情绪来说，远不是无关紧要的。最先进的部队已经充满着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些思想观念：“把刺刀插进地里”并不等于解决了战争问题；为和平而开展的斗争与为政权也就是为新的革命而开展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说即使有个别在将军威逼之下的特派委员夸大了军队的坚强程度的话，那么士兵和水兵执行命令和做出牺牲的事实是始终存在的，他们不可能做得更多。可是，防御战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无论这事是多么不可思议，第十二集团军遭到的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意外袭击。什么都缺乏，人员、大炮、弹药、防毒面具都不够。通讯联络处于极其糟糕的状态。冲锋遇阻是因为运来供俄式步枪使用的却是日式子弹。其实问题并不仅是出现在前线的个别地段。在里加所受损失的影响对最高指挥机关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到底要如何解释第十二集团军的防御兵力和物资处于十分可怜的境地呢？斯坦凯维奇写道：“……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在散布谣言，说这座城市是故意放弃给德国人的，因为指挥部门打算以此来消除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和根源。这些谣言本部能不赢得军队的信任，军队知道防守和抵抗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的确如此，鲁兹斯基将军和布鲁西洛夫将军在1916年12月就曾经抱怨说，里加是“北方战线的不幸”，它是“进行有效宣传的巢穴”，要与之进行斗争，除了实施死刑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用手段了。把里加的工人和士兵交给德国军事占领当局去调教该是北方战线许多将军秘而不宣的梦想。当然，谁也不曾料想到，最高总司令下达了放弃里加的命令。不过，全体指挥官都读过科尔尼洛夫在国务会议的讲话稿以及他的参谋长卢科姆斯基与报界的谈话。这完全可以代替命令。北方战线总司令克列姆博夫斯基将军属于阴谋家小集团里的人物，因此他期待弃守里加，把它作为拯救行动的信号。何况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俄国的将军们也是宁愿弃守和撤退。现在他们的责任被大本营事先卸掉了，而政治利益促使他们走上了失败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甚至没有产生防御的念头。无论哪个将军是否把积极破坏与对防御的消极怠工结合起来，这都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很难解决的。但是，以为在将军们的背叛行径能够让其不受惩罚的一切场合，他们不会尽力挽救遭受的厄运，那真是太天真了。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倾听的人，他留下了一部以新闻简报形式记录十月革命那些日子的不朽著作。他毫不迟疑地证实了大部分俄国有产阶级人士认为与其让革命胜利还不如让德国人获胜，并且不羞于公开说出这一点。里德的叙述中谈到了另外一些例子：“有一天我不得不在莫斯科一个商人家里过夜，一张茶桌围坐着11个人。下面的问题向大家提出来了，他们到底愿意选择哪个人，是威廉还是列宁？结果有10个说宁肯要威廉，只有1个人除外。”还是这位美国作家在北方战线同一些军官进行过交谈，他们“公开认为军事上的溃败要比跟士兵委员会友好相处还好些”。
　　放弃里加已经列入阴谋家的计划并且在阴谋的日程中占据着实实在在的地位，这完全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而且不单是他们提出的政治上的谴责。此事在科尔尼洛夫的莫斯科演讲的字里行间十分清楚地看得出来。后来发生的事件使事情的这一面彻底曝光了。不过，我们还有直接的证人证词，一位目击者的个性使其在这种场合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米留科夫在自己的《历史》一书中叙述道：正是科尔尼洛夫在自己的莫斯科演讲中点明了这样一个时刻，过了那个时刻他不愿再延缓采取‘使国家免于毁灭，使军队免于瓦解’的坚决措施。这个时刻就是他预先指出的里加陷落的时刻。在他看来，这一事实务必会唤起……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正如8月13日我们在莫斯科见面时科尔尼洛夫亲自对我所说的，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同克伦斯基政府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刻在他的头脑里是十分明确的，直到事先预定的日子8月27日，都是如此。”可不可以表达得更清晰一些呢？为了实行向彼得格勒进军，科尔尼洛夫必须在事先预定的日子之前几天就放弃里加。加强里加的阵地，采取认真的防御措施，那就等于葬送了科尔尼洛夫另外一个也是更加重要得多的战役计划。如果说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1]，那么为了政权而牺牲里加也是值得的。

[1]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语，他原为新教徒，为了稳定统冶，于1590年改宗天主教。——译者

　　从里加陷落到科尔尼洛夫起事的一个星期内，大本营成了中伤军队的中心源泉。俄军参谋部的情报和俄国报界的报道在协约国的报纸上马上得到了响应。俄国的爱国主义报纸同样异常兴奋地转载Times（泰晤士报）、Temps（时报）或者Matin（晨报）对俄国军队的嘲弄和辱骂。士兵据守的战线由于屈辱、愤怒和厌恶而颤抖起来了。清一色妥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特派委员和委员会也都感觉到了极大的刺痛。抗议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罗马尼亚战线、敖德萨军区和黑海舰队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所谓罗黑敖执行委员会的信件特别明显地反映出了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俄国面前树立罗马尼亚战线士兵们的忘我精神和奋不顾身的英勇气概；停止在报刊上中伤在保卫革命俄国的残酷战斗中每天都在牺牲的成千战士……”在来自下层的抗议的影响下，妥协主义上层分子也摆脱了萎靡不振的状态。“看来，没有什么污泥是资产阶级报纸不拿来甩向革命军队的。”《消息报》谈到联合的盟友时这样写道。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产生效果。对军队的诽谤构成了由大本营处于中心位置的那个阴谋的必要组成部分。
　　放弃里加之后，科尔尼洛夫旋即通过电报下令在途中当众枪决了几名士兵，目的是杀一儆百。特派委员沃伊廷斯基和帕尔斯基将军报告说，据他们看来，这样的措施根本不是因为士兵的行为引发的。失去自制的科尔尼洛夫在身处大本营的委员会代表举行的会议上宣称，他要把沃伊廷斯基和帕尔斯基送上法庭，因为他们没有给军队状况做出正确的报告，也就是如斯坦凯维奇所说明的那样：“没有把罪责归咎于士兵。”为了使情景变得完整，需要补充的是，同一天科尔尼洛夫命令军队参谋机关把布尔什维克军官的名单呈报军官协会总委员会，这是一个以立宪民主党人诺沃西利采夫为首的反革命组织，也是最重要的阴谋推动力量。这位最高总司令、“革命的第一士兵”就是这样一副嘴脸！
　　决心揭开真相内幕一角的《消息报》写道：某个十分接近高层指挥圈子的居心不良的集团一手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挑衅性事件……”“居心不良的集团”这个名称指的就是科尔尼洛夫及其参谋部。日益临近的国内战争闪电般以一道新的亮光不仅把今天而且把昨天也照得透亮。出于自卫的需要妥协派人士也开始揭露指挥官员在六月进攻期间的可疑举动。报纸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遭到参谋部恶毒诽谤的那些师和团的详细报道。《消息报》写道：“俄罗斯有权要求对她展示我们七月撤退的全部真相。”这些文字被士兵、水兵、工人，特别是被当作对前线灾难负有罪责的，并且在不断挤满监狱的那些嫌疑犯热切地阅读到了。两天以后，《消息报》认定自己只得更加坦率地宣布：“大本营以自己的通告玩起了反对临时政府和革命民主派的确凿无疑的政治游戏。”在这些言辞中，临时政府像是作为大本营意图的无辜受害者出现的。不过，政府似乎拥有制止将军们的全部可能手段。如果说它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是因为它不愿意这样做。
　　在前面提到的对恶毒诽谤士兵所提出的抗议中，罗黑敖执行委员会特别愤慨地指出：“大本营发出的通告……强调了军官们的勇敢精神，似乎故意在贬低士兵们对于捍卫革命事业的忠诚。”罗黑敖执行委员会的抗议刊登在8月22日的报纸上，而第二天报纸就刊载了克伦斯基发布的一项专门赞扬军官的特别命令，命令称“他们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不得不忍受着削减自己权利的处境，”以及来自“用忠于某种思想的口号掩盖自己怯懦的”士兵群众方面的不应受到的侮辱。就在克伦斯基最亲密的助手斯坦凯维奇、沃伊廷斯基以及其他人对诽谤士兵一事发出抗议的时候，克伦斯基本人却示威性地加入了诽谤的行列，他以陆海军部长和政府首脑的挑衅性命令使这种诽谤得以圆满完成。后来，克伦斯基承认说，早在7月底他手中就已经握有了聚集在大本营周围的军官阴谋的“准确情报”，用克伦斯基的话来说就是：“军官协会总委员会从自己人中间派出了一批活跃的阴谋分子，正是其成员充当了在各地从事秘密活动的奸细。也正是他们为协会的合法行动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语调。”这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必须补充一句，“所需要的语调”乃是诬陷军队、委员会和革命的语调，也就是克伦斯基8月23日发布的命令的那种语调。
　　怎样解释这种莫名其妙的现象呢？克伦斯基没有贯彻执行审慎又连贯的政策，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但是他除非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否则怎么能在得知军官们的阴谋后，还把自己的头置于阴谋分子的军刀之下，同时还帮助他们掩饰呢。乍看起来，克伦斯基的举动是如此不可思议，实际上其谜底非常简单：到这个时候，他本人也成了反对没有出路的二月革命体制的阴谋参与者。
　　当坦诚秘密的时机来临之际，克伦斯基本人供认，哥萨克、军官和资产阶级政客圈子中间有人不止一次建议他实行个人独裁。“但这是把种子播在不毛之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克伦斯基的地位都是这样的：反革命的领袖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同他交换有关国家政变的意见。据邓尼金说，“最初谈论实行独裁的话题是以试探意见的轻松方式进行的，”这事是在6月初也就是准备在前线发动进攻的时刻开始的。克伦斯基经常参与这类谈话，当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对于克伦斯基来说，最主要的是他本人将处于独裁政权中心。苏哈诺夫很中肯地谈到了克伦斯基：“他是一个科尔尼洛夫分子……不过这只是在他本人担当科尔尼洛夫分子首脑的前提下。”在前线进攻崩溃的那些日子里，克伦斯基对科尔尼洛夫以及其他将军许诺的东西要比他能实现的多得多。卢科姆斯基将军讲述道：“亲自到达前线后，克伦斯基鼓足勇气，并且与自己的随行者多次讨论建立强硬政权、建立执政内阁或者说把政权转交给独裁者的问题。”基于自己的性格，克伦斯基把没有定型的、粗疏不细的和漫不经心的成分带进了这些讨论。相反，将军们则向往司令部的完整计划。
　　克伦斯基随意参加将军们的谈话似乎使军事独裁的思想合法化了，出于谨慎对待尚未被扼杀的革命的需要，他们多半给这种独裁政权赋予执政内阁的名称。这里很难说关于热月政变以后法国政府的历史回忆在多大的范围内起了作用。可是，撇开纯粹言辞上的伪饰不谈，执政内阁一开始就具有那种无可争辩的便利：它能容忍各人的野心同时并存。在这个执政内阁中，不仅应该为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而且要为萨文科夫甚至为菲洛年科找到位子，总之是要为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自认为是独裁者候选人的人找到位子。他们当中每个人心里都怀抱着从集体独裁开始，然后转变为个人独裁的想法。
　　因此，对于同大本营进行阴谋勾结来说，克伦斯基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急剧的转变，只要扩展和继续业已开始的事情就够了。同时他以为自己能够为将军们的阴谋提供适当的指导，使其不仅猛烈抨击布尔什维克，而且在一定范围内猛烈抨击自己那些盟友以及妥协派人士当中那些令人讨厌的监护人头目。克伦斯基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在不彻底揭发阴谋分子的同时，好好地吓唬他们一通，然后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图谋之中。这样一来，他也就走到了最后的边缘，一旦超出这个界限，政府首脑就会变成非法的秘密活动家。“克论斯基需要来自右边即来自资本家集团、盟国大使馆，特别是大本营对他施加的有效压力，”托洛茨基在9月初写道，“以便让他彻底放开手脚去行动。克伦斯基企图利用将军们的叛乱来加强自己的独裁。”
　　国务会议乃是一个转折关头。克伦斯基把有伤自尊的个人失败感连同无限可能的幻想一起从莫斯科带回来了，他最终决定抛开疑虑，并且向他们充分显示一下自己的身手。“他们”是谁？是所有的人。首先就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冠冕堂皇的全民伪装下以总罢工进行暗中捣乱。这样一来，他同时便一劳永逸地扼制了所有像古契柯夫、米留科夫这样的右翼分子，因为这些人没有认真接受他，他们嘲笑他的举止，把他的政权视为政权的影子。最后，要狠狠地吓唬“他们”，即类似可恨的策烈铁里这样的妥协派家庭教师，因为此人曾经指出过他的错误并且教训过他这个全民爱戴的人物，甚至在国务会议上也是如此。克伦斯基坚定决心向全世界证明，他根本不是如同近卫军官和哥萨克军官越来越露骨地称呼他的那样的“歇斯底里患者”，不是“丑角”，不是“芭蕾舞演员”，他是一个钢铁般坚强的人，是一个在紧紧地锁住内心后把钥匙抛进大海的人，是一个不理睬剧院包厢里陌生的漂亮女子哀求的人。
　　斯坦凯维奇指出，克伦斯基在那些日子里的“力求讲出某种与国家处于惊恐与紧张状态相适应的新说法。克伦斯基……决定把纪律惩罚引入军队。他大概还准备向政府建议采取其他坚决措施”。斯坦凯维奇只知道上司的一部分企图，即上司认为该及时通知他的那部分企图。实际上此时克伦斯基的意图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他决心一举夺掉科尔尼洛夫的立足地，同时贯彻自己的计划，并且以此迫使资产阶级依附自己。古契柯夫不能推动军队去进攻，他克伦斯基能够做到这一点。科尔尼洛夫也将无法贯彻科尔尼洛夫的纲领，而他克伦斯基能够做到这一点。莫斯科罢工固然提醒了人们，在这条道路上将会出现障碍。然而七月危机证明，这个障碍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回需要的仅仅是把事情坚持干到底，不让左翼的朋友对自己进行掣肘。首先必须完全改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用不看苏维埃眼色行事的“健康部队”代替革命的团队。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跟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商议这个计划，因为临时政府被认为是独立的，并且在这面旗帜下在莫斯科举行了加冕典礼。妥协主义者的确明白这种形式上的独立是作为让自由主义者安静下来的一种手段。可是他克伦斯基却把这种形式上的手段变成了实质性的。正是他在莫斯科不无必要地说过，他不与右翼也不与左翼在一起，他的力量就在这里。现在他在用事实证明这一点！
　　国务会议过后几天间，执行委员会的路线与克伦斯基的路线继续分道扬镳：妥协主义者害怕群众，克伦斯基则害怕有产阶级。人民群众要求取消前线的死刑，科尔尼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协约国大使馆则要求在后方也实施死刑。
　　8月19日，科尔尼洛夫致电政府主席说：“我坚决要求必须让彼得格勒军区隶属于我。”大本营公然把手伸向首都。8月24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打起精神，公开要求政府平息“反革命举动”，并且“毫不迟疑和全力以赴地”着手实行民主化改造。这是新的语言。克伦斯基不得不在适应民主派的行动纲领与科尔尼洛夫纲领之间做选择，在自己处于十分虚弱境地的情况下，前者可能导致与自由主义者及将军们决裂，后者则可能引发与苏维埃的冲突。克伦斯基决定向科尔尼洛夫、向立宪民主党人和协约国伸出双手。无论如何他都要避免同右翼发生公开的冲突。
　　诚然，8月21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和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遭到了软禁，与此同时还有另外几个人被拘押了。然而这一切都太轻率，于是马上又不得不把被捕者释放了。克伦斯基本人后来在审理科尔尼洛夫案件做证时说过：“……事实证明，我们是被人有意带上错误道路的。”必须得补充一句：是在克伦斯基本人协助之下被带上这条道路的。因为非常明显的是，对于重要的阴谋分子即坐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会场右半部的人而言，问题完全不在于恢复君主制度，而在于建立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独裁。在这方面，科尔尼洛夫及其所有同伙不无愤怒地回击了对他们提出的“反革命的”，亦即保皇派图谋的指控。昔日的达官大臣、侍从武官、宫中女官、宫廷黑帮分子、巫师、修道士和芭蕾舞演员的确在某个僻静的地方交头接耳，可是这不过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因素。资产阶级的胜利无非是在军事独裁的形式中取得的。君主制的问题只能在以后的某一个阶段出现，不过依旧是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拉斯普京的宫中女官基础上产生。资产阶级在科尔尼洛夫的旗帜下开展反对人民的斗争在这个阶段是实实在在的。在与这个阵营寻求联盟时，克伦斯基更乐意用对两位大公的假逮捕来掩饰自己，以免左派产生怀疑。精心策划又是如此露骨，因此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当时便指出：“逮捕罗曼诺夫家族一对愚蠢的傀儡和允许以科尔尼洛夫为首的、由指挥官组成的军人集团……自由行动——这意味着对人民的欺骗……”这使布尔什维克遭人愤恨，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切，并且大声说出了这一切。
　　在这紧急的几天，萨文科夫成了克伦斯基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此人是一个有名的冒险家，是由于政治暗杀的经历而蔑视群众的赌徒型革命者，他是一个颇有才干而又意志坚强的人，可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多年期间成了著名奸细阿泽夫手中的工具；这个怀疑论者和犬儒主义者认为自己有理由——并且是不无根据地居高临下俯视克伦斯基，并且在右手握住帽檐行礼的同时，用左手恭敬地牵住他的鼻子。萨文科夫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让克伦斯基敬重，作为一个历史上有名望的真正革命者给科尔尼洛夫留下了深刻印象。米留科夫引用萨文科夫本人的话转述了这位特派委员与将军第一次见面时饶有兴味的情形。萨文科夫说道：“将军，我知道如果形势一旦稳定下来，您势必会枪毙我，您现在就枪毙我吧。”接着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道：“但是形势要在我必须枪毙您的情况下才能稳定下来，我同样会这样做。”萨文科夫也从事文学活动，他熟读高乃依和雨果的作品，他倾心于那些高水平的作品。科尔尼洛夫准备同革命算账，而不管它是伪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形式。但是这位将军也不是完全与“强有力的艺术风格”格格不入，前恐怖主义者的话令人愉快地激发了前黑帮分子身上原有的那种英雄主义本性。
　　在后来报纸上刊出的一篇很可能就是萨文科夫本人撰写的明显富于鼓动性的文章当中，他的个人计划得到了十分透彻的阐述。文章说：“还是在担任特派委员的时候，萨文科夫就已经确信，临时政府没有能力带领国家摆脱严重状况。在这里应当由其他力量来发挥作用。但是，这方面的全部工作只有在其中包括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旗帜下才能开展起来。这将是通过铁的手腕而实现的革命独裁，萨文科夫在……科尔尼洛夫将军身上发现了这样的手腕。”克伦斯基作为“革命的”外衣，科尔尼洛夫则是作为铁的手腕。文章故意不提第三个人物的作用，毫无疑问，萨文科夫促使总司令与政府首脑实现和解并非没有包含排挤两人的意图。这个时候，这种别有用心是如此露骨，以致在科尔尼洛夫的抗议下，刚好就在国务会议召开前夕克伦斯基迫使萨文科夫辞了职。然而，就如在这个圈子里司空见惯的那样，辞职并不具有最终确定的性质。菲洛年科指出：“8月17日情况清楚了，萨文科夫和我可以保住自己的职位，科尔尼洛夫将军、萨文科夫和我提交的报告中所阐述的纲领原则上为政府首脑采纳了！”8月17日，克伦斯基“命令萨文科夫准备起草一份在后方采取措施的法案”。为此，萨文科夫设立了一个由阿普什金将军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尽管十分害怕萨文科夫，克伦斯基还是为了实现自己宏大的计划最终决定要利用他，结果不仅保留了他在陆军部的职务，而且另外还让他在海军部担任职务。在米留科夫看来，对于临时政府而言，这就意味着“采取行动的时刻来临了，哪怕有引起布尔什维克上街的危险”。同时，萨文科夫还“公开说过有两个团就能轻而易举地镇压布尔什维克的叛乱，并且解散布尔什维克组织”。
　　克伦斯基和萨文科夫都非常清楚，妥协主义的苏维埃无论如何也不会采纳科尔尼洛夫的纲领，尤其是在莫斯科国务会议以后更是如此。昨天才要求取消前线死刑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明天将会以加倍的力量来反对把死刑推广到后方！因此危险就在于，反对克伦斯基策划的政变的运动将不会是由布尔什维克，而是由苏维埃领导的。但是我们不必停留在这一点上面，要知道问题牵涉到拯救国家的大事！
　　克伦斯基写道：“8月22日，萨文科夫顺道（！）去了大本营，此行旨在根据我的委托要求科尔尼洛夫将军把一个骑兵军划归政府指挥。”当他必须在社会舆论面前为自己辩白的时候，萨文科夫自己则以下面这样的方式来断定这一委托：“请求科尔尼洛夫将军调出骑兵军是为了切实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保卫临时政府，使其免遭任何侵犯，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的侵犯。根据外国间谍机关提供的情报，他们的行动……由于德国的登陆和芬兰的暴动而即将再次发起……”虚构的反间谍机构情报应当说确实掩盖了那样一个事实，用米留科夫的说法就是，政府在冒“引起布尔什维克上街的危险”，也就是说打算挑起暴动。而如果规定在8月份最后几天颁布建立军事独裁的法令，那么预料中的叛乱就会在萨文科夫所预定的期间发生。
　　8月25日，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在任何表面上的理由也没有的情况下被封闭了。接替它出版的《工人报》写道，其前身“就在它鉴于里加前线的崩溃而号召工人和士兵保持克制和平静的第二天被封闭了。是谁如此操心不让工人知道，党预先已警告他们要防止挑拨行径？”这个问题击中了要害。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命运掌握在萨文科夫手里，封闭报纸提供了两点好处：激怒群众和阻碍党让他们提防挑拨，这次是直接来自政府高层的挑拨行径。
　　根据大本营也许在文辞上稍有润饰的，不过总体上还是十分符合形势和当事人特征的简要记录，萨文科夫对科尔尼洛夫宣布：“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您的要求将在最近几天得到满足。不过政府同时担心，彼得格勒可能出现严重的麻烦……公布您的要求将会……成为布尔什维克举行武装暴动的推动力。……谁也不知道苏维埃将怎样对待新的法律。后者同样可能出来反对政府……因此我请您交出第三骑兵军的指挥权，以便让它于8月底之前开往彼得格勒，并且让它处于临时政府指挥之下。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如果发生苏维埃的成员也采取行动的事情，那我们务必起来反对他们。”克伦斯基的这位使者还补充说，行动理应是最坚决和最无情的。对此，科尔尼洛夫回答说，他“不懂得还会有其他什么行动”。接着，萨文科夫在替自己辩解时又补充说道：假如在暴动发生之际苏维埃也变成布尔什维克的了呢……”可是这是一个过于粗率的诡计：宣布克伦斯基政变的法令应当过三四天以后再公布。可见，这里所谈论的就不是未来的苏维埃，而是8月底时存在的苏维埃。
　　为了不引起误解和不引起布尔什维克“在那个时间之前”发起行动，他们商量好要保持采取行动的连续性：预先把骑兵军集结在彼得格勒，然后宣布首都处于战时状态，只有在这以后才能颁布势必会引发布尔什维克暴动的新法令。这个计划在大本营的记录中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了：“为了让临时政府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宣布彼得格勒军区进入战时状态和什么时候公布新法令，就必须做到，由科尔尼洛夫将军通过电报准确地告诉他（即萨文科夫）该军向彼得格勒挺进的时间。”
　　按照斯坦凯维奇的说法，实施阴谋的将军们明白，“萨文科夫和克伦斯基……企图在大本营协助下完成一次政变。需要的仅仅是这个。于是他们赶紧答应了所有的要求和条件……”忠于克伦斯基的斯坦凯维奇还附带说明，大本营的人把克伦斯基和萨文科夫“错误地混为一谈了”。但是怎么可能把他们两人分开呢？要求和条件不正是由带着克伦斯基委托的萨文科夫准确表达出来的吗？克伦斯基本人写道：“8月25日，萨文科夫从大本营回来并且向我报告，临时政府指挥的部队会按照条件派过来。”政府在后方采取措施的那个法律草案在26日晚间便决定下来了，它应该成为骑兵军采取坚决行动的序幕。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剩下的事情就等揿按钮了。
　　事件、文献、当事人的证词，最后还有克伦斯基本人的坦白都一致证明，在自己的政府部分人员事先并不知情、背着把政权交予他的苏维埃、对他本人所在的政党严守秘密的情况下，克伦斯基与军队高级将领约定借助武力彻底改变国家体制。在刑法语言中，这种形式的行为有十分确定的名称，至少在事情没有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是如此。克伦斯基政策的“民主”性质与借助马刀拯救国家的计划之间的矛盾只是从表面上来看才是不可调和的。实际上调集骑兵的计划完全是妥协主义政策的产物。揭示了这一规律不仅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抛开克伦斯基的个性，而且可以抛开国家环境的特殊性。问题所涉及的是在革命条件下妥协主义的客观逻辑。
　　得到德国人民授权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一个妥协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不仅背着自己的党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将军们指导下行事，而且在1918年12月初就已经显示出他是军事阴谋的直接参与者，阴谋的目的就是逮捕最高苏维埃机关成员和宣布艾伯特本人为共和国总统。因此后来克伦斯基把艾伯特宣布为国务活动家的楷模不是偶然的。
　　当无论克伦斯基还是萨文科夫或是科尔尼洛夫的所有图谋全都落空了的时候，不得不承担起并不轻松的消灭罪证工作的克伦斯基供称：莫斯科国务会议之后，我十分清楚地看出接下来的攻击企图来自右边而不是左边。”克伦斯基害怕大本营，害怕资产阶级同情军事阴谋者。但是问题就在于，克伦斯基认为与大本营做斗争需要的不是骑兵军，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贯彻科尔尼洛夫的纲领。政府首脑那位持骑墙态度的同谋不是简单地履行事务性的委托，要是这样只需要从冬宫向莫吉廖夫发一封密码电报就够了，——事情不是这样，他是作为中间人来调解科尔尼洛夫与克伦斯基的关系的，也就是使他们的计划协调一致，并且借此尽可能保证把政变纳入合法的轨道。克伦斯基好像是在通过萨文科夫之口传话：“您尽管去办，不过要在我策划的范围之内。这样您就能避免冒险，并且几乎会得到您想得到的一切。”萨文科夫自己的暗示则是：“不要过早超出克伦斯基计划的范围。”这就是一个含有三个未知数的奇妙方程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克伦斯基通过萨文科夫向大本营提出的请求调派骑兵军的意义。向阴谋分子提出请求的这位身居高位的同谋十分珍视自己的合法性，并且力图让阴谋本身从属自己。
　　在交付给萨文科夫的委托当中，只有一条看起来像是真的反对来自右翼阴谋的措施：它牵涉到克伦斯基所在政党举行的彼得格勒代表会议要求取缔的军官协会总委员会。不过委托的措辞本身非常精彩：“尽可能地取缔军官协会。”还有更加精彩的就是萨文科夫不仅没有找到这种可能，而且压根就没有去寻找。问题简直就是举行一场很不适时的葬礼。委托本身只不过是成了为在左翼面前进行辩解而在纸面上留下的痕迹而已。“尽可能地”这个词语则意味着无须执行。仿佛是为了更加清楚地强调该委托的装饰特性，它被放到了首要的位置。
　　静候来自右侧打击的克伦斯基把革命的团队清除出首都，同时向科尔尼洛夫请求派来“可靠的”部队，哪怕他打算不管用什么手段来淡化这个事实的极端含义都是徒劳的。后来克伦斯基还是提出了三个作为召集骑兵军的神圣条件来进行推诿。于是，在自己同意让彼得格勒军区隶属科尔尼洛夫指挥的同时，克伦斯基提出把首都及其近郊从军区管辖范围划出来为条件，为的是不让临时政府完全控制在大本营手中，因为事情就如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圈子里表达的那样：“要是这样，我们会被吃掉。”这个条件仅仅说明幻想让将军服从自己个人意图的克伦斯基本人手里除了毫无力量的故意拖延外，没有掌握任何别的手段。无须证据也可以相信克伦斯基不愿被人吃掉。另外两个条件情形也相同：科尔尼洛夫必须不把由高加索山民组成的所谓“野蛮”师编入这个讨伐军和不让克雷莫夫将军担任指挥官。从限制民主派利益的观点来看，这真的等于是在吞下骆驼和滤出蠓虫[2]。但是从掩饰打击革命的观点来看，克伦斯基的条件有着更加重要得多的意义。由不会讲俄语的高加索山民来反对彼得格勒的工人实在是太不慎重了，就连沙皇过去也不敢这样做！萨文科夫在大本营用共同事业的利益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任命克雷莫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此举足够确切的情报）的尴尬，他说道：“在彼得格勒充满愤怒情绪的情况下，这实在是极不适当的举动，因为这种愤怒遭到过克雷莫夫将军的压制。舆论很可能会把他的名字同他并不遵循的那些动机联系起来……”最后，政府首脑把军队召到首都这个事实本身抢先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请求：不要派遣野蛮师和不要任命克雷莫夫为指挥官，这个事实本身最清楚不过地揭露出克伦斯基不仅事先了解阴谋的总体纲要，而且了解初具轮廓的讨伐行动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执行者人选。

[2]耶稣语：舍本逐末。见《马太福音》第23章24节。——译者

　　然而，不管这种次要的情况如何演变，十分明显的是科尔尼洛夫的骑兵军对于保卫“民主制度”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合适的。但是克伦斯基可以用不着怀疑，在所有部队中，这个军是反对革命的最可靠的工具。当然，如果彼得格勒有一支忠于超越于右派和左派之上的克伦斯基个人的部队，那将更有利一些。可是正如时局的全部后续发展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部队根本就不存在。对于同革命进行斗争来说，除了科尔尼洛夫分子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人了，于是克伦斯基向他们发出了请求。
　　军事措施不过是政治手段的补充。在从莫斯科国务会议到科尔尼洛夫叛乱不足两个星期之内，临时政府总的方针自身实际上就足以证明克伦斯基并没有准备与右派进行斗争，而是准备同他们结成反对人民的统一战线。临时政府不理睬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其反革命政策提出的抗议，于8月26日采取了一个迎合地主的大胆步骤：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即把面包价格提高一倍。况且，按照罗将柯的公开要求而制定的这个措施，其令人痛恨的性质使它加快了对忍饥挨饿的群众进行故意挑拨。克伦斯基显然企图用这份巨大的施舍来收买莫斯科国务会议的极右分子。“我是你们的！”他通过自己在萨文科夫动身前往大本营开展谈判当天签署的一项谄媚命令对军官协会如此说道。“我是你们的！”这是克伦斯基在动用骑兵镇压二月革命尚且幸存的残余前夕急于对地主喊出的话。
　　克伦斯基向侦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由他任命的）提出的证词具有很不体面的性质。作为证人发言时这位政府首脑觉得自己实际上也是一个主要罪犯，而且是被当场逮住的罪犯。对事件内幕了如指掌的那些阅历丰富的官员假装好像真的相信政府首脑的解释。但是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包括克伦斯基所在政党的成员公开表示莫名其妙。同一个军怎么既可以用来完成政变，也可以用来反击政变呢。把本来就该是摧毁首都的部队调进首都，这位“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实在是太轻率了。过去特洛伊人确曾把敌军拉进了自己城墙之内，但他们至少不知道木马的肚子里藏着什么东西。于是有一位古代的历史学家对荷马史诗的说法提出了异议：根据巴甫扎尼的意见，只有在认为特洛伊人是“理智丧失殆尽的蠢货”的情况下才能相信荷马的说法。这位老人假如面对克伦斯基的证词，他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