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资产阶级与民主派的力量较量

　　8月28日，正当恐惧的寒热症使冬宫战栗不已的时候，野蛮师师长巴格拉季昂公爵打电报报告科尔尼洛夫说：“土著人正在对祖国履行职责，将遵照自己最高主人的命令……流尽最后一滴血。”随后过了几个小时，这个师就已经停止了前进。而到8月31日，正是以这位巴格拉季昂为首的一个特别代表团就向克伦斯基保证，该师完全服从临时政府的指挥。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不仅没有经过战斗，而且没有开过一枪。事情不仅没有导致流尽最后一滴血，而且一滴血也没有流。科尔尼洛夫的士兵连通过动用武器来为自己打通通向彼得格勒的道路的意愿都没有。指挥官也不敢命令他们这样做。无论哪个地方，政府军都不必动用武力来阻挡科尔尼洛夫部队的进攻。阴谋土崩瓦解了，烟消云散了，化为乌有了。
　　只要严密观察投入斗争的力量，就足以解释清楚上述现象。首先，我们必须指明——这并非我们的意外发现——阴谋家的司令部仍然是沙皇的那个司令部，仍然是那班没有头脑的人的办公室，这些人在玩一场他们贸然开始的大棋赛中，却没有能力事先考虑好两三步走法。尽管几个星期前科尔尼洛夫就规定了政变的日期，然而什么情况也没有预见到和好好地进行盘算。暴动的军事准备工作纯粹是笨拙、粗糙和轻率地进行的，组织内部和指挥人员中间出现的复杂变化在行动之前，乃至行动已经开始之际便发生了。本来该给革命带来第一个打击的“野蛮师”总共有1350名士兵，其实他们只有不到600支步枪、1000支长矛和500把军刀。在开始战斗行动前5天，科尔尼洛夫发布了把这个师扩编为军的命令。这种连中小学教科书都会加以指责的措施对于用高薪来引诱军官显然被认为是必要的。马丁诺夫写道：“直到8月31日，也就是在整个事情完全失败以后，巴格拉季昂才收到关于所短缺的武器会在普斯科夫得到补充的电报。”
　　同样直到最后一分钟，大本营才开始从前线抽调教官派往彼得格勒。接受委托的军官补充了大量的经费和单独的车厢，但是这班爱国主义的英雄想必并不真的如此着急去挽救祖国。过了两天，大本营和首都之间的铁路联系中断了。总之，大多数指挥官还没有到达可能建立功勋的地点。
　　不过，在首都也有一个科尔尼洛夫分子自己的组织，其成员将近两千人。阴谋分子按照专门的任务分成不同的集团，有的负责夺取装甲车，有的负责逮捕并杀害最重要的苏维埃成员，有的负责逮捕临时政府成员，有的负责占领最重要的机关。用我们已经熟知的军人义务协会主席温贝格的话来说就是：“原先计划到克雷莫夫的军队抵达之际，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经被摧毁，被消灭或者至少不能继续为害，于是留给克雷莫夫的事情就是在城里确立秩序。”莫吉廖夫认为这份行动计划言过其实，因而把主要的任务委托给了克雷莫夫，不过大本营还是指望共和中心的部队提供十分重要的支援。其实彼得格勒的阴谋分子已经决定无论如何也不抛头露面，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仿佛他们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似的。温贝格解释这个谜团是够简单的：原来主管反间谍机关的海曼上校在郊外一所饭店度过了最紧要的时间，而由科尔尼洛夫直接委托来统一首都所有爱国主义团体行动的西多林上校和率领一支部队的杜西梅吉尔上校“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他们”。原定应当“伪装成布尔什维克”出动的哥萨克上校杜托夫后来抱怨说：“我到处奔跑……呼唤大家上街，可是没有一个人跟在我后面。”据温贝格上校说，预定供组织使用的经费被一些重要的参与者私占和吃喝花掉了。根据邓尼金的断定，西多林上校“随身携带组织剩余的最后一些钱，大约有15万卢布躲到芬兰去了”。李沃夫（他在冬宫被捕后我们一直没有提起过他）后来谈到了一个暗中的资助人，他本该把一大笔款项交给那些军官，可是当他来到指定的地点后，发现阴谋分子一个个酩酊大醉，于是决定不把钱拿出来。温贝格本人则认为，如果没有这些确实令人遗憾的“偶然性”，策划就能获得完全成功。但是还剩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聚集在爱国主义事业周围的多半是些酒鬼、盗窃公款者和变节分子？是不是因为每一次历史任务都在动员与之相适应的骨干分子呢？
　　至于阴谋分子的个人情况，事态一开始最上层就处于糟糕状态。用右翼立宪民主党人伊兹戈耶夫的话来说就是：“科尔尼洛夫将军是一位最有声望的将军……在和平居民心目中是这样，然而在军人的心目中却不是，至少在我观察的后方部队中不是如此。”伊兹戈耶夫把涅瓦大街的居民理解为和平的居民。对于前线和后方的人民群众而言，科尔尼洛夫乃是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和令人痛恨的人物。
　　被任命为第三骑兵军指挥官的克拉斯诺夫是一个保皇派人物（不久他就在威廉二世那里谋得了一个侍从的职务），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科尔尼洛夫有意要干一件大事，自己却留在莫吉廖夫这座由土库曼人和突击队员守护的宫殿里，仿佛他自己也不相信能取得成功。”针对法国记者克洛得·阿内向科尔尼洛夫提出的问题：在决定性时刻他本人为什么没有去彼得格勒？这位阴谋的主使回答说：“我病了，我发作了严重的疟疾，我连平时的精力都没有。”
　　不胜枚举的偶然性简直太多了：当事情预先注定要走向毁灭的时候，它便总是这样的。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的阴谋分子一直在自我陶醉的傲慢（表现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与在第一个障碍面前就表现出十足的沮丧之间摇摆。问题不在于科尔尼洛夫的疟疾，而在于沉重得多的、预后不佳的和无药可医的疾病，它使有产阶级的意志陷于瘫痪。
　　立宪民主党人一本正经地否认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意图，他们把它理解为罗曼诺夫王朝的复辟。好像问题就在这里！科尔尼洛夫的“共和主义”丝毫也没有妨碍保皇派人士卢科姆斯基同他配成一对，就像俄罗斯人民同盟主席罗曼斯基—科尔萨科夫同他配成一对一样。后者曾在起事当天致电科尔尼洛夫：“我热切地祈求上帝帮助您拯救俄罗斯，我愿让自己完全听从您的指挥。”拥护沙皇制度的黑帮分子也没有在廉价的共和旗帜面前止步不前。他们明白，科尔尼洛夫的纲领就在他本人身上，就在他过去的经历之中，就在他的哥萨克制服镶条之间，就在他的社会关系和财政来源里面，而主要是在他为割断革命的喉管而做的实实在在的准备当中。
　　科尔尼洛夫在文告中自称是“农民的儿子”，他把政变计划完全寄托在哥萨克和山民身上。在向彼得格勒进军的部队中，一支步兵队伍也没有。将军那里不存在沟通庄稼汉的途径，他甚至也不打算开辟这样一条途径。在大本营属下的确是有一个某位“教授”作为土地改革人士，他准备答应分给每个士兵虚构出来数量的俄亩土地。可是，就这个主题起草的文告甚至都没有印发：对吓跑和疏远地主的理由十足的担心使得将军们阻止在土地问题上进行蛊惑煽动。
　　在那些日子里近距离观察过大本营周围情况的莫吉廖夫农民塔杰乌什说过，士兵中间和农村里面谁也不相信将军的文告：“他想得到政权，至于土地和结束战争的事情他一个字也没有提。”群众在革命的6个月期间无论如何也学会了怎样认清自己的切身利害问题。科尔尼洛夫给人民带来的是战争，要他们去保卫将军们的特权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他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别的东西，他们也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别的东西。阴谋分子自己事先也清楚，要依靠农民组成的步兵（更不用说工人了）是不可能的，这反映出科尔尼洛夫集团已经被社会遗弃了。
　　大本营的外交人士特鲁别茨科伊曾经描绘出了一幅政治力量的图景。它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错误的，那就是“屈从各种鞭打”的冷漠情绪。它在人民中间一点影子都没有了；相反，群众看起来只是在静候鞭子的威胁，实际却表明在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怎样的力量源泉和自我牺牲精神。评价群众情绪方面出现的错误使其他一切盘算都化作了泡影。
　　阴谋活动团伙里的人什么也不习惯，如果没有社会下层，没有工人的劳力，没有炮灰，没有勤务兵、仆人、文书、司机、搬运工、厨娘、洗衣工、扳道工、电报员、马夫、车夫，他们什么也干不了。然而所有这些毫不起眼却又不可胜数和必不可少的人类的小螺丝钉是拥护苏维埃和反对科尔尼洛夫的。革命无处不在，它在各个地方发生，使阴谋受到蒙蔽。革命到处都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和自己的双手。
　　军事教育的标准就是士兵背着长官也像当着他的面那样行动。然而1917年的俄国士兵和水兵当着指挥官的面也不执行正式发布的命令，怀着热切渴望的他们对革命的命令一听就心领神会，而且通常在命令传达到他们之前就出于自己的主动去执行它。人数多得数不清的革命公仆、革命的侦探、情报人员、战士既不需要督促，也不需要监视。
　　从表面看阴谋是在临时政府手里消灭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则给予了协助。而实际上斗争是通过截然不同的渠道进行的。就在克伦斯基独自一人弯着腰用脚步度量冬宫的镶木地板时，城防委员会——同时称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开展了广泛的工作。从清早开始，电报指令就经由铁路和邮政—电报局的员工以及士兵散发出去了。情况就如达恩当天所报告的那样：部队的一切调动要按照临时政府的命令并且要有人民城防委员会的副署才能实施。”如果撇开礼貌用语不谈，那么这就等于是城防委员会在以临时政府的招牌掌管军队。同时，它开始动手端掉科尔尼洛夫在彼得格勒城里的巢穴，在军事学校和军官团体里面进行了搜查和逮捕。大家感觉到城防委员会的手无处不在。人们却很少注意到那位总督。
　　下层苏维埃组织同样没有坐等上层的命令。它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各个城区。在临时政府动摇最厉害的时刻以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克伦斯基进行令人厌倦的谈判的时刻，各城区苏维埃相互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做出了决定：宣布区际会议不间断地举行；把自己的代表派进执行委员会设立的指挥部；组建工人民警；由各区苏维埃对政府特派委员实行监督；组织巡逻队拘捕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人。总而言之，这些措施等于不仅侵犯了相当多的临时政府职权，而且侵犯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些职权。高层苏维埃机关在形势逻辑强有力的挤压下，只得把位置让给了下层机关。彼得格勒各城区在斗争舞台上的表演很快就改变了斗争的方向和规模。苏维埃组织无穷无尽的活力在这次尝试中重新焕发出来了。在紧要关头被妥协主义上层领导置于无能为力境地的苏维埃组织，在群众的支持下从下层重新恢复起来了。
　　对于鼓舞各城区的布尔什维克而言，科尔尼洛夫叛乱根本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件。他们事先预见到了这一点，也对此提出了警告，并且第一个走上了战斗岗位。早在8月27日举行的两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索科利尼科夫就通报说，为了把危险告诉人民和做好城防的准备，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它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布尔什维克表示愿意同执行委员会各机关协调自己的战斗行动。在当夜举行的有很多部队代表参加的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会议上，做出了下列决定：要求逮捕所有的阴谋分子，把工人武装起来，为他们从士兵中选派教官，确保从下层组织首都的防御，同时准备建立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革命权力机构。军事组织在卫戍部队各部组织了集会。士兵们应召进入战斗状态，以便—听到警报便行动起来。
　　苏哈诺夫写道：尽管布尔什维克处于少数，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当中领导权还是属于他们，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还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如果委员会想采取重大的行动，它必定是采取革命行动”，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拥有切实的手段”来采取革命行动，因为群众跟他们走。紧张的斗争到处都使最积极和最勇敢的分子脱颖而出。这种自动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抬高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增强了他们的影响，使主动权集中掌握在他们手里。甚至在那些他们居少数的组织中，实际领导权也转到了他们那里。离城区、工厂、兵营越近，布尔什维克就占有越加无可争辩和越加完全的统治地位。党的各个支部都行动起来了。在各大工厂的车间，布尔什维克都在有组织地实行连续不间断的值班。在党的区一级委员会里面，值班的则是小企业的代表。从基层的工作间通过各区直到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在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的各个组织的直接压力下，城防委员会承认，为了保卫工人街区和工厂，把一些工人群体武装起来是恰当的。群众所需要的仅仅是对这种做法的批准。据工人报刊报道，在各个城区，“盼望参加赤卫队的人旋即排起了长队报名”。以各种枪械的使用和射击为内容的训练开始了。有经验的士兵被选派来充当教官。29日几乎所有城区都已经成立了战斗队。赤卫队宣称自己已准备好马上派出拥有4万支步枪的队伍。尚未武装的工人组成队伍去挖掘战壕，修建掩蔽所，安装铁丝网。接替萨文科夫担任新任总督的帕利钦斯基（克伦斯基没能使自己的助手维持3天以上）在一份特别声明中不得不承认，当首都城防中需要有人来做工兵工作时，“成千的工人……用自己个人的无偿劳动在几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工程量极大的工作，没有他们协助，这类工作需要好几天”。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帕利钦斯基仿效萨文科夫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唯一的一份报纸，而工人认为它是自己的报纸。
　　普梯洛夫工厂成了彼得戈夫区的抵抗中心。一系列战斗队赶紧建立起来了。该工厂不分昼夜地进行生产，为组建无产阶级炮兵营装配新式火炮。工人米尼切夫指出：“在那些日子里，每昼夜工作16个小时……装配了100门左右的火炮。”
　　不久前建立的维克热利（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简称）不得不马上接受战斗洗礼。铁路员工有特殊理由担心科尔尼洛夫获胜，因为后者把在铁路部门实行战时状态列入了自己的计划。在这方面，下层群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上层。铁路工人拆毁铁路或者在上面堆满杂物，以阻止科尔尼洛夫的部队前进：战争的经验还是很有用的。他们还采取措施把阴谋的策源地莫吉廖夫与外界隔绝起来，无论进入大本营还是从大本营出来都被阻绝了。邮政电报部门的员工开始截留大本营发出的电报和命令，并且把它们或其副本发送给城防委员会。战争期间将军们已经习惯于认为，运输和通信联络——这仅仅是技术问题。现在他们信服了，这是政治问题。
　　极少有政治中立倾向的工会没有等待特别的邀请就占据了战斗阵地。铁路工人的工会把自己的会员武装起来了，派他们沿铁路线去查看情况，拆毁铁轨，并且在桥梁和其他地方设防。工人们以自己的热情和决心推动沾染了官僚习气和立场温和的维克热利继续往前走。金属工会让自己众多的员工置于城防委员会统领之下，并且投入大量经费供其开支。运输工会把自己的交通和技术装备交由委员会支配。印刷工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安排印出了星期一的报纸，以便让居民把握时局发展的方向，同时对报刊实行所有可能的监督中最有效的监督。叛乱将军刚一跺脚，就从地下冒出了无数支大军，不过这是敌人的大军。
　　在彼得格勒四周驻扎的卫戍部队，在大型车站和舰队，各项工作都在夜以继日地开展着。自己的队伍经受了考验，工人们武装起来了，担任前哨警戒的部队沿各条道路前进，与邻近地点以及斯莫尔尼宫保持着紧密联系。城防委员会需要做的与其说是呼唤与号召，不如说是登记与调整。但它的计划结果总是被超越。对将军叛乱的抵抗结果变成了对阴谋分子的围捕。
　　在赫尔森福斯，所有苏维埃组织共同举行的会议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把自己的特派委员派到总督府、指挥部、反间谍机构以及其他最重要的机关。从此，没有他们的签名，任何一道命令都不能生效。电报局和电话局处于监视之下。部署在赫尔森福斯的一个哥萨克团的正式代表（主要是军官）试图宣布保持中立，这是隐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可是第二天，许多普通哥萨克士兵就来到城防委员会，并且声明全团都反对科尔尼洛夫。哥萨克代表首次加入了苏维埃。在这种场合就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尖锐的阶级冲突推动着军官向右走，而普通士兵则向左走。
　　已经完全医好了七月创伤的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发来一份电报宣布：“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已经准备好一接到执行委员会的命令，便起来保卫革命。”在那些天，喀琅施塔得人还不知道，在多大的程度上保卫革命就等于保卫他们自己免遭彻底覆灭，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猜测到这一点。
　　七月危机以后，临时政府很快就做出了撤销作为布尔什维克巢穴的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决定。根据与科尔尼洛夫达成的协商，这一举措由官方正式用“战略原因”加以解释。猜出了其中的别有用心以后，水兵们表示坚决反对。即使在自己已经指控科尔尼洛夫背叛以后，克伦斯基仍然这样写道：“关于大本营背叛的传奇在喀琅施塔得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每一次从那里运走大炮的尝试都在那里直接引起人们的狂怒。”寻找剿灭喀琅施塔得的办法的任务由临时政府委托交给了科尔尼洛夫。他找到了这样的办法：摧毁首都以后，克雷莫夫就得马上派一个旅携带大炮进驻奧拉宁鲍姆，借助海岸大炮的威胁，要求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撤除要塞的武装，并且转移到大陆上来。到了陆地，水兵必将遭到大规模镇压。可是就在克雷莫夫执行临时政府的这一任务的时候，临时政府却不得不请求喀琅施塔得人来把它从克雷莫夫手中解救出来。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打电话给喀琅施塔得和维堡，要它们派出大量部队去彼得格勒。从29日清晨开始，这些部队开始陆续抵达。这主要是布尔什维克的部队，执行委员会的号召要产生效果，就需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认可。根据克伦斯基发出的、与屈辱请求非常类似的指示，在稍早一些时候即从28日中午起，“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其部分水兵因参加七月示威而仍然继续关押在“十字监狱”里）的水兵承担起了保卫冬宫的任务。在不值岗的空闲时间，水兵们来到监狱同被关押的喀琅施塔得人以及托洛茨基、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有其他人见面。“还没有到逮捕政府成员的时候吗？”来访者问道。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还不是时候，你们要把枪放到克伦斯基肩上，朝科尔尼洛夫开火。然后我们再跟克伦斯基算账。”六七月时，这些水兵不是很愿意倾听关于革命战略的论据。在这不足两个月期间，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他们为了进行自我测试和免得后悔而急切地提出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问题。他们自己觉察到了时局发展不可避免的连续性。7月上半月，他们被击溃了，遭到谴责和诽谤；到了8月底，他们成了冬宫抵抗科尔尼洛夫分子最可靠的卫队。而10月下旬他们又将用“阿芙乐尔号”的大炮轰击冬宫。
　　但是，如果说他们同意把对二月体制进行总清算还要继续拖延到某个时候，那么科尔尼洛夫分子军官骑在自己头上的状况，要他们哪怕是多忍受一天也不愿意了。七月危机后临时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长官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站在阴谋分子一边。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撤掉了政府派来的指挥官，安排了自己的人。现在，妥协派人士已经不再大喊大叫喀琅施塔得共和国的分离独立了。但是，事情远非到处都限于同样的变动范围。在有些地方，发展到了流血镇压的地步。
　　苏哈诺夫写道：“在维堡，开始发生了处于盛怒状态又惊慌失措的水兵和士兵群体杀死将军和军官的事件。”不，这不是盛怒的群体，而且在这种场合也未必能说是惊慌失措吧。29日清晨，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给维堡指挥官奧拉诺夫斯基将军，要他把大本营发动叛乱的消息通知卫戍部队。这位指挥官却把电报扣留了一整天，在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时，他却说他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经过水兵的搜查，电报找到了。被当场逮住的将军宣称自己是科尔尼洛夫的同谋。水兵们把这位指挥官连同跟他在一起的两个声称自己是其同伙的军官枪决了。水兵们到波罗的海舰队的军官那里收取签署忠于革命的保证书。当时战列舰“彼得保罗号”有四个军官拒绝签字，并且宣称自己是科尔尼洛夫分子，于是根据全体水兵的决定，他们马上被枪决了。
　　死亡的危险也悬在士兵和水兵们的头上。不仅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而且全国所有的卫戍部队都面临血腥的清洗。根据本部队重新神气起来的军官的举止，根据他们说话的口吻和他们邪恶的眼神，士兵和水兵能够准确无误地预料到在大本营获得胜利的情况下自己将要遭受的命运。在那些气氛特别炽烈的地方，他们赶紧切断敌人的道路，以水兵和士兵自己的清洗来对抗军官们拟议实行的清洗。众所周知，国内战争有它自身的法则，它们无论何时也不会被当作是人道仁慈的法则。
　　齐赫泽立即向维堡和赫尔森福斯发去电报，指责动用私刑是“对革命的致命打击”。克伦斯基同样致电赫尔森福斯称：我要求马上停止极其恶劣的暴力行为。”如果要追究单个私刑（况且请不要忘记革命从整体上说就是私刑）的政治责任，那么在这种场合，责任完全要由临时政府和妥协主义分子来承担，他们在危急的时刻跑过来找革命群众，过后又重新把他们交给反革命军官。
　　就像在政变随时都将发生的莫斯科国务会议期间一样，现在与大本营破裂以后，克伦斯基又在向布尔什维克提出请求：“动员士兵起来保卫革命。”克伦斯基召来布尔什维克水兵保卫冬宫，可还是不允许七月危机的囚徒出狱。关于此事，苏哈诺夫写道：“当阿列克谢耶夫同克伦斯基窃窃私语，而托洛茨基正在蹲监狱的时候，局势变得根本无法忍受了。”不难想象，在人满为患的监狱里弥漫着怎样的激昂情绪。海军准尉拉斯科尔尼科夫记述说：“我们充满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激昂情绪，在如此紧张不安的日子里，它……还把像托洛茨基那样的革命者继续关在‘十字’监狱里……‘多么可恨的懦夫，唉，多么可恨的懦夫，’——托洛茨基同我们一道转圈散步时说道——‘他们必须马上宣布科尔尼洛夫不受法律保护，以便让任何一个忠于革命的士兵觉得自己有权去结果他。’”
　　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一开进彼得格勒，就意味着首先要消灭被关押的布尔什维克。在下达给预定率领先遣部队开进首都的巴格拉季昂将军的命令里，克雷莫夫没有忘记特别指出：“安排好对监狱和囚室的守卫，但是至今还监禁在那里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释放。”“无论如何也不能释放”，这是自四月危机以来米留科夫所鼓励的完整计划。在那些日子里，彼得格勒举行的集会没有一场没有提出释放七月危机被捕者的要求。一个接一个的代表团来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时后者也派出自己的领导人去冬宫进行谈判。一切都是枉然！在这个问题上，克伦斯基显得越来越倔强，因为在头一个半到两个昼夜期间，他认为临时政府的处境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他要让自己扮演可怕的狱吏角色，为将军的绞架看管好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群众在进行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的同时一点也不信任克伦斯基，这并不难理解。事情的关键在他们看来不是在保卫临时政府，而是在捍卫革命。他们的斗争也越来越坚决果敢和奋不顾身。对叛乱的回击是从铁轨间、从岩石中和从空气里涌现出来的。克雷莫夫抵达卢加火车站后，铁路工人以缺乏机车为由顽强地坚持拒绝开动军用列车。哥萨克乘坐的车厢也被两万名全副武装的卢加卫戍部队的士兵团团包围起来了。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可是出现了一种更加危险的情况：相互接触、相互来往、相互理解。卢加苏维埃及时赶印出了关于解除科尔尼洛夫职务的政府公告，而且这个文告马上就在车厢里广泛散发，军官们劝说哥萨克不要相信宣传人员。需要劝说一事本身就是一个不祥之兆。
　　由于接到了科尔尼洛夫下达的继续前进的命令，克雷莫夫借助刺刀要求半小时内把机车准备好。威胁似乎起了作用，尽管又出现了一些拖延，机车还是开来了；可是仍然不能开动，因为前方铁路在整整一个昼夜间遭到了破坏，并且用杂物堆满了。为了摆脱瓦解军心的宣传，克雷莫夫于28日晚上把自己的军队带到了离卢加好几俄里的地方。可是宣传人员旋即深入到那里的村子：这都是些士兵、工人和铁路员工，——他们是摆脱不了的，因为他们无处不在。遭到宣传攻击的克雷莫夫诅咒自己无能为力，他只得徒劳地等候巴格拉季昂；但是铁路工人拦住了野蛮师的列车，就在那几小时内列车同样遭到了攻击。
　　无论妥协主义民主派自己多么优柔寡断，甚至胆怯畏缩，但是它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中再次要半心半意依靠的那些巨大力量，在它面前揭开了取之不尽的行动源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自己的任务并不是在公开的战斗中战胜科尔尼洛夫的军队，而是把军队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无疑是对的。鉴于这样一种路线，布尔什维克当然也就没有反对“妥协主义政策”。相反，要知道这也是他们的基本方法。布尔什维克只不过要求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士兵时刻准备做宣传人员和对敌谈判人员的后盾罢了。对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施加精神影响所需的方式和途径的选择是没有限制的，并且立即被发现了。例如，一个穆斯林代表团被派去迎接野蛮师，以英勇抗击沙皇政权入侵、保卫高加索的著名沙米尔的孙子为首，一批有威望的土著人士被马上找来加入该代表团。山民战士不允许自己的军官逮捕代表团成员，因为这与自古以来的好客的风俗习惯相悖。谈判开始了，而且很快就成了结局的开端。科尔尼洛夫的指挥官以彼得格勒开始发生了德国间谍的暴动为由来解释整个行动。可是直接从首都来的代表们不仅驳斥了发生暴动的事实，而且他们用手里紧握的文件证明克雷莫夫是叛乱分子，他带领军队去反对政府。对此，克雷莫夫手下的军官们还能有什么可反驳的呢？
　　在野蛮师指挥部车厢里，士兵们升起了一面红旗，上面写着：“土地和自由。”参谋长命令卷起红旗，这位中校先生给出的解释是：“仅仅是为了避免同铁路的信号弄混。”参谋部里的人对这种胆小的解释不满，并且把中校逮捕了。当大本营的人说不管拿谁开刀对于高加索山民来说反正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搞错吗？
　　第二天清晨，一位上校带着科尔尼洛夫的命令来到克雷莫夫这里，要他集中整个军的兵力火速向彼得格勒进发，并且“出其不意地”占领它。大本营的人显然是闭眼不看现实，还想碰碰运气。克雷莫夫回答说，本军的部队已经沿着各条铁路线分散了，有的地方还有些部队下车走了，当时仍处在他指挥之下的只有8个哥萨克连队；铁路遭到了破坏，上面堆满了杂物，筑起了堡垒，要继续前进只能通过徒步行军；最后，眼下在首都及其郊区工人和士兵处于战斗状态之际，根本谈不上什么出其不意地占领彼得格勒。由于克雷莫夫本人率领军队实施“出其不意”战役的可能性已经彻底消失，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些部队猜出其中不怀好意以后，要求做出解释。结果不得不把科尔尼洛夫与克伦斯基的冲突告诉它们，也就是说正式把召开军人大会提上了议事日程。
　　克雷莫夫在这个时刻颁布的命令称：今天晚上我从大本营最高总司令那里和彼得格勒收到了关于彼得格勒暴动已经开始的消息……”这种骗人说法的确完全是为对临时政府的公开征伐进行开脱。科尔尼洛夫本人8月29日发布的命令宣称：“荷兰反间谍机关报告说：一、近日内将在整个前线发起攻击，目的是迫使我们业已瓦解的军队后撤和逃跑。二、在芬兰，暴动已经准备就绪。三、准备炸毁第涅伯河和伏尔加河上的桥梁。四、组织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起暴动。”这是萨文科夫早在23日就曾援引过的那个“报告”：荷兰是为了转移视线而被提及的，根据全部资料来看这个文件是由法国军事使团或者是在其参与下伪造出来的。
　　就在那一天，克伦斯基打电报给克雷莫夫说：“彼得格勒十分平静。没有出现任何意料之外的行动。根本不需要您的那个军。”要说有行动应该说也是由克伦斯基本人的战地法令引起的。既然不得不把政府的挑拨行为搁置起来，那么克伦斯基完全有理由认为“没有出现任何意料之外的行动”。
　　看不到出路的克雷莫夫荒谬地试图率领自己的8个哥萨克连队向彼得格勒进军。这多半是做出一个免得后悔的姿态，当然从中什么也得不到。在离卢加几俄里的地方，克雷莫夫遇到了前哨警戒以后，便转身往回走，甚至连打一仗的意图都没有。关于这次唯一的却完全是虚构的“战役”，第三骑兵军军长克拉斯诺夫后来是这样写的：“应当用86个骑兵连和哥萨克骑兵连的兵力去攻打彼得格勒，而实际上只有由8个战斗力不强的哥萨克连队（其中一半没有指挥官）去攻打；这不是用拳头，而是用手指去进行敲击，结果手指头痛死了，而挨打的人却没有什么感觉。”实际上连手指的敲击都没有，因此谁也不会感到疼痛。
　　当时，铁路工人做了自己的事情。列车秘密地开到不是原定的铁路线上去了。有些团没有来到自己所属的师，大炮运到了岔道尽头，指挥部与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络。所有重要车站都有自己的苏维埃铁路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电报员让他们随时都能了解所有事件、一切调动和全部变化的情况。正是那些电报员截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命令。对科尔尼洛夫分子不利的消息很快就被大肆宣扬，迅速传播，四处张贴，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那里。司机、加油工、扳道员都成了宣传人员。科尔尼洛夫分子乘坐的列车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向前移动的，或者说还要糟糕，停止不前。很快就对局势感到绝望的指挥人员显然不急于前进。他们以自己的消极减轻了运输部门反对阴谋分子的工作压力。就这样，克雷莫夫的军队散乱分布在8条铁路线上的车站、会让站和岔道尽头。在地图上追踪科尔尼洛夫分子乘坐的列车的遭遇，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阴谋分子仿佛是在铁路网上面捉迷藏。
　　克拉斯诺夫将军描述了在8月30日夜自己所看到的情景：“我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同样的场景。在路途中，在车厢里，在向他们低首的乌黑和深栗色马匹的鞍背上，坐着或站着龙骑兵，他们当中有一个披着军大衣的狡猾的人。”“狡猾的人”这个称呼很快就变得不可胜数。出发与科尔尼洛夫分子见面的大批代表团从彼得格勒继续来到：在展开搏斗之前，大家都想进行解释。在革命军队那里抱有坚定的希望，认为无须战斗事情就会对付过去。证明这一点的是哥萨克乐意举行会晤。骑兵军的通讯联络人员占据了一台机车，并且向所有路线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向每一辆列车解释目前面临的形势。集会在一场接一场连续举行，参加集会的人不断高喊：我们受骗了！
　　还是那位克拉斯诺夫说道：“别说师里的指挥官，甚至就连团里的指挥官也不能准确地知道他们的骑兵连和哥萨克连队到底在哪里……食品和饲料的匮乏自然会使人们变得更加心生怨恨。这些人……目睹了周围发生的所有这些杂乱无章的事情，并且开始逮捕军官和指挥人员。”组建了自己司令部的苏维埃代表团报告说：“自始至终双方士兵都在互示友好……可以说冲突结束了，我们对此满怀信心。代表团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了。……”代替指挥官掌控部队的是委员会。该军代表苏维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从其成员中挑出了40个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去见临时政府。哥萨克开始大声宣布，他们所等待的只是彼得格勒发出逮捕克雷莫夫和其他军官的命令。
　　8月30日，斯坦凯维奇与沃伊廷斯基一道前往普斯科夫，他描述了自己途中见到的情景。彼得格勒的人以为皇村已经被科尔尼洛夫分子占领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叛乱分子到了那里。“加特契纳什么人也没有……在快到卢加的大路上也没有见到什么人。卢加显得寂静而安宁……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应该是军司令部所在的那个村子。可是那里空荡荡的……原来哥萨克大清早就撤离了此地，朝着与彼得格勒相反的方向开拔了。”暴动滚开了，瓦解了，遁到地底下去了。
　　然而冬宫对敌人仍然有点害怕。克伦斯基试图与叛乱者的指挥人员进行谈判：在他看来，这条途径要比下层民众的“无政府”主动作为更能看到希望。他派代表去见克雷莫夫，“以拯救俄罗斯的名义”请他前来彼得格勒，并且以名誉担保他的安全。不用说，四方受压和完全丧失了发言权的将军赶忙接受了邀请。哥萨克代表也紧随克雷莫夫来到了彼得格勒。
　　各个战线并不支持大本营，只有西南战线做出了较为严重的举动。邓尼金的司令部事先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司令部不可靠的卫兵被换上了哥萨克。27日夜晚，夺占了印刷厂。司令部企图扮演充满自信的局势主宰者的角色，它甚至不准战线委员会使用电报机。但是，幻想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各个部队的代表们开始来到委员会表示支持，询问要不要他们的援助。装甲车、机关枪、大炮都亮出来了，委员会旋即把司令部的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只剩下作战事务的主导权还保留在司令部手里。到28日凌晨3点，西南战线的权力完全落到了委员会手里。邓尼金诉苦说：“任何时候国家都没有显得如此昏暗渺茫，我们无能为力的处境都没有显得如此令人难受和令人沮丧。”
　　在其他战线，事情显得没那么富有戏剧性：总司令们对周围形势的认识比较清楚，对于临时政府特派委员他们怀有潮涌般的友善感情。到29日早晨，冬宫已经收到了不少表示忠诚的电报，它们分别是由罗马尼亚战线的谢尔巴切夫将军、西方战线的瓦卢耶夫将军和高加索战线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发来的。北方战线的总司令是公开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克列姆博夫斯基，斯坦凯维奇在那里任命一个名叫萨维茨基的人做自己的副手。“那时谁都不太熟悉的萨维茨基正是在发生冲突的时刻通过电报任命的，”斯坦凯维奇写道，“他能拿着任何一道命令，哪怕是涉及逮捕总司令的命令，很有把握地去找任何一个士兵群体——步兵、哥萨克、传令员，甚至士官生，而且命令绝对能得到执行……”克列姆博夫斯基毫无困难地就被邦奇—布鲁耶维奇将军取代了。后者后来通过自己的兄弟，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的介绍，成为最早应召为布尔什维克效力的将军之一。
　　在军人团伙的南方支柱——顿河部队的阿达曼卡列金那里，情况要稍好一些。彼得格勒有传言说，卡列金正在动员哥萨克部队，从前线开出的军用列车正在驶向顿河，到他那里去。然而据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阿达曼从远离铁路的一个村镇走到另一个村与哥萨克居民心平气和地交谈。”卡列金行事的确比革命圈子里的人所猜想的要谨慎一些。他早就知道公开发起暴动的时间，但他选定这个时间去“心平气和地”巡视哥萨克村镇，以便在危急时期能置身电报和外界支配之外，同时试探一下哥萨克居民的情绪。27日，他在巡视途中致电自己的副手博加耶夫斯基说：“必须动用全部资金和兵力支援科尔尼洛夫。”但是，他同哥萨克民众的交往恰好证明，实际上他没有什么资金和兵力。哥萨克农夫就是不愿意出来保卫科尔尼洛夫。当叛乱失败的结局开始变得清晰时，所谓顿河“军政府”决定放弃表达自己的意见，直到“真实力量的对比变得明了”为止。多亏采取了这种随机应变的立场，顿河哥萨克上层才做到了及时置身事外。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顿河地区和前线，在军用列车行经的沿途，到处都有科尔尼洛夫的同伙、追随者和朋友。如果根据电文、贺词和报纸文章来判断，他们这些人的数量还是很庞大的。但是事情的奇怪之处就在于，现在正值他们抛头露面的时刻来临之际，他们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许多场合，事情的原因绝对不是出于个人的胆怯。科尔尼洛夫分子军官中间有不少勇敢的人，可是他们的勇气找不到着力点。自从群众行动起来以后，决定局势的因素就不在某个单独的人那里了。不仅大工业家、银行家、教授、工程师，而且大学生甚至勇于作战的军官都被推开、挤开和抛开了。他们从阳台上仔细注视他们面前不断发展着的事态。他们同邓尼金将军一道，除了咒骂自己令人难受和令人沮丧的无能为力之外，再也干不了什么。
　　8月30日，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各苏维埃发布了一道令人高兴的消息，内称“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彻底瓦解了”。但是一时忘记了的是，科尔尼洛夫为自己的事业选择了最具爱国主义情绪的、最有战斗力的和受布尔什维克影响最为有限的部队。瓦解进程就体现在士兵在军官当中发现的是敌人，终于不再相信他们了。为革命而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意味着军队瓦解的加剧，这也正好是算在布尔什维克头上的罪过。
　　将军先生们终于有机会去检验一下革命的抵抗力量，这个革命原先在他们看来显得如此脆弱和无力，它战胜旧制度又是如此偶然。自从二月革命的日子以来，粗野军人式的吹嘘以各种理由一再出现：给我一支可靠的部队，我就会给他们一个厉害看看。2月末哈巴洛夫将军和伊万诺夫将军的经历没有让这些战略家学到任何东西，他们属于格斗过后再挥舞拳头的那类人。文人战略家往往随声附和他们。十月党人希德洛夫斯基断言，假如2月首都有一支“哪怕不是特别强大的部队，但是用纪律和军人勇气凝聚起来了，那么只需几天二月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鼎鼎有名的铁路界头面人物布勃利科夫写道：“要让暴动遭到彻底镇压，只需从前线调来一个纪律严明的师就足够了。”有些身为当事人的军官则要邓尼金相信：“由理解他想干什么的指挥官率领一个可靠的营就能够把整个局势翻它个底朝天。”在古契柯夫担任陆海军部长的时候，克雷莫夫将军曾经从前线来见他，并且建议“动用一个师来清洗彼得格勒——当然，这并非不流血”。这件事没有办成，仅仅是由于“古契柯夫不同意”。最后，为未来的执政内阁准备它自己的“8月27日”的萨文科夫也要世人相信，彻底粉碎布尔什维克只需两个团就足够了。现在，命运为以那位“快活和乐观”的将军为代表的全部这些先生提供了充足机会去检验他们英雄主义盘算的合理性。连一次攻击都没有发动过、备受羞辱和伤尽自尊的克雷莫夫低头哈腰来到了冬宫。克伦斯基没有放过机会跟他一同表演一出令人动容的戏剧，这出戏轻易就能奏效是早就有了保证的。从内阁首脑那里回到陆海军部以后，克雷莫夫拔出左轮手枪自杀了。用“并非不流血”的方式平定革命的企图就这样迅速完结了。
　　冬宫畅快地舒了一口气，决心平稳了结这桩可能引起大麻烦的事情，而且尽可能快地赶紧转向新的议事日程，要继续原先被打断的进程。克伦斯基自己任命自己担任最高总司令，为了维持跟旧军官团的政治联盟，的确很难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物。他选择阿列克谢耶夫出任大本营参谋长，而此前两天，此人差点当上了内阁首脑。经过一番犹豫和协商以后，这位将军接受了这一任命，但并非没有做出令人鄙视的丑态。正如他对自己人所做出的解释那样，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和平地消除冲突。前最高总司令尼古拉·罗曼诺夫的这位前参谋长在克伦斯基手下担任了同样的职务，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由于自己熟悉大本营和在军界上层拥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只有阿列克谢耶夫才能顺利地执行把指挥权从科尔尼洛夫手里平稳地转移到新人手里的任务。”后来克伦斯基企图这样来解释自己的古怪任命。事情恰恰相反！任命阿列克谢耶夫这个自己人只能鼓励阴谋分子继续进行反抗，假如他们有一点点机会这样做的话。实际上阿列克谢耶夫在平定叛乱以后为克伦斯基擢升的原因与叛乱之初萨文科夫受到征召的原因是一样的：无论如何也必须保住通向右边的桥梁。现在新任最高总司令认为同将军们恢复友情是尤其必要的：须知震荡过后必须转而建立牢固的秩序，所以也就需要一个加倍强硬的政权。
　　两天前笼罩着大本营的那种乐观情绪已经荡然无存了。阴谋分子在寻找退路。发给克伦斯基的一份电报声称，科尔尼洛夫“考虑到战略形势”，如果宣布“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的话”，那他愿意和平地交出指挥权。紧随在投降分子这个大的最后通牒之后的是—个小小的最后通牒：他，科尔尼洛夫认为：“逮捕将军们以及军队最必需的其他人士是根本不能容许的。”无比高兴的克伦斯基马上便对对手采取措施，他通过电台宣布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出的军事行动指令对于大家都是必须遵照执行的。关于这件事，科尔尼洛夫本人于同一天致信克雷莫夫说：“结果出现了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意外现象：被指责为背叛和出卖祖国以及因此将被送上法庭的总司令收到了继续指挥军队的命令……”克伦斯基新的收买声明使仍然担心把他们贱卖掉的阴谋分子振作起来了。尽管几小时前发出了“在此紧急关头”不允许进行内部斗争的电报，自己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完全恢复的科尔尼洛夫就派了两个人去见卡列金，要求后者“施加压力”。同时他又向克雷莫夫建议：“如果形势允许的话，您就根据我给您的指令的精神独立行动。”指令的精神就是：推翻临时政府和绞死苏维埃成员。
　　新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前往大本营就职。冬宫做出这一举动仍然十分慎重。其实处于科尔尼洛夫指挥之下的部队只有乔治十字勋章营、“科尔尼洛夫”步兵团、帖金人骑兵团。乔治十字勋章营一开始就站在临时政府一边。科尔尼洛夫团和帖金团被认为是忠诚可靠的；不过其中有一些部队离开了它们。炮兵完全没有处于大本营指挥之下。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对抗。阿列克谢耶夫对科尔尼洛夫和卢科姆斯基进行了礼节性拜访，接着便开始行使自己的职权。在会面时，双方想必都同样使用自己的军人语言贬损新任最高总司令克伦斯基。无论如何拯救国家需要搁置一段时间，这对科尔尼洛夫来说就如对阿列克谢耶夫一样是十分清楚的。
　　然而，正当大本营如此幸运地造成了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的和平态势之际，彼得格勒的气氛变得异常炽烈了。冬宫里的人也在急切地等待来自莫吉廖夫令人放心的消息，以便向他们的人民进行解释。他们以不断提出要求来打扰阿列克谢耶夫。受克伦斯基委托的巴拉诺夫斯基上校通过直通电话诉苦说：“苏维埃大发脾气，只有通过显示权力和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他一些人才能缓和气氛……”这与阿列克谢耶夫的意图完全不相符。将军反驳说：“我十分遗憾地看到，现在我们终于落入了苏维埃强有力的爪子当中，我的担心正在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这个过于亲昵的代词的意思指的是克伦斯基集团，为了缓解刺伤的疼痛，阿列克谢耶夫本人也有条件地加入了这个集团。巴拉诺夫斯基上校的口气跟他是一样的：“但愿我们能从我们已经落入的苏维埃强有力的爪子中挣脱出来。”群众刚刚把克伦斯基从科尔尼洛夫的爪子中解救出来，这位民主派领袖却如此急切地同阿列克谢耶夫达成反对群众的协议：我们要从苏维埃强有力的爪子中挣脱出来。”阿列克谢耶夫毕竟不得不屈从无可挽回的趋势，履行了逮捕几个主要阴谋分子的仪式。科尔尼洛夫被软禁起来，他没有进行反抗，这事发生在他向人民宣布“与其解除我的最高总司令职务，我宁愿去死”之后4个昼夜。来到莫吉廖夫的特别侦讯委员会同时逮捕了交通部副部长、总参谋部的几个军官、没有公布任命的外交官阿拉季因，以及军官协会总委员会的全体现有成员。
　　在胜利之后的最初时刻，妥协派分子做出了强有力的姿态。就连阿夫克先季耶夫也大发雷霆。3天之内，叛乱分子在没有任何指示的情况下离开了前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发出了“消灭叛徒”的喊叫。阿夫克先季耶夫迎合下面这样的主张：不错，原先是应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的要求实行了死刑，因此“要更坚决地对他们本人实施死刑”。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一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两周前还屈服于力主恢复死刑的科尔尼洛夫的莫斯科高级神职人士会议现在却致电临时政府，请求后者基于上帝和基督对他人的爱，保全这位误入歧途的将军的性命。其他的手段也动用起来了。不过，临时政府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进行流血的镇压。当时野蛮师代表团来到冬宫面见克伦斯基，一个士兵在回应新任最高总司令的泛泛空谈时说道：“叛徒指挥官必须受到无情的惩罚。”这时克伦斯基打断了他：“您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服从你们的长官，而一切需要做的事，我们自己会做到的。”此人肯定以为，当他一跺左脚，群众就应当出现在舞台上；而他跺右脚时，群众就应当消失！
　　“一切需要做的事，我们自己会做到的。”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对群众而言是不需要的，即使不是令人怀疑或可以致命的话。群众并没有错：上层完全被主张恢复那种滋生出科尔尼洛夫进军的环境的人占据了。卢科姆斯基说道：“在侦讯委员会成员第一轮审问以后，他们所有人对我们抱着最高程度的善意同情的态度就变得十分清楚了。”这实质上是一些同谋犯和包庇者。军事检察官沙布洛夫斯基在如何瞒骗司法部门一事上为被告提供咨询。各个战线的组织都发来了抗议。“将军们及其同谋不是作为罪犯出现在国家和人民面前，……叛乱分子有充分的自由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络。”卢科姆斯基证实：“最高总司令的参谋部把我们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告知我们。”愤怒的士兵多次企图组成自己的法庭来审讯这些将军，只是因为关押被捕者的地方贝霍夫处于反对革命的波兰师辖区而使他们免遭了镇压。
　　9月12日，阿列克谢耶夫从大本营写信给米留科夫，信中反映出阴谋分子对大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合情合理的愤怒。这个阶级起初怂恿他们行动，而失败以后对他们的命运听之任之。这位将军并非不怀恶意地写道：“您相当清楚，我们社会的某些人士不仅知道这一切，不仅在思想上表示同情，而且尽其所能协助过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耶夫代表军官协会要求维什涅格拉茨基、普梯洛夫召集转过身去背对着失败者的其他最大的资本家，要他们为“那些由思想和学养一致把他们与之紧密相连而又正在挨饿的家庭”立即筹集3万卢布……信的末尾提出了直接威胁：“如果正派的报纸不马上开始为事件进行有力的解释，……科尔尼洛夫将军就会被迫在法庭上大量抖出全部准备情况，与某些个人及团体进行过的所有谈判的情况，以及他们参与其中的情况”，等等。关于这个可怜的最后通牒的结局，邓尼金是这样说的：“直到10月底，大约有4万卢布从莫斯科送到了科尔尼洛夫手里。”在这段时间内，米留科夫总的来说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按照立宪民主党正式的说法，他到“克里木休养去了”。经历了各种惊恐之后，这位自由派领袖确实需要进行休养。
　　侦讯的滑稽剧一直拖延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之时，此后科尔尼洛夫及其同谋不仅可以自由活动，而且可以得到大本营向克伦斯基呈报的所有必需文件。正是这些脱逃的将军发动了国内战争。为了达到把科尔尼洛夫与自由主义者米留科夫以及黑帮分子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联结在一起的神圣目标，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俄国的南方和东方遭到空前的洗劫和蹂躏。国家经济遭到了彻底破坏，红色恐怖被强加给了革命。顺利挣脱了克伦斯基司法调查的科尔尼洛夫不久就在国内战争的前线死于布尔什维克的炮火。卡列金的命运也没有多大区别。顿河“军政府”不仅要求取消逮捕卡列金的命令，而且要恢复他的阿达曼职务。在这种场合，克伦斯基没有放过改变主意的机会。斯科别列夫为了向军人集团道歉来到了诺沃切尔卡斯克。这位民主派部长受到了由卡列金亲自主使的非常厉害的嘲弄。不过，这位哥萨克人将军的胜利得意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以后，被布尔什维克革命从四面八方把自己紧逼在顿河地区的卡列金拔枪自杀了。科尔尼洛夫的旗帜后来交到了邓尼金将军和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手里，他们的名字与国内战争的主要阶段是连在一起的。不过所有这些已经是1918年及其以后年份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