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布尔什维克能在7月夺取政权吗？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禁止举行的游行示威具有规模宏伟的特征，第二天就有不少于50万人参加了示威。苏哈诺夫没有找到足够严厉的词汇来评价论七月危机的“鲜血和污垢”，但他还是写到了：不管政治结局如何，我们除了用钦佩以外，不可能用其他态度来看待这次令人赞叹的人民群众运动。尽管认为它是很危险的，也不能不为其自发的伟大气魄而感到兴奋。”根据侦讯委员会的统计，有29人被打死，114人受伤，双方的损失不相上下。
　　最初妥协主义者承认运动是从下层开始的，没有通过布尔什维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布尔什维克的。但是到了7月3日夜间，尤其是次日白天，官方的评判已经发生了变化。运动被宣布为暴动，而布尔什维克变成了其组织者。亲近克伦斯基的斯坦凯维奇后来写道：“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反对当时由护国主义政党构成的苏维埃多数派的真正暴动。”谴责暴动，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手段：6月时这些人就过分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而现在又武断拒绝相信工人和土兵的运动能够超越布尔什维克的头脑。托洛茨基企图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解释：指责我们造成群众的情绪，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过是力图表达它而已。”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版的敌人所写的书，包括苏哈诺夫的著作当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论点：似乎布尔什维克只是因为七月暴动的失败才隐藏了自己的真正目的，而且是用群众自发运动把它掩盖起来的。可是，难道把好几十万人卷进自己旋涡的武装暴动计划也能够如同宝物一样隐藏起来吗？难道在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不是不得不完全承认公开起义和在众目睽睽之下准备起义吗？如果说7月时谁也没有揭露出这个计划，那仅仅是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机枪手和喀琅施塔得人进入彼得保罗要塞是经过要塞的常备守卫部队的同意的，这个举动（妥协主义者特别强调这是“侵占”）绝对不是武装暴动的行为。坐落在岛上的这座建筑——与其说是作战阵地，还不如说是监狱——看来还能够为败退者做避难所之用，可是不能为进攻者提供任何便利。示威者在急速向塔夫里达宫进发时，途中在最重要的政府大厦旁边没怎么留意就过去了，而要占领这些大厦，有普梯洛夫赤卫队的人马就足够了。他们占领彼得保罗要塞就像占领街道、岗哨和广场一样。要塞作为克舍辛斯卡娅宅邸的邻居是一个额外的推动因素，在后者无论出现什么危险时都可以从要塞出来进行援助。
　　布尔什维克为把七月武装运动转化为一场游行示威尽了一切努力，但是，结果运动到底有没有因为事物的逻辑而超出这个界限呢？要回答这个政治问题比应付刑事指控还要困难。七月危机结束之际，列宁马上就对其做出了评价，他写道：“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从形式上看，这是对事件最确切的描绘。但实质上，这不是普通的游行示威，而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410页）群众一旦无论掌握了何种思想，他们就想把它付诸实施。工人，尤其是士兵虽然信任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树立除非依照党的号召和在党的领导之下，否则不应该采取行动的坚定信念。2月和4月的经验毋宁说教给了他们另外的东西。当列宁在5月说工人和农民比我们党还要革命一百倍时，他毫无疑问是总结了2月和4月的经验。可是群众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总结这一经验的。他们在内心暗暗地说即使是布尔什维克也在拖延和阻挠。七月危机期间，示威者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推翻官方政权，如果根据事态的进展需要这样做的话。在同资产阶级对抗的情况下他们做好了动武的准备。因此，这里存在着武装起义的因素。然而如果说它不仅没有贯彻到底甚至连一半也没有达到，那是因为妥协主义者搅乱了局势。
　　在本书的第一卷里，我详细叙述了二月体制的反常现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革命人民手里得到了政权。事先他们并没有为自己提出这一任务，他们也没有努力去争取政权。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掌握了政权。他们违背群众的意志想方设法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人民不相信自由主义者，但是相信妥协主义者，但是后者自己不相信自己。从他们自己的立场来看，他们也是对的。即使把政权整个地交给了资产阶级，他们依旧还是某种力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他们就必定变得什么都不是了。政权最好是近乎自动地从民主派人士那里滑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灾难是无可补救的，因为它早就包含在俄国民主制毫无价值的本质之中了。
　　七月示威者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苏维埃同意接受政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即使在大多数工人和卫戍部队中的积极分子跟布尔什维克走的首都，由于所有代表制度所特有的惯性定律所起的作用，苏维埃多数仍然属于小资产阶级政党，它们把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危害看作是对自己的危害。工人和士兵在自己的情绪与苏维埃的政策之间，也就是在自己的今天和昨天之间明显感到十分矛盾。他们在为苏维埃政权举行起义时，全然不信任妥协主义多数。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置后者。用武力推翻后者就等于解散苏维埃，而不是把政权交给它。所以在找到革新苏维埃的途径之前，工人和士兵试图用直接行动的方式来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
　　在两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散发的关于七月危机的传单中，妥协主义分子义愤填膺地呼吁工人和士兵去反对示威者，据它们说，这些示威者“企图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由你们选举产生的代表身上”。好像示威者和选举者并非同是工人和士兵的两种不同名称似的！好像选举者就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当选者似的！并且好像这种意志不是要求履行职责——为人民的利益掌握政权，而是某种别的东西。群众聚集在塔夫里达宫周围，他们朝执行委员会高声呼喊的就是那个不知名的工人挥舞长满老茧的拳头奉送给切尔诺夫的那句话：“既然有人把政权给你，你就拿着。”妥协主义分子则用招来哥萨克作为回答。民主派老爷们宁愿与人民打一场内战，也不肯不经流血就把政权拿到他们自己手中。最先开枪的是白卫军。但是，国内战争的政治空气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造成的。
　　工人和士兵正是遇到了来自他们想把政权交给的那个机关方面的武力回击，因此他们失去了目标感。运动的政治核心被从这场威力巨大的群众运动中抽走了。七月事件的进程转化成了一场部分是由武装暴动的形式引起的游行示威。可以蛮有根据地说，这是一次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目的的准暴动，它不允许采用游行示威以外的手段。
　　拒绝政权的妥协主义者同时也没有把它彻底转让给自由主义者。这既是出于害怕他们——小资产者害怕大资产者；也是出于替他们担忧——清一色的立宪民主党人内阁会马上遭到群众推翻。此外，就如米留科夫所正确指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同擅自开展的武装行动的斗争中巩固自己在4月20—21日骚乱过程中所宣称的权利，即根据自己的考虑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武装力量发号施令的权利。”妥协主义者像以前那样继续从坐垫下面盗用自己的权力。为了用武力回击那些把苏维埃政权写在标语牌上的人们，苏维埃实际上不得不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里。
　　执行委员会走得更远，在这些日子里它正式宣布了自己的主权。7月4日通过的一份决议称：“如果革命民主派承认把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是必要的，那么只能由两个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在把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游行示威宣布为反革命暴动以后，执行委员会同时作为一个上层政权形成了，它决定着临时政府的命运。
　　7月5日黎明，当“可靠的”部队开进塔夫里达宫大厦时，其指挥官报告称他的全体部队完全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至于临时政府，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可是反叛者也同意服从作为政权的执行委员会。在交出彼得保罗要塞时，它的守备部队声明自己服从执行委员会也就够了。谁也没有要求他们服从官方当局。就连从前线召回的军队也把自己完全置于执行委员会支配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是由于什么缘故而导致了流血事件的发生呢？
　　假若这场斗争发生在中世纪末，相互厮杀的双方就会引用圣经同样的格言。形式主义历史学家后来就会得出结论，说斗争是由于对圣经条文解释不同而引起的：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和不识字的农民有一种可怕的陋癖，即因为约翰启示录中文句上的奥妙缘故而让人杀死自己，就像俄国的分裂派教徒因为用两个手指还是三个手指画十字的问题而使自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一样。其实在中世纪，为切身利益而展开的斗争隐藏在象征性公式之下的事情并不比今天少见，需要巧妙地把它揭示出来。同样—行福音书诗句，在一些人看来意味着农奴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意味着自由。
　　不过也有新鲜得多和时代相近得多的类似情况，法国1848年6月战斗期间，街垒的两边都传出了同一种呼喊：“共和国万岁！”因此六月战斗被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误认为是由一些人的疏忽和另一些人的狂热引起的误会。实际上，资产者想要的是为自己的共和国，而工人想要的是为大家的共和国。政治口号多半用来掩盖利益，而不能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它们。
　　尽管二月体制有种种反常之处，更何况它还被妥协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天书掩盖起来了，但真实的阶级关系还是够晶莹透彻的。只要别忘记妥协主义政党的两面派本性就可以了。有教养的小资产者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却跟有爵位的地主和制糖厂的厂主结成了盟友。通过苏维埃制度，下层人民的要求往上提到了官僚式国家前面；而执行委员会在纳入苏维埃制度的同时，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掩护。有产阶级之所以“服从”执行委员会，是因为后者把政权转移到了它们一方。而群众之所以服从执行委员会，是因为希望它成为工人和农民的统治机关。塔夫里达宫交织着两种对立的阶级意图，而且两者都用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掩盖起来：一种是出于缺乏觉悟和轻信态度，另一种是出于冷静的算计。斗争不正好就是围绕由谁——是由资产阶级还是由无产阶级——来统治这个国家而展开的吗？
　　可是，如果说妥协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政权，而资产阶级又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那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就有可能掌握权柄吗？在极其紧张的两天时间里，彼得格勒的政权从政府机关手中完全滑落出来了。执行委员会也第一次感到自己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把政权夺取过来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在外省有些地方也可以夺取政权。在那样一种场合，布尔什维克党拒绝举行起义是正确的吗？在首都和一些工业地区的地位得到巩固的它随后可以把自己的统治向全国各地扩展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战争结束之际，没有什么能像克伦斯基短短几个月的执政那样给欧洲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取得胜利提供帮助了，正是它把革命的俄国折腾得精疲力竭，并且给俄国在期望革命新阶段的欧洲作战部队和劳动群众心目中的道义上的威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若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分娩的阵痛缩短4个月（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布尔什维克得到的国家就不会那么衰弱，在欧洲心中的革命威信也会少受一些损害。这样不仅在与德国开展谈判时会给苏维埃带来巨大的优势，而且会给欧洲的战争与和平进程造成最强大的影响。前景太令人神往了！然而，党的领导层没有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光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保住它。10月，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的时机已经到了，而他们最困难的时刻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来临的。需要工人阶级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方可经受住敌人发动的无数次攻击。而在7月的时候，即使彼得格勒的工人也没有做好开展奋不顾身进行斗争这样的准备。他们有可能取得政权，但是他们会表示愿意把它交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本身绝大多数都已经倾向布尔什维克的首都无产阶级仍然没有割断把他们与妥协主义者连接起来的二月脐带。在这一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幻想，似乎用言语和示威就可以获得一切；仿佛吓唬一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可以迫使他们实行与布尔什维克一致的政策。甚至阶级的先进部分也没有认识清楚，可以经由什么样的道路通向政权。列宁不久便写道：“现在的事态表明，我们党在7月3—4日这两天所犯的真正错误，就在于……党认为政治改革还可以通过苏维埃的改变政策而和平发展，但事实上，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陷入了同资产阶级的妥协而不能自拔，被束缚住了手脚，而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了反革命，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和平发展。”（《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43页）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一致和不够坚定，那么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更是如此。7月3—4日，卫戍部队以自己的行动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但是卫戍部队当中终究还有保持中立的部队，它们在7月4日入夜之际已经坚决向爱国主义政党那边摆动过去了。7月5日，中立的团队站在了执行委员会一边，而倾向布尔什维克的团队竭力涂上中立色调。这种局面比前线部队姗姗来迟给予当局的行动自由要大得多。假若布尔什维克在7月4日凭一时冲动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在遭受不可避免的外来打击的情况下，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仅自己不会支持这个政权，而且会阻碍工人起来捍卫它。
　　作战部队的情况看起来还要不利一些。特别是从发动六月攻势的时候起，争取和平与土地的斗争使这些部队对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变得极为敏感。然而，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士兵“自发的”布尔什维主义根本没有与某个确定的政党，与该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领袖是一致的。那个时候士兵寄出的信件十分明显地反映出军队的这种状况。“部长大人和全体主要领导人，请记住，”一个前线的士兵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们对各党的情况很不了解，只知道不远的将来与过去。过去沙皇把你们流放到西伯利亚，投进监狱，而将来我们把你们放到刺刀尖上。”在这字里行间，对失信食言的上层人物极度残忍与承认自己的无奈——“我们对各党的情况很不了解”结合在一起了。反对战争和军官的军队不断进行反抗，为此还利用了来自布尔什维克词典的口号。可是，军队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举行一场把政权交给布尔什维克党的起义。政府从离首都最近的驻军当中挑选出了平定彼得格勒局势所需的可靠部队，它们没有遇到其他部队的积极抵抗，也没有遇到铁路方面的阻挠，政府用军用列车把它们运来了。不满的、抗命的和容易激动的部队仍然处于政治上没有定型的状态。在它们当中，能够给予松散的士兵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统一指导的布尔什维克坚强核心人物实在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妥协主义者为了利用前线来对抗彼得格勒以及农村后方，采用了反动派在3月间曾经对苏维埃枉费心机使用过的那种恶毒武器，而且并非没有成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前线的士兵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不跟你们进行换防；工人不愿意为保证前线的需要而工作；如果农民听信布尔什维克马上夺占土地，那就什么也不会给前线战士留下。为了理解政府究竟是为谁，是为前线战士还是为地主保留土地，士兵们还需要积累经验。
　　站在彼得格勒和作战部队之间的是外省。它们对七月事件的反应本身就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标准，因此也是posteriori（拉丁语：后来。——托洛茨基）解决布尔什维克7月期间回避直接夺取政权的举动是否正确这一问题的重要标准。在莫斯科，革命的脉搏比起彼得格勒来的确微弱不知多少倍。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的会议上出现了异常激烈的争论：有些人，例如像布勃诺夫那样属于党的极左派的成员提出要攻占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局、《俄罗斯言论报》编辑部等等场所，亦即开始走上起义的道路。就其总体特性而言，委员会是温和的，因此它坚决打回了这些提议，它认为莫斯科的群众根本没有准备采取这样的行动。尽管有苏维埃的禁令，委员会还是决定举行游行示威。大批成群的工人高喊着与彼得格勒相同的口号向斯科别列夫广场前进，但是情绪远没有彼得格勒那么激昂。卫戍部队的反应是很不一致的，有几支部队加入了游行，其中只有一支是全副武装的。不久就将郑重参加十月战斗的炮兵战士达维多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证实，七月危机前夕的莫斯科本来没有做什么准备，这次失败给示威的领导人留下了“某种不快之感”。
　　有关彼得格勒事件的消息连同临时政府已经垮台的谣传一起传到了纺织之都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那里的苏维埃已经处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作为预备措施，执行委员会在夜间举行的会议上做出了对电话局与电报局实行监督的决定。7月6日，工厂普遍停工了；大约有4万工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其中许多人还带上了武器，然而当彼得格勒的游行示威无法获胜的事实变得明朗起来时，伊方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苏维埃急忙退缩回去。
　　7月6日晚上，在处于彼得格勒事件消息影响之下的里加，感染了布尔什维克情绪的拉脱维亚轻步兵与“敢死营”发生了冲突，不过这个爱国主义营最后被迫退让了。也就是同一个夜晚，里加苏维埃通过了一份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决议。两天以后，乌拉尔首府叶卡捷琳堡苏维埃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在最初几个月，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只是以党的名义提出来的，从此便成了有些地方苏维埃的纲领，这个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向前迈出了意义最重大的一步。不过，从通过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到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举行起义之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在国内有的地方，彼得格勒发生的事件则成了缓解局部性尖锐冲突的推动力。在下诺夫哥罗德，撤退下来的士兵一直在抗拒重返前线，从莫斯科派到那里的士官生因自己采用暴力强制行为而引起了当地两个驻军团队的愤慨。造成伤亡的枪战的结果是士官生最终投降，并且被缴了械。当局不知去向。由三个兵种组成的讨伐队从莫斯科出发向此地奔来。讨伐队的头目是莫斯科军区司令官、克伦斯基内阁未来的陆海军部长、容易冲动的韦尔霍夫斯基上校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老牌孟什维克欣楚克，后者缺乏军人的气质，后来当过合作社组织的负责人，再后来出任了苏维埃政府驻柏林的大使。可是，现在没有什么人需要他们来镇压了，因为到那时暴动士兵选出的委员会已经完全恢复了秩序。
　　大约也就在那个晚上，也是基于拒绝上前线的同样原因，以黑特曼[1]波卢博齐科命名的那个团5000名士兵在基辅发动哗变，他们夺取了军火库，占领了要塞和军区司令部，逮捕了要塞司令官和警察首脑。城里的恐慌气氛延续了好几个小时，这期间经过军事当局、社会团体委员会和乌克兰中央拉达机关的协同努力，被捕者释放了，而大多数哗变部队被解除了武装。

[1]乌克兰哥萨克首领的称号。——译者

　　在遥远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基于卫戍部队的情绪，布尔什维克觉得自己的地位是如此坚固，以至于尽管在国内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动浪潮，他们还是于7月9日举行了有8000—10000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其中多数是士兵。一支由400人组成的队伍带着大炮，在军区特派委员、社会革命党人克拉科韦茨基率领下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前去平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事态。在举行两个政权体制所必不可少的一系列会议和谈判的两天内，讨伐队被士兵的宣传瓦解到了如此地步，竟使得特派委员赶紧打发它返回伊尔库茨克。不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只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
　　在大多数省城和县城里，情况还要不利得多。例如在萨马拉，当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听到首都爆发战斗的消息后，“仍然在等候信号出现，尽管几乎没有任何人是他们可以指靠的”。当地的一位党员讲述道：“工人开始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好感。”可是期望他们投入战斗是不可能的。士兵就更加不要指望了。至于说布尔什维克组织，那就是：“力量十分薄弱——我们的人很少。在工人代表苏维埃里面，布尔什维克只有几个人，而在士兵苏维埃里面好像根本就没有，并且它几乎全是由军官组成的。”国内微弱的和不友好的反应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外省普遍没有经过战斗就从彼得格勒手里接受了二月革命，掌握新的事实和新的思想的过程要比首都慢得多。为了把笨重的后备军从政治上拉到自己这里来，先锋队需要增加额外的时间。
　　作为革命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人民群众的觉悟状况同样排除了布尔什维克在7月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前线发动的进攻也迫使党阻止举行游行示威。进攻遭受溃败完全是在所难免的。事实上这种溃败已经开始了，但是全国还不知道这个事实。党行事一旦不谨慎，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政府会把因自己轻举妄动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归罪于布尔什维克。必须让进攻行动有充足的时间把自己消耗殆尽。布尔什维克并不怀疑，群众的转变将会很快发生。到那时，要动手做些什么就清楚了。这种盘算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事件也有自己不顾及政治盘算的逻辑，因而这：次它残酷地给了布尔什维克当头一棒。
　　7月6日前线的失败变成了灾难性的，那天德国军队在宽度12俄里[2]和纵深10俄里的范围内突破了俄军的战线。到7月7日，正值镇压和讨伐行动最紧张的时候，溃败的消息在首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过了好几个月以后，即可怕的事情应该是有所缓解，或者至少是更好理解的时候，斯坦凯维奇这个并非最凶狠的布尔什维克敌人仍然提到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事件的连续性”，因为在塔尔诺波里的溃败是紧接着彼得格勒七月危机出现的。这些人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愿意看到事件真实的连续性，它其实就在于在协约国棍棒下开始发起的毫无希望的进攻不可能不导致军事上的大灾难，同时不可能不引起群众因革命受了欺骗而产生的愤怒大爆发。然而，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还不是反正都一样吗？把彼得格勒的行动与前线的失败联系起来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爱国主义报刊不仅不隐瞒失败，相反动用全部力量夸大它的规模，即使会导致暴露军事秘密也不停顿下来：各师和各团的番号被说出来了，它们所部署的范围也被指出来了。米留科夫承认：“从7月8日起，报界开始刊登从前线故意公开发送回来的电报，它们如同炸雷一样震惊了俄国舆论界。”这里面包藏的目的就是：让人震荡、惊恐、发昏，以便更容易把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人捆在一起。

[2]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挑拨行径无疑在前线的事态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就如在彼得格勒大街上那样。二月革命以后，临时政府向作战部队派去了大量的前宪兵和警士。他们当中当然谁也不愿意去打仗。他们害怕俄国士兵甚于害怕德国人。为了使别人忘记自己的过去，他们假装表现出军队最极端的情绪，唆使士兵攻击军官，反对纪律和进攻的声调比谁都高，而且还经常干脆冒充布尔什维克。他们相互保持同谋者之间的天然联系，结成了卑鄙和怯懦的独特团体。经由他们，最为荒诞的谣言在军队里迅速传播开来，超革命表现和黑帮行径就在这些谣言里面混合在一起了。在紧急关头，这些人最先发出引起惊慌的信号。报界曾多次指出过这些警察和宪兵的分化瓦解工作。在军队自身的秘密文件中引用这类说法也并非不怎么常见的事情。可是，最髙指挥机关对此避而不谈，它宁愿把黑帮挑拨分子与布尔什维克混为一谈。如今进攻溃败以后，这种手段便是合法的了；孟什维克的报纸也力求不落在最肮脏的沙文主义宣传后面。通过对“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德国间谍和前宪兵的高调抨击，爱国主义者在把军队普遍状况问题与和平问题压制下去方面暂时来看也不是没有取得成效。李沃夫公爵公开自吹自擂说：“基于我的深刻信念，对于俄国来说，我们在列宁战线上取得的纵深突破的意义要比在西南战线突破德国人阵地重要得不知多少倍。……”这位尊敬的政府首脑在分不清什么场合需要保持沉默方面，与高级宫廷侍从罗将柯十分相似。
　　如果说7月3—4日，阻止群众游行示威的做法取得了成功，那么由于塔尔诺波里的失败的结果，武装暴动就会无法避免地要爆发了。不过，哪怕总共再延缓几天，那还是会给政治局势带来重要变化的。运动马上就将达到更大的规模，不仅会扩展到外省，而且相当程度上会扩及前线。临时政府就会在政治上暴露无遗，它要把罪责加到后方的“叛乱者”身上也就变得无比困难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各方面的处境就会比较有利。然而即使在这种场合，事态还是不能发展为直接夺取政权。能够有把握证实的只有一点：假如武装暴动推迟一个星期爆发，反动派就不能在7月取得那种程度的胜利。正是因为游行示威和前线溃败在时间上的“令人费解的连续性”整体上是指向布尔什维克的，所以从前线滚滚而来的愤怒和绝望的浪涛与从彼得格勒涌出的希望破灭的浪涛迎头相遇了。群众在首都得到的教训实在是太严酷了，以致不可能考虑马上重新开始进行斗争的问题。同时，无意义的失败所引起的痛苦感受也在寻找发泄的渠道。爱国主义者利用它去反对布尔什维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在4月、6月和7月，上场主角都同是自由主义者、妥协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在所有这些阶段，群众都在力求让资产阶级远离政权，但是在不同阶段群众对时局进行干预的政治后果的差别是巨大的。“四月危机”的结果是使资产阶级遭到了损失；兼并政策至少在口头上受到了谴责，立宪民主党蒙受了屈辱，它失去了外交部长的职位。6月，运动是以双方不分胜负结束的：仅仅是对布尔什维克抡起了拳头，可是并没有真的打击它。7月，布尔什维克党被指责为背叛，被击败了并且被剥夺了最必需的东西。如果说4月米留科夫离开了政府，那么7月列宁则转入了地下。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在十个星期期间发生如此急剧的变化呢？十分清楚，当权集团在急剧地向自由派资产阶级方面靠拢。同时，也正是在4—7月这段时间内，群众的情绪也发生了倾向布尔什维克一方的急剧转变。这两种相反的过程在相互紧密依赖中向前发展。工人和士兵越是紧紧围绕在布尔什维克周围，妥协派分子就不得不越加坚决地支持资产阶级。4月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还顾虑自己影响，尚能迎合群众采取一些措施，把米留科夫抛入水中，当然也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救生圏。7月时，妥协派分子则与资产阶级以及军官们一起击败了布尔什维克。所以这一次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政治势力中最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发生重大转变，是它急剧地向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一方靠拢造成的。
　　可是，既然如此，那么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游行示威并且为此承担了责任，他们做得对吗？7月3日，托姆斯基评论列宁的思想主张时说道：“不存在新的革命的希望，现在还不能谈论采取行动。”几小时后党就站到了武装示威的前列，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就绝不号召举行新的革命呢？泥守教条的书呆子在这里看到的是前后不一，或者说还要糟糕，看到的是政治上的轻率举动。例如，苏哈诺夫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在他的《札记》中，留下了不少讽刺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动摇的文字。但是，群众对事件的干预不是依据书呆子的指点进行的，而是在该事件从政治演变本身中产生的时候进行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明白，只有新的革命才能改变政治形势。可是工人和士兵还没有明白这一点。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清楚地看到，需要给强大的后备军以时间，以便让它们从前线进攻的冒险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先进的阶层正是在发生了这种冒险行为的情况下急速走上街头的。因此在他们那里，任务最深刻的激进主义性质跟方法方面的错觉结合在一起了。布尔什维克的警告没有起到作用。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只能用自已的经验来测试形势。武装的游行示威也就成了这样的测试。可是，测试可以不顾群众的意愿，演变成一场总体战，因而也就是决定性的失败。在这样的形势下，党无权继续袖手旁观。以战略考虑为由推卸责任简直等于把工人和士兵出卖给他们的敌人。群众的党必须站在群众所立足的土地上，为的是在丝毫不赞成他们的错觉的同时，帮助他们以最小的代价掌握必然的结论。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对那些日子出现的无数攻击做出回应说：“我们认为无论在谁面前都无须辩白下面这一点：我们不会迫不及待地走到旁边去，我们同意波洛伏策夫将军与示威者‘进行对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干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既不能增加牺牲的人数，也不能把一场混乱的武装游行变成政治起义。”
　　在过去发生的所有革命中，我们看到了“七月危机”的样板，它们通常伴随着各种各样不利的，而且往往是灾难性的结局。这样一段进程就存在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机制中，因为为了革命的成功自己付出牺牲最多和把希望寄托在革命身上最多的那个阶级从革命那里得到的却是最少的。这一进程的规律是十分清楚的。得到了革命政权的有产阶级认为，这事本身可以使革命结束自己的使命，而且它最为关心的是向反动势力证明自己的可靠性。“革命的”资产阶级用来力求博得被它推翻的阶级的好感的那些措施，结果却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群众的失望情绪早在他们的先锋队淡出革命战斗之前很快就涌现出来了。人民觉得，他们可以通过新的攻击完善或者纠正以前他们做得不够坚定的事情。就是从这种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回头看看后备力量，也没有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去努力发起新的革命。另一方面，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阶层仿佛只是在静候下层的暴风雨突然爆发，其目的是试图彻底把人民镇压下去。这就是那种附加的半截子革命的社会与心理基础，这种革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成为了反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1791年7月17日，拉法耶特在马尔斯校场朝试图去国民会议请愿的共和派举行的和平示威队伍猛烈开火，而国民会议掩盖国王政权的背信行为，就如126年以后俄国妥协主义者掩盖自由主义的背信行为一样。保皇派资产阶级期望借助及时的血腥屠杀一举收拾革命政党。还没有觉得自己有足够力量获胜的共和派避开了战斗，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可是他们甚至急于跟请愿者划清界限，这无论如何都是不体面的和错误的。资产阶级恐怖制度迫使雅各宾党人沉寂了好几个月。罗伯斯庇尔在木工普雷那里找到了避难场所，德穆兰也躲藏起来了，丹东则在英国待了几个星期。但是保皇派的挑衅行为毕竟没有获得成功：发生在马尔斯校场的镇压没能阻止住共和派运动朝着胜利前进。于是伟大的法国革命有了自己的“七月危机”，无论在这个词汇的政治意义上还是历法意义都是如此。
　　过了57年以后，“七月危机”在6月份光临了法国，它无比宏伟也更具悲剧性质，所谓1848年“六月危机”带着不可战胜的力量从二月革命中发展起来了。法国资产阶级在自己胜利的时刻便宣布了“劳动权”，就像它从1789年起宣布了许多华美堂皇的举措一样，也像它在1914年发誓在进行自己最后一场战争一样。从华美堂皇的劳动权中间诞生了一批可怜的民族小工厂，在其中工作并为工厂主赢得了政权的10万工人，他们每天得到23个苏的报酬。过了几个星期，在言辞方面慷慨大方、在金钱方面却无比吝啬的共和派资产阶级没有找到带有足够侮辱性的词汇来形容靠国家配额口粮而挨饿的“寄生虫”。2月的过剩诺言和6月之前的蓄意挑衅体现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民族特性。可是即便没有这些，手里掌握着二月的枪械，巴黎工人不能不对华丽的纲领与可怜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每天都在敲击着他们的欲望和良心的不堪忍受的反差做出反应。带着十分镇定的和几乎不加掩饰的意图，卡芬雅克当着整个当权集团的面让暴动扩展起来，这样做是为了更坚决地镇压它。共和派资产阶级杀害了不少于1.2万名的工人，另有不少于两万工人遭到逮捕，这样做是为了让其他人不要再对他们宣布的“劳动权”信以为真。没有计划、没有纲领、没有领导的1848年六月危机好像是在自己的基本要求中受到欺凌和在自己的崇高希望中受到侮辱的无产阶级做出的威力强大和不可避免的反应动作。起义工人不仅遭到了镇压，而且遭到了诽谤。赖德律—罗兰的志同道合者、策烈铁里的前辈、左翼民主派人士弗洛孔煞有介事地对国民议会说起义者被保皇党人和外国政府收买了。1848年的妥协主义者为了从叛乱分子的口袋里发现英国和俄国的金子，甚至不需要战争状态做借口，民主派分子就这样为波拿巴主义开辟了道路。
　　巴黎公社的伟大壮举与1870年九月革命的关系也像1848年六月危机与二月革命的关系一样，巴黎无产阶级的三月起义根本不是具有战略意图的事件，它是由挑衅行为所加剧的各种情况在悲剧形式下凑合一起而引发的，这种挑衅行为是法国资产阶级在因恐惧而派生出恶毒意图之际想出来的。统治集团首先力图解除人民的武装，反对这一计划的巴黎工人则要保卫巴黎，他们第一次企图把它变成自己的巴黎。国民自卫军使他们有了十分接近苏维埃类型的军事组织和以它的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政治领导。由于不利的客观环境和政策错误，巴黎处于跟全国对立的状态，它没有得到外省的理解和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外省出卖了，因此落到了有俾斯麦和毛奇做靠山的狂怒的凡尔赛分子手里。拿破仑三世手下那些腐化堕落的败军之将就成了为温柔的玛丽安娜[3]效劳的刽子手，而玛丽安娜刚刚才被脚穿沉重皮靴的普鲁士人从虚假的波拿巴的怀抱里解救出来。在巴黎公社，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骗局下意识的反应第一次高涨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水平，但是刚刚高涨起来马上又低落下去了。
　　1919年1月柏林的斯巴达克团为期一周的武装暴动同样属于彼得格勒七月危机那样的过渡性准革命类型。由于无产阶级在德意志民族，特别是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十一月革命让国家主权自然而然地转给了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但是无产阶级政治上是同社会民主党一起取得胜利的，而后者再次把自己与资产阶级制度等同起来。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就跟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俄国所处的地位一样。还缺少什么呢？那就是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
　　从11月9日起，德国工人每天都痛切地感觉到，有些东西正在脱离他们的掌控，正在消失，正在从他们的手指缝里滑落。保持胜利成果、巩固自身地位、进行反抗的渴望日甚一日地增强起来。这种准备自卫的倾向就构成了1919年一月战斗的基础。斯巴达克团行动的一周不是基于党的战略考虑，而是基于愤怒的下层群众的压力而发动的。它是围绕保住警察总监职务这么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而展开的，尽管按照其自身倾向，行动代表着一场新的革命的开端。参与领导的两个组织，即斯巴达克团和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感到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不过它们还是走得比愿意走的要更远，与此同时又没有一直坚持走到底。对于承担独立的领导职责来说，斯巴达克团的力量还是太薄弱了。左翼独立党则仅仅在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前面就停止下来了。它变得动摇起来，戏弄起义，仅仅让它来配合外交谈判。

[3]法兰西共和国的拟人象征。——译者

　　一月失败牺牲的人远远没有达到法国“七月危机”那样骇人听闻的数目。但是，失败的政治影响并没有仅仅因为一个被杀害和枪决的统计数字而改变。要说明这一点，指出下面的情况就够了。年轻的共产党在肉体上失去了领导人，而独立党按其方式本身的实质而言，显示出它不能带领无产阶级走向胜利。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七月危机”在德国有好几次激烈表现：1919年的一月行动，1921年的三月战斗，1923年的十月撤退。德国后来的整个历史就是由这一连串事件组成的。没有完成的革命结果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托洛茨基写下这些文字时已经到了1931年5月月初——在我们眼前不流血的、和平的和光荣的（列出的形容词总是同一种东西）西班牙革命如果采用法国历法，那么它正在酝酿自己的“六月危机”，或者按照俄国历法，就是“七月危机”。马德里临时政府沉溺在一堆往往好像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空话当中，它承诺采取广泛措施来对付失业现象和土地过于狭小的问题，然而不敢去触动任何一个旧社会的祸根。联合社会党人协助共和党人暗中破坏革命的任务。要预料工人和农民的愤怒急剧增长还会有困难吗？群众性革命的进程与新当权阶级的政策互相抵触——这就是那种不可调和的冲突的根源，这冲突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要么埋葬第一次革命即四月革命，要么走向第二次革命。
　　尽管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群众在1917年觉得有些界限还不能逾越，但是情绪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许多工人和士兵宁愿把开展起来的运动视为有决定意义的发动。梅捷列夫在五年以后写下的回忆录中用这样的话反映出对时局的想法：“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我们的主要错误就是我们提议要妥协主义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而必须要做的不是提议，而是由我们自己来夺取政权。我们的第二个错误可以说是我们在几乎两昼夜期间都在街上结队游行，而没有立即去占领所有的机关、宫殿、银行、车站和电报局，逮捕临时政府全体成员。”等等。对于起义来说，这样做没有争议。可是，七月运动如果演变为起义，那就几乎等于无疑是埋葬革命。
　　号召进行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援引了这样的观点：二月起义是在没有政党领导的情况下爆发的。”但是二月起义有好几代人斗争制定的成熟任务，而且高踞二月起义之上的有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团体和爱国主义政党这样一些现成的政权教父。相反，七月行动应当为自己开辟完全崭新的历史轨道。包括苏维埃民主派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对它抱着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理解资产阶级革命条件和工人阶级革命条件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别。
　　假如布尔什维克党对七月武装暴动固执地坚持诸如“不合时宜”之类泥守理论空谈的评价，转过来背对着群众，那么这次准起义就会不可避免地落到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以及那些因表达群众愤怒情绪而得志的人的分散和互不协调的领导下，它也就在毫无结果的痉挛之中由于流血过多而衰竭。可是相反，假如领导着机枪手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党拒绝对形势全面做出自己的评判，顺势走上决战的道路，那么起义无疑也会表现出英勇的气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工人和士兵就会夺取政权，然而，这不过是后来为革命毁灭做准备而已。全国范围内的政权问题与二月不同，也不再是由彼得格勒的胜利来决定。外省将跟不上首都的步伐。前线将不会理解也不会接受这场革命。铁路和电报局就会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妥协主义者服务，克伦斯基和前线大本营就会为前线和外省建立政权，彼得格勒就会遭到包围封锁。在它的城墙之内就会出现分崩离析。政府也就有可能把大量士兵运来攻打彼得格勒。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将会以彼得格勒公社的悲剧而告终。
　　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历史道路上的七月岔口进行的干预才排除了分别存在于1848年六月危机气氛中和1871年巴黎公社气氛中两种不同的致命危险。多亏党勇敢地站到了运动前列，它也就有可能在游行示威开始演变为两种势力进行武装较量的时刻制止了群众。群众和党在7月遭受的打击是很大的，然而这不是决定性的打击。牺牲的人只是数以十计，而不是数以万计。工人阶级经过这次考验以后，并没有失去领导，也没有一蹶不振。它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战斗骨干，这些骨干还学会了很多东西。
　　在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事先多年所做的全部工作的成效体现出来了，它们在党教育出来的先进工人进行的斗争中占有自己的地位，但是还没有从党的方面实行直接领导。在四月事件中，党的口号展示了自己的充分活力，但是运动本身还是自发开展起来的。6月的时候，党对外展现出强大的影响。但是群众还是在由对手们从官方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范围里开展行动的。只是到了7月，感受到群众对自己压力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走上街头反对其他一切政党，它不仅以自己的口号，而且以自己对运动实行的有组织的领导决定了运动的根本性质。7月间，团结一致的先锋队的影响第一次以全部力量体现出来了，那时党付出了宝贵代价来保护无产阶级免于溃败，并且为未来的革命和党自身安全提供了保证。
　　米留科夫在谈到七月危机对布尔什维克的意义时写道：“作为技术性的尝试，经验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极其有利的。它向他们指出，他们的事业少不了哪些人员，必须怎样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最后政府、苏维埃和军队能够进行怎样的抵抗……显然，当重复这一经验的时刻来临之际，他们将更系统和更自觉地利用它。”这段话正确地估价了七月经验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后政治发展的意义。但是在享用七月经验教训之前，党必须熬过最为艰难的几个星期。在这期间，目光短浅的敌人却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已经被彻底击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