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大肆诬告的一个月

　　7月4日，已经是夜深时分了，正当工人士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两个执行委员会的两百名成员在两个同样没有结果的会议之间休息感到苦恼不堪的时候，一条神秘兮兮的谣言传到了他们那里：发现了列宁与德国总参谋部勾结的资料，明天报纸就将刊登揭发出来的文件。主席团那些脸色阴沉的预言家穿过大厅走到侧幕后面，在那里不停地协商，即使是亲近他们的人发问，也是十分勉强和支吾搪塞地回答。几乎已经被外界人遗弃的塔夫里达宫里面弥漫着紧张不安的气氛。列宁为德国参谋部效劳？莫名其妙、大吃一惊、幸灾乐祸等心情使代表们分别聚成一个个小群体，他们都显得十分兴奋。七月危机期间十分敌视布尔什维克的苏哈诺夫回忆说：“当然，那些确实与革命息息相关的人当中，谁都一刻没有怀疑过这些谣传是荒谬的。”过去有过革命经历的人，在执行委员会里面只是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三月革命者，即第一波浪潮推出来的那些新宠甚至在苏维埃领导机关中也占据了优势。在外省人、乡里的文书、小店主、工长中间会见到带着明显黑帮分子气质的代表。这些人马上就放肆起来，他们预见到了这一点，早就应该预料到！
　　受到出乎意料的和过于急遽的形势转变惊吓的领袖们力图抢回时间。齐赫泽和策烈铁里建议打电话给各报编辑部，让他们不要把这轰动性揭发材料刊登出来，因为“尚未查证”。各编辑部不敢违背塔夫里达宫的“要求”，只有实力雄厚的《新时代》出版商苏沃林的一个儿子办的一份黄色小报除外。该报次日清晨把一份反映官方意图的关于列宁从德国政府那里接受指示和金钱的文件告诉了自己的读者。禁令就这样打破了，于是一天后所有的报纸都充满了这个轰动性消息。多事之秋的一年中最难以置信的事情就这样出现了：一个革命政党的领袖们，他们数十年的日子都是在跟加冕了的和没有加冕的统治者做斗争中度过的，现在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一概被指控为霍亨索伦王朝雇用的间谍。前所未有的诬蔑渗透进了人民群众的内心，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是在二月革命以后才第一次听到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名字的。无中生有成了头等重要的政治因素，这使得对其内幕进行进一步研究显得很有必要。
　　这份骇人听闻的文件直接来源于一个名叫叶尔莫连科的人的证词，这个英雄人物的面目只能从官方资料中看到：从日俄战争到1913年期间充当反间谍机关的情报人员；1913年，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解除了名誉准尉的职务；1914年，他应召参加了作战部队，并且勇敢地被俘了，后来从事监视战俘的警察工作。然而，集中营的制度到底还是不合这个密探的口味，于是他“根据同志们的坚决要求”——他的证词就是这样说的——去为德国人干事，当然是怀着爱国主义的目的。他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章。4月25日，这位准尉受德国军事当局“调派”越过俄军战线，目的是炸毁桥梁，搜集间谍情报，从事乌克兰独立的斗争和进行单独媾和的宣传。为此目的与叶尔莫连科订约的两个德国军官希狄茨基大尉和里贝斯大尉告诉他，在俄国从事相同工作的，除了名誉准尉本人以外，还有……列宁，此外还顺便提到，这并没有任何实用方面的需要，显然只是为了支撑他的精神。整个事情的根据就是这样的。
　　是什么因素或者说是什么人怂恿叶尔莫连科抛出了牵扯到列宁的证词呢？无论如何也不是德国军官。对日期和事实进行简单的对照便可以把我们领进准尉的智能实验室。4月4日，列宁宣读了相当于是在向二月政体宣战的著名提纲。20—21日，发生了反对继续战争的武装游行示威。此刻，诬陷列宁一事就已具有极其猛烈的性质了。25日叶尔莫连科被“调派”越过俄军战线，5月上半月他与大本营属下的侦查机关勾搭上了，证明列宁的政策有利于德皇的模棱两可的报纸文章暗示列宁是德国的间谍。前线的军官和特派委员在同士兵展开的不可克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每当谈到列宁时选择的词句更是很少讲客气。叶尔莫连科很快就投入了这股潮流。无论是他本人想出了诬陷列宁的那些无稽之谈，还是某个怂恿他讲这话的人从旁边提示他，或者干脆就是反间谍机构的官员与叶尔莫连科一起捏造出这些话，这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诋毁布尔什维克的需求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此类建议无法不产生出来。大本营参谋长、未来国内战争中的白军统帅邓尼金将军自己的见解比沙皇反间谍机关的密探也高明不了多少，他认定或者说假装认定叶尔莫连科的证词有重要的意义，5月16日他用一封相应的信件把这些证词转寄给了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大概与策烈铁里或齐赫泽交换过意见，后两人不得不抑制他高尚的激情：显然，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事情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克伦斯基后来写道，尽管叶尔莫连科指出了列宁与德国参谋部联系，但是还“没有足够的可靠性”。因此，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叶尔莫连科—邓尼金报告被束之高阁。由于叶尔莫连科没什么用处了，反间谍机关便辞退了他，准尉也就到远东去了，并且把从提供两份文献而得到的赏金买酒喝花掉了。
　　七月事件充分展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巨大危险性，它最终还是使得有些人回想起叶尔莫连科的揭发材料。他被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匆匆召回，可是由于缺乏想象力，尽管一再催促，他对最初的证词还是连一个词也补充不了。然而到这个时候，司法部门和反间谍机关已经在开足马力工作了。就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可能的犯罪联系问题，好些政治家、将军、宪兵、商人以及众多不同职业的人士受到了传讯。在这次侦查行动中，那些稳重的沙皇密探的表现，比民主派司法机关的新贵们要谨慎得多。前彼得格勒暗探局长、年高望重的格洛巴切夫将军写道：“关于列宁为了德国金钱而在俄国从事损害俄国的工作这样的消息，暗探机关，至少在我任职期间是不会采用的。”另一个密探、彼得格勒军区反间谍局局长雅库博夫指出：“关于列宁及其同志与德国总参谋部进行勾结一事，我一点也没听说过，同样也不知道有列宁为之工作的那些资金。”沙皇的秘密侦查机关从布尔什维主义刚一诞生起就对其进行监视，可是从它们那里一点有利的证据也挤不出来。
　　然而经过某些人，尤其是政府当局武装起来的人员坚持长时间寻找，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些东西。有个叫布尔施泰因的，据官方说他是个商人，他告诉临时政府要注意“帕尔乌斯所领导的斯德哥尔摩的德国间谍组织”，此人是具有俄国血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知名人物。据布尔施泰因的证词声称，列宁通过波兰革命者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与该组织保持联系。克伦斯基后来写道：“这是极其重要的资料，不过很遗憾不是具有司法性质而是只有间谍性质的资料。一旦加涅茨基来俄国时在边境上把他逮捕，这些资料必定会得到完全无可争辩的证实，可以把它们变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可靠司法材料。”克伦斯基事先就知道应该变成什么。
　　商人布尔施泰因的证词涉及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在彼得格勒与斯德哥尔摩之间的商业活动，这种大概是采用暗语通信方式的战时商业行为看来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种商业行为也没有任何牵连。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报纸上揭露过那位把良好的商业与肮脏的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帕尔乌斯，也呼吁过俄国革命者断绝跟他的一切往来。然而，谁有可能把卷进事件旋涡中的所有这一切弄个水落石出呢？存在着一个设在斯德哥尔摩的间谍组织——这话一听就很明白了。果然，叶尔莫连科准尉的手没能点亮的灯突然在另一头亮起来了。当然在这里免不了会碰到困难。总参谋部反间谍处处长图尔克斯坦诺夫公爵回答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亚历山大罗夫的问话时说过：“З. 布尔施泰因是一个毫不值得信赖的人，他属于那种不择手段的居心叵测类型的生意人。”但是，布尔施泰因的恶劣名声能否妨碍某些人玷污列宁名声的企图呢？不能，克伦斯基没怎么犹豫就认为布尔施泰因的证词是“极其重要的”。侦查行动从此就沿着斯德哥尔摩的足迹展开了。为两个参谋部服务的准尉和“毫不值得信赖的”、居心叵测的生意人的揭发，成为对一个被16000万人民准备推上政权的革命政党的诸多控告中最荒诞的一个控告依据。
　　可是，预备侦查的材料是怎样出现在报纸上的呢？而且刚好是在克伦斯基前线失败的进攻开始转变成一场大灾难，而彼得格勒游行示威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影响不可阻止地增强起来的时刻。这一行为的促成者之一、检察员别萨拉博夫后来在报纸上公开讲述说，当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完全没有可靠的武装力量的情况变得明朗之际，军区司令部决定尝试一下借助激烈的手段在各个团队造成心理上的转折，因而“把该文件的实质通知了接近司令部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代表。出席会议的人确信这个通知将会产生多么令人震惊的印象。从此刻起，政府掌握了多么强大的武器，这就变得十分明晰了”。在进行了如此顺利的实验性测试以后，来自司法部门、司令部和反间谍机关的阴谋家赶紧把自己的发现报告了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答复说，还不能发布官方公告，但是从临时政府现有成员方面来看，“将不会对个人的主动行为加以阻挠”。司令部或者法庭官员的名字公认为对于案件审理是不适宜的，这不是没根据的：为了让骇人听闻的诬告能够畅通无阻，需要“政治活动家”参与。为了适应个人主动行动的要求，阴谋家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个人物。他就是以前的革命者、第二届杜马代表、大吹大擂的演说家和可怕的挑拨者阿列克辛斯基。有一段时间他曾经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极左派。在他的心目中，列宁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在反动年代，阿列克辛斯基建立了一个超级左派的特殊团体，直到战争爆发前身为该团体首领的他一直都侨居在国外，因此战争一开始他就采取超级爱国主义立场，并且马上把揭发为德皇效劳的团伙和每一个人当作自己的专业。为此，他在巴黎与跟他同类的俄国以及法国的爱国主义者联合开展了广泛的调查活动。巴黎外国记者协会亦即盟国与中立国的新闻记者的团体是一个爱国主义色彩很浓，却绝不是过于苛求的组织，它不得不通过一项特别决定，宣布阿列克辛斯基是“不名誉的诬告者”，并且把他从协会清除出去了。二月革命以后，阿列克辛斯基带着这样的鉴定回到了彼得格勒。作为过去的左派分子，他本来企图钻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虽说自己有十足的宽容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还是于4月11日通过一项决议，对他关上了大门，建议他去努力恢复自己的名誉。这说得倒是很轻松！阿列克辛斯基认定说他人的坏话比恢复自己的名誉对自己来说要受用得多，于是他与反间谍机关搭上了钩，以保证自己造谣中伤的本能风行全国。到7月下半月，他连孟什维克也牵扯到自己诬告的旋涡里来了。不再持观望态度的孟什维克领袖达恩在苏维埃官方的《消息报》（7月22日）登出了一封抗议信：“……是结束这个被公开宣布为不名誉的诬告者的功勋的时候了。”受到叶尔莫连科和布尔施泰因鼓舞的忒弥斯[1]不能在自己和社会舆论之间找到比阿列克辛斯基更好的中介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于是他的添油加醋使原有的揭发文件得到了润饰。

[1]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译者

　　社会主义部长们在幕后抗议把这些文件交给报社，其实，两个资产阶级部长——涅克拉索夫和捷列申柯又何尝不是如此。就在公布文件当天的7月5日，佩列韦尔泽夫（政府早已不反对摆脱他了）终于被迫提出了辞职。孟什维克暗示，这是他们的胜利。克伦斯基后来证实，这位部长是因为过分急于进行揭发，妨碍侦查的进行而被免职的。无论如何，如果说佩列韦尔泽夫不是以自己的履职，那就是以自己的离去令大家都感到满意的。
　　就在同一天，季诺维也夫出席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他代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为列宁恢复名誉，并且预防因诬告而可能出现的后果。常务局无法拒绝成立一个侦查委员会。苏哈诺夫写道：“委员会自己也明白，这里侦查的应该不是列宁出卖俄国的问题，而也许仅仅是追查诬告的来源。”但是委员会碰到了司法机关和反间谍机关充满醋意的竞争，后者完全有理由不愿意让他人从旁边来干涉自己的职权。直到此刻为止，苏维埃机关在它们认为需要时让政府机关顺从确实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可是七月危机使政权严重地向右偏移过去了，况且苏维埃委员会一点也不急于去解决自己的这个明显违背其委托者政治利益的任务。妥协派领袖中一些更重要的人物——说实在的，就是一些孟什维克——所关心的是如何保证自己表面上看来与诬告毫不相干，不过也就是仅此而已。在所有无法直接回避作答的场合，他们用几句话就让自己与指控脱开干系，然而他们也没有为放下高高举在布尔什维克头顶那柄有毒的利剑而出一点力。古代的罗马总督彼拉特曾经为这种政策树立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样板。的确，不改变自己的习性，他们还能做别的什么呢？七月危机期间，只有诽谤列宁才能使一部分卫戍部队与布尔什维克断绝关系。如果妥协派人士开展了反对诬告的斗争，伊兹梅洛夫团的那个营想必会停止演奏对执行委员会表示尊敬的马赛曲，就会返回自己的兵营，如果不是去克舍辛斯卡娅宅邸的话。
　　为适应孟什维克的总体路线，承担随之发生的逮捕布尔什维克事件的责任的内务部长策烈铁里，认为有必要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个人并不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有间谍嫌疑（这个举动实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团压力之下做出的），但是他要指控他们从事阴谋活动和武装暴动。7月13日，李伯尔提出了一个实质上是让布尔什维克党不受法律保护的决议，但他认为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我本人认为，针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指控没有任何根据。”这样一些表态引来大家的沉默不语和闷闷不乐：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它们显示出不体面的含糊态度；对爱国主义者而言，它们因不合时宜而显得是多余的。
　　托洛茨基出席了17日举行的两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他说：“形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像我们一样，你们同样在其中进行呼吸。有人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提出了肮脏的指控。（喊声：“这是真的。”喧哗。托洛茨基继续说下去。）在这个大厅里竟然有一些对这种指控表示支持的人。这其中有些只不过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人。（喧哗，主席长时间摇铃来恢复平静）……列宁为革命奋斗了30年，我为反对压迫人民群众奋斗了20年。因此我们不会不对德国军国主义充满憎恨……只有那些不知道革命者为何物的人才会表示在这方面怀疑我们，我曾经因为与德国军国主义做斗争而被德国法庭判处入狱8个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请不要允许任何人在这个大厅里说什么我们是德国的走狗。因为这不是坚定的革命者的声音，而是卑鄙下流的声音。（鼓掌）”上述片段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刊登出来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报刊已经被封闭了。不过必须要讲清楚的是，掌声仅仅是从左侧不大的区域发出来的，另有一部分代表愤怒地大声呵斥，大部分代表则默不作声。然而，即使是克伦斯基的代理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走上讲台来支持官方关于控告的说法，或者哪怕是间接地掩饰它。
　　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与妥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总体上性质温和（因而在十月革命期间斗争采取了更加残酷的形式），工人和士兵两个苏维埃的联席会议于7月10日决定“印发和张贴一份告人民书，其中指出指控布尔什维克党团为间谍的行为是反革命的诬蔑和阴谋”。更加直接依赖政府配合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它在等待侦查委员会的结论，可是这个委员会简直还没有开始着手工作。
　　7月5日，列宁在与托洛茨基交谈时提了一个问题：“他们会不会枪毙我们？”只有这样的想法才可以把盖在骇人听闻的诬陷上面的官方大印解释清楚。列宁认为敌人能够把他们挑起的事端进行到底，因而得出结论：绝不能落到他们手里。6日晚上，满脑子都是将军们训诫的克伦斯基从前线回来了，并且马上要求对布尔什维克采取坚决措施。半夜两点左右，政府做出追究所有“武装暴动”领导人的责任，解散那些参加过造反的团队的决定。派往列宁住所进行搜查和逮捕的部队应该只是进行了搜查，因为主人已经不在家里了。列宁仍然滞留在彼得格勒，躲藏在一幢工人住宅里，他要求苏维埃侦查委员会在排除反革命方面的圈套情况下听取他和季诺维也夫的申诉。在寄送给委员会的一份声明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写道：“早晨（7月7日星期五。——托洛茨基），加米涅夫从杜马得到通知，委员会将于今天中午12点来到一个约定的公寓，我们是在7月7日傍晚6点30分写下这些文字的，并且查明，到此刻为止，委员会还没有出现，也没有把任何有关它自己的消息通知我们……耽搁讯问的责任不能由我们来承担。”苏维埃规避已经答应进行的侦査一事最终使列宁确信，妥协派分子在逃避责任，他们要把镇压交给白卫分子去执行。那时已经成功捣毁了党的印刷所的军官和士官生正在大街上毒打和拘捕对指控布尔什维克为间谍一事进行抗议的任何一个人。于是，列宁最终决定躲藏起来，不是逃避侦查，而是逃避迫害。
　　15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喀琅施塔得当局还不敢封闭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认为不能把自己交给当局的理由：“从刊登在星期天《新时代》报上的前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的一封信当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关于列宁和其他人的‘间谍案件’完全是反革命政党精心策划的。佩列韦尔泽夫十分露骨地承认了他推动这次没有经过审查证实的控告行径，为的是让士兵反对我们党的愤恨情绪（这是原话）高涨起来。昨天的司法部长坦承了这一点！在此时的俄国，没有任何公正审判的保障可言。把自己交到当局手里，就等于把自己交到米留科夫、阿列克辛斯基、佩列韦尔泽夫之流手里，交到已被激怒的反革命分子手里。针对我们的一切指控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国内战争中一个十分平常的插曲罢了。”今天来揭示在国内战争环境下“插曲”这个词的含义，只要回想一下卡尔·李卜克西内和罗莎·卢森堡的命运就够了。列宁是有先见之明的。
　　就在敌方阵容的煽动分子想方设法谎称列宁不知是乘坐汽轮还是潜水艇逃往德国去了的时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多数派连忙岀来谴责列宁逃避侦查。围绕指控的政治实质和猛烈攻击的情况（指控是在这种情况下并且是基于这种情况提出来的）的问题，妥协主义者表现得像是一些公正审判的捍卫者。这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态度中最不合适的一种。执行委员会7月13日做出的决议不仅认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行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而且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团立即无条件和明确地谴责自己的领袖。党团一致拒绝了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可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至少是在其上层，有人因列宁逃脱侦查出现了动摇。在妥协派甚至在其最左翼的成员中间，列宁的销声匿迹引起了普遍的愤怒，而且并非总是如苏哈诺夫举例中看到的是假装出来的愤怒。正如我们知道的，反间谍机关提供的材料的诬告性质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就没有引起丝毫怀疑。他写道：“荒谬的指控烟消云散了。谁也没有用什么来证实它，人们也就不再相信它了。”但是在苏哈诺夫看来，事情仍然是一个谜团，列宁怎么能决定逃避侦查呢？“这根本不是什么非常特别、没有先例和令人费解的事情。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要求对自己进行审判和侦讯，哪怕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说得不错，好一个普通人。然而任何一个普通人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如此切齿痛恨的对象。列宁不属于任何普通人之列，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他善于从形势中做出全部结论，他也很会为了他的生命所服从的那些任务而不去理睬“社会舆论”的摇摆。唐·吉诃德式的行为，以及扭捏作态，都与他无缘。
　　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一起在彼得格勒郊外靠近谢斯特罗列茨克的森林里度过了几个星期。他们不得不在干草棚里过夜和躲雨。不久列宁扮成机车司炉乘坐火车头穿过俄国与芬兰的边界，躲藏在赫尔森福斯警察局长家里，这人以前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后来列宁又搬到靠近维堡的俄国边界处。从9月月底起，他秘密住在彼得格勒，以便在经过4个月的缺席以后在举行起义的时刻出现在公开的舞台上。
　　7月是诬陷行为横行无忌、厚颜无耻、获得成功的一个月，8月间诬陷的气力已经开始枯竭。恰好在诽谤风行了整整一个月以后，自信的策烈铁里觉得有必要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再次指出：“就在实施逮捕的第二天，我对布尔什维克的质询做出了公开答复，我说：我并不认为被指控为7月3—5日唆使举行暴动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德国参谋部有联系。”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少了。要是说得更多一些——那也是不适宜的。妥协主义政党的报刊没有超出策烈铁里所讲的话。可是，既然这些报刊当时无情地揭发布尔什维克是德国军国主义的同谋，那么妥协主义报纸的声音与其他所有说布尔什维克不是鲁登道夫的“同谋”，而是他的爪牙的报纸的号叫实现了政治上的合流。在这场大合唱中，嗓门最高的当数立宪民主党。莫斯科自由派教授的报纸《俄罗斯新闻》报道说，在搜査《真理报》编辑部的过程中，似乎找到了一封德文信件，加帕兰德的一位男爵在信中“对布尔什维克的行动表示欢迎”，而且说行动“在柏林引起了多么喜悦的情绪”。这位德国男爵从芬兰边境清楚地了解到，俄国的爱国主义者需要怎样的信件。这类消息充斥在抵御布尔什维克野蛮行径的文明社会的报刊上。
　　教授们和律师们相信自己所说过的话吗？假如肯定这一点，至少对于首都的领袖们而言就是等于严重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能。即使不是原则方面的和心理方面的理由，就是单凭事务方面的理由，而首先是财政方面的理由，也势必会让指控的荒谬性在他们面前暴露出来。显然，德国政府所能帮助布尔什维克的不是思想，而是金钱。可是，布尔什维克所缺的恰恰是金钱。战争时期，党的国外中心一直在同严重的匮乏做斗争，连100法郎也被当作一个很大的数目，中央机关报一个月或两个月才出一次，列宁也仔细计算自己所写的文稿字数，不要让它超过预算。战争期间，党的彼得格勒组织开支的经费算起来只有寥寥的数千卢布，它们主要用于印刷一些非法传单，两年半时间内在彼得格勒总共也只印发了30万份传单。革命以后，党的人员和资金的流入当然增长得非常明显。工人十分愿意捐助苏维埃和苏维埃政党。劳动派分子、律师布拉姆松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报告说：“在我们的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就开始为苏维埃开展了捐款以及各种各样的缴费、征收和扣除……从清晨到深夜都可以看到有人连续不断地前来塔夫里达宫找我们交纳这类资费的十分令人感动的场面。”越到后来，工人就越发自愿地捐助布尔什维克。尽管党在迅速壮大，钱款收入也在迅速增加，然而就规模而言，《真理报》还是各党派报纸中最小的。回到俄国以后不久，列宁便写信给身在斯德哥尔摩的拉狄克说：“请你们为《真理报》写些有关对外政策的文章，要尽量写得短些，合乎《真理报》的要求（版面很小！篇幅太少！我们正在动脑筋扩大篇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618页）尽管列宁在经济上实行了斯巴达式的制度，党还是没有走出匮乏的困境。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来说，每次给地方组织拨付两三千战时卢布都是十分难办的问题。为了把报纸寄送到前线，不得不在工人中间不断地进行新的募捐。结果能到达战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数量比妥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报纸还是不知少了多少。对这种状况的抱怨从来就没间断过。“我们仅仅生活在有关你们报纸的传闻之中。”有士兵这样写道。4月举行的城市党的代表会议号召彼得格勒的工人3天之内募集当时所缺的7.5万卢布的款项来购买印刷所。这个数目结果超额了，于是党终于买到了自己的印刷所，也就是后来在7月被士官生彻底捣毁的那个印刷所。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影响如同燎原之火一样扩展开了。但是宣传用的物资材料仍然还是非常缺乏的。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生活很少能给诬告提供把柄。那么到底还剩下了什么问题呢？最后，除了列宁是途经德国回来的以外，什么都没有了。然而正是这个时刻摆到没有经验的所众面前，作为列宁与德国政府友好证据的事实，实际上证明了相反的结论：一个间谍假若要途经敌对国家，会在十分保险的情况下暗中行动；只有彻底相信自己的革命家才能下决心、公开违反战时的爱国主义法律。
　　可是，司法部并没有停止执行难以见效的任务：它并非白白地接收了过去的骨干人员，他们是在专制主义的最后阶段受过训练的。那个期间发生过一伙全国都知其名的黑帮分子谋杀自由主义代表的事件，却一直没有系统地揭发出来；倒是有一个基辅的犹太店员被指控饮用了一个基督徒小孩的鲜血。根据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亚历山大罗夫和高等法院检察长卡林斯基签署的文件，7月21日公布了以叛国罪对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范德—帕尔乌斯）提起公诉的决定。刑事法典同样的条款（第51条、第100条和第108条）后来被推到了在7月23日被军队逮捕的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身上。据决定原文称，“作为俄国公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遵照自己与其他人员的预先约定，从事旨在帮助跟俄国处于敌对行动之中的国家，与上述国家的间谍达成为了削弱俄军战斗力而推动破坏俄国的军队和后方的协议。为此，被告用从这些国家得到的金钱，在居民和军队中间开展了号召立即放弃与敌方作战的宣传。而同时出于同样的目的，于1917年7月3—5日在彼得格勒组织武装暴动”。尽管每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至少在首都是如此〉，托洛茨基是怎样从纽约出发，途经克里斯蒂安尼亚和斯德哥尔摩回到彼得格勒的，司法侦查还是认定他犯有过境德国的罪行。看来，司法部门希望不给由反间谍机关提供给它处置的那些文件的可靠性留下任何疑问。
　　这个机关无论在哪里都不是道德的温床。在俄国，反间谍机关同样是拉斯普京制度的藏污纳垢之所。军官团、警察局和宪兵队的渣滓和警备队遭开除的奸细组成了这个平庸、卑鄙和万能的机关的骨干。这些不适合作战的上校、大尉与准尉把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所有部门都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中，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反间谍的封建制度。前警察局局长库尔洛夫抱怨说：“一旦名声远扬的反间谍机关开始介入人民政府机构的事务，情况就变得简直是灾难性的了。”记在库尔洛夫本人账上的就有不少十分蹊跷的案件，其中包括间接参与行刺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案子，然而反间谍机关的活动甚至使得他那经过考验的想象力也为之战栗。他写道，就在“与敌方间谍斗争……执行得很不得力”的同时，出于敲诈的目的，常常出现一些分明是强加在根本无罪的人身上捏造的案件。库尔洛夫就遇到过这样一件案子，他说：“令我非常害怕的是，我听见了一个我以前在警察局任职时知道的一个因为敲诈而被开除的秘密间谍的化名。”一个名叫乌斯季诺夫的外省反间谍局长（战争爆发前他是公证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与库尔洛夫大致相同的语句描绘反间谍机关的习惯做法：“搜罗案件的侦查机关自己捏造材料。”用这位告发者本人的话来检验该机关的水平更有教益。乌斯季诺夫谈到二月革命时写道：“俄罗斯毁灭了。它成了德国间谍用德国金钱制造的革命的牺牲品。”这位爱国主义公证人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并不需要多加说明。“反间谍机关关于列宁以前的活动，关于他跟德国参谋部的联系，关于他收受德国黄金的报告是如此令人信服，它们足以马上把他送上绞架。”克伦斯基居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仅仅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叛徒。“劣等犹太律师萨什卡·克伦斯基执掌国家大权尤其令人错愕，甚至简直是令人愤怒。”乌斯季诺夫还指证克伦斯基说，“众所周知，他是出卖自己同志的奸细”。正如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法国将军安瑟勒姆1919年3月之所以离开敖德萨，不是迫于布尔什维克的进逼，而是因为收到了一大笔贿赂。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的？不是的，“布尔什维克与此无关。那是共济会成员活动的结果。”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二月革命后，这个由诡计多端的人、造假者和敲诈者组成的机关很快委托给从侨居地回国的爱国主义社会革命党人米罗诺夫进行监管，副部长、“人民社会党人”杰米扬诺夫用下面这样的话描述他：“表面上米罗诺夫给人以良好的印象……可是，如果说我看出这是一个不完全正常的人，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可以相信这一点，一个正常人未必会同意领导一个应该干脆解散的机关，还要把升汞涂在墙上进行消毒。由于革命引起行政方面发生的混乱，反间谍局划归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管辖，而这是一个行事不可思议地草率以及在处理经费方面完全是一团糟的人。还是那位杰米扬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过，他的部长“在苏维埃几乎不享有任何威信”。在米罗诺夫和佩列韦尔泽夫的庇护下，这个被革命吓得胆战心惊的侦查机关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并且使自己的老一套活动方式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势。6月间，甚至左翼倾向的政府报纸也开始刊登反间谍机关高级官员所犯下的敲诈钱财以及其他罪行的消息，其中包括该机关两名要员，也是倒霉的米罗诺夫最亲密的助手休金和布罗伊。在七月危机爆发前一个星期，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迫于布尔什维克的压力向临时政府提出了立即对反间谍机关进行检查的要求，同时要有苏维埃代表参加。这样一来，密探们就有了自己本位主义的，更确切地说是自私的理由来尽可能迅速和凶狠地打击布尔什维克。顺便指出，李沃夫公爵签署了一项法律，赋予反间谍机关将被捕者关押三个月的权利。
　　指控以及公诉人本身的性质难免会产生一个问题：性格向来正常的人怎么能相信或者哪怕是假装相信明显又十足荒谬的谎言呢？反间谍机关要在战争、失败、破坏、革命以及残酷的社会斗争所造成的气氛之外来取得成绩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从1914年秋天起，俄国统治阶级就一事无成，脚底下的土地在塌陷，任何情况都无力应付，灾难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可以不去寻找替罪羊吗？高等法院前检察长扎瓦茨基回忆说：“完全健全的人在恐慌的战争年代也喜欢怀疑在那些看来实在无疑是没有背叛的地方存在着背叛。在我任检察长期间出现的大多数这类案子都是被人虚夸的。”与恶毒的间谍一道充当了这类案件的始作俑者的是没有头脑的庸碌之徒。可是，迅速蔓延的战争狂想变态已经与革命前的政治冷热症结合起来了，而且开始在结出更加古怪离奇的果实。自由主义者和四处碰壁的将军们一起到处全面寻找德国的代理人。宫廷奸党被认为是亲德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至少宣称整个拉斯普京团伙是在波茨坦的指令下开展活动的。有人大张旗鼓地公开指责皇后是奸细，甚至在宫廷圈子里也认为她要为击沉基奇纳将军来俄国所乘坐的那艘船舰承担责任。右翼分子也自然会予以报复。扎瓦茨基谈到，作为内务部副大臣的别列茨基在1916年年初的时候企图制造反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工业家古契柯夫的案件，指控他“在战争时期从事了类似叛国的活动……”曾经同样担任过内务部副大臣的库尔洛夫揭露了别列茨基的立功计划，他自己同样追究米留科夫：“他以自家看门人的名义收到了通过邮局汇来的20万卢布的‘芬兰’金钱，又为祖国做了些什么诚实的工作？”加在芬兰二字上的引号应当说是指案件涉及德国的金钱。然而米留科夫完全享有当之无愧的憎恶德国者的名声！政府圈子里的人一般认为所有反对派政党都在用德国金钱开展活动是有证据的。1915年8月，当人们等待因为预定中的解散杜马一事面引起骚动时，被认为差不多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的海军大臣格里戈罗维奇在政府会议上说道：“德国人开展了强有力的宣传，并且向反政府组织提供了大量金钱。”尽管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对这类诽谤愤恨不已，他们还是不打算停止对自己左边的人进行诽谤。根据齐赫泽在战争初期发表的半爱国主义言论，杜马主席罗将柯写道：“后来的结果证明齐赫泽靠近了德国人。”哪怕想找到一点证据的影子，也是徒劳！
　　在自己撰写的《第二次俄国革命》一书中，米留科夫说道：“‘含混资料’的作用在2月27日的革命中根本不清楚，不过根据后来全部事态来判断，要否认它的作用也是很困难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今的反动斯拉夫主义者、德国血统出身的彼得·冯·司徒卢威说得更加明确：“当德国暗中策划和暗地预谋的俄国革命取得成功之时，俄国实质上退出了战争。”司徒卢威与米留科夫一样，他所指的不是十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关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代表拟订的自由大宪章——有名的“一号命令”，罗将柯写道：“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一号命令的根源在德国。”师长巴尔科夫斯基将军告诉罗将柯：“大量的一号命令印刷品是从德国战壕送到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当上陆海军部长以后，在沙皇时期曾被人企图指控为叛国的古契柯夫赶忙把这一指控转而指向左方。古契柯夫给军队下达的四月命令内称：“仇恨俄国的人无疑在为我们的敌人效力，这些人带着以我们的敌手特有的顽强钻进了作战部队，并且看来在执行他们的要求，鼓吹尽快结束战争的必要性。”关于针对帝国主义政策而举行的四月游行，米留科夫这样写道：“撤销两位部长（指米留科夫和古契柯夫。——托洛茨基）职务的任务是直接在德国确定下来的。”参加示威的工人每天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卢布报酬。这位自由主义史学家用德国金钥匙打开了那些曾经把作为政治家的他绊倒的所有谜团。
　　那些中伤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即使不是德国统治者的间谍，也是其不自觉的盟友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者，自己也处于来自右边的同样指控之下。我们听过了罗将柯对齐赫泽的评论。克伦斯基本人也没有得到他的宽恕，“这无疑就是他，由于秘密同情布尔什维克，不过也可能是出于另外的考虑，他推动临时政府”允许布尔什维克返回俄国。“另外的考虑”除了意味着酷爱德国金子以外，不可能表示任何其他的意思。在译成外文的宫廷高级侍从的回忆录里面，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注意到社会革命党领导集团里有很多犹太人，他补充说道：“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类似未来的农业部长和德国间谍维克多·切尔诺夫这样闪闪发光的俄罗斯名字。”这位社会革命党领袖远远不只是在宪兵那里有嫌疑。布尔什维克七月失败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多浪费时间，他们起来中伤农业部长切尔诺夫有与柏林进行勾结的嫌疑，于是这位倒霉的爱国主义者不得不暂时辞去职务，以洗刷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1917年秋，由于爱国主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给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下达了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指示，米留科夫便出来发表意见，他在预备国会的讲坛上通过对原文进行非常周密的句法分析，证明该文件显然是“源自德国”的。不过，指示的文体与所有的妥协派文献一样，的确是很差劲的。没有思想，没有意志，带着恐惧的心情环顾四周，迟到的民主派在自己所写的东西上面堆满了一个又一个的保留条件，把它们变成了从外语翻译过来的很差劲的东西，就如同民主派自身也是外国过去的影子一样。然而，在这件事情上，鲁登道夫根本没有什么罪过。
　　列宁途经德国回国一事给沙文主义蛊惑宣传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可是，资产阶级报刊起初还带着虚伪的友善欢迎列宁，只是在自己完全弄懂了他的社会主义纲领以后，才肆无忌惮地攻击起他的“亲德主义”来了，这似乎是为了更清楚地证明爱国主义在自己政策中只扮演仆从的角色。“土地，面包与和平”？他只有从德国才能带回这些口号。这个时候还没有涉及叶尔莫连科的揭发材料。
　　托洛茨基和另外几个侨民从美国回国途中，在哈利法克斯附近海上被乔治国王的军事检查人员逮捕以后，不列颠王国驻彼得格勒大使馆向报界提交了一份用无法仿效的英式俄语写成的正式通告：“那些乘坐‘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轮船的俄国公民之所以在哈利法克斯遭到扣押，是因为英国政府得到消息，称他们与德国政府资助的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的计划有牵连……”布坎南爵士的通告注明的日期是4月14日：这个时刻不仅布尔施泰因，连叶尔莫连科也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然而，身为外交部长的米留科夫还是不得不通过俄国大使纳博科夫请求英国政府释放托洛茨基以及允许他返回俄国。纳博科夫写道：“根据其在美国的活动，英国政府是了解托洛茨基的，因此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是恶意呢，还是盲目？’英国人耸耸肩膀，他们知道有危险，向我们提出了警告。”不过，劳合·乔治还是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回答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报纸上向不列颠大使提出的质问时，布坎南收回了自己最初的解释，这一次他宣称：“我国政府把一批侨民扣留在哈利法克斯仅仅是为了让俄国政府弄清他们的个人身份，并且到此为止……整个扣留俄国侨民的事件就是归结为这一点。”布坎南不仅是一位绅士，而且是一位外交官。
　　在6月初国家杜马成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已经被四月示威赶出政府的米留科夫要求逮捕列宁和托洛茨基，并且明确地暗示他们与德国进行勾结。托洛茨基在次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迄今为止，米留科夫既没有证实也没有撤销这一指控，他的脑门上留下了卑劣诬陷者的烙印。”米留科夫在《言论报》上回应说，他“的确对列宁与托洛茨基两位先生还在逍遥自在感到不满”，不过他说明必须逮捕他们的理由“不是他们成了德国间谍，而是他们触犯刑法的事做得够多了”。米留科夫是外交官，却不是绅士。在叶尔莫连科有新的发现之前，逮捕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必要性对他而言就已经是十分清楚的；逮捕的司法启动程序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位自由主义领袖在他获准在“法律”形式下采取行动之前很早就在政治上玩弄起激烈的指控来了。
　　关于德国黄金的无稽之谈的作用，在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不要把他与前面提到的俄国驻伦敦大使弄混了）讲述的有声有色的情节中得到了再明显不过的反映。在政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米留科夫基于某种与会议不相干的理由指出：“在促使革命爆发的诸因素中，德国金钱起到了作用无论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这很像是米留科夫，尽管他的方式明显温和了。根据纳博科夫的转述：“克伦斯基仿佛变成了恶魔。他抓起自己的公文包，啪的一声摔到桌子上，大声喊叫起来：‘米留科夫胆敢当着我的面诋毁伟大的俄国革命这一神圣事业，我一分钟也不愿意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这很像是克伦斯基，尽管他的姿态也许更紧张一些。俄罗斯谚语劝诫人们不要往可能必得从中取水饮用的井里吐唾沫。对十月革命感到难受的克伦斯基没有找到任何比德国金钱的神话更好的武器来反对它。米留科夫“诋毁神圣事业”的行为在布尔施泰因—克伦斯基那里变成了诋毁布尔什维克的神圣事业。
　　从皇后、拉斯普京、宫廷圈子经过内阁、司令部、杜马、自由主义编辑部一直延伸到克伦斯基和部分苏维埃上层人士的亲德和间谍嫌疑这条连续不断的链子，以其千篇一律的形式令人感到无比震惊。政治上的对手似乎顽固地坚持不去劳驾自己的想象力。他们简单地把同样一种指控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而且多半是从右边挪到左边。对布尔什维克的七月诬陷绝非从明亮的天空掉下来的；它是惊慌失措和仇恨情绪的结晶，是卑鄙无耻链条上的最后一环，是把现成的诬陷公式向调解昨天的原告和被告之间关系的新终点的转移。统治者的全部遗憾、全部恐惧，他们的全部残酷无情都用来反对那个最左的和再完整不过地体现出革命摧枯拉朽力量的那个政党。有产阶级实际上能给布尔什维克腾出地方，不去为污蔑他们而进行最后的绝望尝试吗？由于长期使用而紧密地卷成一团的诬陷链条势必注定要落到布尔什维克的头上。来自反间谍机关的名誉准尉的揭发只不过是自己身处绝境的有产阶级的梦幻的具体体现罢了。正因为如此，诬告才具有这么可怕的力量。
　　德国间谍机关就其自身而言当然不是梦幻。在俄国的德国间谍比在德国的俄国间谍组织得不知要好多少倍。这里只要提到陆军大臣苏霍姆林诺夫早在旧制度下就被当作柏林信任的人物而被捕一事便足够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德国间谍不仅混入了宫廷和黑帮圈子，而且钻进了左派队伍。奥地利和德国当局从战争之初就加紧与分离主义倾向调起情来，开始与乌克兰以及高加索的流亡者眉来眼去。令人好奇的是，就连1917年4月被招募的叶尔莫连科也在为乌克兰的分离而斗争。早在1914年秋，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曾经在瑞士的报刊上呼吁跟那些落入了奧地利—德国军国主义圈套的革命者断绝往来。1917年年初，托洛茨基在纽约的报纸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李卜克内西的信徒重复了这一警告，因为英国大使馆的特工企图与之建立联系。但是，旨在削弱俄国和吓倒沙皇而与分离主义调情的德国政府与推翻沙皇制度的主张相距遥远。二月革命后德国人在俄军战壕里散发的传单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该传单在3月11日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读过：“起初，英国人与你们的沙皇走在一起，现在他们却起来反对他，因为他不同意答应他们贪得无厌的要求。他们把上帝赐予你们的这位沙皇赶下了皇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他识破并泄露了英国人虚伪、奸诈的图谋。”无论是这份传单的形式还是内容都为其真实性提供了内在的保证。就如不能伪造那位普鲁士中尉霍夫曼一样，也不可能伪造出他的历史哲学。有将军派头的普鲁士中尉霍夫曼认为，俄国革命是在英国暗中决定和策划的。这里面的空洞成分毕竟要比米留科夫—司徒卢威的论点更少一些，因为波茨坦直到最后还在继续指望与皇村单独缔结和约，而伦敦比谁都害怕上述双方单独媾和。只是到了沙皇不可能复位的局面彻底明朗的时候，德国参谋部才把自己的希望转移到革命进程的瓦解威力上来了。不过即使在列宁途经德国回国的问题上，采取主动的也不是德国人，而是列宁本人，而这个主张最初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提出来的。德国参谋部只是接受了这个主意，而且看来也不是没有犹豫过。鲁登道夫对自己说：负担也许将由此而减轻吧？
　　七月事件期间，布尔什维克自己也在为某些出乎意料的和明显是蓄意挑起的破坏活动寻找来自外国的罪恶之手。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曾经写道：“在这里，反革命挑拨行为和德国间谍机关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对此无论什么样的明确答案现在都还很难说出来……剩下的事就是等待真相调查的结果……不过，现在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侦查的结果将会清楚地说明黑帮的所作所为，以及德国的、英国的或者纯粹俄国的，最后或许是上述三者都有的黄金所起的秘密作用。但是，任何司法调查都不能改变事件的政治内涵。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群众没有也不可能被收买。他们既不会为威廉，也不会为布坎南或者米留科夫效劳……导致运动发生的原因是战争，是日益逼近的饥饿，是反动势力的抬头，是政府的愚钝，是前线的冒险进攻，是政治上的不信任以及工人和士兵的革命紧迫感……”在战争与两次革命以后公之于世的全部档案、文献和回忆录都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德国间谍机关对俄国革命进程的干预从来就没有从军事—警察范围上升到更广阔的政治领域。不过，在德国本国爆发革命以后，还有坚持这种说法的必要吗？1918年秋，面对德国的工人和士兵，这个仿佛全能的霍亨索伦王朝的间谍机关显得多么可怜和无能！“我们的敌人派遣列宁回俄国的盘算完全走样了。”米留科夫这样说道。鲁登道夫本人对事情结果的评价则完全不同，他在谈到俄国革命时为自己辩护说：“我不可能推测到它将是我们强大实力的墓穴。”这仅仅意味着两位战略家——决定让列宁回国的鲁登道夫与接受这一决定的列宁——当中，列宁看得更准确和更远大。
　　鲁登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抱怨说：“敌人的宣传和布尔什维主义力图在德国境内达到同一个目的。英国把鸦片给了中国，我们的敌人把革命给了我们……”鲁登道夫归咎于协约国的，正是米留科夫和克伦斯基指控德国的。遭到践踏的历史理性为自己进行了如此残酷的报复！然而鲁登道夫并没有就此打住。1931年2月，他向全世界宣告，为布尔什维克做后盾的是被反对沙皇俄国和皇帝德国的斗争所联合起来的国际财政资本，特别是犹太人的财政资本。“托洛茨基带着由国际资本家提供的大量资金从美国经由瑞士回到了彼得堡。另外有金钱从德国犹太人索尔姆森那里流向了布尔什维克。”（《鲁登道夫大众报》，1931年2月15日）无论鲁登道夫的证词跟叶尔莫连科的证词有多大差别，他们有一点毕竟是相同的：原来，有一部分金钱确实是来自德国，不过不是从鲁登道夫那里，而是从他的死敌索尔姆森那里来的。要把整个问题说得尽量完美，光有这个证据是不够的。
　　可是，无论鲁登道夫，还是米留科夫或者克伦斯基都没有发明这种火药，尽管他们是第一个大量使用它的人。历史上有过“索尔姆森”多位先辈，既有犹太人，也有德国间谍。大革命时期的瑞典驻法国大使格拉夫·费尔森是君主政权、国王特別是皇后的狂热崇拜者，他曾多次向斯德哥尔摩政府呈送过这类报告：“从柏林来的犹太人埃夫莱姆作为赫茨贝尔格（普鲁士外交大臣。——托洛茨基）的密使向他们（指雅各宾党人。——托洛茨基）提供金钱，不久前他又收到了60万利夫尔[2]。”中间派报纸《巴黎革命》也揣测说，在共和派革命期间，“犹太人的外交密使，例如普鲁士国王的间谍埃夫莱姆这类人物加入了灵活善变和反从无常的人群……”还是那位费尔森的报告称：“要是没有被他们收买的无知之徒的支持，雅各宾派……早就灭亡了。”假如说布尔什维克按日给参加示威的人付酬，那么他们不过是追随了雅各宾党人，其实收买“无知之徒”的金钱在两种场合都是从柏林的源头流出来的。20世纪和18世纪革命者行动方式的相似是令人惊讶的，假如这种相似还没有被他们的敌人方面的诬陷更加令人惊讶的相似所超过的话。但是，没有必要局限于雅各宾党人。一切革命和内战的历史始终如一地证明，处境危险或者被推翻的阶级总喜欢不是从自己身上，而是喜欢从外国间谍和密使那里寻找自己倒霉的原因。无论身为学养精深的历史学家米留科夫，还是身为知识浅薄的读者克伦斯基都不会不懂得这—点。可是作为政治家，他们都成了自己反革命职能的牺牲品。

[2]当时法国的银币。——译者

　　不过，在有关外国间谍的革命作用的论点下面，如同在全部大量和典型的谬见下面一样，也存在着间接的历史依据。在自己生存的紧急关头，每个民族都有意或无意地从其他民族的宝库里特别广泛和大胆地借用一些东西。况且，居住在国外的人士或者回到祖国的侨民在进步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因此，新的思想和制度首先就被保守阶层既当作异己的东西，也当作外国的东西。反对城市的农村，反对首都的穷乡僻壤，反对工人的小资产阶级是作为反对外国影响的民族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数百年来，俄国农夫把所有衣着得体的城里人当作德国人。归根结底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布尔什维克的运动被米留科夫说成是“德国人的运动”。不同之处就在于，农夫这样做是诚恳的。
　　1918年已经是十月革命以后了，美国政府的出版局郑重其事地公布了一部有关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关系的文献集。直到没有发现这些看起来是从各国搜集来的文献原文原来是同一架机器打印出来的之前，连许多有文化的和有分析能力的人都相信这种甚至经不起稍作批评的愚蠢捏造。造假者并不跟需求者讲什么客气，显然他们确信，揭发布尔什维克方面的政治需求将会战胜批评的声音。他们并没有错，因为他们因这些文献得到了很好的报偿。其实被大洋把它与争斗的舞台分隔开的美国政府所关心的仅仅是第二等或者第三等重要的事件。
　　可是，为什么政治诬陷依旧还是如此贫乏和单调呢？因为社会心理是吝啬和保守的。它不愿为比达到其目的所必要的付出更多的努力。当它还没有为形势所迫不得不确立新的方式时，它宁愿继续采用旧的方式。不过即使在上述前一种场合，它也会把各种旧成分组合进去，历史上每一种依次出现的宗教并不重新从头创造自己的神话，而只是将过去时代的迷信翻新而已。哲学体系、法律和道德的学说也是按照这样的发展方式形成的，有些人甚至某些天才人物的发展就像培育他们的社会一样，同样不是那么协调的：在同一个人的头脑里，大胆想象与对现成样式的盲目依赖可以相安无事，勇敢的创举与愚蠢的偏见可以和睦并存，莎士比亚以从上古直到他所在时代的题材滋养自己的创作。帕斯卡借助概率论证明上帝的存在。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却又对启示录深信不疑。马可尼在教皇宫邸中建起了无线电报站以后，基督耶稣的代理人却通过无线电传播神秘主义的神赐学说，平时，这些矛盾没有摆脱昏睡状态，可是到发生剧变时，它们便拥有爆炸性力量。在事情威胁到物质利益时，有教养的阶级就会动用人类装载在自己车队里的全部迷信和谬见，如果说旧俄国的主人们借助在他们之前就已被击溃的阶级那里不曾挑选过的舶来品来创建自己堕落的神话，那么还可以对他们过分挑剔吗？事情过去多年以后，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表示仍然相信叶尔莫连科这样的事实。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太过分了。
　　我们说过，战争和革命时期的诬告其单调乏昧令人吃惊，不过，毕竟还是存在着区别，从一堆事实中找出了新的实质。其他政党彼此之间的斗争与它们共同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攻击比较起来，几乎就像是家庭内部的拌嘴。在相互冲突之中，它们好像仅仅是在为了开展另一场决定性斗争而展开演练。即使互相向对方提出勾结德国的激烈指控，它们无论何时也都没有将事情进行到底。7月的情景则不同。在攻击布尔什维克一事上，所有的统治势力：政府、司法部门、反间谍机关、司令部、官吏、市政厅、苏维埃多数派政党以及它们的报刊和它们的鼓动人员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整体。它们之间的那些分歧就像乐队里各种乐器的声音不同一样，只会增强总体的效果。两个卑鄙之徒的荒谬谰言上升到了历史因素的高度。诬告如同尼亚加拉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如果注意到局势（战争和革命）和被告（千百万人拥护的率领自己的党走向政权的革命领袖）的性格，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17年7月是世界历史上诬告达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