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七月危机”：顶点与破灭

　　从这个时刻起，对运动的直接领导终于转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手中了。沃洛达尔斯基是其主要的鼓动力量。动员卫戍部队的任务落到了军事组织肩上。早从3月起，领导军事组织的就是两个老布尔什维克，该组织能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进一步发展要归功于他们二人。波德沃伊斯基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一个个性鲜明和别具一格的人物，他具有初级师范学生出身的老一辈俄国革命家的特征，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尽管是不太守纪律的精力）的人，他富有创造性想象力，不过说实话，其想象力容易转化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波德沃伊希那”[1]这个词由于是从列宁的口里说出来的，因而带有善意讽刺跟事先警告的意味。但是，这种热血沸腾的天性的弱点应该说主要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展现出来的。那个时候大量的机会和手段给了波德沃伊斯基的过剩精力以及他对装饰性事务的嗜好太多的推动力。在为政权而开展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他那乐观主义的决心、忘我牺牲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态度使他成了觉醒了的士兵难以替代的领导者。从前的编外副教授涅夫斯基的性格比波德沃伊斯基平和，但是在对党的忠诚方面并不亚于后者。他原本就不是一个组织家，一年后只是由于一次不幸的偶然事件才担任了一段很短时间的苏维埃政府交通部长。他以自己的朴实憨直、平易近人和细心周到的温和态度博得了士兵的好感。这两位领导者周围聚集了一批士兵和青年军官作为最亲密的助手，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后来发挥过不小的作用。7月3日深夜，军事组织突然间走到了前台。在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承担起指挥职能的波德沃伊斯基的统辖下，建立了一个临时司令部。简短的呼吁书和命令分发到了卫戍部队所属各部。为了防止游行示威受到攻击，遵照命令的要求，在由边远市区通往市中心的各座桥梁上和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交叉点上都部署了装甲车。从当晚起，机枪手就已经在彼得保罗要塞旁边布置了自己的岗哨。通过电话跟急件信差，奥拉宁鲍姆、彼得戈夫、红村以及其他靠近首都地方的卫戍部队接到了明天举行游行示威的通知。当然，总的政治领导还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里。

[1]意思是波德沃伊斯基现象。——译者

　　机枪手直到早晨才回到自己的简易营房，他们疲乏极了。尽管已是7月份，他们还是冷得打战。晚上的一场雨把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淋得没有一根干纱。到上午11点钟，示威者的集会才开始举行，军队的出动还要晚一些。第一机枪团今天又全体上街了。但是它已经不再起着昨天的那种主导作用了。工厂占据了首要位置。昨天还在旁观的那些企业也相继加入了行动。在领导人动摇不定和加以阻挠的地方，青年工人强迫工厂委员会值班的委员拉响停工汽笛。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的波罗的海工厂，5000工人中大约4000人出动了。在长期被认为是社会革命党堡垒的斯科罗霍德制鞋厂，工人的情绪发生了如此急剧的转折，竟使得一个身为工厂老代表的社会革命党人不得不一连几天不敢露面。所有的工厂都举行了罢工和集会。工人们选出了游行示威的领头人和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交要求的代表。数以十万计的人再次从四面八方朝塔夫里达宫进发，有好几万人再次顺路去了克舍辛斯卡娅的独家宅邸。今天的行动比昨天更加庄严也更有组织，现场能看见党的领导人。不过今天的气氛也更炽烈：士兵和工人想方设法要一举解决危机。临时政府备受折磨！因为在示威的第二天，它的无能比头一天还要明显。执行委员会在等候可靠的部队到来，并且收到了各地的报告，内称敌对的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水兵和士兵从喀琅施塔得、新彼得戈夫、红村、红山要塞，从所有附近边缘地区，或从海上或从陆路前进。他们奏着军乐，手持武器，而最为糟糕的是他们举着布尔什维克的标语牌。有几个团完全像2月期间那样带上了本团的军官，做出是在他们指挥下行动的样子。
　　米留科夫记述说：“政府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司令部却送来消息，称涅瓦大街上开了枪。会议决定转移到司令部去举行。到达那里的有李沃夫公爵、策烈铁里、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以及陆海军部长的两位助手。有些时候，政府的处境显得毫无希望。没有追随布尔什维克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谢苗诺夫团、伊兹梅洛夫团的军人对政府宣布，他们将保持‘中立’。部署在冬宫广场保卫司令部的只有一些残疾军人和几个哥萨克骑兵连。”波洛伏策夫将军于7月4日上午发布了马上清除彼得格勒武装团伙的通知；严厉警告居民锁上大门，不是绝对必要不要上街。这个声色俱厉的命令看起来是在放空枪。这位军区司令官能紧急抽调来对付游行示威的兵力只有哥萨克和士官生的小股部队。一天之内他们挑起了几次难以理喻的交火与流血冲突。受命保卫冬宫的第一顿河团的一个哥萨克少尉报告侦察委员会称：“解除路过的小股人群（无论它们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以及武装汽车的武装的命令下达了。在执行这一命令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从宫中跑出来加入步兵队伍，去执行解除武装的任务……”哥萨克少尉的简短叙述准确无误地描绘出了力量的对比与斗争的情景。“叛乱”部队整连整营地走出兵营，占据着街道和广场。政府方面的部队则以小股队伍从埋伏地点发动突然袭击，这正是起义的游击队员该做的。角色发生互换的原因就在于几乎所有的政府武装力量都敌视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保持中立。临时政府依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信任才能生存，而后者本身的维持也要依赖群众寄予它的希望——回心转意，最后夺取政权。
　　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出现在彼得格勒的舞台上使游行示威达到了顶点。前一天，机枪手代表就在这个海军要塞的守备部队中做好了工作。出乎当地组织的意料，根据来自彼得格勒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倡议，水兵们在船锚广场举行了集会。发言的人呼吁大家支援彼得格勒。医科大学生罗沙利是喀琅施塔得的青年英雄之一，也是一个船锚广场喜爱的人，他企图发表要求大家克制的演说，结果数千人的喊声打断了他。已经习惯了与此不同待遇的罗沙利只得走下了讲台。直到深夜才弄清楚，原来是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号召上街游行。这就解决了问题。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喀琅施塔得没有也不可能有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宣布，他们也有意参加游行示威。这些人与克伦斯基同属一个政党，而后者此刻正在前线集结军队来镇压示威者。喀琅施塔得各种组织举行的晚间会议上的情绪就是这样的，就连胆小怕事的临时政府特派委员帕尔切夫斯基也投票赞成向彼得格勒进军。计划拟订好了，漂浮设备也准备好了，为了政治性登陆的需要，从军火库里面取出了75普特弹药。大约1万名全副武装的水兵、士兵和工人乘坐拖轮和客轮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进入了涅瓦河口。他们沿河两岸登陆后加入了游行队伍，皮带上挂着步枪，还带来了军乐队。跟在水兵和士兵队伍后面的是彼得格勒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的工人纵队，它们与赤卫队的队伍相互轮替；装甲车在两侧行驶，游行队伍头顶是无数的旗帜和标语牌。
　　克舍辛斯卡娅宅邸近在咫尺。矮小而瘦弱，长着一头乌发的斯维尔德洛夫是党内最主要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四月代表会议上进入中央委员会。此刻他站在阳台上，像往常一样用自己浑厚的男低音从上面认真地吩咐大家：“游行队伍的先头部分应当向前推进，变成更坚实一些，并且督促后面的队伍赶上来。”卢那察尔斯基从阳台上向示威者致敬，他总是情愿被周围人的情绪所感染。他用自己的形象和语言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发表朗诵诗一般的漂亮演说。虽然他不是很可靠，但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下面的人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他。不过，示威者最想听到列宁本人的声音。顺便说明，当天早晨他就被人从他那在芬兰的藏身之所叫出来了。水兵们是如此执意坚持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以至尽管身体不适，列宁还是不能推辞。下面的人用如同喀琅施塔得海浪一样不可遏止的异常兴奋的情绪欢迎自己的领袖出现在阳台上。像往常一样，列宁有些不耐烦和难为情，等待欢呼声过去。不过在欢呼尚未停息之前，他就开始讲话了。他的这篇在随后几个星期里遭到敌对报刊全力攻击的演说，所用的词句其实比较简单，包括向示威者致敬，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最终会取得胜利；号召大家要沉着坚毅和百折不回。高喊着新的口号，游行示威的队伍在乐队伴奏下再度上路了。在这节庆般的活动与即将流血的日子之间，插入了这一段颇为有趣的情节。喀琅施塔得社会革命党左翼的领导人只是在马尔索沃校场才看到示威队伍前面打出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巨大标语牌，它是队伍在克舍辛斯卡娅宅邸做过停留以后才出现的。出于党派嫉妒心而觉得羞愧至极，他们要求撤除标语牌。布尔什维克拒绝这样做，于是社会革命党便宣布，他们要全体离开。可是水兵和士兵没有一个人跟随这些领导人离去。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政策都是由这种变化莫测的动摇构成的，它们时而是喜剧性的，时而又是悲剧性的。
　　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场大街的拐角处，游行队伍的后卫意外地遭到开枪射击，有几个人受伤。更加猛烈的扫射随后就发生在铸造场大街和潘捷雷莫诺夫大街的拐角处。喀琅施塔得人的领导者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回忆录谈到，对示威者带来猛烈打击的是：“敌人在哪里？他们是从何处，从哪个方向开的枪？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水兵们端起步枪，开始朝四面八方乱射一通，结果导致好几个人伤亡。只不过费了好大的劲才恢复了跟原先差不多的秩序。游行队伍再次在奏乐声中继续前进，不过再没有留下什么节庆兴奋的痕迹。“好像到处都有敌人。步枪已不再平静地扛在左肩上，而是准备随时开火。”
　　这一天在城市各处发生了不少流血冲突，然而不能不把一部分的冲突归结为误解、混乱、胡乱开枪和惊慌失措。这些悲剧性意外事件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额外代价，而革命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额外代价。但是，七月事件中流血挑衅的成分完全是无可争辩的，就在那些日子暴露出来了，后来也得到了证实。波得沃伊斯基讲道：“……当示威士兵开始通过涅瓦大街及其主要是资产阶级居住的邻近街区时，开始出现了冲突的不祥征兆：不知从何处而来的猛烈扫射，也不知是什么人开的枪。……最初游行队伍不知所措，接着最强硬和失去自制的人开始漫无目标地开枪了。”孟什维克康托罗维奇在官方的《消息报》上描述一支工人队伍遭到扫射的情形，他写了下面一段话：“来自多个工厂的6万工人在花园街行进。就在他们从教堂旁边走过的时候，钟楼的钟声响了，好像这就是某种信号，房顶上的步枪和机枪马上一齐开火了。当大群工人奔向街道另一侧时，对面房顶上同样向他们开枪射击。”二月革命期间，普罗托波波夫的“法老”[2]携带机枪藏在屋顶和阁楼里，而现在是军官组织的人在那里开枪。通过对示威人群的扫射，他们在极力制造恐慌和挑起各支部队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方面并非没有成效。经过搜查开枪的那些房子，示威者找到了机枪火力点，有时还发现了机枪射手本人。

[2]革命前警察外号。——译者

　　但是，发生流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没有能力制伏运动，用来进行挑拨却能胜任。晚上8点左右是示威游行处在最炽烈的时刻，而此刻两个拉着轻炮的哥萨克骑兵连前来保卫塔夫里达宫。一路上，哥萨克坚持拒绝跟示威者答话，这本身就是—个坏兆头。他们还在可能得手的地方拦截武装汽车，解除小股单独队伍的武装。哥萨克把大炮拉到了被工人和士兵占据的街道上，这一眼看过去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一切都预示着冲突将要发生。在铸造场大桥旁，哥萨克步步逼近密集的敌对群众，后者在通向塔夫里达宫的道路上已经成功地设置了一些路障。出现了短暂的可怕沉寂，旋即就被邻近房屋里发出的枪声打破了。对此，工人梅捷列夫写道：“哥萨克射出一串串子弹，工人和士兵急忙逃向有掩蔽的地方，或者干脆卧倒在弹雨下面的人行道上，他们就是这样进行回击的。”士兵的火力迫使哥萨克后撤。哥萨克冲到临河的涅瓦大街后，用大炮进行了三通排射（《消息报》同样注意到了用平射炮进行的射击），但是他们被枪械火力压倒，于是朝塔夫里达宫方向撤退。迎面而来的一支工人队伍对哥萨克予以痛击，哥萨克抛下大炮，马匹和步枪，躲藏在资产阶级宅邸的大门边或者四散逃走。发生在铸造场附近的冲突是一场真正的小规模战斗，却又是七月危机期间最大的一次战斗插曲，有关于这次战斗的描述贯穿在许多游行示威参加者的回忆当中。埃里克松工厂的工人布尔辛同机枪手一道行动，他讲述说，刚与他们相遇，“哥萨克马上就开枪了。许多工人被打死躺在地上。就在这里，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它打穿我的一条腿，留在另一条腿当中了……我这条不能走路的腿和这根拐杖就成了七月危机的生动纪念……”。在铸造场大桥一带的冲突中，一共有7名哥萨克被打死，19人受伤。示威者当中有6人被打死，大约20人受伤。各处还留下了不少马匹的尸体。
　　我们这里还有来自敌方阵营的有趣证词。阿韦林——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从早晨开始对正规军暴动者实行游击式袭击的哥萨克少尉——说：“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波洛伏策夫将军的命令，派配备两门速射炮的两个哥萨克连队前往塔夫里达宫……我们到了铸造场大桥，我看见桥上有许多全副武装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我带着自己的主力队伍驰近他们，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但是我的要求没人理睬。这些暴徒全都急忙通过大桥跑到维堡地区去了。我还没有来得及追赶他们，一个身材十分矮小没带肩章的士兵回过头来朝我开枪，可是没有打中我。这一枪仿佛发了个信号，一阵乱枪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扫射过来。旁边的人群发出高声喊叫：‘哥萨克向我们开枪了。’而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哥萨克从马背上跳下来，旋即开始放枪，甚至有用大炮开火的意图，然而示威士兵的火力是如此猛烈，就像飓风一样，竟然使得哥萨克被迫后撤并且逃散到全城各处去了。”一个士兵朝一个哥萨克少尉开枪，这说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个哥萨克军官在七月示威的人群中所能指望得到的与其说是致意，不如说是子弹。不过还有更加符合真相的大量证据：第一阵射击不是从街道上，而是从埋伏地点发出的。正是这位少尉所在的那个连队的一个哥萨克列兵很有把握地指出，对哥萨克的扫射先是从区法院的建筑那边，接着是从萨穆尔巷和铸造场大街上其他房屋里发出来的。苏维埃的半官方刊物提到，还没有抵达铸造场大桥的哥萨克就遭到了从一所石头房子里发出的机枪扫射。工人梅捷列夫肯定地说，当士兵们搜查这所房子时，在这所将军的住宅里发现藏有不少枪械，其中有两挺上了子弹的机枪。这一点没什么可怀疑的。战争时期，指挥人员千方百计将许多各种不同的武器集中掌握在自己手里。自上而下把铅雨倾注到这群“混蛋”身上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不错，射击正好是对着哥萨克的，但是七月示威的人群深信，反革命分子故意向政府军开枪，其意图是激起后者进行无情的镇压。在国内战争中，昨天还握有无限权力的军官团体不知道阴险和残酷有什么限度。彼得格勒有很多秘密的和半秘密的军官组织，他们得到高层的庇护和拥有慷慨的支持。七月危机之前大约一个月，孟什维克李伯尔提供的秘密情报谈到了那些军官阴谋家有自己晋见布坎南的门道。的确，协约国的外交官不是一直都很关心尽快地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吗？
　　自由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在所有混乱中寻找“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和德国间谍插进来的手。工人和士兵蛮有把握地把七月冲突和牺牲的责任归咎于爱国主义的奸细。真理究竟在哪一方呢？群众的判断自然是不会错的。可是，谁要是认为群众好像就是盲目和轻信的，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就在他们被触及痛处的地方，群众用千百双眼睛和耳朵辨认事实和猜测，以亲身经历来检验流传的消息，并且选取其中一些，抛弃另一些。在存在有关群众的说法互相矛盾时，群众自己相信的东西离真相就更近些。因此，像伊波利特·泰纳这类国际诽谤者于科学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在研究伟大人民运动时往往忽略街道上发出的声音，而去精心挑选因孤独和恐惧而在沙龙里产生的空洞胡扯。
　　示威人群再度包围了塔夫里达宫，并且要求做出答复。就在喀琅施塔得水兵到来之际，有些人把切尔诺夫叫出来与水兵见面。觉察到了示威人群的情绪以后，这位喜欢长篇大论的部长这一次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轻轻掠过政权危机的话题，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一事进行评论：“走了倒好！”“为什么您早不这样说呢？”一阵喊声立即打断了他。米留科夫甚至讲到，好像“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工人挥舞的拳头快要打到部长的脸上了，气得发狂似的高叫：‘你这混蛋，既然有人把政权给你，你就拿着。’”即使这只是一桩佚闻，那么在这种场合，它也非常准确地反映出了七月局势的本质。切尔诺夫的答复可没有那么有趣，这些答复无论如何都无法使他赢得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心……过了两三分钟以后，有人跑进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大厅，大声喊道，切尔诺夫被水兵扣押了，他们正准备收拾他。心情极其紧张的执行委员会派出了几个重要成员去解救这位部长，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后来，切尔诺夫对一个政府委员会做证时说到，当他走下讲台时，发现有几个人在圆柱后面入口旁边做出的敌对动作——他们紧紧围住我，不让我朝大门那边走去……指挥扣押我的水兵的是一个可疑人物，他一直在用手指着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就在此刻，托洛茨基从塔夫里达宫出来了并且走向那辆汽车，他站在我坐的汽车前面，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托洛茨基提议放走切尔诺夫，并且要求反对者举起手来。“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于是把我带上汽车的那帮人带着极其不满的神情让出了一条路。我记得托洛茨基说过，切尔诺夫公民，谁也不阻挠您自由地回去……整个这件事总的情形在我这里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不过这里的确存在一些居心不良的人预先策划的图谋。他们没有经过普通工人和士兵群众的同意，便把我叫出来并且扣押了我。”
　　在自己被捕前一个星期，托洛茨基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一次联席会议上说过：“这些事实将进入历史，我们也将调查清楚它们的原貌……我看见，入口附近站着一群恶棍。我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说，这是些从前的密探，他们企图冲进塔夫里达宫（卢那察尔斯基马上接着说：‘是的。’）……就是在好几万人当中我也能认出他们。”7月24日，已经身陷十字监狱单人囚室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我一开始就决定与切尔诺夫以及想逮捕他的那些人一起乘汽车离开人群，为的是避免在人群中引发冲突和引起恐慌，但是异常激动的海军准尉拉斯科尔尼科夫走到我跟前大叫起来：‘不可以这样……假如是您和切尔诺夫一起离开，那么明天就有人说，好像是喀琅施塔得人扣押过他。应该立即释放切尔诺夫。’号兵刚使人群安静下来，于是我便有机会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演讲以下面这个问题作为结尾：‘谁在这里赞成采用暴力，就请举手吧。’——切尔诺夫现在能够毫无阻碍地回塔夫里达宫去。”
　　当时那个意外事件两位主要当事人作为证人提供的证词描述了事情的真实一面，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把切尔诺夫的意外遭遇和逮捕克伦斯基的“图谋”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组织武装暴动最有力的证据，它们没少援引是托洛茨基指挥了扣押切尔诺夫的行动的说法，尤其是在口头宣传中。这种说法甚至传到了塔夫里达宫。切尔诺夫本人在一份秘密侦讯文件中颇为真实地讲出了自己遭受扣押的情况，但是他没有就这个话题发表任何公开言论，这样做是为了不妨碍他自己那个党散播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恨。何况切尔诺夫本人就是把托洛茨基投入十字监狱的那个政府的一员。当然，妥协派分子可以推断，一小撮居心不良的阴谋分子还不敢产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拘捕一位部长这么鲁莽的念头，假如他们还不指望群众对“受害者”的仇视能完全掩蔽他们的话。事情大致就是这样发生的，在汽车周围，谁也没有流露出主动释放切尔诺夫的意图。除此之外，要是克伦斯基在某个地方被拘捕了，当然，不论工人还是士兵都不会为此感到悲伤。就这一点而言，群众在精神上确实参与了对社会主义部长实际和虚构的侵害行为，并且为指控喀琅施塔得人提供了支持。但是，对自己民主制威望残余的顾虑妨碍妥协派分子提出下面这种坦诚的理由：他们在敌对地疏离示威者的同时，难道不是在被包围的塔夫里达宫里面继续领导着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的制度吗？
　　晚上8点钟的时候，波洛伏策夫将军打来的电话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带来了希望，两个拉着大炮的哥萨克连队正在朝塔夫里达宫挺进。终于盼到了！然而这一次又是大失所望。双方的电话通话使得惶惑的情绪变得更加紧张了：哥萨克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确实是连同战马、马鞍与速射炮一齐消失的。米留科夫写道，入夜之前，“政府向军队发出的请求产生的首批结果”开始显现出来，例如，第一百七十六团好像是赶来解救塔夫里达宫的。表面上如此准确的这段引文对于评判那些误解（qui pro quo）来说是非同寻常的，这类事情在国内战争初期（那时阵营还刚刚才开始划分。——托洛茨基）是难免要发生的。该团确实在以行军的队形朝塔夫里达宫进发：士兵背上背着行囊和卷起来的军大衣，腰侧挂着水壶和饭盒。士兵在途中就汗湿了衣衫，显得相当疲惫，因为他们是从红村赶过来的。这就是第一百七十六团的状况。但是该团根本就没有打算去解救政府，与区联派关系紧密的这个团队当时处在两个布尔什维克士兵——莱温松和梅德韦杰夫指挥之下，其目的就是努力争取苏维埃政权。立即有人向如坐针毡的执行委员会领导人报告，远道而来的这个团理所当然地在窗外休息，秩序井然，团里的军官也在一起。身着军医制服的达恩上前要求团长布置岗哨保卫塔夫里达宫。岗哨结果很快就安排好了。想必达恩十分满意地向主席团通报了这一情况，事实就从这里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苏哈诺夫在自己的《札记》中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个团执行一位孟什维克领袖命令的顺从态度进行了嘲弄：七月示威“没有理性”的又一个证据！实际上情况既更简单也更复杂。得到布置岗位的命令以后，该团团长征求值勤的助手、年轻中尉普里戈罗夫斯基的意见。不幸的是，普里戈罗夫斯基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是区联派组织的成员，为苏维埃着想他旋即就去找托洛茨基。后者当时与一个不大的布尔什维克小组在塔夫里达宫侧边的一个房间里占用着一个观测点。不用说，普里戈罗夫斯基收到了在必要之处立即布置岗哨的劝告：在入口和出口处有朋友总要比有敌人有利得多。就这样，本来为参加反对当局的示威游行两赶来的第一百七十六团，现在却在帮助当局防范游行示威者。假若事情真的是涉及暴动，那么普里戈罗夫斯基中尉只要有4个士兵跟在身后，就能毫不困难地逮捕执行委员会所有成员。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逮捕行动，布尔什维克指挥的这个团的士兵自愿布下了岗哨。
　　在通往塔夫里达宫道路上的唯一障碍——哥萨克分队被扫除以后，许多示威者产生了稳操胜券的错觉。实际上，主要的障碍就坐在塔夫里达宫里面。来自54个工厂的90名代表出席了傍晚6点钟开始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协商获准发言的5个代表一开始就对示威者在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里面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一事提出了抗议。其中一人说道：“你们看到了，标语牌上写了些什么，这就是工人做出的决定……我们要求清除十个资本家部长。我们信任苏维埃，但是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某些人……我们要求马上拿到土地，要求马上对工业实行监督，我们要求同威胁我们的饥饿展开斗争……”另一位代表补充说：“你们面临的不是造反，而是完全有组织的行动。我们要求把土地转交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现在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拒绝同你们一道工作的时刻，我们不禁要问你们一声，你们还要同谁谈好价钱呢？我们要求政权转到苏维埃手里。”6月18日游行的宣传口号现在变成了关于群众要武装起来的最后通牒，但是，妥协派分子已经被过于沉重的铁链牢牢锁在有产阶级的战车上了。苏维埃政权？可是这首先意味着大胆的和平政策，意味着与盟国决裂，与本国的资产阶级决裂，也意味着完全孤立，在几个星期内死亡。不，负责任的民主派绝不会走上冒险的道路！策烈铁里说道：“目前的局势使得不能在彼得格勒的气氛中执行任何新的决定。”因此剩下的事情就是：“承认由现有成员组成的政府……过两个星期举行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要选一个保证大会能没有阻碍地举行的地方，最好是莫斯科。”
　　但是会议的进程不断遭到干扰。普梯洛夫厂的工人敲响了塔夫里达宫的大门：他们只能集结到黄昏为止，因为非常疲劳，受到刺激，处在极度激昂的情绪中。“策烈铁里，策烈铁里快出来！”3万群众派自己的代表进了塔夫里达宫，有人追着他们大声喊叫，如果策烈铁里不愿意出来，那就务必强行把他拉出来。从威胁到行动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可是事情终究出现了急剧的转变，布尔什维克赶来予以阻止。季诺维也夫后来讲述道：我们的同志建议我去与普梯洛夫人见面，……人头攒动，我也看不清什么，好几万人聚集在一起。不断高喊着‘策烈铁里’……我开口就说：‘我代替策烈铁里来见你们。’顿时一片笑声。这一下便扭转了情绪。于是我能发表长篇演讲。……演讲结束时我呼吁这些听众马上和平地解散，保持完整的队形，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做出任何挑衅性行为。聚会人群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们整好队伍，接着开始散去。”这个情节再好也不过地既反映了群众不满的尖锐程度，也反映了他们没有攻击性计划，还反映了党在七月事件中的真实作用。
　　就在季诺维也夫跟普梯洛夫厂工人在街上交谈的同时，一大群普梯洛夫人的代表疾速涌进了会议大厅，有些人还带着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有的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和镇静。”给这一戏剧性时刻留下了鲜明描绘的苏哈诺夫这样写道。有一个工人“是典型的无套裤汉，他头戴鸭舌帽，身着没有腰带的蓝色短衫，手里端着步枪”。他跳上讲台，由于激动和愤怒而浑身发抖……“同志们，我们工人必须长期忍受背叛吗？你们停止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勾结吧……这里有我们三万普梯洛夫人。……我们要实现自己的意愿……”面对步枪在鼻尖前挥舞，齐赫泽显得相当镇静。他从自己所坐的高处平静地俯下身来，把一份印好的呼吁书递到那个工人颤抖的手里。“喂，同志，劳驾拿着，我原谅您，您读一读吧。那上面讲明了，普梯洛夫的同志们该做些什么……”呼吁书里面除了说示威者应当回家，否则他们将成为革命的叛徒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孟什维克还能说别的什么呢？
　　在塔夫里达宫墙外进行的宣传活动中，本来就如同在那个时候所刮起的宣传旋风中一样，季诺维也夫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是具有特殊力量的演讲人。他那男高音嗓子在第一时间就能令人称奇，然后以特别悦耳动听的语调博得人们的好感。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他容易为群众的情绪所感染，也为他们的激动所激动。他善于为群众的感情找到信念，可能的话，找到含糊不清却又引人入胜的说法。对手们把季诺维也夫称作布尔什维克中间最擅长巧言惑众的人。由此，他们通常依照他最强烈的特性，也就是深入民众内心并且拨动他们心弦的本事给予他应有的评价。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季诺维也夫仅仅是一个鼓动家，而不是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的战略家。当没有外部纪律约束他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滑向巧言惑众的道路，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而是科学意义上的巧言惑众，因而显现出为了短暂的成就而牺牲长远利益的倾向。既然问题涉及的是暂时的政治估计（但不会比这更深刻〉，因此季诺维也夫在宣传方面的敏锐性便使他成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谋士。当他带着在群众集会上经过检验的和似乎是为工人和士兵的希望与仇恨所充实的现成政治理念来出席党的会议时，他就显得善于说服、争取和蛊惑。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有能力做到在充满敌意的会议上，甚至在当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面给最极端和最富爆炸性的主张赋予遮蔽严实和取悦于人的形式，并且渗入到那些带着以前形成的不信任感来看待他的人的头脑中去。相对获取这种异常珍贵的结果，他缺少的只是一种对自己正确与否的自觉。他势必怀有令人快慰的信心，即他的政治责任被一双可以信赖和强壮有力的手替他揽过去了。是列宁给了他这种信心。用揭示了问题本质的现成战略公式武装起来的季诺维也夫，用刚刚在街道上、工厂里和兵营中获取的新鲜呼声、抗议和要求机智灵敏地补充这一公式。在那样的时刻，这是列宁与群众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群众与列宁之间最理想的传动装置。季诺维也夫总是紧跟着自己的导师，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次之外。但是这几次刚好又是决定党、阶级和国家命运之际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刻。革命鼓动者没有把握革命的实质。只要问题牵涉到征服头脑和灵魂，那么季诺维也夫就仍然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斗士。然而当他与不可避免的行动面对面时，他立刻就丧失了战斗的信心。在这种场合，他疏远群众，也疏远列宁。他只对动摇的声音做出响应，染上的是怀疑情绪，看到的是一些阻力，于是他的取悦于人和近乎女人的嗓音便失去了说服力，也暴露出他内心的软弱。七月危机期间，季诺维也夫在塔夫里达宫墙外表现得异常活跃、机智灵便和坚强有力。他使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了最高的地步——但不是为了呼唤他们去采取坚决行动，而是相反，是为了阻止他们。这是与时局和党的政策相符的。季诺维也夫完全处于自己的最佳状态。
　　发生在铸造场大桥那场战斗给游行示威的发展造成了剧烈的转折。谁也不再从窗户里或者从阳台注视游行队伍了。比较殷实的人聚集在车站周围，离开城市。大街上的斗争演变成了没有明确目的的零星战斗。夜晚，发生了游行示威者与爱国主义者的徒手搏斗，还出现了混乱的缴械行为，步枪在人群之间轮流传递。从溃散各团跑出来的小群士兵任意分散四处行动。“混进他们当中的嫌疑分子和奸细怂恿他们采取无政府主义行动。”波德沃伊斯基补充说道。在寻找从房子里面开火的步枪的过程中，一队队的水兵和士兵进行了全面搜索。有些地方借口搜索发生了抢劫。另一方面，严重的施暴行为也开始出现了。商人在那些他们觉得自己就像在乡村一样的城市偏远地段猛烈地攻击工人，无情地殴打他们。新列斯涅尔工厂的工人阿法纳西耶夫讲到：“高喊着‘打死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把他们扔到河里去’的人群向我们发起攻击，对我们就是一通毒打。”有一个受害者后来死在医院里了，遭到毒打和浑身是血的阿法纳西耶夫本人就是被水兵从叶卡捷琳娜运河里救起来的。
　　冲突、牺牲、斗争没有结果以及斗争的实际目标捉摸不定——所有这一切已经把运动销蚀殆尽。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号召工人和士兵停止游行示威。这个号召书旋即告知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下层也几乎没有遭到反对。群众一下子消失在边远市区了，并且不打算明天再举行斗争。他们感觉到，事情牵涉到苏维埃政权，它要比他们认为的复杂得多。
　　包围圈终于从塔夫里达宫完全撤除了，邻近的街道变得空荡荡的。但是执行委员会仍然继续处于不眠状态，时而开会，时而暂息，不时有人在发表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的冗长讲话。直到后来才有人发现，妥协主义者当时在等待什么。各工厂和团队的代表仍然在相邻的房间里备受煎熬。“已经半夜过后很久了，”梅捷列夫叙途道，“而我们仍然还在等待‘决定’……遭受疲困和饥饿折磨的我们在亚历山大大厅不停地走来走去……7月5日凌晨4点时分，我们的等待终于结束了……一批全副武装的军官和士兵大声嚷嚷着冲进了敞开的主要大门。”整座楼房充满了铜管奏出的马赛曲。在这凌晨时刻，脚步声和乐器的嘈杂声在会议大厅引起了极大的波动。代表们纷纷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有新的危险吗？但是达恩还在讲台上……他宣布：“同志们，静一静！什么危险都没有！进来的是忠于革命的部队。”不错，等待已久的可靠部队就这样终于来到了。他们控制了所有通道，向仍然滞留在塔夫里达宫里为数不多的工人凶狠地猛扑过去，收缴了他们手中的所有武器，开始实行逮捕，并且把被捕者带出宫去。有名的孟什维克库钦中尉身穿行军服装走上讲台。在乐队奏出的胜利乐曲声中，担任会议主席的达恩跟他热情拥抱。由于极度兴奋而喘不过气的妥协主义者用洋洋得意的目光灼痛左翼分子，他们自己则相互握手，张大嘴巴，好像是在马赛曲乐声中尽情享受自己的火热激情。“这幕好戏是反革命的开端！”马尔托夫这个非常善于观察和理解的人物当即发出了愤怒的声音。如果我们想到马尔托夫与把这场戏剧视为革命最盛大庆典的达恩属于同一个政党，那么苏哈诺夫所生动描绘出来的这一剧情的政治含义的意义还要重大一些。
　　只是到了此刻，一直在注视多数派狂热兴奋的左翼人士才真正明白，当真正的民主走上街头的时候，官方民主制的上层机关被孤立到了何种程度。36个小时期间，这些人轮流消失在后台，以便从电话室里与参谋部还有在前线的克伦斯基保持联系，要求派军队前来；在那里不停地呼吁、劝说和努力打动人心，一再派出鼓动人员，然后又重新等待。危险过去了，然而恐惧的惯性依然还在。因此凌晨5点钟“可靠部队”的脚步声在他们的耳朵里听起来就像是解放交响乐一样。终于，从讲台上传来了关于平定武装暴动和这一次务必要把布尔什维克彻底镇压下去的公开演讲。进入塔夫里达宫的部队不是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前线开来的，而是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主要是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谢苗诺夫团和伊兹梅洛夫团的三个最落后的近卫营抽调出来的。7月3日，它们还曾宣布自己保持中立。凭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权威是别想掌控这些部队的：士兵闷闷不乐地待在营房里守候。直到7月4日下午，当局终于开始动用强有力的手段：把言之凿凿证明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文件拿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官兵看。这一举动果然奏效。消息在各团传播开了。军官、各团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的鼓动人员全面活动起来了。原来中立的各营情绪发生了转变。快到天亮的时候，本来它们已经没有任何需要了，有人却把它们聚集起来并且引领它们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到了空旷的塔夫里达宫。演奏马赛曲的是伊兹梅洛夫团的乐队，就是这个当时最反动的团在1905年12月3日受命逮捕了由托洛茨基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第一届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盲目的历史剧导演每一步都取得了惊人的戏剧效果，而他根本没有刻意寻找这种效果，他无意中放松了控制事物逻辑的缰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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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街道上的群众被清空了的时候，新成立的革命政府便伸展自己患有痛风的四肢：工人代表遭到拘捕，武器被收缴，城市的一个区与另一个区被隔绝起来。早晨6点钟左右，一辆满载着士官生和士兵的汽车在《真理报》编辑部门前停了下来，他们带了一挺机枪，而且立即把它驾在窗台上。不受欢迎的客人离开以后，编辑部一片狼藉：桌子的抽屉被撬开了，地板上满是被撕碎的稿子，电话线也被切断了。编辑部和办公室的门卫和工作人员遭到了殴打，并且被抓走了。最近3个月期间工人募集资金开办的印刷所遭到了更加严重得多的破坏：轮转印刷机捣毁了，自动铸字机毁坏了，键盘打字机也砸烂了。布尔什维克指责克伦斯基政府没有魄力，真的是错了！
　　“总而言之，街道恢复了正常状态，”苏哈诺夫写道，“聚集成堆的人群和街头集会几乎看不到了。商店几乎都开了门。”布尔什维克呼吁停止示威的号召书一清早就开始散发，这是被破坏的印刷所的最后产品。哥萨克和士官生在大街上抓捕水兵、士兵和工人，并且把他们送进监狱和禁闭室。在小店铺里和人行道上，人们谈论着有关德国金钱的话题。对替布尔什维克讲好话的人实行的逮捕仍在进行。“已经不准说列宁是一个诚实的人了。否则要带进特别委员办事处。”苏哈诺夫像通常那样充当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街道上所发生事情的细心观察者。不过，工人街区看起来是另外一种情形。工厂还没有开工。情绪仍然惊恐不安。有关军队从前线开过来的流言在四处传播。维堡区的街道上到处是议论纷纷的人群，谈论一旦遭到攻击该怎么办。梅捷列夫讲述说：“有人说赤卫队员和普通青年工人准备钻进彼得保罗要塞，支持被围困在那里的部队。他们把手雷藏在口袋和长靴里，揣在怀中，乘小船渡过河去，有部分人是从桥上过去的。”来自科洛缅斯克区的排字工人斯米尔诺夫回忆说：“我看见载有海军学校高年级学生的拖轮是怎样从杜杰尔戈夫高地和奥拉宁鲍姆沿涅瓦河航行过来的。快到两点钟的时候，情况开始恶化……我看见水兵们怎样一个一个地通过偏僻的小巷返回喀琅施塔得。关于所有布尔什维克都是德国间谍的说法流传开了。卑鄙的诬陷升高了调门……”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十分满意地总结说，“街道上人群的情绪和成分彻底改变了。入夜之前，彼得格勒完全平静下来了。”
　　在前线的军队还没来得及赶来之际，政治上得到妥协派分子协助的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继续隐瞒自己的意图。白天，以李伯尔为首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光临克舍辛斯卡娅宅邸，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一起举行会议，这次拜访证明了双方的感觉是最心平气和的。达成的协议责成布尔什维克把水兵领回喀琅施塔得，把机枪连领出彼得保罗要塞，从各个哨卡撤走装甲车和哨兵。政府方面则承诺不允许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任何攻击和镇压，释放除犯有刑事罪行以外的所有被捕人员。可是协议没有维持多久。随着关于德国金钱和军队从前线快要开到的流言的传播，卫戍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回想自己曾忠于民主派和克伦斯基的部队和分队，它们派代表前往塔夫里达宫或者军区司令部。终于，从前线开出的军用列车真的开始抵达了。妥协主义者圈子里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起来。从前线开来的部队本来准备采用流血手段把首都从凯撒（德国皇帝）的代理人手里夺回来。现在显然不需要任何军队，因此务必要证明把它们召来是正确的。为了使自己避免嫌疑，妥协主义者竭尽全力向指挥官们说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他们同属一个阵营，而布尔什维克是共同的敌人。当加米涅夫试图提醒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注意，就在此前数小时达成了一个协议时，李伯尔用铁腕国务人员的口气回答说：“现在力量对比已经改变了。”从拉萨尔的流行言论中李伯尔懂得了，大炮是宪法的主要成分。以拉斯科尔尼科夫为首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代表团好几次自告奋勇去了执行委员会的军事委员会，而那里一再提高的要价是李伯尔的最后通牒——立即同意解除喀琅施塔得人的武装而结束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说道：离开军事委员会会议，我们再次与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进行了会商。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提议马上秘密地打发喀琅施塔得人回去。会商做出决议，派同志们去各个兵营，把即将发生强行解武装的消息预先通知喀琅施塔得人。”大多数喀琅施塔得人及时离开了，只有少数部队继续留在克舍辛斯卡娅宅邸和彼得保罗要塞。
　　得知社会主义部长意见和他一致的李沃夫公爵早在7月4日便给波洛伏策夫将军下达了一纸命令，内称“逮捕占据克舍辛斯卡娅宅邸的布尔什维克，把那里清理干净并且由军队加以占领”。在编辑部和印刷所被捣毁以后，现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所驻房子的命运问题十分尖锐地凸显出来了。必须使这所独门独户的宅邸进入防御状态，军事组织任命拉斯科尔尼科夫为这座建筑的警卫队长。他是广义地理解自己的任务，按照喀琅施塔得的方式，他要求送来大炮，甚至要求派一艘小型军舰到涅瓦河口来。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对自己的这一步骤做了如下解释：在我这方面当然是做了军事准备的，不过仅仅是用于自卫，因为不仅在空气中闻到了火药味，而且听到了大镇压的隆隆雷声，……我估计把一艘好的军舰派到涅瓦河口就足以使临时政府的决心大打折扣，我觉得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当不明确的，也不是认真的。很有必要做这样的推测，7月5日整个白天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仍然没有充分估计到形势发生的转折，于是就在为了不让武装示威演变成为敌人强加的武装暴动，从而它应当赶紧后撤的时刻，还有军事领导人迈出了某些意外和轻率的前进步伐。年轻的喀琅施塔得领袖们不是第一次走过了头。然而没有走过头的人参加，能够完成革命吗？在人类所有的重大事件中，难道不正是一定比例的行为成为了必要的组成部分吗？可是这一次一切都被一些命令，而且是很快又被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撤销的命令梱住了手脚。与此同时，越来越令人心慌的消息传到了这座独立宅邸里头：有人看见涅瓦河对岸一所房子的窗户里，有好些机关枪正瞄准着克舍辛斯卡娅宅邸。也有人观测到装甲车的纵队正朝这里开过来了；还有人报告了哥萨克侦察小队靠近过来的消息。军事组织的两个委员被派去面见军区司令官进行谈判。波洛伏策夫要谈判者相信，捣毁《真理报》编辑部的事情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他并不准备对军事组织进行任何镇压。事实上，他只是在等候从前线开来足够的援兵。
　　就在喀琅施塔得后撤的同时，波罗的海舰队整体上才刚刚准备发动进攻。水兵总数大约有1万的舰队主力部队驻扎在芬兰水域；此外，一个陆军军也驻扎在芬兰；在赫尔森福斯港口的工厂里工作的大约有1万俄国工人。这是一只威力巨大的革命拳头。水兵和士兵的压力是如此不可抗拒，甚至社会革命党的赫尔森福斯委员会也表示反对联合政府。因此在芬兰的舰队和军队里，所有苏维埃机构都一致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把政权夺取过来。为了维护自已的要求，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准备随时开进涅瓦河口。但是，削弱海上战线和让德国舰队易于攻击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危险阻止了他们这样行动。不过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所谓“波罗的海中央”——于7月4日召集各舰委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主席德宾科在会上宣读了舰队司令刚刚收到的、由海军部副部长杜达列夫签署的两份秘密命令。第一份命令责成海军上将韦尔杰列夫斯基派遣四艘鱼雷舰开赴彼得格勒，为的是用武力阻止喀琅施塔得那边来的暴动分子登陆；第二份命令要求舰队司令官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不能让舰船从赫尔森福斯开往喀琅施塔得，直至不惜用潜水艇击沉不服从命令的反叛军舰。夹在中间的海军上将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他抢先一步，把电报交给了波罗的海中央，并且附上一份不执行这一命令的声明，甚至说哪怕波罗的海中央在上面盖上自己的印鉴也不执行。宣读两份电报使水兵们大为震动。诚然，他们完全有理由严词斥责克伦斯基和妥协主义者，不过在他们心目中这仅仅属于苏维埃内部的斗争。要知道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当中多数所属的政党同样在芬兰地区执行委员会当中占多数，只不过后者表示拥护苏维埃政权而已。事情很清楚：无论孟什维克还是社会革命党，都不赞成击沉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的军舰的。旧时的海军军官杜达列夫还能以怎样的方式来干涉苏维埃家庭内部的争论，以便使它演变成一场海上战斗呢？昨天，大型军舰还被官方认为是革命用来对抗落后的鱼雷舰和几乎没有为宣传所触及的潜水艇的倚靠。难道当局今天真的打算借助潜水艇来击沉军舰！这类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装进水兵固执的脑袋。这样的命令之所以成为他们可怕的噩梦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它是3月播下的种子在7月理所当然结出的果实。从4月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就已经开始呼吁外省来反对彼得格勒，呼吁士兵来反对工人，呼吁骑兵来反对机枪手。他们给了连队比给工厂更加优待的选派苏维埃代表的权利，他们鼓动小型和分散的企业对抗巨型金属工厂。他们代表的是昨天，于是在一切形式的落后成分中寻求支持；他们失去了立足点，于是唆使后进者去反对先锋队。政治有自己的逻辑，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四面八方都受到挤压的妥协主义者被迫委托韦尔杰列夫斯基海军上将去击沉最先进的军舰。妥协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力图依靠的落后军舰在越来越努力地向先进军舰看齐；潜艇上的全体船员对杜达列夫命令产生的愤慨并不亚于装甲舰上的官兵。
　　波罗的海中央为首的那些人物绝对不是哈姆雷特气质的人，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很快就同各舰船委员会的成员一起做出了如下决定：火速派原来预定用于击沉喀琅施塔得人舰船的舰队鱼雷舰“俄耳浦斯”号前往彼得格勒，首先是为了到那里收集所发生事件的消息；其次是“为了逮捕海军部副部长杜达列夫”。不管这个决定看起来是多么突然，它还是特别有力地证明了，波罗的海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倾向于认为妥协主义者是内部的对手，与任何一个杜达列夫这类他们认为的共同敌人不同。在一万名武装的喀琅施塔得人在涅瓦河口上岸以后24小时，“俄耳浦斯”号也驶进了河口。可是——“力量对比已经改变了”。一整天都不让水兵们登陆。直到晚上，由波罗的海中央和各舰船委员会派出的一个由67人组成的代表团才被允许来到对七月危机进行第一轮总结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的会场。胜利者还沉浸在自己新近取得的胜利之中。报告人沃伊廷斯基不无高兴地描述了过往那些处于弱势和遭受屈辱的时光，目的是为了更鲜明地突出继之而来的胜利。他说道：“来驰援我们的第一支部队那就是装甲车。我们做出了一个强硬的决定，在武装暴徒方面采取暴力的情况下就实行开火……我们看到了所有威胁革命的危险，给一些部队（指前线的部队。——托洛茨基）下达了上车启程开往这里的命令……”大多数参加会议的高层人士表露了对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对水兵的愤恨，附加着逮捕杜达列夫的任务的波罗的海舰队代表团陷入了这种气氛之中。胜利者用粗野的咆哮、拳击桌子和跺脚的响声来对待代表团宣读波罗的海舰队的决议。逮捕杜达列夫？可是这位海军上校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对革命的神圣义务，而他们这些水兵、叛乱者和反革命分子却在革命背后予以一击。联席会议通过一个特别决议郑重表示支持杜达列夫。水兵们望着发言人，同时互相瞪大眼睛。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他们面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天，代表团全体成员被拘押起来，他们在囚室里完成了自己的政治教育。随后，接踵而来的波罗的海中央主席、海军军士德宾科也被逮捕，然后又逮捕了海军上将韦尔杰列夫斯基，他是被召到首都说清事态的。
　　6日早晨，工人们陆续恢复上班。只有从前线召来的部队在街上举行示威，反间谍机关的密探在查验人们的身份证，并且肆意抓人。青年工人沃伊诺夫在散发小号《真理报》（这是代替前一天被捣毁的布尔什维克报纸而出版的）时，被一群暴徒打死在大街上，很可能就是反间谍机关的密探们所为。黑帮分子对镇压暴动很感兴趣。在各个城区，抢劫和施暴行为仍在继续，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枪击。当天白天，军用列车一辆接一辆地把一个骑兵师、顿河哥萨克团、一个枪骑兵师、伊兹博尔斯克团、小俄罗斯团、一个龙骑兵团以及其他一些部队运来了。高尔基的报纸写道：“大量到来的哥萨克部队显得野心勃勃。”城里有两个地方发生了用机枪朝刚刚到来的伊兹博尔斯克团开火射击的事件。两处的机枪装置在阁楼里找到了，但是没有发现肇事者。其他地方也发生了朝调来的部队开枪的事件。这种故意开火的狂妄举动深深地震惊了工人。老练的挑拨者之所以用子弹迎接新来的士兵，就是为了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防疫，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工人们急于要对新来的士兵解释清楚这一点。可是当局不让他们接近后者：二月革命以来，士官生和军官第一次站在了工人和士兵之间。
　　妥协派分子兴高采烈地欢迎进城的各个团队。在有众多军官和士官生出席的各个部队代表会议上，还是那个沃伊廷斯基动情地大发感慨，就在此刻，部队正沿着百万大街行进，装甲车队也朝冬宫广场开去，接受波洛伏策夫将军指挥。这就是我们所依靠的真实力量。”有四位社会主义助教——来自执行委员会的阿夫克先季耶夫和郭茨、来自临时政府的斯科别列夫和切尔诺夫成了军区司令官的政治掩护。但是这也拯救不了这位司令官。后来，克伦斯基在白卫军面前夸耀说，7月他从前线回来以后，解除了波洛伏策夫将军的职务，“原因是他动摇犹豫”。
　　现在，终于可以解决拖得太久的任务了，就是要捣毁在克舍辛斯卡娅宫宅邸中的布尔什维克巢穴。一般说来，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有时以其象征意义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次要事实被赋予了巨大意义。例如，列宁“侵占”克舍辛斯卡娅的问题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重要地位。克舍辛斯卡娅是宫廷芭蕾舞演员，与其说她是以自己的艺术，不如说是以其同罗曼诺夫王朝的男性代表人物的关系而出名的。她那独门独户的私邸是这些关系结出的果实，这些关系大概早在尼古拉二世做皇储的时候就开始了。战前，居民们带着嫉妒的恭敬语气随意谈论这所位于冬宫对面的集奢华、马刺和钻石于一体的安乐窝。战争期间人们常说的话是：“窃取来的。”士兵们说得还准确一些。临近艺术年龄大限的芭蕾舞演员转而登上了爱国主义的舞台。对此，直言不讳的罗将柯是这样说的：“……最高总司令（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托洛茨基）曾经提到，他知道芭蕾舞演员克舍辛斯卡娅参与和影响着大炮生产，各种不同的商行通过她得到了不少订货。”如果说革命爆发以后，闲置的克舍辛斯卡娅宅邸没有在人民中间引起好感，那是不足为怪的。就在革命对房屋提出了难以满足的需要的时候，政府连一所私人房产也不敢侵占。为了战争征用农民的马匹——这是一回事；为了革命征用闲置的私宅——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过，人民群众别有一番说法。
　　在为自己寻找合适房子的过程中，后备装甲兵营在3月上旬发现了克舍辛斯卡娅的宅邸，于是占用了它，因为这位芭蕾舞演员有一个很好的车库。装甲营甘愿把房舍的上面一层让给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与装甲兵的友谊还增进了他们与机枪手的友谊。在列宁归国几个星期前发生的占据这座宅邸的事情最初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与日俱增，对侵占者的愤慨也高涨起来了。报纸上有关似乎列宁住进了芭蕾舞女演员的客厅以及似乎宅邸的全部陈设家具都被破坏和偷窃殆尽的传闻简直是一派胡言。列宁住在他妹妹简朴的住所里，而芭蕾舞演员的家具已由宅邸管家收拾停当并且封存起来了。就在列宁回国的当天，苏哈诺夫探访了这座宅邸，并且留下了有关房屋情况并非索然无味的记载。“这位著名芭蕾舞演员的内室是一副相当可怕和怪诞的样子。非常考究的天花板和墙壁与为适应公务需要而随意摆放的简陋家具——粗糙的桌子、椅子和板凳极不相称。总的来说家具是不多的。克舍辛斯卡娅的动产则不知存放在何处去了……”报界精心绕开装甲营的问题，把列宁说成是武力侵占毫无自卫能力的献身艺术者的宅邸的始作俑者，这个话题也滋养了许多社论和小品文。天鹅绒、绸缎和壁毯中间居然还有穿着又脏又破的工人和士兵！首都所有的二层楼房都由于遒德上的愤慨而震动起来了。就如当年吉伦特党人把九月屠杀，工人宿舍丟失床垫和宣扬土地法的责任一古脑归咎于雅各宾党人一样，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和民主派人士同样谴责布尔什维克危害了人类道德的基石，以及在克舍辛斯卡娅私家宅邸的镶木地板上随便吐痰。皇室芭蕾舞演员成了遭受野蛮铁蹄践踏的文明的象征。公众的同情激发了女主人，于是她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庭则判决布尔什维克搬出这座房子。可是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单。“在宅邸值勤的装甲车看起来威力够强大的。”当时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扎列日斯基回忆说。此外，机枪团以及其他一些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在需要时增援装甲兵。5月25日，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根据芭蕾舞演员的律师提出的申诉认定：“革命的利益需要服从法庭判决的效力。”然而妥协派分子没有比这种柏拉图式的格言走得更远，因此令这位并不倾心于柏拉图主义的芭蕾舞演员十分伤心。
　　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组织继续在那座独门建筑里并肩工作。拉斯科尔尼科夫讲述道：“不断有人民群众到克舍辛斯卡娅宅邸里来。一些人有这种或那种事情来找秘书处工作人员，另一些人则来寻找丰富的藏书……也有些人找《士兵真理报》编辑部，还有些人是来参加某个会议的。这里经常举行各种会议，有时是不间断地举行，有些会议在一层宽敞的大厅里举行，有些则在楼上一间有长桌子的房间里召开，长桌显然是以前芭蕾舞演员进餐用的。”演讲人从飘扬着一面硕大的中央委员会旗帜的阳台上不间断地召开集会，不仅在白天，而且在晚上也举行。经常有一些部队或者一群群的工人于漆黑的深夜来到这里要求听演讲。也有一些不常见的居民驻足在阳台前，他们的好奇心是被报纸上的喧嚣激发起来的。在形势紧急的那几天里，敌方举行的要求逮捕列宁和赶走布尔什维克的游行示威也曾短暂地走近过这座建筑。在环绕宅邸的人流里面，可以感觉到革命搅动的深度。七月危机期间，克舍辛斯卡娅的宅邸登上了自己的顶点。米留科夫说：“运动的总司令部原来不在塔夫里达宫，而在列宁的城堡，带着古典式阳台的克舍辛斯卡娅宅邸。”粉碎游行示威注定要导致摧毁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所在的这座建筑。
　　凌晨3点钟，由彼得格勒团后备营、一支机枪小队、谢苗诺夫团一个连、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一个连、沃伦斯基团教导队以及两门大炮和八辆装甲车组成的一支部队向被一条河道隔开的克舍辛斯卡娅宅邸和彼得保罗要塞分头推进。清晨7点，军区副司令、社会革命党人库兹明下令清空那座独家宅邸。当时留在里面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不足120人，他们不愿意放下武器，于是开始逃往彼得保罗要塞。当政府军占领这座建筑时，那里面除了几个服务人员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了……彼得保罗要塞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还记得，青年赤卫队从维堡区渡河来到要塞，目的就是在需要时援助水兵。他们当中的一个说：“在要塞的城墙上架起了几门大炮，显然是水兵们用来应付任何不测情况的……流血事件开始袭来了。”但是外交谈判和平地解决了问题。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斯大林向妥协派领袖建议共同采取措施；以不流血的方式平息喀琅施塔得人的行动。他跟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两个人没有遇到多大困难，便说服水兵接受了李伯尔昨天发出的最后通牒。当政府的装甲部队临近要塞时，携带着一份守卫队服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声明的要塞代表团开门出来。水兵和士兵交出的武器装上了卡车。被缴了械的水兵登上驳船返回喀琅施塔得。交出要塞可以认为七月运动告一段落。从前线开来的自行车部队占据了布尔什维克退出的克舍辛斯卡娅宅邸和彼得保罗要塞，十月革命前夕，他们同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