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七月危机”：酝酿和开始

　　1915年，战争耗费了俄国100亿卢布，1916年耗费了190亿卢布，1917年上半年就已经耗费了105亿卢布。到1918年年初，国家债务总额高达600亿卢布，也就是与总计为700亿卢布的国民财富相差无几。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拟订了以“自由公债”动听名义发行战争公债的呼吁书草案，而临时政府得出了一个简单结论，没有大规模的境外借款，它不仅无法支付国外订货的款项，而且无法履行其国内职能，贸易逆差在不断增加。看来协约国打算完全听任卢布自生自灭。就在关于发行自由公债的呼吁书刊登在苏维埃的《消息报》头版那一天，《政府公报》报道了卢布行情急剧下跌的消息。印钞机已经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了，还保留着原先购买力残余的大面额旧纸币马上就要变成棕黄色的玻璃瓶标签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开始把它称作“克伦卡”[1]。无论资产者还是工人，每个人提到这一名称时都带着自己的厌恶声调。

[1]对克伦斯基执政时发行的新币的戏称。——译者

　　临时政府口头上说要实施国家调节经济的纲领，为此甚至还在6月月底设立了一些架子很大的机构。但是二月制度的言语和行动就如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精神和肉体一样，处于经常性的冲突之中。跟限制私有者的利益相比，按规定挑选出来的调节机关更加关心保护企业主，使他们免受摇晃不稳的国家政权剧烈变动之害。工厂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出现了分化，其害怕工人平均主义倾向的上层坚定地转到企业主一边去了。工人对军事订货感到十分厌恶，而这些订货正是此前一两年间濒于破产的工厂得以运行的保证。可是企业主对生产失去了兴趣，因为它预示带来的麻烦要多于利润。由上层事先预谋的工厂停产具有不间断的性质。金属生产缩减了40%，纺织工业缩减了20%。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用品都很匮乏，而物价伴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衰败不断上涨。工人极力要监督决定他们命运的商业行政机关。劳动部长斯科别列夫在冗长的公告中告诫工人，不允许他们干预企业的管理。6月24日，《消息报》称正在再次拟议关闭一批工厂。外省也传来了同样的消息。半数火车头要进行大修，大多数车辆滞留在前线，燃料十分缺乏。交通部摆脱不了跟铁路工人以及职员发生冲突的处境。粮食供应形势在不断恶化。彼得格勒的粮食储备只能维持10—15天，在其他中心城市情况也只是稍好一些。在机车车辆处于半瘫痪状态和笼罩着铁路罢工威胁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有经常挨饿的危险。前面看不到一点光明。这可不是工人对革命所期待的。
　　政治圈子里的状况也许还更糟糕。在政府、民族、阶级的生活中，如同在个人生活中一样，最严重的情况是犹豫不决。革命是解决历史问题诸手段中最无情的一种。把模棱两可带进革命乃是所有政治中最有害的一种。革命政党无权迟疑犹豫，就像把手术刀插进了病人体内的外科医生不能迟疑犹豫一样。然而，二月革命中降生的双重政权体制就是组织上的犹豫不决。一切事物都转向反对政府，假定的朋友变成了对头，对头则变成了敌人，敌人又武装起来了。在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这个所有受到损失者的政治司令部的鼓励下，反革命进行了完全公开的动员。在莫吉廖夫大本营下属的军官联盟总委员会（它代表十万名心怀不满的指挥官）和在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联合委员会构成了反革命的两股武装推动力。国家杜马不顾苏维埃六月代表大会的决定，决心坚持召开自己的“私下会议”。杜马临时委员会对由银行与协约国大使馆大规模资助的反革命活动给予合法掩护。各种危险从左右两方威胁着妥协派分子。临时政府忐忑不安地环顾四周，同时秘密决定拨款成立一个官方反间谍机关即秘密政治警察机关。就在这前后的6月中旬之际，政府规定于9月17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自由主义报刊不顾立宪民主党加入了政府的事实，开展了顽固反对谁也不相信和谁也不会严肃捍卫的这个官方规定的日期的行动。在3月最初几天多么鲜明夺目的立宪会议，如今自身也变得黯淡无光和渐渐模糊了。一切都转而反对政府，甚至它虚弱不堪的良好意愿也不例外。直到6月30日，政府才开始鼓足勇气撤销了乡村的贵族监护人和帝俄时代的地方长官，这些头衔本身自亚历山大三世设立它们那天起便令全国深恶痛绝。而这个被迫和迟来的局部改革给临时政府造成的是大失体面的胆怯印象。就在此刻，贵族从惊惧中恢复过来了，土地所有者联合起来并且继续施加压力。杜马临时委员会于6月底向临时政府提出了采取坚决措施保护地主免遭“犯罪分子”教唆的农民侵害的要求。7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贵族占绝大多数的全俄土地所有者代表大会。政府两面讨好，企图用言语时而使农夫，时而使地主相信自己。不过，前线的情况还要糟糕。作为克伦斯基在国内斗争中所下的主要赌注——前线进攻陷入了狼狈境地。士兵不愿打仗。李沃夫公爵的外交官害怕注视协约国外交官的目光。迫切需要借一笔债。为了展示强硬手段，软弱无能与注定失败的政府向芬兰发起了进攻，并且如所有最肮脏的勾当一样，也是假手社会主义者来实行的。与此同时，跟乌克兰的冲突也激化了，而且导致了公开的决裂。
　　阿尔伯特·托玛为光明的革命和克伦斯基高唱颂歌的日子已经远去了。7月初，沾染了太多拉斯普京沙龙气味的法国大使巴列奥洛格被“激进主义者”努兰斯接替了。新闻记者克洛德·安内就彼得格勒的局势给新任大使上了第一堂课。维堡区就在正对着法国大使馆的涅瓦河对岸延伸开去。“这是大型工厂集中的一个区，它完全属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与托洛茨基作为主宰在那里称雄。”机枪团的营房就坐落在这个区，该团大约有一万人，拥有一千多挺机关枪；无论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孟什维克都不准进入机枪团的营房。其余各团要么为布尔什维克所控制，要么保持中立。“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想夺取彼得格勒，谁能阻止他们这么干呢？政府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局面呢?”努兰斯听得惊呆了。“它还能做些什么呢？”记者回答说，“您必须明白，政府那里除了道义的力量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力量了。我觉得，就连道义的力量也是十分弱小的……”
　　被唤起的群众能量无处宣泄，于是分散到擅自行动、游击行为和偶然的侵夺举动上去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企图部分地解决正是由他们所创建的政权拒绝为他们解决的那些问题。领导层的动摇不定使群众疲乏到了极点。白白的等待迫使群众更加坚定地去敲击他们面前本不想打开的那扇大门，或者导致绝望情绪直接爆发。还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即外省代表勉强制止住自己的领导人动手打击彼得格勒的时候，工人和士兵有够多的机会来确认，苏维埃上层对他们到底抱一种怎样的感情与意图。追随克伦斯基的策烈铁里对于大多数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来说不仅成了陌路之人，而且成了令人痛恨的人物。在革命的外围区域,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上升了，是他们在杜尔诺沃别墅里擅自设立的革命委员会当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是工人中间更有纪律性的阶层，甚至广大党员也开始失去耐性，或者开始靠拢那些失去了耐性的人。6月18日的游行示威让所有人都看出，临时政府已经没有支持力量了。“他们高高在上究竟在观望什么呢?”工人和士兵问道。他们指的不仅是妥协派领袖，而且有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把工人弄得焦躁不安和疲惫不堪。6月间，这个问题在拥有3. 6万名工人的普梯洛夫工厂变得特别尖锐。6月21日，好几个车间爆发了罢工。这些分散行动没有什么效果，对党来说实在是太清楚了。第二天，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由主要的工人组织与70座工厂的代表举行的会议宣布:“普梯洛夫工人的事业就是全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事业。”会议同时呼吁普梯洛夫人“克制自己正当的愤慨”。罢工被推后了。可是在随后的12天，事情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工厂的群众躁动不安，同时在寻找发泄的渠道。每一个企业都有冲突，而且所有这些冲突都指向上层，指向政府。经由报道披露了列车乘务人员工会给部长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我们最后一次声明，忍耐即将达到极限……继续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对贫困与饥饿的控诉，而且是对骑墙态度、意志薄弱和欺骗行为的控诉。报告尤其愤怒地抗议“要求我们无休无止地承担公民义务和忍饥挨饿”。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3月把政权转交给临时政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把革命部队调离首都。不过那些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卫戍部队向左转了，而苏维埃当权集团却向右转。同卫戍部队进行斗争还没有退出议事日程。即便部队整体上没有离开首都，那么其中最革命的部分在战略需要的借口下通过抽调补充连队上前线而遭到了有计划的削弱。越来越多新到的部队因为不服从指挥、拒绝执行战斗命令而在前线遭到解散的传闻不断传到了首都。两个西伯利亚师——西伯利亚轻步兵不是早就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吗？一一被武力解散了。单是驻地离首都最近的第五集团军，由于发生了大量不执行战斗命令的事情，就有87名军官和12725名士兵被追究责任。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为前线、农村、工人街区和兵营不满情绪的蓄电池，它接二连三地出现骚动。那些大胡子中年人带着歇斯底里般的倔强要求退役回家去种地。驻扎在维堡地区的团队有第一机枪团、第一掷弹兵团、莫斯科团、第一百八十步兵团以及其他一些团队，它们总是处在这个无产阶级边远市区的热泉冲洗之中。数以千计的工人经常从兵营旁边路过，其中不少人是布尔什维主义孜孜不倦的宣传者。在令人厌恶的脏兮兮的高墙之下几乎不间断地有飞行集会在那里举行。6月22日，由前线进攻引发的爱国主义游行还没来得及散场，一辆带着写有“跟着克伦斯基前进”标语的执行委员会汽车漫不经心地开到了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莫斯科团的人扣押了宣传人员，撕碎了标语，而这辆爱国主义宣传车也被开到机枪团去了。
　　一般来说，士兵比工人更缺乏耐性：这既因为上前线是他们面临的直接威胁，也因为他们学会理解政治策略要困难得多。此外，他们每个人手中握有步枪；而二月革命后，士兵喜欢高估步枪的自主效力。老工人布尔什维克利兹金后来讲述了第一百八十后备团的士兵是怎样对他说的：“我们的人大概在克舍辛斯卡娅宫睡觉，开始行动吧，赶走克伦斯基……”在各团队举行的会议上，往往会做出必须最终行动起来反对临时政府的决议。一些来自工厂的代表团经常出现在各个团队，他们询问士兵：会上街吗？机枪团也派代表来到卫戍区其他部队，呼吁它们起来反对继续拖延战争。一些更加没有耐心的代表补充说，巴甫洛夫团、莫斯科团以及四万名普梯洛夫工人“明天”就开始行动。执行委员会的官样劝诫没有产生效果。没有得到前线和外省支持的彼得格勒将被打成碎片的危险变得越来越严重了。6月21日，列宁通过《真理报》号召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要一直等到事态把强大后备力量推到彼得格勒方面的时候。“我们理解苦恼，我们理解彼得格勒工人的紧张心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他们说：同志们，现在就采取行动是不恰当的。”第二天，一些看起来比列宁还“左”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举行的个人会商得出结论，尽管士兵和工人群众情绪激昂，还是不能采取战斗行动：“最好还是等一等，以便让掌权的政党最终因已经开始的前线进攻而自取其辱。那时就轮到我们登场了。”当时最没有耐心的人之一、一位区里的组织者拉齐斯就是这样表达的。委员会多半是被迫派出宣传人员前往部队和企业的，目的是阻止它们发起不合时宜的行动。维堡区的布尔什维克烦躁不安地摇头不止，他们在自己人中间发牢骚说：我们势必要成为消防水龙带。”但是号召上街的声音一天也没有停息。这其中也有明显的挑拨行为。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只得向士兵和工人发出呼吁：“不要相信任何以军事组织的名义发出的上街行动的号召。军事组织没有号召采取行动。”接着又用更为坚决的口气说:“请你们要求每一个以军事组织名义号召采取行动的宣传人员与组织人员出示由主席和秘书签发的证明书。”
　　在喀琅施塔得著名的船锚广场，无政府主义者越来越有信心地抬高了嗓门，最后通牒一个接一个从这里发出。6月23日，船锚广场上的代表没有经过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直接要求司法部释放一批彼得格勒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威胁说，不这样，水兵将冲进监狱。第二天，来自奥拉宁鲍姆的代表向司法部宣布，由于发生在杜尔诺沃别墅的逮捕，他们的卫戍区也像喀琅施塔得一样沸腾起来了，而且他们“已经在擦亮机枪”。资产阶级报刊急忙抓住这类威胁，并且就在自己的妥协主义者盟友跟前舞弄它们。6月26日，近卫掷弹兵团的代表从前线回到自己的预备营，他们声明：本团反对临时政府，要求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拒绝由克伦斯基发起的进攻，并且对执行委员会会不会同社会主义部长一道转向资产者一边表示担忧。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刊就这次探访刊登了一份带责备口气的报告。
　　不仅喀琅施塔得，而且以赫尔森福斯为主要基地的整个波罗的海舰队都开了锅。安东诺夫-奥夫申柯毫无疑问就是舰队中布尔什维克的中坚力量。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军官时，便参加了1905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在反动年代他是一名孟什维克，战争时期是一个国际主义侨民，在巴黎办《我们之声报》时是托洛茨基的同事，从流亡地回国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动摇不定，而个性方面英勇无畏，容易冲动又不讲章法，却又能够发挥主动性和即兴行事的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当时还不太出名，但在后来的革命事件中，他所占有的地位远不是排在最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赫尔森福斯党的委员会里面，我们懂得必须克制和进行认真的准备。我们也得到了中央的相应指示。但是我们意识到爆发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我们忐忑不安地时不时朝彼得格勒方面张望。”而彼得格勒那里，引起爆发的因素也是日复一日地积累起来了。比第一机枪团落后的第二机枪团做出了把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第三步兵团则拒绝拨出14个补充连队。兵营里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带有暴风雨的性质。7月1日，掷弹兵团举行的集会发生了扣押委员会主席和对孟什维克发言者起哄的事件。打倒进攻！打倒克伦斯基！机枪手站在了卫戍部队的中心，正是他们开启了七月激流的闸门。
　　第一机枪团的名声在革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局中就已经为我们所知晓了。出于自己的主动，革命后这个团“为了保卫革命”很快从奥拉宁鲍姆来到了彼得格勒，旋即便遇到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阻挠，后者做出决定对它表示感谢，并且要它返回奥拉宁鲍姆。机枪手们断然拒绝离开首都，因为“反革命分子有能力攻击苏维埃和恢复旧制度”。执行委员会屈服了，于是数千名机枪手和自己的机关枪一起留在了彼得格勒。在人民宫找到落脚点以后，他们还不知道伴随着他们将会发生什么。不过，他们中间有不少彼得格勒工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承担起关心这些机枪手的任务就不是偶然的了。它出面说情保证了机枪团能从彼得保罗要塞领取给养。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而且很快变成牢不可破的了。6月21日，机枪手在全体会议上做出决定：“今后，只有当战争具有革命性质时，才可以派队伍上前线。”7月2日，该团在人民宫为“最后一个”补充连上前线举行了送行集会。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出席做了演讲，当局后来企图给这个偶然事情赋予特定的意义。士兵日林和老布尔什维克拉舍维奇军士代表该团致答词。会场情绪非常激昂，大家痛斥克伦斯基，发誓要对革命忠诚不渝，不过谁也没有提出过任何最近能付诸实行的建议。可是最近几天在城里，大家都在执着不懈地等待事变发生。“七月危机”提前投下了自己的影子。苏哈诺夫回忆说:“在每个角落，在苏维埃，在玛丽亚宫，在居民区，在广场和街心花园，在兵营和工厂——到处都在议论，说等不了多久，就会出大事……谁也无法清楚地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将采取行动，也不知道怎样以及何时采取行动。但是整个城市觉得自己正处在某种爆炸性事件的前夜。”果不其然，事件真的突然爆发了，而且是上层，是当权集团给了它推动力。
　　就在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告诉机枪手联合政府无能的那一天，四名立宪民主党人退出了政府，从而使联合政府瓦解。他们选择的借口是，他们的妥协派同事跟乌克兰签订了妥协性协议，这是他们的大国主义自负所不能接受的。民主体制破裂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妥协派分子迟迟没有制止群众。时机的选择受到前线进攻失败的提示，尽管当时官方还没有承认失败，不过对于消息灵通的人来说这已是毋庸置疑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是让自己的左翼盟友直接面对失败和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了。有关立宪民主党人辞职的消息马上传遍了首都，这消息在政治上总结出目前的全部冲突都是在同一个口号，更确切地说是在同一种呼号声——必须结束虚耗时光的联合！一一中展开的。士兵和工人认为，以后谁将统治国家，是资产阶级还是他们自己的苏维埃，这个问题的解决决定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它们包括工资问题、面包价格问题，以及是否要在前线莫名其妙地付出牺牲的问题。在这种等待气氛中，产生了某种幻想成分，因为群众希望随着政权的转移，一切弊病都将立即得到消除。不过，归根结底他们还是对的：政权问题决定着整个革命的方向，从而也就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单独命运。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没有预见到他们对苏维埃实行的公开怠工行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意味着完全低估了米留科夫。这位自由主义领袖非常明显地极力要把妥协派分子拖进紧张复杂的境地，唯有刺刀才能从中杀开一条出路：在那些日子里，他顽固地坚信果断的血腥镇压可以挽救局势。
　　7月3日，一大早就有几千名机枪手在迫使该团各连和全团委员会中断会议以后，选出了自己的主席，并且要求马上讨论武装起义问题。集会立即形成了一股浪涛汹涌的激流。前线的问题与政权危机交织在一起。会议主席、布尔什维克戈洛温试图加以阻止，并且提议事先跟其他部队及军事组织进行会商。然而每一个拖延的暗示都使士兵们怒不可遏。无政府主义者布雷赫曼出现在集会上，在1917年背景下他是一个不很重要却又色彩鲜明的人物。布雷赫曼思想贫乏，可是对大事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自己总是处于高度亢奋的狭隘情绪中，表现倒十分坦诚。蓄着一头蓬松散乱的头发，身着前胸敞开衬衫的他在集会上赢得了不少半带讽刺的好感。工人们对他的确很有分寸，也有点厌烦，金属工人尤其如此。可是士兵们对他的讲话报以快活的微笑，他们用肘部互相推挤，用粗话激发演讲人。显然他们很欣赏他那古怪的外表，他那无须推理的决心以及如同酸醋一样刺激人的美国犹太人口音。6月月末，布雷赫曼出席了各种临时安排的集会，在那里他如鱼得水。他总是有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出门一定携带武器。那么组织呢？“大街把我们组织起来。”任务是什么呢？“推翻临时政府，就像对待沙皇那样，尽管当初没有一个政党号召这样做。”诸如此类的讲话此刻再好也不过地回应了机枪手们而且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的情绪。当下层群众逾越布尔什维克装装样子的劝阻时，后者之中许多人也不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先进的工人记得，2月，正是那胜利的前夕，领导人打算就此止步；3月，八小时工作制也是由下层的主动争取到的；到4月，米留科夫是被自动走上街头的各团抛弃的。一回想起这些事情，就会引起群众十分紧张和极不耐烦的情绪。
　　有人把机枪手集会笼罩在热浪沸腾之中的情况通知了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该组织于是一个接一个地派宣传员赶到机枪手那里。为士兵所敬重的军事组织领导人涅夫斯基也亲自迅速赶来了。看起来大家都听他的话。可是无休止持续下去的集会的情绪也如同它的成分一样在发生变化。军事组织另一位领导人波德沃伊斯基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晚上七点的时候,有一个人骑马飞驰而来通知说，……机枪手再次决定采取行动，这是我们最感意外的事。”他们选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取代原先团里的委员会，委员会由每个连队推选两个人组成，准尉谢马什科担任主席。专门抽调出来的代表已经走遍了各个团队和工厂，呼吁它们给予支持。机枪手当然没有忘记把自己的人派去喀琅施塔得。就这样，通过官方组织的下面层级，部分也是利用官方组织的掩护，情绪最为激昂的团队和工厂之间新近连接起来的临时线索绷紧了。民众并不打算跟苏维埃决裂，相反，他们愿意由苏维埃掌握政权。群众更没有打算跟布尔什维克断绝关系。但是他们觉得该党还不够坚决果断。他们想要做的是表达不满，吓唬一下执行委员会，敦促一下布尔什维克。临时的代表制度、新的联络中心和行动中心形成了，它们不是常设的，而是为应付当下的情况设立的。局势与情绪的变化来得如此迅速与剧烈，使得即便像苏维埃这样最灵活的组织也难免落到后面去了，而且使得群众每一次都不得不创立辅助性的机构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伴随着这种仓促安排，往往有些毫不相干的而且并非总是可靠的人员钻进来了。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同样也有一些新近加入和失去耐心的布尔什维克在往火上浇油。从事这种勾当的无疑还有混进来的奸细，也许还有德国间谍，不过毫无疑问一定有反间谍机关里地道的俄罗斯人密探。怎么可以把群众运动的复杂纺织物解开，理成一根根丝线呢？时局的总体特征毕竟显得非常明晰。彼得格勒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它既不顾外省也不顾前线，独自急速地往前奔，就连布尔什维克党也实在没有能力来阻拦它了。在这样的场合，只有经验才能帮上忙。
　　机枪手的代表号召各团和工厂上街，他们也没有忘记附带说明，行动必须携带武器。不这样会怎样呢？那不就是让自己赤手空拳置于敌人的打击之下吗？此外，主要的考虑大概是必须展示自己的力量，士兵没有枪，也就没有力量。不过所有团队和所有工厂对此都持相同的意见：既然要举行发动，那就不外要备足大量子弹。机枪手不会浪费时间，一场大比赛开始以后，他们势必要尽快地把它进行到底。侦讯材料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该团主要领导人之一谢马什科准尉后来的行为：“……他从工厂叫来了汽车，并给它们配备了机关枪，然后派它们前往塔夫里达宫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并且指定了路线。他亲自把这个团带出兵营进了城。他乘车来到莫斯科团的后备营，怂恿这个营采取行动，而且达到了目的。他让机枪团的士兵相信，各团都会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他跟这个设在克舍辛斯卡娅宅邸的组织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还派了一些卫兵去保卫军事组织。”这里说派人去列宁那里，完全是虚构的，因为无论当天还是此前一段时间，列宁都不在彼得格勒。由于身体不适，他从6月29日起就住到芬兰一所别墅里去了。但是在材料的其余部分，这位军事法庭的法官扼要的语言还是颇为不错地转述了机枪手预先准备时的狂热劲头。至少在兵营的院子里，是在热火朝天地做准备工作。把步枪分发给没有武器的士兵，有些人拿到了炸弹。每一辆从工厂开来的卡车都配备了三挺机关枪与相应的枪手。全团应该说是以战斗序列走上街头的。
　　某些工厂也发生了大致相同的事件，机枪手或者邻近工厂的代表来到这里号召工人上街。工人等待他们仿佛已经很久了，工作顿时停止下来了。雷诺工厂的一个工人讲述道：“午饭后有几个机枪手来找我们，要求提供大型卡车给他们。尽管我们这个集体（指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提出异议，结果还是不得不把汽车给了他们……很快他们就在卡车上架起了‘马克辛’（机枪名。——托洛茨基），接着朝涅瓦大街开去。到这种场合，再也无法阻止我们的工人了……所有干活的人连工作围裙也没脱，就离开车床来到院子里……”工厂里布尔什维克的异议想必并非总是坚定的。为争取普梯洛夫工厂支持的斗争所花的时间最长。午后两点钟左右，有关机枪团的代表已经到来并号召举行集会的消息传遍了各个车间。一万名工人聚集在工厂办公室前面。在一片支持的呼喊声中，机枪手说他们接到了7月4日上前线的命令，但是他们决定“不去跟德国对峙的前线，不去反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要反对本国资本家部长”。情绪不断高涨。“我们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工人们高喊起来。担任工厂委员会秘书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反对，并且提议征求党组织的意见。抗议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过来：“走开，别指望再拖延了……这样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快到6点钟的时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赶来了，然而这也很难劝住工人。集会在继续，这是成千上万寻求出路而且不允许自己相信没有出路的人举行的无休无止、躁动不安和倔强固执的集会。有人建议派代表团去执行委员会陈情，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聚会照样没有解散。此刻，有一群工人和士兵带来了维堡那边已经在向塔夫里达宫进发的消息。还要阻止已经不可能了，出发的决定也做出来了。普梯洛夫厂的工人叶菲莫夫跑到区党委询问：“我们该怎么办?”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会采取行动，但是也不能对工人的行动听之任之，因此得同他们一道出发。”就在那个时候，区党委会委员丘金出现了，他带来了各区工人都已行动起来的消息，而党委会“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就这样，这些布尔什维克为运动所逼迫，使自己卷入其中，同时为自己与党的正式决定背道而驰的行动寻找适当的辩护理由。
　　到晚上7点，首都的工业生产完全停顿了。一个又一个工厂行动起来了，工人们排好队伍动身前进，赤卫队也整装出发了。维堡人马捷列夫讲道：“在成千上万的工人人群中，几百个青年近卫军成员来往奔走，不时响起枪栓的碰击声。有些人把一排排子弹装入子弹夹，另外一些人在扎紧皮带，还有一些人在系好子弹盒和子弹夹，又有人在平整刺刀，而没有武器的工人在帮助青年近卫军战士整理装束……”维堡区的交通要道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大街左右两侧都是望不到尽头的工人队伍。在大街中间行进的是游行队伍的脊梁机枪团。每个连队前头都行驶着几辆架着“马克辛”的卡车。跟在机枪团后面的是工人，在游行队伍最后担任掩护的是莫斯科团的部队。每一支队伍都高举旗帜，上面写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参加三月葬礼游行和“五一”节示威游行的人或许还要多一些，可是七月游行的行动要疾速得多，气势也威严得多，而且全体参加人员的成分也纯粹得多。一位参加者写道：“工人和士兵在红旗指引下前进，队伍中看不到官员的帽徽，大学生闪闪发光的纽扣，‘深表同情的贵妇人’的帽子，所有这些在4个月之前的二月游行中都可以见到，在今天的运动中就见不到了。今天出来游行的只有资本家粗笨的奴隶。”像以往那样，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汽车沿着街道朝各个方向疾驰，还有到时负责撤回工人和各团士兵的代表、宣传员、侦察员、联络员以及其他队伍。所有人手中的枪都朝前举着。怒吼的卡车再现了二月革命时期的场景，它们让一些人激动不已，又让另一些人惊恐万分。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写道：“就是那一张张疯狂、呆滞与凶残的脸庞，这是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二月期间的模样。”也就是在自由主义正式命名为光荣的和不流血的那次革命期间的样子。到9点钟时，已经有7个团抵达了塔夫里达宫。一路上有来自各个工厂的队伍和新的部队加入进来。机枪团的行动显示出了巨大的传染力量。“七月危机”开始了。
　　行进中的集会开始了。有个地方响起了枪声。据工人科罗特科夫说，“有一挺机枪和一具军官尸体从地下室拖到了铸造场大街，他是在那里被打死的”。各种各样的流言走到示威游行前面去了，恐惧像光线一样从这里射向四面八方。受到惊扰的中心街区的电话什么消息也不能提供。有报道说，大约晚上8点钟的样子，一辆全副武装的汽车驰进华沙车站，搜寻刚好是这天乘车去前线的克伦斯基，目的是要逮捕他，可是汽车迟来了一歩，因此逮捕落空了。这一插曲后来不止一次地被当作阴谋证据提了出来。汽车里到底是些什么人，又是什么人泄露了他的秘密意图，这一直是不解之谜。当天晚上，满载武装人员的汽车在四处奔驰，华沙车站所在的那个区大概也在其中。许多地方都能听到有人对克伦斯基说的狠话。看来这就成了无稽之谈的依据，如果不考虑它本来就是从头到尾捏造出来的话。
　　《消息报》描绘了7月3日发生的事件的大体情况“下午5点时，一批武装人员出动了，包括第一机枪团，还有莫斯科团、掷弹兵团和巴甫洛夫团的部分士兵。有几群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快到晚上8点的时候，各团一些完全按作战要求武装起来的部队高举红旗和写有要求将政权转归苏维埃标语牌，开始前往克舍辛斯卡娅宅邸汇合。有人在阳台上发表演讲……10点30分的时候在塔夫里达宫广场举行集会……部队选出代表团进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它代表集会者宣布了如下要求：罢免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停止前线的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国有化，对生产实行监督。”如果在旁边做一些并非主要的改动：把“各团部分人”改为“各团”，把“几群工人”改为“全部工厂”，那么就可以说，策烈铁里—达恩的半官方报纸没有歪曲所发生的事情，其中也正确地点出了示威游行的两个焦点：克舍辛斯卡娅宅邸和塔夫里达宫。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行动都是围绕这两个对立的中心展开的。去克舍辛斯卡娅宅邸是为了得到指示和领导，以及聆听令人鼓舞的演讲……；去塔夫里达宫是为了宣布要求，甚至是用自己的实力进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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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3点时分，两个机枪手代表来到了当天在克舍辛斯卡娅宅邸举行的全城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会场，他们带来了他们决定采取行动的消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点，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托姆斯基声称：“已经出发的团队没有按照同志式的方式行事，也没有邀请我们党的委员会来讨论有关发起行动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向代表会议提出要求：首先，为了制止群众必须发表一份告人民书；其次，必须向执行委员会呼吁，要求它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现在还不能谈论发动没有希望的新的革命。”托姆斯基是一位老工人布尔什维克，他以多年的苦役刑期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后来他成了著名的工会领导人。就其性格而言，他总体上更愿意阻止采取行动，而不是号召开展行动。但是这一次他只不过是发挥了列宁的意图：“现在还不能谈论发动没有希望的新的革命。”要知道即便是6月10日发动和平示威的尝试也被妥协派分子宣布为阴谋！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赞成托姆斯基的意见，无论如何也要动手拖延发起行动。前线的进攻使整个国家处于紧张气氛之中。进攻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可临时政府准备设法把失败的责任转嫁到布尔什维克身上。必须让妥协派分子有时间最终使自己的名声受损。沃洛达尔斯基以代表会议的名义答复机枪手，他表达了该团应该服从党的决定的想法。机枪手提出抗议后便离开了。4点钟的时候，中央委员会肯定了代表会议的决定。中央委员分别来到各区和各个工厂，以便阻止群众发起行动。相应的告人民书送到了《真理报》，准备在次日清晨的第一版刊登出来。斯大林受托把党的决定通报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没有留下任何可疑之处。执行委员会向工人和士兵发出的呼吁称：“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呼唤你们携带武器上街。”这就证明号召不是任何一个苏维埃政党发出的。但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委员会的打算，而群众有群众的打算。
　　快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机枪团以及紧随其后的莫斯科团来到了克舍辛斯卡娅宅邸。颇有名望的涅夫斯基、拉舍维奇、波德沃伊斯基试图从阳台上要求两个团都返回驻地。下面回应他们的是：滚开！布尔什维克的阳台还没有听见士兵发出过这样的喊声，这就成了令人担忧的征兆。跟在两个团后面的各工厂也出现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是6月18日的旗帜，不过现在它们周围都是刺刀。示威游行变成了威力强大的事实。该做些什么呢？布尔什维克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与全城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各团队与工厂的代表共同做出决定：通过另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停止无效的阻挠，指引业已开展的运动，以便使政府危机得到有利于人民的解决。为此决定号召士兵和工人向塔夫里达宫和平进军，选出代表并且通过他们向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己的要求。当时在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批准改变策略。在阳台上宣布新决定得到的回应是欢呼声和马赛曲。运动被党合法化了，机枪手可以轻松地吁一口气了。该团部分士兵马上就出发前往彼得保罗要塞，目的是要影响要塞守备部队，需要时让后者去保卫克舍辛斯卡娅宅邸免遭攻击，因为它与要塞之间只隔着一条狭窄的冠堡海峡。
　　示威的先头队伍进入了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和军官团的动脉涅瓦大街，准确地说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度，千百道恶狠狠的目光从人行道，从窗口，从阳台仔细注视着他们。一个团紧贴着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紧贴着一个团。一批又一批新到的群众加入进来了。所有旗帜都用红底金字写着同一个口号：“政权归苏维埃！”游行队伍控制了涅瓦大街，并且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人流涌向塔夫里达宫。“打倒战争”的标语牌引起了军官最强烈的敌意，尽管他们当中有不少残疾人。挥舞双手和大喊大叫的大学生、高等女子学校的学生与政府官员力图说服士兵，要他们相信就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德国间谍想让威廉的军队开进彼得格勒，以扼杀自由。讲这话的人觉得他们自己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受了奸细的蒙骗！”官员们这样评论阴沉地顶撞他们的工人。“被狂热分子拉进来了。”比较傲慢的人回应说。“愚昧无知的人。”两者都附和这种说法。但是工人有自己衡量事物的标准。他们不是从德国间谍那里学到引导他们今天上街的信念的。示威者毫不客气地把那些令人厌烦的教师爷从自己队伍中推开，同时继续前进。这使那些来自涅瓦大街的爱国主义者大为恼怒。多半是由残疾军人和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指挥的突击小组不时扑向单独行进的游行者队伍，撕掉他们的旗帜。因此在不少地方发生了冲突。空气变得滚烫起来。枪声一声又一声地传来了。是从窗口开的枪吗？是从阿尼契宫开的枪吗？街面上的人漫无目标地朝上面一阵齐射。有时候整条街道陷入一片混乱。大约半夜时分，一个从“火山”工厂来的工人说，当掷弹兵团经过涅瓦大街时，在公共图书馆附近某个地方，枪战持续了好几分钟。现场顿时一片惊慌。工人们于是沿旁边的街道逃走。士兵们卧倒在弹雨下，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白白经过战争的锻炼。这条深夜的涅瓦大街连同遭受攻击时卧倒在地的近卫掷弹兵一起构成了幻觉般的场景。无论普希金还是果戈理这样的涅瓦大街歌颂者都难以想象出它竟是这样一幅图景。然而，这幻觉般的景象却是真实的，马路上留下了不少伤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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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塔夫里达宫也度过了自己颇为特殊的经历。鉴于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工人士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两个执行委员会共同讨论了策烈铁里关于怎样清洗联合政府的皮祅，又不弄湿其皮毛的报告。如果不是不安分的郊区横加搅扰的话，这种作为的奥秘或许最终发现了。有关机枪团准备武装暴动的电话通知使苏维埃领袖们的脸上现出了恼怒和懊丧的神色。就不能等到报纸为他们登出挽救局势的决定那一刻吗？大多数敌视的目光投向了布尔什维克那边。可是，这一次游行示威连他们也没有料到。加米涅夫以及党的其他一些在场的代表甚至同意在白天的会议结束以后前往工厂与兵营去制止群众出动。这一姿态后来被妥协主义者说成是狡诈的行为。两个执行委员会专门通过了一份告民众书，它像往常那样宣布任何武装暴动都是背叛革命的。然而，到底要如何对付政权危机呢？出路终于找到了：继续保留残缺不全的内阁它现在的样子，把问题整个地拖延到把执行委员会的外省委员召集来为止。为自己的动摇而拖延和赢得时间——难道这不是所有政策中最英明的一种吗？
　　只有在与群众进行斗争时，妥协主义者才觉得浪费时间是不能容许的。官方机关马上便进入了采用武力反对暴动的行动，于是游行示威一开始就定性了。苏维埃领袖们为了保卫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四处搜罗武装力量。由齐赫泽和主席团其他成员签署的需求清单送到了各个军事机关，清单要求把装甲车、3英寸口径大炮与炮弹送到塔夫里达宫。就在这个时候，所有团队差不多都收到了派武装分队去保卫塔夫里达宫的命令。然而事情还不止如此。常务局当天连忙发电报给前线，命令从离首都最近的第5集团军“抽调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旅和一个装甲车旅开往彼得格勒”。受托操办执行委员会安全工作的孟什维克沃伊廷斯基后来在自己回顾过去的简述中毫无隐瞒地说：“7月3日一整天我都在外面，集结部队，以加强塔夫里达宫的防卫……我们的任务是哪怕拉来几个连队也是好的……一段时间我们完全没有力量。在塔夫里达宫大门口只有6个无力阻拦人群的人站在那里。……”接着又说：“在游行示威的第一天，我们统领的只有100个人，——我们再没有武装力量了。我们向各个团派去特派委员，要求它们给我们派士兵来担任守卫……可是每一个团都在观望其他团是怎样行动的。无论如何都必须停止这种有失体面的做法。于是我们从前线召回了军队。”即使有人蓄意而为，也很难想出比这更加尖刻的语言对妥协主义者进行讽刺了。数十万示威者要求把政权转归苏维埃。身为苏维埃首脑因而也是政府首脑候选人的齐赫泽却在搜罗武装力量来对付示威者。一场为民主派争取政权的宏伟运动被它的领袖宣布为武装暴徒对民主制度的攻击。
　　在经历长时间停止活动以后，苏维埃工人部也在塔夫里达宫举行会议。通过工厂的局部改选，它在最近两个月更新自己的成员是如此的成功，致使执行委员会并非毫无根据地担心布尔什维克控制了这个组织。被人为拖延了很久，最终在数日之前由妥协派分子自己指定召开的工人部会议碰巧遇上了武装游行示威，而报界发现布尔什维克的人在其中进行操纵。在自己为工人部所做的报告中，季诺维也夫令人信服地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作为资产阶级盟友的妥协派分子不愿意也不善于跟反革命做斗争，因为他们把反革命这个名称理解为黑帮分子流氓行动的个别表现，而不是理解为有产阶级为击溃作为劳动人民反抗中心的苏维埃而结成的政治联盟。报告击中了要害。第一次在苏维埃这块立足之地感到自己处于少数的孟什维克不是提议做出某个什么决定，而是分赴各区去搜罗守卫部队。可是已经太迟了！武装工人和机枪手正在朝塔夫里达宫进军的消息在大厅里引起了极度的紧张。加米涅夫走上讲台，他说：“我们没有号召举行发动，但是人民群众自己走上了街头……既然群众已经出动了，——我们就要走进他们中间。……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给运动赋予有组织的性质。”加米涅夫最后建议选出一个由25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对运动实行领导。托洛茨基支持这个建议。齐赫泽害怕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他枉费精力地坚持要把这个问题交给执行委员会。辩论异常激烈。在最终确认他们没有超出与会人数1/3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了大厅。总之这种做法成了民主派人士的惯用策略：他们从失去了苏维埃多数地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排斥苏维埃。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的决议在反对派缺席的情况下以276票赞成获得通过。随即选出了一个由15个人组成的委员会，给少数派留了10个名额，这样他们的位置依然没有被占用。选出一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这一事实无论对朋友还是敌人都意味着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部从此成了布尔什维克依靠的基础。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4月时布尔什维克大约只影响到1/3的彼得格勒工人，当时他们在苏维埃里面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到了7月月初，布尔什维克为苏维埃工人部输送了大约2/3的代表。这表明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变成决定性的了。
　　工人、女工和士兵的游行纵队高举着旗帜，高唱着歌曲，高奏着音乐沿着毗连塔夫里达宫的街道汇集起来。一支轻炮部队开了过来，其指挥员显得非常兴奋，他通报说他们这个炮兵营全部连队都在与工人一道行动。靠近塔夫里达宫的道路与公园都挤满了人。人们全力朝塔夫里达宫主要出口的看台周围挤过去。齐赫泽走出来跟示威者见面，他带着一副被无端打断了工作的人那种阴沉神情。大家用充满敌意的沉默来迎接这位曾经颇有声望的苏维埃主席。齐赫泽用疲惫而嘶哑的嗓音一再重复那些早已叫人腻烦的废话。人们迎接出面帮腔的沃伊廷斯基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据米留科夫说：“但是，托洛茨基宣布政权应当转归苏维埃的时刻已经来临，他受到了喧嚣的掌声欢迎……”这句话故意说得模棱两可。没有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说过“时刻已经来临”之类的话。来自彼得格勒区规模不大的“杜夫隆”工厂的一个钳工后来介绍在塔夫里达宫宫墙下举行的集会时说道:“托洛茨基的演讲我记起来了，他当时说还没到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时候。”这位钳工的话的要点比那位历史学教授还要准确。示威者从布尔什维克演讲者的口中得知了在工人部刚刚取得的胜利，这一事实几乎使他们个个感到相当满意，好像进入了苏维埃政权时代。
　　临近半夜时分，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再次召开，此刻掷弹兵正俯卧在涅瓦大街的路面上。根据达恩的提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称只有此前已经承诺捍卫和执行业已通过的决定的人才能留下来开会。这是新的说法！他们企图把苏维埃从孟什维克宣称的工人和士兵的议会机关变成妥协主义多数派的行政机关。当他们后来处于少数地位（离这一步总共还只有两个月）时，妥协主义者便狂热地捍卫苏维埃民主。在当下，总之如同社会生活的所有决定性时刻一样，民主制度退居到预备役地位去了。几个区联派成员提出抗议后便退出了会议。布尔什维克全都不在那里，他们在克舍辛斯卡娅宅邸讨论明天该怎么办。在后来的会议期间，区联派成员和布尔什维克又出现在大厅，他们声明任何人都不能剥夺选民授予他们的当选证书。多数派故意不予回应，而达恩提出的决议案也就不知不觉被忘记了。会议在濒死状态中继续拖延下去。妥协主义者无精打采地互相劝说相信自己的正当性。身为邮政部长的策烈铁里控告自己的下属：“我刚刚得知邮递员与电报员罢工的情况……至于说到他们的政治要求，仍旧是那个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四面团团围住塔夫里达宫的示威者的代表要求允许他们出席会议。结果里面的人惴惴不安和不太友好地放他们进来了。可是代表们着实以为，这一次妥协主义者不可能不迁就他们。因为就在今天，因立宪民主党人辞职而激愤不已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揭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盟友的阴谋诡计和怠工行径。况且工人部也表示赞成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要等什么呢？可是，热烈的呼吁（其中的愤怒也透出了希望）显得无能为力和不合时宜，终于消失在妥协主义议会的腐化变质的空气中了。令领袖们操心的唯一念头就是如何尽快地摆脱这些不速之客。还是邀请他们加入合唱队吧。假如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见示威者，那未免太不谨慎了。机枪手在走廊里惊讶地听见了里面开展的辩论，辩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妥协主义者在等待可靠的团队到来。达恩说：“街上有革命的人群，但是这些人在履行反革命的职能……”犹太人组织崩得的领导人之一阿布拉莫维奇支持达恩。此人是一个保守的学究，他的全部本能都受到了革命的凌辱。他断言：“我们将是阴谋的见证人。”他还违背常理地要求布尔什维克公开声明“这是他们的工作”。策烈铁里把纲要加深了一步：“带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上街，这是对苏维埃的支持吗？假若苏维埃愿意，政权就能转到它手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存在阻拦苏维埃意愿的障碍。……可是这样的发动遵循的不是革命的途径，而是反革命的途径。”工人代表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样一种论断。他们觉得，高层领袖的智慧已经失去了理性。最后，在总共有11票反对的情况下，会议再次重申武装暴动是对革命军队后背施行的打击,等等。会议在清晨5点钟结束。
　　群众渐渐散开回到各区去了。武装汽车一整夜都在奔走不休，与各团队、工厂以及各区中心之间进行联络。就像2月月底那样，晚上群众对已经过去的战斗一天进行总结。但是现在他们是在各种组织——不断进行协商的工厂的、党的、军队的组织构成的复杂体系参与下做这件事的。在各区，运动不能半途而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执行委员会把关于政权的决议搁在一边。群众把这种行为理解为动摇。结论是明确的：必须继续施加压力。晚上，布尔什维克和区联派的会议跟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同时在塔夫里达宫举行。前者同样在对过去的一天进行总结，并且力图预先做出判断，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各区送来的报告证实，今天的示威把政权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群众面前以后，也只仅仅使他们感到振奋而已。明天各工厂和团队将会做出回答，无论何种努力都不可能把它们阻挡在边远市区。争论不是像敌人后来所断言的那样是围绕要不要夺取政权这个问题展开的，而是围绕是试图取消示威还是次日清晨站在它的前列的问题而展开的。
　　深夜两点快要过去的时候，普梯洛夫工厂3万工人集结在塔夫里达宫附近一带，其中许多人还带着妻子儿女。游行队伍是晚上11点动身的，很多随后行动起来的工厂的工人在途中加入了游行者的行列。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纳尔瓦大门外聚集的人群还是如此之多，仿佛没有什么人还留在各区了。妇女高声喊叫着：“大家都去吧……由我们来看家好了。”救世主教堂钟楼的钟声响过以后，枪声大作，子弹如同雨点一样飞了过来，好像还是机枪扫射的。下面的人也朝钟楼开枪齐射。“在大商场旁边，一伙士官生和大学生向示威者猛扑过去，抢走了他们的标语牌。工人们使劲反抗，结果扭成一团，还有人开了枪。本文作者被打破了头，他们用脚狠狠地踩踏他的腰部与前胸。”讲述这段经历的是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工人叶菲莫夫。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穿过整座已经寂静下来的城市，最后好不容易抵达了塔夫里达宫。经过当时跟工会有密切联系的梁赞诺夫的不懈斡旋，工厂代表团获准去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饥肠辘辘和疲惫不堪的工人群众在大街上和公园里休息。他们当中多数人怀着等候答复的希望，很快就躺了下来。凌晨3点时分，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摊开四肢躺卧在塔夫里达宫四周的地面上，而里面的民主派领袖在等候部队从前线开过来。这是2—10月之间的陡峭山隘上人们印象最为强烈的革命场景之一。12年前，这些工人中的不少人举着圣像和经幡朝冬宫行进。那个星期天早已成为过去。新的时代将在最近的四个月走过来。
　　洒在院子里的普梯洛夫工厂的浓重阴影笼罩在还在为明天争论不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组织者举行的会议上空。明天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不会去上班，他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又怎么能去干活呢？就在这时，有人叫季诺维也夫去接电话，那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喀琅施塔得打来的。他通报说，明天一大早要塞守备部队就会向彼得格勒进发，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别想阻止他们。那位年轻的准尉在电话线的另一头等候答复，难道中央委员会要指示他脱离水兵，并当着他们的面毁掉自己不成？响应普梯洛夫工厂安营扎寨做法的是那座海军岛屿上另一种威力不亚于前者的做法：在这不眠之夜，那座岛屿上的海军士兵一直准备援助工人和士兵的彼得格勒。然而情势太明朗了。没有给动摇留下多大余地。托洛茨基最后一次问道：还有可能使游行示威保持非武力的性质吗？没有了，这是无从谈起的。一个排的士官生就可以像驱赶绵羊一样赶走几万名赤手空拳的人。士兵还有工人将会愤怒地看待这个提议，把它看作是一个圈套。答案是绝对和无疑的。大家一致决定号召群众明天继续以党的名义举行示威。季诺维也夫使烦恼不堪守在电话机旁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精神得到了解脱。马上就起草一个给工人和士兵的号召书：上街！中央委员会白天通过的停止游行示威的呼吁书从已经浇铸成型的铅版上割了下来，可是要用新的文字代替它们已经来不及了。《真理报》的空白版面将成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有力罪证。显然，他们在最后一刻被吓坏了，因此撤销了起义的号召；或者可能相反：为了把事态引向暴动，他们放弃了最初号召的和平示威？其实布尔什维克的真实决定是以传单印出来的，它号召工人和士兵“通过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游行示威把自己的意愿传达给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不，这不是在号召举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