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俄国完成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如此之迟，以至它不得不把这次革命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换句话说，俄国是如此落后于其他国家，以至它不得不至少在某些领域赶超了它们。这似乎是不合情理的。其实，历史充满了这类反常现象。资本主义英国曾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以至它现在又不得不落后于它们。教条主义者认为辩证法是无聊的智力游戏，而实际上它只是再现着靠矛盾而生存和为矛盾所推动的发展进程而已。
　　本书第一卷应该已经阐明，为什么历史上很晚才取代沙皇制度的民主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这一卷专门叙述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走向政权的。在这一卷里，构成叙述基础的是故事情节。读者应当可以在事实本身中为各种结论找到充分的依据。
　　作者这话并不是想说，他避免做出社会学总的结论。历史如果不能给我们任何教益，那它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俄国革命强有力的系统性及其发展阶段的连续性，加上不可战胜的群众冲击、完全成熟的政治团体、明晰清楚的各种口号，这一切使得总体上理解革命因而也是理解人类社会容易得多了。因为可以把被内部矛盾撕裂的社会恰恰是在革命当中最终不仅暴露了自己的解剖学形态，而且暴露了自己的“精神”这种现象视为已经得到证实的全部历史进程。
　　本书理应更直接地帮助人们理解苏联的性质。这一卷书的现实意义不在于十月革命是现在仍然还活着的这一辈人亲眼目睹下发生的（当然这也具有不小的意义），而在于从革命中诞生的制度仍然存在和发展着，并且把新的谜团摆在了人类面前。全世界都经常在讨论有关苏维埃国家的问题。如果不能事先解释清楚现存的事物是怎样出现的，那就不能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对重大政治事件做出评价，需要进行历史的展望。
　　叙述1917年2—10月的8个月期间的事件需要写成厚厚的两大卷，批评意见一般来说不会责备作者的叙述过于冗长。本书之所以卷帙浩繁，完全是因为需要处理大量资料的缘故。可以用一张照片把一只手显示出来，这只须占一页篇幅。但是要把通过显微镜研究这手生理组织的结果呈现出来，便需要整整一卷的篇幅。至于自己这部研究著作是否充实和完善,作者没有心存任何幻想。不过，在许多场合,他不得不采用比照相机离显微镜要更接近一些的方法。
　　当作者觉得自己在滥用读者的耐心的时候，便毫不吝啬地删除了一些目击者的记载，当事人的自白以及次要的情节；但是在后面往往又会再次把许多已经删除的材料重新写进来。在这场为详细情节而进行的角力中，指导作者写作的是尽可能具体地描述革命自身进程的渴求。其中也不能排除把这部用活生生场景写成的革命历史的特性发挥到极致的意图。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书在市场上出售，这是些为了提供个人风流韵事的各种新奇版本，提供精神抑郁者情绪遽变和爱慕虚荣者追名逐利的故事。普鲁斯特的女主人公需要的某些非常文雅的作品，为的是要感觉一下她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作者以为可以——哪怕是以平等的权利——要求人们关注集体的历史正剧，是它使千百万人摆脱毫无作为的境地，对民族性格进行改造以及对人类生活进行永久的干预。
　　第一卷中摘录和引文的准确性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异议，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论敌的异议多半没有超出下面的议题：个人的偏好可能在对事实和文字的人为与片面的取舍一事上表现出来。这种无可争辩的理由本身相对本书而言什么也说明不了，对其运用的科学方法更是如此。同时，作者让自己固执地坚持，主观因素与其说是由历史学家的气质，不如说是由他方法的性质来决定、限制和检验的。
　　纯心理学流派把事件的结构看作是个别人物或者其团体的自由活动的重组，它给武断意见保留了最大的自由，甚至在怀有最良好意图的研究者那里也是一样。唯物主义的方法要求研究者严守规则，责成他以社会结构的重大事实为出发点。在我们看来,历史进程的基本力量就是阶级；政党要依靠它们；思想和口号是作为客观利益的零头出现的。整个研究途径是从客观的研究到主观的研究，从社会的研究到个人的研究，从基本的研究到即时的研究。这就为作者的武断设置了最严格的限制。
　　如果采矿工程师在没有勘探过的地区通过钻孔发现了磁铁矿，人们总是可以假定为偶然的幸运事件，没有人劝他去兴建矿井。如果这位工程师根据譬如磁针的偏移得出结论，说地下应该埋藏着矿物，而且随后又在该地区别的地方真的找到了铁矿，那么最挑剔的人也不敢说是出于偶然。令人信服的是把普遍与个别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系统。
　　不是从历史学家的目光中，也不是从他说话的语气中，而是必须从叙述本身的内在逻辑中寻找科学客观态度的证据。如果情节、目击叙述、引文、数据与社会分析的磁针总的指标相符，那么读者就会得到有关结论具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最严肃的保证。更具体地说，就是作者忠实于客观态度的程度，将依照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揭示了十月革命的必要性以及革命胜利的原因而定。
　　读者知道，作者首先在革命当中寻找群众对社会命运进行的直接干预。作者努力揭露事件背后的集体意识的变化。作者不接受关于运动“自发性”这种理由不充分的托词，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托词什么也不能解释清楚，什么教益也没有。革命是遵循一定的法则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起来的群众会认识清楚革命的法则。不过这意味着群众意识的改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的，后者则可以从理论上阐述，从而为预见和领导提供依据。
　　某些批评作者的苏联官方历史学家企图把我的观念说成是唯心主义的，这无论如何是没有料到的。例如，波克罗夫斯基教授坚持认为作者对下面这些革命的客观事实估计不足：“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出现了全面彻底的经济崩溃。”“这期间农民……发动了反对临时政府的起义。”应当正是在这些“客观进展”中而不是在变化无常的心理过程中看到革命的推动力量。由于在提出问题时显现出值得称道的异常清晰，波克罗夫斯基再好也不过地暴露出了经常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经济论解释历史的理屈词穷的窘态。
　　革命时期发生的激进变革其实不是由事件当时出现的经济动荡引起的，而是由整个以往时代在社会自身基础上积累起来的那些根本变化引起的。推翻君主制度前夕，以及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经济崩溃在不可逆转地加剧，它促使和强化了群众的不满，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无论何时作者也没有置之不理。不过，以为第二次革命之所以在第一次革命过后8个月发生，似乎是因为这期间口粮从一个半俄磅缩减到四分之三俄磅的缘故，这才是大错特错了。在十月革命随后几年间，民众的食品供应情况继续不断恶化，然而反革命政治人物所怀的发生新的大变故的希望每一次都落空了。这种情况只有对于那些把群众起义看作是“自发的”，亦即被头领们巧妙利用的盲从造反的人才是难以理解的。实际上，单单存在供应匮乏对于发生起义来说还是不够的，否则，群众时刻都可以发动起义；起义所需的条件是彻底暴露出来的社会制度破产使得这类供应匮乏现象变得叫人不堪忍受，以及新的环境和新的思想开辟了革命出路的前景。由于他们意识到了崇高的目标，同样是这些群众后来能够忍受两三倍的供应匮乏。
　　把农民起义当作第二个“客观事实”的托词还会引起更加明显的误解。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农民战争不用说是一种客观状况，因为一般说来，上述一个阶级的行为能成为另一个阶级觉醒的外部推动力。但是农民起义自身的直接原因是农村意识的变化，揭示它们的性质构成了本书一章的内容。我们不要忘记，革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哪怕是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唯物主义并不忽视有感觉的、有思想的和能行动的人，但是要把这样的人解释清楚。难道历史学家还有别的什么任务吗？[1]

[1]就在作者的著作搁笔之际，听到了作者在这两卷书中不得不多次与之论战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去世的消息。波克罗夫斯基从自由主义阵营归附马克思主义时已经是一个定型的学者了，他用自己有价值的著作与创造丰富了最新的历史文献，但是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纯粹出于公道补充一句，那就是波克罗夫斯基不仅是一个特别博学与天赋极髙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忠于他为之服务的事业的人。

　　民主派阵营的某些批评家喜欢借助间接证据兴师问罪，而他们在作者对妥协派领袖的“讥讽”态度中看出了有损叙述科学性的不能容忍的主观主义表现。作者自己认为这样的标准是没有说服力的。斯宾诺莎主义的原则是：“不要哭，也不要笑，但要理解。”他只是对不甚妥当的笑声和不合时宜的眼泪发出警告。但是他没有褫夺一个人，哪怕是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流泪和发笑的权利，只要在当他们证明自己对话题本身的理解是正确的时候。纯粹个人主义的讽刺就像一层冷漠的薄雾弥漫着人类的全部事业和意愿，它是见风使舵最坏的形式：它无论在艺术作品中还是在历史著作中同样都是不自然的。但是讽刺充满在生活本身的各个方面。历史学家的责任正如艺术家一样，就是要把它发掘出来。
　　一般说来，主观意愿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协调一致遭到破坏在生活与艺术中都是喜剧以及悲剧的主要根源。政治领域很少能摆脱这个法则的影响。个人和政党是勇敢的还是可笑的，不是根据它们自身，而是根据它们对形势的态度来决定的：当法国革命进入决定性阶段之际，最杰出的吉伦特派人士跟平庸的雅各宾党人站在一起，也显得可笑和可怜。身为里昂工场检查员的让-玛丽·罗兰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然而在1792年的背景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漫画人物，相反，雅各宾党人则适应时局的发展，他们能够引起敌视、愤怒与恐惧，但是不会引起讽刺。
　　狄更斯小说中的那个企图用地板刷阻挡海潮的女主人公，由于手段与目的注定不符，就成了一个明显的悲剧形象。如果我们说这个女人就是革命时期妥协派政党的政策象征，那未免显得过于夸张。可是，两个政权体制的真正鼓舞者策烈铁里在十月革命以后向自由主义领导人之一的纳博科夫承认:“那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地企图用一些小块的木片来阻止极具破坏力的自发潮流。”这话听起来就像是恶意的讽刺；其实这是妥协主义者用来形容自己的最准确的话。在描述企图用木片阻止革命的“革命者”时，拒绝讽刺就等于是为了讨好教条主义者而偷换现实和背弃客观态度。
　　彼得·司徒卢威这位由马克思主义者演变而来的君主主义者在侨居国外期间曾经写道：“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在革命中的表现是合乎逻辑的，也只有它忠实革命的本质，所以它在革命中取得了胜利！”自由主义领袖米留科夫大概也是这样评价布尔什维克的：“他们知道往哪里走，他们刚好在一个习以为常的方向上前进，他们前进的目标随着妥协主义每一次新的失败的试验而变得越来越近了。”最后，一位企图依据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革命的不太知名的白俄侨民这样表达说：只有有钢铁意志的人才能走上这条道路……他们按其自身‘职业’乃是不怕唤起吞噬一切的反叛精神并且把它带到现实生活中来的革命者。”用前面评价雅各宾党人的话来评价布尔什维克可能更正确，因为他们完全适应时代以及时代的任务。对他们的诅咒已经听得够多了，但是讽刺没有缠住他们不放：他们没有什么可被揪住不放的。
　　在第一卷前言中已经说明，作者为什么认为以第三人称，而不是以第一人称来谈论身为当事人的自己是比较合适的。保留在第二卷中的这种叙述形式当然不会自然而然地防止主观主义；可是它至少不强迫人走向主观主义。此外，它还提醒人们必须避免主观主义。
　　在很多场合，作者都在犹豫，能否引用同代人对本书作者在事变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的或这或那的评论。有的引文可以毫无困难地放弃，假如不涉及比上流社会优雅风度的惯例更为重要的事情的话。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占据多数以后，本书作者当上了它的主席，然后又出任实施十月革命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把这些事实从历史当中一笔勾销。苏联现在的当权集团，最近几年针对本书作者专门组织编写了大量文章和不少著作，把证明他的活动就是始终不渝地把反对革命利益视为自己的任务。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在最危急的年代把一个如此顽固的“敌人”放在责任最为重大的岗位上，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假若用完全沉默来回避追溯以往的争论，那就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还原事件的真实过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只有那些执意偷偷地设法使读者相信不是由事实得出结论的人才需要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作者宁愿用与字典意思相符的全称来称呼事物。
　　作者不隐瞒，对自己来说问题不仅仅与过去有关联。既然一群对手集中攻击某一个人，并且竭力攻击其纲领，那么为确定的纲领而展开的斗争就使得那个人有义务恢复自己在事件中的真实地位。一个人在战旗下为争取完成重大任务和争取自己的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中不能除了个人的虚荣心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对此我可以表示惋惜，但不打算去劝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作者都将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个人”问题在本书中占据比它们理应得到的更重要的地位。
　　有些苏联的朋友——这通常只是苏联现今政权的朋友，并且仅仅是直到他们被这个政权遗忘之前的朋友——指责作者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或者它的个别领袖。但是谁也没有试图去驳斥或修正作者关于事件发生期间党的状况的描述。作者预先告诫那些认为自己负有防止作者否定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的使命的“朋友”，作者的著作不是教人们事情过后如何去热爱通过革命催生的官僚制度体现的业已胜利的革命，而仅仅是教人们去了解革命是如何准备、如何发展和如何胜利的。在作者看来，党不是一部靠国家镇压来维持其绝对正确的机器，而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像所有活生生的事物一样，也是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揭露这些矛盾，其中包括党的司令部的动摇与错误，在作者看来，这丝毫也不会削弱布尔什维克党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肩负起来的宏伟历史任务的意义。

列夫·托洛茨基
1932年5月13日于普林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