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群众的进展

　　二月制度到其诞生的第四个月时，已经因陷入自身的矛盾而气息奄奄。6月是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始的，这次大会本身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从政治上为前线的进攻打掩护。进攻一开始，彼得格勒就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和士兵的示威游行，游行是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妥协派分子组织的，可是结果变成了反对妥协派分子的布尔什维克示威游行。再过两个星期之后，群众不断增长的愤怒情绪引发了新的游行示威，这次是在没有来自上层号召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结果引起了流血冲突，并且以“七月危机”的名称载入了史册。7月这次半起义恰巧是在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正中间时刻发生的，它处于第一场革命的末尾，同时仿佛又是第二场革命的总演习。我们这一卷书是以临近“七月危机”时为叙述下限的。不过在转向叙述这些事件（6月时，彼得格勒是这些事件的舞台）之前，有必要弄清楚在群众中间出现的进展情况。
　　5月初的时候，一位自由主义者曾经断言，政府愈往左转，国家就会愈往右转，列宁驳斥他说：“公民，我肯定地对你说，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国家’要比切尔诺夫之流和策烈铁里之流左倾1000倍，要比我们左倾100倍。往后你们就会看到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32页）列宁认为工人和农民比布尔什维克“左100倍”。这至少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工人和士兵仍在支持妥协派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仍在提防着布尔什维克。可是，列宁发掘得更深。群众的社会利益，他们的仇恨和他们的希望只不过在寻找其自身的反映方式，妥协态度是它们的第一个阶段。群众要比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左得无可比拟，可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激进主义。列宁说群众比布尔什维克要左，他说对了，因为党内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已经觉醒了的人民内心沸腾起来的革命激情的巨大威力。群众的愤怒情绪是靠战争久拖不决、经济濒临崩溃和政府存心无所作为激发起来的。
　　辽阔无垠的欧亚大平原只是因为有了铁路才连成为一个国家的。战争给铁路带来了空前沉重的负担。运输陷入越来越混乱的状态。在有些线路上，损坏待修的机车数量占到了50%。一批很有学问的工程师在大本营讲解的报告显示，最迟半年以后铁路运输将会陷入全面瘫痪境地。在这类估计当中，确有不少故意散布的惊慌失措情绪。不过运输业的破败确实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许多条铁路都出现了堵塞，加剧了商品交换的混乱，从而促使物价飞涨起来。
　　城市的粮食供应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化了。土地运动在43个省顺利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心。军队和城市的面包供应缩减到了危险的地步。在国家最丰饶的产粮区固然还有数以千百万普特计的剩余粮食，可是按照国家价格开展的采购活动得到的结果是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已经采购到的粮食也很难通过濒于崩溃的运输系统运到中心地区。从1916年秋季开始，平均大约只有一半预定的粮食货运量运到了前线。运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中心的数量没有超过它们所需总量的10%。几乎没有什么粮食储备，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在半饥半饱和完全挨饿之间摇摆。联合政府的出现则以不准烤制白面包的民主制禁令而闻名。从此以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小小的“法式白面包”重新出现在首都为止。黄油也很缺乏。6月间，在全国范围内食糖的需求也有固定的标准限制。
　　被战争拖垮的市场机制没有为国家调节所替代，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实行了这种调节，也只因实行了这种调节，才让德国在四年战争时间内得以支持下来。
　　经济崩溃的强烈征兆在每一个环节都显露出来了。导致工厂生产衰退的原因除了交通运输遭到破坏以外，还有设备的破损，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短缺，人员的大规模流动，不正常的资金拨付，最后还有普遍的丧失信心。最主要的企业还是按照老一套为战争工作。订货要到两三年后才能分配到位。同时工人也不愿相信战争还将延续下去。报纸登出了不可思议的军火工业利润数字。生活费用越来越昂贵，工人等待发生变化，工厂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结成联盟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这班人当中，大多数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工厂的制度遭到了破坏。所有的纽带都松弛了。战争和经济的前景都变得暗淡渺茫了；所有权也变得不可靠了；利润减少了，危险增加了。在革命环境里，工厂主失去了生产的兴趣，资产阶级整体走上了经济失败主义的道路。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由于经济瘫痪造成的暂时损失和亏空就是与威胁“文明”基础的革命进行的斗争所付出的额外开支。与此同时，充满着善意的报刊日复一日地指责工人暗中恶意破坏工业生产，不断偷窃原材料，为了造成停工停产，把燃料白白地烧掉。这种指责的欺骗性越过了一切界限，既然这是实际上领导联合政府的那个政党的报刊，那么工人的愤怒便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临时政府身上去了。
　　工业家没有忘记1905年革命的经验，当时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切实组织起来的同盟歇业不仅破坏了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而且在粉碎革命事业方面为专制君主制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帮助。这一次关于同盟歇业的问题被提交给工业家和商人代表大会理事会（它被并无恶意地称为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资本的战斗机关）进行讨论。工业界领袖之一、工程师奥尔巴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解释了同盟歇业的主意被放弃的原因：“假如这样做，好像能视为对军队后方的打击，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条件下采取这种步骤的后果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十分悲观的。”全部不幸都是由于没有一个“真实的”政权。临时政府被苏维埃弄得动弹不得；明白事理的苏维埃领袖则被群众弄得动弹不得；工厂的工人已经武装起来了；此外，几乎每一个工厂都与一个友好的驻军团或营与之相邻。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业家先生们觉得同盟歇业似乎“会引起国民产生反感”。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放弃攻势，只不过在赋予这种攻势不是一次性而是渐进的性质使之与形势相适应而已。用奥尔巴赫的外交辞令来说，就是工业家“最终会得出如下结论：直观教学将由生活本身提供；通过不可避免和逐步渐进地关闭工厂，这样说吧，一个一个地关门——那很快就开始看得见效果了”。换句话说，在放弃了连带着如此“重大责任”的示威性同盟歇业以后，工业联合委员会劝告自己的成员找到恰当的借口，逐个逐个地关闭企业。
　　渐进的同盟歇业计划非常有条不紊地得到了实行。像以前维特内阁的大臣、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之类的资本头面人物读到了有关工业崩溃情况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并且认为罪责不在三年的战争，而在三个月的革命。急不可耐的《言论报》预言：“在未来两三个星期内，各种工厂将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关门停产。”在这里，威胁被套上了预言的外衣。工程师、教授、新闻记者在各种专业和普通的报刊上掀起了把控制工人作为挽救危局的办法展示出来的一场运动。身为工业家的部长科诺瓦洛夫于5月17日即他本人示威性地退出临时政府前一天宣称：“如果受蒙蔽的头脑最近期间还不能醒悟过来，……那么我们就将成为数以百计的企业停产的见证人。”
　　6月中旬，商人和工业家代表大会要求临时政府“与加强革命的制度彻底决裂”。我们早已从将军们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要求：“请暂停革命吧！”不过，工业家把问题说得更加明确：“祸根不仅藏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而且藏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间。只有靠强硬的钢铁手腕才能拯救俄罗斯。”
　　政治环境准备就绪以后，工业家便从言论转向了行动。在3月和4月期间，一共关闭了雇有9000工人的129家小型企业；5月关闭了108家企业，工人也是9000人；6月关闭的125家企业共有38000名工人；在7月份，有206家企业把48000名工人拋向街头。同盟歇业正在呈几何级数增加，可是这仅仅是开始。纺织中心莫斯科跟着彼得格勒，外省又跟着莫斯科。企业家的借口是缺乏燃料、原料、辅助材料和资金。工厂委员会对事态进行了干涉，并且在许多场合完全无可辩驳地查明了旨在对工人施加压力或者向国家勒索津贴的恶意破坏生产的事实。通过本国大使为中介开展活动的外国资本家的举止显得特别蛮横。在某些场合，这类怠工破坏是如此明目张胆，结果使得工厂委员会出面进行揭露，于是工业家不得不重新让工厂开工。这样，革命使社会矛盾一个接一个暴露出来了，它很快弄清了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一个——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企业主为了有利于他们战胜工人而关闭工厂，就好似这事情只牵涉到他的烟盒，而不是牵涉到对于国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企业。
　　有效抵制了自由公债的银行占据了反对国库侵占大资本的战斗阵地。在写给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中，银行家们“预先告知”，在实行激进财政改革的情况下，资本将会流向国外，证券也会锁进保险箱。换句话说，爱国主义银行家威胁采用财政方面的同盟歇业来补充工业方面的同盟歇业。临时政府赶紧表示低头：须知这些怠工破坏的组织者是由于战争和革命而不得不冒着失去资本的危险的殷实人物，而不是任何一个喀琅施塔得水兵那样的除了自己的头颅以外，不怕失去一切的人。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可能不明白，在群众心目中，国家经济命运的责任落到了掌权的苏维埃多数身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公开归附了当局以后。执行委员会经济管理局为国家调节经济生活拟定了内容广泛的纲领。在形势危急的压力下，非常温和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也显得比建议的作者本人激进得多。纲领写道：“对于许多工业部门（如面包、面粉、食盐、皮革）而言，国家的贸易垄断时机已经成熟。对于另外一些工业部门（如煤炭、石油、金属、食糖、造纸）而言，建立国家控制的托拉斯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最后，对于几乎所有工业部门而言，现时的条件要求国家以调节手段参与原料的分配、产品的生产以及价格的制定……与此同时，必须建立对所有信贷机构的监督……”
　　5月16日，在政治领袖处于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采纳了自己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并且在建议书上对临时政府附加了一段特别的警告：它必须承担“系统组织国民经济和劳动的任务”。同时请它记住，假如因没有执行这个任务，“旧体制一旦垮台，那临时政府就应当进行改组”。为了鼓起勇气，妥协主义者在自己吓唬自己。
　　列宁写道：“这个纲领是宏伟的。又是监督，又是托拉斯国家化，又是制止投机活动，又是实行劳动义务制……对于‘可怕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不得不承认，因为其他的纲领不能使我们摆脱真正危险、真正可怕的崩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75页）不过，全部问题就在于谁来执行这个宏伟的纲领？难道是联合政府吗？答案马上就出来了。执行委员会采纳这个经济纲领后才过一天，随着大门砰的一响，主管贸易和工业的部长科诺瓦洛夫就辞职了。临时接替他的是工程师帕利钦斯基，他至少是一个忠实的、不过也是更有能力的大资本代表者。社会主义部长甚至不敢向自己的自由主义同事郑重推荐执行委员会的纲领。要知道切尔诺夫正在精心打算通过临时政府来实行禁止土地交易呢！
　　作为对日益加重的困难的回应，临时政府自己提出了给彼得格勒减轻负担的计划，也就是把大批工厂迁移到国家腹地去。制定这个计划的理由既有军事上的考虑，那就是存在着德国人攻占首都的危险；也有经济上的考虑，那就是彼得格勒距离燃料和原料产地太远了。减轻负担就意味着彼得格勒的工业在数月到数年之间消失殆尽。其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分散到全国各地去，与此相平行，军事当局为了把革命部队调离彼得格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借口。
　　帕利钦斯基竭尽全力，力求使苏维埃的工人代表相信减轻负担计划的优越性。违背工人的意愿是不能实现这个任务的，可工人又不同意这样做。于是减轻负担的计划同样没有什么进展，就像调节工业的计划一样。经济崩溃在不断加深，而物价却在不断上涨，不事声张的同盟歇业也在不断扩展，与这些相伴而来的就是失业。临时政府还在原地踏步。米留科夫后来写道：“部长们只是随波逐流，而水流进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河道。”说对了，水流进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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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革命也造就了无产阶级，而这又是它十分需要的。
　　我们看到了彼得格勒工人在2月期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最富战斗性的立场。可是在革命以后，他们马上闪开，挪到不知何处的幕后去了。妥协主义政党占据了政治前台。他们把政权交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是联合的旗帜。爱国主义的压力进逼是如此强大有力，竟然使得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至少有一半人向它屈膝投降了。随着列宁的回国，党的方针发生了急剧转变，与之相伴的是党的影响迅速增强。在四月武装示威期间，工人和士兵的先进队伍已经在试图砸碎妥协主义的枷锁。但是在第一次努力过后就后退了。妥协主义者仍然执掌着权柄。
　　后来也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围绕布尔什维克应该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因战争而疲惫不堪的农民军队这个题目写出了不少论著。这是十分肤浅的解释。相反的论断更加接近真理：如果说妥协主义者在二月革命中取得了统治地位，那么他们首先得感谢农民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假如革命在和平年代开展起来，那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一开始就会得到更加鲜明得多的反映。没有战争，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即使不把战争造成的牺牲计算在内，革命也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但是它也没有为妥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泛滥留下余地。无论如何，在事件发生之前很早就曾预言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过程中夺取政权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的不是农民军队的暂时情绪，而是俄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这个预见完全得到了证实。但是，经历了战争以后，各阶级之间基本的相互关系有所变化，迫于军队亦即脱离了生产劳动并且武装起来了的农民组织的压力发生了暂时的位置移动。正是这种人为造成的社会结构极其有力地巩固了小资产阶级妥协主义的地位，并且为它进行使国家和革命遭到削弱的为期八个月的试验提供了可能。
　　然而，妥协主义根源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农民军队。必须在无产阶级本身、它的成分以及政治水平方面寻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暂时得志的补充原因。战争给工人阶级的成分与情绪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年代是革命激浪汹涌澎湃的时期，那么战争使这一进程猝然停止下来了。动员不仅是从军事的，而且首先是从警察的视角考虑和开展的。政府急忙把工人中最活跃和不安分的阶层从工人区清除出去。战争头几个月的动员便从工业领域抽走了40%的工人，而且主要是熟练工人，这可以认为是已经查明了的事实。缺乏工人的后果在生产过程中十分严重地暴露出来了。结果军火工业带来的利润越来越高，可是工业家的抗议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对工人骨干进一步摧残的情况暂时中止了。工业所必须的工人仍然是有兵役义务的人。填补动员造成的缺口的是农村来的人、小市民、非熟练工、妇女和未成年人。从事工业生产的妇女的比例从32%提高到了40%。
　　无产阶级的更新和稀释过程正是在首都发展到了极大的规模。1914—1917年战争期间，彼得格勒省雇用500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的工人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由于波兰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军工厂遭到毁坏，更主要是由于军事工业的普遍增长，结果到1917年时，彼得格勒的工厂里集中了大约40万工人，其中33.5万人集中在140座特大型工厂里。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最富战斗精神的人员在前线对于军队革命情绪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昨天才从农村出来接替他们的人，往往是躲在工厂里逃避上前线的富裕农民和小店主，以及妇女和未成年人，他们当然要比骨干工人顺从得多。对此还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处于负有服兵役义务状态的熟练工人这样的人数以十万计——由于担心被抛到前线去而显得极其小心谨慎。这便是早在沙皇统治时期就笼罩着部分工人的爱国主义情绪的社会基础。
　　不过，这种爱国主义情绪是不牢固的。军警的无情压制、加倍的剥削、前线的失败和经济的崩溃，这一切都推动工人起来斗争。但是战争期间的罢工多半具有经济斗争的性质，而且比较战前要温和得多。阶级的削弱又因其政党的削弱而加深了。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遭到逮捕和流放以后，在以前经过训练的各个层次的奸细助推下，布尔什维克组织遭到了全面破坏，因此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之前，党也没能恢复元气。在1917年2月部分经济罢工与饥饿的妇女示威能够汇合成总罢工引起军队举行起义之前的1915—1916年期间，被稀释的工人阶级必须要经过最基本的斗争教育。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情况是这样的，它不仅是带着还没有来得及融合起来的各种极其不同的成分，而且是带着较低的政治水平投入革命的，即使它自己最先进的阶层也是如此。外省的情况显得更糟一些。正是这种由战争造成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无知和半无知的毛病复发为妥协主义政党的暂时得势创造了第二个条件。
　　革命教育了人，而且是迅速地教育，它的力量也就在这里。每一个星期都给群众带来了新东西，每两个月就形成了一个阶段。2月底爆发了起义；4月底是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在彼得格勒发动示威；7月初，在更坚决的口号下发动了范围要广泛得多的新示威；8月底，科尔尼洛夫的政变尝试被群众击溃了；10月底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在时局这种惊人准确的节奏中，出现了把工人阶级各个不同部分团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发生在微观层次的深刻进程。而且，在这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依旧还是罢工。
　　在革命头几个星期，被击中了军火利润盛宴的革命惊雷吓坏了的工业家对工人做出了让步。彼得格勒的工厂主甚至同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过带有保留条件，要打折扣。但是这不会带来平静，因为生活水平不断下降。5月，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得不确认，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许多行业工人的处境“与经常挨饿相差无几”。工人区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暴躁和紧张。最令人苦恼的是让人感到没有前途。群众能经受最严重的匮乏，只要知道它是因何而起就行。然而新制度在他们面前越来越展现出，它是群众2月起来反对的旧制度的假面具。这是他们不愿忍受的。
　　在最落后和受剥削最沉重的工人阶层当中，罢工显出特别激烈的性质。整个6月期间，洗衣工、染色工、桶匠、工商业服务人员、建筑工、青铜匠、油漆工、粗杂工、皮靴匠、纸板工、灌肠工、木匠，一个接一个行业罢工了。相反，金属工人却开始起稳定作用。先进工人越来越清楚，战争条件下局部的经济罢工不可能使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出现切实改观，因此需要对最基本的东西做出某些改进。同盟歇业不仅使工人易于接受对工业实施监督的要求，而且使他们产生了有必要把工厂交由国家管理的想法。上面这样的结论越来越自然地得出来了，因为大多数私营工厂是在为战争而生产，而且与它们并存的还有同样类型的国有企业。1917年夏季，就已经有俄国各地的工人和职员代表团开始出现在首都，它们请求给工厂宣判死刑，因为股东们不再拨付经费了。但是，政府对这样的要求充耳不闻，因此必须更换政府。妥协主义者反对这样做，工人于是把战线转过来反对妥协主义者。
　　拥有4万名工人的普梯洛夫工厂在革命最初几个月看起来像是社会革命党的堡垒。可是，这堡垒的守卫队对布尔什维克的抵御并没有维持多久。在进攻者的前列，往往可以看到沃洛达尔斯基的身影。沃洛达尔斯基是犹太人，以前当过裁缝，他在美国待过不少年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他是一位优秀的大众演说家，逻辑性强，机智又果断。在数千人的集会上，美国口音使得他那听起来很清晰的响亮嗓子特别富有感染力。工人米尼切夫说：“从他出现在纳尔瓦区那一刻起，普梯洛夫工厂的社会革命党先生们脚下的土地就开始摇晃起来了，结果不过两个月时光，普梯洛夫的工人就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了。”
　　罢工和一般阶级斗争的增长几乎自动地增强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事关切身利益的所有场合，工人都确信布尔什维克没有别的用意，他们什么都不隐瞒，他们是可以信赖的。在爆发冲突的时候，所有工人包括无党派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工人都倾向布尔什维克。上述变化可以解释下面这样的事实：为本厂的生存而与管理机关及所有者的怠工进行斗争的工厂委员会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要比苏维埃早得多。在6月初举行的彼得格勒及其四郊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421名代表中的335人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这个事实根本没有为大报所注意。然而它意味着暂时还没有与妥协派分子决裂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在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上，事实上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
　　在工会6月代表会议上调查清楚彼得格勒有50多个工会组织，拥有不少于25万名的会员。其中大约有10万名工人的金属工会5月一个月期间，成员人数就增加了—倍。布尔什维克在各工会当中的影响则增长得还要快一些。
　　所有苏维埃的部分改选都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胜利。到6月1日，莫斯科苏维埃已经有了206名布尔什维克，而孟什维克只有172名，社会革命党人只有110名。外省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动，只不过要慢一些。党员的人数也在持续上升。4月底彼得格勒党组织大约有15000名党员，到6月底就超过了32000人。
　　到这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占了多数。但是在两部联席会议上，士兵代表的人数超过了布尔什维克。《真理报》越发坚定地要求举行普遍的改选：“50万彼得格勒工人在苏维埃的代表比彼得格勒卫戍区15万名士兵的代表要少三倍。”
　　在苏维埃6月代表大会上，列宁要求采取重大措施，与工业家与银行家的同盟歇业、侵吞财物以及有计划地破坏经济生活的行为展开斗争。“把资本家老爷的利润公布出来吧，把50个或100个最大的百万富翁逮捕起来吧，哪怕是以软禁尼古拉·罗曼诺夫的优待条件拘留他们几个星期也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迫使他们提供各种线索，说出种种骗人的把戏、肮脏的活动、自私自利的勾当，而这些东西使我们国家甚至在新政府管理下每天也得损失千百万财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241页）苏维埃领袖觉得列宁的建议是骇人听闻的。“难道可以借助对个别资本家的暴力来改变经济生活的法则吗？”工业家通过反对全体人民的阴谋来操纵自己的法则这样一种情况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克伦斯基对列宁大发雷霆，几个月过去后他还在不停地逮捕数以千计在如何理解“经济生活法则”一事上与工业家有分歧的工人。
　　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暴露出来了，习惯于以神秘方式行事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地在自己最简陋的形式，也就是以武装分子队伍的形式开展活动。全国各地的工人有时把本企业那些拒绝做出让步甚至拒绝开展谈判的企业主强行拘送到苏维埃，有时把他们软禁起来。如果说工人民警成了有产阶级特别仇视的对象，那是毫不奇怪的。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最初关于把百分之十的工人武装起来的决定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工人毕竟顺利地部分武装起来了，而且进入民警队伍的是最活跃的分子。工人民警的领导权集中在工厂委员会手里，而工厂委员会的领导权日益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莫斯科“供应者”工厂的一个工人讲述道：“就在由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新工厂委员会刚刚选举出来的6月1日，……一支数目为80人的队伍组建起来了，他们没有武器，在老兵列瓦科夫同志带领下用木棍进行操练。
　　报界指责民警使用暴力，征用财产和非法拘禁。毫无疑问，民警是采用了暴力，它正是为此而建立的。不过，它的罪行就在于它对不习惯以及不愿意习惯成为暴力目标的那些阶级的代表人物使用了暴力。
　　6月23日，在提高工资的斗争中起过领头作用的普梯洛夫工厂召开了一次有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工会中央理事会和73个工厂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下，会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举行工厂罢工可能随之引发“彼得格勒工人的无组织政治斗争”，会议接着建议普梯洛夫厂的工人“节制自己合理的愤慨”以及为发动总攻积聚力量。
　　就在这次重要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布尔什维克党团警告执行委员会说：“有4万群众……可能每天都会举行罢工和上街游行。假若不是我党制止他们，他们早已经行动起来了。然而谁也不能担保，今后还能有效地劝阻住他们。而普梯洛夫工人的出动——这是无可怀疑的——势必会引起大部分工人和士兵跟随他们行动，
　　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把这样的警告视为巧言惑众！或者干脆把它们当作耳边风，仍然守卫着自己的那份平静。他们自己几乎完全停止了参访工厂和兵营的活动，因为在工人和士兵心目中，他们已经成了很不受欢迎的人物。有一些布尔什维克享有的威信让他们能制止工人和士兵采取散漫的行动。但是，群众的不耐烦情绪有时候确实也指向了布尔什维克。
　　工厂和舰队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就像一贯在重大事件和广大群众面前表现的那样，他们暴露出了自己组织方面的无能。他们更加轻率地否定国家政权，以致根本不理解苏维埃作为新型国家机关的意义。不过，被革命震得晕头转向的他们对关于国家的问题多半会釆取避不作答的简单态度。他们主要是在一些小的突发事件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经济陷于绝境和彼得格勒工人日益增长的冷酷无情为无政府主义构筑了某些立足的阵地。他们缺乏严肃评价全国范围内力量对比的能力，情愿把下面发生的每一次震动都看作是最后得救的冲击，所以有时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犹豫不决，甚至采取妥协主义立场。但是他们通常埋怨一通便止步了。群众对无政府主义者言行的反应有时就成了布尔什维克测量革命蒸气压力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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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芬兰车站迎接过列宁的水兵，过了两个星期以后，在来自各方面的爱国主义压力下宣布：“如果当时我们知道……他是经由哪条路线来到我们这里的，那么迎接他的就不会是热烈的‘乌拉’欢呼，而会响起我们愤怒的吼声：‘滚回你途经的那个国家去吧！’……”克里木的士兵苏维埃一个接一个威胁说，它们要用武装人员阻止列宁深入他还根本没有打算去的这个爱国主义半岛。2月27日的功臣沃伦斯基团凭一时冲动，甚至提出要逮捕列宁，以致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对此不得不采取措施。这类情绪直到6月进攻之前始终没有广泛传播，可是七月事件以后它们引人注目地突然复发了。与此同时，最偏远城市的卫戍部队和前线某些阵地的士兵越来越大胆地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语言来说话了，尽管他们多半还没有领会其意思。各个团队的布尔什维克都只有寥寥几个人，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这些口号仿佛是全国各地自发地冒出来的。除了看到无知和混乱以外，自由主义观察家没有从这一切当中看出任何别的东西。《言论报》写道：“我们祖国肯定正在变成一所某种形式的疯人院，在这里发挥作用和发号施令的是一群疯子，而还没有丧失理智的人胆战心惊地退到了旁边，蜷缩在墙角。”所有革命中的“温和派”都是用这样的话来丝毫不差地吐露自己的心声。妥协派报纸自我安慰说，尽管存在不少误会，士兵们还是不想结识无论什么样的布尔什维克。然而，群众中不自觉的布尔什维主义反映了形势发展的逻辑，它构成了列宁的党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士兵彼雷科谈到了前线举行的选举情况，经过3天争论以后，只有社会革命党人独自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可是就在这时，士兵代表不顾领导人的抗议，通过了不等立宪会议召开就必须剥夺地主土地的决议。“总之，在问题对士兵变得明白易懂时，他们的情绪比极端派布尔什维克中最极端的分子还要左。”当列宁说群众“比我们左100倍”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塔夫里切省某个地方一位摩托车工厂的文书讲述到，读了资产阶级报纸以后，士兵们往往会骂那些他们并不认识的布尔什维克，接着马上就开始议论停止战争和剥夺地主土地的必要性，等等。这就是发誓不让列宁进入克里木半岛的那些爱国主义者。
　　后方有大量驻军，士兵也烦恼不堪。大群无所事事而又急切期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患上了神经过敏症，这症状在时刻准备上街发泄自己不满的行动中，在到处行驶的电车中，在流行的嗑瓜子时尚中反映出来。那些身披套上披肩军大衣的、嘴唇边粘着葵瓜子壳的士兵成了资产阶级报纸深恶痛绝的典型形象。有的人在战争期间被滥加奉承，无非是被人称为英雄——但这并不妨碍在前线用树枝抽打这样的英雄。而有的人是在二月革命以后被当作解放者而备受推崇的，可是他们突然都成了损人利己者、叛徒、暴徒和德国人的爪牙。爱国主义报刊归罪于俄国的士兵和水兵的那些卑劣行为实在是子虚乌有。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仅仅做了为自己辩白的事情：跟无政府现象做斗争，消弭突发事件，把惊慌失措的征询和训诫信件寄往各地。被认为是“无政府布尔什维克主义”巢穴的城市察里津的苏维埃主席简单明了地回答了中央就局势而发出的征询：“驻军越是往左走，居民就越是往右走。”可以把这个察里津公式扩展到全国：士兵往左走，资产者就往右走。
　　每一个敢于比他人更大胆地表达大家感受的士兵，往往被上司如此不依不饶地斥责为布尔什维克，以致他本人到最后也对此信以为真。士兵的想法从和平和土地问题转移到了政权问题。高喊布尔什维主义的零散口号演变成了对布尔什维克党自觉的同情。在4月打算逮捕列宁的沃伦斯基团，两个月期间情绪便发生急剧转变，已经变得对布尔什维克有利了。完全相同的现象也发生在猎骑兵团和立陶宛团。拉脱维亚轻步兵被专制王朝征召来卖命，以便把反对利夫兰贵族的小农和雇农的仇恨用来为战争服务。上述团队作战都非常出色。但是，专制制度意欲倚靠的阶级敌对气氛为自己开辟出自己本身的道路。拉脱维亚轻步兵是最早跟君主制度决裂的力量之一，后来他们又跟妥协派分子决裂了。早在5月17日，由8个拉脱维亚团选出的代表已经几乎一致地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他们势必还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士兵从前线写信回来说：“今天，6月13日，在我们的指挥所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大家谈起了列宁和克伦斯基，士兵们大部分支持列宁，而军官说，列宁本人就是资产者。”在进攻的惨剧发生以后，克伦斯基的名字在军队里成了切齿痛恨的对象。
　　6月21日，在彼得戈夫有一队士官生，手里举着写有“打倒间谍”、“克伦斯基和布鲁西洛夫万岁”的旗帜和标语牌在街上行进，士官生自己当然是支持布鲁西洛夫的。第四营的士兵驱散了示威以后向士官生发起攻击，并且把他们痛打一番。对克伦斯基表达敬意的标语引起了士兵最强烈的愤怒。
　　六月进攻极大地加速了军队的政治演化过程。作为唯一一个事先高声反对进攻的政党，布尔什维克的声望开始得到极为迅速的提高。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确实难以让自己找到进入军队的通道。它的发行量与自由主义报纸以及普通的爱国主义报纸相比，也是极少的。在一封发往莫斯科的信当中，一个士兵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道：“……甚至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你们一张报纸，而能有的只是对你们的报纸散发的谣言。在这里包围我们的是免费的资产阶级报纸，它们整包整包地送到了前线。”然而正是这些爱国主义报纸让布尔什维克赢得了无可比拟的声望。这些报纸把每一次被压迫者的抗议、夺取土地、镇压令人痛恨的军官这类事件归罪于布尔什维克，士兵们由此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是一群公正的人。
　　驻第十二集团军的特派委员7月初向克伦斯基报告士兵的情绪说：“最终结果是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了资产阶级部长和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苏维埃身上。总而言之，在人数庞大的群众中是漆黑一团。很遗憾，我必须指出，即使是最近的报纸他们也懒得读，他们完全不相信这些铅印字母，‘假话连篇’、‘东拉西扯蒙骗读者’……”在头几个月，爱国主义特派委员们的报告通常是为革命军队及其觉悟和纪律唱赞歌。在经历了四个月的连续失望，军队失去了对政府发言人和报纸撰稿人的信任的时候，同是这些委员在军队里发现的却是一团漆黑。
　　驻军越是向左倾，庸俗市民就越是向右倾。受到进攻的推动，反革命团体在彼得格勒如雨后蘑菇一样出现了。它们选择的名称一个比一个响亮：祖国荣誉协会、军人义务协会、自由营、净化灵魂组织等等。被这些富丽堂皇招牌掩盖起来的是贵族、军官、官僚和资产阶级的野心与图谋。有些这类组织如军人联盟、乔治勋章获得者协会或者志愿师是已经准备就绪的军事阴谋小团体。以情绪激昂的爱国主义者身份登台表演的“荣誉”和“灵魂”的骑士不仅叩开了盟国使馆的大门，而且有时还领到了政府的津贴，而过去某个时候临时政府曾经拒绝向苏维埃这样的“民间组织”发放津贴。
　　就在那个时候，报界巨头苏沃林家族一个后人发行了一份名叫《小报》的报纸，它作为“独立社会主义”组织的机关报鼓吹建立铁的独裁，并且提出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独裁者候选人。这份内容比较丰富的报纸还不曾把所有该说的都说出来，就在千方百计为高尔察克树立威信。海军上将后来的命运证明，早在1917年初夏事情就已经牵涉到一项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广泛计划，因为在苏沃林后面站着一群有影响的人物。
　　如果不算个别破绽的话，反动派出于简单的策略考虑，假装自己的打击仅仅针对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这个词成了邪恶根源的代名词。就像革命前沙皇的指挥官把一切灾难，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愚蠢行为归咎于德国间谍特别是“犹太佬”一样，如今6月进攻瓦解以后，挫折和失败的罪责必然要由布尔什维克来承担。在这方面，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之类的民主派人士不仅跟如米留科夫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而且甚至跟邓尼金将军这样的露骨的农奴制拥护者几乎丝毫没有区别。
　　每当矛盾激化到了极点但爆炸的时刻还没有来临之际，总是会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形：政治力量的分野不是在根本问题上而是在偶然和次要问题上更公开和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在那时数星期内，喀琅施塔得就成了政治激情的避雷针之一。这座古老堡垒本该是守卫帝国首都海上门户的可靠哨位，可它在以往曾经不止一次地举起过起义的旗帜。尽管有残酷无情的镇压，反叛的火焰在喀琅施塔得从来就没有完全熄灭过。二月革命以后，它再次猛烈地爆发了。在爱国主义报刊版面上，这座海军要塞的名称很快就成了革命最坏的一面也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代名词。其实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当时还没有被布尔什维克控制：5月时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107名，社会革命党人112名，孟什维克30名，还有97名无党派人员。不过，这是些处在强大压力之下的喀琅施塔得社会革命党人和喀琅施塔得无党派人员，在重要问题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跟布尔什维克走的。
　　在政治方面，喀琅施塔得水兵既不热衷玩策略手段，也不热衷耍外交手腕。他们有自己的准则：说到做到。如果说他们对幽灵政府喜欢采取极端简单化的行事方式，那是不足为怪的。5月13日，本地苏维埃做出决定称：“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是喀琅施塔得的唯一政权。”撤销起累赘作用的政府特派委员、立宪民主党人佩佩利亚耶夫的职务一事在要塞里根本没有引起多大关注就过去了。良好的秩序仍然维持着。在城里，打牌遭到禁止，所有赌窟都被关门并驱散了。苏维埃禁止喝醉后出现在街道上，否则就有“没收财产和遣送前线”的危险。这种威吓不止一次得到过执行。
　　水兵在沙皇舰队和海军要塞的可怕环境中经受了长久的磨炼，对极其困苦的工作和做出牺牲，以及对狂暴行为已经习以为常，现在身在其中能感受到自己是未来的主人的新生活真相已经展示在他们面前了，于是他们绷紧自己的全部肌腱，以表明自己是无愧于革命的人。他们急切地扑向彼得格勒的朋友和敌人，几乎是强行把他们拉到了喀琅施塔得，以说明革命的水兵实际上是怎样一些人。这种精神上的紧张状态当然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不过它也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变得有些类似富有战斗精神的革命骑士团。然而是什么样的革命呢？无论如何它不是那种在部长策烈铁里及其特派委员佩佩利亚耶夫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喀琅施塔得作为日益临近的第二次革命的预言者挺立着。因此，怪不得所有那些觉得第一次革命就太过分了的人如此仇视它。
　　平静无事和不事声张地撤销佩佩利亚耶夫职务一事几乎被维护秩序的报刊描绘为反对国家统一的武装起义，临时政府对苏维埃大发牢骚。苏维埃马上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施加影响。两个政权这部机器在吱吱作响地运行着。5月24日，在策烈铁里和斯科别列夫与会的情况下，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承认在继续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同时，事实上它有服从临时政府的义务，因为目前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在全国建立起来。但是只过了一天，在对做出这一让步十分愤慨的水兵压力之下，苏维埃宣布，两位部长听到的仅仅是喀琅施塔得所持观点的“解释”，而观点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这是策略上的明显错误，不过隐藏在这错误后面的无非就是革命的自负。
　　上层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喀琅施塔得人一个教训，同时迫使他们偿付以前的罪孽。以总检察长身份出面活动的当然是策烈铁里。他十分动容地引用了自己坐牢的经历，借此极其猛烈抨击喀琅施塔得人把80名军官关进单人囚室的行为。所有独立地思考的善意报纸都在附和他。但是，即使妥协主义者亦即部长们的报纸也得承认，案件涉及“穿制服的国库盗窃者”和“用拳头揍人达到可怕程度的人……”用策烈铁里本人的半官方报纸《消息报》的话来说，就是水兵证人“陈述了现在被逮捕的军官对1906年起义的镇压、大规模的枪决、塞满了死者尸体并且沉入海底的驳船以及其他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讲得非常简单，就像讲一些平常的事件那样”。
　　喀琅施塔得人顽强地拒绝把被捕者交给政府，因为出身高贵阶层的刽子手和国库窃贼与政府的关系要比在1906年及其他年份备受折磨的士兵亲近得无法比拟。所以发生下面的事情就不是偶然的，即正是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苏哈诺夫客气地称他是“联合政府中形迹可疑的人之一”）有条不紊地把沙皇宪兵机构的最卑鄙的人物从彼得保罗要塞放出来了。民主派新贵最为追求的是让反动官僚承认他们的高雅。
　　喀琅施塔得人在回应策烈铁里的指责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革命日子里被我们拘捕的军官、宪兵和警察亲自向政府代表声明过，他们对监狱的监管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喀琅施塔得的监狱建筑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不过，这些监狱本来就是沙皇政权为我们建立的。我们没有别的什么手段。所以如果说我们把人民的敌人关在这些监狱里，那么这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革命自卫的考虑。”
　　5月2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谴责了喀琅施塔得人。出面为他们进行辩护的托洛茨基警告策烈铁里说，如果一旦出现反革命危险，“当反革命将军试图给革命的脖子套上绞索时，立宪民主党人就会给绳索涂上肥皂，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会挺身而出，与我们一起并肩战斗和同生共死”。只过了3个月，这个警告分毫不差地意外兑现了：当时科尔尼洛夫将军发起暴动，率领部队向首都进军，克伦斯基、策烈铁里和斯科别列夫号召喀琅施塔得水兵前来保卫冬官。可是，由此又得出了什么结论昵？在6月的时候，民主派先生们要维护秩序、防止无政府状态，无论什么理由和警告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依靠580票赞成、162票反对、74票弃权的多数支持，策烈铁里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无政府主义”的喀琅施塔得与革命民主派脱离了关系。急不可耐的玛丽亚宫刚一得到通知说脱离关系的上谕通过了，临时政府马上便中断了首都与要塞之间的私人电话联系，为的是不让布尔什维克中央有影响喀琅施塔得人的可能。它马上命令所有的训练船舰驶出喀琅施塔得水域，并且要求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绝对服从”。同是在那些天举行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威胁要“拒绝喀琅施塔得人的物资需求”。站在妥协派分子背后的反动派寻求决定性的结局，有可能就是一个流血的结局。
　　一位叫尤戈夫的年轻历史学家写道：“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的轻率举动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需要找到一条摆脱既成局面的合适途径。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托洛茨基来到了喀琅施塔得。他在那里的苏维埃发表了演讲，并且起草了一份宣言，它由苏维埃通过，然后大家一致同意由托洛茨基把这个宣言拿到在船锚广场举行的集会上去。”喀琅施塔得人在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前提下，在一些实践性问题上做了让步。和平调解冲突引起资产阶级报刊最终失去了自制，报纸上再次出现了处于无政府状态要塞里的喀琅施塔得人的古怪形象：他们自行印制钞票（伪造的钞票样式还印在报纸上），国家财产遭到侵吞，妇女们变成了公共所有物，抢劫和狂饮作乐正在大行其道。每当读了把诬蔑他们的言论散布到全俄国的发行数百万份的报纸，以自己严守秩序而感到自豪的水兵们不由得捏紧了结满老茧的双拳。
　　在把喀琅施塔得的军官置于自己管理下以后，佩列韦尔泽夫的司法机关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释放了。被释放者当中到底有谁后来参加了国内战争，又有多少水兵、士兵、工人和农民被他们枪决和绞死了，查清这种情况是极有教训意义的。很遗憾，在这里我不可能统计出这些极有教训意义的数字。
　　当局的威信得到了挽回，不过水兵遭受的侮辱也很快得到了洗刷。向红色喀琅施塔得致贺的决议开始从全国各地，从个别最左的苏维埃、从各个工厂、团队和集会送来了。第一机枪团全体士兵在彼得格勒上街游行“为他们不信任临时政府的坚定立场”而向喀琅施塔得人表示自己的敬意。
　　不过，喀琅施塔得准备实施更大的复仇行动。资产阶级报纸的诬陷使它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因素。米留科夫写道：“在喀琅施塔得得到巩固以后，布尔什维主义通过受过训练的宣传鼓动人员成功地在俄国撒开了一张宣传大网。喀琅施塔得的密使被派到了前线，在那里挖纪律的墙脚；也被派到了后方，派到了乡村，在那些地方号召毁坏地主庄园。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给秘使们发放了特别证书：‘某某被派往他故乡所在的省，他有权出席县、乡和村委员会，并拥有表决权，以及有权在任何地方自行决定出席集会和召集集会。’他‘有权携带武器，免费自由乘坐所有火车和轮船’。”同时，“上述宣传鼓动人员的人身不可侵犯，是受到喀琅施塔得市苏维埃保证的”。
　　在揭露波罗的海水兵破坏活动时，米留科夫只是忘记说清楚，尽管有绝顶聪明的政权、机关和报纸的存在，携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古怪离奇委任书的孤身一人的水兵是怎样和为何能在全国范围内畅行无阻的，又是怎样和为何不论何处都能找到桌子和房间、获准参加各种民众会议、所讲的话到处得到仔细倾听的，从而怎样和为何能给历史事件打上水兵烙印的。这位为自由主义政策效劳的历史学家甚至没有给自己提出如此简单的问题。其实，喀琅施塔得奇迹之所以能够出现，原因仅仅是在于水兵比异常聪明的教授深刻得多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文字不太通顺的委托书之所以有效，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那是因为它是合理的。同时，最聪明的主观计划是那么不切实际，因为历史的智慧甚至不在这些计划那里歇一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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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埃落在了工厂委员会后面，工厂委员会又落在了群众后面；士兵落在了工人后面；还有外省在更大程度上落在了首都后面。这就是革命的必然进程，它产生着成千上万的矛盾，以至然后又好像是意外地、随便地和开玩笑似的克服它们，旋即又产生新矛盾。落后于革命进程的还有党，也就是那个最没有权利落后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更是如此的组织。在诸如叶卡捷琳堡、彼尔姆、图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科洛姆纳、尤佐夫卡这些工人集中的地方，布尔什维克直到5月底才跟孟什维克分手。在敖德萨、尼古拉耶夫、伊丽莎白格勒、波尔塔瓦以及其他乌克兰城镇，到6月中旬布尔什维克也还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在巴库、兹拉托乌斯特、别热茨克、科斯特罗马，布尔什维克直到6月底才最终跟孟什维克分道扬镳。如果考虑到再过4个月布尔什维克就要夺取政权了，那么上述这些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战争时期，党落后于群众的基层进展是多么严重啊，加米涅夫—斯大林的三月领导距离伟大的历史任务又有多么遥远啊！总之，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革命的政党，还是被革命事件弄得个措手不及。它在炮火中改变队形，在时局的压力下把自己的队伍排列整齐。在革命过程中，群众总是比极左的政党还要左“100倍”。
　　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增长是伴随着自然历史进程的力量而出现的，通过最近的观察，它也暴露出了自己的矛盾和曲折，高潮和低潮。况且，群众的成分是不一致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学会了控制革命的烈火，不外是烧伤了自己的双手便往后缩。布尔什维克所能做的只不过加速了锻炼群众的过程。他们耐心地进行解释。不过，这一次历史没有滥用他们的耐心。
　　就在布尔什维克势不可当地控制了工厂和团队的时候，民主杜马的选举让妥协派分子占据了很大的也好像是不断增大的优势。这就是革命最尖锐和最费解的矛盾之一。诚然，清一色无产阶级的维堡区的杜马以自己拥有布尔什维克多数而感到自豪，不过这只是一个例外。在6月举行的莫斯科城市杜马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席位。这个数字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惊讶，因为他们不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的影响正在迅速下滑。对于理解革命的真实发展和它在民主派反光镜里面的反映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莫斯科的选举是非常需要的。工人和士兵的先进阶层急忙从自己身上抖落了妥协主义的幻想。然而，小市民的最广泛阶层才刚刚开始活动。对这些分散的群众来说，民主选举难道不正是为在政治上表现自己提供了第一次、无论怎么说也是罕见的一次机会吗？在昨天还是孟什维克或者社会革命党人的工人带领跟在身后的士兵把票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车夫、货郎、门房、女小贩、小店主及其伙计、教员把票投给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的英勇举动第一次摆脱了政治上毫无作为的状态。小资产阶级阶层事后之所以把票投给克伦斯基，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二月革命的化身，但是这革命直到今天才来到他们跟前。社会革命党人占60%多数的莫斯科杜马发出的是一颗行将消逝的星辰的最后一道亮光。所有其他民主自治机构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它们好不容易才降生出来，现在却已经因出世太晚的虚弱而夭折了。这就意味着革命的发展进程所依靠的是工人和士兵，而不是由革命旋风所扬起和卷飞的人类尘沙。
　　被压迫阶级革命觉醒的发展过程既如此深刻，又极其简单。革命最危险的偏差之一就在于民主派机械的统计员把昨天、今天和明天加在一起，并且以此推动形式上的民主派人士到实际上是革命的沉重尾巴所在之处去寻找它的脑袋。列宁则教导全党要把脑袋和尾巴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