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六月示威

　　批准克伦斯基发动进攻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6月3日在彼得格勒中等武备学校大楼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共有82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68名只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305个地方苏维埃，53个市区和地区的苏维埃，以及一些军队的前线组织和后勤机关以及某些农民组织。拥有不少于25000人的苏维埃可选出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10000到25000人的苏维埃可选出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根据这些其实未必得到严格遵守的标准，可以推算出代表大会身后站着2000多万支持者。从777名代表的政党属性资料来看，其中有285名社会革命党人，248名孟什维克，105名布尔什维克，其余的就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团体。左派，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以及追随他们的国际主义者的代表人数还不到全体代表的1/5。构成代表大会多数的是那些3月登记为社会主义者，而6月就已经对革命感到厌倦的人。在他们看来，彼得格勒定是一座已经发了疯的城市。
　　代表大会的工作是从赞成驱逐可怜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格里姆开始的，他企图通过与霍亨索伦王朝外交部门进行的幕后强制来挽救俄国革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提出了立即讨论有关酝酿中的前线进攻问题的要求，但遭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拒绝。布尔什维克看上去是很小的一撮。可是就在这一天，可能就在这一个小时，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同样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称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挽救国家。
　　妥协派分子无论他们多么近视，也不可能看不到周围每日不断发生的事情。显然是在外省代表的影响下，痛恨布尔什维克的李伯尔在6月4日的会议上揭露那些不中用的政府特派委员，说各地都不愿把权力交给他们。“由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政府机关一系列职能都转到了苏维埃手里，甚至在后者不想要这些权力的时候。”这些人在向别人讲自己人的坏话。
　　一位教师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说，革命四个月以来，在国民教育领域没有发生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所有上了年纪的教师、检查员、校长，以及通常是前黑帮组织成员的各州督学，以前的全部教学计划、反动的教科书，甚至大臣的老同事一概全都安安稳稳地原封不动。只有沙皇的肖像被取下藏到阁楼里去了。不过只要有可能，随时都可以挂回原处。
　　代表大会没有下决心取消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孟什维克发言人波格丹诺夫用杜马和国务会议“反正都是濒于死亡的不再存在的机关”这么一句话掩饰自己面对反动派时的羞怯。马尔托夫以他惯有的敏锐论战风格回答说：“波格丹诺夫表明他认为杜马是不存在的，可是他又不去触犯它的存在。”
　　尽管临时政府有如此可靠的多数支持，代表大会还是在一片焦虑不安和缺乏信任的气氛中举行的。爱国主义受潮变湿了，只是溅出了一些无精打采的火花。事情很清楚，群众是不满意的，布尔什维克在全国特别是在首都比在代表大会上强大有力得多。布尔什维克与妥协派分子之间归结为特定的基本原理的争论必然经常触及这个问题：民主派应该同谁一道前进，是同帝国主义者呢，还是同工人？协约国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代表大会上空。前线进攻的问题事先就已决定好了，留给民主派人士要做的事情只是表示屈从罢了。
　　策烈铁里用教训人的口吻说道：“在这紧急时刻，任何一种社会势力的分量都不应该被排斥，只要它还能为人民的事业所利用。”这就是跟资产阶级联合的理由。既然无产阶级、军队和农民每走一步都在破坏民主派人士的计划，那么必须在反布尔什维克战争的幌子下开展反人民的战争。就这样，策烈铁里排斥了喀琅施塔得水兵，以免把立宪民主党人佩佩利亚耶夫从自己的天平上抛开。建立联合政府的决议以543票的多数赞成，126票反对，52票弃权获得通过。
　　在中等武备学校召开的庞大而松散的会议议程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发表宣言方面它显得豪爽大方，对于实际任务，它显示出保守主义的吝啬。这给会议的所有决定打上了绝望和伪善的印记。代表大会承认俄国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可是开启这种不太可靠的权力的钥匙不是掌握在被压迫民族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未来的立宪会议手里。而妥协派分子有望成为立宪会议的多数，他们打算像他们在政府里所做的那样，在立宪会议里同样向帝国主义分子屈膝投降。
　　代表大会拒绝通过八小时工作日的法令。策烈铁里解释说，联合政府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裹足不前，是因为难以协调各个居民阶层的利益。好像不论哪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事业都要通过“协调利益”，而不是通过进步阶级的利益战胜反动阶级的利益来实现的！
　　苏维埃的经济学家格罗曼在大会临近结束之际提交了自己非交不可的决议：关于即将降临的经济灾难和国家调节的必要性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礼仪式的决议，不过其目的仅仅在于让一切都保留原样。
　　托洛茨基于6月7日写道：驱逐格里姆以后，代表大会就转入了议事日程。但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在斯科别列夫及其同事看来还是如同以前那样不可侵犯。粮食供应危机每一个小时都在不断恶化。在外交领域，政府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打击。最后，如此歇斯底里宣布的前线进攻看来准备马上就要用极其可怕的冒险行为猛烈打击人民了。”

　　“本来，我们有耐心也还愿意对李沃夫—捷列申柯—策烈铁里内阁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活动再观察几个月。我们需要时间——以便我们做好准备。可是，地下的鼹鼠掘洞掘得太快了。于是在‘社会主义’部长的影响下，政权问题就有可能比我们所能推想到的一切还要快得多地落到了这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身上。”

　　领袖们力求用更高的权威来掩饰自己，以免让群众识破，同时他们诱使代表大会卷入目前面临的一切冲突中去，结果毫无情面地损害了大会在工人和士兵心目中的名誉。这种最轰动一时的插曲就是与杜尔诺沃的别墅相关的一段经历。此人是沙皇时期一个老高级官僚。作为内务大臣的他由于镇压1905年革命而出了名。这个令人痛恨的况且手脚又不干净的官僚有一座空闲别墅，主要是由于它有一个后来孩子们最喜欢举行游艺会的大花园，因此被维堡区的工人组织占用了。资产阶级报刊于是把这座别墅描绘成暴徒和强盗的避难所，描绘成维堡地区的喀琅施塔得。谁也不愿花精力去查明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小心地回避所有重大问题的临时政府满怀难得的激情着手去拯救这座别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方面要求采取英勇无畏的制裁措施，策烈铁里当然也不会拒绝。这位检察长发布命令，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团伙24小时内搬出别墅。工人们得知对方正在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以后，拉响了警报。无政府主义者方面也威胁要进行武装抵抗，28家工厂宣布举行抗议罢工。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谴责维堡工人的告民众书，把他们称作反革命的助手。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以后，司法部门和民警部门的代表深入了虎穴。然而情况很快查清了，在给好些工人教育组织提供场所的别墅里秩序井然。代表们只好退出来，而且也不是没有蒙羞。不过，这段经历还有进一步的后续发展。
　　6月9日，一颗炸弹在代表大会上爆炸了。早晨出版的《真理报》登载了于次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号召书。很会吓唬自己而且因此也想吓唬他人的齐赫泽用极其阴沉的话语宣称：“如果代表大会不采取措施，明天将是一个厄运临头的日子。”代表们在一片惊惧之中抬起了头。
　　整体形势有力地引起了让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与代表大会对质的想法，群众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要他们采取行动。卫戍部队的士兵情绪特别激愤，他们担心由于前线发动进攻而把他们分成小股部队，并且把他们分散到前线各地去。此外还加上对《士兵权利宣言》的强烈不满，因为该宣言跟第一号命令以及军队里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制度相比后退了一大步。举行游行示威的首倡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组织，其领导人断言，如果党不担负起领导责任，那么士兵将自行上街；就如后来事件所证明的那样，这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群众情绪的急剧转变不会顺从对事态发展进程的估计，因此这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动摇。沃洛达尔斯基不能肯定工人是否会走上街头。对游行示威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疑虑也是存在的。军事组织的代表坚持说，害怕遭到攻击和镇压的士兵不带武器就不会出动。“这样的游行示威结果会怎样呢?”托姆斯基小心地问道，他要求继续展开讨论。斯大林认为：“士兵中间的情绪纷扰是事实，工人中间没有如此明确的情绪。”不过他到底还是看到了对政府实行反抗的必要性。与接受战斗相比，总是更愿意逃避战斗的加里宁坚决表示反对游行示威，他的借口是缺乏鲜明的理由，特别是在工人那里，“游行示威只能是凭空臆想出来的”。6月8日，经过一连串初步表决以后，在各区代表举行的会议上以最终131票赞成、6票反对和22票弃权通过了游行示威的决定。这次示威定于6月10日星期天举行。
　　筹备工作直到最后一刻都是暗地里进行的，这是为了不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有开展反对宣传的可能。这个合法的预防措施后来被说成是军事阴谋的证据。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也同意组织游行示威的决定。尤戈夫写道：“在托洛茨基（他反对持异议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压力下，区联派委员会决定参加游行示威。”准备工作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游行示威务必会举起政权归苏维埃的旗帜。它的战斗口号包括：“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是要求断绝同资产阶级联合最简单的体现。游行队伍必定会朝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的中等武备学校进发。这就突出表明，事情不是在推翻临时政府，而是对苏维埃领袖施加压力。
　　在布尔什维克预备会议上确实响起了另外一种声音。例如，当时中央委员会年轻的委员斯米尔加就提出：“不排除夺占邮政局、电报局和军械局，如果事态发展成冲突的话。”另一位与会人员、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拉齐斯因为斯米尔加的建议没有得到接受而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写道：“我不可能与这种结果和解……我同谢马什科和拉希亚同志商量好了，必要时依靠机枪团全副武装起来，占领车站、军械库、银行、邮政局和电报局。”谢马什科是机枪团的一个军官，拉希亚是一个好斗的布尔什维克工人。
　　存在这样的情绪自然是容易理解的。党的总体方针是夺取政权，而问题仅仅在于评估形势。彼得格勒发生了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明显转折，可是在外省，同样的进程发展缓慢；最后，前线还需要发动进攻的教训来使自己消除对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因此，列宁仍然站在4月的立场上：“耐心解释”。
　　苏哈诺夫在自己的札记中把6月10日游行示威的计划说成是列宁“在有利形势下”夺取政权的直接图谋。实际上，尝试这样提出问题的仅仅是个别布尔什维克，按照列宁嘲笑他们的说法，他们比自己本来该持的立场“稍微偏左一点”。可怕的是，苏哈诺夫甚至不打算把自己的武断猜想与列宁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表达的政治路线进行比较。*

* 关于这个问题详细情况参看本卷附录三。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立即向布尔什维克提出取消游行示威的要求。根据什么呢？显然，只有国家政权才能正式禁止游行示威，可是它连想都不敢这样想。作为由两个政党的联盟领导的“民间组织”苏维埃怎么能禁止第三个政党的游行示威呢？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拒绝执行这个要求，不过还是决定更加突出地强调游行示威的和平性质。6月9日，工人街区到处贴满了布尔什维克的告示：“我们是自由公民，我们有权提出抗议，我们也应该享受自己的这一权利，现在还不算迟。和平示威的权利仍然为我们所拥有。”
　　问题被妥协主义者提交给了代表大会。此刻齐赫泽发话了，就是谈到厄运临头的那篇讲话，并且提出必须通宵开会。同为吉伦特派后裔之一的主席团成员格格奇科里以下面这段对布尔什维克的粗野叫嚣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把你们肮脏的双手从伟大事业上挪开！”尽管布尔什维克提出了要求，然而大会还是没有让他们有时间在党团范围内来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代表大会做出决定：3天内禁止一切游行示威。对布尔什维克强行压制的行为，此刻也就是对政府的僭越行为：苏维埃继续从坐垫下把权力偷回到自己这里来。
　　与此同时，米留科夫现身在哥萨克代表大会上，他把布尔什维克称作“俄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按照事物的逻辑，革命的主要朋友就是他米留科夫本人。可是早在二月革命前夕，他就曾承认，与其遭受俄国人民的革命，还不如接受德国人把俄国打败。在回答哥萨克提出的如何对待列宁分子的问题时，米留科夫说道：“是清除这些先生的时候了。”这位资产阶级的领袖太急不可耐了。话又说回来，他实在是不能再丧失时机了。
　　就在那个时候，各工厂和团队都在举行集会，决定明天要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走上街头。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哥萨克代表大会的喧嚣声中发生了一件不太为人注意的事情，那就是维堡区杜马的改选，结果布尔什维克得到了37个席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联盟得到了22席，立宪民主党只有4席。
　　面临代表大会的无条件决定，同时有人神秘兮兮地推说有来自右边的可怕打击，布尔什维克于是决定重新考虑示威问题。他们想举行和平的游行示威，而不是起义。他们也不可能有把遭到禁止的示威变为准起义的理由。代表大会主席团方面决定釆取措施。数百名代表分成几十名一组，被派往工人街区和兵营阻止游行示威，他们要在清晨赶到塔夫里达宫，以便进行总结。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动，并且为此派出了自己的70名人员。
　　尽管采用这种方式出人意料，布尔什维克毕竟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只得被迫去结识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不能让山走近先知，先知就不得不向山靠近。会面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很有教训意义的。一位孟什维克通讯员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消息报》上描绘出这样一幅场景。“代表大会的多数成员，共有500多人一夜没有合眼，他们分成几十个小组分别去了彼得格勒的各个工厂和部队，呼吁大家不要参与游行示威……代表大会在相当多工厂以及某些卫戍部队中并没有什么威信……大会成员受到的迎接往往是远非友好的，有时还是敌视的，送别时也往往充满愤恨。”这份苏维埃官方机关报绝对不是夸大其词；相反，它提供的是两个世界深夜相会极其温和的场景。
　　无论如何，彼得格勒的群众没有给代表们留下任何有关从今以后谁能够规定以及谁又能够取消游行示威的疑问。只是从《真理报》得到消息确认大会反对游行示威的呼吁书并没有违背布尔什维克的决定以后，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才同意张贴它。第一机枪团在卫戍部队中就像普梯洛夫工厂在工人中一样扮演了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在两个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赫泽和阿夫克先季耶夫做完报告以后，它做出了下列决议：“依照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及其军事组织的决定，本团推迟自己的行动……”
　　塔夫里达宫度过不眠之夜以后，弹压者的队伍完全处于士气沮丧的状态。他们原以为代表大会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结果却碰到了一堵不信任和敌对的高墙。“在群众中布尔什维克把持了一切。”“满怀敌意地看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只相信《真理报》。”有的地方还喊出了“我们不是你们的同志”的声音。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报告说，虽说停止了战斗，他们还是经受了最沉重的失败。
　　群众服从了布尔什维克的决定。但是这种服从绝对不是没有抗议甚至是愤怒的。有些企业做出了指责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区情绪最激昂的一些党员甚至撕毁了自己的党证。这是一种严重情况的先兆。
　　妥协派分子打算以君主制的阴谋为借口禁止三天之内举行游行示威，这阴谋想抓住布尔什维克发动的示威不放；他们提示哥萨克代表大会部分人参与了此事，反革命军队也正在逼近彼得格勒。既然取消了游行示威，那么布尔什维克随后提出要对阴谋一说傲出解释是不足为怪的。代表大会的领袖们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径直把阴谋归罪于布尔什维克本身。摆脱困境的出路就是这样幸运地找到了。
　　应当承认，6月10日夜晚妥协派分子确实发现了一个强烈震惊他们的阴谋，那是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反对妥协派分子的阴谋。但是，布尔什维克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鼓舞了妥协派分子，让他们的惊惧一变而成为疯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决定显示坚强毅力。6月10日，孟什维克的报纸写道：“是到了用背叛和出卖革命的罪名来痛斥列宁分子的时候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哥萨克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并且吁请哥萨克支持苏维埃来反对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主席、乌拉尔哥萨克大首领杜托夫回答他说：“我们哥萨克任何时候都不会同苏维埃分开。”反动分子甚至准备跟苏维埃一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其目的是以便今后更有把握地扼杀苏维埃。
　　6月11日，一个威严可畏的法庭组建起来了，参加者包括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各党团领导人，总共100人左右。如往常一样，策烈铁里充当了检察长。由于疯狂而憋得喘不过气的他要求实行严厉镇压，而且鄙视地挥手赶开情愿中伤布尔什维克，却还没有下决心摧毁他们的达恩。“至于布尔什维克现今所做的，这已经不是思想宣传，这是阴谋……但愿布尔什维克能原谅我们。现在我们将转向另外的斗争方式……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把那些迄今为止布尔什维克所拥有的太重要的技术手段继续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枪和大炮留在他们手里。我们不允许搞阴谋。”这是新的腔调。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的原意是什么呢？苏哈诺夫就这事写道：“布尔什维克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武器储备。所有武器本来就在成群结队跟布尔什维克走的士兵和工人手里。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只能意味着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且，这也是解除军队的武装。”
　　换句话说，革命的典型时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遵照反动派的要求，企图解除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工人武装的时刻临近了。民主派先生当中确有饱学之士，如果依据旧典籍，他们必然会对被解除武装的人，而不是解除武装者表示自己的同情。可是，当同样的问题实实在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认不出它了。策烈铁里这位度过了多年苦役生涯的革命者、昨天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着手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一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弄明白的。整个大厅一片死寂。外省代表看来终究还是感到了有人把他们推向深渊。一位军官因为歇斯底里症发作而狂抖不止。
　　脸色之苍白不亚于策烈铁里的加米涅夫从座位上站起来，很有尊严地（听众都感觉到了其力量）高声说道：部长先生，如果您不是随便乱说，您就没有权利只是说说而已，请您以反对革命的罪名逮捕我和判决我吧。”全体布尔什维克离开会场以示抗议，他们拒绝参与对自己的党的侮辱。大厅里的紧张气氛变得令人不堪忍受。
　　李伯尔急忙出来替策烈铁里帮腔。讲台上有节制的疯狂被歇斯底里的疯狂取代了。李伯尔要求采取无情的措施。“如果你们想得到跟在布尔什维克后面的民众，那你们就要把布尔什维主义连根拔掉。”可是人们听他讲话并没有产生共鸣，甚至还半怀敌意。
　　正如平素那样，容易动情的卢那察尔斯基也马上试图找到与多数派的共同语言。尽管布尔什维克竭力让他相信，他们只打算举行和平示威，然而他的个人经历令他相信：“举行示威游行是错误的。”然而，没有必要使冲突进一步尖锐化。卢那察尔斯基没有使敌人安静下来，同时又激怒了朋友。
　　泥潭派最有经验然而又最无结果的领袖之一达恩伪善地说：“我们不跟左派展开斗争，我们要跟反革命进行斗争。如果身后站着德国走狗，那不是我们的过错。”以德国人为借口，就随随便便代替了全部论据。当然，这些先生无论什么样的德国走狗都不能指证出来。
　　策烈铁里想动手打人，达恩只举起手为止。由于自己的软弱无力，执行委员会追随了达恩。第二天向代表大会提交的一份决议具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特别法律的性质，不过没有得出直接实行的结论。
　　布尔什维克交给代表大会的一份书面声明称：“在你们的代表访问了工厂和部队以后，下面的情况对于你们可能没有疑问了，这就是游行示威之所以没有举行，那不是你们禁止的结果，而是我们党取消的结果……子虚乌有的军事阴谋是临时政府的成员为了解除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武装和遣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而捏造出来的……即使国家政权完全转到苏维埃手中（我们始终坚持这一点），而苏维埃却企图给我们的宣传套上枷锁，这就迫使我们不可能逆来顺受，而会为着国际社会主义的理念（正是这些理念把我们与你们区分开）去冒坐牢和受到其他惩罚的危险。”
　　在这些日子里，苏维埃的多数派与苏维埃少数派之间似乎是为了一场决定性格斗而贴胸相向。不过到最后一刻，双方都后退了一步。布尔什维克放弃了游行示威，妥协主义者则放弃了解除工人武装。
　　策烈铁里在自己的阵营里也处于少数地位。不过对其本人来说，他是对的。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走到了必须削弱不肯与联合政府和解的群众的地步。要把妥协主义政策顺利贯彻到底，也就是直至建立资产阶级议会统治，除了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以外，不可能有别的途径。然而，策烈铁里不仅仅是对的；此外，他还是毫无力量的。无论工人还是土兵都不会自愿交出武器。可见，需要动用武力来对付他们，可策烈铁里已经没有什么武力了。他只有从反动派手里才能获得武力，假如真有可能的话。而一旦顺利粉碎了布尔什维克，反动派就会立刻动手粉碎妥协主义的苏维埃。他们也绝不会忘记提醒策烈铁里，他仅仅是一个前苦役犯，此外什么也不是。可是，事态的后续发展证明，这种武力是反动派也没有的。
　　策烈铁里以布尔什维克使无产阶级与农民分离为论据从政治上说明开展反对布尔什维克斗争的必要性。马尔托夫反驳他说，策烈铁里“不是从农民内部”获得自己的原则观念的。“右翼立宪民主党群体、资本主义群体、地主群体、帝国主义群体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就是这些人要求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马尔托夫是对的：在历史上，有产阶级何止一次把自己的贪欲隐藏在农民背后。
　　从列宁发表四月提纲的时候开始，借口存在着把无产阶级与农民隔离开的危险便成了所有把革命往后拉的人的主要理由。因此列宁找到了策烈铁里与“老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相似之处不是偶然的。
　　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1917年的一部作品中写道：我们党与社会革命党以及孟什维克的隔离，哪怕是最极端的或通过单人囚室实行的隔离，无论如何都不等于就是无产阶级与被压迫的农民和城市群众的隔离。相反，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与现在的苏维埃领袖的背信弃义行为的尖锐对立，唯此才能把挽救性质的政治分化带进千百万农民中去，帮助农村的贫困阶层从强壮的社会革命党农夫的叛卖领导下挣脱出来，并且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变成下层人民革命的真正领袖。”
　　可是，策烈铁里彻头彻尾捏造的理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十月革命前夕，这种理由作为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反对革命的理由带着双倍的力量恢复了。再过几年以后，亦即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思想开始出现的时候，策烈铁里的公式就演变成了篡改学派的主要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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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代表大会那次会议上，即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缺席审判的同一次会议上，一位孟什维克代表出人意料地建议，在最近的星期天即6月18日，在彼得格勒和其他最重要的城市发起一次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目的是向敌人展示民主派的统一和力量。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尽管不是没有犹豫。又过一个多月，米留科夫有理由充分解释了妥协主义者的意外转变：“在阻止了6月10日游行示威后，社会主义部长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立宪民主党的言论……他们觉得自己在接近我们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立足点正在从他们脚下消失。于是他们相当恐惧并且急剧地转向了布尔什维克一边。”6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的决定当然不是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而是转向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那些群众一边的尝试。与工人和士兵的夜间对质在苏维埃上层普遍引起了一定的精神震荡。于是，与代表大会起初的打算相反，关于撤销国家杜马和9月30日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以临时政府的名义仓促颁布出来了。游行示威口号的选定完全是出于不引起群众愤怒的考虑：“普遍和平”，“尽快召开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至于前线进攻，以及联合政府则只字未提。列宁在《真理报》上发问：“先生们，对临时政府的完全信任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你们的舌头不听使唤了？”这种讽刺击中了要害：妥协派分子不敢要求群众信任他们已经加入的那个政府。
　　再一次遍访了工人街区和兵营的苏维埃代表于游行前夜在执行委员会做了十分令人鼓舞的报告。这类消息把镇定和对洋洋得意的训诫的爱好归还给了策烈铁里，他向布尔什维克喊话：“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革命力量公开和正当的检阅……如今我们大家都会看到，多数人到底跟谁走，是跟你们还是跟我们。”布尔什维克还是在他做出如此轻率表示之前就应战了，《真理报》这样写道：“我们将参加18日举行的示威游行，这是为了争取达到我们在10日举行的示威想要达到的目的。”
　　显然是为了引起对三月葬礼游行（至少从表面看这是民主力量最大的一次统一游行）的怀念，这一次行进路线也是通向马尔索沃校场，直到二月牺牲者的墓地。可是除了行进路线以外，再也没有什么能令人回想起三月的遥远时光。参加游行的大约有40万人，也就是说比参加葬礼的要少得多。缺席这次苏维埃组织的游行示威的不仅有苏维埃与之组成联合政府的资产阶级，而且还有在民主派以往的庆祝游行中占据相当显著地位的激进知识分子。几乎只有工厂和兵营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
　　聚集在马尔索沃校场的代表大会代表宣读着而且是像校对似的仔细宣读着宣传资料。最先打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标语遇到的是他人半戏谑地付之一笑。要知道策烈铁里在前一天是多么满怀信心地发出了自己的挑战。然而，还是这些口号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打倒进攻”、“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讽刺的冷笑挂在他们脸上，然后又慢慢从那里消失了。布尔什维克的旗帜看不到头，迎风飘扬，代表们不再相信与实际不符的统计结果。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实在是太明显了，苏哈诺夫写道：“在某些地方，布尔什维克旗帜和队列的长龙被社会革命党特有的标语牌和苏维埃官方的标语牌冲破了。但是它们还是淹没在群众里面了。”一份半官方的苏维埃刊物次日报道称，示威者“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十分气愤地撕毁了写有信任临时政府标语的旗帜”。这些语句中有明显夸张的成分。举出尊敬临时政府标语牌的只有3个不大的团体：普列汉诺夫的小圏子、哥萨克部队和加入了崩得的一小群犹太知识分子。这个三方组合以自己的全部人数让人产生了这是政治玩笑的印象，它似乎决意要把制度的无能展示出来。普列汉诺夫的信徒和崩得分子只得在人群敌对的高喊中卷起标语。就连一贯表现出顽强精神的哥萨克的旗帜也真的被示威人群撕毁和清除了。
　　《消息报》描述道：“在此之前还是翻腾的水流现在变成了水位高涨的宽阔河流，它马上就要漫过河岸了。”这是维堡区，它整个地处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之下。“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有一个工厂还举出了这样的标语：“生存的权利高于私有制的权利。”这个口号不是党提示的。
　　垂头丧气的外省人还在睁大双眼寻找领袖，后者却把眼睛闭起来或者干脆躲藏起来。布尔什维克紧逼外省代表，难道我们像是一小撮阴谋家吗？代表们承认不像。他们用与官方会议上根本不同的语调说：“在彼得格勒你们是有力量的。但是在外省和前线就不是这样。彼得格勒不可能反对全国。”布尔什维克回答他们说，等着瞧吧，很快就要轮到你们了，相同的标语会出现在你们那里。
　　“在这次示威期间，”普列汉诺夫老人家写道，“我和齐赫泽并排站在马尔索沃校场上。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令人震惊的大量要求撤换资本家部长的标语到底有何意义，他丝毫也没有自欺欺人。这种意义被官气十足的指令刻意强调，某些个像是真正过命名日的列宁派代表人物正是带着这种指令看待这种意义，他们旁若无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无论在何种场合，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自我感觉是有根据的。高尔基的报纸写道：“根据游行的标语和口号来判断，星期日的示威显示出了布尔什维主义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中间的彻底胜利。”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同时也是在对手选定的那个战场，用对手选好的那些武器取得的胜利。赞成发动进攻、承认联合政府和抨击布尔什维克以后，苏维埃代表大会按照自己的原则号召群众上了街。而群众对代表大会宣布：我们既不想要发动进攻，也不想要联合政府，我们要跟布尔什维克走。此次游行示威的政治结局就是这样的。既然游行示威的首倡者孟什维克的报纸第二天就忧郁地发问：这个馊主意是谁想出来的？那么大家会感到奇怪吗？
　　当然，并不是首都所有工人和士兵都参加了游行示威，也不是所有的游行示威者都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想要联合政府。那些对布尔什维主义仍然怀有敌意的工人也不知道拿什么来反对它。单凭这一点他们的敌意就会变成旁观的中立态度。赞成布尔什维克口号的还有不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人还没有同他们自己的党断绝关系，但是已经不再相信党的口号了。
　　6月18日的游行示威给其参加者自身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形成了势力，动摇不定的人也开始倾心于它。在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另外许多省会城市，示威游行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巨大增长。到处都提出了同样的口号，而且，它们击中了二月制度的心脏。必须要做出结论。看起来，妥协派分子走投无路了。但是到最后时刻，前线的进攻帮了他们的忙。
　　6月19日，涅瓦大街上举行了立宪民主党领导的爱国主义游行，游行队伍举着克伦斯基的画像。用米留科夫的话来说就是：“这与前一天在同是这些街道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是如此的不同，以致不信任的感觉不知不觉地混杂到胜利的感觉中去了。”理所当然的感觉！不过妥协派分子还是轻松地吁了一口长气。他们的想法顿时就蹿升到了两种游行示威之上，作为民主派的总结。这些人注定要把满满一大杯错觉和屈辱一饮而尽。
　　四月危机期间，革命的和爱国主义的两种游行示威迎头相撞，它们的冲突马上就导致了人员伤亡。6月18日和19日的敌对示威是一个接在另一个后面举行的。因此这一次没有引起直接的冲突。可是冲突已经是在所难免了。它只不过是推迟了两个星期而已。
　　不知道如何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6月18日的示威游行冲击了维堡监狱。结果囚犯，其中大多数是刑事犯被放出来了，没有经过战斗，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且还不只是从这一座监狱，旋即又从好几座监狱中放出了犯人。看来，冲击监狱并没有令行政当局感到意外，而且它乐意迁就无论真正的还是假装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来这整个莫名其妙的插曲与游行示威丝毫没有关系，然而爱国主义的报刊把两者紧紧联系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建议开展严格的调查，看460名刑事犯到底是怎么从各监狱被放出来的。但是，妥协派分子不可能让自己如此放手，因为他们害怕撞上最高行政机关和盟友的代表。此外，他们怎么也不愿意为正是他们所组织的游行示威进行辩护，使其免遭恶意中伤。
　　在此之前数天因杜尔诺沃别墅而蒙羞的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决定借机雪耻报复，于是借口搜寻逃跑的犯人，对那幢别墅发动了新的进攻。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抵抗，其中一人在交火中身亡，别墅也遭到了严重毁坏。认为别墅是属于自己的维堡区工人拉响了警报，好几座工厂暂时停了工。警报声传到了其他一些城区，同样也传到了兵营。
　　6月最后几天是在持续不断的动荡中度过的。机枪团准备马上发起反对临时政府的行动。罢工工厂的工人游说驻军各团，号召他们上街。身着军大衣的大胡子农民（其中许多人已经白发斑斑）的抗议队伍沿马路向前延伸。这些四十岁上下的人要求让他们回去种地。布尔什维克展开了反对发起武装行动的宣传：6月18日的示威游行已经说出了可能说出的一切。为了实现变革，光游行示威是不够的，至于革命的时钟则还没有敲响。6月22日，布尔什维克在报纸上向卫戍部队发出呼吁：“你们不要相信任何以军事组织名义发出的上街采取行动的号召。”从前线回来的一批代表对暴力和惩罚进行了控诉。解散不驯服的部队的威胁犹如火上浇油。“在许多团队，士兵们连睡觉时手里也握着武器。”一份布尔什维克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声明如是说。爱国主义游行通常是武装游行，总是引发街头冲突。这不过是所积蓄的电能的微量释放。无论哪一方都不打算公然发起进攻：反动派的力量太弱小了；革命对自己力量仍然缺乏十足的信心。可是城里的街道上看起来堆满了炸药，冲突一触即发。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不断进行解释和劝阻。爱国主义报刊则通过无所顾忌地污蔑布尔什维克来发泄自己的恐惧。6月25日，列宁写道：“到处都对布尔什维克发出野蛮的、恶毒的和疯狂的叫嚣，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本身的松垮的普遍抱怨。他们是大多数。他们掌握政权。他们互相结成联盟。而他们看到自己却一事无成！！怎么能不朝着布尔什维克发狠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