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农民

　　土地问题构成了革命的土壤。以拉斯普京专制制度为顶峰的俄国生活最野蛮的现象牢牢地植根在直接从农奴制产生的陈旧土地制度中，在传统的地主政权中，在地主、地方行政机关和等级自治机关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充当古老亚细亚制度支柱的农夫同时又是其第一个牺牲品。
　　在二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星期里，农村几乎一点动静都没有。最活跃年龄层的人都上前线去了，留在家里的老一辈对革命是如何被讨伐队扼杀的情形记得太清楚了。农村默不作声，因此城市也就闭口不谈农村的事。不过3月以来农民战争的幽灵已经日甚一日地笼罩着地主的巢穴。早在真正的危险出现之前，求助的呼声从贵族势力最强大的也就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省份传出来了。自由主义者敏锐地反映出了地主的恐惧。妥协主义者则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情绪。革命发生以后，“左派分子”苏哈诺夫大发高论说：“最近几周强行解决土地问题是有害的，而且这样做毫无必要。”据我们所知，苏哈诺夫确实还认为，强行解决和平问题和八小时工作制也是有害的。逃避困难——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同时，地主也威胁说，从根本上动摇土地关系的危害将在大田耕种和城市粮食供应方面反映出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是致电各地，告诫“不要因专注土地问题而损害城市的粮食供应”。
　　许多地方被革命吓坏了的地主放弃了春种。在国家粮食供应严峻的形势下，弃耕土地本身似乎就在召唤新的主人。农民暗中在跃跃欲试。对新政权不抱希望的地主则着手赶紧处理自己的地产。富农开始加紧购买地主的土地，他们估计像对其他农民一样，对他们进行强制剥夺风行不起来。许多土地交易都带有虚假的性质。人们猜想低于一定标准的私人领地将会得到宽容，据此地主把自己的领地巧妙地分割成小地块，于是制造出一批假冒的所有者。土地被转让给属于盟国或者中立国公民的外国人的事情也不罕见。富农的投机和地主的骗局有致使立宪会议召开之际没有任何土地储备的危险。
　　农村目睹了这类把戏，由此提出了颁布法令暂停一切土地交易的要求。农民代表一个接一个来到城市，找到新的上级，寻求土地和正义。经历了提高身价的辩论和欢呼以后，部长们不止一次在门口碰见脸色阴沉的农民代表。苏哈诺夫讲述了一个代表含泪恳求部长公民颁布保持土地储备法律，以防止把土地卖光的情形。“情绪激动和脸色苍白的克伦斯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我说过要做的，就意味着将要这样做……别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就在争执现场的苏哈诺夫补充说：“我是一字不差转述的——克伦斯基说得不错，农夫的确是用怀疑的目光盯着著名的人民部长和领袖。”在一个还在请求部长然而已经不信任他的农民和一个对农民的不信任置之不理的激进部长之间的简短对话中，充满了二月制度崩溃的必然性。
　　关干作为筹备土地改革的机关土地委员会的条例，由第一任农业部长、立宪民主党人申加廖夫公布出来了。以自由主义官僚派头十足的教授波斯特尼科夫为首的总土地委员会主要由民粹派人士组成，这些人十分害怕表现得不如他们的主席那么温和。地方土地委员会在省、县和乡各级普遍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在农村很难风行起来的苏维埃被认为是民间机关的话，那么土地委员会便具有政府机关的性质。对照条例，它们的功能越是不明确，它们就越难以抗拒农民的压力。委员会在整个官阶中等级越低，与土地越接近，它们就越迅速地成为农民运动的工具。
　　到3月底的时候，第一批关于农民出现在舞台上的令人不安的消息开始传进首都。驻诺夫哥罗德的特派委员发电报报告了一个名叫巴纳修克的准尉造成的混乱，内称“毫无理由地抓捕地主”等等。在坦波夫省，有一座地主庄园遭到了以几个正在休假的士兵为首的一群农民的劫掠。头一批报道无疑被夸大其词了，地主在自己的申诉书中显然想挑起冲突，并且做得过分了。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士兵正是这样带头参加农民运动的，这些士兵从前线和从城市卫戍区带来了两方面的主动精神。
　　4月5日，哈尔科夫省的一个乡土地委员会做出决定，为了收缴武器而搜查土地所有人。这已经明显预感到国内战争将要发生。梁赞省斯科平县特派委员把当地发生骚乱的原因说成是一个邻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做出了由农民强行租种地主土地的决议。“大学生为缓和局势进行的宣传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没有取得成功。”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号召农民实行土地恐怖（当时社会革命党的策略就是如此）的“大学生”，到1917年正好相反，他们宣扬法律和秩序，当然这是徒劳无功的。
　　辛比尔斯克省的特派委员描绘出了一幅更加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图景：乡和村两级土地委员会（关于它们后面还会谈到）正在逮捕地主并且把他们驱逐出本省，遣散地主田庄上的雇工，夺取土地，随意确定租金，“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来的代表站在农民一边”。与此同时，村社农民反对独立田庄主的运动也开始了，后者是根据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颁布的法律从村社分离出来建立独立农庄的殷实农民。“省里的形势威胁到大田播种。”除了马上宣布土地为国有财产以外，辛比尔斯克省的特派委员实在看不出4月还有别的出路，至于土地使用方式则留待以后的立宪会议去解决。
　　莫斯科附近的卡希拉县传出了埋怨声，说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激起当地居民无偿夺取教会、寺院和地主的土地。在库尔斯克省，农民不让战俘在庄园干活，甚至把他们关进了当地监狱。农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认为可以从字面上理解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和自由决议的奔萨省农民开始撕毁不久前同土地所有者订立的契约。同时，他们向新的政权机关发起了攻击。“3月间，乡、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开始时它们的成员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奔萨的特派委员报告称，“可是后来响起了反对他们的声音。到4月中旬，各地的执行委员会都已经全由农民组成。他们对待土地的意图是明显与法律不符的。”
　　相邻的喀山省土地所有者团体向临时政府诉苦，说无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因为农民在带走雇工，抢走种子，在许多地方他们把庄园的财产洗劫一空，他们还不许地主到自己的森林里砍伐木柴，甚至用暴力和死亡威胁地主。“法庭不存在了，大家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明白事理的人遭到恐吓。”喀山的地主确实知道谁该对无政府状态负责：“在农村，临时政府的决定无人知晓，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能广泛传播。”
　　其实，临时政府的决定并没有什么毛病。3月20日，李沃夫公爵致电全体特派委员，提议建立乡土地委员会作为本地政权机关，而且他建议“吸收本地的土地所有者和全体农村知识分子”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这是打算把整个国家制度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体系组织起来。可是，特派委员们很快就不得不诉苦说，“知识分子”遭到排挤。农夫们显然不信任县里和乡里的克伦斯基们。
　　4月3日，李沃夫公爵的副手乌鲁索夫公爵（如我们所见，内务部是由高级爵位的人主管的）发布命令不允许任何为所欲为的行为，特别是限制“每个所有者支配自己土地的自由”——即所有自由中最美满的自由——的行为。过了10天，李沃夫公爵认为有必要劳驾自己，他指示各地特派委员：“用全部法律的力量制止一切暴力和强盗行为。”又过了两天，乌鲁索夫公爵指示一个省里的特派委员：“采取措施保护养马场使之免遭擅自行动之害，同时要向农民解释清楚……”等等。4月18日，乌鲁索夫公爵由于为地主劳作的战俘开始提出过分要求而感到担心，于是他指示各地特派委员根据以前授予沙皇省长的权力对胆大妄为者施以处罚。通告、命令、电报指示像绵绵不绝的雨点自上而下落了下来。5月12日，李沃夫在一份新发的电报中列举了“全国还没有得到制止的”非法行为：任意进行的逮捕、搜查、擅自离职，离开保管财产和工厂管理的岗位；破坏财物，抢劫，胡作非为；对公务人员施加暴力；对居民随意课税；挑起一部分居民反对另一部分居民，等等。“所有这一切类似行为都必须认定为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行为，在某些场合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行为……”上述认定并不是很清楚，但是结论很清楚：“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各省的特派委员把通告坚决下达到各县，各县又印发到各乡委员会，到头来在农夫面前大家一起都暴露出自己的无能。
　　驻地最近的军队几乎到处都在介入这类事务，而且首创多半也归功于它们。运动之所以出现了各种极其不同的形式，是因为取决于各地不同的条件和斗争激烈程度。在没有地主的西伯利亚，农民把教会和寺院的土地据为己有。其实，宗教界在国内其他地方也处境艰难。在笃信宗教的斯摩棱斯克省，由于从前线回来的士兵的干预，牧师和修士遭到逮捕。地方机关结果经常比它们想走的——只想防止农民采取更加激进得多的措施——被迫走得更远。萨马拉省一个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5月初开始对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实行公共监护，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他免受农民侵害。因为克伦斯基承诺的禁止土地交易的法令仍然没出台，农民于是以自己的方式来阻止出现把地产卖光的结局，他们不准丈量土地面积。收缴地主的武器甚至猎枪的事波及了越来越多的地方。一位特派委员抱怨说，明斯克省的农民“把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当作法律来接受”。可是怎么又能把它们理解为别的什么呢？要知道这些代表大会是各地唯一真实的政权。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与要求行动的农民之间的一场大争执就这样揭开了。
　　到5月底，遥远的亚洲草原开始震荡起来了。过去，那里吉尔吉斯人最好的土地被沙皇剥夺赏赐给了自己的臣仆，现在他们起来反对地主，命令后者尽快清还自己窃取来的地产。“类似的看法在草原上强化起来了。”阿克莫林斯克的特派委员在报告中如是说。
　　在国家相反方向的另一个边区，利夫兰省一个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出一个委员会调查破坏施塔尔·冯·戈尔施泰因男爵地产的案件。委员会认为混乱状况不是很严重，但男爵继续留在本县对稳定秩序是有害的，于是提出：把他连同男爵夫人一起交由临时政府处置。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下层社会革命党人与上层社会革命党人无数冲突中的一个就这样发生了。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巴甫洛格勒县5月27日的一份报告描绘出几乎是一派秩序安宁的景象：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把所有误会都对居民解释清楚了，“这样就防止了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发生”。可惜这幅安宁的田园景象只延续了短短的几个星期。
　　5月底，科斯特罗马一座修道院的院长痛苦地诉说了当地农民征用修道院1/3牛羊的情况。这位可敬的修士本该要更收敛一些，结果他很快将不得不放弃其余2/3的牲畜。
　　在库尔斯克省，农民开始迫害那些拒绝返回村社的独立田庄主。面临土地大变革和平分土地之际，农民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内部的隔阂有可能成为障碍。一个米尔（农村公社）应当像一个人那样来行动，因此为夺取地主土地而展开的斗争就伴随着对独立田庄主，也就是土地个人主义者的暴力。
　　5月的最后一天，彼尔姆省的士兵萨莫伊洛夫因为号召拒绝缴纳人头税而被捕，可是过不了多久，这个叫萨莫伊洛夫的士兵就要逮捕别人了。哈尔科夫省一个村子举行宗教游行时，农民戈里钦科当着全村人的面用斧头把备受尊崇的圣尼古拉圣像劈碎了。各种形式的抗议就这样出现了，而且化为了行动。
　　一个地主出身的海军军官在未署名的《白卫军札记》中描绘出了一幅革命后几个月期间农村演变的有趣情景，占据所有职位的人“几乎到处都是从资产阶级各阶层选举出来的，大家力求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持秩序”。农民固然提出了土地要求，但是在最初两三个月并没有采取暴力。相反，可以经常听到“我们不想抢劫，我们愿意在人家同意的情况下得到土地”诸如此类的说法。在这令人欣慰的保证当中，这位中尉作者的耳朵听到的却是“暗藏的威胁”。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农民还没有诉诸暴力，那么对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很快就表露出自己的不尊重”，情况的确如此。用这位白卫分子的话来说，这种半等待的情绪持续到了五六月间，“从那以后，急剧的转变开始显现，跟省里的规定对抗、擅自处理事务的倾向出现了……”换句话说，农民给了二月革命兑现社会革命党支票大概三个月的宽限期，在这以后就开始实施自行做主的追缴。
　　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契涅诺夫革命后两度从莫斯科来到自己的家乡奥廖尔省。5月的时候，在乡里占优势的是社会革命党人。许多地方的农夫还在向地主缴纳地租。契涅诺夫在士兵、雇农和小土地所有人中间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支部。支部鼓动停止缴纳地租，并且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接着，他们马上就着手清点地主的牧场，在各村之间进行分配，并且把草也割了。“坐在乡委员会里面的社会革命党人大叫我们的行动不合法，可是并没有拒绝接受自己的那份干草。”既然害怕负责的乡村代表推卸了自己的职责，那农民便选出了行事更果断的新代表。这些人远非总是布尔什维克。农民用自己的直接压力使社会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分化，使他们分为有革命情绪的人与官吏和追名逐利者。割了地主老爷的干草以后，农夫们控制了休闲地，并且在秋播临近时开始分配这些土地。布尔什维克支部决定检查地主的谷仓，准备把储存的粮食运到挨饿的中心城市去。支部的决定得到了执行，因为它与农民的情绪是一致的。契涅诺夫把布尔什维克的文件随身带到了家乡，这是在他回来之前还没有人见过的。“当地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散布谣言，说我带了很多德国黄金来收买农民。”同样的进程以不同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乡里也有自己的米留科夫，自己的克伦斯基，当然也有自己的列宁。
　　斯摩棱斯克省开过农民代表大会以后，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增强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代表大会赞成把土地交给人民。农民整个地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与领导人不同，他们是认真接受的。从此，农村的社会革命党党员人数不断在增加。—位地方工作人员说：“无论在哪次代表大会上，一个人只要在社会革命党党团待过，他便或者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党员，或者准社会革命党员……”县城里驻扎着两个团，它们同样处在社会革命党的影响之下。各乡土地委员会都开始耕种地主的土地，收割他们牧场上的草料。省特派委员、社会革命党人叶菲莫夫发布了许多严厉的命令。各村普遍感到莫名其妙，不正是这位特派委员在省里的代表大会上亲口说过，现在由农民自己掌权，只有耕种土地的人才能拥有土地吗？不过事实终归是事实。仅仅在一个县，遵照社会革命党人特派委员叶菲莫夫的命令，最近几个月17个乡当中就有16个乡的土地委员会因为侵占地主土地而被送交法庭审判。于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罗曼史就这样以独待的形式临近了尾声。全县的布尔什维克不会多于三四个人。但是，他们的影响在迅速增强，这影响逐渐在排挤社会革命党并令其走向分裂。
　　5月初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组成具有上层的与往往出人意料的性质。如果说工人和士兵的代表大会难免落后于时局的发展和群众在政治上的进化，那么由分散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离俄国农村的真实情绪到底有多远就无须多说了。最右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一方面以农民代表的资格开展活动，同时这些人主要是通过贸易合作社或者通过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与农民相联系的。真正的“大众”是由农村最富裕的上层人物、富农、小店主和农民合作社举办人所代表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独家占了优势，而且是以自己的极端右翼分子为代表。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在其他某些代表提出的把对土地的贪得无厌和政治上的黑帮行为结合起来的主张面前吓得却步不前。对于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次代表大会形成了极其激进的共同立场：“为了按劳动定额平均占有而把全部土地转为人民的共同财产，而且不付任何赎金。”当然，富农理解的平均只限于自己与地主的平等方面，无论如何也不体现在自己与雇农的平等方面。可是，民粹主义的假社会主义和农夫的土地民主主义之间的这种小小的争执目前的任务仅仅是要让它在以后的日子里暴露出来。
　　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燃起了向农民代表大会奉赠复活节红鸡蛋的热切希望，他徒劳地醉心于关于禁止土地交易的法令条文。同样被归入类似社会革命党人之列的司法部长佩列韦尔泽夫刚好在代表大会期间下达命令，要各地不要对土地交易加以任何阻挠。农民代表为此吵闹了好一阵。不过，事情一点也没有进展。李沃夫公爵的临时政府不同意干涉地主的土地，社会主义者则不愿意干涉临时政府。而代表大会的组成成分很少能找到摆脱自己对土地的贪图和自己的反动性之间的矛盾的出路。
　　5月20日，列宁出席了农民代表大会。苏哈诺夫说：“看来，列宁进入了鳄鱼的营垒。但是农夫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大概不是没有同感吧，只是不敢表露出来。”同样的情况在极端敌视布尔什维克的那部分士兵中重现了。苏哈诺夫跟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后面，企图给列宁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赋予无政府主义色彩。这种态度与李沃夫公爵相距实在并不那么遥远，因为后者认为可以把侵害地主权利的行为视作无政府主义行为。按照这一逻辑，革命整体上看来就等同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提法比他的批评者提出的要深刻得多，最主要的是，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机关应该是农民代表苏维埃及其所辖的土地委员会。在列宁心目中，苏维埃是明天的国家政权机关，同时也恰恰是最集中的革命专政。无论如何，这都不是要实行无政府主义，也就是说与无人掌管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干。列宁在4月28日说过：“我们则主张尽量有组织地立即把土地交给农民。我们绝对反对无政府主义地夺取土地。”我们为什么不同意等到立宪会议召开呢？“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革命创举，而法律则应该是它的结果。如果你们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发挥革命劲头，那么，你们将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412页）这几句简单明了的话难道不是所有革命的共同声音吗？
　　开了一个月会以后，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作为常设机构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由两百名粗矮结实的乡村小资产者与教授及商贩类型的民粹主义者组成，大会用一些装门面的上层人物如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柴可夫斯基、维拉·菲格纳、克伦斯基来掩饰上述那伙人。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先季耶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是为省里举行宴会而不是为开展农民战争而树立起名声的。
　　从此，最重要的问题概由工人士兵和农民两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来审查。这种结合就等于大大巩固了与立宪民主党直接相连的右翼的地位。在需要压制工人、抨击布尔什维克以及用马鞭与蝎尾鞭威吓“独立的喀琅施塔得共和国”等场合，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两百双手更准确地说是两百对拳头就会高高举起，像一堵墙一样。这些人完全同意米留科夫关于必须“消灭”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但是他们关于地主土地的看法是农夫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这种情绪于是又使他们与资产阶级和临时政府处于对立状态。
　　可是，农民代表大会还没来得及散会，各种申诉就纷至沓来，它们称由于大会的决议在各地得到了认真贯彻，因此导致了剥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的行为。口头与实际之间的差别，无论你怎么开导也根本不可能为农夫固执的头脑所理解。
　　社会革命党人惊慌失措地攻击剥夺行为。在莫斯科6月初举行的该党代表大会上，他们郑重其事地谴责了所有擅自侵夺土地的行为，强调必须等待立宪会议。然而这个决议结果不仅没有能力中止土地运动，而且也不能使之得到缓和。事情还变得异常复杂了，这是因为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就有不少人确实准备同农夫一起把反对地主的运动进行到底。同时这些左翼的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决定同党公开决裂，他们协助农夫们避开法律，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法律。
　　在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喀山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人比其他地方更早地自主行动起来了。他们的首领是卡列加耶夫，此人后来在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时期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农业人民委员。从5月中旬起，喀山省就开始出现了有条不紊把土地交由乡委员会支配的事件。在农民组织由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斯帕斯克县，采取了比上述措施更大胆的措施。省里的当局向中央控诉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土地宣传，而且有一位名叫塔玛拉的虔诚修女被他们逮捕了，理由似乎是她“发表了反对意见”。
　　沃罗涅日省特派委员6月2日发出的一份报告称：“省内各种违法和非法行为逐日频频增加，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在奔萨省，侵夺土地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顽强了。卡卢加省一个乡土地委员会没收了修道院一半的草场。收到修道院长的申诉后，县土地委员会决定：没收整个草场。上级机构比下级显得还要激进的事情，可不是经常能见到的。奔萨省的一个女修道院院长玛丽亚为修道院地产被没收哭诉说：“地方当局无能为力。”维亚特卡省的农民查封了后来的乌克兰黑特曼[1]斯科罗帕茨基的家族地产，并且决定“在土地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前”不触动林地，而地产收入上缴国库。在其他许多地方，土地委员会不仅把地租降低了五六倍，而且决定不把它们交给地主，而是交由土地委员会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解决为止。这里把无法预定的土地改革问题推到立宪会议的提法，不是律师的提法，而是农夫的提法，也是严肃认真的提法。在萨拉托夫省，农民昨天还刚刚才禁止地主砍伐森林，今天他们自己就开始砍伐起来了。农民越来越常见地夺取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特别是在地主很少的地方。利夫兰的拉脱维亚雇农和拉脱维亚营的士兵一起开始有步骤地夺占贵族的地产。

[1]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译者

　　维捷布斯克省的林木企业家大声疾呼，称土地委员会的措施正在破坏森林工业，并且妨害向前线提供军需。同样令波尔塔瓦省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地主感到悲伤的是，土地陷入混乱状态使他们不可能为军队运送粮食。最后，在莫斯科举行的马场主代表大会警告说，农民的夺地行为有导致给本国骑兵造成巨大灾难的危险。就在那个时候，正教院总检察官（正是他本人曾把这个最神圣机构的成员称作“白痴和恶棍”）向政府抱怨说，喀山省的农民不仅夺走了修道士的土地和牲畜，而且抢走了做圣餐饼所必需的面粉。在距离首都一步之遥的彼得格勒省，农民把承租人从庄园赶走，开始自己经营起来。6月2日，十分警觉的乌鲁索夫公爵再次向各有关方面发电报：“且不说我已经提出过一系列要求……等等，等等。我再次请你们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公爵只是忘记说到底要采取什么措施。
　　正当大家都在开展铲除中世纪和农奴制度最深刻根源的伟大工作的时候，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却在自己的办公室为立宪会议的召开搜集资料。他打算进行的改革不是别的，而是根据土地以及其他所有统计出的最准确的资料，因而用最动听的声音劝说农民等到他的练习做完为止。但这并不妨碍地主在这位农夫部长填满他自己神圣的表格之前很久就把他从部长宝座上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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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临时政府的档案，一些年轻的研究者统计出，3月份土地运动仅仅在34个县显示出或大或小的力量，4月份运动已经扩展到174个县，5月——236个县，6月——280个县，7月——达到325个县。不过，这些数据并没有充分反映运动的实际增长情况，因为在每个县斗争的规模都在逐月迅速扩大，而且具有越来越顽强的性质。
　　在3—6月的这第一阶段，绝大多数的农民还没有对地主采取直接暴力和公开夺占土地。主持前面提及的研究的雅科夫列夫现在担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他用农民对资产阶级的轻信来解释他们比较和平的策略。必须指出，这种解释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李沃夫公爵的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赢得农民的信任，至于农夫对城市、当局以及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固有的怀疑态度就无须多说了。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农民还几乎没有采取公开的暴力措施，而是极力给自己的行动赋予合法或基本合法的施压形式，那么这种现象恰好可以用在对自身的力量缺乏信心的同时，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来加以解释。农民还仅仅是在振作精神，试探立足的土地，测算敌人的抵抗程度，他们一边向地主全面施加压力，一边说：“我们不想抢劫，我们想尽量做好一切事情。”他们没有把草场的所有权据为己有，但是在草场收割干草。他们强行租种土地，同时自己制定地租标准，或者按照他们规定的价格同样强行“购买”土地。所有这些合法的掩护很难说服地主以及自由主义法学家，它们实际上是因对临时政府隐秘却又深刻的不信任而造成的。农夫暗自说，最好别乱动，采用强暴是危险的，需要试用一下巧妙的办法。他们认定要在地主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去剥夺后者。
　　雅科夫列夫坚持认为：“在全部这几个月期间，完全占优势的是历史上从来未见过的对地主进行‘和平’斗争的独特方式，这些地主从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信任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此处解释为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那些方式对普天之下农民战争的最初阶段而言，实际上就是人人都应遵从的典型的必然方式。在每个革命阶级为了割断把自己和旧社会联系起来的脐带而积聚起足够的力量和自信之前，用宗教或世俗的合法性来掩盖自己最初的反叛行为的意图历来能说明该阶级斗争的性质。这一点在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大的程度上与农民相关，因为即使在自己的最佳时期，农民也只能在半黑暗中前进，并且用不信任的目光观望自己的城里朋友，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土地运动在其初期的朋友。可是在庇护农民部分追求的同时，这些朋友对资产阶级私有制感到担忧，因此他们竭尽全力以求把农民的反抗纳入资产阶级的合法轨道。
　　另外一些因素在革命前很久就在同一个方向起作用了。在贵族自身内部，宣扬和解的人活跃起来了。列夫·托尔斯泰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深刻地看透农夫的内心。他的用非暴力抵抗恶行的哲学是农民革命的初期总结。托尔斯泰幻想一切事情都在“没有掠夺，相互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发生。他给这种策略打了一个宗教基础，即净化了的基督教的基础。现在，莫罕达斯·甘地在印度执行同样的使命，只不过是在比较实际的形式下执行。如果我们离开当代回到遥远的过去，那么我们就会毫无困难地从圣经时代和更早的时候开始，找到似乎就是那个藏在形形色色的宗教、民族、哲学和政治外壳里的“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
　　1917年农民反抗的特征只有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是革命者的人作为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代理人登台表演时才会反映出来。但是他们并不决定农民运动的性质及其节奏。农民跟随社会革命党人，是以他们从后者那里获取镇压地主的现成公式为前提的。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人却为地主提供了法律的掩护。须知这是先前的司法部长、后来的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以及农业部长切尔诺夫的党。县里和乡里的社会革命党人把地主和自由主义者的抗拒解释为延误颁布必要法令的原因，并且使农民相信，政府里“我们的人”正在竭尽全力去争取。对此，农夫当然不能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了。可是，他绝对不会产生糊里糊涂的轻信，他认为身在下层的“我们的人”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他是如此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以至上层“我们的人”全部关节很快就开始噼啪作响了。
　　布尔什维克对农民影响薄弱是暂时的，它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不苟同农民的幻想而造成的。只有通过尝试和失望以后，农村才能向布尔什维克靠拢。在土地问题就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就在于他们不是言行不一的。
　　普通的社会学观点不能容许主观断定，农民还能否作为一个整体起来反对地主。在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趋势的加强，殷实的农场主阶层从原始村社分离出来，富裕和有钱的农民领导的农村合作社飞速增长——这一切还不能很有把握预言，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等级—土地矛盾或者农民自身内部的阶级矛盾，这两种趋势中究竟是哪一种在革命中占了上风。
　　回国的时候，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4月14日他说过：“土地问题还只是一种预测，而不是事实……应当有所准备，农民可能……去同资产阶级联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237—238页）这不是偶然失言流露出来的想法。相反，列宁坚持用各种论据来反复说明这一思想。4月24日，他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发言，在反对那些指责他对农民估计过低的“老布尔什维克”时说道：“无产阶级政党现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上。我们在努力把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方面。”（《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348页）顺便指出，这表明列宁与那些篡改者后来附加于他身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永远一致的理论相距是多么遥远。列宁认为，以一个整体阶层来行动的农民成为革命因素是可能的，不过他在4月准备面对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准备面对地主、资产阶级与广大农民阶层的牢固联盟。他说：“要现在就把农夫争取过来，那等于乞求米留科夫开恩。”（《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360页）由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08页）
　　可是想不到一种最好的前景实现了。土地运动从预想变成了事实，它在短时间内以巨大的威力显示出各阶层农民之间的联系对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拥有的优势。雇农代表苏维埃仅仅在为数不多的地方主要是波罗的海沿岸具有真正的意义。不过土地委员会演变成了农民，所有用自己的沉重压力把它们从调解机构变为土地革命工具的农民的机关。
　　农民整体上再一次（在其历史上是最后一次）能够作为革命因素来行动，无论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薄弱，还是它们的力量都通过这一事实同时得到了证实。资本主义经济还远没有成功地消解中世纪奴役性的土地关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走得如此之远，以至陈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于农村所有阶层都成了同样无法接受的。往往是故意暗中造成的地主领地和农民份地相互交织（其目的是为了把地主权利变成全村社的陷阱）；无以复加的农村耕地的犬牙交错现象；最后还有土地村社与个人田庄主之间出现的新对抗——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了土地关系令人无法忍受的混乱状况，这是不能通过局部的立法措施就可以摆脱的。因此对于这一点，农民的感触比各位土地理论家都深，祖祖辈辈不断变化的生活经验使他们大家得出相同的结论：必须取消通过继承和购买得到的土地权利，清除一切地界标志，把这些肃清了历史陈迹的土地转交给耕种它的人。农夫箴言的含义是这样的：土地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土地是上帝的。农民就是用这样的精神来解释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纲领的。与民粹主义的理论相反，这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成分。最勇敢的土地革命就其自身而言还没有超越资产阶级制度的界限。看上去要保障每一个劳动者“土地权利”的社会化，在保留无限制市场关系的条件下乃是明显的乌托邦。孟什维主义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视角批判了这种乌托邦。相反，布尔什维主义发掘了这种进步的民主倾向，该倾向本身在社会革命党的理论中得到了乌托邦式的反映。发掘俄国土地问题的历史含义构成了列宁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米留科夫写到，在他这位“社会学家和俄国历史进化的研究者”即高瞻远瞩的人看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运动接近普加乔夫、拉津和博洛特尼科夫的程度，即接近18世纪和17世纪我国历史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接近欧洲无政府工团主义最新发展的程度。”包含在这位自由主义社会学家这一论断中的部分真理——如果撇开不知为什么拉扯进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不论的话——针对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而实在多半是针对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发展滞后特性和政治上的无足轻重地位的。不能把过去时代的大规模农民运动没有导致俄国社会关系的民主化——没有城市的领导这是无法实现的！——归罪于布尔什维克，就像不能把1861年通过窃尽村社土地，通过国家奴役农民和完整保留等级制度来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归罪于布尔什维克一样。但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在20世纪头25年，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接着做完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没有做完或者根本没有去做的事情。在开始自己本身的重大任务之前，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要将土壤中旧政治阶级和旧时代留下的历史厩肥清理干净，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都在十分认真地完成这个附加的任务。就连米留科夫现在也大概不至于执意否认这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