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进攻

　　军队也像全国一样，政治力量的重新配置在连续不断地进行着，下层在向左边移动，而上层则向右边移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在变成协约国制服革命的工具，与此同时，作为反对指挥人员的士兵代表机构的军人委员会则正在变成指挥人员反对士兵的帮手。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形形色色的，其中有不少这样的爱国主义分子，他们真诚地把战争与革命等同起来，为上头强加的进攻而勇敢战斗，并且为别人的事业去牺牲。同他们在一起的有大话英雄，营团一级的克伦斯基们。最后，委员会还有不少工于心计和善于钻营的小人，他们设法避开战壕，竭力追求特权。各类群众运动特别是在其初期阶段会不可避免地把所有这些人类的变种推上自己的浪尖。只是妥协主义时期饶舌多嘴和反复无常的人特别多。如果说是人制定了纲领，那么也可以说纲领造就了人。在革命中，所谓联络交往的学校就变成了阴谋和欺诈的学校。
　　两个政权的体制排除了组建武装力量的可能性。立宪民主党在人民群众中受到仇视，于是在军队里它被迫改称为社会革命党。民主派正是基于令它不能掌握政权的同样原因也不能振兴军队：两者彼此是不可分割的。苏哈诺夫指出，有一桩怪事，然而它是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形势的怪事：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连一次阅兵式也没有举行过。自由主义者和将军们不愿意参加苏维埃的阅兵式。不过他们也很清楚，没有苏维埃，阅兵式就无法举行。
　　最高层级的军官更加紧紧地追随立宪民主党，等候更反动的政党抬头的时刻到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能够为军队提供相当多的下级军官，就像沙皇统治时期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面貌建立指挥团队，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面貌。正如往后的全部革命进程所显示的，指挥团队要么可能从贵族和资产阶级那里拿出现成的，就像白卫军所做的那样，要么在挑选无产阶级的基础上提拔和培养出来，就像布尔什维克所做的那样。上述无论哪种途径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来说都是行不通的，他们必须对大家进行劝说、恳求和欺骗。而当他们一事无成的时候，为了向人民灌输合乎规则的革命思想，他们就会绝望地把权力交给反动军官。
　　旧社会的祸根一个接一个地暴露出来了，它们在破坏军队的机体。民族问题以自己所有的形式（而俄国是富有这些形式的）越来越深入到士兵中间，他们中一半以上不是大俄罗斯人。在各个方面，民族对立都是和阶级对立纠结和交叉在一起的。临时政府在民族领域的政策就像在其他所有领域的政策一样，是摇摆不定和混乱不清的，因此也是加倍奸诈的。某些军官就部队的民族构成问题进行挑拨，例如在罗马尼亚战线出现了“实行法国纪律的穆斯林军团”这样的事情。新编的民族部队通常确实要比旧部队更稳定一些，因为它们是在新的旗帜下围绕新的思想组建起来的。但是这种民族团结不会维持足够长久：后来的阶级斗争发展破坏了它。不过，就是组建民族军队进程（受它影响的军队占到一半）本身使整个军队处于流动状态。在成功组编新的军队之前，这一过程便使旧军队瓦解了。灾祸就这样从四面八方袭了过来。
　　米留科夫在自己的《历史》一书中写道，导致军队毁灭的是“‘革命’思想与正常的部队纪律、军队的‘民主’与维持其战斗力之间的冲突”，其实应该把“正常”纪律理解为沙皇制度下的那种纪律。这位历史学家理应知道，每一次大革命之所以能给旧军队带来灭亡的厄运，似乎不是各种抽象的纪律原则，而是活生生的阶级冲突的结果。革命不仅允许在军队实行严格的纪律，而且它会创制这种纪律。但是，这种纪律不可能由被革命所推翻的阶级代表来建立。
　　1851年9月26日，一位聪明的德国人在给另一位聪明的德国人的信中写道：“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全松懈，既是迄今发生的每次胜利的革命的条件，又是这种革命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73页）
　　全部人类历史证实了这个简单而又无可辩驳的法则。可是，紧跟在自由主义者后面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他们有过自己的1905年经历）就是不明白这一点，尽管他们曾多次把这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另一位是卡尔·马克思称作自己的导师。孟什维克当真相信，引发革命的军队还可以在旧军官指挥之下继续旧的战争。这些人还把布尔什维克叫作乌托邦主义者。
　　布鲁西洛夫将军在5月初的大本营会议上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指挥人员群体的状况：出于信念，15%—20%的人适应了新的秩序；部分军官开始与士兵调情并且鼓动他们去反对指挥人员。而大部分——约占75%无法适应，感到委屈，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何况用纯军事的眼光来看，绝大多数的军官是根本不能胜任其职的。
　　与将军们一起开会的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做出道歉，无奈革命还在“继续”，因此不得不重视它。对此，黑帮将军古尔柯用教训的口吻反驳两位部长：“你们说——‘革命还在继续’，请听听我们的意见……让革命暂停下来吧，让我们军人把自己的义务履行到底吧。”克伦斯基竭尽全力和急不可耐地迎合将军们——当时他们当中的一位即骁勇的科尔尼洛夫在同克伦斯基拥抱时差点没把他憋死。
　　在革命期间，妥协主义政策是在各阶级之间狂乱奔走的政策。克伦斯基就是这种政策的化身。被摆放在军队（这是一支没有清楚和明晰的规章制度的军队，说真的这是不可思议的）首脑位置上的克伦斯基成了瓦解军队的直接工具。邓尼金引用了一份最高指挥部的免职人员名单，这是一份没有找准目标的奇异名单，不过说实在的，谁也不知道目标究竟在哪里，克伦斯基本人就更不知道了。阿列克谢耶夫解除了战线总司令鲁兹斯基和集团军司令拉德科—德米特里耶夫的职务，理由是他们软弱无能和纵容军人委员会。布鲁西洛夫根据同样的理由撤了十分胆怯的尤登尼奇的职务。克伦斯基则把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和战线总司令古尔柯和德拉戈米罗夫免职了，理由是对抗军队的民主化。基于同样的原因，布鲁西洛夫撤了卡列金将军的职，后来他本人也因为过分纵容军人委员会丢了职务。科尔尼洛夫则由于不能与民主派和睦相处而离开了彼得格勒军区的指挥岗位。不过这没有妨碍他被任命为战线指挥官，后来还当上最高总司令。邓尼金之所以被解除阿列克谢耶夫的参谋长职务，是因为他明显的农奴制倾向，不过他很快又被任命为西方战线总司令。这种频繁更换证明上层不知道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而且更换职务的做法一级一级往下直到连队，结果加速了军队的崩溃。
　　政府的特派委员们要求士兵服从军官，同时自己又不信任他们。正值进攻最紧张的时刻，在莫吉廖夫大本营官邸中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上，一位苏维埃委员当着克伦斯基和布鲁西洛夫的面宣称：“大本营88%的军官以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反革命表现的危险。”这对于士兵来说不是什么秘密。直到革命为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自己的军官。
　　整个5月期间，指挥人员自下而上的报告用不同的说法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总的来说，对进攻持否定的态度，尤其是在步兵当中。”有时候还补充说：“骑兵的情况要好一些，而炮兵精神十分饱满。”
　　5月底即部队已经展开攻势之际，第七集团军的特派委员打电报给克伦斯基说：“在第十二师，第四十八团全体出动了，第四十五团和第四十六团只出动了一半的战斗连队，而第四十七团拒绝出动。第十三师各团中第五十团几乎全部出动了。第五十一团答应明天出动。第四十九团没有按时出动，而第五十二团拒绝出动，还逮捕了本团所有军官。”几乎到处看到的都是这么一幅场景。政府答复这位委员的报告时说：“把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和五十二团解散，把教唆不服从军官的士兵送交法庭。”这事喊得很凶，但是吓不倒谁。无论解散还是上法庭，不愿打仗的士兵一概不怕。在展开行动的时候，让一支部队去反对另一支部队的事却并不罕见。镇压的工具就像沙皇时期一样，通常由哥萨克来充当，但是现在领导他们的是社会主义者。要知道现在事情所牵涉到的是保卫革命的问题。
　　6月4日，也就是距进攻开始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大本营参谋长报告称：“北方战线还处在纷扰状态，对敌方士兵表示友好的情形还在继续，步兵对发动进攻持否定态度……西方战线的形势还不明确。西南战线的情绪出现了一些好转。……在罗马尼亚战线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好转的地方，步兵还是不愿意参加进攻……”
　　1917年6月11日，第六十一团团长写道：我和军官们只好逃开，因为第五连的一个士兵从彼得格勒回来了，他是列宁分子……许多优秀士兵和军官已经逃走了。”全团出现一个列宁分子就足以叫军官们开始四散逃命。很明显，新来的士兵在饱和的溶液中起到了第一个结晶体的作用。其实，没有必要考虑事情是不是一定涉及布尔什维克。这个时候，指挥人员把所有比他人更勇敢地高声反对进攻的士兵都称为列宁分子。在这些“列宁分子”当中，有许多人还真的相信列宁是威廉派来的呢。第六十一团团长企图用政府的惩罚来恐吓团里的士兵。有一个士兵反驳说：“通过清除克伦斯基推翻以前的政府。”这是新的声音。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而且远远地走到它前面去了。
　　与喀琅施塔得人相反，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下的黑海舰队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堡垒。早在4月底，该舰队就曾派出了一个由300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全国各地，团长是化妆成水兵的生性活泼的大学生巴特京。这个代表团当中许多人有点像是装出来的：不过他们还是有真诚的向往。代表团在全国各地散布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的思想，可是听众每个星期都比上个星期变得更加敌对。就在黑海人越来越压低自己鼓吹进攻的声调的同时，波罗的海舰队代表团来到塞瓦斯托波尔宣传和平思想。北方人在南方比南方人在北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在喀琅施塔得人的影响下，塞瓦斯托波尔的水兵于6月8日缴了全体指挥人员的枪械，并且逮捕了最令人痛恨的军官。
　　在6月9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询问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在如此紧急的关头，这种类型的突发事件怎么能在这个向全国派出爱国主义代表团的模范黑海舰队，能在这个有组织的爱国主义巢穴发生呢？这说明了什么呢？”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军队里这种无人领导和没有首脑的情况把全体成员——士兵、指挥官和特派委员都弄得痛苦不堪。大家都无法忍受，需要找到某种出路。上层以为进攻将会克服混乱现象，会带来稳定。在一定的限度内，这是正确的。既然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在彼得格勒表示赞成进攻，恪守民主空谈的全部变调，那么在前线的特派委员势必会跟军官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展反对军队新制度的斗争。我们知道，没有这种制度，革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制度又是与战争格格不入的。转折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一位海军军官叙述道：“军人委员会的成员显然每天都在开展活动，但是他们的威信此刻在水兵和士兵中间显然降低了。”可事情就是这样：对于战争而言，恰好士兵和水兵是必不可少的。
　　得到克伦斯基赞许的布鲁西洛夫于是走上了招募志愿人员来组编突击营的道路，因而公开承认了军队失去了战斗力。很快投身这个事业的是一些最复杂的社会成员，多半是类似于穆拉维耶夫大尉那样的冒险分子。此人在十月革命以后，转向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结局是后来在轰轰烈烈和看似大放异彩的事件过后，他背叛了苏维埃政权，最后不知是被布尔什维克还是被自己人的子弹给打死了。反革命军官把突击营当作集结自己力量的合法形式紧紧抓住不放，这是用不着多说的。可是，这个主意几乎没有得到士兵群众的任何回应。一些女冒险家建立了名曰“黑色敢死骠骑兵”的妇女突击营。其中有一个营在十月革命时成了克伦斯基保卫冬宫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但是这一切对击溃德意志军国主义的事业很少能有所帮助，尽管当初是这样提出任务的。
　　早春时节大本营向盟国承诺的进攻被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往后推，可是现在协约国坚决不同意继续拖延下去。为了逼迫马上开始进攻，盟国是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的。与王德威尔得的动人恳求同时提出的是用中止供应军用物资进行威胁。意大利驻莫斯科总领事不是对意大利而是对俄国的报界宣布，如果俄国方面单独缔结和约，盟国就将允许日本在西伯利亚自由行动。结果不是罗马，而是莫斯科的自由主义报纸带着爱国主义的极度亢奋发出厚颜无耻的威胁，并且把它们从单独媾和转移到拖延进攻上面去了。盟国在其他方面也不太讲客气：例如送来了分明是被淘汰了的大炮；从国外得到的大炮有35%连两个星期的节制射击也经不起。英国压下了贷款。但是，新庇护者美国在英国事先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临时政府提供了7500万美元贷款，作日后发动进攻之用。
　　俄国资产阶级支持盟国的敲诈，为进攻开展疯狂的宣传，与此同时它自己却不相信这种进攻，也不认购自由公债。就在此刻，已经被推翻的专制王朝乘机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在给临时政府的一份申请中，罗曼诺夫家的人表达了认购公债的意愿，但是他们又补充提到：“认购多少将取决于国库是否为维持沙皇一家人生活拨给经费。”所有这一切军队都读到了，它明白了，临时政府大多数人就像大多数高级军官一样，仍然希望恢复君主制度。
　　为了公平起见，有必要指出，在盟国阵容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同意王德威尔得、托玛和加香促使俄国军队走向毁灭的意见。也有预先警告的声音。贝当将军说：“俄国军队仅仅是徒有其表，一旦它离开原有阵地必将崩溃无疑。”还有美国使团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但是其他意见占了上风，务必要清除来自革命的灵魂。后来潘勒韦对此解释说：“德国和俄国士兵间的相互同情造成了如此程度的破坏（faisait de tells ravages），以致让俄国军队停留在静止不动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它有迅速走向瓦解的危险。”
　　进攻在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负责，开始时是暗中行事，甚至不让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知道。就在半知情的领导人还在继续高谈阔论革命的防御的时候，策烈铁里越发坚持军队准备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切尔诺夫比其他人抵制得更久，也就是说卖弄得更久。在5月17日的临时政府会议上有人寻根究底地诘问这位“农夫部长”（这是他的自称），他在集会上谈论进攻时没有表示必要的支持，的确有这么回事吗？原来切尔诺夫是这样说的：“进攻与他，与政治家无关，这是前线统帅们的事情。”这些人同战争玩起了捉迷藏，就像同革命玩捉迷藏一样。然而只不过还没有到时候。
　　筹备进攻与加强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用说是相伴相随的，指责他们企图单独媾和的事越来越常见了。与其他交战国相比，俄国处于无能为力和虚弱不堪的境况。结果，单独媾和是唯一出路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这种局势本身之中。可是谁也还没有测算过新的因素——革命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在勇于将革命的力量和威信与战争对抗到底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出现单独媾和的前景。为此，首先需要断绝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联盟。6月9日，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有人说我们在力求单独媾和，这不是事实。我们说，不同任何资本家单独媾和，首先是不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和。同俄国资本家单独媾和的是临时政府。打倒这种单独媾和！”（《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第259页）会议记录在“掌声”二字下面做了记号。这是代表大会无足轻重的少数派的掌声，正因为如此，所以显得特别热烈。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面有些人还没有足够的决心，另一些人则想利用这个最有权威的机关来掩饰自己。在最后的时刻，大会决定告知克伦斯基，称在苏维埃就进攻问题做出决定之前就发出进攻的命令是不适宜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已提交的一份声明说到，“进攻只能使军队彻底陷入混乱，使军队的一些部队与另一些部队发生对立”，“代表大会必须立即对反革命进逼予以回击，或者为这种政策公开承担全部责任”。
　　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进攻的决定仅仅是一个民主的形式，因为一切已经准备就绪。炮手们已经把准星瞄准了敌方阵地。6月16日，克伦斯基在下达给陆军和舰队的命令中援引了最高总司令——“充满胜利信心的领袖”的话，克伦斯基证明有必要发起“刻不容缓和坚决果断的突击”，命令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命令你们——前进！”
　　在进攻前夕写好的一篇评论布尔什维克党团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发表的声明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写道：“政府的政策彻底断送了开展顺利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发动进攻的物质条件是极其不利的。军队的后勤供应系统是国民经济本身全面崩溃的体现，而现有政府不可能采取任何激进措施来对付这种崩溃。发动进攻的精神条件还要不利得多。政府……在军队面前暴露了……自己不能做到不依赖帝国主义盟国的意志来确定俄国的政策。其结果不可能不是军队的进一步加剧瓦解……大规模临阵脱逃现象……在现有条件下不再是个人意志缺陷的简单结果，而是正在成为政府在用内部一致的目标团结军队方面十足无能的反映。……”文章进一步指出政府没有决心“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是说服最落后的农民的唯一措施，而这次革命就是他们的革命”，接着以下面的一段话结束全文：“在这样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进攻必定难免是具有冒险性质的行动。”
　　指挥人员几乎没有例外地认为，在军事方面毫无希望的进攻之所以能发生，完全是出于政治方面的盘算。邓尼金在巡视了自己的战线以后向布鲁西洛夫报告说：“我不相信进攻会取得任何成功。”指挥人员本身的不能胜任增加了绝望的成分。身为军官和爱国主义者的斯坦凯维奇证实，此举在技术上的安排就徘除了胜利的可能，而不论部队的士气如何：“进攻的组织工作简直一无是处。”以军官联合会主席、立宪民主党人诺沃西利采夫为首的军官代表团面见立宪民主党领袖代表团警告说，进攻注定要遭到失败，它只会导致精良部队的被歼。高层权力当局则用泛泛的空话来敷衍这种警告，大本营参谋长、反动将军卢科姆斯基说：“还有一线希望，或许战斗的胜利开端将改变民众的心理，军官们也就能够重新勒紧从他们手中脱落的缰绳。”这里的根本目的就是：勒紧缰绳。
　　按照早已制订好的计划，主攻预定由西南战线的兵力在利沃夫方向实施。辅攻性质的任务落到了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的身上。进攻预定务必在各条战线同时展开。但很快就发现，指挥部这个计划根本不是它力所能及的。于是决定让各战线一个接一个地开展行动，同时决定从次要的战线开始。可是这个方案仍然无法实施。邓尼金说：当时最高司令部决定放弃全部战略计划，不得不同意让各战线依据自己准备的程度开始作战。”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所缺的只是皇后的圣像。有人试图用民主派的圣像来顶替它们，克伦斯基东奔西跑，四处呼吁和举行祝福。6月16日，西南战线开始发起攻势，后来西方战线于7月7日、北方战线于7月8日、罗马尼亚战线于7月9日陆续展开进攻。后三条战线发动的实质上是佯攻，它们同主攻战线即西南战线失败的开端恰好同时。
　　克伦斯基报告临时政府说：“今天是革命的伟大庆典。6月18日，俄国革命军队以无比振奋的精神转入了进攻。”立宪民主党的《言论报》写道：期待已久的重大事件终于发生了，它马上会使俄囯革命转向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6月19日，普列汉诺夫老人家向举行爱国主义游行的队伍发表了像朗读诗一般的演讲：“公民们！如果我问你们今天是哪一天，你们会说今天是星期一。可是这样回答错了，今天是星期天（俄语“星期天”与“复活”发音极近，这里意为“复活日”。——译者），对于我们国家，对于全世界民主派都是复活之日。砸开了沙皇制度枷锁的俄罗斯决心砸开敌人的枷锁。”策烈铁里同一天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伟大俄国革命史上新的一页翻开了……我们革命军队的胜利不仅应当受到俄国民主派的祝贺，而且要受到……一切真正努力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人的祝贺。”爱国主义民主派打开了自己所有的龙头。
　　当时报纸登出了一则令人高兴的消息：“巴黎交易所用提高全部俄国股票的价格来祝贺俄国人的进攻。”社会主义者企图根据行情公告来确定革命的稳固程度。但是历史教训是，革命的处境越差，交易所的自我感觉就越好。
　　首都的工人和卫戍士兵一刻也没有被人为加热的爱国主义浪潮所迷惑。只有涅瓦大街仍然是爱国主义的活动场所。士兵契涅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道：“我们来到了涅瓦大街，尝试开展反对进攻的宣传。有资产者当场用雨伞攻击我们……我们捉住那些资产者，把他们拉到兵营，并且对他们说，明天就把他们送上前线。”这已经是国内战争临近爆发的先兆：七月危机步步逼近了。
　　6月21日，彼得格勒的机枪团在公共集会上提出：“以后只有当战争具有了革命性质的时候，我们才会派队伍去前线……”在回应解散的威胁时，这个团说，它将竭尽全力解散“临时政府以及支持它的其他组织”。我们再次听到了远远超过布尔什维克宣传威胁的声音。
　　大事记在6月23日那一栏写道：“第二集团军的部队占领了敌人第一道和第二道战壕……”在旁边却又并排写着：在巴拉诺夫斯克工厂（有6000工人。——托洛茨基）举行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的重新选举，选出三名布尔什维克取代三名社会革命党人，
　　到月底的时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面孔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不错，6月苏维埃是通过了一个慰问发动进攻的军队的决议；可是这是以怎样的多数通过的呢？决议有472票赞成，271票反对和39票弃权。这完全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的力量对比。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的左翼团体已经占到了苏维埃五分之二的票数。这就等于说在工厂和兵营，反对发动进攻的人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多数。
　　6月24日，维堡区苏维埃通过了一个字字句句斩钉截铁的决议，“我们……抗议临时政府为履行原先的强盗协定而发动攻势的冒险行为……我们认为临时政府以及支持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要为这种进攻政策承担全部责任。”二月革命后曾被推到次要地位的维堡区现在满怀信心地挺进到了首要地位。布尔什维克在维堡区苏维埃已经完全占了优势。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进攻的命运，也就是取决于战壕里的士兵。进攻使必须把进攻付诸实施的那些人的意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不可遏止地追求和平。然而正是这种对和平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是很短期间在部分士兵那里——被当权者成功地转变成了发动进攻的意愿。
　　革命以后，士兵们在等待新政权尽快结束战争，而在此之前他们准备坚守在前线，可是和平一直没有到来。于是士兵们便转而与德国和奥地利的士兵友善相处，这部分地是受了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而主要是寻找自己通向和平道路本身的结果。但是，这种对敌方士兵的示好行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公开压制，何况事实表明，德国士兵还远没有摆脱对本国军官的服从。并没有带来和平的对敌方士兵的示好行为开始急剧减少了。
　　当时，前线处在事实上的停战状况。德国人趁此机会把大量部队调往其西部前线。俄国士兵一直注视着敌方的战壕是怎样变空的，机枪是怎样撤除的，大炮是怎样拖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为进攻做好精神准备的计划拟订出来了。计划拟订者开始不断让士兵相信，敌人彻底削弱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美国从西线向他们发起了攻击，因此只要我方稍微推动一下，敌方战线马上便会土崩瓦解。于是我们就将获得和平。当权者自己从未相信过这一点，可是他们指望，军队一旦把手插入战争机器以后，就再也不能把它拔出来了。
　　无论通过临时政府的外交活动，还是通过对敌方士兵的友善行为，都没有达到目的，于是部分士兵毫无疑虑地开始转向第三条途经：给予推动，它应当可以使战争烟消云散。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个前线代表是这样转达士兵情绪的：“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疏于防守的德军战线，现在我们前面没有大炮，因此如果我们前进并且打败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将得到期待已久的和平。”
　　开始时敌人的力量的确显得极其薄弱，而且没有经过战斗就往后撤，尽管进攻的一方也没有能力开展战斗。但是敌人没有瓦解，而是在重新部署和进行集结。俄国士兵向前深入推进了二三十公里以后，根据以前多年的经验，他们看见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场景：敌人在坚固的新阵地上等待他们。到此刻事情便清楚了，即使士兵还同意为了和平继续推进，他们也是全然不想要战争的。士兵们是被强制和被精神上的压力，主要还是被欺骗一起拖入战争的，因此他们怀着更猛烈的怒火转身向后撤退。
　　研究世界大战的俄国历史学家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将军说：“在经过俄军一方就其能量和威力来说从未见过的炮击之后，部队几乎没有损失就占领了敌方阵地，可是他们不想继续前进了。普遍的临阵脱逃现象开始了，不少部队整体离开了阵地。”
　　根据乌克兰活动家、临时政府前驻加利西亚特派委员多罗申柯的讲述，占领加利奇和卡卢什两座城市后，“在卡卢什旋即就发生了针对当地居民特别是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非常可怕的暴行，不过没有触及波兰人。指挥这一暴行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他特别指出要破坏乌克兰当地的文化教育机构”。参与暴行的是为发动进攻精心挑选出来的、“被革命腐蚀得最少的、最精良的”部队。但是，进攻的领导者、原先沙皇军队的指挥官、富有经验的暴行组织者在这个事件中还是更加清楚地暴露出了自己的面目。
　　7月9日，第十一集团军的军队委员会和特派委员打电报给临时政府：“德国于7月6日对第十一集团军阵地开始发动的进攻变成了无法估量的灾难……急剧和致命的转折在不久前通过少数人英勇努力而向前推进的部队的情绪中明显表现出来了。进攻的激情迅速消退殆尽。大多数部队处在日趋严重的瓦解状态。权威和服从已经无从谈起，劝告和说服也失去了效力——只能用威胁，有时用枪毙来对付他们。”
　　得到特派委员和军人委员会的同意后，西南战线总司令发布了对逃兵开枪的命令。
　　7月12日，西方战线总司令邓尼金“带着绝望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他“清楚地意识到对发生奇迹暗存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地破灭了”。
　　士兵不愿意作战了。占领敌人的战壕以后，逐渐衰竭的部队要求后方部队来接替，可是后方部队回答说：“什么进攻？谁带领你们进攻？必须结束战争，而不是进攻。”被认为是最精良的部队之一的第一西伯利亚军军长报告说，随着夜晚来临，士兵开始成群地和整连地从没有遭到攻击的第一线退下来。“我明白，我们指挥人员没有能力改变士兵群众的自发心理，我越来越痛苦，终于大哭了一场。”
　　在没有找到能把德文译成俄语的士兵之前，有一个连队甚至拒绝向敌人拋撒内容为已经占领了加利奇的传单，这个事实反映了士兵群众对领导人，无论是老的领导人还是二月革命后新的领导人不信任的全部威力。积压了几百年的侮辱和体罚像火山一样向外喷发出来了。士兵们觉得自己再次受骗了。进攻不是走向和平，而是走向战争。士兵不想要战争，他们无疑是对的。躲在后方的爱国主义者恶意中伤和激烈抨击士兵是只顾自己私利的人。但是士兵是对的。指导他们行动的是通过备受压迫的、遭到欺骗的、痛苦不堪的，曾经被革命希望唤醒的和再次被推进血污之中的人的意识折射出来的正确的民族本性。士兵是对的。继续战争除了给俄国人民带来新的牺牲、屈辱和灾难以外，除了强化他们的奴隶地位以外，再也不能带来什么。
　　1917年，不仅立宪民主党的，而且社会主义者的爱国主义报刊都在不厌其烦地拿当了逃兵和懦夫的俄国士兵与法国大革命的英勇队伍进行对比。这种对比不仅说明他们不懂革命进程的辩证法，而且说明他们对历史的完全无知。
　　法国革命和帝国的杰出统帅开始往往成了破坏纪律者和捣乱者，米留科夫也许会说就像布尔什维克一样。后来的达乌元帅在1789—1790年还是德—阿乌中尉，他花几个月时间瓦解了埃斯登卫戍区的“正常”纪律，赶走了所有的指挥官。1790年年中之前，全法国处于全面解散旧军队的过程中。万塞讷团的士兵强迫团里的军官同他们一起吃饭。舰队驱逐了自己的军官。有20个团使军官们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暴力强制。在南锡，有3个团把高级军官投进了监狱。从1790年开始，法国革命的领袖们围绕军队发生的过激行为不知疲倦地重复：“没有罢免敌视革命的军官的执行当局是有罪的。”奇怪的是，无论米拉波还是罗伯斯庇尔都赞成解散旧军官团。第一个人力图尽快建立稳固强硬的纪律。第二个人则想解除反革命的武装。但是两个人都清楚，旧军队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诚然，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发生在战争时期，但是不能由此得出它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规律的例外的结论。相反，旷日持久和灾难重重的战争环境只能加速和加剧革命瓦解军队的进程。民主派倒霉和犯罪的进攻做完了剩下的事情。现在士兵人人都在说：“血流得够多了！如果我们人不在了，还要自由和土地干什么？”假如有教养的和平主义者用唯理论的论据来取消战争，那么他们简直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假如武装起来的群众自己把理智的论据引入反战运动中，那么这就意味着战争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