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第一届联合政府

　　与一切官方的理论、声明和招牌相反，政权只是在纸面上属于临时政府。革命不顾所谓民主派的阻挠，继续向前发展，它唤醒新的群众，巩固苏维埃组织，把工人武装起来，尽管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临时政府派驻各地的特别委员及其属下的“社会委员会”（其中占多数的通常是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自然而然地就被各地苏维埃轻易排挤掉了。在中央政权代理人企图顽固坚持下去的情况下，尖锐的冲突增多起来了。委员们指责地方苏维埃不承认中央政权。资产阶级的报刊大喊大叫，说喀琅施塔得、施吕瑟尔堡或者察里津脱离了俄国，变成了独立的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抗议这种荒谬的指责。部长们无比激动，政府中的社会主义者前往各地进行劝说或威胁，在资产阶级面前洗刷自己。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力量的对比。尽管速度不一，动摇两个政权这一不可避免的进程在全国普遍反映出来了。苏维埃则从监督机关演变成了管理机构。它们不容忍任何划分权力的理论，干预军队的指挥，介入经济纠纷，过问粮食供应和交通运输问题，甚至干涉司法案件。在工人的压力下，苏维埃颁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开除了过于反动的行政官员，解除了一批最不能令人容忍的临时政府特派委员的职务，开展逮捕和搜查，封闭了敌对的报纸。在越来越严重的粮食供应困难和商品匮乏的影响下，外省的苏维埃开始走上了商品限价、禁止运出本省范围和征用储备的道路。不过，领导苏维埃的普遍都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一直在愤怒地拒绝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在这方面，梯弗利斯苏维埃活动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里是孟什维克吉伦特的心脏，它为二月革命输送了像策烈铁里和齐赫泽这样的领袖人物，而后来当他们在彼得格勒不可救药地毁掉了自己的时候又收留了他们。由未来独立的格鲁吉亚首脑饶尔丹尼亚领导的梯弗利斯苏维埃在其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中，都不得不践踏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孟什维克党的原则，从而作为一个政权来开展活动。苏维埃出于自己的需要没收了一家私人印刷所，实行了逮捕，把政治案件的侦察和审判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规定了面包的配额，限定了食品和其他最必需物品的价格。官方理论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差别最初就已经形成，只不过到三四月间扩大起来了。
　　在彼得格勒，至少面子还是得以保住了，尽管如我们所看见的远不总是这样。可是四月危机十分明显地揭露了临时政府无能的真相，在首都它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的支持力量。4月的最后10天，政府变得疲惫不堪并渐渐凋谢了。“克伦斯基忧心忡仲地说政府已经不存在了，它停止了运转，而仅仅限于讨论自己的处境。”（斯坦凯维奇语）总之，关于这个政府可以这样说，到十月革命那些日子为止，它在困难的时刻经历了多次危机，而在各次危机之间的间隙……才是存在的。它在不断地“讨论自己的处境”，仍然没有找到着手干事的时机。
　　要走出未来战斗的四月预演造成的危机，理论上可能有三条出路。要么政权必须完全转归资产阶级，这样的前景除了通过国内战争以外，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米留科夫曾经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要么必须把全部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这个目标不经过任何国内战争都是可以达到的，只须把手一举——想要就能办到。但是妥协派分子不想要，而尽管已经出现了裂痕，群众还是保持着对妥协派分子的信任。这样一来，革命沿资产阶级路线或者沿无产阶级路线的两条出路都被关闭了。于是只剩下了第三种可能性：实行妥协的混乱、动摇和怯懦的半条出路，它的名字就叫联合。
　　四月危机结束之际，社会主义者还没有联合的想法。无论何时，这些人总是什么都不能预见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通过的4月21日决议把两个政权并存从事实正式变成了宪法原则。但是这一次智慧的猫头鹰[1]完成自己的飞行太晚了一点儿：对三月形式的两个政权——君王们和先知们——在法律上的神化是在该形式被群众暴动炸毁了的时候做出的。社会主义者尽量闭眼不看这个问题。米留科夫讲到，当政府方面提出联合问题时，策烈铁里宣称：我们加入你们的行列对你们有什么好处，要知道我们……在你们不肯做出让步的场合将会被迫吵吵嚷嚷地离开内阁。”策烈铁里企图用自己将来的“吵吵嚷嚷”来吓唬自由主义者。像通常所为的那样，孟什维克在说明自己的政策时总是诉诸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可是水快要淹到了脖子了。克伦斯基威胁执行委员会说：“现在政府正处在非常严重的境地，关于它辞职的传闻不再是什么政治玩笑。”同时，资产阶级团体也在施加压力。莫斯科城市杜马做出了有利于联合的决议。4月26日，基础已经完全准备妥当，临时政府在特别呼吁书中宣布，必须把“那些还没有参加国务工作的国家积极的创造性力量”吸收到国务活动中来。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了。

[1]比喻自作聪明的蠢人。——译者

　　反对联合的情绪毕竟是够强大有力的。4月底，莫斯科、梯弗利斯、敖得萨、叶卡捷琳堡、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以及其他地方的苏维埃纷纷表示反对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一位莫斯科的孟什维克领导人十分鲜明地讲出了他们的理由：一旦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那将没有人把群众运动带上“确定的轨道”。但是很难让工人和士兵相信这个理由，因为它是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驰的。群众既然还没有跟布尔什维克走，因此他们完全赞成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如果克伦斯基担任部长是好的，那么六个克伦斯基来当部长不是更好么。无论这被称作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还是资产阶级想利用社会主义者来掩盖其反人民行径，群众一概都不清楚。出自兵营和工人宿舍的联合与出自玛丽亚宫的联合看起来是两码事。群众希望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从政府中清除出去。于是，在相反方向施加的两种压力瞬间就结合为一体了。
　　驻扎在彼得格勒的许多部队，其中包括对布尔什维克友好的装甲营都表示支持联合政府。各省也以压倒多数投票支持联合。联合的情绪在社会革命党人当中占了优势，但是他们不敢进入一个没有孟什维克的政府。最后，军队也支持联合。一位军队代表后来在苏维埃六月代表大会上就前线对待政权问题的态度讲得不错：“我们想，当军队认识到社会主义者不愿意加入内阁，不愿意同他们不相信的人共同工作时，当整个军队被迫与它不信任的人一起走向灭亡的时候，军队发出的痛苦呻吟就会传到彼得格勒。”
　　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战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者一开始就像避开政权那样避开战争，等待事情过去。可是战争不容等待，盟国也不等待，前线更不愿意等待。政府危机刚刚发生之际，前线代表就来到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他们向自己的领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战斗呢，还是不战斗？这就等于说，你们自己对战争负责呢，还是不负责？这是不能避而不答的。而协约国也用半威胁的口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在西欧战线发动的四月攻势使盟国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且还没有结果。在俄国革命和寄予了那么多希望的本国攻势失败的影响下，法国军队开始出现了动摇。用贝当元帅的话来说，就是军队“在手里蜷曲起来了”。为了遏止这种危险的进程，法国政府需要俄国的进攻，在进攻之前，哪怕是一句发动进攻的坚定承诺也好。撇开减轻物资方面的困难（通过上述途径这应当是能做到的）不说，还需要尽可能快地抹掉由于俄国革命而产生的和平光环，消除法国士兵心中的希望，用协约国共谋的犯罪行为来损害革命的名誉，把俄国工人和士兵起义的旗帜踏进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血污之中。
　　为了达到这个很高的目标，所有的杠杆都动用起来了。在这些杠杆当中，协约国爱国主义的社会党人所占据的绝不是末尾的位置。他们当中最可靠的人被派到了革命的俄国。这些人怀着十分随和的好心和带着没有芒刺的语言来了。苏哈诺夫写道：“外国的社会党人……在玛丽亚宫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布兰亭、加香、奥格列基、德布鲁克等人在那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与我们的部长组成了反对苏维埃的统一战线。”必须承认，即使妥协主义的苏维埃，对这些先生通常也感到不是那么舒服的。
　　盟国的社会党人巡视了前线，王德威尔得写道：“为了让我们的努力运用到不久以前黑海水兵代表团、克伦斯基、阿尔伯特·托玛着手做的事情上面，为了完成他称之为进攻的精神准备的东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做了一切。”于是第二国际主席和尼古拉二世的前参谋长在争取民主的光明理想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法国社会主义领袖之一列诺得尔可以轻松地大发感慨：“现在我们能够毫不脸红地说：为权利而战。”迟至三年以后人类才知道，这些人多少有了脸红的理由。
　　5月1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终于走过了天底下存在的一切犹豫阶段，最终以41票赞成，18票反对，3票弃权的多数通过了参加联合政府的决定。只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投了反对票。
　　还有一件事没有失去其意义，那就是公认的资产阶级领袖米留科夫成了民主派同资产阶级紧密接近的牺牲品。“我没有退出，是他们让我退出的。”米留科夫后来如是说。古契柯夫因为拒绝签署《士兵权利宣言》，早在4月30日就离职了。为了挽救联合，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决心不再坚持把米留科夫留在原先的临时政府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自由主义者在那些日子里内心已经是多么的阴暗。“党背叛了自己的领袖。”右翼立宪民主党人伊兹戈耶夫这样写道。其实，该党的选择余地是十分有限的。同是这个伊兹戈耶夫理由充足地说：“4月底，立宪民主党被完全击溃了。它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由于这次打击，它永远不可能重新恢复过来。”
　　但是，在米留科夫问题上最终的发言权属于协约国。英国完全赞同用更稳健的“民主派人士”换下企图占领达达尼尔的爱国人士。握有全权在需要时可以撤换大使布坎南的亨德森来到了彼得格勒，可他在熟悉了情况以后认为这种撤换是多余的。的确，布坎南坚决反对割地而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割地是不符合大不列颠的胃口的。他曾温和地低声对捷列申柯说过：“既然俄国不需要君士坦丁堡，那么它越快声明这一点就越好。”起初，法国是支持米留科夫的。不过，在这方面托玛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他追随布坎南和苏维埃的领袖，表明自己反对米留科夫。于是，这位为群众所痛恨的政治家被盟国，被民主派，最后还有被自己的党拋弃了。
　　米留科夫实在不该被判处如此残酷的死刑，至少不该经这些人之手判刑。可是联合需要这样一个用来洗刷罪孽的牺牲品。大家让米留科夫在群众面前扮演了一个恶魔，一个使全国人民朝民主和平的庄严行进变得暗淡起来的恶魔。清除了米留科夫，联合用一个突击行动就洗净了自己身上的帝国主义罪孽。
　　彼得格勒苏维埃于5月5日确定了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和它的纲领。布尔什维克获得的反对联合的票数总共有100张。米留科夫用讽刺的语气叙述了这次会议：“会议对擅长演说的新部长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只有前一天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老领袖’托洛茨基赢得了那种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严厉谴责了社会主义者加入内阁的行为。他坚称，现在‘两个政权并存’并没有消失，而仅仅是‘转入了政府内部’，并且说‘拯救’俄罗斯真实的统一政权只有到迈出‘最后一步——即政权转到工人和士兵代表手中’的时候才会来到。”那时来临的将是“一个新的时代——铁和血的时代，然而斗争不再是民族对民族的斗争，而是受苦受压迫的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斗争。”米留科夫的描述就是这样的。在自己发言的末尾，托洛茨基表述了群众政策的三条规则——“三条革命的金科玉律：不要信任资产阶级，监督领导人，只依靠自身的力量。”关于这次演讲，苏哈诺夫指出：“显然，他不指望自己的发言会赢得支持。”的确如此，听众送别发言人的态度要比迎接他的时候糟糕得多。对知识分子场外情绪非常敏感的苏哈诺夫补充说道：“关于这个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已经有流言在传播，说他似乎‘比列宁还差’。”
　　社会主义者在15个部长职位中给自己拿到了6个。他们愿意处于少数。甚至决定公开掌管政权以后，他们还继续玩以先净手为赢的跳棋。李沃夫公爵仍然是总理。克伦斯基成了陆海军部长。切尔诺夫为农业部长。接替米留科夫担任外交部长一职的是芭蕾舞鉴赏家捷列申柯，他是克伦斯基和布坎南共同信任的人物。所有这三个人意见一致，俄国没有君士坦丁堡也完全够了。司法首脑是微不足道的律师佩列韦尔泽夫，后来由于布尔什维克七月案件的缘故他赢得过短时间的荣耀。策烈铁里为了保证自己有时间参加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只担任了邮电部长的职务。当上了劳动部长的斯科别列夫凭一时冲动，承诺将百分之百地限制资本家的利润——这句空话马上就飞快地流传开了。为了平衡起见，莫斯科的大工厂主科诺瓦洛夫被任命为贸易和工业部长。他从莫斯科交易所随身带来了几个人，他们都被安排在最重要的国家岗位上。科诺瓦洛夫其实两星期后就辞职了，他以这种方式抗议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而斯科别列夫比这还早就放弃了侵占利润的罪行，并且着手同无政府状态展开斗争：制止罢工，呼吁工人自我克制。
　　政府的声明就像联合本身固有的那样有不少老生常谈的东西。它提到了有利于和平的积极对外政策，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和准备解决土地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夸夸其谈的空话。不过就其意图而言至少有无比重要的一项宣称，即军队要准备“防止俄国及其盟国的失败而采取防御和进攻的行动”。这一任务实质上包含了作为协约国在俄国所下的最后赌注的联合的最高目的。
　　布坎南写道：“联合政府给我们带来了为挽救这个国家前线军事形势最后的、几乎是唯一的希望。”由此看来，站在二月革命自由主义领袖和民主派领袖的纲领、言论、妥协和表决行为后面进行操纵的乃是协约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导演。为了敌视革命的协约国战线的利益被迫加入政府以后，社会主义者于是如此急切地承担起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政权和全部的战争责任。
　　拖延了两个星期后，新任外交部长不得不公布了盟国政府对3月27日声明的答复，拖延是为了争取时间做一些文辞上的修改，以便掩饰针对联合内阁声明产生的争议。从现在起，“有利于和平的积极对外政策”就反映在捷列申柯下列行为当中：他尽心尽责地校订了政府老办公厅为他拟好的外交电文，全部勾销了“非分之想”，他叙说了“公平正义的要求”，加进“人民的幸福”来代替“利益的保证”的说法。米留科夫非常痛心地评论自己的继任者，说盟国外交官知道，“他用‘民主’术语表达的外交急件就是对时局的需要做出迫不得已的让步——因此他们对这种让步采取宽容的态度。”
　　托玛和不久前到来的王德威尔得并没有闲着，他们竭力对“人民的幸福”做了符合协约国需要的解释，而且在说服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那些笨蛋方面并非没有成效。王德威尔得报告说：“斯科别列夫和切尔诺夫对实现为时尚早的（Prematuree）和平的一切想法提出了坚决抗议。”如果说依赖这批助手的里博早在5月9日就可以向法国议会表明他准备给捷列申柯一个满意答复，“什么都不用放弃”，那么这是不足为怪的。
　　不错，时局的真正主人根本不打算放弃收藏得不严的东西。正好在这些日子里，意大利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并且马上使后者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是一次不坏的直观教学。临时政府准备提出抗议，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民主，不如说是因为巴尔干的“均势”遭到了破坏的缘故，但是缺乏实力迫使它顿时就不作声了。
　　在联合政府的对外政策中，只有匆忙接近美国才是新的成分。这种新的友好关系有三个相当重要的适宜条件：美国没有像法国和英国那样因为丑恶的战争行为而使名誉受到损害；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在贷款和军火供应方面在俄国面前展现了广阔的前景；最后，民主的伪善与欺骗结合在一起的威尔逊外交再好不过地符合了临时政府文辞上的需要。威尔逊派参议员卢德率代表团前往俄国，把自己一封牧师式的信函托给临时政府。信中宣称：“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应当被强制置于它不愿生活的那种统治之下。”它为美国总统确定的战争目标不是十分明确，然而颇有诱惑：“确保未来的世界和平与未来人民的富足与幸福。”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捷列申柯和策烈铁里需要的仅仅就是这个：新的贷款与和平主义的老生常谈。在第一点帮助下和在第二点掩护下，可以做好准备发动塞纳河上的夏洛克[1]所要求的进攻，后者正发狂似的挥舞自己的所有支票。

[1]莎士比亚剧作中一个极贪婪的高利贷者，这里比喻法国银行家。——译者

　　克伦斯基在5月11日就已经去了前线，开展有利于发动进攻的宣传运动。“军队里的热情波涛在高涨和扩散。”在自己演讲的热情中喘不过气来的新任陆海军部长向临时政府报告说。5月14日，克伦斯基向军队发布命令：“你们要前往领袖把你们带往的地方。”并且为了掩饰这种士兵们非常熟悉而又对他们很少有吸引力的前景，他又补充说道：“你们要把你们的和平放到刺刀尖上。”5月22日，小心谨慎却实在根本没什么才干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被免除了最高总司令职务，换上了比较灵活和精明的布鲁西洛夫将军。民主派人士竭尽全力准备发动进攻，也就是在为二月革命准备的一场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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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也就是农民的机关。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机关。联络委员会是妥协派分子的机关。联合简化了机构，把临时政府本身变成了联络委员会。但是两个政权的局面丝毫也没有因此而消失。策烈铁里到底是联络委员会成员呢，还是邮电部长？他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全国存在着两套不能并存的国家组织：一个是由上面任命的新旧官吏的等级制度，这是临时政府造就的；另一个是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制度，它深入到了前线最遥远的连队。这两种国家制度依靠不同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刚刚才开始进行自己的历史的清算。在走上联合道路时，妥协派分子就在盘算和平地和逐步地取消苏维埃制度。他们以为，集中在他们这些人物手里的苏维埃力量从今以后就转入到正式的政府那里去了。克伦斯基叫布坎南绝对相信：“苏维埃将走向自然死亡。”这种希望很快就变成了妥协派领袖的正式理论。按照他们的意见，地方生活的重心应当从苏维埃转入新的民主自治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位置应当由立宪会议来占据。联合政府于是准备成为通向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制度的桥梁。
　　但是，全部问题就在于革命不愿意也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在这方面，新的城市杜马的命运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征兆。杜马是依据最广泛的选举权选举出来的，士兵的选举权与普通公民是同等的，妇女与男子也是同等的。四个政党都参加了竞争。沙皇政府半官方的报刊也是世界上最无耻的报纸之一（这是有某些裉据的！）《新时代》号召右翼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十月党人投票支持立宪民主党。但是，当有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充分暴露出来的时候，大多数资产阶级报纸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把票投给你想投的人，就是不要投给布尔什维克！”在所有的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立宪民主党都是右翼，布尔什维克是不断强大的左翼少数派，多数，往往还是压倒性的多数，则属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以更全面的代表性区别于苏维埃的新杜马似乎应当获得更大的权威。何况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杜马拥有国家官方扶持的巨大优势，警察事务、粮食供应、城市交通、国民教育都归杜马管理。作为“民间”机构的苏维埃既没有预算，也没有法定权力，然而政权却在苏维埃手中。杜马实质上是苏维埃属下的市政委员会，苏维埃制度与形式民主之间的竞争结果变得尤其令人费解，因为它同样是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样一些政党领导下实现的，而它们在杜马如同在苏维埃一样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们深信，苏维埃应当给杜马腾出自己的位置，它们自己力图在这方面做到它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看破这种非常现象（在时局的旋涡中人们对这种现象思考得不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像所有的民主机构一样，市政机关只有在稳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在固定的所有制基础上才能开展活动。可是，革命的实质就在于给这个基础打上了问号，只有对阶级力量对比进行公开的革命检验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苏维埃不论其领导层奉行何种政策，苏维埃仍然是被压迫阶级的战斗组织。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些阶级自觉或半自觉地团结起来了。市政机关毕竟给了被转化为抽象公民的所有居民阶级均等的代表数。在革命的环境中，市政机关与用假定性的和虚伪的语言进行说明的外交会议非常相似，尽管这类会议所代表的相互敌对的阵营正在发狂似的准备厮杀。在革命的日常生活中，市政机关还是过着半虚半实的日子。正是在群众决定时局日后发展方向的转折关头，市政机关就会在空中炸裂，它的构成成分就会散落在街垒的各个角落。通过对5—10月期间苏维埃和市政机关平行作用充分的比较，就可以事先预料到立宪会议的命运。
　　联合政府并不急于召集立宪会议。与民主派的算计相反，在政府中居多数的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急于充当立宪会议中无能为力的右翼，就像他们在新杜马中那样。就召开立宪会议举行的特别协商直到5月底也就是革命过后已经3个月才开始工作。自由主义的法学家把每根毛发都分成了十六等份，把烧杯里面所有民主沉淀反复摇匀，为军队的选举权，为要不要给数以百万计的逃兵和数以十计的前沙皇家族成员投票权争论不休。而对于在可能情况下召开会议的日朗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协商会议上打听这个问题普遍被认为是不知分寸的举动，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可是事情与妥协派分子的愿望和预言相反，苏维埃并没有消亡。有时，被自己的领导人麻醉催眠和弄得茫然的苏维埃确实会陷入半沮丧状态，但是一有危险信号就会让它们恢复过来，并且在大家面前无可辩驳地显示出苏维埃才是局势的主宰。企图暗中损害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各个重要场合也被迫承认苏维埃的优先地位。顺便指出，这种状态还表现在两党最优秀的人士都集中到了苏维埃。进入市政机关和地方自治局的是一些二流人物、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布尔什维克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只有在苏维埃没有代表的立宪民主党才把自己最优秀的人员集中到了自治机构。但是，毫无希望的资产阶级少数派地位不能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支柱。
　　这样一来，谁也不认为市政机关是自己的机关。在工人和厂主之间、士兵和军官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业已激化的对抗，除了在自己的圈子里，一方面在苏维埃，另一方面在国家杜马的“局部”会议上和够资格的政治家举行的各种协商会上来公开进行讨论以外，市政机关和地方自治局是不能讨论的。可以同对手商讨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不能同他们商谈生死攸关的大事。
　　如果接受认为政府是统治阶级委员会的马克思公式，那么就必须说，为政权而奋斗的阶级的真正“委员会”处在联合政府之外。对于在政府中有作为少数的代表的苏维埃来说，这完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对于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来说又是不太真实的。在社会主义者在场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就最能触犯资产阶级的问题开展严肃认真的商谈。本来，私有者的上层人士是围绕在尽人皆知和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领袖米留科夫周围的，因此把米留科夫排除出政府具有象征性质，这事直到最后还使临时政府在所有领域都显得偏离了正轨。生活是围绕两个轴心转动的，其中一个在玛丽亚宫的左边，另一个在它的右边。
　　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不敢说自己在想些什么，他们生活在正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讲究虚假礼仪的气氛中。被联合掩盖起来的两个政权的事实成了模棱两可、表里不一和骑墙态度的训练场所。联合政府在往后6个月时间里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交锋和改组，但是它把无能和虚伪的基本特征一直保持到了自己灭亡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