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中派主义的罪过（1939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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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中派主义的罪过

（1939年3月10日）

亲爱的盖郎^[1]同志：

　　……有了过去几年的经验，贵党却还能与英国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它类似的组织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我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皮维尔说贵党“一致”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反驳我们对它的批评。我暂且不管这个“一致”的问题：我不清楚贵党党员是否详细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历史，是否详细了解革命期间各个派别的斗争历史，特别是第四国际的代表就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发表的论著。但是，一言以蔽之，贵党的领导层显然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源自它的中派主义的、不革命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从西班牙革命开始之初，我就同一些活动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安德列乌·宁。我们互相写了几百封信。好几个月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尽管宁对事业一片赤诚，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派主义者，他充其量只能成为西班牙的马尔托夫，也就是孟什维克左派。在革命中什么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政策，什么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皮维尔根本分辨不出来。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在发挥独立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给各种群众组织的领袖充当“左边”的诤友与顾问^[2]。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自己、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所以它才采用了这种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同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它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导致了它反复陷入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没有发动先锋队，同反动势力及其走狗（包括无政府派官僚在内）作斗争，反而去用半革命的说教，向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苦苦劝谏，为了给自己辩白，他们声称“群众”不可能理解另外一种更加坚决的政策。

　　左翼中派主义总是愿意在口头上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并且从不吝于大唱高调，特别是在出现了革命形势的时候。但是中派主义的致命痼疾，就是它无法根据自己的总体设想，做出大胆的策略上的与组织上的行动。他们总是以为“形势尚未成熟”，“先得让群众做好心理准备”（通过闪烁其词、口是心非、外交辞令等手段）；而且他们害怕同右派的朋友断绝惯常的友好关系；他们尊重“个人”意见；所以，他们总是……打击左派，以求在严肃的公众舆论的眼中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也是马索·皮维尔的政治心理。他根本不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阶级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性质，而在思想和教育方面，这些性质就必然会表现为：以毫不留情的姿态，提出各种重大问题，并与种种踌躇不决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在他看来，这就是“宗派主义”，是不尊重其他人的人格，等等，也就是说，他在道德上还完全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水平。这也能算是“重大分歧”吗？没错，我想象不出工人运动内还能有什么分歧会比这更重大。我们跟布鲁姆之流并没有“分歧”：只是我们跟他们分别站在街垒的两边。

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

　　就像所有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一样，马索·皮维尔也把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归咎于法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与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集团的罪恶行径。这简直就是在说，无论何时何地，革命都是不可能胜利的。西班牙革命的宏大规模、坚韧顽强，以及工人群众展现出的伟大的英雄主义气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帝国主义“民主派”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雇佣走卒，他们对西班牙革命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的。难道对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吗？皮维尔不但没有分析各种革命或半革命的组织的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反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罪行，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来反对他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为西班牙的悲剧承担重大责任。我完全有权这么说，因为我从1931年开始，就在写给安德列乌·宁的多封信件中，预言过这种灾难性的中派主义政策一定会导致这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提出了一些总体上算是“左”的公式，制造了一种在西班牙存在着革命党的假象，并且阻止了真正的、绝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流派的出现。同时，他们又采取了迎合一切形式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从而把自己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叛徒（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最好的帮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许多工人是真诚而英勇的，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在反动势力与斯大林主义的暴徒面前，我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但是，一个感情用事、无法客观地判断某个政党的真正本质的革命者，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想找到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它见风使舵、推脱责任，跟革命玩捉迷藏的游戏。它先是对西班牙的力量对比视而不见，在加泰罗尼亚给自己画地为牢。当时领导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起初先是忽视了斯大林主义的危险（它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并主动配合无政府主义官僚阶层。为了不给自己造成“多余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无政府主义官僚与其他改良主义派都是一路货色，只不过他们用了另外一套词藻来掩饰自己。

　　为了避免破坏自己同全国劳工联盟的上层人物的关系，并使自己能够继续充当这些人的顾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在全国劳工联盟内部深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马尔托夫的立场。但是——我要为马尔托夫说句公道话——他好歹没有犯过像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种拙劣而可耻的错误呢^[3]！公然脱离无产阶级阵营，投靠到资产阶级阵营那边去！马索·皮维尔却对这些“细枝末节”视而不见。

　　对那些在革命期间向资产阶级全力倾泻阶级仇恨的工人来说，“革命”领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导致了思想混乱和士气低落。而这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所必然导致的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大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优越性；但他们根本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认真的准备，因为这就等于要无情地、大胆地、坚决地把无政府派的、社会党的和共产党的工人都发动起来，去反对他们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要认真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就必须做到：即使会遭到千夫所指，也不怕遭到那些领袖的孤立，不怕在初期变成一个“宗派”；提出正确而又明确的口号，对明天做出预测，并根据各种事件，揭露正式的领袖的真面目，把他们从权位上赶走。

　　布尔什维克党在八个月的时间里^[4]，就从一个小集团变成了一支决定性的力量。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能量与英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获得了几年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过两三次机会挣脱襁褓，长大成人。如果它没能长大，那么这完全不能怪罪各路“民主”帝国主义与莫斯科官僚，导致它没能长大的是一个内因：它自己的领导层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充当无政府主义的尾巴，没有同“人民阵线”勾结；如果它能够采取坚决的革命政策，那么，在1937年5月起义的时候，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它就会成为群众的领袖，并确保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推到浪尖上的中派主义党。两者截然不同。马索·皮维尔至今都不懂得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派主义者。……

本文摘自《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发表于《新国际》，1939年5月，署名为“列·托”。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 达尼埃尔·盖郎（Daniel 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于巴黎。1932年参加法国总工会。三十年代中期参加了马索·皮维尔领导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成为工农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国沦陷后与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IVe Internationale）。二战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6年移居美国。——中译者注

^[2] 就跟皮维尔从很久以前——实在太久了——就开始充当布鲁姆之流的左翼诤友与顾问一样。令我无比担忧的是，直到现在，皮维尔和思想上与他最亲近的那批人，都还没有明白：布鲁姆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公开的——而且还是不诚实的——阶级敌人。——原注

^[3] 1917年二月革命后，马尔托夫始终反对让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安德列乌·宁却在革命后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出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 指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这段时间。——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