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起义（<b>（一些初步的想法）</b>，（193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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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起义

（一些初步的想法）

（1937年5月12日）

　　关于最近的事变，我们这里得到的消息不仅很不完整，还遭到了蓄意的歪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假设性的、临时性的结论。

　　这次起义似乎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的爆发，完全出乎包括统工党在内的所有领袖的意料之外。仅凭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无政府派及统工党的领袖与工人群众之间的隔阂有多么严重了。宁鼓吹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主张，已被彻底驳倒。统工党在起义爆发时的真实立场是什么样的，我们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但我们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它身上。在紧要关头，统工党领袖只能继续坚持他们以前的立场。说得更确切一点，正是在紧要关头，左翼中派主义的矛盾，才会暴露得最鲜明、最悲惨。马尔托夫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的表现，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错误的左翼中派主义思想，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是很常见的。马尔托夫在批判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唐恩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向布尔什维克靠拢。马尔托夫的批判之激进，眼光之长远，远远胜过《战斗报》的编辑。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希望说服对手，而不是让无产阶级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当工人投入行动的时候，马尔托夫就被斗争的尖锐性给吓坏了，他没能成为革命行动的领袖，而是一下子变成了被击败的群众的辩护人。幸好，在马尔托夫左边，有一个拥有明确目标的革命党。

　　西班牙的情况则大不一样。直到昨天为止，群众还把统工党的领袖当作是最坚决的革命派。统工党的宣传，至少得到了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的高度重视。可是，当群众准备按照统工党的宣传，采取实际行动时，他们却发现没有人来领导自己。这次起义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恐怕不会。

　　万一真的出现了奇迹——群众的压力把宁推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那又会怎么样呢？果真如此，那就再好不过，我们将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欣喜地同宁合作。但是，在新的消息传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统工党正式政策的分析。

　　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巴塞罗那已经停火，这意味着什么呢？导致起义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领导层的迟疑不决吗？还是因为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惊慌失措，便直接投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目前看来，在巴塞罗那城外，斗争仍未停止。在巴塞罗那市内，工人会不会重新发动进攻？斯大林派—改良主义派暴徒的镇压，会不会刺激群众重新投入行动？由于缺乏确切的信息，我们尽量不做揣测。无论事变会怎样发展，对领导层的批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次起义有各种错误和弱点，我们这些身在外界的人，依然与被击败的工人坚决站在一起。但这绝不等于以完全情绪化的团结为借口，停止对工人的领导层的批判，帮他们掩饰他们的迟疑不决，对他们的错误闭口不谈。

　　这个重大的事件，很有可能导致统工党的分裂。统工党内驱逐托派、同布兰德勒^[1]派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被斯大林主义赶走的垃圾）交好的分子，将会乞求苏联官僚宽恕和接纳自己，坚决地出卖革命。另一方面，统工党内的革命派必将明白：要么选择第四国际的道路，要么就只能叛卖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为了加快和促成这种政治分化，我们必须进行直率、公开、甚至是强硬的批判。首先，我们的所有同志，都要弄明白消极纵容统工党领袖的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而我们的朋友维克托·塞尔日、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等人却对这种政策非常赞同。我们必须学会从重要事件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为将来做好准备。

　　巴塞罗那起义与1917年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不打算详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统工党依然局限于加泰罗尼亚一地。在最需要打入社会党的时候，统工党的领袖装出坚决不肯妥协的强硬态度，拒绝打入社会党，以此来掩饰自己深入骨髓的机会主义。但是，不难想象，加泰罗尼亚的事变会使社会党与工总^[2]的队伍发生分裂。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统工党的干部身上，而在未来几周里，统工党的干部将会大受打击。必须转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派群众，转向其它地方的社会党群众与共产党群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维持旧的外表形式，而在于为未来创造新的支撑点。

　　即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我们在这里无法判断它的失败有多惨重），这种失败也绝不是决定性的。西班牙或法国的新生力量将成为新的革命涨潮的关键因素。

　　西班牙的十月革命会在何时到来？会以何种方式到来？这是很难预测的，况且我还身处千里之外。无论如何，谁都不能预先断言可敬的伊比利亚无产阶级已经耗尽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是，为了替十月革命做好准备，革命先锋队必须发出警告，让国内外无产阶级提防无产阶级的上层的一切模棱两可与模糊暧昧。必须勇敢地坚持第四国际的路线，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作斗争，缺少这种勇气的人，就不可能勇敢地率领工人群众投入决战。谁继续同布兰德勒、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麦克斯顿、芬纳·布洛奎之流勾勾搭搭，谁就一定会在斗争前或斗争中叛卖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让伊比利亚工人群众明白：第四国际为社会革命提出了科学的纲领，它信任群众，不信任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者，并且时刻准备把斗争进行到底。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1937年7月，署名为“伦德”。

^[1]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2] 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简称“工总”，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