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还有胜算吗？（193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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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还有胜算吗？

（1937年4月23日）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些基本事实。在阿萨尼亚——也就是在人民阵线的直接庇护下，弗朗哥建立了他的军队；而人民阵线囊括了社会党和斯大林党的领袖，后来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也参加了进去。

　　斯大林派官僚阶层给人民阵线制订了保守的资产阶级纲领，这个纲领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内战的旷日持久。

　　人民阵线对国家和革命控制得越久，群众就越可能疲乏幻灭，法西斯主义赢得内战的危险也就越大。

　　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确切地说，各派的领袖——必须对这种局面承担全部责任，这些领袖仿效克伦斯基、策列铁里、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鲍威尔之流，让人民革命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是不是说，只要继续执行现行政策，拉尔戈·卡瓦列洛就不可能战胜弗朗哥呢？内战双方各自拥有多少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是无法预测的。只有在斗争的具体过程中，才能准确测量出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我们关心的不是几个胜仗，而是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我们必须全力援助共和军；然而，即使拉尔戈·卡瓦列洛的军队能够平定弗朗哥的叛乱，这仍不等于革命的胜利。

　　人民阵线的市侩质问我们：“你们说的是哪种革命？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平叛成功意味着民主战胜法西斯主义，意味着进步战胜反动。”

　　对这番高论，我只能报以苦笑。在1934年以前，我们曾不懈地向斯大林派解释：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也要好过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每当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冲突，革命的无产阶级都有义务支持民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但是，我们每次都不忘补充说：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越是坚决地进行阶级斗争，就越容易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先锋党即便是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包括武装保卫）的时候，也绝不能替资产阶级民主承担责任，绝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要保留对人民阵线所有党派进行批判和采取行动的全部自由，并为在下一阶段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做好准备。

　　其它的一切政策，都是企图用工人的鲜血来巩固资产阶级民主的罪恶而又无望的阴谋；无论内战的结局如何，资产阶级民主都难逃覆灭的下场。

　　一些糊涂虫大喊：“可你们忽视了农民！”他们看了太多共产国际在1923—1929年间出版的那些糟糕的刊物，脑子已经被搅成了一锅粥。大骂我们“忽视农民”的人，正是那些为了跟地主统战，而不惜出卖农民的革命利益的人。西班牙农民已经证明了自己渴望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无产阶级要做的就是切实地剥夺地主与高利贷者。然而斯大林党和他们的新跟班——“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却拼命地阻挠无产阶级提出革命的土地纲领。

　　斯大林—卡瓦列洛政府竭力把共和军打扮成“民主”卫队——保卫私有财产的卫队。这就是人民阵线的本质。其它的全是空话。正因如此，人民阵线正在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只有闭目塞听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

　　资本的民主卫队能否战胜它自己的法西斯卫队？有这个可能。但在目前这个时期，法西斯卫队更符合资本的要求，所以，斯大林—卡瓦列洛的军事胜利就不可能是巩固而持久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民主”的胜利就只能意味着迂回迈向法西斯主义。

　　安德列乌·宁承认，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却是革命的“倒退”^[1]。他忘了补充说：统工党领导层对革命的“倒退”也负有直接责任，在过去的每一阶段，它都在“批判地”迎合社会党与斯大林党，也就是在迎合资产阶级，而没有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没有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早在六年前，也就是在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向宁警告过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致命后果。我们写过上百篇通信和文章，同宁进行过论战，我们建议每个觉悟工人都去仔细读一下这些材料。读了这些材料后，就会发现宁的动摇态度从未改变。

　　宁说道：“自从我们党被赶出加泰罗尼亚政府后，反动趋势就加强了。”其实他应该说：“我们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有助于资产阶级加强自身力量并赶走我们，公开走上反动道路。”直到现在，统工党还在半心半意地赖在人民阵线里。它的领袖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资产阶级政府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们恭敬地劝说全劳联的领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人民阵线领袖的“革命”顾问。这种立场毫无生命力，它根本不是革命者该有的立场。

　　必须公开而勇敢地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政府作斗争。必须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群众揭露他们的领袖的叛卖行径；这些领袖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不过是最普通的自由派。必须无情地鞭挞最危险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斯大林主义。必须把自己当成革命群众的领头人，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顾问。

　　斯大林—卡瓦列洛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军队，的确有可能获得单纯的军事胜利。但这样的胜利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

　　当局以“整顿纪律”和“维护军队团结”为名，对工人组织——特别是左翼组织——发动的暴力打击，正是波拿巴主义的实践。这不是在“整顿”无产阶级军队的内部纪律，而是要让无产阶级在军事上服从资产阶级。军事胜利会大大加强“共和”军指挥层的自我意识，使他们逐渐浸透波拿巴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以工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军事胜利，也会加强无产阶级先锋的觉悟与坚定性。换句话说，资本的共和军战胜法西斯军队之后，共和国阵营内部一定会发生内战。

　　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如果有一个能够赢得大多数工人和贫农拥护的革命党，在这样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将会获胜；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这样的革命党，共和国阵营的内战将会以波拿巴主义的胜利告终，而这种波拿巴主义与弗朗哥将军的独裁几乎毫无区别。所以，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在迂回走向法西斯主义。

　　阿萨尼亚在上台之初，协助了弗朗哥组建叛军，卡瓦列洛——戴着“社会党人”面具的第二号阿萨尼亚——也在协助组建第二支法西斯军队，只不过这次领兵的将是戴着“共和”面具的西班牙的卡芬雅克^[2]或加利费^[3]。看不出这一点的人，活该被嘲笑！

　　《战斗报》在4月4日发表了《胜利的十三个条件》^[4]。这个文件包含了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当局陆续敬献的全部旧策。统工党呼吁“召开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指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可问题就是：统工党是在恭敬地请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府召开这个大会，然后，这个大会就会“和平地”取代资产阶级政府。正确的革命口号被他们糟蹋成了空话！

　　这个文件的第四条呼吁“建立一支由工人阶级监督的军队”，也就是呼吁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派的联合政府建立一支由宁来监督的军队。在军队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统工党领导层以最致命的形式，暴露出了它自身立场的空洞无力。军队只是统治阶级的武器。军队只能由指挥它的群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来监督。无产阶级不可能“监督”由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奴仆建立的军队。革命党可以、也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内部建立支部，力争把这支军队中的先进部队争取到工人一边来。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却编造了一个工人“监督”资产阶级军队的美妙幻想，用它来掩盖这个基本的革命任务。统工党的正式立场从头到尾浸透了两头讨好的精神，它只能这么做，因为左右摇摆就是中派主义的灵魂。

　　宁深刻地宣称：“革命在倒退，”事实上，他在为……自己的倒退做着准备。也许他想让正在倒退的革命停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再往后退？怎么做呢？显然是靠空话！如果宁能够彻底反思他自己的言论，他就应该明白：只要人民阵线的领袖仍在阻挠革命，不让革命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就一定会落入法西斯主义的魔掌。德国如此，奥地利如此，西班牙也将如此——只是要快得多。必须把一个人的立场推到极致，才能看清其本质。

　　宁声称西班牙工人现在仍然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政权已被军方首脑和官僚控制，斯大林党和无政府改良主义者也在配合他们。他们依靠外国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一齐压制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和平夺取政权，既是在欺骗自己，也是在欺骗工人阶级。

　　在（三月底的）同一次讲话中，宁提到有人想缴工人的枪，他建议工人不要交枪。这个建议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一个阶级要解除另一个阶级的武装，而后者（即无产阶级）拒绝服从时，这就意味着内战即将爆发。宁说过不少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言论，但是，这个和平夺取政权的虚假而甜美的幻想，却使他的激进言论全都变成了空话。而他的政策的本质，就是鼓吹这种幻想。这可以使他不用从自己的激进言论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继续维持左右摇摆的骑墙政策。他需要维持这个玫瑰色的幻想，所以他对“托派”——也就是妨碍他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真正革命者——进行了反动的迫害^[5]。

　　极具深意的是，宁没有明白地告诉工人，到底是谁想缴他们的枪，而革命者的直接责任，就是揭露反革命阴谋的策划者，无情鞭挞他们及他们的党派，让人民群众痛恨他们。

　　只对工人说“不要交枪！”是不够的，还要让工人学会缴敌人的枪。

　　统工党的政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基调上，都与紧迫的形势完全不相符。统工党领导层觉得自己走在其它政党“前头”，并对此沾沾自喜。然而，光是走在其它政党前面，还是不够的，还要抢在事态的发展前面，抢在阶级斗争的进程前面。归根结底，能决定革命的结局的，不是自命不凡的政府部长，也不是各级党委，更不是他们之间的各种阴谋诡计，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同西班牙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斗争。

　　宁的国际政策，跟他的国内政策同样错误。“我们不支持第四国际，我们不是托派。”统工党的领袖赌咒发誓，见人就赔礼道歉。同时，他们又不忘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简直扯淡！现在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第四国际的路线，另一条是斯大林—卡瓦列洛的路线。在这两条路线之间，统工党的领导层不可救药地来回摇摆。宁、安德拉德和戈尔金等人违背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诲，他们竭力逃避，拒绝对各种问题做出明确的阐述，拒绝提出确切的分析，拒绝对批评作出诚实的回答。正因为这样，每当革命进行到新的阶段，他们都会措手不及。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前面！

　　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是谁。跟统工党领导层搅在一起的都有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个可悲的机会主义小集团，它已经成了斯大林派的跟班；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而这个党早已丧失了一切存在的理由；还有就是形形色色没有纲领、没有受过革命训练、毫无未来可言的半机会主义半冒险主义小团体。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是谁。统工党领袖的国内外政策相辅相成，体现了他们的中派主义骑墙性质。

　　必须坚决地、果断地、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舆论决裂。必须与包括工团主义领袖在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决裂。必须对当前形势进行透彻的思考。必须走到群众中去，走到最卑贱、最受压迫的底层中去。必须停止用“胜利会自己到来”的幻想来愚弄他们。必须把真相告诉群众，不管它有多么苦涩。必须教会群众不要信任资本的小资代理人。必须教会群众信任自己。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群众的命运紧密相连。要教会群众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苏维埃，同资产阶级国家斗争。

　　统工党现任领导层能够完成这一转变吗？可惜的是，六年的革命经验，已经杜绝了此类幻想。统工党内外的革命者如果只想着“说服”、“争取”宁、安德拉德、戈尔金等人，就像这些人企图争取拉尔戈·卡瓦列洛和孔帕尼斯等人一样，那就必然会落得政治破产的命运。革命者必须转向工人，走到底层中去，反对宁的骑墙政策。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绝不等于向中派主义者妥协退让。革命的利益高于党在形式上的统一。

　　统工党现在有多少党员？有的说两万五千人，有的说四万人。但是，单纯的人数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两万五千人也好，四万人也好，都不能确保胜利。这个问题，取决于党和工人阶级的互动关系，取决于工人阶级与农村被压迫群众的互动关系。在领导层徘徊动摇的时候，四万党员只会麻痹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堕入深渊。在领导层坚决而富有远见的时候，一万党员也能找到走向群众的道路，使群众摆脱斯大林党、社会党和其他吹牛家的影响，它不仅能使共和军打几个胜仗，更能使劳动者彻底战胜剥削者。西班牙无产阶级已经三次展现过它具有赢得这种胜利的力量。一切取决于政治领导！

原文发表于《反对派公报》俄文版第56—57期，1937年7月—8月，署名为“克鲁克斯”。由乔治·松德斯（George Saunders）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松德斯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 摘自安德列乌·宁在1937年3月21日召开的统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请参阅比克托·阿尔瓦（Victor Alba）与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Spanish Marxism vs Soviet Communism），Transcation Publishers，1988年，第五章。——中译者注

^[2]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1802年10月15日——1857年10月28日），1824年参军，1844年晋升为准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晋升为少将。1848年3月20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六月起义。6月28日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12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路易·波拿巴。——中译者注

^[3]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 Alexandre Auguste, Marquis de Galliffet,1830年1月23日——1909年7月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年6月至1900年5月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4] 1937年4月4日，《战斗报》发表了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十三项要求：

1、对主要运输业实行社会化；
2、对银行实行国有化；
3、由城镇居民来分配住房；
4、建立一支由工人群众监督的军队；
5、以革命催生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 de Control）和调查委员会为基础，吸收其它已经证明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忠诚的机关，成立一个统一的治安机关；
6、立即进攻阿拉贡；
7、削减工资过高的人的工资；
8、垄断外贸；
9、建立强大的、社会化的、高度集中的军事工业；
10、将土地收归国有，转交给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使用，并向农民提供必要的贷款。将大庄园收归集体，并向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已经展现出自己的生命力的具有集体性质的企业提供经济援助。
11、严格地、直接地控制日用品的分配与售价，无情打击投机倒把的奸商。
12、迅速地、有效地建立覆盖全部国土的空中与海上防卫力量。
13、召开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为新制度奠定基础，并选出工农政府，它将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府，它将明确无误地表达全国广大群众的意志，并将享有保卫新生的革命秩序的全部权威。

根据《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第五章收录的英译文转译，这个英译文与正文中的引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 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1989）率领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