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内战中的革命战略[1]
（1937年4月14日）
……
比尔斯[2]：顺着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话题，我有个问题要问。西班牙内战极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所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西班牙托派承担责任吗？
托洛茨基：您说的“西班牙托派”是指谁？
比尔斯：西班牙有好几个派别自称“托派”，您对它们承担责任吗？
托洛茨基：那里没有托派。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管是谁，只要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就会被共产国际打成“托派”。因为在共产国际的宣传中，托派就等于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它唯一的论据。西班牙没有多少托派——我说的是真正的托派。这很令人惋惜，但我必须承认，西班牙托派的人数非常少。那里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只有这个党不认为我是法西斯。这个党的青年同情我们的思想。但是，它的政策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我一直都在公开批判它的政策。
比尔斯：这个党的领袖是谁？
托洛茨基：宁。他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但我对他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
比尔斯：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指控托派破坏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运动。
托洛茨基：对于这个问题，我确信，我在接受采访时，以及在我的文章中，曾多次表达过这个意见：唯一能确保胜利的方法，就是去告诉农民：“西班牙的土地就是你们的土地。”；去告诉工人：“西班牙的工厂就是你们的工厂。”这是确保胜利的唯一方法。而斯大林为了避免吓跑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私有财产制度的保安。西班牙农民对漂亮话不怎么感兴趣。他会说：“弗朗哥也好，卡瓦列洛也好，还不都一样？”因为农民是非常现实的。在俄国内战期间——我可不认为，我们的军事科学是我们能打赢内战的主要原因。这是错误的。我们能打赢，是因为我们拥有革命的纲领。我们跟农民说：“这片土地是你的了。”农民曾一度投靠了白军，在拿布尔什维克和白军比较一番之后，他们就说：“还是布尔什维克好一点。”等到农民——成百上千万的俄罗斯农民——相信布尔什维克好一点之后，我们就胜利了。
比尔斯：您刚才说斯大林在保卫西班牙的私有财产制度，您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托洛茨基：他说过，要等到打赢内战后，再进行社会改良，共产国际在讨论西班牙问题时也是这么说的。“内战已经爆发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打赢内战。等到胜利后再搞社会改良。”结果农民就变得冷漠了。“将军们打来打去，谁赢谁输都不关我的事，反正这又不是我的战争。”这就是农民的想法。您也知道，农民的想法虽然朴实，却是正确的。我支持朴实的西班牙农民，反对那些花言巧语的权术家。
比尔斯：您的意思难道是说，不管谁打赢内战都无所谓吗？不管哪一方打赢内战，都没有太大区别？
托洛茨基：不对，工人必须打赢内战。工人一定要胜利。但我敢向您保证：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政策一定会导致革命失败。他们搞砸了中国革命，搞砸了德国革命，现在又要搞砸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我们只有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那就是十月革命，而它能胜利，正是因为运用了与斯大林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方法。
比尔斯：那么，假如您是斯大林，在西班牙问题上，您会怎么做？
托洛茨基：我不可能是斯大林。
比尔斯：我是说，就当您在斯大林的位子上——假如您掌握着苏联的命运，您在西班牙会怎么做？
托洛茨基：这不是苏联一国的问题。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各个革命党，在于各个政党。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
施托尔贝格[3]：托洛茨基先生，我能提个问题吗？我这个问题与卡尔顿·比尔斯的问题有关。在您看来，假如您从1923年就掌了权，中国革命就能得救，或是取得更多的成果。法西斯主义或许就不会在德国上台了。我是说，假如您在1923年获得了胜利，西班牙也许还是会出现现在这种局面，但具体过程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可您没有获胜。共产国际在中国和德国的政策导致了失败。我们还是得面对西班牙现在的局面。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您的立场。接下来我要提问了。西班牙现在的局面，是由过去十四年累积起来的种种错误造成的。西班牙陷入了内战。这个问题，不是用纯而又纯的立场就能解决的。目前，您会支持内战中的哪一方？
托洛茨基：我曾经在采访和文章中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每一个西班牙托派都要成为左派阵营的优秀战士。这是一个再基础不过的问题——您也知道它不值一提。任何工人组织的领袖或成员，只要参加了卡瓦列洛政府，就都是叛徒。工人阶级的领袖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们以前没有参加克伦斯基政府。在我们帮助克伦斯基抵挡科尔尼洛夫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参加他的政府。我以前说过，我愿意同斯大林联手对抗法西斯分子，也愿意同茹奥[4]联手对抗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菲纳蒂[5]：托洛茨基先生，假如您现在是俄国的领导人，西班牙共和派向您求救，您是否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要想获得援助，得先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
托洛茨基：我不会提出这样的条件——问题不在这里。问题首先在于西班牙革命党的态度。我会说，第一个条件是“不要跟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第二个条件是“你们一定要成为最优秀的反法西斯战士”。第三个条件是“你们要告诉交战双方的士兵以及农民：‘我们要把西班牙变成人民的国家。等到我们赢得群众的支持后，我们就把资产阶级赶出政府，自己掌握政权，并进行社会革命。’”
菲纳蒂：这么说，为了使援助奏效，您会与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结盟吗？
托洛茨基：我当然会用一切物质手段支援卡瓦列洛，帮助他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但我同时也会建议共产党不要参加政府，而要继续批判卡瓦列洛，并准备进行工人革命的第二个章节。
比尔斯：可是，阿萨尼亚政府——我说的是第一届——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反扑[6]，不正是因为这种政策吗？
托洛茨基：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保守政策：因为阿萨尼亚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只想半途而废。我认为革命一定不能——最好不要这样开始。革命开始了，就得进行到底。进行到底，也就是要进行社会革命。
比尔斯：照您这么说，要是采取了您的政策，岂不是让弗朗哥稳操胜券吗？
托洛茨基：让弗朗哥稳操胜券的是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在过去六年里，西班牙革命，还有西班牙无产阶级与农民，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具有的能量，以及他们的献身精神，原本足以确保五六次胜利——也就是每年一次。然而工人阶级的统治阶层却竭力阻挠、破坏、叛卖群众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而它的领袖决定了革命的政治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领导层一直都非常糟糕。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表现，证明了它是由最优秀的原料制成的，它拥有过去十年里我们见过的最优秀的革命力量。然而它却没能获胜。我批判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是因为它们的背信弃义的政策，阻碍了革命的胜利，而这种政策的基调，是在资产阶级面前，在资产阶级与弗朗哥面前的怯懦。他们仍然留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标志——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卡瓦列洛自己也向私有财产制度的标志屈服了。然而，群众却看不出内战双方的制度有什么不同。
戈尔德曼[7]：您是否认为，卡瓦列洛不能在军事上战胜弗朗哥？
托洛茨基：军事胜利——这很难说。即使卡瓦列洛能够赢得军事胜利，只要群众的愿望依然得不到满足，依然态度冷漠，而由军事胜利创造的新的军事组织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胜利后的体制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为法西斯体制。
戈尔德曼：可是，西班牙群众也许还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同弗朗哥和法西斯分子战斗——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在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利益而战。
托洛茨基：很遗憾，大部分群众早已丢掉了一切幻想。这就是内战旷日持久的原因，因为人民阵线政府帮助弗朗哥建立了他的军队。由人民阵线的胜利而产生的这个新政府，袒护了军队和弗朗哥，结果，就在人民阵线政府的袒护下，军队为叛乱做好了准备。然后内战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就对人民说：“你们应当耐心等待，等到我们打赢内战后，我们就会慷慨地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必须等到胜利之后才行。”
戈尔德曼：您现在还没有回答半小时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呢。
比尔斯：我还没问完。托洛茨基先生，我还是搞不懂您或斯大林先生打算如何挽救西班牙的局势。我觉得，你们俩的政策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弗朗哥赢得胜利。我个人完全不支持弗朗哥。但我真的不明白您的意思。我觉得这会让弗朗哥先生获胜。
托洛茨基：我只能重申：我有一把钥匙，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以及一切和我有着相同信念的人们，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成为卡瓦列洛阵营中最优秀的战士。这是最紧要的。您也清楚，第四国际的一个小组，我们的一批同志，正在战壕里战斗。这是最基本的，我不想多说。必须去战斗。但是，您也知道，光是用枪战斗，还是不够的。必须拥有思想，把这些思想传给其他人，准备迎接未来。我可以同纯朴的农民一块战斗，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很多东西不理解。我必须给他一个解释。我要告诉他：“您正在同弗朗哥战斗，这是对的。我们必须消灭法西斯分子，但这不是为了让西班牙回到内战前那个样子，因为弗朗哥就是那个西班牙的产物。我们必须消灭产生弗朗哥的基础，弗朗哥的社会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您应该这样去问农民。他会说：“我想是的。”然后再把这个道理告诉给工人。
比尔斯：您愿意派人去同弗朗哥战斗，可是您却不愿参加卡瓦列洛政府，这是为什么呢？参加卡瓦列洛政府，难道不是有利于同弗朗哥作斗争吗？
托洛茨基：这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完全拒绝参加克伦斯基政府，但在同科尔尼洛夫战斗时，布尔什维克是最好的战士。不仅如此，最好的士兵和水兵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克伦斯基还得去找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求他们保卫冬宫。我当时还在监狱里。水兵们先把克伦斯基扣了下来，然后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我，问我该拿克伦斯基怎么办：是逮捕他，还是保卫他？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实。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们可得把他给看好了；明天咱们还要逮捕他呢。”
[笑声]
戈尔德曼：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比尔斯：没有了。
……
[1] 1936年8月，苏联官僚炮制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件，1937年1月，又炮制了“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大肆迫害一切可能威胁到官僚专制的人，将反动恐怖推向了高潮。为了反击苏联官僚的污蔑与陷害，托洛茨基同志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苏联官僚强加给他的各项指控一一进行审查。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因此该委员会也叫“杜威委员会”。杜威委员会对各项指控进行了详细调查之后，最终得出结论：苏联官僚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指控全都没有可靠证据，因此托洛茨基同志无罪。杜威委员会还将审查记录公开发表，取名为《列昂·托洛茨基案件》（The Case of Leon Trotsky）。本文即摘自此书收录的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中译者注
[2] 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 Beals，1893年11月13日——1979年4月4日），美国著名记者，拉美问题专家。他是杜威委员会委员之一。——中译者注
[3] 本雅明·施托尔贝格（Benjamin Stolberg，1891年11月30日——1951年1月21日），美国记者，工会活动家。他是杜威委员会委员之一。——中译者注
[4] 列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5] 约翰·弗雷德里克·菲纳蒂（John Frederick Finerty，1885—1967），美国著名民权律师，他是杜威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中译者注
[6] 指1931年10月—1933年9月的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由于这届政府不肯认真落实社会改革，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运动，结果失去了工农群众的信任，导致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在1933年大选中惨败，让反动的中右联盟上了台。——中译者注
[7]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 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他在杜威委员会中担任托洛茨基同志的辩护人。——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