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苏维埃与“巴尔干化”（致安德列乌·宁，193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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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苏维埃与“巴尔干化”

致安德列乌·宁

（1931年9月1日）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了您8月25日的来信。您在信中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加泰罗尼亚当地的情况对加泰罗尼亚联盟有利，西班牙全国的情况对西共有利。

　　从实践的角度——即根据目前的力量对比来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觉得，我们的原则立场确实具有关键意义：我们宣称自己是西共的一个派别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当权官僚给我们安上的主要罪名就是苏联之“敌”与共产国际之“敌”。就连毛林也得靠当权官僚的残羹剩饭为食。

　　如果我们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就会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获得的好处能够弥补这些损失吗？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以前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合作带来的坏处远远多过好处。共产国际的所有报刊，以《真理报》为首，都在把毛林的混乱暧昧的机会主义路线归咎于我们。米尔同志^[1]发表在《真理报》^[2]上的文章对此难辞其咎。不过我们已经被迫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而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得到。换句话说，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经历，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处境，也没有任何帮助。

　　应该好好算一算账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政策，不能再让人们把我们和毛林当成同路人了——这对他有利，对我们不利。

　　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号召工人参加共产主义左派^[3]，壮大它的组织，并要求西共接纳它。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还要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和西共内部建立左翼派别组织^[4]。但是，首先得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正式核心——不管它有多么小——这个政策才能得到落实。

　　您或许还记得，从您抵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强调这一点，却没有取得半点进展。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苏维埃口号

　　毛林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的口号。您认为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口号，是为了拉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拉大旗作虎皮”，我想您是对的。不幸的是，这样做虽然可以壮声势，却对革命政治极其有害。

　　我有时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西班牙还没有出现苏维埃？原因何在？在我以前的信里，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在我寄给您的那篇论德国的工人监督的文章里^[5]，我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西班牙工人似乎把“代表会”的口号当成了苏维埃口号的同义词，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个口号太尖锐、太决绝、太“俄国”了——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口号，他们与同一阶段的俄国工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是否碰到了一个历史悖论，即苏维埃在苏联的存在，反倒阻碍了其它正在发生革命的国家建立苏维埃？

　　在与西班牙各地的工人私下交谈时，必须对这个问题予以最高度的关注。总之，假如苏维埃（代表会）的口号一时还不能吸引群众，我们就得着重宣传“工厂委员会”的口号。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论工人监督的文章里，我已经探讨过了这个问题。在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苏维埃组织，而又不用提到“苏维埃”这个名字。

工人监督

　　我认为，您在工人监督问题上的看法非常正确；如果只因为改良主义派（口头上）要求实行工人监督，就反对工人监督的口号，那将是极其愚蠢的错误。恰恰相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该利用这个口号，通过与改良主义派工人结成统一战线，推动他们落实工人监督，再通过工人监督的实际经验，使他们认清卡瓦列洛^[6]和其它改良主义骗子的真面目。

　　我们能在俄国成功建立苏维埃，只是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我们一起要求建立苏维埃。我们现在还无法在西班牙建立苏维埃，正是因为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不想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无法通过这个口号来落实统一战线并在组织上团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但是，卡瓦列洛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提出了工人监督的口号，开启了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在组织上吸引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机遇。当然，卡瓦列洛想把工人监督变成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但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工人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我们能在全国各地成功建立工厂委员会，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必将看见卡瓦列洛阁下输掉这场关键的斗争。

分离主义运动与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

　　您在信中写道，如果有人散布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伊比利亚半岛的巴尔干化与无产阶级的目标是矛盾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宣扬这个观点，则只会对资产阶级自由派^[7]有利。您的看法非常正确。如果我在以前的信件中没有对此予以充分重视，我现在就要十倍地强调它。

　　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情况进行的类比，务必要完全和彻底。巴尔干半岛在土耳其贵族、军头和总督的统治下是统一的。被压迫的人民无比渴望推翻压迫者。在人民的热切要求面前，假如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希望半岛发生任何形式的分离，那我们就成了土耳其压迫者的走狗。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巴尔干各族人民在摆脱土耳其奴役之后的数十年里，依然受着其它人的压迫。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先锋队依然可以运用不断革命论：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民主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它会立即引导无产阶级走上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形式）的道路。我们不是要反对民主革命，相反，我们要彻底地支持它，即便它会走上分离的道路（也就是说，要支持实际斗争，而不支持各种幻想），同时，我们还要在民主革命中坚持独立的立场，要提出、讨论和宣扬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的口号，并将它作为未来的欧洲合众国的一部分。这才是我完整的立场。无需多言，马德里和整个西班牙的同志在讨论“巴尔干化”问题时，必须万分谨慎。

列·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9月1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36期（总第95期），1931年12月19日，第3版，题为《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苏维埃与共产主义者》（The Catalonian Separatists ,Soviet and the Communists），英译者不详。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 M·米尔（M.Mill）和J·奥宾（J.Obin）是乌克兰人帕维尔·奥昆（Pavel Okun，1905—1937？）的化名。他曾移居巴勒斯坦，二十年代中期参加法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创办《真理报》（La Verité），1930年参与创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他会俄语，而列夫·谢多夫一时又来不了法国，他就在1930年被指派为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并成为国际书记处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因工作表现很差被撤职后，他于1932年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译者注

^[2] 此《真理报》（La Ve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3] 即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译者注

^[4] “在这样做的同时……左翼派别组织”这句话被《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删去了，中译者便按照《战士报》上刊登的文本补上。——中译者注

^[5] 《论工人的生产监督》（Workers’ Control of Production）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给一个德国左翼反对派小组的信，全文收录于《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探路者出版社，纽约）。——编注
　　此文可在这里阅读：link——中译者注

^[6]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4月25日获救，1946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7] 原文（Madrilene liberalism）直译为“马德里自由主义”，但这不太好理解，故译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