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讨论
（1930年5月25日——1931年5月17日）
中译者按：本文原是《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一文的附录，但由于篇幅过长，故单独成文。《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删去了这个附录，把里面的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在《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前面。为了保持原样，中译者保留了这个附录，造成的重复，还请读者谅解。
上文说过，左翼反对派不得不在私人信件中讨论西班牙革命的日常问题。现将部分信件的摘录公开发表，以补充上文。
西班牙现在的危机事变，表现出了显著的条理性，并且还在继续发展，这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获得了一段准备时间。……
当资产阶级自觉地、顽固地拒绝解决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导致的各种问题，而无产阶级又还没有做好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时，学生往往就会挺身而出。……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积极性，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危机。……
西班牙工人大力支持学生运动，表现出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本能。当然，工人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在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领导下支援学生。这个任务，要由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来落实，为此，又要具备正确的政策。
要想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坚决、果敢而积极地为落实各种民主口号而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会犯下最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如果目前的革命危机能转变为革命，它一定会突破资产阶级的界限，一旦革命获胜，政权将落入无产阶级手中。
1930年5月25日
在我的文章[1]里，我非常谨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过了数年的独裁、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运动、共和派所有肤浅的喧嚣和学生的游行之后，工人运动势必高涨；更重要的是，革命党到时可能会被工运的高涨弄得措手不及。假如我没弄错的话，一些西班牙同志认为我高估了学生游行的象征意义，夸大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前途。然而，从那时起，西班牙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根本弄不清是谁在领导这些罢工。
西班牙有可能重蹈意大利在1918—1919年的覆辙（骚动、罢工、总罢工、占领工厂、得不到政治领导、运动衰落、法西斯主义兴起，最后是反革命独裁），你们不这么认为么？普里莫·德·里维拉政权不是法西斯独裁，因为它并不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动为其基础。目前西班牙革命正在高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要是无产阶级先锋党依然像过去一样消极无为和自相矛盾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西班牙出现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你们不这么认为么？在这种局面下，浪费时间是最大的危险。
1930年11月21日
前景如何呢？……从你们上一封信来看，现在所有组织和团体都在随波逐流，他们参加了运动，但只是让运动拖着他们走。没有一个组织能拿出革命的行动纲领，也没有一个组织能对前景做出深思熟虑的分析。……
在我看来，在整体形势的要求下，苏维埃口号已呼之欲出——我说的“苏维埃”，是指在俄国遍地开花的那种工人代表会：它们起初是强大的罢工委员会，初期的苏维埃代表都没想到它们会成为未来的政权机关。……当然，苏维埃不能生造出来。但是，每当发生牵涉多数行业、并呈现出政治性质的局部罢工时，都必须在罢工过程中号召成立苏维埃。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能够胜任运动的领导，并赋予运动以革命纪律。
坦率地说，我很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批评西班牙革命派错过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
1930年12月12日
选举是否会于3月1日如期举行？
在目前形势下，利用积极的抵制策略，似乎很有可能搞垮贝伦盖尔操纵的选举；我们在1905年正是这样搞垮了那个仅具咨询性的半吊子杜马。共产党对此采取了什么政策？他们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和公告？
如果要抵制国会，该用什么名义？用苏维埃的名义吗？这样做恐怕不妥。目前只有用民主口号才能团结城乡群众。民主口号包括“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立宪国会选举”。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你们不可能抛开这个口号。苏维埃暂时还不存在。西班牙工人还不了解苏维埃——至少没有亲身体验过——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但在下一阶段，围绕国会的斗争，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用“苏维埃”口号来反对国会的口号，并不是正确的做法。显然，只有通过民主口号发动群众，才能在近期内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为了阻止王室拼凑出一个虚伪的、造假的和保守的国会，为了保证民主的立宪国会的召开，为了让这个国会进行土改等重大举措，必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巩固劳动群众的阵地。
1931年1月12日
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在下一阶段，随着共产主义的影响日渐增强，“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一定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群众——即使是先进的群众——只会接受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考验过的组织分裂。因此，我认为与无政府派工人和社会党工人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必须辅以（以一定的纲领为前提）“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
1931年1月31日
依我看，你们现在几乎不可能拒绝“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口号。七成以上的西班牙人口是农民。他们会怎样理解“工人共和国”这个口号呢？社会党、共和派还有神父都会向农民挑拨是非：“工人要骑到你们头上，肆意使唤你们！”到时候你们该怎么回答？在这种情形下，我只知道一种回答：我们工人要和农民一起赶走上面任命的大小官吏，还要赶走一切压迫者和他们的打手，在普选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夺取土地和其它利益的斗争中，我们能引导农民走上工人共和国（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千万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一个臆断的公式强加给农民。
……共产党没有带头抵制选举，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只有领导着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使抵制运动富有勇气与战斗性。尽管如此，抵制选举的情绪，在各反对党中颇为流行，这也是人民内心深处的激昂情绪的反映。最新的报道似乎表明共和派与社会党已经决定抵制选举。假如共产党能及时抨击共和派与社会党，后者就会更难回绝抵制。同时，贝伦盖尔及其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3月1日的选举绑在了一起。假如抵制运动能迫使贝伦盖尔做出某种让步——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领导着抵制运动的情况下——群众的革命觉悟将会大为提高。
1931年2月5日
无论如何，都不应放弃“工人共和国”的口号。但是，目前这个口号的宣传性大过鼓动性。我们必须向先进工人解释：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工人共和国，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引导农民走上这条道路。除了通过各种过渡性的“试验”（包括议会试验在内），几乎不可能找到能够引导农民支持工人共和国（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农民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在西班牙，各种道路都已尝试过了，每一条路都走不通。但还剩一条出路：通过革命实现“彻底的”、“充分的”民主，也就是立宪国会。我们当然不会迷恋这个口号。假如事态发展较快，我们就应该及时转换口号。
1931年2月13日
记得我在信中跟你们谈过一个“假想”：假如抵制运动能够迫使王室屈服或至少是部分让步，那就好了。如今这个假想成真了。贝伦盖尔的辞职，在政治上不会造成太大的直接影响，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王室的衰落；统治集团的瓦解；上层失去了自信，畏惧、恐慌、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害怕明天；为了避免最可怕的结果，他们不惜做出巨大的让步——这就是贝伦盖尔的辞职与国王的有条件投降的深层含义。漂亮！太精彩了！谁也编不出这样的好戏！这一切将会无情地驱除群众心中对权力的盲从。一股自信、坚定与勇猛的浪潮将会席卷千百万人的心灵，温暖他们、鼓舞他们、推动他们前进。
如今革命的总体形势十分有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所作为。然而党自身的弱点却拖了后腿。不幸的是，共产党并不是抵制运动的主角，所以它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抵制运动中没有获得任何重大成果。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时期，如果党在紧要关头、在新的阶段能够立即提出必要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的正确性又很快就被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党的威信就会急剧而迅速地提高。……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在前几个星期乃至前几个月里错失了不少机会。但是追悔过去于事无补，必须向前看。革命才刚刚开始。失去的东西，我们可以百倍地赢回。
宪政—议会问题已经成为主流政治生活的中心。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依我看，现在必须大力提倡“革命的立宪国会”这个口号。我们不能“嫌弃”各种具体的民主公式，比方说，让所有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均享有普选权。对于西班牙这个南欧国家来说，把普选的门槛定为十八岁，可能还是高了一点。我们必须全力争取青年。……
……建立共产主义各派（包括西共在内）的统一战线，必将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周、数月内，群众将会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严肃的革命领导层。群众会对共产主义者的内部纷争感到不耐烦。他们将迫使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直到新的事件再次让各派分道扬镳。但我认为，在下一阶段，共运各派完全有可能相互靠拢。与抵制选举问题和其它现实政治问题相仿，主动提倡共运团结的派别将赢得胜利。共产主义左派自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便能够发挥带头作用。左翼反对派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立刻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即使一开始人数很少也没关系，并出版自己的公报和理论刊物。当然，健全自身并不等于拒绝参加群众组织——组织的健全，就意味着与群众结合；自身组织的健全，又是与群众结合的必要前提。
1931年2月15日
关于士兵代表会，我想写几句。你们是否愿意看见独立的士兵代表会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从一开始就定下明确的行动原则，当然，要留有余地，以便根据实践经验加以修订。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没有出现士兵苏维埃。只有个别士兵代表参加了工人苏维埃。而在1917年革命中，士兵苏维埃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彼得格勒，士兵苏维埃一开始就同工人苏维埃合并了，士兵代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内占了上风。在莫斯科，工人苏维埃与农民苏维埃相互独立存在。但这主要是出于组织上的技术原因。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那支人数高达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的大军，是由农民组成的。而西班牙正处于和平时期，同总人口相比，哪怕是同无产阶级的人数相比，它的军队的兵力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士兵苏维埃是否一定会出现？从无产阶级政策的立场出发，只要出现了工人代表会，我们就愿意吸收士兵代表参加。纯粹的士兵代表会或许只会出现在革命高潮或革命胜利后的阶段。以罢工、抵制国会或参加选举为基础，工人代表会可能（而且应该！）比士兵代表会更早出现。所以，在纯粹的士兵代表会出现之前，工人代表会可能早已吸收了士兵代表。但我还要进一步推导：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倡议成立工人代表会，并通过工人代表会对军队施加影响，也许就能避免成立独立的士兵代表会，避免了士兵代表会被军官野心家而不是革命工人掌握的危险。西班牙军队的小规模和重要性，表明这种前景有可能出现。但另一方面，这支小规模的军队又拥有自己的独立的革命政治传统——这与其它国家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会妨碍士兵代表参加工人代表会。
你们瞧，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把话说死；比较了解内情的同志，恐怕也不会断然宣称要走什么样的路。我宁愿让大家来思考这个具体问题。这些重大问题越早得到广大的先进工人群体的讨论，解决起来也就越容易。无论如何，都应当推动士兵代表参加工人代表会。即使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也是极好的。为此必须及时而细致地研究全军及各军兵种、各部队的情况。
如果你们能够通力合作，制作一份“全国政情图”，用以更准确地判断各地区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将是大功一件。它应当标出工人区、革命中心、工会与政党组织、农民运动区域和各地警备部队的情况，并指明军中的“红白”力量对比。左翼反对派的人数再少，都应该在各地倡议研究这类问题，以便吸引其它工人组织的最优秀分子参加。这样一来，就能建立起革命的总参谋部的雏形。中央支部必须把这项工作引向落实共运团结的道路。这项准备工作看似“学术化”，但它今后将会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关键的——意义。西班牙正在经历雷霆万钧的时代，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浪费时间。
1931年3月13日
多谢你们提供台尔曼[2]关于“人民革命”的言论，我先前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立场会比它更荒谬、更可恶！这些蠢材居然还引用列宁语录，大喊“人民革命”的口号。要知道，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3]的报纸，每一期都在高呼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的口号。诚然，每一场伟大的革命都是人民革命或民族革命，它使民族的一切生机勃勃的、富有创造力的力量团结在革命阶级身边，围绕新的核心重建民族。“人民革命”不是口号，而是社会学描述，并需要准确具体的注释。然而，作为一个口号，它是疯狂的，是轻浮的，是与法西斯主义较劲骂街，其代价是搅乱工人的思想。
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自从共产国际三大以来，“阶级对阶级”就成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的通俗说法。这个口号非常正确：工人都应该团结一心，共同对抗资产阶级。后来，当权派把这个政策的内涵偷换成了勾结改良主义官僚糊弄工人（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教训）。再后来，当权派又跳到另一极端，彻底拒绝同改良主义者达成任何妥协。“阶级对阶级”的口号本来可以用于吸引社民党工人向共产党工人靠拢，而“第三时期”理论却把社民党工人打成了阶级敌人。现在当权派又跳了回来，用人民革命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宣称：95%的人民愿意干革命，所以它不是阶级革命，而是人民革命。台尔曼便随声附和。其实，共产党工人应该这样告诉法西斯工人：95%的人民——如果不是98%的话——受着金融资本的剥削。但剥削者也是分层次的：有大剥削者，有小剥削者，还有小小剥削者。超级剥削者通过这个等级体制，控制着民族的多数。想让民族围绕新的阶级核心重塑自身，后者必须在思想上实现革新，为此，无产阶级绝不能将自身消解于“人民”或“民族”之中，而必须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迫使小资产阶级在两种制度当中做出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再造民族。“人民革命”口号只会麻痹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向“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等级体制妥协，推迟他们的解放。在德国当前的形势下，“人民革命”口号彻底抹消了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边界，使部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向法西斯主义思想投降，让他们误以为：既然双方的目标都是“人民革命”，选择哪一方还不都是一样？这些可悲的“革命者”一遇到强敌，第一个念头就是模仿敌人，把自己打扮得跟敌人一样，用阴谋诡计而不是革命斗争来争取群众。何等可耻！力量薄弱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要是学了他们的样，就会重演“国共合作”的惨剧。
1931年4月14日
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当前的西班牙共和制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深刻的区别：（1）西班牙现在并没有参加战争，你们也就没有争取和平的有力口号；（2）没有工人代表会，更不用说士兵代表会了，从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甚至看不出这个口号已向群众传播的迹象；（3）共和政府刚一成立，就开始大肆镇压无产阶级左翼，而在二月革命后，由于工兵苏维埃而非自由派政府掌握着枪杆子，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
最后一点对我们的鼓动具有重大意义。二月革命后，俄国在政治领域立即实现了全面的、几乎是绝对的民主。只是由于工兵群众的轻信，资产阶级才能撑上几个月。西班牙资产阶级不仅拥有群众的轻信，还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了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而你们并没有彻底的、无条件的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新的市政机关的选举远远谈不上民主。同时，革命时期的群众对各种不平等、对警察的横暴非常敏感。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情绪。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目前应当以最彻底、最坚决、最顽强的民主战士的身份亮相出击。
另一方面，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工人代表会。民主斗争是建立工人代表会的绝佳机会。资产阶级有他们的市政府，我们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市代表会，以便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利益。
1931年4月20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应当争取参加全国性共产主义组织。加泰罗尼亚工农是西班牙革命的先锋，但是，如果他们不与全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同前进，当地的革命运动顶多只能再造一个巴黎公社。加泰罗尼亚的特殊地位，给这种假设增添了分量。民族冲突可能会激化群众情绪，没等新的革命形势在全国成熟，加泰罗尼亚可能就已经发生了社会爆炸。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在全国性的激昂情绪推动下，不等全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就投入决战，那将是极大的不幸。无论是在巴塞罗那还是马德里，从历史高度来揭示全局，能够——也应该——赋予左翼反对派以力量。
1931年4月23日
（摘自寄往巴塞罗那的信）
再来谈谈加泰罗尼亚联盟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尖锐，在这个问题上犯的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西班牙革命使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重新激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各种民族倾向与幻想的主要载体，他们竭力拉拢农民，想以农民为依托，对抗大资本和国家官僚的去民族化作用。在现阶段，小资产阶级领导着民族解放运动乃至整个革命民主运动，这必然会给运动带来多种多样的偏见。他们的民族主义幻想，也会向工人渗透。总的来说，这很可能就是加泰罗尼亚目前的总体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的形势。但是，加泰罗尼亚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官僚集中制的民族斗争，具有进步的革命民主性质，以上判断丝毫不会减少这种性质。
必须时刻牢记这个事实：无论是整个西班牙，还是加泰罗尼亚一地，当地的统治者仍是西班牙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地主、旧官僚，并得到西班牙爱国左派的支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民主派还没有掌权。目前的统治集团既想维持对殖民地的奴役，又想在国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官僚集中化——即支持西班牙资产阶级对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的镇压。在现阶段，依据现有的阶级力量对比，可以认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是进步的革命因素，西班牙民族主义则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因素。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两者的差异，并忽视这种差异；如果不突出强调却掩盖这种差异，就有可能沦为西班牙资产阶级不自觉的代理人，失去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而斗争的资格。
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幻想有哪些危险？这种幻想会利用民族特征分化西班牙无产阶级，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要想击败它，只有一种办法：无情揭露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暴行，赢得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信任。任何其它政策，都等于支持统治民族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帮助它压迫被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性质）。
1931年5月17日
（摘自寄往马德里的信）
你们提到了《人道报》的报道在加泰罗尼亚引发的愤怒。这并不难想象。但是，光有愤怒还不够。左翼反对派的报刊必须系统地报道当地动态。
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必须利用西班牙革命的鲜活经验来重新教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系统地报道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动向，这绝不是单纯的“通讯”，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文件。如果我们不能有力地澄清事实，斯大林派就会给加泰罗尼亚联盟制造隔膜与敌对的氛围，把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推上冒险与覆灭的道路。
1931年5月20日
| 本文译自《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第46—62页，根据莫里斯·卢伊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1] 指托洛茨基同志写于1930年5月25日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一文，也就是上面引用的那封信。——中译者注
[2]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3] 格雷戈尔·施特拉塞（Gregor Strasser，1892年5月31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上巴伐利亚盖森菲尔德（Geisenfeld）一个法官家庭。曾当过药剂师学徒。一战爆发后，他中断了在慕尼黑大学的学业，自愿参军。1918年退役后复学。1919年获得国家药剂师资格，1920年开始担任药剂师。1919年参加自由军团，镇压了巴伐利亚革命。1920年开始参加纳粹党的活动，1922年秋季正式参加纳粹党。1923年11月参加啤酒馆暴动，事败后被判处15个月监禁。几周后获释，并于1924年5月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同年12月当选国会议员。1925年2月至1926年9月担任纳粹党下巴伐利亚领袖，1926年9月至1927年12月负责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1928年1月起负责纳粹党全国的组织工作。1932年12月8日，因与希特勒发生冲突，而辞去党内职务。1934年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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