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不想写红军的历史和它的战斗史。这两个主题与革命史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远远地超出了自传的范围，也许能成为另一本书的内容。但在这里我不能不对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产生的那些政治战略方面的意见分歧避而不谈。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中央委员会对军事问题（战略问题也包括在内）越来越关注。主要的指挥岗位差不多都由旧学校的军事专家们占据着，这些人缺乏对社会和政治情况的理解。而富有革命政治经验、组成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家们又缺少军事知识。因此，大规模战略构想往往是集体工作的成果，并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难免的分歧和斗争。
扩展到中央委员会的战略分歧共有4次，换句话说，有几条主要战线，就有多少分歧。我在这里只能简明扼要地讲述这些分歧，使读者能了解军事领导面临的问题的实质。同时，也顺便澄清后来传播的有关我个人的谣言。
1919年夏，在中央委员会就东线局势问题爆发了第一次尖锐争论。那时候东线司令还是瓦采季斯，关于这个人我在斯维亚日斯克的那一章里曾提到过。我所关心的是增强瓦采季斯的信心和对自己权力和威信的信心，没有这些指挥就无从谈起。瓦采季斯认为：在取得抗击高尔察克头几个重大胜利后，我们不应该再过分深入地向东挺进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他希望整个冬季东部战线停留在乌拉尔山脉。这样就可以从东线抽调几个师去支援南线，因为南方的邓尼金成了更严重的危险。我支持这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东线司令、前沙皇总参谋部上校参谋加米涅夫①、军事委员会成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他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的坚决反对。他们声称：高尔察克已被打得落花流水，追击他只需要投入少量兵力。主要的是不给他喘息机会，否则他会在冬季恢复元气，到了来年春天，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开始东线的战斗。由此可见，全部问题在于对高尔察克部队和他的后方情况的正确判断。我那时则认为南线的局面要比东线严重危险得多。事后说明，我对南线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高尔察克部队估计的正确性却在东线司令部一边。中央委员会根据在这个战略等式里有几个未知数，必须支持总司令的还很脆弱的威信这个因素又占了太大的比重，从而做出决议反对总司令，同时也是反对我，因为我是支持瓦采季斯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正确的。东线抽调了一部分兵力支援南线，同时乘胜向西伯利亚纵深挺进，追击高尔察克。这次冲突导致总司令部改组，瓦采季斯被撤职，加米涅夫接替了他的位置。
①加米涅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1881—1936）苏军将领。历任东方面军司令、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陆海军副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译注
分歧本身纯粹是军务性的，分歧对我和列宁的关系没有丝毫影响。但是阴谋家却抓住了这样细节的分歧设下圈套。1919年6月4日，斯大林在南方以导致毁灭的军事指挥来吓唬列宁，他写道：“现在整个问题在于中央委员会应有勇气得出相应的结论。中央委员会是否有足够的毅力和决心？”这几句话的涵意十分明显。其语气说明了斯大林已不只一次地提出问题，并不只一次地遭到列宁的反对。这些事我当时并不知道，但能感觉到某种纠缠不休的阴谋。由于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把阴谋搞个水落石出。我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辞呈。7月5日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决议：
“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审查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经充分讨论一致认为绝对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不能满足他的请求。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将竭尽全力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南线的工作提供最大的方便，使托洛茨基同志能使他亲自选择的在当前最艰难、最危险、最主要的南方前线上的工作对共和国更有成效。托洛茨基同志身为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完全可以以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身分和由他亲自任命，由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南线总司令共同工作。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将为托洛茨基提供条件，使他能够用一切手段实现他认为应该的对军事路线的纠正；并且（如果他愿意）力争提前召开党代会。
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京斯基、加里宁、
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斯塔索娃①”。
①斯塔索娃，叶莲娜·德米特里耶夫娜（1873—1966）苏联党的活动家。历任党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译注
在这个决议上有斯大林的签名。虽然斯大林在幕后搞阴谋，并谴责列宁缺乏勇气和毅力，但他还不敢公然与中央委员会对立。
前面已经说过南线在国内战争中举足轻重。敌方的兵力由两个独立的部队组成：哥萨克，主要是库班哥萨克和由全国招募来的白军志愿军。哥萨克只想在工农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保卫自己的疆界；志愿军则企图占领莫斯科。当志愿军在北高加索与库班人组织共同阵线时，这两条路线才融合在一起。但是把库班人从库班境内拉出来，对邓尼金来说是很困难的，更确切地说，是不能胜任的任务。我们的总司令部着手解决南方前线问题，在忽视战略任务的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拟定了抽象的战略任务。库班是志愿军的主要基地，因此大本营决定把主攻方向从伏尔加河直指这个基地。任凭邓尼金拼命地往莫斯科赶，此时我们却在背后扫平了库班基地。这样，邓尼金就失去根基，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抓住。这就是总的战略方案。如果不是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它是正确的。但对南方前线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个方案是纯学院式的，并帮了敌人的大忙。如果邓尼金不能鼓动哥萨克远征北方，那么我们从南方攻打哥萨克的老巢，就帮了邓尼金的忙。从此哥萨克再不能只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卫。我们自己把哥萨克的命运与志愿军的命运结合起来。
尽管我们对整个战役作了周密的部署，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和物力，我们仍没有取得成功。哥萨克在邓尼金的后方组织了坚固的堡垒，他们深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牢牢地保卫着家园。我们的攻击使全体哥萨克居民挺身而起，我们损失了力量、消耗了时间，结果却是把所有能使用武器的人推到白军队伍中。此时，邓尼金横扫了乌克兰，补充了自己的队伍，继续北进：他拿下了库尔斯克，占领了奥廖尔，进而威胁着图拉。我们如丢了图拉将酿成灾难，因为这意味着失去最重要的枪械弹药工厂。
我最初提出的计划与上述计划完全相反。我要求，我们的第一个打击必须切断志愿军与哥萨克的联系。然后，放弃哥萨克不管，集中全部主要力量攻击志愿军。照这个计划，主攻方向不应从伏尔加河攻向库班，而是从沃罗涅日指向哈尔科夫和顿涅茨河流域。这条地带把北高加索和乌克兰隔开，那里的工人农民全都站到红军一边。红军沿这条路线进军，必然势如破竹无往不胜。哥萨克也会留在原地，保卫自己的疆土，免受外人侵犯。而我们也不去触动他们。哥萨克的问题应成为一个独立的任务，它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政治的。但首先应该在战略上把这项任务与击溃邓尼金志愿军的任务区分开来。最后被采纳的就是这个计划，但只是在邓尼金开始威胁到图拉之后才被采纳的，它得以实施是因为丢掉图拉比丢掉莫斯科更危险。我们白白损失了几个月的时间，遭受到许多不必要的牺牲，经历了最危险的几个星期。
顺便指出，南线战略的分歧与对农民的评价或“估计不足”的问题直接相关。我从工人、农民（为一方）和哥萨克（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拟定了整个方案。正是根据这条路线我提出了与总司令部学院式的抽象意图相对立的方案，而总司令部的意图是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支持的。如果拿出人们为证明我对农民“估计不足”上所耗费的精力的千分之一，以我们在南线上的分歧为依据，我能提出同样的、也是同样荒谬的指责，不仅指责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而且还指责列宁。
第三次战略性的冲突是在尤登尼奇向彼得格勒进军时产生的。关于此事前面已经叙述过，没有必要重复，只需要提起一点，就是在南线——主要的威胁来自那里——极其严重局势的影响下，以及在从彼得格勒方面传来关于尤登尼奇部队的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等说法的作用下，列宁产生了必须通过放弃彼得格勒来缩短战线的想法。这是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支持我反对列宁的唯一一次。几天之后，列宁自己也认识到他的计划显然是错误的。
最后一次分歧无疑是最重大的一次分歧，它涉及到1920年夏波兰前线的命运。
当时的不列颠首相博纳·洛伊在下议院摘引了我致法国共产党的信件，作为我们准备在1920年秋季粉碎波兰的证据。在波兰前军事部长西科尔斯基①撰写的书中也有类似的断言，不过他援引的是我于1920年元月在国际会议上的演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很明显，我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对毕苏斯基的波兰，即在爱国主义语言和自吹自擂的英雄主义掩饰下而倍受压迫的波兰表示过自己的同情。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找到许多我发表过的声明：如果毕苏斯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坚决把战争进行到底。这类声明是当时形势的产物。但是，以此得出结论说什么我们要同波兰打仗，或准备和波兰打仗，那实在是不顾事实和丧失起码理智的弥天大谎。我们希望全力避免这场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已经采用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西科尔斯基承认我们过分“灵活”地进行和平宣传。他却不理解，或许是假装不理解，这种灵活性的秘密是很简单的：我们竭尽全力来争取和平，甚至不惜作出重大让步。可能我比别人更不愿意打这场战争，因为我非常清楚，经过3年的国内战争之后，打这场战争我们将会多么困难！我们还是从这个西科尔斯基的书里清楚地看到，波兰政府主动地、有预谋地发动了战争，应该知道，置我们为维护和平所做的不倦努力于不顾，这些努力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转变为耐心与坚持不懈的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我们诚挚地希望和平，而毕苏斯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之所以能进行这次战争，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每日注视着我们与波兰的政治斗争，并完全相信这场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①西科尔斯基，弗拉吉斯拉夫（1881—1943）波兰总理兼军事部长（1922—1923),1939—1943年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译注
祖国又一次完成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壮举。基辅被波兰人占领，这种占领自然而然地丧失了它的军事意义，相反却帮了我们的大忙：全国为此振作起来了。我再一次视察了全军和各城市，动员了一切人力和物力。我们夺回了基辅，我方开始连连告捷。波兰人溃败的速度之快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因为我想不到毕苏斯基的进军竟轻率到这种程度。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随着最初的几次重大胜利，也流露出了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性的过高估计，认为从防御战开始的战争应转变为进攻的革命战争。这种情绪逐渐形成，并不断地增强，原则上我显然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它。问题是在于力量的对比。波兰工人、农民的情绪还是一个未知数，某些波兰同志，如罗莎·卢森堡的战友、已故的尤·马尔赫列夫斯基①曾清醒地估计了当时形势，他的估计成了我力求尽快退出战场的重要因素。但是还存在着其他意见：有人热切地期望波兰工人起义。最起码列宁已形成了坚定的计划：把战争进行到底，也就是直捣华沙，帮助波兰工人群众推翻毕苏斯基政府，夺取政权。政府作出的决定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统帅部和西线司令部的同意。当我再次回到莫斯科时，发现中央倾向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情绪十分坚定，我坚决反对这种情绪。当时波兰人已经求和。我认为当我们已达到了胜利的巅峰，如不考虑自己的实力，继续前进，就很可能丧失已到手的胜利，走向失败。第四军在极度紧张中，5个星期推进了650公里，现在他们只能靠惯性前进。一切取决于精神，而这根弦却过于脆弱。只要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冲击，就足以震垮我们整个前线，把闻所未闻的空前的进攻冲劲变成灾难性的撤退。这点连福煦②也不得不承认。我要求趁军队还没有垮下来之前，立即尽快签订和约。记得只有李可夫一人支持我的意见，其余的人是当我不在莫斯科时都被列宁争取到他那边的。决定进攻。与布列斯特时期相比，角色彻底变了：那时候我要求不惜以丧失领土为代价，尽量拖延签署和约，以便使德国无产者有时间了解形势和表示自己的态度。现在列宁要求我们的部队继续进攻，从而使波兰的无产者有时间估计形势并揭竿而起。波兰战场从另一个极端证明了布列斯特战场所揭示的事实：衡量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的进程的比例尺是不同的。在作战部队用天和星期来计算的地方，群众运动往往是以月和年计算的。如果不正确地估计这种速度的差异，则战争的齿轮只能打碎革命齿轮上的齿，而不是带动它运转。无论如何，在短暂的布列斯特战争中是这样，在大规模的波兰战争中也同样如此。我们错过了自己的胜利，而走向严重的失败。
①马尔赫列夫斯基，尤利安·尤素福维奇（1866—1925）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07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候补中央委员。德国“斯巴达克派”的组织者之一。1920年担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译注
②福煦（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1917—1918年任总参谋长。从1918年4月起任协约国最高军事统帅。——译注
不能不指出，在华沙城下遭到规模空前的灾难的原因之一是攻向利沃夫（伦贝格①）的苏军南方面军指挥部的所作所为，这个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里的主要政治人物就是斯大林。当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将开进华沙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要打进利沃夫。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野心！当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危机已经完全暴露出来时，总指挥部命令西南方面军立即转变攻击方向，攻击华沙波兰军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却在斯大林的鼓动下继续向西挺进：难道自己攻克利沃夫不比帮别人去取华沙更重要吗？经过再三的命令和威胁，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才改变主攻方向。但是几天的耽搁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①伦贝格系利沃夫市在1772—1918年的正式名称。——译注
我们的部队后退了400多公里，在昨天的辉煌战绩之下谁也不肯接受失败的事实。我从抗击弗兰格尔的前线回来，发现莫斯科的情绪倾向于发动第二次波兰战争。这时候就连李可夫也转到另一阵营之中，他说：“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应该打到底。”西线司令部使人产生希望：得到了充分的补充，炮兵也已经更新等等。愿望是思想之父。“但是我们在西线战场上还有些什么呢？”我反驳说。只有精神上被打垮的干部和补充的未经训练的兵员。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作战的。更确切地说，用这样的军队只能勉强地防卫一下。我们只能一面退却，一面在后方组建新的部队。但是设想这支队伍能振作起来，在它曾丢盔弃甲的道路上胜利进军，纯属异想天开。我声明：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们必将付出十倍的代价，并且声明我不服从这个计划的决定，还将向党提出申诉。虽然列宁表面上同意作战，但已没有上一次那样的信心和固执了。我对于议和——尽管是难堪的——的必要性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这点对他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他建议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推迟到待我视察西线并得到有关我军在退却后现状的直接印象之后。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列宁实质上已经同意了我的立场。在前线的司令部里，我看到了也是倾向发动第二次战争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却毫无信心，它只是莫斯科情绪的反映。我越深入基层——从军到师、团、连，就越清楚进攻战是不可能的。我就这个问题动笔写了封信寄给列宁，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副本，我本人继续视察。在前方巡视了两三天后，已经完全可以证实我来前线之前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了。我回到莫斯科，政治局几乎一致作出立即议和的决议。
对波兰战争的战略预测上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毕苏斯基的波兰经过战争后意外地得到加强。与此相反，波兰革命的发展却遭到残酷的打击。据里加和约①划定的国界把苏维埃共和国与德国隔开，这一点在日后对两国的生存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很显然，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华沙”错误的意义，他后来不只一次地想到和谈到它。
①里加和约系1921年3月18日签定的苏俄—波兰条约，结束了1920年的苏波战争，确定了苏波边界（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决定两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译注
在那些追随者的文献中，列宁几乎被描绘成苏兹达利①圣像画匠笔下的圣徒和基督，这非但不是理想的形象，反而成了一幅漫画。不管那些蹩脚的圣像画匠如何努力于超越自己，但最终反映在画板上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的鉴赏力，因此画出的是自己本人的肖像，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而已。因为追随者的领导权威是依靠禁止怀疑他的绝对正确来维持的，于是列宁在追随者的文献中不是作为天才地审时度势的革命战略家，而是永远没有错误的自动计算器。第一个称列宁为天才的是我，当时其他人还未决定把这个词加到他身上。的确，列宁是个天才，但他完全是人间的天才，而不是不会出错的计算器。不过他犯的错误要比任何一个处在他的地位的其他人少得多。但是列宁也犯过与他的巨大规模的工作相应的重大错误。
①苏兹达利系苏联弗拉基米尔州的城市。12世纪时为罗斯托夫—苏兹达利公国的首都。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的历史艺术与建筑的保区中，保存有众多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