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正国家中工人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顺利建设红军的基本问题。后来，在1923年有人想出了一个无比愚蠢的神话，说我对农民“估计不足”。实际上，在1918—1921年间，我比任何人都更密切、更直接地实际接触到苏维埃农村的问题。我们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农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主要也是在农村。我不能在这里过多地谈论这个大问题，只能举出两、三个但却是相当鲜明的例证。在1919年3月22日，我通过专线要求中央委员会“解决有关审查伏尔加沿岸地区中央执行委员的问题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任命权威性调查委员会的问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护伏尔加沿岸地区农民对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信仰，消除地方上最严重的违法行为，惩罚那些犯重大错误的苏维埃地方政权代表，收集那些可以充作有利于中农的示范性法令基础的投诉和材料。”有意思的是，这个直达电话是斯大林接的。我和他进行了交谈，并且对他说明了中农问题的重要性。就在1919年，加里宁在我的提议下，作为接近中农并较了解他们疾苦的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重要得多的是这一事实：1920年2月，在我对乌拉尔农民生活观察的影响下，我顽强地争取实行新经济政策①。在中央委员会里我只得到4票，11票反对。列宁那时反对取消余粮收集制②，而且毫不妥协。斯大林当然是投了反对票。在一年之后才转入新经济政策，这次诚然是一致通过的，但却是在喀琅施塔德暴动的轰鸣声中和全军令人不安的情绪下通过并实施的。
①新经济政策系在1921—1936年实行的经济政策。称之为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有别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译注
②余粮收集制系苏联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0）所实行的农产品收购制度。当时由于战事和粮食严重困难，1910年l月苏维埃政权通过法令，规定农业生产者超过个人消费、种籽和饲料规定额的全部余粮和饲料，由国家按固定价格收购。——译注
在那几年中，苏维埃建设的几乎所有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原则性问题和难题，首先集中在军事领域中。延期，一般来说是不允许的，失误很快就遭到惩罚。反对这些决议的反对派在决议的实施中就地检验自己。大体来说，就是由于红军建设中的内在逻辑性，没有在两个体系之间的摇摆不定。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辩论，我们肯定会犯更大的错误。
然而党的内部斗争有时是很残酷的。但是又怎能不这样呢？我们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又困难重重。
旧军队还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发泄着对战争的仇恨。而我们已经着手筹建一支新军队了。我们把沙皇的军官从旧军队中赶了出去，有些地方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然而我们却有必要请沙皇军官来担任新军队的教官。在旧军队的每个团里，士兵委员会的产生是革命本身的体现，最起码是革命第一阶段的体现，而新军队却不能容忍士兵委员会，因为这是瓦解军队的因素。对旧纪律的咒骂声还没有消失，我们已开始实行新纪律。必须在短期内从志愿兵制转入义务兵制，从游击队转入正规军编制。我们每天不断地与游击习气作斗争，这一斗争要求坚持不懈、毫不妥协，有时还需要采取严厉措施。各行其是、不守纪律的游击习气是革命同盟军农民的表现。因此，反游击习气的斗争，就是为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制度，反对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对它的侵袭的斗争。游击方式和习惯在党的队伍里也有所反映。
在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从组建红军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已经开始形成。它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坚持选举原则；反对吸收军事专家；反对建立铁的纪律；反对军队的集中领导等等。反对派分子力图为自己总结了一条概括性的理论公式，他们断言集中领导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革命不但应该废除阵地战，而且还应该废除军队的集中领导。革命完全建立在灵活性、勇于出击和机动性上。它的战斗力是数量不大、能独立作战、配有各种武器的小部队，它不需要固定的基地，只靠老百姓的支持，能够自由出入敌人的后方等等。总而言之，就是硬把小型战争的战术说成是革命的战术。这一切都极端抽象，实质上，是把我们的弱点理想化。国内战争的严酷经验很快就推翻了这些成见，集中化的组织和统一的战略与地方的随机应变、军事分立以及军事联邦制相比，前者的优势很快就在战斗实践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在红军中任职的旧军官足有几千人，后来则达到数万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两年前还认为那些温和的自由派是极端的革命者。对他们来说，布尔什维克是属于四维空间的。我著文驳斥当时的反对派：“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把成千上万名专家，其中包括军事专家争取到我们这边，那实在是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党、我们思想的精神力量以及我们革命道义的感召力的估计太低了。”虽然经历了不少困难和磨擦，但最终我们无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共产党员掌握军事工作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须要经过筛选和培养。1918年8月我从喀山城下电告列宁：“把能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甚至是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派到前线来。这里不需要浅薄的宣传员。”一年后，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甚至在党的队伍中也十分严重。我对第十四军发布的命令说：“我告诫大家：共产党员一经党派遣到军队后，就是一名红军战士，享有每一名红军战士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共产党员犯有违反革命军人职责的错误和罪行，一旦揭发，将受到加倍的惩罚，因为同一件事，对一个愚昧而没有觉悟的人来说可以宽恕，而对站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最前列的共产党员是决不能宽恕的。”很明显，在这方面发生了许多磨擦，心怀不满的大有人在。
如皮达可夫①就是军事反对派的一员。他现在是国家银行行长。为了能谋个一官半职，他可以依附于任何人和任何反对派，以便终身受禄。在3、4年前，当他和我还属于同一个集团的时候，我曾开玩笑地预言说，如果发生波拿巴政变，他第二天就会拿着公文包去办公室上班。现在应该更郑重地补充一句：如果这事没有发生，只是因为不曾发生波拿巴的政变，无论如何也不是皮达可夫的过错。皮达可夫在乌克兰有很大的影响，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领域造诣尤深。他无疑是位意志坚强的行政人员。在最初的几年里，皮达可夫表现了很高的革命干劲，但很快就蜕化为官僚保守主义。在建军工作中，我以这种方法和皮达可夫的半无政府主义作斗争：立即委他以重任，迫使他从空谈转入实际工作。这方法虽不新鲜，但在许多场合下是无法取代的。他的行政才能很快就使他领悟到：恰恰应该采用他过去在论战中反对过的方法。类似这样的变化很多，军事反对派中的优秀分子很快都投入到工作之中。与此同时，我建议更加固执的人按他们的原则建立几个团，并答应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资。结果，只有伏尔加流域的一个县里的一群反对派接受的挑战，建立了一个团，但它丝毫不比其他的团出色。红军在所有战线上节节胜利，反对派最终化为乌有。
①皮达可夫，格奥尔格·列昂尼多维奇（1890—1937）苏联重要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由列宁推荐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因托洛茨基主义罪名被开除出党。他在恢复党籍后充任奥尔忠尼启则的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副手，在大清洗中被消灭。——译注
察里津对红军和军事反对派都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地方的军事干部都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这里的革命部队大都是由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过去的军士率领。哥萨克和农民之间严重的对抗性矛盾，使国内战争在南方草原上变得格外凶残，内战在这里深入到每个村落，有时甚至导致整个整个家族的彻底消灭。这是纯粹的农民战争，它深深地植根于当地土壤中，在凶残方面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的革命战争。这种战争推出了许多坚强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地方范围内的小冲突中游刃有余，但在完成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时，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伏罗希洛夫的传记证明了这位工人革命家的生平：领导罢工、地下工作、监狱、流放。但和当今领导层中的许多人一样，伏罗希洛夫不过是位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仅此而已。这一点首先特别鲜明地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和嗣后的二月革命中。在官方的伏罗希洛夫传记里，1914年到1917年这个阶段是个空白。不过，对目前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说，这是普遍现象。产生空白的秘密在于：这些人在战争中大都是护国主义者，并中断了所有革命工作。在二月革命里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一样，从左面支持古奇科夫—米留可夫政府。他们是些极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决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确认这么一条规律：凡是战时是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是民主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现在都是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追随者。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
伏罗希洛夫是卢甘斯克的一个工人，来自享有较多特权的上层工人。但从他的秉性和爱好来看，与其说他像个无产者，倒不如说他更像个小业主。十月革命后，伏罗希洛夫自然地成了由下级军官和游击队员组成的反对派的核心，他们反对需要军事知识和更广阔视野的集中军事组织。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伏罗希洛夫圈子里的人谈起专家、军事院校、最高司令部和莫斯科就咬牙切齿、愤懑不已。因为游击队长们自己没有军事知识，所以他们每人手下都有他们自己的“专家”，只不过在档次上要低些。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位置不放，对能力较强、学识渊博的人严加防范。察里津军事首长们对待苏维埃南线司令部的态度并不比对待白军的态度更好，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仅限于经常不断地要求补给。我们的军需品只能勉强够用，工厂里生产的一切马上发往各部队。当时全国部队没有一个能像察里津军团那样吞掉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的要求一旦遭到拒绝，察里津就大喊大叫，说什么莫斯科的专家叛变了。察里津军方代表，水兵日沃杰尔长驻莫斯科，专门勒索补给。当我们加强纪律之后，日沃杰尔当了土匪。嗣后，他好像被捕并被枪毙了。
斯大林在察里津住了3个月。他反对我的斗争在那时就成了他活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他把不太高明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和他最亲近的战友们结合起来。但斯大林做得相当圆滑，以便自己随时能够脱身。
总司令部和方面军司令部对察里津的控告每天不断：没法让他们执行命令；无法了解他们在那里作什么；甚至连质询都得不到答复。列宁不安地注视着冲突的发展。他比我更了解斯大林，显然他也怀疑到察里津人的顽固是由于斯大林在幕后操纵。局势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下定决心整顿察里津。在司令部与察里津又一次冲突之后，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这是斯维尔德洛夫经办的。他亲自乘紧急专列前往察里津。列宁希望尽可能地消除冲突，这当然是对的。当时我根本就没把斯大林放在心上。在1917年，他像一条不易察觉的影子在我眼前闪过，在战火纷飞时我干脆忘记了他的存在。我心中所想的只是察里津军队的问题，我需要的是南方战线有一个可靠的左翼。我亲自赶赴察里津，为达到这目的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我在半路上遇到了斯维尔德洛夫，他小心地问了我有什么打算，然后建议我同斯大林谈谈。原来斯大林在他的车厢里一起回莫斯科。
“您莫非想把他们全部赶走？”斯大林用特别引人注目的温和口气问我，“他们都是好小伙子！”
“这些好小伙子会毁掉革命。革命不能等他们慢慢地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我只要求一点，就是把察里津纳入苏维埃俄国之中。”
几个小时之后，我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惊慌的气氛笼罩着司令部。有人放出风来，说什么托洛茨基来时带着一把大扫帚，还带了20个沙皇将军来替换游击队长。顺便说说，在我到达这里以前，他们匆匆地改称为团长、旅长、师长……我问伏罗希洛夫，他是怎么对待方面军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的命令的。他毫无顾忌地说，察里津只执行它认为是正确的命令。这太过分了！我声明，如果他不保证准确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和完成战斗任务，我将立即把他武装押解到莫斯科送交军事法庭。在得到服从的正式保证后，我没有撤换任何人。大多数察里津的共产党员支持我。他们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出于惧怕。我视察了所有的部队，也慰问了游击队员。在他们之中有不少非常优秀的战士，他们需要的只是正确的领导。我就这样回到了莫斯科。从我这方面说，在整个这件事中，我没有丝毫偏见和不良用心。我认为我有权说，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个人因素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但是在我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赌注下得如此巨大，因而我无暇四顾。因此，我时常是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和个人癖好、自尊心或违法乱纪者们的亲朋好友发生冲突。斯大林煞费苦心地把这些被踩过鸡眼的人网罗起来，他有足够的时间和个人动机来做此事。察里津的上层分子从这时候起就成了他主要武器之一。列宁刚刚一病，斯大林就通过他的盟友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当地的居民群众完全不明白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今天伏罗希洛夫成为政治局委员，那么唯一的理由（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理由）就是1918年，我曾用将他押送回莫斯科的威胁，强迫他服从命令。
我觉得，对前面所叙述的军事工作一章，更确切地说是与它相关的党内斗争的一章，用迄今尚未发表的党内通信的摘录来加以说明，并非没有意义。
1918年10月4日，我从坦波夫通过专线电告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
“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在察里津前线虽然兵力不少，但情况不妙。我以服从南线司令部为条件保留他（伏罗希洛夫）第十军（察里津军）军长的职务。迄今为止察里津人甚至未曾向科兹洛夫送交战报，我责令他们一天两次呈报战况和侦察报告。如果明天他们还不执行，我将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通报全军。离进攻的时间所剩无几。要赶在秋季道路泥泞时期以前，否则，那时这里步兵、骑兵都无法行动。没有时间进行外交谈判了。”
斯大林是被召回来了。列宁深知我一心为我们的事业着想。但与此同时，他自然为冲突担忧，并努力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10月23日列宁往巴拉绍夫给我写了封信说：
“今天斯大林来了，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城下3次大捷的战报（这3次“大捷”的意义是无足轻重的——托洛茨基注）。斯大林说服了伏罗希洛夫和米宁①，劝他们不要离开部队，并且完全服从中央的命令。斯大林认为这两人是非常宝贵、不可取代的干部。据他说，他们之所以不满的唯一原因，是军火经常迟迟不到。二十万斗志昂扬的高加索军队会因此而毁灭。（很快，这支游击大军就被一击而溃，暴露出它根本没有战斗力——托洛茨基注）。
“斯大林很想到南线工作……他希望能在工作中证实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列夫·达维多维奇，我把斯大林的要求通知您，并请您考虑答复：第一，您是否能与斯大林面谈一次。他同意为此专程前往；第二，您是否认为可能在一定具体条件下消除过去的磨擦，搞好共同的工作，这是斯大林一心希望的。至于我个人，我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搞好和斯大林的共同工作。
列宁”
①米宁，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l882—1962）苏联国务活动家。曾历任察里津苏维埃和党委会主席、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职。——译注
我答复表示完全同意列宁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可惜妥协没有得到效果，察里津的工作没有推动一步。12月4日我从库尔斯克打电报给列宁：
“鉴于伏罗希洛夫把一切妥协都变得毫无意义，继续留任他已不可能。必须派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新的指挥官来察里津。伏罗希洛夫应调往乌克兰。”
建议被一致通过。但乌克兰的工作却没有起色。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已经给正确的军事工作造成了种种困难。再加上身后仍有斯大林撑腰的伏罗希洛夫的反对派，军事工作就完全无法进行了。
在1919年1月10日，我从格里亚济车站发电报给当时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
“我坚决声明：决不允许导致察里津军队溃败的察里津路线再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他们一伙人的路线将导致整个事业的灭亡。
托洛茨基”
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从远处注视着“察里津人”的工作，还试图达成妥协。可惜，我现在没有他们的电报。1月11日，我答复列宁说：
“妥协当然是需要的，但不是靠不住的妥协。事实上，所有察里津人都聚集在哈尔科夫……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的庇护是最危险的祸根，比军事专家的所有叛变和出卖更坏……
托洛茨基”
“妥协是需要的，但不是靠不住的妥协”。4年之后，还是为了斯大林的事，列宁几乎原封不动地把我的话还给我。这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列宁准备粉碎斯大林集团，并就民族问题展开进攻。当我建议妥协时，列宁回答说：“斯大林会作靠不住的妥协，而随后就自食其言。”
1919年3月我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反对季诺维也夫轻薄地向军事反对派献媚。我反驳他说：“我不想作个性心理学调查来确定伏罗希洛夫属于军事反对派中的哪一个集团。但要指出，在我对待他的问题上，唯一的一个错误就是在为了事业的利益应该采取强硬措施时，过分长久地（长达两至三个月）试图通过谈判、规劝或个人间的默契来起作用。因为最终与第十军关系的课题，不是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短期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5月30日列宁收到从哈尔科夫打来的电报，坚决要求组成由伏罗希洛夫指挥的独立乌克兰集团军。列宁通过专线把这个要求转到坎捷米罗夫卡车站征求我的意见。6月1日我答复列宁说：
“某些乌克兰人强求把第二、第十三、第八军集中到伏罗希洛夫手中，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顿涅茨克地区的军事行动的统一，而是抗击邓尼金的全面统一……伏罗希洛夫独揽乌克兰的军权与粮食的想法，是旨在反对基辅（乌克兰政府）和南方战线的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的结果……我毫不怀疑，这一计划的实施只能加剧混乱，并彻底破坏军事行动的领导。请您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①完成交给他们的具体任务。
托洛茨基”
①梅日劳克，瓦列里·伊万诺维奇（1873—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译注
6月1日列宁致电伏罗希洛夫：
“务必停止一切空谈，全力做好军事工作。切勿把时间用在幻想成立什么独立兵团，以隐蔽手法恢复乌克兰战线的空想计划上。
列宁”①
①参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七卷第426页。——译注
列宁确信很难控制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克兰民族自决者，他在当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作出决议，立即下达伏罗希洛夫和其他有关人员：
“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举行会议，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断然拒绝乌克兰人关于合并第二、第八和第十三集团军，建立顿涅茨克独立兵团的计划。我们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完成自己直接承担的任务”……明后天托洛茨基将把你们召到伊久姆做更详细的安排。
列宁，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托”①
①参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七卷第427页。——译注
次日，中央委员会研究了关于伏罗希洛夫的问题，因为他擅自将大部份缴获的军用物资拨给其下属部队。中央作出决议：
“兹责成拉科夫斯基同志将有关情况电报通知在伊久姆的托洛茨基同志，并请托洛茨基同志采取有力措施，将该项军用物资移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处理。”列宁在同一天通过专线电话通知我：
“德边科①和伏罗希洛夫私自动用军用物资，混乱已极，他们不认真援助顿巴斯。
列宁”
①德边科，巴威尔·叶菲莫维奇（1889—1938）苏军将领。历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委员、海军人民委员、国内战争期间曾任苏军集团军司令、克里木集团军司令等职。1928年起曾先后任几外军区司令之职。——译注
换句话说，在乌克兰又出现了我在察里津所反对的局面。
如果军事工作给我制造了很多敌人，这并不奇怪。我无暇四顾，用胳膊肘推开了哪些妨碍军事胜利的人，或匆忙中踩痛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鸡眼，也没有来得及道歉。有些人把这一切牢牢地记在心里。不满意的和受委屈的人找到了斯大林，还有一部分人找到了季诺维也夫。须知这两人同样也以为受了委屈。前方的每次失利都会引起不满意的人们对列宁的攻讦。那时，在幕后指挥这些阴谋活动的就是斯大林。人们纷纷递来书面材料，汇报军事政策失当、我庇护军事专家、对待共产党员过分严厉的措施等等。被撤职的高级军官，没有能实现当红军元帅宿愿的人纷纷打报告指责战略方案的致命危险、司令部的怠工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列宁担负着全面领导工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他无暇视察前线或深入日常军务工作。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各条战线上奔波，给在莫斯科打小报告人的幕后活动制造了机会。他们不断地吹风，有时也引起列宁的不安。每当我再一次回到莫斯科时，他心里已经积累了许多疑虑和问题。但只要半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重新建立起相互的理解和完全的一致。当我们在东线战场频频失利、高尔察克逼近伏尔加河的时候，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我迳直从火车上来到会场）给了我一张条子：“赶走全部军事专家，任命拉舍维奇为总司令，你看如何？”拉舍维奇是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对“德”战争中获得军士头衔。我就在那张纸条上回答：“胡闹。”列宁蹙着眉头，狡黠地望着我，脸部表情格外意味深长。这种表情大致是说：“您对我太严厉了。”事实上，他很喜欢这样直截了当、不留怀疑余地的回答的。会后我们聚到了一起。列宁询问前方的情况。我说：
“您问把旧军官都赶走不好吗？可您是否知道在我们军队里有多少旧军官呢？”
“不知道。”
“大概有多少？”
“不下三万。”
“什……么？”
“不下三万。出一个叛徒就赶去上百个可靠的人，出一个逃兵就枪毙两、三个人。我们用谁来把他们全部顶替下来呢？"
几天以后，列宁就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为题发表演讲。他顺便提到：
“不久前，当托洛茨基同志告诉我，说我们军事部门里有几万名旧军官时，我就得出了一个具体的概念：利用我们敌人的秘密何在……如何用原来是资本家用来对付我们的砖块来建设共产主义。”
在差不多同时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我那时留在前线）列宁发言，热情洋溢地捍卫了我所提出的军事政策，反驳了反对派的批评。就是因为这一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有关军事部分的会议记录迄今不得发表。
* *
一天，明仁斯基到南线来见我，此人我早就认识了。在反动统治时期，他参加了极左派，或者按他们（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杂志名称，自称为前进派。明仁斯基本人则又倾向于法国工团主义。1910年，前进派分子在博洛尼亚为非法越境来意大利的10—15名俄国工人办了马克思主义学校。我在这学校里讲了两个星期左右的办报课，并和学员就党的战术问题进行交谈。就在那里我认识了从巴黎来的明仁斯基。如果我说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这最准确表达出来他所留给我的印象。他好像是某一个并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是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的拙劣画稿。这样的人是有的。有时只有曲意逢迎的笑容和隐蔽的眼神证明这个人正为急于摆脱其卑微的地位而倍受煎熬。我不了解他在革命期间的表现如何，或是否有所表现。但在取得政权后，人们匆匆地把他送进了财政部。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或者说，他所表现的积极性仅暴露了他的无能。后来捷尔任斯基收留了他。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意志坚定、热情而道德高尚的人，他的形象遮盖了“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在角落里辛辛苦苦整理文件的明仁斯基。只是当捷尔任斯基同他的副手温什里希特①分手之后（这已是契卡的最后阶段了），他因为找不到别的人，就提明仁斯基为候选人。大家都摇头。“还有什么人呢？”捷尔任斯基自我辩解说，“没有人啊！”但斯大林支持明仁斯基，斯大林一般总是支持那些在政治上只能倚赖机关的恩惠而生存的人。于是明仁斯基就成了斯大林在格别乌②里的忠实影子。捷尔任斯基死后，明仁斯基不仅当了格别乌的头头，还当上了中央委员。在官僚主义的银幕上，一个无能人的影子可以被当作人来用。
①温什里希特，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1879—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革命后历任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译注
②格别乌系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缩写。——译注
但是在10年前，明仁斯基却想给自己找另一个靠山。他来到我的车厢里汇报军队中特务处的工作情况。公事完毕后，他开始吞吞吐吐、犹豫不决，脸上露出一副讨好的笑容，使人既警觉又莫名其妙。最后他问我是否知道斯大林在搞复杂的阴谋反对我。“什……么？”我十分困惑地问，因为当时我丝毫没有这种想法和担心。“他总对列宁，还有其他什么人吹风，说您为了反对列宁，在自己周围网罗了一批人……”“您不是疯了吧，明仁斯基！请您回去睡一觉。我不想再谈这事。”明仁斯基耷拉着肩膀，咳嗽着走了。我想他就是从这天开始寻找其他的靠山了。
工作了一、两个小时后，我觉得有些不对头。这个人和他那模糊的低声细语引起了我的不安，好像吃饭时吞下了一小块玻璃一样。我回忆起了一些事，并加以对比，于是我看到了斯大林的另一副面孔。过了相当长时间以后，克列斯京斯基对我谈起斯大林时说：“斯大林是个长着一对黄眼珠的坏蛋。”明仁斯基来过之后，斯大林的黄色的眼睛初次在我的意识中闪现。此后，我在一次短期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仍旧像往常一样，头一件事就是去见列宁。我们谈起了前方的问题。列宁很喜欢谈论生活细节、事实和特征，这些可以使他直截了当地了解事情的实质。他不能容忍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对待活生生的生活。他在每个环节上都提出一些独特的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一边欣赏着他那善于深入问题实质的本领。我们都大笑起来。列宁总是愉快的，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郁郁寡欢的人。最后，我对他谈了明仁斯基在南方前线见我的情况。“难道这里面有些真实的成分？”我立刻就看出列宁激动起来，甚至血都涌上他的面颊。“纯属无稽之谈。”他反复地说，但语气并不坚决。我说：“我只想知道：您哪怕有片刻能相信这种奇谈怪论，认为我在网罗人马反对您吗？”“无稽之谈！”列宁这次说得斩钉截铁。我立刻放心了，仿佛是笼罩在头上的乌云消散了一样。我们道别时分外热情。但是我相信明仁斯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列宁之所以只作了否定，而没有把问题说透，无非是担心产生冲突、不和或个人斗争。在这方面我完全支持列宁。但是斯大林显然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清楚他是怎样有计划、有步骤地搞这种勾当的。他差不多专搞这种勾当，因为他从没有做过一件严肃的工作。有一次布哈林曾开导我说：“斯大林首要的品质是懒惰，其次是忌妒，对那些比他渊博、比他能干的人忌妒得要命。他甚至暗地里拆伊里奇的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