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列宁的共同工作接近了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在于这里已经伏下了列宁之后追随者获胜的因素。
列宁逝世后出来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文献的分支机构，它专门从事歪曲我们之间的关系，它的主要手法是把我们有分歧的时刻从往事中孤立地摘出来、断章取义地利用辩论中的词句、更多的是依靠凭空捏造，制造出两种“原则”之间不断斗争的假象。中世纪辩护士笔下的教会史，与这些追随者学派的历史研究相比，成了科学性的典范。后者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情况而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我在与列宁有分歧时，往往把问题公开摆出来，在必要时还会诉诸于党。至于当前的这些追随者，他们与列宁发生意见分歧（他们与列宁的分歧比我多得多）时，通常总是默不作声，或者像斯大林那样，生闷气，或者干脆跑到莫斯科郊外的乡村里去躲上几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和列宁分头作出的决定基本上都是相吻合的。我们通过只言片语就能彼此互相理解。有时我觉得政治局或人民委员会可能作出不正确的决定，我就用一小块纸给列宁写个条子。他回答说：“完全正确！您提个建议吧。”有时候他写条询问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并要求我讲话支持他。他经常在电话里同我商谈公事的处理问题，如果问题至关重要，他就反复要求：“请您务必、务必来一趟。”在我们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原则问题上一般都是如此——那些不满意决议的人，其中包括现在的追随者都保持沉默。不知多少次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重要的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只要一发觉列宁与我的意见一致，就立即不作声了。“学生们”为迎合列宁的见解而放弃自己的见解，对此怎么看都行。但这种情愿决不能保证他们在列宁不在场时能够做出列宁的决策。
这本书中同列宁的分歧所占的地位，是它们在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占过的。这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分歧是例外的，正因如此它们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列宁逝世后，这种分歧被追随者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了独立的政治因素，它们既与列宁毫无瓜葛，也与我无关。
我专门用一章的篇幅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我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上的分歧内容和发展。现在应该谈谈另一个分歧，它使我们在1920年—1921年之交，即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的前夕，对立约达两个月之久。
无疑，所谓的工会辩论在一段时间内给我们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两人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和彻底的政治家，所以不能也不愿意把个人和事业分开。在这场争论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得到所谓合法的机会把他们反对我的斗争从幕后推到前台，他们全力以赴，尽量利用这个局面。这对他们来说，是日后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次演习。使列宁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点，他采取一切措施使这个斗争无法进行。
这次争论的政治内容被深深地埋进了垃圾里，我不禁要可怜起那些想挖掘事件根源的未来的史学家来了。多年以后，即在列宁去世之后，追随者们又揭发我那时“低估农民”的立场和对新经济政策几乎是敌视的态度，后来的全部斗争实质上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实际上引起这场争论的根源却完全相反。为了说明问题，应当回顾一下往事。
1919年秋季，当时因有毛病而瘫痪的火车头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到1920年春天，不能行驶的火车头肯定会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优秀的专家们也这样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到那时铁路运输将丧失全部意义，因为依靠百分之二十五不太完好的机车只能满足靠大量木柴为燃料的铁路本身的需要。在那几个月里实际负责交通运输的罗蒙诺索夫工程师出示了机车流行病图。他指着1920年期间的精确的一点说：“到这里就完蛋了。”列宁问：“那应当怎么办呢？”罗蒙诺索夫回答说：“世界上没有奇迹，布尔什维克也不能创造奇迹。”我们对视了一下，由于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懂得运输技术和如此令人沮丧的计算技术，所以情绪更加沮丧。列宁透过牙缝冷冷地说：“但我们就是要争取创造奇迹。”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情况仍然继续恶化。造成这种局面有足够的客观原因，但是有某些工程师人为地使运输状况适应他自己的图表，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1919至1920年冬季的几个月我是在乌拉尔度过的，我在那里领导经济工作。列宁打来电话，建议我担负起领导运输的任务，并采取紧急措施改善交通运输状况。我在旅途中回电，接受了他的建议。
从乌拉尔我带回了大量经济考查材料，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我从实际工作中完全清楚，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国内战争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的，它们已经失去了意义。为了经济的振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入个人利益的因素，即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建议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并建立商品交换制度。“……按固定的粮食价格平均摊派收购粮食的连环保和平均分配工业产品的现行政策导致削弱农业，涣散工业无产者，并使国家经济生活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我在1920年1月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是这样写的。声明中还说：“……粮食来源濒临枯竭，无论怎样改善粮食征收机关也于事无补。与经济衰退作斗争有如下可行的方法：
1．用按一定的百分比征收（是某种累进实物所得税）的办法取代余粮收集制，旨在使大量耕种土地或辛勤耕作的农民有利可图。
2．制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与农民交纳谷物数量之间彼此更相应的制度。这不仅适用于区和乡镇，而且适用于农户。”
可以看到这些建议是非常谨慎的。但不要忘记，一年之后通过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没有超出这些建议。
1920年初，列宁坚决反对我的提案。中央委员会以11票对4票否决了这一提案。事态的继续发展证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错误的，但我没有把问题交到代表大会，因为那次大会完全是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标志下进行的。国民经济又在绝境中挣扎了整整一年，这种绝境加剧了我和列宁之间的分歧。既然转入市场机制的建议已被否决，我就要求正确地、系统地实行“战时”方法，以求取得实际的经济成果。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中，所有的物资至少在原则上都国有化，并根据国家命令分配。因此我看不到其中有工会的独立作用的余地。既然工业生产是有赖于国家保证工人得到必需的产品，那么工会应该被纳入国家工业管理系统和产品分配系统之内。工会国家机构化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必然产物。我是在这种意义上坚持工会国家机构化的。
我把第九届代表大会上赞同的战时共产主义原则作为我在运输工作中的依据。铁路工人工会与行政机关部门的联系相当紧密，军事管制推行到整个运输工作中。我又把当时最强有力和最守纪律的行政组织——军事行政组织与运输行政组织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措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况且，在波兰战争爆发后，军事运输重新成了交通运输中的首要工作。我每天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和运输人民委员会之间往来穿梭；前者常常在工作中破坏铁路，后者不仅试图把铁路从彻底崩溃中挽救出来，而且还要使它振兴。
对我个人来说，在运输部门工作的一年是学习的一年，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原则问题集中地体现在运输领域里。大量各种型号的机车和车厢停在铁路上和修理厂中，我们开始为使运输经济正常化（它在革命以前一半是国营的，一半是私营的）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机车都按型号集中，加强了维修工作的计划性，修理工厂根据它的设备条件得到明确的任务。预计在四年半内可以使运输工作恢复到革命以前的水平。我们所采用的措施取得了毫无疑义的成就。1920年春夏间，运输工作已经摆脱了瘫痪状态，列宁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表彰铁路运输的恢复。如果说，毕苏斯基敢于发动战争，首先把赌注押在我们铁路运输的瘫痪上，那么它没有给波兰带来预期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瘸腿的铁路运输站稳了脚跟的原故。这些成果是通过非常的行政措施取得的，而这些措施是运输的艰难状况和战时共产主义体系本身的必然产物。
同时，广大工人群众经过3年国内战争之后，越发不能忍受战时的命令方式。列宁的准确无误的政治本能使他嗅到了这个危机时刻的来临。当我完全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使工会做出进一步努力时，列宁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主张削弱战时压力。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的路线交汇起来。党内爆发了辩论，但是辩论题目却不合时宜。当需要讨论如糊口之粮和工业所需的燃料、原料等刻不容缓的问题时，党内却在讨论应该以什么进度实行工会国家机构化；当经济崩溃已迫在眉睫时，党内却在热烈地争论“共产主义学派”的问题。喀琅施塔德和坦波夫州的暴动这两个新近发出的警告打断了辩论。
列宁起草了头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刻站到了他的一边。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我在一年前提出的建议的翻版。关于工会的争辩即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根本没有参与这次辩论，让季诺维也夫以夸夸其谈的空话聊以自娱。在代表大会辩论中，我警告说：“由多数人所通过的关于工会决议的有效期绝拖不到下次大会。因为新经济方针要求彻底审查我们的工会战略。”果然，几个月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有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全新规定。我完全赞同他的决议案，于是我们之间又恢复了团结一致。列宁担心这次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辩论会在党内形成牢固的小集团，而它们将毒害党内关系，增加工作的困难。但我在代表大会期间，就排除了在工会问题上与意见一致者私下商议。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列宁看出了我和他一样，关心消灭这些临时派别集团。因为形成集团的原则基础已丧失殆尽。于是列宁也就放心了。他利用新选入中央委员会的莫洛托夫对我进行无耻攻击之机，指责他热心得过头了，并且当即补充一句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关系上的忠诚是无可指责的。”他反复强调这句话。显然，他回击的不只是莫洛托夫，还有某些别的人。因为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企图人为地把辩论局面拖延下去。
斯大林正好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总书记（这是由季诺维也夫违背列宁的意愿倡议的）。大会误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全体提名的候选人。没有人重视这个职务的人选，由十大初次设立的总书记一职，在列宁在世时，它只能是属于技术性的、非政治性的职务。尽管如此，列宁仍在担心：“这位厨师就会做辣菜”，他就是这样评价斯大林的。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列宁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某次中央全会上再次反复强调“托洛茨基的忠诚”，旨在回击迫不急待的阴谋活动。
列宁的话不是无的放矢的。在国内战争时期，有一次列宁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表示他对我最高度的内心信任。一般说来，超过这种程度的信任既不可要求得到也无法给予别人。这件事的根源还是斯大林幕后操纵的军事反对派。在战争岁月里，我手里集中的权力确实可以称为无限的大权。在我的专列上设有军事法庭，前方条条战线统统服从我的指挥，后方则服从前线，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全部未被白军占领的共和国领土都成了战地的后方和防区。那些曾被战车的车轮碾过的人都有一些亲友在为他们奔走，千方百计地争取减轻他们的罪责。各种求情信、诉讼状、抗议书经过不向的渠道汇集到莫斯科，主要是汇集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这一主题的头几段插曲还是斯维亚日斯克之月的事件所引起的。我在前面讲过，我把拉脱维亚第四团团长送交军事法庭，因为他威胁要把他团从阵地上撤下。军事法庭判处他5年监禁，但没有几个月就有人求情要求释放他。斯维尔德洛夫受到的压力格外大，他把问题提交到政治局。我简单地陈述了那个团长用“危及革命的后果”威胁我时的战场形势。在我说话时，列宁的面色越来越阴沉。我刚刚把话讲完，他已声音低沉沙哑地喊起来（这意味着他已经激动到了极点：“把他继续关下去，把他继续关下去！”……斯维德洛夫看了看列宁，又看了看我，说：“我也同意。”
第二段插曲比第一段严重得多，是由枪毙一名团长和政委的判决而引起的。他们擅自把部队撤离阵地，并武装劫持汽船企图驶往下诺夫戈罗德。这个团是在斯摩棱斯克组建起来的，那地方的工作由反对我的军事政策的人们领导，后来他们又成了这一军事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但在当时他们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应我的要求指派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组一致认为军事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确的，即是形势的产物。然而一些含义不清、模棱两可的流言仍没停止，我多次感到它的源头就在政治局附近，但我无暇追查并搞清阴谋的来龙去脉。我仅有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如果当时我在斯维亚日斯克没有采取严厉措施的话，今天我们大概就不能在这里开会了。我的话音刚落，列宁马上接了一句：“绝对正确！”立刻就像往常一样，在一张印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字样的公文纸下方用红墨水笔飞快地写了起来。会议暂时中断了，因为会议由列宁主持。两分钟以后，他把那张纸交给了我，上面有这样几行字：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人民委员会主席
莫斯科，克里姆林
……1919年7月
同志们！
鉴定托洛茨基同志命令的严肃性，我完全相信并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正确性、合理性、对革命事业胜利的必要性，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命令。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列宁说：“这样的信任状您要多少我就给多少。”在国内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下，所有的决定都是匆匆作出来的，并且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中可能会有错误的决定。列宁能预先为我今后认为有必要作出的决定签字，而且，这些决定关系到人们的生死存亡，还能有比这更高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吗？签署这种不寻常的文件的想法本身，只能是因为列宁比我更深刻地了解或者猜到阴谋的源头，并认为必须予以最猛烈的回击。但是决定走出这一步，只能说明他对我所具有的忠诚、不会滥用权力深信不疑。寥寥数行字充分表达了他对我的信任。追随者们要想在自己身边寻找任何类似的信任状，只能是徒劳。斯大林在自己的档案里只能找到他对党隐瞒的列宁遗嘱，其中指出斯大林的不忠实和滥用权力。列宁给我的是无限的道德信任状，而发给斯大林的却是道德墨藉证①，只要把这两份文本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了解列宁对我和斯大林的态度了。
①帝俄时对革命志士发的身份证，持有者不得任公职或进学校读书。——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