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12点钟快到了。斯莫尔尼宫变成了一座堡垒，它的顶楼上有20来挺机枪，是前执行委员会遗留下来的。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队长格列科夫上尉是公开的敌人。为此，机枪队长专门来告诉我：机枪手们服从布尔什维克指挥。我派了一个人（大概是马尔金）去检查机枪。发现机枪的机件失修，根本没有保养。机枪手们一贯偷懒，正是因为不愿意保卫克伦斯基。我把一支可靠的机枪队调入斯莫尔尼宫，当时正是10月24日①灰蒙蒙的清晨。我在楼上、楼下各层间走动：一方面是为了别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另一方面是需要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妥当，鼓励需要鼓励的人。在斯莫尔尼宫那几条半明不暗走廊的石板地上，士兵们脚步咚咚地拖着隆隆作响的机关枪。这就是我新调来的机枪队。还留在斯莫尔尼宫里的少数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从门缝里探出睡意朦胧、惊惶万状的脸。这阵悦耳的声响不会预示什么好兆头。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匆匆溜出了斯莫尔尼宫。于是我们便成了整个建筑物的主人。它将把自己布尔什维克的头高扬在城市和全国的上空。
①当时，俄国正式使用旧历，按公历是11月6日。这就是有时称做十月革命，有时称做十一月革命的原因。
清晨，我在楼梯口碰见了两位工人，一男一女，他们从党的印刷所跑来，累得气喘吁吁。政府封闭了党中央机关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报纸。政府派来的几个特务在士官生们的陪同下封闭了印刷所。乍一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印象，即形式的东西对人的头脑竟有如此之大的威力。“难道不能把封条撕下来吗？”女工问。“撕吧，”我回答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给你们派一个警卫队。”“工兵营驻扎在我们附近。士兵肯定会支持我们的。”女工自信地说。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即颁布命令：1,“革命报刊的印刷所必须启封；2，建议编辑部及排字工继续出版报刊；3，保卫革命印刷所，防御反革命骚乱的光荣任务赋予立陶宛团和第六预备工兵营的英勇士兵。”从此，印刷所的工作没有间断过，两份报纸继续照常出版。
24日在电话局遇到了困难，士官生盘踞在那里。在他们的保护下话务员开始反对苏维埃，不给我们接线。这还是第一起孤立出现的怠工事件。革命军事委员会派水兵部队前往电话局。他们在大门日安下两门小炮，电话便通了。管理机关的占领是这样开始的。
在斯莫尔尼宫的三楼拐角上的一间小房间里，委员会在不停地进行着会议。有关军队调动、士兵和工人的情绪、在军营里进行的宣传鼓动、大屠杀组织者的意图、资产阶级政客和外国大使馆的阴谋、冬宫的状况、前苏维埃各政党的会议等各方面的消息都集中到这里。来报告消息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工人、士兵、军官、看门人、社会主义者、仆人和小官吏的妻子等等。有许多人报上来的纯粹是无稽之谈，有些人却提供了重要而有价值的情报。我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离开过斯莫尔尼宫，和衣在皮长沙发上过夜。我只能抽空睡一会儿，而且还经常被信使、侦察人员、自行车队士兵、电报员和不断的电话铃声唤醒。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很清楚，回头路是没有的。
24日夜晚，革命委员会成员们分赴各区。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稍晚一些时候来了加米涅夫。他是反对起义的。但愿意和我一起度过这决战之夜。于是我们俩就呆在三楼拐角的小房间里。在这决战之夜，它很像船长的舰楼。隔壁一间大而空旷的房间是电话间。大事小事都往这里打电话。阵阵铃声更加强烈地衬托出警觉的寂静。很容易想象出当时彼得格勒的夜色：空旷的街道，灯光昏暗，秋季海风四处吹动，资产者和官吏阶层的人们蜷缩在被窝里，尽力猜想在那可疑而危险的街道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区则是紧张的战地野营。在沙皇宫殿里，各种委员会和各参政党在协商会议中累得精疲力尽，在这里，活的民主幽灵碰上了徘徊不去的君主政治之灵。大厅里绸缎和金碧辉煌的色彩时而因煤炭缺乏而沉浸在黑暗之中。各区都有工人、水兵、士兵小分队在值勤，年轻的无产阶级战士斜挎着步枪和机枪的子弹带，街上纠察队在簧火旁取暖。在这个秋夜里，首都就要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它的精神生活就集中在这20多台电话机上。
从各个市区、各郊区和进首都的各个要道口来的消息都汇总在三楼的房间里。看来一切都已考虑周全、指挥人员各就其位、通信有保障。似乎没有遗漏什么了。在脑子里再检查一次。今晚是决战之夜。头一天，我在对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报告中，确信不疑地说：“如果你们不动摇，内战就不会发生。我们的敌人将立即投降，你们也可以得到你们应得的位置。”对胜利决不能有丝毫怀疑。起义的胜利是有十分把握的。但是，这几个小时仍是提心吊胆、十分紧张。因为即将来临的夜晚将决定一切。
政府一方面动员士官生，一面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出涅瓦河。命令是针对那些布尔什维克水兵的，也就是在8月间斯科别列夫恭敬地请求他们保卫冬宫免遭科尔尼洛夫攻击的那些水兵。海员们向革命军事委员会请示应该怎么办。“阿芙乐尔号”在那夜仍然屹立在前一夜抛锚的地方没有动。有人从帕甫洛夫斯克给我打来电话报告：政府从那里调动炮兵；从皇村调了一个突击营；从彼得戈夫抽调准尉学校。克伦斯基正把士官生、军官、妇女突击队员调进冬宫。我则派委员们在通往彼得格勒各要道口建立牢固的武装警戒线。派遣宣传员去对付政府调来的队伍。一切往来的联络都使用电话，完全可以被政府特务窃听。但是，它是不是还会监听我们的电话呢？“如果你们不能用宣传来阻止他们，就使用武器。你们要用生命来担保。”我再三重复了这句话。不过，我自己也还不完全相信自己命令的威力。革命过于轻信、宽宏大量、乐观和轻浮，它以武装力量威胁多于真正动武，它仍然希望用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当前，这样还可以行得通。聚集起来的敌对分子被它的热气一吹，就烟消云散了。还在24日，我曾颁布命令：一旦在街上发现破坏活动，立刻动用武器无情惩罚。但敌人连想也不敢想上街，纷纷躲了起来。整个街道都在我们手里。在通往彼得格勒的各要道口，我们的委员彻夜不眠。准尉学校和炮兵部队没有响应政府的号召，只有一部分奥拉宁包姆士官生趁着夜色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我通过电话监视着他们下一步的动向。最后，他们的行动以派人到斯莫尔尼宫谈判告终。临时政府寻找支援纯属徒劳，它的基础已经丧失殆尽。
新调来的机枪队加强了斯莫尔尼宫的外围警戒。我们与各卫戍部队的联络畅通无阻，各团内的值勤连彻夜不眠，委员们都各就各位。各战斗部队的代表都在斯莫尔尼宫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调遣，以防总部和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各区的武装部队在街道行动，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机关，有时按门铃，有时不按铃就直接把门打开。这些部队几乎到处都遇到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们的朋友。派往各车站的特派员们敏锐地监视着来往的火车，特别注意军事调动的情况。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城里最重要的地方未经战斗和流血牺牲就都转入我们的手中，我们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电话里传来消息：“我们在这里。”
一切都好，好得不能再好了。现在我可以离开电话机了。我坐到长沙发上。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一阵疲倦感像波浪一样冲上头来。“给支烟吧！”我对加米涅夫说。在那些年里我还在吸烟，尽管吸得不多。我深深地吸了两口，刚刚在心里说：“就是缺这个，”就失去了知觉。当身体有病痛时发生昏厥的毛病是从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一位美国医生据此认为我患有癫痫病。醒来时，我看见加米涅夫俯身看着我，满脸惊慌。“是不是需要搞点什么药来？”他问。“最好能搞点吃的来，”我想了想回答说。我尽力思索最后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但是想不起来，反正不是昨天吃的。
第二天早晨，我浏览了一下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报纸对已经开始的起义只字不提。它们只是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叫喊什么武装士兵即将开赴前线、溃败、不可避免的流血牺牲以及一场政变等等，而对实际上已经发生的起义却视而不见。报界对我们同参谋部的谈判信以为真，把我们的外交声明当作是举棋不定。而在这时，我们的士兵、水兵、赤卫军各部队奉从斯莫尔尼宫贵族女子学院发出的命令，正在没有一点儿骚乱，没有冲突，几乎是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机关。
清晨，当居民们揉着惊恐的眼睛醒来时，已是身在新政体之中了难道布尔什维克真的夺取了政权？市杜马的代表团来拜见我，提了几个不可思议的问题：问我们是否准备出征，有多大规模，在什么时候？杜马有必要“在24小时之内”了解这些情况；苏维埃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安全和秩序？等等，等等。我没有正面回答，但对他们解说了辩证的革命观，并建议杜马通过一个代表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建议比起义本身更叫他们害怕。最后我像往常一样，本着武装防御的精神说：“如果政府用铁来对付我们，我们将用钢来回报”。“你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反对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解散我们呢？”我回答说：现杜马反映昨天；如果发生冲突，我们将建议居民群众就政权向题重新选举杜马。代表团离开时，像来时一样糊涂。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加坚定的胜利信心，一夜之间，发生了某些根本的变化。3个星期以前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取得了多数。但那时我们只是一面旗帜，没有印刷所，没有经费和下设行政部门。就在这一夜里政府还做出了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决议，搜集我们的住址。但现在杜马竟派代表来找“被逮捕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探听自己的命运了。
政府依然盘踞在冬宫，但已经变成了自己的影子，在政治上它已经不存在了。冬宫从10月25日以来逐渐被我们部队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中午1点钟，我对彼得格勒苏维埃作当前的形势报告。对这个报告报纸上是这么报道的：“我代表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临时政府已经垮台（鼓掌）。有些部长已经被逮捕（欢呼声）。其余的也将在近几天或几小时内被逮捕（鼓掌）。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革命卫戍部队解散了临时议会①（掌声雷动）。我们在这里彻夜不眠，通过电话了解革命士兵、工人近卫军如何悄然无声地完成着自己任务。市民安然入睡，不知道此时正在进行着政权的更迭。火车站、邮局、电话局、彼得格勒电讯社、国家银行都已占领（热烈鼓掌）。冬宫还没有占领，但它的命运将在这几分钟内决定（热烈鼓掌）。”
①俄国临时议会系于1917年9月组成的政治协商机构。——译注
这样简单的报道会使人对会场的情况产生不正确的印象。我的记忆中，当我谈到当夜政权的更替时，几秒钟之内大厅里鸦雀无声，此后，才鼓起掌来。但它不是暴风雨般的，而是有些迟疑的掌声。整个大厅都在感受着、期待着。当准备战斗时，工人阶级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热情澎湃。当我们一步跨过了政权的门槛，冲动的热情被警觉的思考所代替。正确的历史本能就表现在这里。要知道我们将面临着旧世界最疯狂的反抗、战争、饥寒交迫、破坏、流血和死亡。我们能战胜这一切吗？许多人这样问自己。因此产生了短暂的疑虑。我们能战胜！众口一词地回答。新的危险在远方闪现，而当前是伟大胜利的感受。它使我们血液沸腾，这种感受在为列宁而召开的热烈的欢迎会上宣泄出来。他在缺席几乎长达4个月之久后，初次出席了这里的会议。
深夜里，我们等待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同列宁在会议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休息。那儿空荡荡的，只有几张椅子，不知是谁给我们铺上了毯子。有人——大概是列宁的妹妹——给我们拿来了枕头。我们并排躺着。肉体与灵魂松弛下来，好像绷得过紧的弹簧一样。这是一次应该得到的休息。我们都睡不着，低声地交谈着。列宁到现在才完全谅解了起义的拖延，他的忧虑消除了。在他的语调里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真挚，他详细地询问了关于布置在各处的赤卫军、水兵和士兵混合组成的纠察队。“这是多么壮丽的画面啊！工人手执武器和士兵一同站在簧火旁边，”他深有感触地一再重复着，“士兵和工人终于结合起来了！”后来，他忽然想起：“那冬宫呢？到现在还没有拿下来？千万别出什么问题！”我欠起身来，想打电话了解战斗的进展。但列宁拦住了我：“您躺下吧。我马上委托个人去问。”但是，不能久躺。大厅里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跑来找我说：“马尔托夫在发言。请您去呢。”马尔托夫声嘶力竭地谴责阴谋家，预言了起义将彻底失败，并要求我们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那些在昨天还站在当权者一边诽谤我们、搜捕我们的政党、竟在我们把它们推翻之后，又要求我们与之妥协。我答复马尔托夫，并通过他答复了昨天的革命：“既成事实是起义，而不是阴谋。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我们锻炼了工人、士兵的革命毅力，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我们的起义胜利了。现在有人向我们建议：放弃胜利吧，签定协议吧。和谁？你们是可怜虫，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到你们今后应该去的地方：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这就是从4月3日列宁来到彼得格勒开始的长期对话的最后一段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