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以来，我游离在两个社会民主党派之外。在1905年到1917年的革命中我同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在反动的年代里，我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上捍卫革命方式、反对孟什维克。但我还没有对孟什维克向左转丧失希望，作了许多统一的尝试。直到战时，我才认识到孟什维克已无可救药。在纽约，我于3月初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阶级力量和俄国革命前景的问题。就在那些日子里，列宁从日内瓦给彼得格勒寄去了他的《远方来信》。我们虽然身在大洋两岸，但写下的文章却作出了同样的分析、同样的预测。在所有的基本问题（对农民、对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对战争、对国际革命的态度）上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历史的试金石检验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这个检验是在高纯度的化学试验条件下进行的。我并不知道列宁的目标，我只是从自己的前提、自己的革命经验为出发点，指出了同样的前景、同样的战略路线、与列宁完全一致。
也许在那时期，对所有的人来说，问题已经相当明朗，并普遍地接受了它的答案了吧？不，正好相反，1917年4月4日以前的这段时间内，也就是列宁第一次出现在彼得格勒的舞台上之前，列宁的目标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目标。在俄国国内的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想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在列宁回来前夕召集的由几十位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党的会议表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超越民主革命的水平。难怪这一次会议的记录一直被隐瞒至今。斯大林的方针是支持古奇科夫—米留可夫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合并。持这种或更加机会主义立场的有李可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和所有现领导者和半领导者。在二月革命中，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人在雅库茨克伙同孟什维克发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这份报上发挥最庸俗的地方机会主义观点。现在重印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雅库茨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文章是意味着从思想上杀死他，如果他这个人还能有思想死亡的话。当今的“列宁主义”卫道士就是一批这样的人。我固然知道，他们在自己生命的不同阶段里，跟随在列宁身后、重复他的言论和手势。但在1917年之初，他们却表现了自己。环境非常艰苦，应该在列宁不在的时候表现他们自己从列宁学说中学到了一些什么和在列宁不在的时候他们能干些什么。让他们从自己行列中指出一个，那怕是唯一的一个人，他能独立地站到在日内瓦的列宁和在纽约的我一致表述的立场上来。他们连一个也指不出来。在列宁回来以前，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编的彼得格勒《真理报》永远是故步自封、盲目和机会主义的证明。然而广大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自发地投入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之中，不管是对党，还是对国家来说，根本就没有其他道路。
为了在反动年代里捍卫不断革命的前景，应该具备理论的预见性。为了在1917年3月提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应有相当灵敏的政治嗅觉。但在今天的领导人之中，不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具备预见能力，连表现出有嗅觉的人也一个没有。在1917年3月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比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立场走得更远，没有一个人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我比列宁迟一个月到彼得格勒，劳合·乔治把我在加拿大整整扣了一个月。我回国时党内的情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列宁呼吁党员群众反对无能的领导者。他领导了系统的斗争反对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在那些日子里，他就是这样描写他们的，“他们在我党历史上不只一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他们不去研究新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特殊性，只会不求甚解的重复背熟的公式。”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试图反抗，斯大林却默默地退到一旁。在那时期，斯大林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来评价自己昨天的政策，为靠拢列宁的立场铺平道路，他只是沉默着。他在革命第一个月中的可悲的领导工作搞得他声望扫地，他宁愿遁入阴影之中。他没有公开出来捍卫列宁的观点，他回避表态，等待时机。在为起义做理论和政治准备工作的最紧要关头的那几个月里，斯大林在政治上干脆就是个零。
在我回国之前，还有很多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兼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是斯大林、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在革命前期和战时所持的立场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应该承认，斯大林在战时的立场是任何人都不了解的。他不曾就这个不算不重要的问题写过一行字。目前，全世界共产国际的教科书，斯堪的纳维亚共青团、澳大利亚少年先锋队再三重复牢记：托洛茨基在1912年8月试图统一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但从来没有什么地方说过一句有关斯大林在1917年3月间鼓吹与采列捷利的党统一的事，以及实际上到1917年中期列宁仍不能使党彻底离开这个泥坑。正是当时的临时领导人、今天的追随者把它拖入这个泥坑的。在革命开始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理解革命的意义及其方向的情况，到现在被描绘成特殊的辩证的深刻性，与托洛茨基主义邪说相对照，该邪说竟敢自称不仅认识过去，而且能预见未来。
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决定了党的新方针。当我来到彼得格勒后，曾对加米涅夫表示：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我背离列宁的《四月提纲》。加米涅夫只简单地回答：“那还用说！”我正式入党以前曾参与了起草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的文件。当时，谁也没有想过问我是否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而在追随者堕落阶段，加香①、台尔曼②之流以及其他十月革命的食客们千百次地盘问过我。如果那时能够发生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那么，党的领导阶层在4月间只能把列宁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加米涅夫就公然、固执地这么说，其他人则将小心翼翼地在背后搞。几十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我回到俄国之后对我说：“现在你是交上好运了。”我不得不对他们证明，不是列宁在新时期“转到”我的立场上来，他只是发展了他自己的观点。发展的进程以算数替换代数学，揭示了我们观点的基本一致。事实也的确如此。
①加香，马赛尔（1869—1958）法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历任法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译注
②台尔曼，恩斯特（1886—1944）德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德国共产党主席，1944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杀。——译注
在我们最初的会晤中，在7月以后更多的会晤中，列宁给人的印象是在安详和平凡的表象下，隐藏着高度集中的精力和极其专注的内在力量。那时，克伦斯基集团好像无所不能，而布尔什维主义则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官方当时就是这样蔑视它的。党本身也还不能认清自己在日后的力量。就是在这时候，列宁却信心十足地率领它去完成最伟大的任务。我全力以赴地协助他工作。
在十月革命前两个月，我写道：“国际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可以随便出卖的抽象思想（像采列捷利和切尔诺夫所认为的那样），而是真正的指南和切实可行的实践原则。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欧洲革命，持久的、决定性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在那时我还不能把斯大林——这位社会主义能在一国建成的哲学家——的名字和采列捷利、切尔诺夫并列在一起。我用下面这段文字结束了文章：“用不断革命来对抗不断屠杀！这就是斗争的实质。人类命运的最后希望就寄托在这场斗争上！"这篇文章于9月7日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为什么不断革命这一异端口号的今天的批评家们当初却默不作声呢？他们哪里去了？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在谨慎地等待时机、左顾右盼，如斯大林；另一些人藏在桌子底下，像季诺维也夫。但更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列宁怎么能容忍我那些异端宣传呢？在理论问题上他从来不肯放纵与迁就。他怎么能容忍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鼓吹“托洛茨基主义”呢？
1917年11月1日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会议上——这次在一切方面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会议的记录迄今秘而不宣——列宁说，在托洛茨基确信不可能与孟什维克统一之后，“不曾有过比他更出色的布尔什维克。”他以此清楚地表明（而且不是第一次）；不是不断革命的理论把我们隔离了，而是更局部的问题（尽管十分重要），即如何对待孟什维克的问题。
革命两年之后，列宁回顾道：“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时，布尔什维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中与它接近的各流派的全部精华。”如此强调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流派的优秀代表，列宁首先指的就是现在被称为“历史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对此不应有丝毫的怀疑。难道还有哪一个别的流派能比我所代表的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呢？列宁指的还能是哪一个呢？是马赛尔·加香吗？或是台尔曼？列宁在全面地考察了党的发展过程之后，认为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敌对的和异己的、而是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我们看到，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和追随者们利用列宁逝世和反动的浪潮所制作的欺骗性漫画毫无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