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苏维埃大会上宣读了我就克伦斯基准备在前线发动攻势而提出的宣言。我们指出了进攻是冒险行动，它威胁着军队本身的生存。但临时政府被自己的空话所陶醉。部长们把被革命彻底震动了的士兵群众还看作是能随心所欲、任意摆布的粘土。克伦斯基巡视了前线。他恳求、威胁、跪下来吻大地……一句话，出尽了洋相。但对折磨着士兵的问题却一个也没有答复。在廉价效果的错觉下，他确信能得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支持，于是指挥了进攻。但是当布尔什维克的预言不幸言中时，他们又纷纷指责布尔什维克。造谣诽谤汹涌而来。反动势力在立宪民主党的掩护下，四面围攻，索取我们的人头。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彻底破灭了。彼得格勒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一马当先起了前卫的作用。在7月的日日夜夜里，前卫部队与克伦斯基政府发生了一场公开的冲突。这还不算是起义，只不过是一次深入的侦察战。但在这场7月冲突中发现在克伦斯基的身后并没有一支“民主的”军队。那些支持他反对我们的势力，都是反革命势力。
关于机枪团的示威和它向其他部队、工厂发表号召书的事，我是在7月3日于塔夫利达宫开会的时候知道的。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是太意外了。示威游行是在无名氏的倡议下从下面自行发起的。第二天，示威活动的规模更大，我党也参加了。塔夫利达宫到处是人民群众。口号只有一个：“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在宫前有一群形迹可疑的人。他们在群众中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劫持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并把他推进了汽车。群众对部长的命运并不关心，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他表示同情。切尔诺夫被绑架并且生命难保的消息传进宫中。民粹党人决定出动机枪装甲车营救他们的领袖。他们声望的低落，使他们变得神经质了：他们打算硬干。我决定设法和切尔诺夫同乘汽车离开群众的包围圈，然后再释放他。但是率领喀琅施塔德水手参加示威游行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中尉布尔什维克拉斯柯尔尼科夫十分激动地坚持立即释放切尔诺夫，否则人们会说切尔诺夫是被喀琅施塔德人逮捕的。我试图满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要求。下面我引用他本人的话。
“假如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帮忙的话，”感情外露的海军中尉在回忆录中说，“很难说激动的群众的骚动会持续多少时间。托洛茨基同志纵身跳上车厢前部，他像不耐烦久候那样，一只手有力地一挥，示意大家安静。霎时间人们都静了下来。列夫·达维多维奇说了短短的几句话，声音宏亮、清晰、铿锵有力。他问：‘有同意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的，请举手’……人们连嘴都没有张，”拉斯柯尔尼科夫继续写道，“‘没有一个人说一个字的相反意见’。托洛茨基转身面向农业部长切尔诺夫作手势请他下汽车，庄重地说：‘切尔诺夫公民，您自由了。’切尔诺夫这时已经半死不活。我扶他走下汽车。他神情萎靡痛苦，迈着蹒跚的步履走上台阶，隐没在塔夫利达宫的前厅里。对胜利感到满意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同他一起走了。”
如果把过于热烈的感情色彩除去，那个场面的记述是准确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对方的报刊断言是我逮捕了切尔诺夫，妄图对他私设公堂。切尔诺夫本人则羞怯地保持着缄默：作为一个“人民的”部长怎么能承认保住脑袋靠的不是自己的声望，而是布尔什维克出面庇护呢？
一个代表团接着一个代表团以示威者的名义要求执行委员会掌握政权。奇赫伊泽、采列捷利、唐恩、戈茨都像一尊尊雕像般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不给代表团作任何答复，只是茫然地眼望他方，或不安而神秘地互相对视。布尔什维克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支持工人和士兵代表团。主席团却保持沉默：他们在等待。等什么呢？……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深夜里宫顶上响起胜利的军号声。主席团就像触电般复苏了。有人扬扬得意报告说，沃伦斯基团从前方回来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遣。原来在庞大的彼得格勒卫戍区里，“民主党”没有它可依靠的部队，只好等待从前方回来的武装力量。现在，整个形势立即改观：代表团被纷纷赶了出去；剥夺了布尔什维克的发言权。民主党首领决定为群众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向我们进行报复。执行委员会的讲坛声称，武装暴动已被忠于政府的军队平定。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反革命政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来了一个沃伦斯基团。三个半月之后，这个团一致参加了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行动。
5日清晨我与列宁会晤。群众的进攻已被击退。列宁说：“现在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枪毙。这正是他们下手的时机”。但列宁过高地估计了对方——不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凶狠，而是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决心和行动的能力。他们没有枪毙我们，尽管已距此不远了。街头巷尾布尔什维克到处遭到殴打，甚至被打死。
士官生们洗劫了克舍辛斯基宫、捣毁了《真理报》的印刷所，印刷所门前的那条街上撒满了手稿。我那本《致诽谤者》的论战性小册子也同其他书籍一起被毁。7月的深入侦察战变成了单方面的战斗，因为我们没有投入战斗，所以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胜利。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了起来。到处进行着大规模的搜捕，并殴打被捕的人。哥萨克和士官生没收了被捕者的钱，借口说这些都是“德国人”的钱。许多同路人和半熟的朋友都背离了我们。在塔夫利达宫我们被宣布为反革命，实际上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了。党的领导圈子里局势也不妙。列宁不在，加米涅夫派又抬头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人坐观事态发展，以便日后炫耀他们的聪明才智。塔夫利达宫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感到孤立无援。它派代表团请我作当前形势的报告。尽管我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因为正式合并延期到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当然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我和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谈话奠定了一种道义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在敌人的沉重打击下才能建立。我谈到，经过这次危机，我们将面临迅猛的高潮；一旦群众在验证了我们对事业的忠诚后，将加倍坚定地跟我们走；在近期内应该警惕地注视所有的革命者，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正确无误地衡量一个人。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党团热情、感激地欢送我时，我心中仍充满了喜悦。穆拉洛夫说：“列宁不在，留在这里的人中只有托洛茨基一个人没有惊慌失措。”如果我在其他环境下写这些回忆（不过，在其他环境下我是根本不会写的），我将难于转达我目前在这几页中所叙述的许多东西。但是我至今不能忘怀追随者们最热衷有组织地大规模篡改历史。我的朋友们有些入狱，有些被流放。我不得不讲讲自己在其他环境下不愿说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事情不仅关系到历史真相问题，还关系到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斗争问题。
从此开始了我同穆拉洛夫坚如磐石的战斗的政治友谊。关于这个人在这里应稍说几句。穆拉洛夫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领导了1905年莫斯科革命。1906年在谢尔普霍夫，穆拉洛夫碰上了黑色百人团搞大屠杀，这种屠杀像往常一样是在警方的保护下进行的。穆拉洛夫这个伟岸的巨人，他英勇无畏、心地善良。他同几个别的左派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行政大楼被敌人包围了。穆拉洛夫手里拿着手枪走出大楼，稳步朝群氓走去。群氓后退了，但是黑色百人团的突击队拦住了他的去路。赶车人在旁起哄。巨人照样前进。他举起手枪喝令“闪开！”人们朝他扑来。他当场击毙了一个，又打伤了一个。这群人就四散奔逃了。他仍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像破冰船似的，在人群中冲开一条路，徒步朝莫斯科走去。案子拖了两年多。不管反动派如何猖狂，他仍被宣布无罪。就其所受教育来说，他是农业师，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在汽车连当过兵，莫斯科十月革命战斗中的领导人。胜利后穆拉洛夫曾是第一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他是革命战争中的无畏的统帅。他一向稳健、朴实、从不装腔作势。在行军中他不知疲倦地以具体事情做宣传：提出农业方面的建议，帮助收割庄稼，抽空给人和牛治病。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从他身上放射出镇定自信和温暖的光芒。战事结束后，我同穆拉洛夫总是设法在一起度过空闲的日子。对狩猎的爱好也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一同驱车奔驰在南北各地，有时打熊、捕狼，有时打野鸡和地鵏。现在穆拉洛夫作为被流放的反对派成员，在西伯利亚打猎呢。
在1917年7月的日子里，穆拉洛夫毫不动摇、鼓舞了许多人。那时，我们每个人要有很大的自持力才能在塔夫利达宫的走廊、大厅里昂首挺胸地走动。因为我们在忍受夹道鞭笞刑罚：愤怒的目光、恶毒的耳语、分明叫我们看的彼此用肘轻撞（表示“你瞧，您瞧”）；有人干脆对我们咬牙切齿。当妄自尊大的“革命”庸人发现那意外地把他们抬上权力顶峰的革命开始威胁着自己短暂的尊贵地位时，自然会暴跳如雷。世上没有比他们更疯狂的人了。在那些日子里到执行委员会食堂去的路真正是一条小型的各各他①。食堂发的早餐是茶和夹乳酪或红鱼子酱的黑面包。这种红鱼子酱当时在斯莫尔尼宫，后来在克里姆林宫都有很多。午餐发的是汤和一块肉。执行委员会食堂的服务员是士兵格拉福夫。在对我们诽谤中伤达到最高潮、列宁被宣布为德国间谍而躲进窝棚的时刻，我却发现格拉福夫经常眼望别处，偷偷地塞给我一杯最热的茶，最好的夹肉面包。显然，格拉福夫同情布尔什维克，但不想让上司发现。我开始仔细观察，发现像格拉福夫这样的人不只一个。所有斯莫尔尼宫的下层人员：看门的、送信的、警卫员等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这时我对自己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但目前也仅是一半。
①各各他位于耶路撤冷郊外，是耶稣殉难处。——译注
报界对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极其凶恶和卑鄙无耻的攻击。其凶恶和卑鄙的程度只有好多年以后斯大林对反对派所发动的攻势才能胜过。卢那察尔斯基在7月间发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声明。报界不无理由地把它们解释为退出布尔什维克的声明。有几家报纸把这样的声明硬栽到我头上。我给临时政府写信，声明我和列宁完全一致，并在信的末尾写道：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法令，你们没有理由把我排除在外。我和上述同志一样，是临时政府所有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对此你们是没有怀疑余地的。部长老爷们根据这封信得出了应有的结论，把我作为德国间谍逮捕了。
在5月，当采列捷利诬蔑海员，并解除了机枪连的武装时，我就曾预言说：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求助于水兵来对付那些想扼杀革命的将军。8月里这样的将军登场了，他叫科尔尼洛夫。采列捷利果然向喀琅施塔德的水兵求援，他们没有拒绝。“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进了涅瓦河。我的预见实现得如此之快，但我只能在“十字架”狱内看到它的实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派代表团来见我请示：是保卫冬宫呢，还是突击占领它？我劝他们，在没有解决科尔尼洛夫之前暂缓和克伦斯基算账。“我们的东西跑不了的。”“跑不了吗？”“跑不了。”
妻子和孩子们来探望我，他们在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经验。孩子们在熟人，退休上校В．家的别墅里过夏。那里聚集的大部份是军人，他们在酒后就咒骂布尔什维克，在7月事件中咒骂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久以后，这些军官中有一些人去了南方，后来的白军干部就是在那里聚集起来的。有一个年轻的护国主义者在吃饭时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我的大儿子抄起椅子扑向那人，小儿子拿起餐刀去助战。大人们把他们拉开了。孩子们把自己锁在屋子里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他们还打算悄悄地步行到彼得格勒，打听那地方是怎么对待布尔什维克的。幸亏母亲赶到了，她安慰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回城里。但城里的情况也不太好，报纸在抨击布尔什维克，父亲蹲在监狱里。革命完全辜负了人们的期望。这一切没有妨碍孩子们欢欣地看到母亲在接见室里，隔着铁栅栏偷偷地塞给我一把修笔刀。我照旧安慰他们说，真正的革命还在前头。
我的女儿们已经更严肃地卷进政治生活之中。她们在摩登马戏场参加集会，并参加了示威游行。在7月间她们受到一群暴徒的围攻，一个失落了眼镜，两人都丢了帽子。她们俩都惟恐失去那刚刚进入她们视野的父亲。
在科尔尼洛夫①向首都进军的日子里，监狱势如千钧一发。人人都清楚，如科尔尼洛夫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把克伦斯基逮捕的布尔什维克统统处决。除此以外，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担心在首都的白卫军分子袭击监狱。为了保卫“十字架”监狱派来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它显然不是“民主党”的，而是布尔什维克的，并且随时准备释放我们。这个举动本来可以作为立即起义的信号；但是现在时机还未到。同时，政府本身出于召唤布尔什维克水兵来保卫冬宫的同样原因，开始释放我们。从“十字架”监狱出来，我直接来到刚刚成立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在这里出席会议的正是那些把我作为霍亨索伦王朝的特务关进监狱的老爷们。现在还没有撤销对我的指控。民粹党和孟什维克党徒，说句老实话，一看见他们的尊容就希望科尔尼洛夫能抓住他们的领口把他们甩上天去。但是这个想法不单是用心不良，而且也不策略。布尔什维克在防务上已经担起了主要的任务，到处都占着首要的位置。科尔尼洛夫暴动的经验补充了7月的经验。再一次发现克伦斯基及其一伙的身后没有任何独立的力量。那支奋起抗击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就是日后举行十月革命的部队。我们利用了这个危机来武装工人。他们正是那支先前采列捷利不遗余力地想要解除他们武装的工人队伍。
①科尔尼洛夫，拉夫尔·格奥尔吉耶维奇（1870—1918）俄国将军，1917年7—8月任总司令，同年8月末发动政变。内战期间组织“志愿军”，在战斗中被击毙。——译注
这些日子城里平静了下来。一些人怀着希望，另一些人担惊害怕地等待着科尔尼洛夫。孩子们听人说：“明天就可能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有穿好衣服，他们就睁大了眼睛向窗外张望：来了没有？但是科尔尼洛夫没有来。群众的革命高潮如此强大，使科尔尼洛夫暴乱冰消瓦解。但这次兵变并非没有痕迹，而是全部变成了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因素。
我在科尔尼洛夫暴乱的日子里曾这么写过：“报应是不会太迟的。被驱逐、迫害、诽谤的我们的党，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迅速成长壮大。这个过程很快就从首都扩展到外省，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和军队中……我们的党时刻都是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它必将在镇压之火中成为一切被压迫、受摧残、被欺骗、受荼毒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我们勉强赶上了汹涌的潮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布尔什维克的人数日益增多。我们的人已达到半数，而主席团里还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样就发生了改选苏维埃主席团的问题。我们向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建议组成联合主席团。后来才知道，列宁对这个作法并不满意，他恐怕其中掩藏着调和主义的祸水。但是任何妥协也没有发生。采列捷利不顾不久以前共同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情谊，拒绝了组成联合主席团的建议。不过这正中我们的下怀，现在只能通过对候选人投票来解决问题了。我提出问题：在我们的对手的名单里是否应列入克伦斯基的名字？克伦斯基在形式上是主席团成员之一，但他从未到过苏维埃，并且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对它的蔑视。我提的问题使主席团措手不及非常狼狈。虽然大家都不喜欢他，也不尊敬他，但又不便把总理排斥在外。主席团成员在一阵窃窃私语后答复说：“当然列入名单。”这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下面就是会议记录中的一个片断：“我们曾确信，克伦斯基不再是苏维埃的成员（暴风雨般的掌声）。但原来是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在奇赫伊泽与扎瓦杰之间游荡。当建议你们赞成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请记住，就是建议你们赞成克伦斯基的政策（暴风雨般的掌声）。”这又使其他一百多名摇摆不定的代表投向我们的一边。苏维埃的成员多达千余人。投票是走到门外进行的，大厅里气氛非常激动。因为此事不是关系到主席团，而是关系到革命。我同一些朋友在会场外散步，我们估计自己得的选票离半数只差百余票，并认为这就是胜利。结果却是：我们得票比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联盟还多出一百余票。我们成了胜利者，我当了主席。采列捷利在告别时，祝我们能在苏维埃哪怕能支撑他们领导革命的时间的一半也好。换句话说：我们的对手只想把权力交给我们顶多3个月。他们大错特错了。我们信心百倍地朝政权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