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三章 民主



“要么民主,要么内战”
民主的帝国主义堕落
民主的形而上学
立宪会议


“要么民主,要么内战”


  考茨基有一条清晰而唯一的救赎之路:民主。为此仅需要每个人都承认它并承诺服从它。右翼社会主义者必须放弃他们为履行资产阶级意志而制造的血腥暴力。资产阶级自己必须放弃在其诺斯克[1]和中尉沃格尔[2]的帮助下将自己的特权地位捍卫到底的想法。最后,无产阶级必须永远放弃用宪法未曾允许的任何其它手段赶走资产阶级。如果上述条件可以得到满足,社会革命将能无痛溶解进民主之中。就像我们看的那样,为了成功,给我们动荡的历史戴上一顶帽子,再从考茨基的鼻烟壶中借用一点智慧就足够了。
  我们的智者暗示说:“只存在着两种可能,不是民主便是内战。”[3]但是在德国,“民主”的形式要素已经正式到位,内战却没有片刻停息。考茨基承认:“完全可以肯定,德国在目前的国民议会领导下是绝不可能恢复元气的。如果反对现有的国民议会的斗争变成反对民主、反对普选、反对国民议会本身的组织的斗争,那就非但不会促进、反而只会阻碍德国的恢复过程。”[4]仿佛在德国问题在于选举权的形式,而不是实际权力的归属!
  考茨基承认,目前的国民议会无法使国家“恢复元气”。所以呢?游戏从头开始。但伙伴们会同意吗?未必如此。该党如果不利于我们,那么就显然有利于他们了。国民议会“没有能力恢复国家的元气”,却能够通过诺斯克暧昧的专政,为鲁登道夫的“严肃”专政做准备。为高尔察克作了准备的立宪会议便是如此。考茨基的历史使命正是等到政变以后写下第N+1本小册子,以便从过去的整个历史进程——从猴子到诺斯克,再从诺斯克到鲁登道夫——解释革命的崩溃。而革命政党的任务则不同:它得及时预见危险,并付诸行动来防止危险。为此,当前除了从真正的掌权者——暂时躲在艾伯特先生和诺斯克先生背后的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以外,别无他法。因此,历史道路从现有的国民议会开始出现分岔:要么是帝国主义匪帮专政,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两条路都不通向“民主”。考茨基看不到这一点。他废话连篇,不断解释民主对于群众的政治发展与组织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民主来实现全面解放。人们会以为,自《爱尔福特纲领》[5]写就以来,世界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值得关注的事情!
  正是在这段时间,这几十年以来,法国、德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和发展,充分利用了民主制度,并在其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政治组织。然而,这条通过民主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教育之路被一个重要事件打断了,那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阶级国家在其负有责任的战争爆发之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组织的帮助下,成功欺骗了无产阶级,并把他们拉入了自己的轨道。因此,民主方法本身在某一时代提供了所有无可争辩的益处,却显示出了自身行动力的极限。所以,两代无产阶级在民主条件下的教育根本没有为评价世界帝国主义大战这样的事件做好必要的政治准备。这一经验并未提供任何基础来断言:如果战争延迟十或十五年,无产阶级就会在政治上有更多准备。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不仅为劳动者的政治发展创造了比专制更有利的条件,而且还把这种发展限制在资产阶级合法性的范围内,巧妙地积累并巩固了无产阶级上层的机会主义习惯和法统偏见。在战争的灾难迫在眉睫之时,为了推动德国无产阶级走向革命,民主学校显然是完全不够的。它需要野蛮的战争学校、社会帝国主义的期望、最大的军事胜利和史无前例的失败。在这些改变了全世界,甚至也改变了《爱尔福特纲领》的事件发生之后,再笼统地谈什么民主代议制在无产阶级教育的地位,就意味着陷入了政治上的幼稚。考茨基的不幸之处正在于此。
  他写道:“无产阶级对于争取政治自由和参与政治事件的越来越严重的怀疑,使蒲鲁东主义[6]者活跃起来。今天,同样(!!)的思想已经产生,并且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产物、作为马克思所没有知道的而且也无法知道的经验的产物被提供出来。这些思想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旧的思想的变种,但它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比较正确。”[7]
  布尔什维主义原来是……热好了的蒲鲁东主义!从纯粹的理论关系上来讲,这是这本小册子中最无耻的断言之一。
  蒲鲁东主义者拒绝民主的理由与他们完全拒绝政治斗争的理由是相同的。他们支持在没有国家权力干预、没有革命政变的情况下存在的工人经济组织,主张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工人互助。而由于他们被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他们就宁愿选择民主,也不选财阀政治或革命专政。这与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以无产阶级集中权力的名义拒绝民主,而蒲鲁东主义者正相反,准备忍受被联邦原则稀释了的民主,来避免工人阶级革命的专权统治。考茨基明明有更多理由把我们比作蒲鲁东主义的对手,即布朗基主义[8],因为他们了解革命政权的意义,在掌握权力的方面不迷信形式民主的表征。但是,为了明晰共产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之间的对比,有必要补充下列事实:我们有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这一布朗基主义者曾经无法设想且现在依然无法设想的政变组织;我们有我们的党,这一我们曾经拥有并且现在仍然拥有的具有完整社会革命纲领的、不可替代的政治领导组织;最后,我们有我们的工会,这一经济改造的强大机器,完全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支持着苏维埃政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在失去了最后的理论自觉和历史意义时,才会说蒲鲁东主义的偏见在布尔什维克身上复活了。

民主的帝国主义堕落


  “民主”在政治词汇中具有双重意义,这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它指的是基于普选权和其他“人民专制”形式的属性之上的国家体制。另一方面,民主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本身,因为他们过政治生活,并且,在这两种意义上,民主的概念都遮掩了阶级差别。
  这一术语学上的特殊性有其深刻的政治基础。中间的、在阶级方面上分化不大的居民群体——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越是在国家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看上去就越稳定、越完整、越不可动摇。民主在十九世纪的北美合众国和瑞士达到了顶峰。在大洋彼岸,国家的联邦共和民主制度仰仗农场主的农业民主。在稍小的赫尔维蒂共和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坚实的农民构成了联合各州的保守民主的基础。
  民主国家诞生于第三等级反对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中,很快也成了用于对付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阶级矛盾的工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包含的人越多,后者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越大,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越低,这一制度在对付阶级矛盾一点上也就越成功。然而,时间过得越久,中间阶级就会越是无望地落后于历史发展,就越是被剥夺了代表国民发言的机会。不错,小资产阶级空论家(伯恩施坦[9]和考茨基)满意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消失并没有像马克思学派提出的那样迅速发生。确实,从数量上看,城市,特别还有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仍然占据着极其庞大的地位。但这一发展的主要内容反映在小资产阶级遗失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上:这个阶级对国民总收入贡献的价值量比小资产阶级数量下降得快多了。其社会、政治和文化重要性也相应下降了。历史发展越来越不以这些保守等级的继承者为基础,而是以社会两极的阶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基础。
  小资产阶级越是失去自己的社会意义,就越难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历史角力之中扮演权威仲裁者的角色。与此同时,具有相当数量的市民,特别还有农民,继续在代议制选举统计中寻求自身的直接表达。所有公民作为选民形式上的平等只是更公开地表达了“民主代议制”无力解决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无产者、农民和托拉斯领导人“平等”投票使农民在形式上成为两个对立者间的调解人。事实上,在社会和文化上落后、在政治上无助的农民,在所有国家中都支持了最反动、最冒险、最混乱和最腐败的政党,而归根结底,这些政党也总是支持资本而反对劳工。
  与伯恩施坦、桑巴特[10]、杜冈—巴拉诺夫斯基[11]等人的所有预言相反,中间阶级的生命力并未减弱,而是极大地加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危机。如果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是以化学反应般的纯净形式发生的,那么无产阶级通过民主议会机构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会比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要大得多。恰恰是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坚持的事实,也就是它的生命力,在资本主义破坏了政治民主的本质之后,甚至对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都是致命的。小资产阶级通过在议会政治中占据了它在生产中失去的地位,最终损害了代议制,使其成为了混乱的、充满闲话并阻碍立法的机构。仅仅因此,无产阶级身上就多了个任务:在独立于甚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夺取国家权力机器。这不是为了反对它的利益,而是为了反对它的愚蠢,反对它在无力的冲动中采取的那难以捉摸的政策。
  马克思在讲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时写道:“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12]这里的定义比法兰西帝国体制要更加广泛,它包括了由于大国的民族资本的全球野心而诞生的最新型的帝国主义。在经济领域,帝国主义以小资产阶级角色的最终衰落为前提;在政治领域,它意味着通过内部分子重组来彻底摧毁民主,并使其所有工具和机构完全服从于自己的目的。帝国主义通过忽略这些国家过去的政治命运来拥抱所有国家,表明了自己与任何政治偏见格格不入,表明了它一视同仁地准备并能够利用在社会方面重生和被自己征服的尼古拉·罗曼诺夫或威廉·霍亨索伦的君主制、北美合众国的总统专制以及法国议会中上百无助的、人造奶油式的立法者。最近的一次大屠杀,即资产阶级世界通过其进行自我更新的那场血腥洗礼盆,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画面——所有政府形式、治理系统、政治方向、宗教和哲学流派都在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画面。甚至许多在过去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发展准备期睡大觉,继续以传统思想面对民主、普选等概念的腐儒,在战争期间也感到这些熟悉的概念充满了一些新的内容。专制、议会君主制、民主制。在帝国主义面前——而因此也在即将取代帝国主义的革命面前,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统治权,从俄国沙皇专制到北美的准民主联邦制,在权力上都是平等的,并以不可分割地互相补充的组合形式结合到一起。帝国主义通过它掌握的一切手段,包括不考虑选举票的算术学的议会,成功地在关键时刻完全制服了城镇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也征服了上层无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掌握政权的标志,民族思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以国防口号获得了复苏。民族意识形态以令人出乎意料的鲜明程度在最近以牺牲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代价迸发出来。帝国主义幻梦的破灭——不仅包括战败者的幻梦,也包括胜利者的——最终破坏了曾经的民族民主,以及它的主要工具,即民主议会。在任何地方都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萎靡、恶劣与无助。在所有国家,国家权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力量匹配的问题,这个问题横贯在台面上或幕后主导的资本家集团及起义的革命无产阶级之间,前者有数十万训练有素、坚忍不拔、不可阻挡的军官,而后者处于中间阶级吓破了胆、张皇失措和意志消沉的条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无产阶级通过民主代议制和平夺取政权的言论是可悲的闲话。
  在全球范围内,政治局势的图景相当明晰。资产阶级——首先是胜利者一遍的资产阶级,通过把面色惨白且憔悴的人民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暴露了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带领人民摆脱可怕处境,也暴露了它与人类的进一步发展之不相容。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包括为首的社会爱国主义党派都在活活地腐烂。受到他们欺骗的无产阶级日渐反对他们,并巩固自己作为唯一能够将人民从野蛮和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力量的革命使命。但历史还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争取到形式上的议会多数。换句话说,历史并没有把国民变成一个辩论俱乐部,悄悄地通过多数票表决赞成向社会革命过渡。正相反,暴力革命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历史的迫切需求无力通过议会民主制的机器为自己打开道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算计着:“只要我还拥有土地、车间、厂房和银行,只要我还拥有报纸、大学和学校——最重要的,只要我还控制着军队,无论你们如何改组民主的机器,它将仍然服从我的意志。我在精神上征服了愚蠢的、保守的、懦弱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物质上臣服于我。我通过我的建筑物、我给的好处、我的计划和我的罪行压制并将一直压制住他们的想象力。在他们不满和小声嘟囔的时候,我就会制造数十个安全阀和避雷针。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召集反对党派,他们明天就会消失,但今天却会完成自己的使命,使小资产阶级能够在不损害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表达愤慨。我将用普遍义务教育制度束缚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在完全无知的边缘徘徊,不让他们有机会把知识提升到我们的精神奴役专家认定的安全水平之上。我将腐蚀、欺骗并恐吓无产阶级内部的特权分子和落后成员。我同时利用这些措施,只要还掌握着必要的征服和恐吓工具,就能阻止工人阶级先锋队掌握大多数人民的意识。”
  对此,革命的无产阶级回答道:“因此,救赎的首要条件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统治工具。所有统治工具仍在资产阶级手中时,和平上台的想法是无望的。以资产阶级自己提出并设下了街垒的道路,即议会民主的道路获得权力的想法则是三倍无望的。只有一条路:通过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物质的统治机器来夺取权力。无论议会中表面上的力量对比为何,我都将把主要力量和生产资料交给社会支配。我将从资本主义的催眠中唤醒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我将在实践中向他们展示社会主义生产的意义。到那时,即便是人民中最为愚昧落后或备受恐吓的那层人也会支持我,自愿并自觉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
  当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13]时,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这一事实即使不是末日的开始,也意味着与社会主义过往的整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拙劣的、武断的决裂。但与此同时,这只是帝国主义与战争准备的新形势下必然得出的结论。俄国共产主义第一次走上了理论和实践总结出来的道路的历史原因,与俄国无产阶级首次被迫走上为政权而斗争的道路的历史原因是相同的。
  此后欧洲发生的一切都表明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认为民主的纯洁性有可能恢复,就是在做可悲的反动乌托邦的南柯梦。

民主的形而上学


  在民主问题上,考茨基感到了脚下历史根基的动摇性,于是便一头扎进了经院哲学的泥土里。他不去研究当下,而是在推论应该如何。
  民主原则——人民主权、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自由——的身上出现了道德义务的光环。它们被从自己的历史内容中抽象出来,并被描绘成神圣且不可动摇的事物。这种形而上的堕落并非偶然。极具启发性的是,即便是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活动的最佳时期是康德主义的反对者,而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被爱国主义的浪潮吞没时,也试图抓住绝对律令的稻草……
  对于德国人民现在尤为熟悉的那种真正的民主,考茨基将其与一种作为庸俗的现象和事物的理想的民主进行对比。考茨基并没有肯定地指出哪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真正能够确保无痛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他深知,这样的民主是必须的。考茨基把目前的德国国民议会——那个无助的、反动恶意的、追求屈辱的机关与另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国民议会作了对比。后者什么都好,唯一的缺点在于它并不存在……
  形式民主的教义并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而属于所谓“自然法”的理论。后者的本质是承认永恒不变的法律规范,而这些规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这些表达方式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并且受了扭曲。现代史中的自然法,即从中世纪产生的自然法,首先是抗议等级特权、专制对于立法的乱用和其他封建实在法等“人为”产物。仍然过于弱小的第三等级思想家在某些理想规范中表达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这些规范后来则发展为民主学说,同时获得了个人主义的性质。个人就是目的本身,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同样的选举权。民主的要求作为反封建主义的战斗旗帜具有进步特点。然而,越往后,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形式民主理论)就越是显露出了其反动的一面:建立一套能控制工人群众和革命政党现实要求的理想规范。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观的历史交替,就会发现自然法理论仿佛复述了不带有原始神秘主义的基督教唯灵论。福音书向奴隶宣布,说他与奴隶主具有同样的灵魂,声称天庭面前人人平等。而事实上,奴隶仍然是奴隶,服从对他来说是一种宗教义务。奴隶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了神秘主义的发泄口,借此来抗议令人饱受屈辱的黑暗状况。他一边抗议,一边得到安慰。基督教对他说:“你虽然像一头驮驴,但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这里听上去像愤怒。但同一个基督教说道:“你先活得像一头驮驴一样,但你不朽的灵魂已经准备好得到永远的回报了。”这里听上去是安慰。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中,基督教历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了这两种论调。但总的来说,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变成了哄骗受压迫群众良心的工具。[14]
  发展成为民主理论的自然法告诉工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其背景、财产状况和地位;在决定人民的命运时,人人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这一理想规范曾让群众意识革命化,因为谴责了专制主义、贵族特权和财产资格审查。但越往后,它就越麻醉群众,使贫困、奴役和屈辱合法化;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发言决定人民的命运,那又怎么可以反抗奴役呢?
  罗斯柴尔德[15]将全世界的血泪铸成自己钱箱里的带拿破仑头像的金币,在议会选举中只有一票。一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掘土工人,一生不能穿着衣服睡觉,像地下的鼹鼠一样在社会上游荡,然而,他享有人民主权,在法庭和议会选举中与罗斯柴尔德平等。在现实生活条件中,在经济进程中,在社会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一边堆积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奢侈品,而另一边却堆满了贫穷和无望。但在国家法律的上层建筑范围里,这些巨大的矛盾都消失了;只有无形的法律阴影可以穿透那里。地主、农夫、资本家、无产者、部长和擦鞋匠——他们作为“公民”,作为“立法者”,都是平等的。基督教中神秘主义的平等从天堂降临人世,就形成了民主的自然法,可是,它还是不接地气,并没有落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土地上来。对于一生都在给资产阶级当驮牛的愚昧短工来说,通过议会选举的媒介影响人民的理想权利仍然比天国应许给他的幸福要真实得多。
  在某个时代,为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实际利益,社会主义政党走上了代议制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接受了民主的形而上学理论,后者建立在超历史、超阶级的法律之上。无产阶级学说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辅助工具,完全适应统治阶级的任务和需要。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依靠无产阶级的劳动生存,没法拒绝将其阶级斗争的某些部分合法化而不损害自己,这就为社会主义政党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利用民主机制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绝不把它当作亘古不变的原则来向它宣誓。
  在所有时代的斗争中,党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人们——团结的人类公共生活的成员——创造真实的、经济的、生活的平等条件。也正是因此,无产阶级理论家不得不揭穿民主的形而上学,即政治骗局的哲学外衣。
  如果说民主政党在其革命高潮的时代揭露了教会教条的压迫性的、令人窒息的谎言,向群众宣传道:“你们在生的另一端被哄骗到了永恒的幸福之中,而在当下你们却被剥夺了权利,被专横跋扈的枷锁束缚着”,那么几十年后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同样有权对同样的群众说:“你们被哄骗到公民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虚构当中,但却已经被剥夺了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能性;有条件的、幻影般的法律平等已经变成了一个思想上的苦刑犯锁链,你们每个人都被它拴在了资本的战车上。”
  社会主义政党以其基础任务的名义,也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动员群众,但这些党也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承诺通过除了民主的途径以外的方式将群众带向社会主义。在适应议会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在前一个时代仅限于在理论上揭露民主,因为我们还太弱,没法在实践中克服它。但是,在所有的偏差、蜕化与背叛的缝隙中若隐若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轨道,已经预设了这样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工作机制一旦被证明足以能完成这种任务的时候,就抛弃民主,并取而代之。
  我们将举出一个证词,这份证词相当生动。保尔·拉法格[16]在1888年的俄语文集《社会民主党人文集》中这样写道:“议会制是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会有一种幻想,似乎是人民亲自管理国家事务,而实际上真正的权力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甚至不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的某些阶层手中。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初期不懂得,或者说得确切些,感觉不到需要给人民制造自治的幻想。因此,欧洲的所有议会制国家开始时都实行有限制的选举制。在所有的地方,通过议员选举来左右国家政策的权力起初只属于较大的有产者,而后才逐步扩大到不太富裕的公民,直到在某些国家把这种权力从特权变成全体居民的普选权。”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财富的数量越大,占有者的人数就越少;权力也是这样:随着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人数的增长和选举产生的执政者人数的增加,实际的权力日益集中,并为越来越少数的一帮人所垄断。”[17]这就是多数票的秘密。
  在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看来,只要资产阶级维持统治地位,代议制就会存在。他写道:“一旦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它必须组织革命政权,并且用专政的手段管理社会,直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为止……”[18]
  当初的考茨基知道这种对代议制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而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种评价——虽然没有那种高卢式的清晰和辛辣。考茨基的理论变节恰恰在于,他通过承认了民主原则绝对且不可改变,再度从唯物辩证法回退到自然法去了。曾被马克思主义揭露过是资产阶级的传动机制的、只需在政治上临时使用,以便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准备的那东西,又被考茨基奉为最高原则,站在各阶级之上,无条件地使无产阶级斗争方法臣服于其之下。代议制的反革命堕落在第二国际的腐儒对民主的美化中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立宪会议


  总的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并非完全不可能在民主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但即便有这样的事情,也不会给事件的发展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变化。受无产阶级在议会中的胜利的影响,知识界的中间分子可能较少反对新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抵抗将由军队的情绪、工人的武装程度、邻国的局势等因素决定;内战将在这些实际环境的压力下发展,而不是在代议制不稳定的算术下发展。
  我们的党不曾放弃过通过民主的大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因为我们清楚意识到了通过这种“合法化”过渡到新体制的某种鼓动性、政治性优势。因此,我们也试图召集一个立宪会议。这一尝试失败了。刚被革命唤醒参加政治生活的俄国农民,发现自己面对着数个党派,而每一个党派似乎都想赶走他们。立宪会议挡住了革命运动的路——然后被扫地出门。
  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妥协分子只是城市和农村的中间阶层以及无产阶级中较落后部分内部存在的考虑不足和犹豫不决在政治上的映射。我们如果从抽象的历史可能性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说,倘若立宪会议运行了一两年,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联系,最终使他们名誉扫地,从而导致布尔什维克形式上占了上风,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这向群众表明了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和以陆海军将领为首的反革命民主势力。但整个问题在于,革命的国内关系发展速度并没有跟上国际关系的发展速度。如果我们的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脱给“事物发展过程”的客观教义,那么战争事件的发展可能就会超越我们。曾几何时,德国帝国主义差点就夺取彼得堡,而克伦斯基[19]政府也已经认真地开始撤离彼得堡了。届时,彼得堡要是陷落了,无产阶级就要遭灭顶之灾,因为革命最好的力量都集中在那里,在波罗的海舰队上和红色首都中。
  因此,不可以指责我们的党违背了历史发展,而可以指责我们的党在几个政治阶段上实现了飞跃。它踩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脑袋前进,以便防止德国军国主义踩着俄国无产阶级的脑袋,在革命的背后与协约国媾和,然后再向全世界张开自己的翅膀。
  从上面说过的话不难推断出考茨基一直纠缠我们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什么还要召开立宪会议?其次,如果我们认为应该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被证明是落后的,不符合革命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召开新的立宪会议呢?考茨基的后见之明(?)是,我们没有因为原则问题而拒绝民主,而只是因为它对我们不利。为了抓住这一诽谤的长尾巴[20],让我们来重现一下事实。
  我们的党从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就是说,早在解散立宪会议和颁布召集立宪会议的法令之前,这个口号就已经提出来了。不错,我们没有把苏维埃与未来的立宪会议对立起来,后者的召开被克伦斯基政府不断拖延,问题也因此不断增多,但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一味跟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路,把立宪会议视为俄罗斯大地的未来主人,没指望它包治百病。我们已经向群众解释过,真正主人可以而且必须是劳动群众自己的革命组织——苏维埃。如果我们没有事先正式拒否立宪会议,那也只是因为它不是反对苏维埃的权力,而是反对克伦斯基自己的权力,而克伦斯基又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块招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事先决定好了,如果立宪会议中的多数票结果对我们有利,立宪会议就应该自我解散,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就像后来根据最民主的选举法选出的圣彼得堡市杜马做的那样。在我的小册子《十月革命》中,我曾试图澄清过为什么立宪会议迟缓反映了一个已经被革命超越了的时代。这是因为我们只在苏维埃中看到了革命政权的组织,而且在召集立宪会议时,苏维埃已经是事实上的政权。所以,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可避免地朝着武力解散立宪会议的解决方向,而立宪会议本身也并不希望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而解散自己。
  考茨基问道:“但是,你们为何不再召集一个新的立宪会议呢?”
  因为我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如果说第一次立宪会议还能在瞬息间发挥进步作用,以便在小资产阶级分子面前将令人信服的合法性赋予给襁褓之中的苏维埃体制,那么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两年以后,在西伯利亚、白海沿岸、乌克兰、高加索地区的所有民主尝试彻底崩溃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不需要立宪会议那声誉扫地的权威来施以祝圣仪式。考茨基与劳合·乔治异口同声地问道:既然这样我们是否有权得出结论,说苏维埃政权是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来统治的,因为它避开了用于检验其至高无上之地位的总选举?他们的疑问脱靶了![21]
  如果说代议制度即使在“和平”且稳定发展的时代,作为国内情绪的计量表也相当粗糙,而在革命动荡的时代完全失去了跟上斗争进程和政治意识发展进程的能力的话,那么苏维埃体制则无可比拟地更加接近、更加有机、更加诚实地联系人民的劳动大众,认为自己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静态地表达多数,而是在于动态地形成多数。俄国工人阶级通过走上革命专政的道路表示,它在过渡时期的政策并不基于为了获得农民选票而与见风使舵的政党进行的竞争,而是基于对农民群众进行现实中的吸收,使他们联合无产阶级,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利益来管理国家。这种民主比代议制更加深刻!
  现在,当革命的主要任务——生与死的问题——是在军事上击退白匪的疯狂进攻时,考茨基是不是觉得,任何议会中的“多数”都能够确保一个更有活力、更有自我牺牲精神并更加接近胜利的革命防御组织?在一个革命国家里,斗争的条件是如此分明,被卑鄙的环形封锁带扼着咽喉,致使所有的中间阶级和团体都只剩下邓尼金和苏维埃政权两个选择。甚至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样在原则问题上有分歧的政党也在沿着同样的路径分裂。这还需要其他证明吗?!
  在提议我们为立宪会议进行选举时,考茨基是不是打算在选举期间暂停内战?谁的决定可以暂停内战?如果他打算为此动用第二国际的权威,那我们就得赶紧提醒他:这个机构在邓尼金那边享有的权威只比在我们这边多一些而已。由于工农军队还在抗击帝国主义匪帮,而选举必然也只能在苏维埃的领土上进行,考茨基是不是想要我们允许那些支持邓尼金攻打我们的政党公开发言呢?这不过是空洞而卑鄙的闲话——任何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允许正在与它交战的一方在自己的军队后方调动敌方的力量。
  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一点,即劳动居民中的精华目前正在现役部队里。先进的无产者和最有觉悟的农民,在各种选举中,如同在每一次群众性政治行动中那样,都站在前头引导劳动者的舆论,而他们现在都正在身为红军指挥官、政委或列兵在战斗和牺牲着。如果资产阶级国家中最“民主”的、体制建立在代议制的基础之上的政府都认为不可能在战时举行议会选举的话,那么要求体制丝毫不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之上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战时进行这种选举就更有没意义了。它自己的选举机构——地方和中央苏维埃——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被俄国的革命政权阻止其通过定期改选来自我更新的脚步,这完全足够了。
  最后,作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the last not least[22])的论据,我们不得不告知考茨基:即使是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即像马尔托夫和唐恩[23]这样的孟什维克,也不认为目前可以提出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而是把它推迟到了更美好的未来去。到时候还需要召开吗?值得怀疑。一旦内战结束,工人阶级的专政就可以释放出它所有的创造力,并在实践中向最落后的群众展现出自己能给予他们的东西。通过劳动义务的有计划实行和集中化的分配组织,全国居民都将参与到全苏维埃的经济和自治体系当中。苏维埃本身——现在的政权机关——将逐渐解体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内容头上竖起一顶立宪会议般的陈旧王冠,毕竟,一切必要的东西已经在立宪会议之前就已经“立”好了,而且还是在没有立宪会议的情况下“立”好的。[24]



注释

[1]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变”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中译者注

[2] 沃格尔中尉是杀死罗莎·卢森堡的凶手。社会民主党政府装模作样地审判了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演出了一场无耻的喜剧。凶手只不过是轻微的惩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库尔特·沃格尔(Kurt Vogel,1889年10月11日—1967年?月?日),德国军官。一战期间入伍,积功晋中尉军衔。1918年加入自由军团。1919年1月15日参与谋杀罗莎·卢森堡,同年5月14日被判处两年四个月徒刑,5月17日在同伙的协助下越狱,逃往荷兰。
  〔中译者补注2〕根据英文维基百科,向罗莎·卢森堡开枪的可能是赫尔曼·苏雄(Hermann Souchon)。

[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5页。——中译者注

[4] 同上,第172页。——中译者注

[5] 《爱尔福特纲领》是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卡尔·考茨基密切参与了起草过程。这份纲领本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精神,最终清除了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上合流的拉萨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爱森纳赫派)通过的纲领中残余的拉萨尔主义。尽管如此,《爱尔福特纲领》仍存在内部缺陷,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其最繁荣期,德国正迅速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之一。这些客观条件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化和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的胜利。在此基础上,改良主义不断壮大,拒绝革命斗争,宣扬渐进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分子虽然反抗修正主义,保留了社会民主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但这种激进主义更多表现在理论领域而不是实践领域。
  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活动越来越淡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革命目标,完全专注于合法的议会、政党和工会活动。《爱尔福特纲领》鲜明体现了这一矛盾:它的理论方面以革命为目标,实践方面却几乎仅限于议会活动,没有超出纯粹议会方法的框架。《爱尔福特纲领》的民主改革清单,完全没有具体展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条件和形式,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完全落后于因革命时期而闻名的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四分之三。
  帝国主义战争暴露了上个时代所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幻影的昙花一现的性质。世界大战空前激化了社会矛盾,全世界经济因此崩溃。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通过战争,使世界无产阶级接近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直面客观形势,当前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战后革命事态明显已经超越了《爱尔福特纲领》实践部分的主要问题——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征服民主。
  《爱尔福特纲领》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纲领。1921年,格尔利茨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格尔利茨纲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甚至比《爱尔福特纲领》倒退了,其显著特点是完全拒绝阶级斗争的思想,社民党不仅承认工人阶级,还承认一切劳动人民。因此,这份新纲领标志着社民党最终放弃了独立的阶级立场。——俄文版编者注

[6] 蒲鲁东主义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一种流派,得名于创始人蒲鲁东(1809—1865)。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要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实际上只是想清除其中的一切矛盾,把它变成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社会。蒲鲁东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中谈到了无产阶级独立阶级组织的必要性,但继续对罢工和直接参与政治斗争表示不满。蒲鲁东反对共产主义,提出了合作互助方式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蒲鲁东主义思潮在上世纪60年代的第一国际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蒲鲁东的观点遭到了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参见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回应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俄文版编者注

[7]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1—62页。——中译者注

[8] 布朗基主义者是伟大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追随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生于1805年)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将他的全部人生都献给了革命斗争,坚定参与和组织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起义。在他的报纸《人民之友社》(Société des amis du peuple)中,布朗基与政府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因此获刑1年。1836年,他再次参与制造火药,获刑2年。获赦后积极参加四季社(Société des saisons),为起义做准备;起义被镇压,他被判处死刑(1840年),但被减为无期徒刑。1848年革命解放了布朗基,他再次组织了中央共和社(Société républicaine centrale)。他因企图组织夺取政权而再次被判处10年监禁,曾试图逃跑,但失败了。他被流放到科西嘉岛,在那里被囚禁在堡垒中。1859年的大赦释放了布朗基。他立即因组织秘密社团而被捕,获刑4年。1870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组织使布朗基从事积极的革命工作。他被缺席选举为公社成员,但很快被捕入狱。公社成员试图以显赫的凡尔赛贵族换取他,但均无济于事。1872年,布朗基被军事法庭判处流放。1879年,他当选众议院议员,但政府不同意他当选。1881年去世。
  从布朗基的革命活动中可以看出布朗基主义的本质。布朗基主义可以概括为“通过精心组织的秘密阴谋和详细准备的武装起义,有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并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超越。前者的主要缺点在于不了解阴谋成功与革命运动的客观前提之间的关系,不了解工人群众运动的意义及其在某个方向上的准备。然而,布朗基主义明白夺取国家政权的意义,强调了革命者的积极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些方面,布朗基主义接近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表现形式——布尔什维主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

[9] 爱德华·伯恩施坦(出生于185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一辈人物之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工作。《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党中央机关的编辑。
  90年代末,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修正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的学说在许多方面是不科学的。伯恩施坦认为这些马克思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贫困化、资本普遍集中(特别是农业集中)、群众革命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不科学。伯恩施坦这本书的积极部分归结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不会加剧,而是缓和,工人阶级的状况通过国家改革越来越好,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正在发生。伯恩施坦宣布议会是资产阶级社会转型的工具,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实现在议会中的多数。伯恩施坦的书出现在资本主义和平繁荣的时代,成为国际社会民主“修正主义”或“伯恩施坦主义”整个思潮的起点。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倍倍尔、卢森堡等人——都发声反对修正主义,并在一系列著作中证明了修正主义在整个科学上的矛盾及其对工人运动的政治危险。
  自他的第一本修正主义著作问世以来,伯恩施坦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演变一直在稳步向右。在他的新书中,他证明了工人阶级在习俗和殖民政策、陆海军的军备方面与资产阶级存在共同的利益。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他就“证实”了工人阶级有祖国。不言而喻,他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爱国主义立场,鼓吹阶级合作。——俄文版编者注

[10] 维尔纳·桑巴特(生于1863年)是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著有名著《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等。他稍微“感染”了马克思主义。桑巴特在他的著作中驳斥了马克思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即小生产逐渐消亡。他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会民主化,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他起初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后来演变为君主主义者。在战争期间,他采取了极端爱国主义的立场。——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年1月19日—1941年5月18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1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著有许多科学名著。举几个主要的:《俄罗斯工厂》(Русская фабрика)《现代英国工业危机、原因及其影响》(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кризисы в Англии)《政治经济原理》(Осно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纸币与金属》(Бумажные деньги и металл)等。90年代,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有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反对者之一。民粹主义在理论上被粉碎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热心的修正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марксизма)尤其可以体现这一点。他转向康德和庞巴维克,最终成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1918年去世,曾任南方某个反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1865年1月8日—1919年1月21日),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1883年起参加民粹派运动。1894年转向合法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1年与马克思主义决裂。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彼得堡任教。1909年加入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后在乌克兰参加民族主义运动,曾担任乌克兰财政部长。1919年在参加巴黎和会途中去世。

[12]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中译者注

[13] 1918年1月1—7日解散立宪会议。根据社会革命党右派斯维亚季茨基的计算,601人当选为立宪会议代表:338名社会革命党人(58%),其中239名属于右派,69名乌克兰派和39名左派;156名布尔什维克(25%),14名立宪民主党人(5%),两名人民社会党员和1名孟什维克(不包括外高加索);其余的小部分代表在合作派、民族团体等之间分配。由于社会革命党的乌克兰派投弃权票,立宪民主党根本没有出席,那么1月5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议的力量对比如下:反革命资产阶级集团323票,苏维埃政党(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195票。这决定了立宪会议的行为路线。立宪会议拒绝讨论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斯维尔德洛夫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从而宣布不承认十月革命和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左派相继退出立宪会议。此后,立宪会议通过了关于将土地转让给人民的法律和关于开启俄德和平谈判的决议,希望用这些迟来的措施能使自己和苏维埃的斗争容易一些。然而,立宪会议的立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社会上没人支持它: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组织的捍卫立宪会议的示威给人留下了悲惨的印象,因为他们完全得不到工人和士兵的支持。1月6日至7日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
  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上的策略绝非偶然,而是源于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观点。甚至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列宁在1917年12月中旬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就写道: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提出召集立宪会议的要求的同时,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33卷第167页。〕
  同时,列宁预见到了那些本应导致立宪会议不符合国内实际力量对比的特殊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选举后分裂。(2)十月革命胜利前举行选举,当时劳动群众无法理解十月革命的全部意义。(3)11月和12月发生的革命改变了军队和农民的政治倾向,但立宪会议反映不了这种倾向。关于立宪会议的内容,详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14] 译者在这里补充几条来自《圣经》的译文,供读者参阅、批判使用。
  (1)“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武加大译本拉丁文:“qui enim in Domino vocatus est servus libertus est Domini similiter qui liber vocatus est servus est Christi.”)——《新约·哥林多前书》7:22
  (2)“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武加大译本拉丁文:“state et nolite iterum iugo servitutis contineri.”)——《新约·加拉太书》5:1
  (3)“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武加大译本拉丁文:“Dominus autem Spiritus est ubi autem Spiritus Domini ibi libertas.”)——《新约·哥多林后书》3:17
  (4)“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 (武加大译本拉丁文:“quasi liberi et non quasi velamen habentes malitiae libertatem sed sicut servi Dei.”)——《新约·彼得前书》2:16

[15] 罗斯柴尔德是欧洲最富有的银行。其创始人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1743—1812)出身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商人家庭。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法兰克福、伦敦、维也纳和那不勒斯拥有银行办事处。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对欧洲货币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 ,1744年2月23日—1812年9月19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国际金融之父,欧洲银行巨擘。

[16]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法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他年轻时是蒲鲁东主义者。1865 年与马克思相识后,他开始拥护科学社会主义。他积极参与巴黎公社的活动。拉法格试图在各省(波尔多)发起支持公社的运动,但失败,随后被迫逃往西班牙。拉法格先后在西班牙、葡萄牙积极参与了工人运动,组织了第一国际的分部,并与巴枯宁的影响作了斗争。1872年积极参加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1880年返回巴黎后,他加入了法国工人党机关报《平等》编辑部。从那时起,他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和公认的理论家。拉法格试图向法国工人运动灌输持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米勒兰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身上碰到了钉子。拉法格的手笔中有许多杰出的科学著作和小册子。他的著作《财产及其起源》和《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已被翻译成欧洲所有的语言。他年事已高,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他与妻子劳拉一起自杀了。——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1〕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蒲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得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
  〔中译者补注2〕珍妮·劳拉·马克思(Jenny Laura Marx,1845年9月26日—1911年11月25日),马克思的次女,曾任马克思的秘书。1868年嫁给保尔·拉法格,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工作。1911年11月25日同拉法格一道自杀身亡。

[17] 《拉法格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265页。——中译者注

[18] 《拉法格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中译者注

[19]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受过律师教育,在1917年革命之前从事宣传工作。他是国家杜马的成员,在那里他加入了劳动派。革命前夕的克伦斯基是杜马反对派的杰出成员。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加入了1917年2月之后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尽管苏维埃决定阻止社会主义者进入李沃夫大公的政府。古契科夫辞职后,克伦斯基担任陆军和海军部长。在二月革命的接下来的进程中,他是取代资产阶级政府的联合各部委的主要人物。十月前夕,克伦斯基任总理、战争部长和总司令。克伦斯基政治面貌的主要特征混合了革命词句、冒险主义和波拿巴主义。但是,从其政治活动的客观结果来看,克伦斯基是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他本质上实行资产阶级政策。作为战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1917年6月18日,为了讨好英法的大金融资本,他又重新与德国人开战。1917年9月,他希望挽救资产阶级政府的基础,卷入了科尔尼洛夫的冒险行动中。他最终妥协,被十月革命一扫而光。现在他流亡国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2〕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
  〔中译者补注3〕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

[20] 原文直译为“长耳朵”。——中译者注

[21] 原文直译为:“这是一个未正中目标的打击!”——中译者注

[22] 原文疑似有语法错误,应为“Last but not least”。——中译者注

[23] 唐恩是孟什维克最杰出的领袖之一。唐恩一直站在孟什维主义的极右翼立场上。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他是取消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企图彻底清除地下组织。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持温和的齐美尔瓦尔德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他是孟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支持与资产阶级结盟。十月之后,他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多次因反苏维埃地下活动被捕。目前,马尔托夫去世后,他是孟什维克的主要领袖,柏林出版的《社会主义公报》的编辑之一。——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费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

[24] 为了诱导我们支持立宪会议,为了支持自己从绝对命令得出来的论据,考茨基提出了一个源于货币的论证。他写道:“俄国现在亟需外国资本,但是,除非它主张召开国民议会和赞成出版自由,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马上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的。这并不是说资本家们都是民主主义的思想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几百万金来接济沙皇政府,但他们不大相信现在的革命政府有经营业务的能力。”(第163页)在这幅涂鸦上有这么几片真理的碎片。当高尔察克政府依靠立宪会议的时候,交易所的确支持他。但当高尔察克驱散立宪会议的时候,交易所对他的支持就更加有力了。从高尔察克的经验中,交易所更加确信,资产阶级的民主机制可以被用于资本主义的目的,然后像破旧的袜子一样被丢弃。完全可能的是,交易所会再次为立宪会议提供一些初步贷款,因为他们坚信,立宪会议只是走向资本主义专政的一个过渡阶段,而过去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打算以这样的价格去交易所购买“商业信心”,我们强烈倾向于红军的武器在现实的交易所中引起的“信心”。——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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