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二章 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铸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恩格斯在1891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不久，顽强地捍卫了这一概念——无产阶级政治专权的概念，是其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形式。”
十年前的考茨基是这么写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政权的唯一形式不是民主议会中社会主义占多数，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独揽大权，也就是其专政。显然，如果我们认为这项任务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完成这一任务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国家权力集中在无产阶级手中，建立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殊政体。而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统治阶级并不会遵循以长期适用为目的存在的一般规则，而是革命权宜的考虑。
专政是必要的，因为这不是局部改变的问题，而事关资产阶级的存续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在这里，力量决定一切。当然，无产阶级专权并不排除达成个别协议或重大让步，特别是当它们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有关的时候。[1]但是，无产阶级缔结这些协议，前提只能是自己掌握了政权的物质机器，并确保自己能够决定为了社会主义任务的利益会如何（作出哪些并拒绝哪些）让步。
现在考茨基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说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也就是说，他开始用诚实的社会主义者对付剥削者专政——哪怕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剥削者专政——的话术来描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体。[2]
通过放弃革命专政，考茨基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混淆成了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竞选中赢得多数席位的问题。根据代议制的法律虚构，普选权表达了国家各阶级公民的意志，从而有可能吸引大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在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之前，社会主义的少数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的多数。盲目崇拜议会多数，不仅拙劣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整个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如果人们从根本上将社会主义政治归结为议会席位数量，那么形式民主制国家就根本没有革命斗争的位置了。如果在瑞士，普遍投票选举出的多数人对罢工者通过了残暴的决定，或者在北美，由形式上的多数人意志组成的行政部门向工人开枪的话，瑞士和美国的工人是否有“权利”以总罢工的形式进行抗议呢？显然没有。政治罢工是一种对“国民意志”的议会外压力的形式——这“国民意志”是通过普遍投票表达出来的。不错，考茨基自己似乎也不好意思走到他的新立场的逻辑要求的那么远。他没摆脱过去残余的束缚，不得不承认通过行动来修正普选权是可以接受的。议会选举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至少在原则上——从来没有替代过真正的阶级斗争，替代它的冲突、反击、打击或起义。议会选举只是这种斗争的一种次要因素，在某个时代里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个时代发挥了较小的作用——以便在专政时代完全失去其作用。
在1891年，也就是在恩格斯去世前不久，正如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恩格斯顽强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唯一形式。考茨基自己都不止一次重复这一定义了。顺带一提，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考茨基目前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成特殊的俄国发明，并强加给我们，这种做法实在太可耻了。
要实现目标，就不能摒弃手段。必须高度紧张斗争，才能真正确保无产阶级专权。既然社会主义政变的任务需要专政——“无产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形式”，那么，就必须不择手段确保专政。
要写关于专政的小册子，除了备好墨水瓶和纸张以外，也许还需要开动脑筋。但是，为了建立并巩固专政，必须阻止资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考茨基显然认为，写一本催人泪下的小册子就能实现这一点。但他自己的经验不得不提醒他：影响不了无产阶级，就难以影响资产阶级。
只有让惯于统治的资产阶级明白：当他们认为反叛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怠工、阴谋、叛乱和外国军队的帮助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太过危险时，工人阶级专权才能得到保证。必须迫使丢掉政权的资产阶级服从。怎么做？教皇们一直在用来世的报应来吓唬世人。我们可没有这样的资源以供支配。教皇的地狱也从来不是单栋别墅，而是结合了神圣宗教裁判所的物质之火和民主国家的蝎子。考茨基不是倾向于认为可以用断然的命令式来驯服资产阶级的想法，而这命令式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扮演了圣灵的角色吗？我们只能向他承诺，如果他决定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王国装配康德式人道主义的使命，我们会提供实践上的协助。无论如何，他会在那里有机会亲眼见证反革命分子并不是没有本性——他们经历了六年战火，所以他们的性格已经成功稳固下来了。每一个白卫军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把一个共产主义者挂在树枝上，比用考茨基的书来跟他讲道理容易得多。这些先生既不迷信民主原则，也不迷信地狱之火，更何况，教会牧师和官方科学都与他们共同行动，把自己的混合雷电不留余地地劈向布尔什维克的头上去。俄国白卫军与德国等国的白卫军一样，不能被说服或羞辱，而只能被恐吓或打垮。
谁在原则上拒斥了恐怖主义，或者说，在原则上拒斥了对残酷无情的、武装的反革命采取镇压和威慑措施，谁就必须拒绝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即它的革命专政。谁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在放弃社会革命，并把社会主义钉在十字架上。
※ ※ ※
现在的考茨基没有任何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他每当试图总结自己对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时，都得奉上提前热好的饶勒斯主义[3]和伯恩施坦主义[4]的偏见。
考茨基写道：“1789年的革命本身消除了某些使革命具有如此残暴性质的最重要的特征，为将来几次革命的比较温和的形式铺平了道路。”[5]让我们假设的确如此——尽管为了这么假设我们必须忘记1848年的6月[6]和公社被镇压时的恐怖[7]。让我们假设，十八世纪的大革命通过了无情的恐怖手段摧毁了绝对主义、封建主义与教权主义的统治，却是为更和平、更温和地解决社会问题准备了条件。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种纯粹自由主义的假设，即便如此，那些诋毁我们的人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结果的俄国革命，正是从十八世纪末法国完成的工作开始的。我们的祖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通过革命恐怖的道路费心去准备民主条件来缓和我们的革命的风气。伦理大吏考茨基应该考虑到这一情况，去指责我们的祖先，而非我们。
不过，考茨基在这个方向上算是让了一小步。他说：“不错，凡是深刻了解问题的人都不会认为可以单靠武力来推翻像德国、奥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但是，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谁？）也不大想道用真刀真枪实行屠杀，而是越来越想到唯一最宜于无产阶级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即拒绝工作，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罢工……但是，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居然像十八世纪末发生的情形那样又借助于杀戮、报复和残酷性，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这种行动使得整个的发展颠倒过来了。”[8]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通过战争和一系列革命才能正确了解一些渊博理论家的思想，才能发现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事实证明，考茨基并不认为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把罗曼诺夫[9]或霍亨索伦[10]踢出王座，但与此同时，他又在认真设想可以通过总罢工，也就是双手交叉的消极示威来推翻军事君主制。尽管已经存在了1905年俄国经验及其相关的世界性辩论，考茨基看来还是坚持了他对总罢工的无政府—改良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向他指出，12年前在他自己的报纸《新时代》（Neue Zeit）上，明确写着，总罢工只是为了反对敌对国家政权而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动员，但罢工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将使无产阶级而不是它的敌人精疲力竭，而这一点迟早会迫使工人们回到车床前。总罢工只有成为无产阶级与敌对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即工人公开的革命起义时，才会具有决定意义。革命阶级只有摧毁敌对军队的意志，才能解决政权的问题，解决这项所有革命的基本任务。总罢工导致双方进行动员，并第一次认真检验用于抵抗反革命的力量。但只有在斗争的持续发展中，也就是在过渡到武装起义后，革命阶级为获得权力而必须付出的血腥代价才能被确定下来。但血的代价是必然要付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权力和确保权力的斗争中不仅要死人，也会杀人——严肃的革命者不会对此抱有疑问。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最残酷的斗争不为生而为死，说它“推翻了所有的发展”，这只意味着某些可敬的思想家的头脑就是一个camera obscura，也就是暗箱，所有物体在里面的投影都是颠倒的。
但是，即使是对那些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更先进、更文明的国家来说，考茨基历史论调也完全没有被确证。然而，这论点本身并不新鲜。修正主义者曾经赋予它更多的原则性质。他们认为，在民主条件下，无产阶级组织只要不断增长，就可以确保过渡到社会主义体制时，不需要总罢工和起义，也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只需要渐进点滴的改良和进化。
考茨基在其活动的巅峰期认为，尽管存在民主的形式，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正在加深，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导致革命，导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当然，没有人会试图事先计算出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及其专政体制会造成多少受害者。但大家都很清楚，受害者的数量将由有产阶级的抵抗力量决定。如果考茨基想用自己的小册子说民主教育并没有缓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己主义，那么这点本就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如果他想补充说，不顾民主而爆发并肆虐了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破坏道德风尚，使资产阶级习惯于暴力的行动方式，并使其肆无忌惮杀戮人类群众时，那他就对了。这些都直接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我们恰恰必须在既定条件下进行斗争。进行斗争的不是从瓦格纳—考茨基的曲颈瓶中冒出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造人[11]，而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对真正的资产阶级，从最近一次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屠宰场中走出来的两个阶级。
考茨基在世界各地爆发无情的内战这一事实中，看到了结果……第二国际“久经考验的必胜策略”已被抛弃。
他写道：“事实上，从那时起，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领导地位，后者于是直到世界大战之前，在其所有自觉的大型运动中都受到了保护，免于巨大的失败。而且，通过恐怖主义统治来确保胜利的想法已经完全从其行列中消失了。”
“在这一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占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学说，但民主已经在西欧扎根，并开始成为那里斗争目标的补充——政治生活的可靠基础。”
在这个“进步公式”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真实过程和它们的物质冲突被消解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中，这后者归功于民主条件而向人们保证会有往新的、“更合理”的社会形式的、似乎是无痛的过渡。这是最庸俗的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精神中来迟了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孔多塞[12]的思想被替换成了庸俗化后的《共产党宣言》。整个历史被归结为一长条连续的印刷纸带，而这个“人性”过程的当之无愧的中心点看来是考茨基的办公桌。
第二国际时代的工人运动被树立成我们的榜样，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前进，在自觉行动中没有遭受过重大的挫折。但是工人运动、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及全人类文明在1914年8月遭受了不可估量的失败，当时的历史正在总结社会主义政党的所有力量和才能，而在这些政党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在“民主的坚实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政党已经破产了，他们在早期工作中的那些考茨基想永久化的特点——见风使舵，拒斥“非法”行动，避免公开斗争，对民主作为无痛政变的途径的希望——所有这些都化为灰烬了。由于害怕失败，由于在所有条件下都不让群众进行公开斗争，由于用辩论消解了总罢工，第二国际的各党派已经为它们的可怕失败做足了准备，因为它们没有挪动一步来避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四年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这屠杀已经预先决定了内战的激烈性质。确实有必要有一些不仅仅在眼前晃悠，而且还会在耳边回响、用鼻子就可以闻到的缺心眼的温和人士，以便在当下——在第二国际不光彩地崩溃之后，在其领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耻地破产后，在血腥的白痴行为即世界屠杀及内战的广泛蔓延之后，能够把我们与第二国际的深思熟虑、忠诚、对和平的爱好和清醒进行对比，后者的遗产正是我们如今正在清算之物！
注释：
[1] 原文直译为：“特别是在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上。”——中译者注
[2] 原文直译为：“他开始操起了各国诚实的社会主义者一贯用于定义哪怕是以民主形式加以伪装的剥削者专政的方式来描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体。”——中译者注
[3] 饶勒斯主义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股机会主义潮流，这股潮流和让·饶勒斯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俄文版编者注
[4]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股机会主义潮流，得名于爱德华·伯恩施坦。这一潮流获得了国际上的重视。它以修正主义著称。——俄文版编者注
[5]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6页。——中译者注
[6] 笔者在这里指的是1848年6月卡芬雅克将军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法国工人革命起义的挫败导致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崛起和拿破仑三世事实上确立了独裁统治。——俄文版编者注
[7] 1871年5月底，巴黎公社的垮台招致了猖獗的资产阶级的疯狂报复。根据伊·斯捷潘诺夫（《巴黎公社》）的大致数据， 3万名公社社员被凡尔赛军队杀害，4万至4.5万人遭到长期逮捕，1.3万人分别被法院判处不同的刑罚，最后有数万名移民被迫出逃法国。为了作对比，我们必须记住，圣巴托罗缪之夜约有5000名受害者；1793—1794年的恐怖也不及巴黎公社遇到的恐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1870年2月4日—1928年10月8日），苏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7—1909年期间参与了将《资本论》翻译为俄文的工作。1911年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兼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4年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1—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年逝世。
[8]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11—112页。译者修改了引用的译文。——中译者注
[9] 此处的“罗曼诺夫”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位俄罗斯沙皇。二月革命把他从王座上拉了下来（1917年3月）。十月革命彻底惩治了罗曼诺夫家族。根据1918年7月乌拉尔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尼古拉二世在叶卡捷琳堡市被枪杀。尼古拉二世的统治标志着极端的反动，是对革命组织的最严厉的迫害、大规模的处决和谋杀。1896年加冕期间霍登卡练兵场的踩踏事故，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血腥星期日（1月9日），对1906—1907年革命运动的血腥镇压，同一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1912年对勒拿河工人的大屠杀，完全证实了人民群众给他取的绰号：“血腥尼古拉”、“刽子手尼古拉”。
〔中译者补注1〕1896年5月18日（30日），在莫斯科附近的霍登卡，官方为庆祝尼古拉二世加冕礼而举办一次民众游乐会。由于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结果当天挤死了1389人，挤伤致残1300人。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愤慨。尼古拉二世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和“霍登卡的沙皇”，就是由此而来的。
〔中译者补注2〕关于流血星期日，详见列夫·托洛茨基《1905》第二版第一部分第七章《一月九日》。
〔中译者补注3〕1912年4月4日（17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件。勒拿金矿工人因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1912年2月底开始举行罢工。3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6000余人。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取消罚款、提供医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是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主席。沙皇当局调动军队镇压罢工，于4月3日（16日）夜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4月4日（17日），2500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申诉书。士兵们奉命向工人开枪，当场死270人，伤250人。勒拿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向前发展。
[10] 此处“霍亨索伦”指的是被1918年十一月革命推翻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霍亨索伦王朝在普鲁士统治了几个世纪，并在1871年成为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
[11] 瓦格纳曲颈瓶里的人造人。瓦格纳是歌德《浮士德》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是一个迂腐的医生，制造了一个人造人，这个人造人住在玻璃曲颈瓶中。作者想通过这个比喻强调考茨基建构的人造性和迂腐性——它忽视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条件。——俄文版编者注
[12] 孔多塞（1743—1794）是一位法国数学家、社会学家。他是卢梭的学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积极活动者。他被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逮捕并杀害，因为他是吉伦特派的一员。他著有著名的《人类思想史画卷简图》（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 l'esprit humain）一书，该书首次提出并发展了人类进步的概念。——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马里·让·安托万·尼古拉·德·卡里塔，孔多塞侯爵（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1743年9月17日—1794年3月28日），法国传记作家、数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陪审团定理”和“孔多塞悖论”而出名。1776—1793年任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1790年起参加吉伦特派。1791—1793年任国民公会议员。1793年被雅各宾派下令逮捕，随即逃走。1794年被捕，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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