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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的兴衰

泰德·格兰特（Ted Grant）

1943年6月
杨进 译


译按：本文是格兰特在斯大林于1943年5月单方宣布共产国际解散后隔月13日于英国《工人国际新闻》第5卷第11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追溯了共产国际成立的历史背景和任务，以及斯大林主义如何将带向失败和腐化，最后解散。英语原文刊登于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专栏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以最不体面，最卑鄙的方式被斯大林埋葬，走出了历史的舞台。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压力下， 斯大林匆忙地，背信弃义地放弃了共产国际，没有经过与各国支部党， 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群众作出任何民主的讨论和决定。

　　要了解这个曾经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惧和仇恨的组织如何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消逝，有必要简要回顾其风暴性的崛起和更具风暴性的衰退。这份解散令仅仅是承认长期以来的事实。所有知情人士都知道：共产国际作为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观因素早已名存实亡，永远地离开了 它最初的目的和宗旨。它的消亡早已是预料之中的。

　　第三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崩盘之下产生的。俄国革命为全世界的基层劳工阶级注入了革命热诚。对于厌倦战争，疲惫不堪且失去幻想的群众来说，它代表着希望，激励斗志的理念，并展示了群众如何能够脱离出资本主义为整个社会带来的血腥混乱。它亦是第二国际在一战中背叛工人，为各国统治阶级站台而崩坏后的直接产物。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崩溃伴随着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的革命， 以及意大利，法国甚至英国的革命局势。社会主义革命的幽灵笼罩着整个欧洲。当时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客的回忆录内都见证了资产阶级面对的事实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以及他们的绝望，信心的缺失。社会民主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

　　强大的工会和社会主义官僚机构把自己置于这场运动高潮的前列，并将其带入软弱无害的管道。在德国，诺思克[1]和谢德曼与容克氏族和资本家合谋破坏革命。工人、士兵、水手、农民，甚至学生在1918年11月带领的革命所产生的苏维埃组织实际上掌握了控制社会的权力。社会民主党人则把权力还给了资本家。

　　社民党人声称他们会渐渐地，慢慢地，和平地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到了1920年，意大利的工人们控制了工厂。意大利社会党不仅没有带领工人抗争，反而责备工人们“违宪”，要求他们停止夺取权力。整个欧洲都是如此。这一政策带来的结果今天已很明显：它带来最糟糕的暴政，以及资本主义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但正是因为国际社会主义在第二国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下崩坏，第三国际才会成立。

　　早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列宁就勇敢地号召成立第三国际。第三国际遂于1919年3月正式成立。它创立的宗旨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建立会加盟苏联的苏维埃共和国。苏联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体，而是仅仅作为世界革命的基础。它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走向是不可分割的。

　　第三国际的形成很快导致了强大的共产党诞生在世界各个重要的国家。在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共产党迅速成为群众政党。在英国，一个规模虽小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共产党也问世。这些事件发展似乎保证了世界革命在下一个时期的成功。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在稳步增长，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

　　一战的完结没有成功地解决世界资本主义的任何问题。事实上，它恶化了它们。资本主义在列宁所说的“最薄弱环节”（亦即俄国）崩溃了。各个试图摧毁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预战争完全失败了。曾经称霸欧洲的德国资本主义，被剥夺资源和部分领土，承载着惊人的赔款债务，陷入了一个不可能的窘境。一战的“胜利者们”，也就是英法帝国主义者们的处境基本上也好不到哪去。

　　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国家自家内的群众也蠢蠢欲动。英法帝国主义的经济地位恶化，远远落后于与日本和美国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爆发了1923年的德国危机。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德国在凡尔赛条约[2]的钳制下，当时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一环。

　　德国未能向法国支付分期赔款，导致法国资本家进军鲁尔。这促成了德国经济的崩溃，而德国资产阶级都在竭力将责任转嫁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肩上。1923年1月，德国马克对英镑的汇率从20马克跌至40马克，于7月跌至五百万马克，8月跌到四亿七千万马克。愤怒的德国民众开始转向共产主义寻求出路。

　　正如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所说：“目前有革命运动兴起的迹象，我们现在占时得到了大部分工人们的支持，我们认为现在是发动攻势的好时机……”。但不幸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班子经受不住考验，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果革命当时在德国取得成功，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也就势在必得。但正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经验，在面临1923年德国革命之际，部分共党领导人开始裹足不前。

　　斯大林以他与生俱来的机会主义强烈要求“限制”德国共产党采取任何行动，结果导致工人在德国丧失了夺权的大好机会，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们也遭受了挫败。 保加利亚的革命也因类似原因而胎死腹中。但是共党领导们造成的欧洲革命失败，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正如列宁在1917年为了敦促革命党人有必要积极为起义做准备时所写的那样：“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参见列宁，“局外人的意见“，1917年10月8日）

　　世界革命的失败和苏联的孤立，苏联的落后环境，其群众经历常年内战所带来的饥荒和痛苦后所感到的失望和无感，再加上意识到欧洲工人无法援救他们：这一切都无可避免了导致反动运动在苏联境内的兴起。

　　1924年，斯大林也许是无意识地反映了当时反动潮流和开始凌驾于苏联人民之上保守官僚的利益，首次提出了乌托邦式，反列宁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德国革命失败的直接产物，明显背弃了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革命国际主义基础。

　　1924年1月，斯大林在列宁的葬礼上，习惯性地在他的吊唁中沿用了俄国革命中的传统口号：“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参见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第12章第2部分） 。当时的斯大林完全不晓得“一国社会主义论”将会把苏联和共产国际带到什么样的地步。

　　从此以后，共产国际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苏联官僚的摇摆政策息息相关。列宁生前坚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先锋的命运与世界工人阶级必须要有直接的链接。甚至连当时红军士兵都宣誓效忠于国际工人阶级。事实上，红军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力量，而是一个促进世界革命的工具。

　　当然，这一切早已被斯大林所改变。晚年开始对苏联境内事态发展产生严正关切的列宁，开始与托洛茨基一起于1923年展开对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的斗争。列宁当时试图警告官僚腐化将会对苏联国家带来的危险。

　　在反动浪潮于国内和国际间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国际主义者和苏联内热月反动派[3]之间的斗争也变得尖锐。托洛茨基偕同列宁要求恢复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维埃工人议会内的完全民主。列宁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曾要求斯大林被免去总书记一职，有鉴于斯大林已经成为官僚们所围绕的中心。

　　列宁死后，组成“三驾马车”的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4]和斯大林，无视列宁的决定，领导中央委员会开始反对列宁的理念，打击推崇列宁思想的托洛茨基，并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虚幻骂名。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主导支部，其演变也与整个国际组织的演变息息相关。

　　从世界革命政策转向一国社会主义政策显示了共产国际的快速右倾。后来在俄国，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由于斯大林发展出更加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被迫反对斯大林。他们被迫同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们形成联盟。斯大林和布哈林当时反对以一系列五年计划促进苏联工业化的政策，亦即当时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所提倡的政策。斯大林在1927年4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表示：“试图建立第聂伯水电站，对我们来说，就像农民不买牛而去买留声机一样。“ （参见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二章）

　　直到1927年底，在为了正式驱逐左翼反对派而召开的俄共第十五次党大会筹备期间，斯大林走狗莫洛托夫反复敦促：“我们决不要跌进贫农对广大农民群众集体化的幻想中去。在目前环境下，这已不可能。（参见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二章）。 在俄国境内的政策是给予富农和“耐普曼”（利用1921年新经济政策发财的城镇资本家）最大的经济发展空间。此一政策完美的由布哈林在斯大林全力支持下呼吁农民应该“发财吧”的口号表现出来。

　　在斯大林慌张寻找任何得以“保卫苏联于外敌侵略”的方针下，共产国际的政策被大幅推向右翼。共产国际一时已经被贬为苏联边防的角色。而后，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共产国际内部在中国革命问题和英国情势上发生重大歧见。于1925至1927年间在中国爆发的革命运动吸引了百万亚洲民众参与抗争。然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并没有遵循列宁主义的策略仰赖工人和农民来发动革命，而偏好依赖中国的资本家和将军们。

　　左翼反对派当时警告了这种策略会带来的后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对所有工人有领导性的作用，而中国农民则以俄国革命为榜样，透过土地征收的方式打击百年来压迫他们的地主们。但是，列宁生前所坚持的工人阶级独立于资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策略，也就是唯一能够带领东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走向成功的策略，却被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所唾弃。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对当下英国情势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当时的英国群众正快速地激进化。同时，苏联各工会为了保卫苏联不受与外国侵略，与英国工会议会（Trade Union Council）達成協議。在將近一百万名英国工会会员（所有工会会员的四分之一）开始加入少数派运动[5]的情况下，英国革命情势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在分析此情势后，托洛茨基预测到一场总罢工会在英国爆发。

　　英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当时的任务应该是告诫工人们：他们既有的工会领导必然会对他们发动背叛。反之，他们在英国工会官僚与俄国工会签订协约后帮助官僚虚张声势，让英国工人对他们的工会官僚们产生幻想。在英国工会官僚背叛了1926年的总罢工后，托洛茨基要求俄国工会应该与英国工会议会断绝关系，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拒绝照办。

　　英国工会官僚们在利用了英俄委员会长达一年之久后，毅然与其断绝关系。共产国际哀嚎他们被出卖了。但与此同时，本来应该透过重大历史事件快速成长的年轻英国共产党，却被共产国际的政策弄得不知所措。其在群众之间的信誉大打折扣。共产国际遭受的这些新挫败是直接由于斯大林和苏联官僚的政策造成的，但反而却强化了官僚在苏联内部的权力。

　　苏联人民对各国工人所经历的进一步挫败感到沮丧和失望，无产阶级的斗志遭受了进一步的衰退。斯大林和官僚们直接导致的挫败反而增强了他们对苏联的控制。先前对这些情势做出正确预测，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却被驱逐出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之外。

　　斯大林的国内政策导致了富农和“耐普曼”势力和影响的巨大增长。苏联一时处于灾难的边缘。惊慌失措的斯大林和官僚们被迫采用他们先前驱逐的托洛茨基及其伙伴们所提倡政策的扭曲版本。斯大林先前极力反对的五年计划重新在苏联境内问世。

　　正是在这种有计划的生产经济基础上，苏联得以取得其有史以来最大的进步，这些进步成为它参与现今世界大战的基础。与此同时, 苏联国内惊慌失措的政策左转弯也反映成国际上的慌张左转。斯大林先前企图依赖中国资本家在该国实施社会民主，却惨遭碰壁。现在他快速地改变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已经四年没有召开年度大会的共产国际（而且这样做是违反章程的），却因斯大林一声令下马上召开新大会，来颁布新的共产国际纲领。这份新纲领宣告了世界资本主义将不再稳定，全世界将进入所谓的“第三时期”。它断言世界资本主义将进入最终崩溃。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根据斯大林先前自己发表（但现在被埋葬）的理论，则被认为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构成了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危险，必须被摧毁。也因此，共产国际告诫共产党人则不能跟这些人有任何瓜葛。

　　正是在这个时期，1929年至1933年的空前经济危机震撼了全世界，尤其是德国。德国工人被迫处与空前的屈辱和苦难，中产阶级人士的生活亦被摧毁。德国的失业率稳步上升，直至达到将近八百万人失业。中产阶级在无法受益于1918年革命，并对德国共产党在1923年革命中无法奪政的表现感到失望后，为了解决他们的痛苦和绝望，开始朝向另一方向来寻找解决之道。

　　在资本家的资助下，法西斯分子开始在德国建立群众基础。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他们几乎赢得了6百50万选票。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尽管被逐出共产国际，仍然认为自己是国际共产运动的一部分，并坚持要求共产国际各支部恢复他们的党籍。与此同时，他们尖锐地批判共产国际采纳的自杀性政策，并要求共产国际重新采纳实在的列宁主义联合阵线策略[6]，借此赢得投入抗争群众的支持，并与群众一同在抗争经验中理解采纳共产主义的必要。

　　随着希特勒胜选，托洛茨基敲响了警钟。在他发表的《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局势》这本小册子中，托洛茨基同他在德国、法国、美国、英国，以及遥远的南非内的支持者们，呼吁左翼反对派一直以来主张的策略，要求德国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合战线阻止希特勒夺政。

　　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和命令下，德国共产党谴责托派的提议为一种反革命的“社会法西斯”政策。他们坚决视社会民主党为工人阶级当下的“主要敌人”，并认为其与法西斯党派之间没有区别。1930年9月，德国共产党在其党报《红旗》内宣称：“昨晚是希特勒先生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但纳粹党的胜选只不过是他们衰落的开始。”（1930年9月15日）

　　在这样的年头里，共产国际仍然坚持他们灾难性的策略。当希特勒企图于1931年组织公投来推翻普鲁士的社会民主政府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坚持要求德国共产党人与纳粹一同投票打击社会民主党。直到1932年5月，英国共产党党报《每日工人报》还自豪地如此反驳托派对德国的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托洛茨基已经站出来诉求共产党和社民党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没有比这等反革命阶级领袖更能够提出这种破坏性的策略了。”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写了四本小册子，几十篇文章和宣言。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试图向共产国际施压，促使他们改变政策。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1933年1月，希特勒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政治势力下夺取了政权，尽管德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当时在俄国以外最具组织性，最强大的。

　　反动势力首次在没有受到任何工人阶级抵抗的情况下征服了权力。六百万名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和八百万名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加起来应该是当时德国社会内最强大的势力。但德共领导们的背叛也葬送了整个德国共产党的未来。

　　然而，共产国际远远没有认识到这场灾难的性质。相反，它持续声称德共和共产国际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一个不能从历史汲取教训的组织是注定要失败的。共产国际已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一支力量。国际左翼反对派也因此与其决裂，并宣布必须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但虽然革命先锋们已经明显意识到必须放弃共产国际，但广大群众却不见得如此认为。后者必须要透过重大历史事件来理解真相。

　　直到1934年，共产国际还继续推行同样错误的政策。当受到德国和奥地利发展鼓舞的法国法西斯分子发动武装示威，要求推翻该国自由派政府和议会时，法国共产党领袖们竟然命令所有党员加入示威。但现在希特勒对苏联所造成的威胁已经人尽皆知，斯大林和官僚们也惊慌失措。本来就轻蔑，怀疑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工具的斯大林，更公开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任何在阶级社会中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不可避免地会被归入资产阶级的压力和影响之下。斯大林为了寻求新盟友，开始转向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 “人民阵线”政策于是在1935年召开的最后一次共产国际大会上提出。这一与自由派资本家结盟的政策是列宁终其一生都反对的。它代表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以及共产国际进入了新一阶段的腐化。

　　从斯大林政策下导致的希特勒崛起，也增强苏联官僚对社会的控制。凌驾于苏联群众之上的官僚阶层扩大了他们的权力，但这种渐进式的堕落也带来了俄国政府的质变。斯大林主义从仅仅是无法领导他国工人成功发动革命的集团，转变成积极反对世界工人革命的组织。莫斯科的大清洗以及全数老布尔什维克的遇害，以及成千上万最激进俄国共产工人遭到的屠杀或流放，完成了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境内发动的反革命运动。

　　法国和西班牙发生的事件[7]在当今每个革命者的脑海中都记忆犹新。共产国际积极地破坏本来可以成功的革命。事实上，它俨然成为了反革命的先锋队。世界工人阶级的挫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的世界大战。讽刺的是，二战正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议导致的。斯大林签订的这项条约再一次重挫了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在满口“革命”的花言巧语之下，它在世界各地实行了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开始推崇有利于希特勒的和平主义政策。

　　正如托洛茨基在1933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斯大林-希特勒协议的预测：

　　“斯大林近年来国际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它交易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利益就如同他在交易石油、锰等商品一样。这不是我夸大其词。斯大林将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和各个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视为可以与帝国主义交换的小筹码。当他需要法国的援助时，他会要求法国无产阶级服从于“激进的”资产阶级。当他必须支持中国对抗日本时，他迫使中国无产阶级臣服于国民党。如果他需要跟希特勒做交易，那他会怎么办?当然，希特勒不需要斯大林的协助来掐死德国共产党。后者所处的微不足道的状态也是其先前从事的政策造成的。但斯大林很可能会同意切断对德共地下工作的所有支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微小但有必要的让步，而他也很乐意照办。我们还应该预期到，共产国际在过去几年内发动的歇斯底里但空洞的反法西斯运动大概会被狡猾地打压下来。”（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寻求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背后有什么意义？“，1939年3月，译者自翻译。）

　　斯大林与已经充满屍臭的共产国际所实行的策略在纳粹进攻苏联后完全被摧毁。共产国际必须再一次向右转，将自己纳为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擦鞋垫。但是随着斯大林对美英帝国主义的逐渐依赖，来自资本主义“盟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帝国主义特别要求苏联解散共产国际，以保证希特勒被打败后欧洲不会出现一场社会革命。

　　旷日持久的伪装已经结束。斯大林已经解散了堕落的共产国际。他借由此举宣布他会在世界革命爆发时站到资本家一边。但是帝国主义者们并不了解他们强迫斯大林作出这个交易后会带来的后果。它们无法阻止世界各地新革命的到来。 在其开始腐化不到二十年内，共产国际破坏了许多国家内爆发的有利革命情势。

　　未来几十年内，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我们也将目睹数次革命情势。就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风雨岁月，比较于接下来的年代，也只能算是儿戏。在这样充斥着风暴和动荡的局势下，世界革命的工具也会再次被淬炼出来。过去几十年内除了俄国以外的工人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和领导。共产国际在1917-1923年之间的辉煌岁月将重见天日。在国际工人阶级学习新的教训，认识过去丰富经验和立足于布尔什维克传统上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将能再一次导引劳苦大众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



[1] 编按：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与1919年1月以战争部长身份组织镇压德国工人起义并指使罗莎·卢森堡和的谋杀；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于1919年就任德国总理；所谓“容克”氏族是直到1930年代都还主导普鲁士军队和公务员的反动贵族势力。详情参见：《德国：从革命到反革命》，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著。

[2] 编按：一战完结后于1919年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施加了苛刻的制裁条例。

[3] 编按：“热月反动”是一个用来描述没有反转社会的政治反革命运动的词汇。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将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于热月（1794年7月） 推翻的右翼政变为譬喻，此次政变同时保存了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基本收获。因此“热月派”在此也泛指着在俄国境内支持同样政治反动的人物。

[4] 编按：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和加米涅夫（Lev Kamenev）是老布尔什维克。前者是共产国际第一任主席，后者曾一时担任列宁的副手。两者皆于1917年反对发动十月革命。后来，两人偕同斯大林阻止实施列宁遗嘱内主张的政策，尤其是撤除斯大林总书记一职的要求，并否认其存在。两人皆于1936年大清洗中遇害。

[5] 编按：一个主要由英国共产党召集，集合左倾英国工会领袖的组织。

[6] 编按：“联合阵线”策略指的是群众性工人组织之间的占时性协定，就具体问题采取共同行动，但同时维持各方的纲领独立性。

[7] 编按：斯大林共产党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分别于1936年2月在西班牙和1936年6月在法国产生。两国的工人们也立即采取行动，占领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但两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则成为破坏工人行动的主要势力。在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政策为佛朗哥于1936年7月发动的法西斯起义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