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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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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二章 经济的增长与领导的左右摇摆
一 “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与富农路线
二 大转变：“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与“全部集体化”
一 “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与富农路线
苏联经济发展的路线，并不是一条连续而均匀上升的曲线。在新制度的最初十八年中，以几次剧烈的危机作为标志，可以清楚地分为几个阶段。联系着政府的政策略述一下苏联的经济史，对于诊断现状和预测将来都是绝对必需的。
革命后最初三年，是一个公开而残酷的内战时期。经济生活完全服从前线的需要。文化生活躲在角落里，其特征是：在物质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创造性的思想大胆发挥，首先是列宁个人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1918至1921年），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社会主义”英勇地并行着。在那几年里，苏维埃政府的经济问题主要归结为支持军事工业，用从过去遗留下来的贫乏的资源来达到军事目的和维持城市人口活下去。军事共产主义本质上就是在被围困的堡垒之内有系统地严格管制消费。
必须承认，军事共产主义原先的设想，是要追求更广大的目的。苏维埃政府希望并力图把这种管制的方法直接发展成为一种分配和生产上的计划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它希望不用破坏“军事共产主义”就逐步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所通过的纲领说：“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当前任务，是坚定地在全国范围继续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代替贸易。”
可是，实际情况越来越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纲领冲突。生产不断下降，这不仅因为战争的破坏，而且还因为对于生产者个人利益的刺激消失了。城市向乡村要求粮食和原料，可是拿不出东西来交换，只给他们一种花花绿绿的纸，根据很久以前的记忆，这种纸就叫作钱。于是农民把粮食埋藏起来。政府派武装工人队伍去搜粮。农民减少播种。内战刚刚结束后，1921年的工业生产最多只及战前水平五分之一。钢的产量从420万吨跌到18万3千吨，只及从前1/23。粮食收获的总额，从8亿零100万英担（1英担为100磅——校者）跌至1922年的5亿零3百万英担。这一年是可怕的饥饿年。同时对外贸易从29亿卢布跌至3千万卢布。生产力破坏的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整个国和政府都走到了深渊的边缘。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乌托邦式的希望，后来受到了无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考虑到，那时的一切估计都是以希望西方革命很快成功为基础的，那么，执政党的理论错误就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大家都认为，德国无产阶级一旦胜利，不但当然会提供苏俄各种机器和制成品，让苏俄以后再用粮食和原料来偿付，而且还会提供许多万的熟练工人、工程师和组织者。毫无疑问，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胜利了（这完全是被社会民主党阻止了），德国和苏联经济的发展，会以那么巨大的步伐前进，足以使欧洲和世界的命运比今天好得无可比拟。可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那样幸运的情形之下，还是必须取消由国家直接分配产品的办法，而采取商业的方法。
列宁这样解释恢复市场的必要性：因为国内有千百万孤立的农民经济，他们除了经过贸易，还不习惯和外界发生经济关系。贸易流通会在农民和国营工业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是当时提出的名称。这“联系”的理论公式很简单：工业要供给农村以必需的货品，其价格要使国家无须强制收购农民劳动的产品。
改善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务。然而，一个短时期的试验就证明了：工业本身，尽管已经具有社会化的性质，也还需要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金钱支付的方法。计划经济不能单靠知识资料。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在一段长时期以内仍然是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不可缺少的矫正者。
由新经济政策合法化的市场，在有组织的货币帮助下开始发生作用。早在1923年，工业受到来自农村地区的刺激便开始复活起来，并且即刻就发展得很快。1922年和1923年，生产都增加了一倍，到了1926年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即比起1921年，已增长到五倍多了。在同一时期，农产品收获量也不断增加，虽然速度不那么快。
从1923这个关键性的年度开始，执政党内早已存在的关于工业和农业相互关系的不同意见开始尖锐化起来。在一个储备完全耗尽了的国家，若不从农民那里借来谷物和原料，工业便无法发展。但对农产品若“强制征借”得太重，那就破坏了劳动的刺激。农民并不相信未来的繁荣，如果城市派出征粮队，便会以停止播种来答复。反之，若征集得太少，工业又有停工的危险。农民得不到工业产品，就会自己制造来满足需要，把以前的家庭手工业恢复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开始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即究竟要从农村取得多少东西给工业，才能够使工业和农业之间动态平衡的时期赶快到来。争论立刻又牵涉到农村本身的社会结构问题。
1923年春天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左派反对派”（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的一个代表用一幅不祥的图表来说明工业与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的扩大。这种现象那时第一次叫作“剪刀差”，这个名词后来几乎变成国际通用的。那演说者说：假使工业再停滞下去，使剪刀更加张开，那么城市与乡村的破裂就不可避免。
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所完成的民主与土地的革命，和党为了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而采取的政策，是分辨得清清楚楚的。没收地主和国家的土地，使农民每年得到超过5亿金卢布的好处。可是在国家产品的价格上，农民损失的数目更大。要是这两种革命，即被十月革命紧紧绑在一起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合计的结果，是使农民损失许多亿卢布，那么工农两阶级的联盟便依然是个疑问。
从过去承受下来的农民经济之分散性，被十月革命的结果加重了。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独立农家的数目从一千六百万增加到了二千五百万，这自然加强了大多数农民经济纯粹供自己消费的性质。这也是农产品缺乏的原因之一。
小商品经济不可避免要产生剥削者。随着农村的日渐恢复，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增长。这种发展陷入早已走过的老路。富农的增长远超过农业总的生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转过脸去向着富农。农业税落在贫农身上的，远较富农身上为重，况且富农又取得国家贷款的大部份。余粮大部份在农村上层份子手中，他们用来奴役贫农和进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份子。那时当权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他那有名的口号“发财吧！”在理论上说，这口号的意思是要使富农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少数人致富。
政府被自己的政策所束缚，不得不在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要求面前一步步退让。1925年承认了农业中雇佣劳动和租借土地为合法。农民日益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小资本家，另一方是雇工。同时，因为缺少工业商品，国家被挤出了农村市场。在富农和小家庭手工业者之间，出现了中间商人，好像从地下钻出来的。国营企业为了找原料，越来越不得不去和私商打交道。资本主义的涨潮到处都可以看到。有思想的人们看得很清楚，财产形式上的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过是把它提出来而已。
1925年，正当富农路线全力施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取消土地国有。他示意一个苏联记者发问道：“把每个农人耕种的那块土地，让渡给他十年，岂不符合农业的利益吗？”斯大林答道：“符合，甚至让渡四十年也可以。”格鲁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员，在斯大林本人的倡导之下，曾起草一份解除土地国有的法案。目的是让农民对自己的将来有信心。当这种政策正在施行之时，1926年的春天，差不多60%预定出卖的粮食，是在6%的农民有产者手中！国家不仅缺乏出口的粮食，连国内需要的也不够。因为出口少得太厉害，不得不放弃入口制成品，还要尽量减少机器和原料的入口。
这种依靠富农的政策，推迟了工业化并且打击了一般农民群众，在1924到1926的两年内清楚显示了它的政治结果。它使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大大提高了自觉性，许多下层苏维埃被他们夺去，官僚的权力和自信提高，工人所受的压力日益加重，还有党和苏维埃的民主完全禁绝。富农的生长惊骇了当权派当中的两个著名人物，季诺维也失和卡米涅夫，意味深长的是，那时他俩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的苏维埃主席。但是各省，尤其是官僚份子，都坚决拥护斯大林。结果富农路线胜利了。1926年，季诺维也夫和卡米涅夫带着他们的追随者加入了1923年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
当然，“原则上”统治集团就在那时也并没有放弃农业集体化。他们只是在他们所看到的前景中把它推迟几十年。日后的农业人民委员会雅可夫列夫于1927年写道：虽然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经过集体化才能完成，但是“这显然不是一年、二年或三年就可做到的，也许十年以内也做不到。”他还说：“集体农庄和公社…….现在以至今后很久，无疑地只是农民个体经济的大海里的一些小岛而已。”实际上那时只有0﹒8%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党内关于所谓“总路线”的斗争，1923年就已经公开出来，到1926年变得格外紧张激烈。左派反对派在其涉及工业和经济的一切问题的长篇纲领上写道：“党应该抵制并粉碎一切要取消或损害土地国有的倾向，因为土地国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得到了胜利；直接反对国有化的企图是放弃了。但是，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自然不仅仅是土地的财产形式。
“为了对抗农村个体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加速集体农庄的增长。必须有系统地年年拨出相当大的款项来帮助组织在集体农庄里的贫农。合作社的全部工作都应该具有转变小生产为集体化大生产的目的。”可是这个广泛的集体化纲领，被顽固地认为在未来几年以内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在筹备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期间（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开除左派反对派），日后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一再说道：“我们决不要跌进（！）贫农对广大农民群众集体化的幻想中去。在目前环境下，这已不可能。”根据日历，当时是1927年底。那时统治集团同自己未来的农民政策还隔得这么遥远！
也是在这几年（1923到1928），统治联盟，即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与卡米涅夫1926年初转入了反对派）进行着斗争反对“超工业化”及计划领导的鼓吹者。未来的历史家会吃惊不小地重新证实，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于大胆的经济倡议竟充满那样恶意的不信。在外力推动下，工业化的进度凭经验加速起来，无情地打碎一切计算，同时使间接费用增加到惊人的程度。1923年，反对派要求施行五年计划时候，遇到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嘲笑，生怕“跳入未知的境界”。直到1927年4月，斯大林还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试图建立第聂伯水电站，对我们来说，就像农民不买牛而去买留声机一样。这个高明的警句概括了整个纲领。值得指出，在那几年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报刊，以及追随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都以同情的口气重复官方的说法：“左派反对派”的主张是工业的浪漫主义。
在党内讨论的闹声中，农民用日益顽强的怠工来答复工业品的缺乏。他们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也不增加播种面积。右派（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时期是决定调子的，他们要求提高粮食价格，给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更广大的活动地盘，甚至不惜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在这种政策下，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进口外国的制造品，用来交换出口的农产原料。但是这样做就不是在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是在富农和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联系”了。为了这个来干十月革命，实在不值得。
反对派的代表在1926年党的代表会议上答复说：“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对富农增税的办法，就会产生大量的货物和较低的市价，而这对于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有利……面向农村并不不意味着背向工业，而是意味着工业要向着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业在内，对于农村就没有用处。”
答辩中斯大林大发雷霆，反对反对派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他说：工业不可以“猛冲向前，脱离农业而且不顾我们国家积累的速度。”党的决议是继续重复这些被动地适应富裕的上层农民的格言。1927年12月，为了最后粉碎“超工业化者”而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要求警惕“把国家资金过份投入大建设的危险”。当权派那时还不肯去看任何其它的危险。
在1927至1928这一经济年度，工业主要靠革命前的机器而农业靠旧工具的所谓恢复时期宣告结束。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大规模进行独立的工业建设。不可能再没有计划而摸索着实行领导了。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假想上的可能性，早在1923至1925年间反对派就分析过了。他们总的结论是：在耗尽了从资产阶级继承下来的设备以后，苏联的工业，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础上，可以达到一种在资本主义之下完全不可能的增长速度。我们那谨慎估计出来的系数，大约在15%至18%之间，被当权派的领袖们公开嘲笑，认为是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幻想音乐。这构成当时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本质。
终于在1927年起草完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官方草案，充满了小家子气。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计划从每年9%递减到4%。每人的消费，在整个五年当中只增加12%！这个最初的计划里面包藏着多么令人难以相信的胆小思想，清楚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就是：到了最后第五年，国家的预算才占国民收入的16%，而沙俄时代的预算，它并无意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还占18%！还有一点也许值得一提，就是，起草这个计划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几年以后都遭到法律严厉的审判和处罚，罪名是在外国指使下故意破坏。那些被告如果有勇气的话，本来可以回答说：他们的计划工作完全符合当时政治局的“总路线”，并且是在它的命令下进行的。
派别的斗争，现在翻译成数字的语言了。反对派的纲领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提出那样一个小气而悲观的计划，实际上是在反对社会主义。”一年以后，政治局采纳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规定每年平均增加生产至9%。但是实际发展的情况却显示一种顽强的趋势，就是接近“超级工业化者”所估计的系数。又一年以后，政府的政策已经根本转变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三次起草五年计划，它的增长率，大大超乎人们意料地接近1925年反对派所作的预测。
由此看来，苏联经济政策的真实历史，是与官方的传说大不相同的。不幸，韦伯夫妇一类的虔诚的研究者，对于这一点丝毫也不注意。
二 大转变：“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与“全部集体化”
在个体农民经济面前犹豫不决，对巨大的计划没有信心，维护最低的速度，忽视国际问题——所有这些合拢起来形成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这理论是1924年秋天，在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之后，第一次被斯大林提出来的。不要急于工业化，不要与农民争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是保护党官僚的威权不受批评！农民的分化被斥为反对派的捏造。上面曾说过的雅可夫列夫不理会中央统计局，因为它的统计所表明富农的地位高于当局所满意的，同时领导人镇静地说，商品的缺乏正在过去，“经济发展即将以平和的速度进行”，粮食的征集将来也会更“平稳”，等等。势力加强了的富农拉着中农一起，对城市实行起粮食封锁了。1928年1月，工人阶级正面看见了走近前来的饥荒的身影。历史知道怎样开恶意的玩笑。就在这个月里，当富农正扼住革命的喉咙时，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被投入监狱，或者放逐到西伯利亚各地去，因为他们在富农这鬼怪面前“惊惶失措”。
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粮食封锁是富农（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明目张胆的敌意所造成的——那就是说，出于普通的政治动机。但是富农很少倾向于那种“唯心主义”。假使他们藏起粮食，那是因为买卖对于他们无利可图。因为同样的理由，他们才能够使很大部份的农民受他们的影响。简单地镇压富农的破坏行动，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政策。然而，甚至到那时，还在动摇中花掉不少时间。
李可夫，那时还是政府的首脑，在1928年7月宣布：“发展个体农庄是……党的主要任务。”而斯大林附和着说：“有些人以为个体农庄已经没有用了，因此我们不应支持它……这些人与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点。”不到一年之后，党的路线与这些话毫无共同点了。“全部集体化”的曙光出现在地平在线了。
新的方针正如从前的一样，是凭经验得来的，并且是经过政府联盟内部暗斗而决定的。“右派和中派是由于共同敌视反对派而联合起来的，清除了反对派以后，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要加速到来。”——一年以前左派的纲领上曾这样警告。事实果然如此。那正在解体的联盟的领袖们，自然决不承认左派这个预测像许多其它预测一样已经实现。迟至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还公开宣告说：“有人说，在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的偏向和对它调和的态度，现在是停止这种谣言的时候了。”那时，两派都在试探党机关的态度。被压抑的党，生活在隐秘的谣言和猜测中。可是不过几个月后，官方的报刊就用它那从来不觉难为情的态度宣称，政府的首脑李可夫“曾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的困难上投机”；共产国际的首脑布哈林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影响的传导线”；全俄总工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只是一个可鄙的工联主义者。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员。尽管从前整个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取自右派，现在布哈林却能够并不违背事实而责难斯大林，说他采用那定了罪的左派反对派一部份的政纲来对右派斗争。
不管怎样，到底是改变了。“发财吧！”这口号和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太迟，可是因此受到更坚决的谴责了。工业化提到上了日程。自满的无为主义，现在被一种手忙脚乱的惊慌所代替。半忘记了的列宁的口号，“赶上并超过”，在后面加上了“尽可能在最短的时期内”。最低限度主义的五年计划，虽然已被党代表大会在原则上批准了，让位给一个新的计划，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元素完全是从打垮了的左派反对派的政纲上抄过来的。第聂伯水电站，昨天还被人们比作留声机，今天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取得初步新的成就之后，人们又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来。喜出望外的经验主义者现在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了。正如历史上所常见的一样，机会主义变成它的反面：冒险主义。尽管从1923到1928年政治局乐意地接受了布哈林的“龟步”哲学，现在轻轻一跳，就把每年的增长率从20%提高到30%，企图把每一个局部的和暂时的成就都变为一般的标准，而忽视了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计划中财政的缺额用印制纸币来填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纸币流通额从17亿卢布增加到55亿，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已经增加到84亿卢布了。官僚不仅摆脱了群众的政治监督（是群众承受着这种强制工业化所造成的无法忍受的重担），而且也摆脱了金卢布的自动监督作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已经奠定坚实基础的货币制度，现在又从根动摇了。
主要的危险，不但是威胁到计划的实现而且威胁到社会制度本身的，却从农民方面出现。
1928年2月15日，全国人民吃惊地从《真理报》一篇社论上得知：农村的情况完全不是像当局一直所描写的那样，倒很像已被开除的左派反对派所说的。报刊昨天还否认富农的存在，今天，根据上面的信号，却发现富农不仅在农村里有，连党内也有。事实表明，共产党支部常常被富农份子占据，这些富农拥有复杂的机器，雇用工人，对政府隐瞒几百甚至几千普特（1普特=16﹒3公斤——校者）的粮食，还狠狠地谴责“托洛斯主义”的政策。报纸争先恐后地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暴露富农怎样利用地方书记的职位拒绝贫农和雇农入党。一切老标准都倒转过来；负的和正的换了位置。
为了养活城市，必须即刻从富农手中取得每日的粮食。这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做到。没收余粮——不仅是富农的，还包括中农的——官方语言叫做“非常措施”。这说法应该表示，明天一切就要回到常轨。可是农民并不相信这种好听的话，而他们不信是对的。用暴力夺取粮食，使富农失去增加播种的兴趣。雇农和贫农于是找不到工作。农业又一次走进死胡同，国家也是一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修改“总路线”。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仍旧主张个体农业要占主要地位，现在开始强调必须较快地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了。但是因为迫切需要粮食，不容许停止对农村的军事征讨，那促进个体农庄的纲领只得悬在空中。必须“跌进”集体化去了。暂时征收粮食的“非常措施”，不料竟发展成一个“消灭富农阶级”的纲领。互相矛盾的命令接连下来，比粮食的配给还要多，可见政府对于农民问题不仅没有五年计划，连五月计划也没有。
按照粮食恐慌所逼迫出来的新计划，集体农庄在五年之末大约包括20%的农户。这个计划是多么庞大，只要想到前此十年，集体化还不到1%，就十分明了了。然而，这计划到五年过了一半的时候，却远远落后了。1929年11月，斯大林放弃了他自己的动摇，宣布个体农业已经终结。他说，“全乡、全县，甚至全省”的农民正在加入集体农庄。雅可夫列夫在两年前还坚持集体农庄在以后许多年仍只是“农户大海中的一些小岛”，现在却奉命以农业人民委员的身份去“消灭富农阶级”，而且在“尽可能最早的日期”完成全部集体化。在1929年，集体农庄的比例从1﹒7%增加到3﹒9%。1930年增加到23﹒6%，1931年增加到52﹒7%，1932年增加到61﹒5%。
现在，任何人再也不会那样愚蠢，去重复自由派那种胡说，以为集体化整个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完成的。在以前许多历史时代，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有时起来暴动以反对地主，有时遣送大批移民去尚未开垦的地区，还有时奔向各种教派，因为这些教派答应拿天上的空地来补偿农民在地下住处的狭窄。现在，没收了大庄园并且实行了最高度的土地分配以后，要把这些小块土地联合成为大片，已成为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问题。
然而，问题远远不是这种一般的历史考虑所能够解决的。集体化真正的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行政的毅力，而主要是决定于现有的生产资源，亦即决定于工业向大规模的农业提供必要的机械的能力。这种物质的条件是欠缺的。大部份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有的设备只适用于小规模的耕作。在这种情形之下，过份快的集体化就带有经济冒险的性质。
由于没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这样急遽转变，政府对于新的路线连最起码的政治准备也没有而且不可能做到。不仅农民群众，就是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究竟向他们要求些什么。农民听到谣言，说他们的牲畜和财产要被国家夺去，非常愤慨。这些谣言距离事实也并不怎么远。官僚们现在竟实现他们以前讽刺左派反对派的那句话，“抢夺农村”了。集体化在农民看来，首先就是没收他们一切的所有物。不仅把马、牛、羊、猪集体化，连新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一个外国观察者写道：他们“剥夺富农甚至实行到毡鞋上面，从小孩子的脚上脱下来。”结果农民纷纷把牲畜贱价抛售，或者杀掉来取得肉和皮。
1930年1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一个中央委员安德莱也夫给集体化描绘了一幅两面的图画：一方面，他说正在全国强烈发展着的集体运动“现在要摧毁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损人利己地卖掉自己的农具、牲畜甚至种子的情况“达到明显很可怕的程度”。不管这两种论断多么矛盾，却是从相反的两方面正确地显示出集体化这个绝望的措施那种仿佛流行病的特性。“全部集体化使国民经济陷入几乎前所未有的毁灭境地，就像打过三年仗一样。”上述那个外国批评者这样说。
二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的唯一动力（虽然弱得像农民的老马，总还是动力），官僚们企图在技术设备、农学知识和农民本身的支持都缺乏的情况下，一下子用二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的命令来代替这种动力。这种冒险主义的可怕后果很快就来了，并且延续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1930年已增长到8﹒35亿英担，在以后两年下降到不足7亿英担。这差额本身好像并不算灾难性的，可是这表示正是失去了城市所需要的粮食数量（以他们经常半饥饿的状态为标准）。在技术作物方面，结果更惨。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几乎达到1﹒09亿普特，到全部集体化的高潮时，由于缺少糖萝卜，产量跌落到4800万普特，只及以前的一半。但是破坏力最强的暴风是打击在动物方面。马的数目减少了55%，从1929年的3460万匹降到1934年的1560万匹。牛的数目从3070万减到1950万，跌落了40%。猪的数目跌落了55%，羊跌落了66%。人的毁灭（由于饥、寒、传染病以及镇压而死的），不幸没有像屠杀牲畜那样准确表列出来，但也达到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是在于施行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种盲目、强暴和赌博的方法。官僚什么也预见不到。连集体农庄的章程，那是用来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也等到悲惨的农村遭受如此残酷的摧毁之后才公布出来。
这新路线的迫于无奈的性质，是由于必须从1923—1928年的政策的后果中找到补救。但即使如此，集体化还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慎的形式。官僚手上既有政权又有工业，本来可以调节集体化的过程而不至于把国家带到灾难的边缘。他们本来可以而且应该采取比较符合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速度。“左派反对派”流亡国外的机关报在1930年写道：“在国内外有利的环境之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约十年或者十五年期间可以彻底改造，为集体化造成生产的基础。然而，在这些年里面，会有足够的时间把苏维埃政权推翻不止一次。”
这个警告并不夸张。毁灭的气息从未像全部集体化的这几年这样直接弥漫在十月革命的国土上头。不满，不信，怨恨，正腐蚀着全国。通货受扰乱，固定的、“协议的”、和自由市场的价格都升高，国家与农民之间通过贸易的对等联系转变为强制征收粮食、肉頪和牛乳，同大规模抢夺集体财物以及收藏抢来的财物作生死斗争，纯粹在军事上把党动员起来向富农的破坏行为斗争（在“消灭”了富农阶级之后），再加上恢复粮卡和吃不饱的粮食配给制度，最后还有恢复国内护照制度——这一切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那似乎久已消散了的内战气氛。
供应给工厂的粮食和原料一季不如一季。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引起劳动力迁移，装病缺勤，工作马虎，机器损坏，废品比例很高以及一般的质量低劣。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在1931年下降了11﹒7%。根据莫洛托夫一次附带提到（发表在苏联各报刊上），工业生产在1932年只增加了8﹒5%，而不是计划所规定的36%。的的确确，不久之后全世界就听到，五年计划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当中完成了。但这只意味着，官僚在玩弄统计和舆论时的犬儒主义是毫无限制的。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有危险的不是五年计划的命运，而是苏联制度的命运。
制度渡过了危险。
但这是制度本身的功劳，因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了根。同样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农村里面经济上一片混乱并且打内战的那些年里，苏联根本在外敌面前瘫痪了。农民的不满影响到整个军队。猜疑和动摇打击了官僚机构和领导干部的士气。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来一个打击，这时都会有致命的后果。
幸而，在工商业危机开头的那几年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观望心情。谁也没有准备好打仗；谁也不敢尝试。此外，没有一个敌国充分知道，在官方大吹大擂地歌颂“总路线”声中，震撼苏联的社会动乱是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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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概述虽然简短，却希望表明了：工人国家实际的发展，与那一层层的成就不断堆积起来的美丽图景相差多么远。根据过去的危机，我们在下面会推论出关于未来的重要指示。但是除此之外，粗略地看一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摇摆不定的历史，为了摧毁那人工造成的个人崇拜，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是必需的。这种个人崇拜认为，成功（不论真假）的根源就在于“领导”的非凡质量，而不在于革命所创造的那种社会化的财产关系。
新的社会制度客观上的优越性，自然也表现在领导人的方法上。但是这些方法同样也反映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性，并且反映塑造了当权干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条件。
假使从这里推论，说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无关紧要，那就大错特错了。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政府像苏联政府那样，整个国家的命运集中在它手里达到那样的程度。个别资本家成功或失败，自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质量，但是他的质量确有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的作用。苏联政府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所占的地位，大体上就像一个资本家对于单个企业所占的地位一样。国民经济的集中性，使国家政权变成有巨大意义的一个因素。正因为这个缘故，评判这个政府的政策不可以根据概括的成绩，不可以根据单纯的统计数字，而要根据清醒的预见和计划的领导在取得这些成绩时所起的具体作用。
政府路线左右摇摆，不仅反映了客观情势的矛盾，而且反映了领导人不够能力及时了解这些矛盾并且作出预防性的反应。要想把领导的错误用簿记上的数量表达出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摇摆的历史所作的概括说明容许这个结论：这些摇摆给苏联经济加上了巨大的间接费用的负担。
至此当然还不能理解（至少是根据唯理的历史观还不能理解）：怎么一个在思想上最贫乏、犯错误又最多的派别偏偏能够战胜所有其它派别，而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呢？我们以后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会给予解答。同时我们将看到，专制领导的官僚主义方法怎样与经济和文化的要求发生日益尖锐的冲突；我们还会看到，新的危机和动乱如何不可避免地要在苏联的发展中出现。
然而，在讨论“社会主义”官僚的两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所得的成就的纯净结果是什么？社会主义真正在苏联完成了吗？或者，谨慎一点：目前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可以保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像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本身的成就已能保证农奴制和封建制不会复辟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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