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斯威齐：答贝特兰

答贝特兰

保罗·斯威齐

　　首先我要对贝特兰教授经过慎重思考的评论表示感谢。这篇评论是他的重要著作《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巴黎，马斯琅罗出版社，1968年）的继续，并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它。那部著作，正如他在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是致力于阐明“一系列一年比一年更重要但却很少有人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的。
　　在一个重要方面，我觉得评论似乎超过了书。让我再次引述该书的序言：
　　给予下面各章以统一性的，是它们开始给于目前被称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些问题以一种新的批判思考。我们将会看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说法远不足以表达它所试图表达的现实。实际上它是要掀起一个或多或少有把握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前进运动”。然而事实上，它所描述的是一个可更为确切地称为“资本主义和触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并不笔直地通往社会主义；它有可能通往那里，但也可能通往再生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点在下面各章中将越来越显现出来；但是在第六章（本书最后一章）之前它并没有成为明确论述的目标；此外，所用的术语也只是部分地反映出这个结论。
　　书中称为章的都是前已发表过的论文，大致按时间顺序编排，所包括的时期是从1964年到1957年，而最后一章（第六章）则是在其它各章写成一年多之后脱稿的（第六章和序言的日期都是1967年8月）。从这些事实我们似乎可以推想，直到几年之前，贝特兰仍然持有我认为可以称之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看成是单行道的观点。到1967年，他已修改了这个看法，承认有倒退回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到1968年底时（上述评论的日期是12月15日），他就无条件地说，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在苏联——也在捷克斯洛伐克，并暗示也在其它华沙条约国家——当了权，“苏联共产党就是这个新资产阶级的工具。”这样，在1967年被看作是可能的东西，到1968年就被断定为既成事实了。
　　让我赶紧补充说，在追溯贝特兰关于过渡时期性质的立场的演变时我毫无批评他的意思。正相反，在中苏论战的刺激之下，加上本人在南斯拉夫的观察所得，《每月评论》的编辑们早在1964年就已得出过渡时期是一条双行道的结论。但是，如当时那篇社论所表明，我们是不满足于中国方面对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态的论断的，我们觉得，对于一个显然十分重要的问题迫切地需要进行更广更深的分析。幸运的是，很少有（如果有的话）比贝特兰更适合于帮助满足这个需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那本书的问世以及他的思想沿着上述评论的路线的进一步发展，这就为一次生动而富有成果的讨论提供了基础。
　　那末，首先让我试图清除某些误解。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贝特兰认为我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市场关系、货币和价格”的存在是与社会主义不兼容的并使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不可能的事，他的评论的大部分是致力于抨击这个观点的。他所依靠的证据显然就是本书第6页的那个脚注。读一读这个注，我能够理解它为什么会引起这种解释，虽然我在当时执笔的时候并未想到这点。无论如何，我现在想说明，我丝毫不想维护贝特兰加到我头上的那个观点。我真正持有的观点是，市场关系（这当然也意味着货币和价格）在社会主义之下是长时期内不可避免的，这就对于社会主义构成经常性的威胁，并且，要是不严加限制和控制，就会导致堕落和倒退。那篇关于南斯拉夫的社论的原话是：
　　我们并不是说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可以立即取消，更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可望把市场关系取消。我们说的是，必须系统地限制为利润而进行的生产并把它迅速局限于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市场关系必须受到严格监督和控制，以便使这种关系不会象会扩散的癌那样发展得不可收拾，致命地破坏社会主义政治机体的健康。（第588页）
　　保罗·巴伦和我以不同的词句论证了基本上相同的观点：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指出，等价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有效分配和利用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指南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下去。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演变又要求对这个原则不断进行斗争，以便最后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来替代它。……这显然并不意味着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不要合理的核算；这只表明，经济核算中的合理性的性质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只不过是人的需要和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彻底改变的一个反映。（《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7年，第337页注）
　　我在贝特兰所批评的那篇文章中特别说明，重要的不是捷克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关系，甚至也不是这种关系与中央计划相比现在所具的规模；我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究竟向哪个方向前进。可以毫无疑问她说：（1）至少在过去的五年中，市场成份的比重一直是在增长；（2）过去八个月自由化的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捷克经济进一步沿着市场路线搞现代化扫除障碍〕。（本书第6—7页）我还说，“我们的论点是：那些在行动上是加强市场，而不是与市场进行斗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本书第10页）
　　从这个立场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按这两种力量并非不能同时并存的意义来说，不是一个绝对的矛盾；它所以是矛盾，是根据这两种力量相互对立并必然纠缠于不断争夺控制地位这个意义来说的。这里的问题不是市场被使用的范围如何，而是它作为独立的调节者被使用的程度。这当然决不是什么经济“法则”的问题，或者某种经济形式的后果的问题。倒不如说它是国家政权和经济政策的问题。因此我不得不全然拒绝贝特兰所如此强调的批评，说我只注意表面现象、经济形式、次要的事实等等。相反，我注意的是对过渡时期社会有决定意义的终极问题：权力谁属的问题以及权力是用来决定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还是向资本主义倒退的问题。
　　这就合乎逻辑地引导我们来考虑贝特兰的理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在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取得政权，而且正因为如此，市场关系才在近年得到了鼓励和扩大。他明确地相信，［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标志着这个过程的转折点，但他又断言：“如果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关系不是早已存在的话，［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本来是不可能有它所特有的内容和后果的”。他还接着说：这“很好地表明，这些社会关系的发展不是由市场的发展来决定的，相反地却是先于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对这个过程的看法有点不同。新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首先出现的是一个牢牢地掌了权的官僚统治阶层（还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与此相伴随的是群众的非政治化。在没有革命热情和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下，中央计划日益变成高压式的和僵硬的，以致经济困难和失败层出不穷。为了解决这些日趋严重的问题，统治者们转而采取资本主义的手法，把经济企业内部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经理人员，越来越少地依靠中央计划对他们进行指导和控制，而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的超越个人意志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产的法律形式日益变得空洞而无意义，而作为所有制精髓的生产资料真正控制权则集中到经理人员这一上层集团的手中。正是“拥有”生产资料的这个集团倾向于发展成为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自然赞成进一步更迅速地扩大市场关系。这个过程意味着“老”官僚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受到侵蚀，其结果就是发生了资产阶级报刊所说的“自由化分子”（新资产阶级）和“守旧派”（老的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后者没有对付社会上日益增多的经济问题的纲领，因此对以市场和利润为方针而前进的新资产阶级只能且战且走，别无其它办法。这个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目的，是建立新型的社团私有财产制并使之合法化，不过这个目的还没有在任何地方达到过（当然或许永远也达不到）。只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才能名符其实地谈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在实践上，南斯拉夫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远，无疑比苏联远得多，在苏联，旧的官僚统治阶层在斯大林统治三十年之下已变得极为强大并十分巩固。在我看来，苏联目前的发展阶段可以最恰当地说是这样一个阶段：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领导之下，官僚主义分子正企图不让新的经理人员上层集团进一步得势。由于上面已经指出的理由，我怀疑他们能否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可能在好几年内减慢这个过程的发展速度或甚至使之暂停。
　　我在那篇论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章中说，对于官僚主义计划的失败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是日益依赖市场，另一种是进行一次“中国人已经赋予其特定意义并把它叫做文化革命的运动：一次全面发动群众的运动，提高总的政治觉悟水平，使社会主义的理想重新获得活力，让生产者自己在各级决策方面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贝特兰把这解释成我相信“苏联领导人……是在两种‘办法’之间有所‘选择’。实际上，我度有使用过他加上引导的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我象上文那样说过，“有两种可能的反应，”我并且补充说，由于历史的理由，苏联领导是建有能力选择文化革命那种反应的。因此，当贝特兰写道，“这里所牵涉到的，不是在两种能使经济‘发展’的办法叫和有所‘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两条政治路线，……之间划清界限的问题，“我认为我和他并无分歧之处。但当他加上“两个阶级之间”时，我就不能肯定我跟上他的思路了。〔见本书第27页）
　　如果他的意思是说，一条政治路线（依赖市场）是符合新资产阶级利益的，而另一条路线（一场文化革命）则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我是能够理解并同意的。但如果——根据其它几段文字来看这是更为可能的——他的意思是说，执行哪条路线取决于哪个阶级当权的话，那末我得承认我不知道他所指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拿中国为例。没有什么疑问，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官僚统治阶层正在中国成长并巩固其权力。到1966年，很显然这个阶层已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占有多数，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占据了大部分起决定作用的职位。十分可能，这个阶层很快就会朝着东欧各国已开创的资本主义方向走去。但毛泽东和他的一小部分忠实同志没有容许这种倒退。他们利用至少是部分地自发的红卫兵运动作为初期的武器，发动了文化革命，唤起群众，罢了官僚主义领导人的官，从而保证中国至少能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
　　贝特兰为了“解释”这个过程是否会说，1966年以前无产阶级把政权丢失给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是在回最后时刻转过身来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呢？如果我引用定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包括在宣传部门和军队方面的起决定作用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工具”的话，那末，这句话就只不过把真理再说它一遍而已。但是作出这样的假定的根据是什么呢？对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或毛泽东和无产阶级的关系的作用我们到底了解些什么呢？这样的“解释”对我们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补益呢？这样的解释难道不是反而对于过渡时期社会中社会阶级和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大为简单化因而是令人误解的印象唤我自己的看法（无疑将随着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而发生变化）是：恰恰就是在过渡性的社会或至少在其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中，历史因果中的“决定论”因素是最为薄弱无力的，而“唯意志论”因素却是最有重大意义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意味着，在分析过渡时期社会时我们必须防止根据教条和公式进行思维。
　　贝特兰关于古巴情况的饶有趣味的评论很容易成为一次很长的讨论的起点。这里我只打算表明两点：
　　（一）我认为他大大夸大了菲德尔受他所说的市场关系、货币，价格等的“消失”这一神话的影响的程度。菲德尔知道，并且在无数场合说过，不可能一夜之间取消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这些经济范畴。同时，我相信，当贝特兰暗示古巴人在制订和执行他们的经济政策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是正确的。（二）我不相信——这点已基本上论证过了—一说这些政策和错误是由于受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治统治”会有助于解释这些政策和错误的性质。这是一个公式，不是一种说明。至于其它方面，我自己对古巴形势的观点已在利奥·休伯曼和我合写的《社会主义在古巴》那本书（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9年）里颇为详细地介绍过了。
　　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虽然这样的讨论也许不可避免地要强调意见上的分歧，然而我发现我自己和贝特兰在《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一书中所表达的对过渡经济的观点有极为一致之处。我尤其完全同意他对过渡社会中所有制关系的深刻分析。正如他的朋友吉勒斯·马蒂内特所概括的那样，贝特兰的理论强调……所有制概念的相对性。每一个经济单位都同时既对国家又对本身的管理机构负责。当计划高出一切并且是硬性规定的时候，国家作为所有者把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但当计划变成象征性的，而管理部门的自治允许企业自己进行投资，谈判合同，决定生产过程时，这个企业就倾向于把一种新型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国家所有制这个虚构的东西了。
　　这里我宁可用“社团”这个词来代替“集体”，因为至少在英语中后者常被用来指整个社会。但在本质上这段话以很优美的形式表达了我所说的计划与市场的矛盾的一个关键的方面。
　　对于无疑同帝国主义一道构成二十世纪后半期世界舞台上的两个决定性现象之一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我希望我们可能是终于朝着建立一个能站得住的理论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承认，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对过渡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贝特兰也许比任何其它人都作了更多的工作来开辟这样一个巨大而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