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贝特兰：再谈过渡社会

再谈过渡社会

夏尔•贝特兰

　　你的回信提出了若干十分重要的问题。我相信这封信大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我们的立场，从而深人到一些问题的本质里去。
　　我不打算讨论你所提出的所有论点（事实上，我正计划在即将问世的一本书里处理其中的若干问题）。
　　因此，我愿仅限于对你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提出一些想法。

计划和市场

　　特别是读了你在本书第37页上的脚注后，我的印象是，我们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已经部分地达到了意见一致，因为在我看来，你承认在特定时期中市场关系的衰退或发展并不表明向社会主义前进或从社会主义后退，同时，从阶级观点看，政治上重要的是处理市场关系进展的方式。因此，在某个特定时候市场关系扩张的程度并不足以表明向社会主义进展的程度（此外，根据这种看法，苏联从未象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样接近社会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进展，根本上不外是直接生产者愈来愈能支配他们的生存条件，因此首先也是愈来愈能支配他们的生产手段和产品。这种支配只能是集体的，而所谓“经济计划”则是这种支配的一种手段，但仅仅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条件，“计划”就只是统治阶级（不同于依靠自己劳动产品为生的直接生产者）所使用的一种特殊方法，以便保证它良己对生产手段和当前产品的支配。
　　然而，你在第37页上的提法给予了“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一种照我看来它不能具有的意义。我愿意简单地说明一下我的理由。
　　在我看来，很难认为“市场”和“计划”这两个名词符合于经验的和叙述性的观念而不符合于理论上精确的科学概念。所以这些名词涉及到的是它们用观念名词表达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真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只能用马克思所说的“形式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仍然是一种“表面效果”，不能就这个矛盾本身去了解它的意义，而只有靠揭露基本矛盾（这涉及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才能了解，因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只是那些基本矛盾的一种表现。
　　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不是—一也不能是——根本的矛盾，它既不指示出阶级矛盾（政治矛盾），又不指示出经济矛盾（社会关系之间有关经济水平的矛盾），不过指示出这些矛盾的某些可变的后果和这些后果显示出来的“场所”。
　　更明确点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是用比喻方式（很明显，修正主义恰恰决定以“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为“基础”来发展共支持“经济改革”的“论点”，这并不是偶然的。参阅奥塔•锡克所着《社会主义下的计划和市场》，布拉格，科学院出版社，1967年版，第382页。）表明两个“表现领域”，两个“舞台”之间的矛盾。
　　“演员们”——买主、卖主、中央计划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行政人员等等——介入（用叙事标准说）这两个“舞台”。这些演员的出现，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和履行职能（由现存社会关系和从根本上说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职能）的代表，而是作为具备“自主”和某种“心理”等等的“主体”。
　　这些“演员”的出场，他们介人的“背景”（计划职务、企业管理等等），以及似乎“把他们连在一起”的那种关系的形式，掩盖着本质的东西，即根本的社会关系。他们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并且这些关系又“在别处”——经济领域（生产场所）、政治领域（权力机关）、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意识形态机构：学校、大学、报纸、广播等等）——自行产生出来。
　　如果人们把这两个“舞台”（“市场”和“计划”）的重要性夸大到其中“存在”根本矛盾的程度，人们就会用对这两个舞台前台人物的“行动”的叙述和对真实社会关系在这两个“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形式的叙述，来代替对通常在“意识形态形式”下系统化的真实关系的具体分析。
　　关于过渡问题的大部分讨论，以及这些讨论所“描述”的大部分政策，由于事实上“市场”和“计划”被误解为它们本来意义以外的某种东西，即同时是想象的又是真实的“场所”的比喻说法，而被歪曲了。在这些场所真实关系所“表现”的方式会使这种关系受到忽视。用“计划”和“市场”来说明过渡问题，的确可以先看一看这两个“舞台”上“发生的事情”，但这要借助于恰恰是演员们用来“思考”自己行动（而无视他们所承担的社会关系）的那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回溯到真实关系在其中既显现又隐蔽着的多种形式（正如价值形式既表现着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及掩盖着它那样）。
　　在现实中发展着的关系和矛盾（如不对它们作如实的分析就只能看到它们的间接的、被歪曲了的效果）位于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领域的水准上。这一事实使一系列的位置转换成为不可避免，而这种转换增加了上述隐蔽假象。这种隐蔽假象的起源把如此“表现”出来的真实关系复杂化了；它由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讨论所采用的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的“性质”表明出来：价值形式、价格、合同、行政命令、国家财产、物质“刺激”、精神“刺激”等等。
　　当人们希望使“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实际上“起作用”时，人们就退回到概念的复杂多样性，概念的这种复杂多样性真正向我们揭示出，“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远远不是根本矛盾，不过是既“表现”又“掩盖”真实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会合在一起的“舞台”在意识形态上的形式化罢了。这些真实社会关系的联合才构成基本的结构，在这结构内发展着真正的矛盾，这个矛盾必须加以揭露但又只有靠分析过渡时期社会的基本结构才能予以揭露。
　　当人们未摆脱直接表达形式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俘虏地位时（我们所有的人许多年来都是那样），人们是陷在部分真实部分想象的世界里。“部分真实”，自然是因为“市场”、“计划”、“行政命令”等等符合于某种现实。“部分想象”，因为描述这些现实的概念也暗示它们直接提到的现实以外的现实，而后者，在未将暗示解释清楚以前，依然是隐蔽着的。举例说，“计划”是颇为现实的政治和行政行为，但发生在工作场所、生产单位，消费单位中应该由计划决定的工作、生产、分配、消费的实际过程，和计划所预期的情况只能有极不密切的联系，这种情形可以使计划变为“神秘的现实”。这样一种神秘化过程本身只能用阶级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加以分析。
　　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当人们仍然局限在表述“计划”和“市场”的范围内时，他就连一个科学概念也无法阐明，而只能说明经验上的近似物。
　　这种经验上的近似物可以在某种限度内“起有用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达到所寻求的目标；但这些近似物也能导致非所预期的结果，而且只要决定社会确定结构的真实运动的关系和矛盾仍然未加分忻的话，这种情形就仍然是不能理解的。
　　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失败，部分地就是仅仅用意识形态的字眼表达直接外观的涵义的那些概念所招致的结果。
　　我强调说，这些失败仅仅是部分地可以这样来说明。如果这些概念占上风，那简单说来就是由于本国阶级斗争以及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相联系的原因。
　　想到过渡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历史，它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进展或是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倒退，并想到这一历史被描述和设想的情况（包括我自己所想的在内），我相信绝对有必要改变立足点，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必须离开过去四十年的意识形态斗争发生的“地区”。这个“地区”正是“市场”和“计划”舞台建立起来的地方。
　　因此有必要到另外的地方去（这不是容易的）；有必要超越当前的、既标志着真实关系又掩盖着真实关系的形式。必须力求掌握的是这些真实关系．因为只有在它们之间真正的矛盾方能发展（包括过渡中社会结构的真实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所特有的主要矛盾）。为了能够了解这些关系和这些矛盾，为了不致被谴责为比喻地描述它们（尽管自以为是在真实地描述它们），为了能够精通这些关系和矛盾，就有必要着手进行形式的分析，就是说，为找出过渡时期社会结构所特有的形式，进行类似马克思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过的工作：有必要揭示被表达形式和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精心作成的意识形态概念所既显现而又隐蔽的真实的社会关系。
　　缺乏这样的分析——这种分析人们今天应当开始来作了（我说“今天”，因为真实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从这些表达形式着手可以造成的幻觉）——人们将继续按照近似的方式行动，而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将停留在对阶级敌人有利的地带，即观念上的幻觉的地带，它是一切形式的剥削、统治和奴役的温床。为了回到我原来的出发点，我要说，认为“市场与计划的矛盾”可以是过渡时期的根本矛盾（我自己过去是这样认为的）就意味着：
　　（1）他仍然停留在形式的地带，因而他就经常被引导到把真正矛盾的一系列结果解释成不是和这种矛盾有关而是和“市场”同“计划”的对抗有关；
　　（2）他是列宁称之为“经济主义”的俘虏，因为形式上表现为经济矛盾的矛盾被赋予一种特别的地位，并且，这样一来，本质的东西——阶级斗争就被忘掉了；
　　（3）他无法寻求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分析主要矛盾的发展，以及分析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情况。
　　人们就是这样被引导到赋予“市场”或“计划”以某种“价值”或内在的“特性”。换句话说，人们被引导到将市场关系或中央的计划关系（应加分析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所产生的结果同这些关系在其中展开的政治情况隔离开来。因为只有这些政治情况，即阶级关系，才给予这种或那种经济形式在一定时期的发展以真正具体的意义，不用说我们知道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求商品关系逐渐消失并让位给社会主义关系〔其中“计划关系”只构成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能符合非社会主义关系的形式。关于这点我回头还要讲到）。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对问题作另外的提法，即“计划”和“市场”以外的提法。更确切地说，我们要认识到，如果“计划”一般说来不是主要矛盾的一“极”而“市场”是另一“极”的话，那是因为真正的矛盾（“计划与市场的矛盾”的说法在意识形态水平上指出这个矛盾，既显示及掩盖它的存在）关系到生产者是否支配生产条件和成果。
　　基本正确的是，商品关系的存在对生产者支配其产品来说是一种障碍，并且这种关系的充分发展会导致资产阶级对直接生产者的控制，从而导致生产者不能支配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消灭商品关系是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之一，这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这种消灭不能是“废除”，它只能是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战线上进行斗争的结果，因为要消灭商品交换和资产阶级法权（两者的特性，你将会记得，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加以叙述），不独存在着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现有的发展状态相联系的经济上的限制（这说明，比方说，为什么中国今天还没有消灭商品交换关系、货币和价格），而且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消灭商品交换关系是一项历史任务的原因。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论点在我看来是绝对重要的：这一任务的存在以及它的重要历史意义不应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计划”和计划关系能妨碍生产者支配生产条件和产品。
　　这最后一个命题的涵义——我们很久以来没有看到——就是：资产阶级的“计划”和“计划工作”是可能的，正如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计划和计划工作是可能的一样。
　　资产阶级的“计划工作”具有部分地神秘的性质，但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工具。
　　把“计划”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从倾向上看的确如此），有助于资产阶级（特别是苏联资产阶级）在“计划”的掩盖下进行统治，假“计划”之名取消被剥削阶级的一切发言权，借助于“计划”就能够进一步增多共对群众的剥削。
　　而且——这点在我看来是根本的—一我们必须明白承认，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条件下，计划才是生产者支配其生产条件和产品的工具。为了使计划起这种作用，必须在群众倡议的基础上详细制订计划并付诸实施，这样，计划才能集中和调整群众的经验和设想。要实现这种调整，很明显，必须保证技术要求和一般的经济要求以及全部客观可能性都被考虑到。
　　这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作用，但是只有计划首先建立在群众倡议的基础上，其制订和实施都由群众控制，这种“考虑”才能更为有效。这样一来，计划就变成群众意志和热望的“集中”，他们的正确意见的“集中”。如果计划不是这种“集中”，它就是资产阶级的“计划”，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它就不是市场的“对立物”；它就是市场的补充，或暂时的“代替物”了。
　　必须有两种相反的历史经验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所不可或缺的这一真理为人们所认识（这真理由于一再重复所谓国家所有制和计划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命题被掩盖着）。这两项经验就是苏联的进入资本主义道路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就我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著作而论，你正确地指出了我在《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一书中发表的不同文本的写作日期以及发生在1967年的立场的变化。这些变化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在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发展为我们大家所共见；而对我个人来说，这年我去中国作了另一次旅行，在那里我有可能逐渐领会了文化革命的复杂性、范围和深远意义。
　　现在来说，忽视这一点，人们就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有在生产者控制劳动条件和产品的程度内才能存在。
　　有一个必须不断提到的困难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生产者对生存条件的控制要求发展崭新的社会关系，而在这种新关系尚未发展的情形下，允许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旧关系就会继续再产生出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使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得以强行规定某些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对主要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指国有财产意义上的国有化，不一定意味着社会财产）的一个结果，因为它粉碎了资产阶级据以进行控制的法律体制。
　　然而，旧的资产阶级关系和各种政治和思想机构的再产生，意味着再产生这些关系的因素——它们构成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依然存在，尽管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国有化。
　　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必不可少，因为阶级斗争在继续。这种斗争的可能结果之一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力量在不容易看出的形式下的复辟。当这些力量的代表者们接管国家和执政党的领导权时，这种复辟就发生了。从那时起，国家、国有化财产以及计划工作的阶级性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对自己生存条件的支配就完全停止而由剥削阶级的支配代替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生产者对生存条件的支配从一开始就必须通过国家机器予以保证，这时新的形式的发展只有作为经济、思想和政治关系的深刻改造的结果才能实现。）在旧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剥削阶级只能是现时作为国家资产阶级而出现的资产阶级。而且，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引起了须要加以分析的特殊矛盾的发展。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生产者对自己生存条件——从而对生产手段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支配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要求改造这种支配的形式，以便这种支配变得越来越完全。这在我看来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义。这一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各种经济、思想和政治机构的革命化，因为正是通过这一革命化过程，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那些机构倾向于将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一并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
　　以上所述意味着，决定性的东西——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是“调节”经济的方式，而是执掌政权的阶级的性质。再换句话说，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市场”还是“计划”（从而也就是“国家”）控制着经济，而在于掌握权力的阶级的性质。如果国家在指导经济方面的作用被给予优失地位，那么阶级政权的性质就被贬到次要地位，那就等于把本质的东西撇开不管了。（关于这点人们可以注意勃列日涅夫的手法，他为了试图掩盖经苏共二十二大正式宣布的在苏联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说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国家指导经济建设”，这恰好进而不谈阶级政权的性质问题。）
　　由“计划与市场”或“市场与国家”所描述的一对矛盾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这一点从下游事实看来很明显：这样一对名词仅仅暗示着真正的矛盾，而实际上表明着一种补充性质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市场（实际上也就是商品关系）的存在是资产阶级支配成为可能的条件，而在政治方面，国家作为政权存在的形式也是资产阶级支配的成为可能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市场”和“国家”并不是根本冲突的，而是互为补充的；按照每个时候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性质，有时这个起主要作用，有时那个起主要作用。
　　列宁强调说，政治统治关系的国家统治形式总是含有资产阶级关系的意思，所以苏维埃政权形式或巴黎公社经验就显得重要了，因为这些政权形式产生“新型国家”，其中资产阶级关系被贬到次等地位，其结果它们不再是完全的“国家”了。资产阶级国家（指最卓越的国家）实际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有组织地行使暴力，而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则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行使暴力。这包括国家机器的结构和作用以及它对群众的关系的剧烈改造。正是这种剧烈改造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是完全的国家，虽则它仍然包含着使资产阶级有可能重新夺取权力的那些关系。（同样地，作为国家机器主要构成部分的军队，当它是无产阶级军队时，已不再完全是军队：作为其特点的内部关系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军队的内部关系，而其对劳动群众的关系也有深刻的不同；它是具体地为人民服务的，它和群众一同劳动，它不再过寄生生活，等等。在苏联军队中无产阶级关系从未发展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那种程度，这一事实显然不是没有意义和份量的。）
　　资产阶级国家的重要面貌是国家机器和群众分离；国家机器居于群众“之上”，控制和压迫他们。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国家已不再是完全的国家，因为它是劳动群众自己行使权力的工具（巴黎公社、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等等的本质就在于此）。
　　劳动者的权力显然能按照具体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按照阶级力量关系，采取不同的形式。这种权力特别是可以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来行使；这样一个政党行使无产阶级的权力到什么程度，就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上的先锋队，它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的，以及它在多大的程度上同工人阶级一致行动而又不期望取代工人阶级；只要它取代了工人阶级，或者不再纯粹为了强行实施工人阶级自己的想法而领导这个阶级，它就不再是先锋队了。
　　工人阶级的政权所能采取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并不影响它的阶级性质，只要权力工具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是统治和压迫的关系，而是先锋队同群众的关系，只要祥众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领导可以集中来自群众的正确意见。相反地，当权力工具同群众分离，、当它统治和压迫群众时，它就不再是工人阶级国家的权力工具而成为纯粹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工具了。不可能存在中间名词或“第三条道路”，尤其不可能存在“官僚的国家权力”，因为官僚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即使当它滥用它的行政特权时也是如此。
　　上述意见引导我们来考察你在信中正确地提出的某些其它问题，特别是我为什么把今天在苏联当权的阶级叫做“资产阶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提出的。在我上封信中我未处理这个问题，在这封信中我也仅仅作了部分的回答。事实是，这个问题需要作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必须在两个方面进行：理论的方面——它容许确立、提出和发展用来进行工作的概念；还有具体分析方面——它揭示这种理论概念怎样和为什么能够（或不能）有助于理解真实的历史关系，并且在有需要时表明怎样通过领导一项坚决的政治行动来对这些关系起作用——这归根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理论分析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