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张廷灏《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研究》（1930） 第二章 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四大基础 劳工政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劳工政策，就是劳工保护政策，换言之，就是由政府用立法行政的手段来保护劳工，使劳工们的生活向上，使劳工们得由被压迫的奴隶的地位，提高到平等的自由人的地位。广义的劳工政策，除了政府的设施之外，同时并包含劳工们自己的活动，就是由劳工们用自己团体的力量来促成资方的觉悟，企图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是广义的劳工政策，就是一方面由党来督促政府来厉行劳工政策，一方面由党来领导劳工厉行劳工政策。 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向来没有具体的规定，有之多散见在总理的遗教和历次大会的宣言中，兹就遗教和宣言来研究其基础观念，计有四种：一曰道德的基础、二曰社会的基础、三曰政治的基础、四曰经济的基础。 （一）道德的基础 总理曾说：“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见民族主义第六讲） 中国工人诚如总理所言，除了一个工人的资格之外，还有一个国民的资格。因此中国民族要求恢复固有的地位，中国工人当然也不能不负起责任。所以本党劳工政策的第一个基础，是道德的基础，就是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工人如果能够负起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的责任来，中国民族固有的地位，方有恢复的希望。就是中国的工人运动也才有意义。可惜中国的工人运动，自从被共产党操纵了一回之后，工人们的思想，差不多大部分都醉心于声色货利，把中国固有的好道德排除殆尽。不是我有意说刻薄话，就我近三四年来，实际工作观察所得，觉得中国多数民众，一方面抛弃了中国固有的好道德，一方面又去学了许多外国的恶手段，集中外一切恶手段的大成，因此中国无论有如何好的政府好的法律一时仍不能得到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恢复中国民族固有的地位，提高中国国家的地位，假设不先从恢复中国固有的好道德入手，即使不是劳而无功，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总理曾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见民族主义第六讲）至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种旧道德的好处，总理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我认为一切民众运动，不但是劳工运动，必须都把中国固有的道德作运动的基础，那么这种民众运动才有价值，才是中国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何以故？如果民众运动不把中国固有的道德作基础，必然是残忍刻薄狡诈百出；其结果势必这一个工人，攻击那一个工人，这一部分民众，攻击那一部分民众，徒然扰乱社会秩序，大部分民众仍然毫无利益。其最无耻者甚至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一面又去勾结帝国主义，一面高呼打倒军阀，一面又去做军阀的走狗，嘴上高呼打倒贪污份子，实际自己也是见钱眼开的，嘴上高呼打倒土劣份子，实际自己也要仗势欺人的。社会上只见循环报复的为声色货利的争斗，绝不见有真正革命的运动。试问这种斗争式的民众运动，有何意义？ 至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工人的关系，可以分几方面来讲，譬如“忠”字，忠是忠于其事。就是工人一方面固然应当要求生活向上，一方面就应该忠于其事，努力于工作效率之增进，生产数量之加多。这是工人对于所服务的事业方面，忠字的运用。至于绝对服从所属团体之多数的决议，犹之君主国家，做臣子的服从皇帝的命令一样。这是工人对于所隶属的团体方面，忠字的运用。仁爱是公爱，不是私爱。就是要工人由爱自己和爱自己的家庭作出发点，扩而充之，爱其同阶级的工友，爱其民族，爱其国家，爱其世界，爱一切的人类，这就是所谓的博爱，就是仁爱。本党劳工政策对于仁爱两字的运用，就是一方面要雇主阶级觉悟了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所谓“成物知也。”一方面要工人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所谓“成己仁也。”换句话说：是要各阶级的民众，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他的兽欲，恢复他的人性。“信义”是中国人向来讲究的，所谓信义通商，所谓一言为定，都是中国工商界历来的美德、工人对于信义两字也颇有关系，譬如关于工作时间的减短，和工资的增加，工人当然是可以提出要求的，但是如果一经双方协定后，就应该努力工作，不能随便怠工，或迟到早退。至于和平两字的意义，并不是懦弱的表示，不过是在可能范围之内求减少不祥的争斗罢了，换言之，就是要做到“文王一怒而天下治”的精神。工人如果能够厉行仁爱和平的道德，那么至少一部分无意识的劳资纠纷或劳工纠纷可以不发生。 所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本党劳工政策之道德的基础。 （二）社会的基础 中国以往在君主专制时代，社会上各阶级的权力和义务是很不平等的。所谓“刑不上士大夫礼不下庶人”。直到前清，凡是满洲皇族，差不多都可以吃粮不做事了。做官的人，退隐之后，社会上便尊之谓绅士，地方上的长官，反而要去请教他。甚至有几种职业的工人如乐师及理发师等，竟绝对禁止有考试权。这是君主专制时代的怪现象。本党的三民主义，本来就是平等的主义。总理曾说：“民族主义者，打破种族上不平等之阶级也。……民权主义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阶级也。……若夫民生主义，则为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也。”（见军人精神教育第三课）所以三民主义的真精神，可以说就是“平等”两字。不过三民主义的平等精神，是平脚不平头的真平等，不是平头不平脚的假平等。换言之无论任何阶级的人民，在政治上，法律、教育上、社交上，立脚点都是平等的，不过将来因为个人之能力的强弱，工作的勤惰，所成事业的大小，可以不必强求其平等。这个平脚不平头的真平等，既可免除过去人间一切不平等的怪现象，且可奖励人类努力服务。总理曾说：“从此以后，要调和三种之人使之平等，则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所谓巧者拙之奴，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成为平等了。这就是平等之精神。”（见民权主义第三讲）所以本党劳工政策之社会的基础，其意义，就是一方面承认工人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交上，有均等的权利；一方面希望工人努力服务，能力大者服多人之务，能力小者服一人之务，务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间之不平等的现象，可以根本消灭，工人们都以服务为目的，这才是平等的精神，是本党劳工政策之社会的基础。 （三）政治的基础 中国工人目前的状况，总理已经观察得很清楚了，曾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中最贫弱的国家，受各国的种种压迫，所处的地位是奴隶的地位。……我们中国现在是做世界列强的奴隶，凡是和中国有约通商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国家的地位既然是很低，我们人民的地位自然也是低，做工人的地位当然更是很低。……中国工人现在还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害，本国还没有大资本家来压迫工人。……中国工人是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外国资本家用什么东西来压迫中国工人呢？他们是用货物来压迫中国工人。他们的货物怎么样可以来压迫中国工人呢？是借国家保护的力量来压迫中国工人。……从前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给了外国许多的特别权利，其中有一件最重大的，就是把海关拨归外国人管理。进出口货物的税都是由外国人收，他们收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中国人不能过问。……我们现在失去的海关，就是失去了保护各种实业的门户。因为门户大开，所以洋货源源而入，运到各省内地，用很便宜的价钱发卖。普通人因为爱便宜，所以不用土货，要用洋货。因为土货没有人买，洋货总是畅销，所以土货就被洋货打败。……土货消灭于无形，洋货充斥于市面。不但是洋货充斥于市面，就是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是通行于各地，中国的纸币也是被外国的纸币打败了。所以中国人民就谋生一方面的经济说，完全是处在外国的经济压迫之下。中国国家表面上虽是独立国，实在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因为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受了外国这样大的经济压迫，所以中国工人便谋生无路。……中国海关交到外国人去管理，是在从前那些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之中载明过了的，所以我们要争回海关的管理权，便先要和外国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由此看来，中国工人不只是反对本国资本家，要求减时间、加工价，完全是吃饭问题，最大的还是政治问题。”（见总理在十三年劳动纪念节对各工团的演说词）可见中国工人目前所受的最大压迫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但靠了不平等条约，占据中国的海关，来夺取中国土货的销场，减少中国工人的工作机会，而且靠了不平等条约，实行移植资本，利用他们雄厚的资本，在中国设厂制造，榨取中国工人的汗血，以餍其下流的欲望。所以中国工人要求解放，当然应该首先反抗帝国主义。 军阀官僚买办土豪是帝国主义者有力的工具，所以他们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这在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经有详细的说明了。其言曰：“盖帝国主义者，欲使中国永为其次殖民地，则其所采之方法，莫大于阻遏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而欲阻遏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其所采之方法，又莫大于遮断国民间之各阶级的联合，尤莫大于摧残农工阶级之发展。盖不如是，则不能分散国民革命之势力也。而买办阶级与土豪，其性质上实为摧残农工商各阶级之利器，故必利用之，以垄断中国经济之利益，同时即以窒塞中国国民革命之生机。顾经济上之势力，必得政治上之势力，为之辅助，然后能活泼无碍，以日即于繁荣，故又必收军阀官僚以为己用，使政治上之势力，归于掌握。所以军阀官僚买办土豪之于帝国主义，实犹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而军阀官僚与买办土豪，其生活之目的与条件，同为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自肥，于是四者之间，不期然而出于共同行动。帝国主义，得此工具，遂敢悍然破坏中国国民革命而无所惮。”证之中国现状：军阀则勾结帝国主义，把持地方。其唯一目的，在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一手段，在拥兵自卫，官僚则助军阀为虐，以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肥军阀，且藉以自肥；买办则为虎作伥，帝国主义如虎，买办为之伥，对于中国国民，择肥而噬；土豪则在乡村间，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故帝国主义的心目中，对此四者，实为最便应用的有力工具。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其关系既如上述，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必须同时反抗其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务使内应无人，庶几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可以彻底，中国工人要求解放的希望，才有实现之可能。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土豪，造成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是本党劳工政策之政治基础。 （四）经济的基础 总理曾说：“我们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但是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中国工人虽多，但是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输运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经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办法才是正当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见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目前的产业状况，真是幼稚得可怜，制造工业的户数，共计2,388,190户，而使用机器的工厂，仅有20,746户，约占全体制造工业的1%。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数，共计11,483,598人，而从事机器工业的工人数，仅有648,524人，约占全体工人的6%。（参考周佛海先生著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第四章第三节）所以中国目前应当发达生产，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不过只谋发达生产，而不谋思患预防，数十年后，仍难逃社会革命的惨剧。因此总理对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主张把保护、发展、限制、互相为用，于建设生产秩序之中，寓工业社会化之意，庶几可免蹈资本主义之覆辙，人人可以享受资本的利益，而无资本家压迫劳工的弊害。 所以本党劳工政策之经济的基础，在积极的方面，就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保障本国工业，使工业逐渐社会化；在消极的方面，就是节制私人资本的发展，使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逐渐消灭。因为目前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的资本，实有三种：一种是私人资本，一种是国家资本，一种是外国资本。外国资本在目前最占优势，其次是私人资本，再次是国家资本。所以中国要谋发达生产，当然不能不先反抗外国的资本侵略。要反抗外国的资本侵略，不能不谋发达本国资本，但是本国目前的国家资本势力很微小，绝不能和外国资本抵抗，因此在过渡时期，不能不保障本国的私人工业。为预防本国私人工业的无限制的发展，致蹈外国资本主义的覆辙，所以要使工业逐渐社会化，同时实行节制私人资本。所谓工业社会化有两方面的意义：就是生产技术的社会化，和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前者是指利用机器，采用分工制度，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后者是指把生产工具，如工厂、机器、原料等一切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收归社会全体人民所共有，不许私人独占。所谓节制资本，有直接和间接的两种方法，直接节制的方法，就是限制私人财富的集中，如实行累进的所得税遗产税等是；间接节制的方法，就是消灭贫富不均的趋势，如改良工人的待遇和生活等是。劳工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其最重大的要素，是在经济问题。所以使工业社会化是解决劳工问题之最彻底的方法。改良工人的待遇和生活，虽则不是彻底解决的方法，然而在此过渡时期至少可以减少贫富不均之趋势，使工人们可以得到一些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