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1890年）
第十七章 变革的经过
迪克终于打破沉默说：“客人，请你原谅我们午餐后这番无聊的谈话。你喜欢干什么？我们是套上灰马坐车回汉默史密斯呢，还是你跟我们一起到附近一个大厅里去听威尔士民歌呢？还是你愿意马上和我进城去参观某一座真正美丽的建筑物呢？还是——干什么好呢？”
“哦，”我说，“我既然是个外乡人，应该让你替我决定一下。”
老实说，我这时一点也不想去“寻欢作乐”。同时，我觉得一方面这位老人对旧时代有相当的认识，而且由于痛恨旧时代，甚至对它产生了一种反常的同情：另一方面，我的每一种惯常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这新世界的面前可以说已经被人剥夺净尽，因此老人仿佛成为我在这新世界中的御寒毛毯了，我不愿意很快地离开他。这时他立刻出来援救我了，他说。
“等一等，迪克。在这儿除了你跟这位客人之外，还应该征求另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人就是我，我现在不愿意失去跟他畅谈的乐趣，尤其是因为我知道他还有活要问我。所以，你尽管去找你们那些威尔士人吧。可是你得先替我们再拿一瓶酒来，然后只管走你的。回头你再陪我们这位朋友到西边去，可是你别来得太早。”
迪克微笑着点了点头，大厅里不久就只剩下老人和我两个人了。午后的阳光闪烁地照在我们盛着红酒的古色古香的高玻璃杯上。这时哈蒙德说：
“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你已经听得很多了，也看到了一些，现在还有什么特别使你觉得疑惑不解的吗？”
我说：“我认为最使我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这一变革是怎样发生的。”
他说，“变革这么大，难怪你觉得疑惑不解。要我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的确是很因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对环境有了认识，感到不满，背叛它，失望，毁灭，苦难，绝望——那些眼光比较远大的人在为实现这种变革而斗争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些痛苦的阶段。在整个过程中，多数人无疑地只是袖手旁观，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以为这一切都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跟太阳的升起和降落一样——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告诉我一点，”我说，“这一变革——过去叫做‘革命’——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吗？”
“和平方式？”他说，“在十九世纪那些惶惑可怜、陷于绝境的人们之间还有什么和平可言呢？自始至终就是斗争：残酷的斗争，直到希望和欢乐出现的时候，斗争才告终止。”
“你的意思是指使用武器的真正战斗吗？”我说，“还是指我们听到过的工人罢工、雇主封闭工厂和饥饿？”
“两者都有，西者都有，”他说。“老实说，由商业奴隶制到自由时代的可怕过渡时期的历史可以这样总括。十九世纪末叶，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希望，就是全民实现公社性质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期，中等阶级——即当时社会的专制魔王——的势力非常强大，势不可当，因此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可以说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撇开自己的理智和判断而怀着这种希望的人——都认为这种变革的希望好象是梦想一样。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因此有些在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比较明白事理的人士虽然知道得很清楚，甚至公开宣称说，唯一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纯粹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象你现在所看见的这样），可是他们却不敢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实现而进行宣传，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宣传是徒劳无益的。现在回溯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革的巨大推动力乃是一种对于自由与平等的渴望，可以说是近似恋人的那种狂热情感：一种对当时富裕的知识分子所过的漫无目的的孤独生活的无比憎恶。我亲爱的朋友，这一类的词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因为这些伺汇所代表的可怕现实和我们离得真是太远了。
“这些人尽管有着这种情感，却不相信这种情感可以成为实现这种变革的条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环顾四周，看到被压迫阶级的广大群众被自己的苦难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被由苦难的生活所产生的自私心理所控制，因此在他们的想象中，除了奴隶制度（他们就生活在这种制度下面）所规定的通常出路之外，他们找不到逃避苦难的其他出路。所谓奴隶制度所规定的通常出路不外是从被压迫阶级爬上压迫阶级，而这种机会是很少的。
“所以，虽然他们知道，对有志于改良世界的人们来说，唯一合理的目标就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可是他们在不耐烦和失望之余，使自己相信，如果他们能够想出一种什么办法来改变生产机构和财产管理制度，使‘低等阶级’（那时用的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名词）的奴隶生活获得一些改善，那么，他们就情愿去适应这个机构，同时利用官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越来越大的改善，最后达到一种实际上的平等（他们很喜欢用‘实际上’这个词儿）。因为这么一来，‘富人’就会被迫付出很高的代价来维持‘穷人’的相当舒适的生活，终于使富裕的生活变得没有什么价值，从而逐渐归于消灭。你能领会我的意思吗？”
“多少领会一些，”我说。“请你继续说下去。”
老哈蒙德说：“好吧，既然你能领会我的意思，那么你会看出，作为一种学说来看，这并不是完全不合理的。可是‘实际上’这个计划结果失败了。”
“怎么会失败了呢？”我说。
“你难道不明白吗，”他说，“因为这儿牵涉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建立机构的人不知道自己要这些机构于什么。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在推行这种改良计划的时候，目的是得到较好的奴隶口粮——口粮的份数也尽可能多。如果这些阶级的确不能被产生刚才所说的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热情的那种本能所激动，那么，我想就会产生这么一种情况：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接近于中等阶级的宫人生活，可是在他们的下面却有一大群最穷困的奴隶，奴隶生活的绝望情况远远超过了老一辈的奴隶。”
“阻碍是什么呢？”我说。
他说：“当然是我所说的争取自由的本能了。不错，奴隶阶级想象不到自由生活的幸福。然而他们会了解到（他们会很快了解到）他们遭受奴隶主的压迫；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奴隶主也能生活下去（你看，这种想法是多么正当啊），虽然他们也许不知道怎样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结果是，虽然他们不能预见到自由人的幸福或者和平的生活，他们至少可以顶见到战争的到来。他们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这次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和平的生活。”
“你能不能把实际发生的事情更明确地告诉我呢？”我说；因为我觉得他这段话说得很含糊。
“当然能够，”他说。“被人们运用而又不知其功用的那部生活机器，当时叫做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生活机器已经部分地在运转，虽然这种运转仅仅是一些十分零散而孤立的动作。可是这部机器的运转并不顺利，它当然随时随地受到资本家的抵抗。这也难怪，因为它越来越倾向于推翻我所告诉你的那种商业体系，而同时又提供不出一种真正有效的东西来代替它。结果在工人阶级之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和极大的昔难，从而引起了很大的不满。这样经过了很长一个时期。上层阶级掌握财富的力量减少了，他们的势力也随之削弱，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独断独行了。到了这个阶段，结果证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莅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组织很不健全，他们虽然从雇主那儿争取到一些利益（这些利益从长远看也是实在的），可是事实上倒变得更加贪困了。这么一来，就出现了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雇主不能迫使他们的奴隶完全屈服，虽然他们毫不费力地镇压了一些微弱的、局部的骚动。工人迫使他们的雇主实行了一些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这些措施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假的），可是不能从雇主那里争得自由。最后发生了一场大决裂。为了便于说明这种情况，你必须了解：工人这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正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们在生活改善这方面的进步很小。”
我装做不明白的样子说：“他们的进步如果不在生活方面，那么是在哪方面呢？”
他说：“在力量方面，这是实现一种易于获得富裕生活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在经过长时期的错误和灾难之后，他们终于学会怎样团结起来了。工人们这时有了一个正规的组织去跟雇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在这以前半个多世纪以来已被公认为是近代劳动和生产制度的条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种团结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全体或几乎是全体正式领工资的工人的联合会，而工人们就是通过这个联合会去迫使雇主实行那些改善生活的措施的。虽然他们常常参加当时所发生的骚动，特别是在他们组织起来以后的初期，可是骚动行为绝对不是他们的主要策略。老实说，在我现在谈到的这个时期，他们已经很有力量，往往只要提出‘罢工’的威胁，就可以实现一些较低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古代工会组织的那种愚蠢的策略：只宣布某一个产业部门的部分工人实行罢工，而以没有罢工的那部分工人的劳动所得去维持罢工工人的生活。他们这时已经拥有一笔相当大的基金来支持罢工运动，他们只要做出决定，就可以便某个产业部门全部停顿一个时期。”
我说：“这种基金没有被人滥用——没有被人从中舞弊和假公济私的重大危险吗？”
老哈蒙德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说：
“虽然这一切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我现在一提起它来还会因为感到耻辱而痛心；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不只是一种危险而已。这种卑鄙的行为常常发生，的确有好几次使整个工人组织因此而陷入瘫痪状态。可是在我所讲到的这个时期，局势看起来那么严重，至少工人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去对付劳工斗争所造成的迅速增长的困难，因此当时的社会情况使所有明理的人都保持一种极端严肃的态度。大家都有决心要把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搁在一边，这种决心在有思想的人看来，就是变革即将发生的先兆。这种情况对于叛徒和自私自利的人是很不利的，于是他们一个个被驱逐出去，多数参加了那些公开的反动集团。”
“那些改良措施呢？”我说，“它们有些什么内容，或者说属于什么性质？”
他说：“有一些改良措施，也就是对工人的生活具有最实际的重要意义的改良措施，是雇主在工人的直接强迫之下同意实行的。这样取得的新劳动条件，固然只是当做惯例来实施，而不是根据法律去推行的，可是一旦实行之后，雇主面对着团结起来的工人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不敢企图加以取消的。还有一些措施是走上‘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几点可以简单地总括来说一说。在十九世纪末叶，社会有一种要求，就是迫使雇主减少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这一要求很快就变得声势浩大起来，使雇主不得不接受。可是，事实很明显，如果不增加每小时的工资的话，减少工作时间的措施就变得毫无意义，而如果不对雇主施加压力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粑减少工作时间的措施弄成毫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因此，经过了长时期的斗争之后，政府又通过了一项法令，确定了一些最重要的产业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这项法令还得由另一项法令加以补充，就是规定当时认为工人生活所必需的主要商品的最高价格。”
我微笑着说：“你们的这个办法非常接近于后期罗马人的贫民代役税[1]和给无产阶级分发少量面包的措施。”
“当时也有许多人这样说，”那老人冷冷地说。“老早就有这么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结果会陷入这个泥沼；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话，情况必然是这样的；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井没有发展到最后阶段。虽然如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超过了制定有关刚才所说的最低工资标准和主要商品最高价格的法律的阶段，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必要的。政府当时认为必须对付雇主阶级由于商业就要崩溃而发出的叫嚣（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商业的崩溃和霍乱的消灭是同样有益的事情，幸而这在现在已经戍为事实了）。为了对付这种叫嚣，政府不得不采取一项不利于雇主的措施：开设国营工厂来生产必需品，开辟国营市场来推销这些商品。总的说来，这些措施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它们在性质上其实等于处于围城之中的司令官所颁布的紧急条例。可是在特权阶级看来，这些条例实施之日，仿佛就是世界末日到来之时。
“这种看法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部分实践最初扰乱了那个使旧世界得到疯狂发展的奇妙的商业体系，后来又几乎使那个体系陷于瘫痪。在旧世界里，少数人过着赌鬼的享乐生活，而许多人、也可以说多数人，可过着苦难的生活。他们所谓的‘坏日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到来，这种日子对于工资奴隶们说来的确是坏透了。1952年是最坏的一年，工人遭受到很大的苦难，那些偏私的，没有效率的国营工厂被假公济私的人所操纵，几乎无法维持，大部分居民只好暂时依靠当时所谓的公开的‘慈善’布施来过日子。
“工人联合会怀着希望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这种局势。他们已经拟订了他们的总要求。这时候联合会中所有的工人团体通过一次庄严的全体投票，坚决主张采取实现他们的要求的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的直接结果将会是，把国内全部天然资源的管理权和管理机构移交给工人联合会，使特权阶级都变成由工人支配的接受年金的人员，这项所谓的‘决议’普遍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事实上等于是宣战书，而雇主阶级也的确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宣战书。于是雇主阶级开始准备对他们所谓的‘目前残酷凶恶的共产主义’采取坚决的立场。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很有力量或者看来是很有力量的，因此他们仍然希望使用暴力去重新争取到他们已经失去的东西，也许最后把全都失去的东西部收回来。他们一般都认为，各届政府内阁没有及早采取措施，加以抵制，是重大的错误。他们责怪那些自由主义分子和激进分子（比较倾向于民主的统治阶级分子就被叫做激进分子，这一点你或许已经知道），他们说这些人用不合时宜的腐论和愚蠢的温情主义把世界弄到了这个地步。在这方面
十九世纪一位名叫格拉德斯通[2]或者格莱德斯坦（Gledstein）的著名政治家（从这个名字来看，他也许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特别受到指责。不用我说，你也会看出这一切是多么荒谬可笑。可是在反动政党分子龇牙作怪相的粑戏背后却隐藏着可怕的悲剧。‘低等阶级的永无餍足的贪欲必须加以制止’——‘必须给人民一个教训’——这些就是当时流行在反动分子之间的神圣口号，这些口号的确是很不祥的。”
老人停下来，热切地望了望我那全神贯注的露着惊奇神情的面孔，又接着说：
“亲爱的客人，我知道我所用的一些词句如果不详加解释，在我们社会中就很少人会理解，甚至在详加解释之后，他们也许还是不能理解的。可是，既然你还没有打起瞌睡来，既然我和你谈话的时候把你当做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那么，我才敢问你一句：你到现在为止，到底了解我的意思了吗？”
“啊，了解，”我说，“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请你继续讲下去吧。你所说的对我们来说大都是老生常谈的话——当时——当时——”
“不错，”他严肃地说，“当时你们居住在另一个星球上。好吧，现在就谈一谈上面提到的那次决裂的情况。
“工人领袖们为了一个不太重要的纪念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关于工人是否有权利在这儿举行巢会的问题，已经争论了许多年）。城市资产阶级的卫队（叫做警察）象过去一样，使用大头棒去攻打大会的群众。许多人在混战中受伤，其中有五个人死亡，有的是当场被踩死的，有的是被大头棒打死的。集会的群众被驱散了，大约有一百人被捕入狱。在这几天以前，在一个叫做曼彻斯特[3]的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城市有一次类似的集会也遭到同样的对待。所谓‘教训’就是这样开始的。这就使全国都沸腾起来了。人们纷纷召集会议，进行初步的组织工作，以便再举行一个大会，来给当权者一个反击。广大的人群聚集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以及附近的地方（当时都是热闹的街道），人数十分多，使那些拿着大头棒的警察无法对付。当时发生了赤手空拳的搏斗，群众死了三、四个人，警察在人群里被打死了十来个，其余的都逃掉了。到这时候为止，人民获得了胜利。第二天，整个伦敦（不要忘记当时伦敦是个什么地方）陷入了混乱状态。许多有钱人逃到乡下去了。政府召集了军队，可是不敢使用他们。警察不能集中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到处都有暴动或者暴动的威胁。然而曼彻斯特的居民没有伦敦的居民那么勇敢，也没有那种背城一战的决心，在那儿，有几个群众领袖被捕了。在伦敦，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采用了公安委员会这个革命时期的旧名称，召开了一次会议。可是由于他们手里没有受过训练的武装部队，因此他们没有采取进攻的步骤，只是在墙壁上张贴标语，用一些含糊的词句号召工人不要任人蹂躏。虽然如此，他们还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召开大会，日期是在刚才所说的冲突的两星期以后。
“在这两星期内，城里并没有变得平静一些，商店差不多全部停止营业了。报纸在叫嚣——当时和过去时代一样，报纸几乎完全操纵在资本家的手里——要求政府采取镇压的手段。富有的市民组成了另一支警察部队，也和警察一样，以大头棒为武器，其中有许多身体强壮。营养充足、精力旺盛的青年，他们颇有斗志。可是政府不敢使用他们，只是通过议会的决议取得了镇压叛乱的全部权力，把越来越多的军队调到伦敦来。这样，在刚才所说的群众大会之后，一个星期过去了。在星期日，又举行了一次差不多同样规模的大会，一般说来是平静无事的，因为大会没有遭到什么反对，人民群众再次为‘胜利’而欢呼。可是人民群众在星期一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们饿着肚子。在过去几天内，曾经有一群群的人在街上游行，请求（说‘要求’也可以）捐款给他们去购买粮食。比较富有的人为了表示友好，同时也由于恐惧，捐给他们很多钱。教区当局（我现在没有工夫来解释这个词儿的意义）也不得不把拿得出来的粮食送给游行的群众，政府通过它的力量薄弱的国营工厂，也供养了许多饥饿的人。除此之外，有几家面包店和其他食品商店在没有遇到很大骚扰的情况下被人们一抢而空。到这时为止，局势还算平静。可是到了我所说的那个星期一，公安委员会一方面恐怕会发生普遍的、无组织的抢掠行为，另一方面由于看见政府当局犹豫的举动也壮起胆来，便派出一个代表团，带着货车和一切必要的用具，把市中心两三家大食品商店的东西全部搬光，事后给商店经理留下字据，答应付款。同时，在市内他们势力最大的区域，他们占据了儿家面包店，派人到那儿去为人民烘制面包。——这一切在进行的过程中只发生了很小的骚乱，或者说没有发生什么骚乱，在抢劫商店的时候，警察帮助维持秩序，就象在发生大火灾的时候那样。
“最后的这种举动使反动派大为惊慌，因此他们决心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到了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充满那些恐慌的人们的愤怒，报纸对人民，对政府，对它们想得到的每一个人进行恫吓，要求‘立刻恢复秩序’。商界领袖派出一个代表团向政府请愿，要求马上逮捕公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否则他们自己就要组织一群人，武装起来，去攻击那些他们所谓的”纵火犯’。
“他们和一些报纸编辑共同与政府首脑和两三个国内军事技术最高超的军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据当时一个目击者说，代表团从会议场所出来之后，脸上露着微笑和满意的神情，不再提组织什么反人民的军队了，只是在当天下午带着他们的家属离开伦敦，到他们的乡间别墅或其他地方去了。
“第二天早晨，政府在伦敦宣布戒严——这在欧洲大陆的专制国家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当时在英国却是闻所未闻的事。他们委旅一位最年轻而又最机智的将军来负责宣布戒严的区域；这位将军曾在英国长期间经常进行的可耻战争中获得过某种声誉。报纸编辑大喜过望，一切最狂热的反动分子现在也部露面了。这些人物平日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意见，或者只向他们所接近的人表示自己的意见。他们这时开始盼望把一切社会主义倾向，甚至于一切民主倾向一举而全部消灭；因为根据他们的见解，在过去六十年间，社会是用一种愚蠢的纵容态度来对待这些倾向的。
“那个机智的将军并没有采取什么明显的行动；虽然如此，只有几份规模较小的报纸詈骂他；有头脑的人根据这种情况推断：必定有一个阴谋在酝酿中。至于公安委员会，不管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怎样的看法，他们现在已经向前走得很远，无法后退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仿佛觉得政府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悄悄地继续组织他们的粮食供应，其实这种供应说起来是少得可怜的。同时，为了对付戒严状态，他们在他们势力最大的区域把尽可能多的群众武装起来，可是他们井没有想办法去训练或者组织这些武装人员。也许他们认为，在获得一些喘息时间之前，要把这些人员培养成为有训练的士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那位机智的将军，他的士兵，以及警察对于这一切活动丝毫也没有加以干涉。在那一个周末，伦敦的情况比较安定；而在外省许多地方却发生了骚乱，可是都被当局不费力地镇压下去了。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格拉斯哥（Glasgow）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
“到了举行大会的那个星期日，广大的群众排成队伍走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公安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也在行列之中，由他们的武装人员卫护着。街道上很安定，有许多观众在观看游行队伍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里一个警察也没有，人民群众悄悄地占据了广场，大会开始了。武装人员围绕着那个主要的讲台站立着，人民群众之中也有一些人带着武器，可是绝大多数的群众是手无寸铁的。
“大部分人以为这次大会会太平无事地过去；可是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们由许多方面得到消息，知道可能会有一些对付他们的举动。不过这些谣言都很含糊，而且他们也想不出去受到什么威胁。可是，不久他们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就在广场附近的街道还没有挤满人群的时候，一队士兵由西北角拥进了广场，在西边的房屋前面列开队伍。人民群众看见那些红衣兵[4]的时候，都叽叽咕咕地表示不满，公安委员会的武装人员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知道如何是好。事实上，刚刚拥进来的士兵使在场的人群挤得更紧了，因此以武装人员那种没有组织的情况来说，要他们在人群中走过去是不大可能的。他们刚意识到敌人已经来临时，由通向议会大厦（今天还存在，叫做粪便市场）的南大马路所连接的几条街道上，又涌现出一队士兵来，由泰晤士河边的堤岸上也涌现出了另一队士兵。他们大踏步地走过来，迫使人群越挤越紧，然后在广场的南边排列开来。到这个时候，那些看到这些活动的人马上就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圈套，只是不晓得自己会有什么遭遇。
“那挤得紧紧的人群不愿意动弹，而且也不可能动弹，除非遇到极度恐怖的事情，而他们很快就遇到极度恐怖的事情了。有一些武装人员使劲挤到前面，有的爬到当时还屹立在那里的纪念碑的石基上，以便面向前面隐藏着的火力网。在多数人（其中有许多是妇女）看来，仿佛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今天的情况和昨天的情况比起来，似乎大不相同。据一个目击者说，当士兵象上边所说的那样排列开来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军官穿着金光闪闪的制服骑着马由南边的队伍中跑出来，直读手里拿着的文件。他所宣读的文件的内容听到的人很少，可是后来有人对我说，那个文件的内容是命令我们散开，同时警告说，如果不散开的话，他就有对群众开枪的合法权利，而且他会这样干。群众把他的话当做一种挑战，人群中发出了一阵粗哑的威吓的吼声，随后是一阵沉默，那个军官又回到队伍里去了。我当时站在紧靠人群的边上，面对着那些士兵，‘这个目击者说，’我看见三架带轮的小机械被推到队伍前面来，我知道那就是机关枪。我喊道，“赶快趴下吧，他们要开枪了！”可是群众挤得那么紧密，没有一个人能够趴下。我听见有人发出一声严厉的命令，我真不知道我下一分钟会在什么地方。接着——好象大地裂开，整个地狱浮现到人间来了似的。要想描述当时的景象是难以办到的。在密密层层的人群中，一排排的人被机关枪射倒了，遍地是尸体和垂死的人们，到处是尖叫嚎哭和恐怖的呼喊声，看来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只是屠杀和死亡。在我们的武装人员中，那些还没有受伤的狂呼喊叫，对士兵们开了几枪。一两名士兵倒下去了，我看见那些军官在队伍中跑来跑去，命令士兵再次进行射击。可是士兵们听到命令以后，绷着脸一声不响地把枪放下了。只有一个军曹跑到一架机关枪后面，开起枪来，可是这时有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也是军官，由队伍里跑了出来，拉住他的衣领，把他拖了回去，士兵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惊惶失措的几乎完全没有武装的群众纷纷逃出广场，武装人员大多数在第一次射击时就都倒下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站在西边的士兵也开了枪，完成了他们的屠杀任务。我不知道我是怎样逃出广场的，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恐怖和绝望，只是糊里糊涂地跑了出来。’
“这就是我们那个目击者所说的情况。在那次前后只有一分钟的射击中，人民被屠杀的数目极大；可是要得到正确的数字是不容易的，也许是在一两千人之间吧。士兵当场死了六名，受伤的十二名。”
我倾听着，激动得直发抖。老人说话的时候眼睛闪烁着光芒，面孔涨得通红。他所告诉我的正是我过去常常觉得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他谈到这次屠杀时那么兴高采烈，使我觉得十分奇怪，我说：
“太可怕了！我想这次屠杀谈会使当时的整个革命运动停止了吧？”
“没有，没有，”老哈蒙德说，“这次屠杀使革命运动开始了！”
他在他和我的玻璃杯中斟满了酒，站起来大声说道：“为纪念那些在广场上死难的人干杯，因为我们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恩惠真是一言难尽。”
我喝完了酒，他又坐下来继续说下去。
“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屠杀使内战开始了，虽然这次内战和所有类似的事变一样，是慢慢酝酿成熟的，人们简直不知道他们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危机当中。
“那场屠杀非常残酷，最初的恐怖非常可怕，使人手足无措，可是人民一旦有时间来思考，他们的情绪就不是恐惧而是愤怒了。这时候戒严状态的军事组织工作已经由那位机智年轻的将军毫不畏缩地加以执行了。统治阶级看到第二天早晨的报纸的时候，吓了一跳，甚至感到恐惧，可是政府和政府的最密切的支持者觉得现在是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了。尽管如此，甚至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也被这惊人的消息吓得日瞪口呆，只是报道了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没加任何评论。在这些反动报纸之中，只有两家是例外。其中一家所谓‘自由派’的报纸（当时的政府就属于这一派）在社论中开头宣称它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怀着正确的同情，然后指出在革命骚乱的时代，政府的态度应该公正而坚决，面对付那些攻击社会基础的可怜的疯子（正是这个社会使他们变成了疯子和穷人）最仁慈的办法，就是马上把他们枪毙，以免使别人也堕落到彼枪毙的地步。总而言之，这家报纸赞扬政府的坚决行动，认为这是人类的智慧和慈悲的最高表现，并且为一个不受社会主义的专制怪论所影响的理性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而欢呼。
“还有一家报纸一向被认为是民主主义的一个最凶狠的敌人，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可是这家报纸的编辑鼓起勇气发表了一些不是代表报社的个人意见。他用简单的、愤激的言词，要人民考虑一个以屠杀非武装的公民来维持其存在的社会，到底有什么价值，他请求政府取消戒严令，以杀人罪把那个对人民开枪的将军和他的军官交给法庭审判。他进一步宣称，不管他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意见如何，他个人已经决定和人民共命运，直到政府表示愿意听取人民的要求，决心为自己所犯下的暴行赎罪为止。他认为人民所提出的要求是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要求，而且是社会的腐朽状况迫使他们提出的。
“当然，这个编辑马上就被军事当局逮捕了；可是他的大胆言论已经在社会大众之间散播开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政府在犹豫了一阵之后，终于取消了戒严令。不过同时政府又加强了军事组织，使它更加严密。公安委员会里有三个委员已经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被杀了，其他的委员大都回到他们举行会议的老地方，在那儿镇静地等候事态的发展。他们在星期一早晨在那儿被捕，如果不是由于政府不敢负担不经审讯即判处死刑的责任，他们会马上被那个将军（他仅仅是个军事机器）处死的。起初有人建议把他们交给一个由法官组成的所谓特别委员会去审判，这就是说，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一群必然会判处他们有罪的人去审判，这些人的工作就是于这个的。可是政府在发了一阵狂热之后，已经冷了下来，因此这批犯人还是被送到有陪审裁判制的法庭去审讯了。在那儿，政府又遭到了一次新的打击，因为尽管法官对犯人提出了控诉，明白地要求陪审团证明犯人有罪，可是犯人终于被法庭宣告无罪。同时陪审官还在他们的判决词上加了一段声明来谴责军队，声明中应用了当时的古怪词汇，说士兵的行动是‘轻率的，不幸的和不必要的’。公安委员会重新进行它的工作，它从这时候起就成了人民反对议会的核心。政府这时候在各方面都作了让步，表示接受人民的要求，虽然议会党派斗争中的两个所谓对立的党的领袖们正在开始策划一个发动政变的大阴谋。群众当中那些善良的人不胜欢喜，以为一切内战危险已经过去了。群众在公园和其他地方举行盛大的集会来庆祝人民的胜利，和纪念大屠杀中的死难者。
“可是政府所通过的那些救济工人的措施，尽管在上层阶级看来过于偏激，起了破坏作用，而事实上却还不够彻底，不能使人民得到粮食和舒适的生活，同时这些措施必须由一些没有法律效力的不成文法来加以补充。虽然政府和议会得到法院，军队和‘上流社会’的支持，可是公安委员会已经成为国内的一种力量，真正代表生产阶级的利益。这个委员会在它的委员们被判无罪之后，势力大增。它的旧委员们没有什么行政才干，虽然除了几个自私自利者和叛徒之外，他们都是诚实、勇敢的人，其中有许多人还具有其他各方面的才能。这时候由于环境的关系，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因此出现了一些能够推动工作的领袖。新的工人组织到处发展得很快，它们所提出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把社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朴素的社会。这些组织事实上也在指挥着劳工阵线上的一般斗争，因此它们不久就成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喉舌和中间组织。那些榨取利润的工厂老板现在面对着这个形势，觉得自己毫无力量，除非他们自己的委员会——议会——鼓起勇气来再一次发动内战，向各方面进攻，他们就免不了要接受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要求，对越来越短的工作日支付越来越高的工资。可是，他们育一个同盟者，那就是建立在世界市场和市场供应的基础上的整个经济体系迅速趋于崩溃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全体人民现在都看得很清楚，因此中等阶级在一时震惊之余，谴责政府不该进行那次大屠杀之后，几乎一致向后转，要求政府注意事态的发展，制止社会主义领袖们的专横行为。
“受到这么一种刺激之后，反动派的阴谋可能还没有酝酿成熟就暴露出来了。可是这一次人民和人民的领袖们已经预先得到警告，在反动派还来不及动手之前，就采取了他们认为必要的步骤。
“自由党政府被保守党击败了，尽管后者在名义上占少数（这显然是串通好的阴谋）。下院代表人民大众的议员很了解这种变动的意义，他们企图在下院采取分组表决的办法来进行斗争，结果未能成功，于是他们在提出抗议之后，离开了下院，全体来到公安委员会：于是再一次爆发了剧烈的内战。
“然而，内战的第一个行动并不是单纯的战斗。保守党的新政府决定采取行动，可是不敢再宣布戒严，只是派遣一队士兵和警察去逮捕公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委员们没有进行抵抗，虽然他们尽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集合了相当大的一支队伍，随时可以应付非常的事变。可是他们决定首先试用一补他们认为比巷战更有力量的武器。
“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们泰然自若地走进监狱，可是他们把他们的斗争精神和组织留在监狱之外。这是因为他们所依靠的不是一种组织严密的、各部分互相牵制的机构，而是完全同情工人运动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些人民群众是由许多小中心组织通过简单的指示团结起来的。这些指示这时候已经被人民群众执行了。
“第二天早晨，当反动派的领袖们正微笑地注视着报纸上的消息可能对公众产生什么影响的时候，却发现报纸全部没有出版。只是在近中午的时候才有一些跟十七世纪官报一样大小的零散报纸出现在街头，这些都是由警察、士兵、报馆经理和新闻记者亲自动手印出来的。人们贪婪地抢着这些报纸来阅读。可是报纸上所报道的重要消息到这个时候都已经过时了，人们早就知道大罢工已经开始。火车停驶，电报无人收发，运到市场的鱼肉和青菜放在那里原封不动，逐渐腐烂。三餐供应完全依靠工人劳动的成千上万的中等阶级家庭，通过他们那些比较有才能的亲人的努力，想尽办法才张罗到一无所需要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未来变化的恐惧置诸脑后的人们，据说，对这次意外的野餐颇感满意——他们预见到未来的一切劳动都会变成愉快的活动。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到傍晚的时分，政府气得几乎要发疯了。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镇压群众运动，那就是使用武力。可是他们找不到使用军队和警察的对象，街上没有出现什么武装的队伍，工人联合会的办事处现在已经——至少在外表上——改为失业者的救济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逮捕那些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不但如此，甚至在当天夜里还有许多相当体面的人士来到这些办事处申请救济，把革命者的布施和自己的晚餐一起吞进肚里。于是，政府到处集中了一些军队和警察——静待一夜，满以为那些‘叛乱分子’（从这时候起社会主义者被称为叛乱分子）到第二天早晨一定会发表宣言，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有机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了。可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一般的报纸第二天早晨就放弃了斗争，只有一家极端反动的报纸（叫做《每日电讯报》[5]）还试图出版，以惯用的语句痛骂‘叛乱分子’愚蠢而且忘恩负义，说他们为了少数贪婪的、被人收买的煽动分子的利益，为了他们所欺骗的一些傻瓜的利益而甘于把他们‘共同的母亲’——英国——破腹挖心。在另一方面，当天刊行的社会主义报纸（其中只有三种在伦敦出版，它们代表不同学派的意见）载满了印刷精美的文章。各界人士全都争先恐后地抢购这些报纸，他们当然和政府官员一样，希望在报上读到一篇宣言。可是他们看见这些报纸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大问题。看来报纸的编辑先生们似乎搜索过他们的抽屉，把四十年前属于教育专题的文章搬了出来。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实践的精彩而坦率的论述，写得从容不迫，没有一点火气，也没有一句苛刻的话，给生活在当前烦恼和恐怖气氛中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一种五月节日的清新空气。熟悉内幕的人完全了解：这一举动纯粹是一种挑战，是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抱着不可调和的敌视态度的一种标志；同时，‘叛乱分子’发表这些文章的原意也不外如此，可是这些文章作为‘教育学论文’来说，的确有其功用。不过，另一种‘教育’也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在对人民群众发生影响，也许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
“至于政府，他们被这种‘抵制’行为弄得惊惶失措了（‘抵制’是当时流行的俗语，指的是我所说的回避举动）。他们的意见极端混乱，极端游移不定：他们一会儿主张暂时让步，且到他们能够策划出另一个阴谋来的时候再说；一会儿他们又几乎想下令把所有工人委员会的委员一古脑儿逮捕起来，再过一会儿，他们几乎又要命令他们那位生龙活虎般的将军寻找借口，再来一次大屠杀。可是他们知道，军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那次‘战斗’中给自己的杀人罪行吓坏了，再也不能进行第二次射击。当他们想到这种情况时，他们又畏缩了，再也鼓不起那种可怕的勇气去进行第二次大屠杀。这时候，那些犯人在大队士兵守卫之下再一次受审之后，又再一次还押了。
“这一天工人继续罢工。工人委员会扩大组织，对大批的人进行救济，因为他们已经调动可靠的工人去生产大量的食品了。相当多的有钱人家现在也不得不向他们申请救济了。当时还发生了另一桩奇怪的事情：一群上层阶级的青年带着武器，旁若无人地在街上抢劫，把冒险开门营业的商店里的适合他们需要的能够吃的和能够拿走的东西全部弄走了。他们在牛津街——当时一条商店林立的繁华街道——进行这种活动。政府在那个时刻恰好有让步的意图，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来表示他们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是不偏不倚的，因此便派出警察去逮捕这些饥饿的富家子弟。可是出乎警察意料之外，这些富家子弟居然奋力抵抗，结果只有三人被捕，其余全部逃掉了。政府本来期望用这个行动来博得态度公正的声誉，但这个打算落了空，因为他们忘记现在已经没有晚报了。关于这次小战斗的消息传得的确很广，可是与事实不尽符合，因为人们大都把这件事说成是伦敦东区[6]的饥饿居民干的，大家认为政府自然会随时随地镇压穷人的这种行动。
“那天晚上，一些很有礼貌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士，来到监狱里探望那些被拘禁的‘叛乱分子’，指出他们所走的是自取灭亡的道路，同时指出这种激烈的手段对于群众事业具有多么大的危害性。这些被关押的人当中有一个后来对人说：‘政府企图在监狱里把我们“各个击破”，我们答复了那些为诱探我们而来的非常“聪明而高雅”的人士的甜言蜜语。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纵声大笑；另一个对来访的使节说了一些荒延不经的故事；第三个拉长了脸，一语不发，第四个把那有礼貌的奸细痛骂了一顿，叫他别废话——这就是他们从我们这儿得到的回答。在我们出狱之后，大家把这些经验交流一下，真是觉得怪有意思的。’
“大罢工的第二无就这样过去了。一切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到了第三天一定会发生危机，因为当前悬而未决的局面和掩盖不了的恐怖气氛显然不能持久下去。统治阶级和作为统治阶级的真正支持力量的中等阶级非政界人士都感到群龙无首，他们简直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做一件事：就是设法使‘叛乱分子’采取行动。于是在第二天上午，也就是罢工的第三天上午，当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们再度出庭受审的时候，他们被待以上宾之礼——老实说，那样子好象他们是使节或大使似的，而不象是囚犯。总而言之，审判官接到了上司的训令，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篇冗长而愚笨的演说（这篇演说倒很象是狄更斯笔下的讽刺作品），然后便把犯人释放了。委员们回到办事处以后就马上举行会议。他们可以说是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到了罢工的第三天，群众的情绪已经十分激昂。当然，还有大批工人完全没有组织起来，这些工人过去习惯于在应主的驱使之下，或者应该说在制度的驱使之下进行工作，他们的雇主就是这制度的一部分。这种制度当时已经开始崩溃了，而这些可怜的工人一旦摆脱掉雇主原有的压力之后，仿佛就只能为纯粹属于动物本能的人类需求和欲望所支配了，结果他们就会要推翻一切。幸而广大群众一来已经受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二来和公开的社会主义有着实际接触（许多社会主义者、其实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是上述工人团体的成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疑是会发生大骚乱的。
“早些年，工人的雇主还被看成是人民的当然统治者，甚至最穷苦的人和最愚昧的人也在被剥削的情况下，依靠他们来维持生存。如果在那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那么社会的总崩溃一定不可避免。可是，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工人们已经学会蔑视他们的统治者，已经不再依靠他们了，他们这时开始信赖那些在事变中涌现出来的、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的领袖（事实证明这样信赖是有点冒险的）。这些领袖这时多数变成了十足的傀儡，可是他们的名字和声望在这个紧急的时刻还可以起一些约束的作用。
“这样，公安委员会的委员获得释放的消息所产生的影响使政府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工人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消息，甚至富裕的人也认为他们所畏惧的毁灭可以暂时往后推延了，他们大都把他们的这种恐惧的由来归之于政府的软弱。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政府有什么办法呢？我常常恩政府在这么一种危机中是束手无策的。”
老哈蒙德说：“当然我不怀疑事态的变化终归会象当时所发生的那样。可是如果政府能把他们的军队当做真正的军队看待，象一位将军那样地依照战略上的要求来用兵，把人民完全当做公开的敌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出现就加以射击，把他们驱散，那么，他们当时也许可以取得胜利。”
“可是士兵们肯象这样来对待人民吗？”我说。
他说：“根据我所听到的材料来说，我想不管他们遇到的群众武装如何简陋，组织如何松懈，他们都会这样做的。同时，尽管他们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可是看起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屠杀事件发生之前，政府一般地还订以依靠他们去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原因是他们害怕那些外表上没有武装的人会使用一种叫做炸药的爆炸物。关于这种炸药，工人们在发生事变的前夕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过，可是事实上作为战斗的武器，它的作用很小。当然部队里的军官竭力煽动这种恐惧情绪，因此士兵们遇到那种场合也许认为他们不得不对一些真正武装起来的敌人背城一战，而对方的武器由于是隐藏起来的，因此就更加可怕。可是，在那次大屠杀之后，正规军队是否还会对没有武装或者半武装的群众开火射击，那就永远是个疑问了。”
我说，“正规军队？这么说来，当时还有其他镇压人民的军队吗？”
“有的，”他说，“我们一会儿就要谈到这一点。”
“好吧，”我说，“你最好还是一直讲下去。我看时间已经不早了。”
哈蒙德说：“政府连忙向公安委员会妥协，因为他们除了当时的危险局势之外，”简直什么也顾不上了。他们派遣了一个全权代表去和这些委员们进行谈判，委员们已经控制了人民的思想，而这些形式上的统治者则只能支配人民的身体。关于缔约双方停战协定（的确是停战协定）的细节，现在没有叙述的必要。所谓缔约双方，一边是大英帝国政府，另一边是‘一小撮工人’（这是他们当时所得到的轻蔑称呼），在这批工人当中的确有一些很有才干和斗志坚强的人物，虽然象前面所说的那样，比较能干的工人当时还不是被公认的领袖。妥协的结果是：人民的一切具体要求都必须予以接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要求本身大都是不值得提出，也不值得反对的。可是在当时，这些要求却被认为是极重要的东西，它们对那个已经开始崩溃的悲惨生活制度来说，至少是一种反抗的标志。可是其中有一个要求是极端重要的，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政府想尽办法要规避它，可是对方并不是傻瓜，因此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个要求就是正式承认公安委员会和它所支持的一切组织的合法地位。这个要求显然包含着两重意义：第一，使大小‘叛乱分子’得到赦免，此后他们只要没有参加内战的明显行动，就不能再受到侵犯；第二，继续进行有组织的革命变革。政府只在一点上取得了胜利，那就是使对方改变了名称。这个工人组织取消了可怕的革命的称号，以后它和它的支部改用一个文雅的名称，叫做‘调解委员会及其地方办事处’。这个改用新名称的组织在不久以后发生的内战中成了人民群众的领导机构。”
“啊，”我有点惊愕地说，“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内战终究还是打起来了吗？”
“打起来了，”他说，“老实说，正是由于政府承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地位，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内战才有了发生的可能。这使得这场斗争不至于一方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屠杀，另一方唯有忍耐和举行罢工。”
“你可以告诉我这场战争是怎样进行的吗？”我说。
“可以，”他说；“我们有记录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我可以用几句话把要点告诉你。我已经对你说过，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反动分子可以依靠的力量，可是军官们一般都准备对付一切事变，因为他们大都是国内最愚蠢的家伙。不管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上层阶级和中等阶级的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决心要发动一次反革命的斗争，因为渐露头角的共产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不能容忍的。一群群的青年男子，象我刚才告诉你的在大罢工的时候动手抢东西的那些人一样，武装起来了，经过一番训练之后，就开始在街上跟人民挑衅，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政府既不帮助他们，也不加以制止，而是采取旁观的态度，希望这种街头上的小冲突会产生一些结果。这些‘秩序捍卫者’（当时他们叫做‘秩序捍卫者’）起初得到了一些成功，因此就胆大妄为起来；他们得到了正规军曳许多军官的帮助，而且通过他们得到了各种武器弹药。他们的一部分战术就是保护当时的大工厂，甚至派武装人员去守卫。比方说，有一个时期他们控制了我刚才提到的曼彻斯特全境。他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一种非正式的故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政府起初假装没有看到这场斗争，或者仅仅把它当做骚乱，最后竟对‘秩序捍卫者’公开表示支持，尽可能集合正规军和他们联合起来，企图做最后的努力，来镇压那些‘叛乱分子’（工人领袖们这时又被叫做‘叛乱分子’，事实上他们也自称为‘叛乱分子’）。
“太迟了。双方都已经放弃在妥协的基础上维持和平的想法。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结果要么出现一个除了特权阶级以外全国人民都沦为奴隶的专制社会，要么实现一个建立在平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前一世纪的懒情、绝望和（请容许我这样说）懦怯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公开革命时期的热情激昂的英雄气概。我不是说当时的人民已经预见到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可是他们对我们生活的主要特点已经有了一种直觉，许多人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决斗终究会带来和平。我想当时站在自由这一边的人并不是不快乐的，虽然他们被种种希望和恐惧所搅扰，有时也给疑惑和难以两全的义务的矛盾弄得心神不安。”
“可是人民，那些革命志士，他们是怎样战斗的呢？他们有哪些取得胜利的条件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想使老人言归正传，免得他陷入年老人必然会有的那种沉思默想中。
他答道：“啊，他们并不缺少组织者；我对你说过，为了进行斗争，当时有思想的人不再去考虑一般生活问题，而是致力于培养必要的人才。根据我所读到和听到的材料来看，老实说，如果不是发生这一场看上去很可怕的内战，我十分怀疑能在工人之中培养出有相当才干的行政干部来。无论怎样，这种人才终于培养出来了，工人很快就有了比反动派最优秀的人物还要能干得多的领袖。此外，他们在征募士兵方面也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因为军队里的普通士兵都受到革命思想的很大影响，结果大多数士兵、也就是最优秀的士兵，都站到人民这一边来了。可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劳动人民只要不受威迫，总是为‘叛乱分子’工作，而不为反动派工作。反动派离开他们势力最强大的区域，就找不到人来给他们工作，甚至在他们势力最强大的区域里，他们也不断受到叛乱的骚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动派要人家做些工作的时候，总要遇到阻碍，遇到愤怒的表情和悻悻然的态度。因此，不但他们的军队给碰到的困难弄得筋疲力尽，就是在他们那一边工作的非战斗人员也给怨恨和千百种小麻烦以及令人讨厌的琐事纠缠着，苦恼着，使他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不下去了。他们有不少人真是由于扰虑过度而死；许多人自杀了。当然，也还有大批的人积极为反动事业效劳，在斗争的狂热中给他们那痛苦的心灵寻找一点安慰。最后，成千上万的人对‘叛乱分子’让步了，屈服了。当‘叛乱分子’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终于认清：过去认为毫无希望的事业现在获得了胜利，而现在看来毫无希望的倒是奴隶制度和特权制度了。”
[1] 罗马帝国后期（公元二到四世纪）向穷人征收的一种捐税，是一种剥削奴隶的新方式，——译者
[2] 格拉德斯通（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在扩大普选权筹方面实行过若干改良政策。——译者
[3] 曼彻斯特（Wanchester），英格兰的一个六工业城市，——译者
[4] 红衣兵，过去英国士兵都穿红色制服。——译者
[5] 《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是英国资产阶级亲保守党的报纸。——译者
[6] 伦敦东区，穷人居住的区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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