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类穷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五章三类穷人

　　本书所描写的穷人大部分都来自于大的贫困文化。他们是典型的穷人。
　　还有一类穷人。他们有时生活在社会的夹缝中，或是具有一些新的特质。对这些人的困苦，国会没做过什么调查。也没有什么统计数据，来描述这些穷人的日子是个什么状况。人们对他们生活的了解，靠看小说，读心理学家的文章，看夜间法庭的审判纪录，或去大街上转悠。
　　在美国，有一种贫困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有时生机勃勃，热情洋溢，它体现了另一个美国幽默的那一面。这里生活的穷人，有知识分子、流浪汉，还有“垮掉的一代”。他们或奋斗或装腔作势；他们或功成名就，或是走下坡路回到中产阶级的圈子。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往往连饭都吃不饱。
　　在某些方面，这是另一个美国所能见到的最可怕、最具有破坏性的贫困。城市居民有时会碰到这种贫困，就是从贫民区走出来的流浪汉求他施舍财物的时候。这些人是贫穷的酒鬼。长期以来，他们都被视为我们社会的一大问题，然而，没有人把他们理解为贫困带来的问题，而贫困却是与他们密不可分的一大重要事实。
　　此外，还有一种贫困变得也越来越重要了。这种贫困是美国农业革命的结果。在底特律、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奥克兰等城市，人们能看到这些在城市的贫民窟中过活的农村穷人，山里人，失败的流动雇农，还有20世纪40年代去支援前线一直未返乡的人。
　　我在城市见过农村穷人，我也见过酒鬼。在芝加哥和纽约的知识分子的贫民窟，里，我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以下就是他们给我的一些印象。

一

　　看看20世纪50年代末的报纸，会发现那些穷酸的知识分子看上去相当浪漫——垮掉的一代。他们胡子拉碴，行为古怪，一夜间竟然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他们由此成为一种现象。就像一些花样文章的作者所写的那样，惠特曼式的追求、虚伪、淫乱，还有忘恩负义，构成了他们的氛围。大多数人准会觉得，这些人过着轻松懒散的生活。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他们神密的神话背后，他们还是穷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有意过着贫困的生活，甚至以苦为乐，但他们毕竟是穷人。
　　“垮掉的一代”只是一个描述一种老早就有的现象的新词。有聚集在名牌大学周围的贫困大学毕业生，有头脑里满是把资产阶级压扁的政治理论的流浪汉，这些群体有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经历着一种奇特的贫困。除了苦行僧外，他们是唯一一个有意在丰裕社会里过贫困日子的穷人群体。
　　首先，垮掉的一代和流浪汉都是一种出现在贫民窟的现象。
　　在洛杉矶，垮掉的一代聚集的西威尼斯，原是一房地产开发项目。起初，房地产商想建成一个美国的威尼斯，小桥流水，如诗如画。计划后来走样了；桥塌了，小区里尽是油乎乎的衣服。住在这里的，有工资微薄的工人，有流浪汉，有被遗弃的人，还有反叛的年轻人。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豪华公寓大大抬高了那地方的房租，低收入者不敢问津，因而不再是生活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聚集的中心了。贫困的知识分子（或大部分贫困的知识分子），都东迁了，迁到了纽约东南边，租住在阁楼里。诡异的是，面对低收入者的住房项目，以及政府有关安全卫生的规定，都在时刻威胁着他们。他们既不符合申请公房的条件，也不想住进公房里。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自由依靠的正是贫困文化。
　　既然身在贫民窟里，贫困的知识分子难免会卷入与居民的冲突。居住在纽约南村的意大利裔美国人，经常被市中心来的陌生小丑骚扰。流浪汉（或“垮掉的一代”，不论怎么称呼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而且往往火气很大，因此极易发生冲突。在芝加哥，在旧城区改造摧毁南城一个最大的大学贫民窟之前，问题出在另一个方面。黑人想迁进来，而原先住在那儿的白人却在极力抵制，不想让黑人迁进来。学生，不论其对种族平等持什么样的立场，毕竟是白人，这难免会出问题。
　　20世纪40年代末，当我晚上穿过一条充满火药味的街道时，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知道，我很同情那些想越过贫民区的高墙的黑人，我也希望白人和黑人能够做友好的邻居（白人，搞城市规划的人，还有行政司法机关，将这种可能性彻底断送了）。我同时也明白，我的肤色可能会让我成为暴力攻击的对象。这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然而，即便贫困的知识分子是贫民窟世界里的外人（也许“观光客”更中听一些），他们还是得像贫民窟的其他人一样过着困苦的日子。流浪汉住的房子往往相当简陋。他们租住的房间或套房，都是最廉价、最破旧的，或者是不宜住人的工厂的统子楼里面。这或许是流浪生活的精神体现吧：臭虫、耗子、垃圾遍地的街道，公共浴室，这些都是贫困文化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子女却热衷于寻租阴暗的地下室或老楼房里面下人住的房间，真是个悖论。
　　有时会饿肚子。我有位朋友，就靠“二战”后政府发给难民的粮食配给券过了一段日子。在曼哈顿的切尔西街区的一间寄宿舍里，我亲眼目睹有人两顿饭就吃一个玉米牛肉罐头。中产阶级的叛逆，很快就学会了穷苦人家那套填饱肚子的窍门，用结块的馅饼来充饥。
　　饥饿偶尔也可以为生活添点乐趣。我有位朋友，父母忘了给他寄钱，不得已去一家专做开胃点心的食品店除账。结果，他成天吃些坚果、蛇肉，喝甲鱼汤，品尝着富人吃的山珍海味。最后，当他每周只能靠几块钱度日的时候，都快对那些高档食物过敏了。
　　贫困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有一项基本要求：不能太稳定。他们也会出去打打短工，但不会以此为业。有的会在经济底层摸爬滚打，干些少数民族和酒鬼才干的活，比如刷盘子，当快餐服务员。在曼哈顿沃伦街80号的那栋大楼里（我在“被抛弃的人”那章中描述过这栋楼），常常能看到中产阶级的子女夹在一群急着找份工作的人群中间看哲学书或欣赏诗歌。
　　还有就是失业补偿。要获得失业补偿，必须在规定的岗位上干满足够的年限（对贫困知识分子的工作模式，国家有时会出台相关规定）。这有点像国家给搞艺术的人发的补贴。事实上，如果有的议员知道有多少小说是靠这笔钱才写出来的话，可能会大为震惊。
　　尽管贫困的知识分子住的像穷人，吃的像穷人，干的活也像穷人，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贫困文化。过苦日子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活法，他们并非贫困文化的牺牲品。他们只是过客，要么回归主流社会，要么成为文艺界名流。他们并不像真正的穷苦人家那样，被生活折磨得心灰意冷、悲观绝望。相形之下，人们才会懂得，人的精神与主观能动性在另一个美国有多么重要。
　　最能体现这种差别的，是贫困知识分子的住处。把阁楼租下来后，他们会用中产阶级的教养和创造性对其加以改造（我有位朋友发现，电话亭就是个完美的淋浴间）。他们会把墙面刮掉，让砖裸露出来。房间里会挂上几幅画，增添几分生活的气息。冬天，大厅的洗澡间会特别冷，他们会用烤箱来取暖；他们会在厨房中间弄个浴盆，在里头洗澡。这样，既不会对房体造成太大的损害，又不会缺少一些必须的设施。
　　这真是对穷知识分子莫大的嘲弄。为了逃离丰裕社会的精神贫困，他们才来到另一个美国的贫民窟，过着困苦的日子。阿伦·金斯伯格在《嚎叫及其他诗篇》中，写到垮掉的一代时，说道：“我看见了，疯狂把我们这代人中最有才的人给毁了。”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不无道理。尽管这些人有才能有学历，能够在社会上挣大钱。但他们却选择了待在贫民窟里，因为他们觉得物质上的富足只是一场空。
　　贫穷的知识分子主张不同种族间的融合，这很好地说明，他们的叛逆是认真的，并非沽名钓誉。除南方外，大多数有教养的美国中产阶级都口口声声要种族平等。贫穷的知识分子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种族共存的世界。在这里，在自愿贫困这种奇怪的亚文化中，黑人看见了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种族融合。
　　还有，中产阶级过去15年来的繁荣，也影响着贫困知识分子。老一辈流浪汉以政治上的激进、艺术上的前卫为由，拒不遵守社会规范。但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民权组织以外，再也没有广泛的社会运动可以让这些知识分子去参与其中了，而前卫也已经没什么活力了。结果，这些人的抗议越来越个别化了，忍让成了金科玉律。
　　的确，有的人在去美国中产阶级的世界里打拼之前，会先摆摆样子，享受享受。他们之所以过苦日子，是因为这给了他们一定的自由。某作家对他们这群人有很精彩的描述，说他们之所以抛弃了劳碌的世界，是因为它不能给他们时间。他们毕生的精力去创造时间，直到他们真的有了时间，他们还是不去生产。好的话，他们会像绵羊般乖乖地回到凡人的世界，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差的话，他们会一直过着懒散单调的生活。
　　这些人也有悲剧。贫困知识分子的贫民窟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且往往与底层社会相伴。结果，有人自杀，有人进了精神病院，有人进了局子。把这些理想化，没有任何意义，不过，这些都表明了美国社会的失败。它把这些信仰空虚的人推向了贫民窟，有时还把他们推上了绝路。
　　贫困的知识分子中，最惨的也许要数少数吸毒成瘾的人了。“吸毒贫困”很可怕。所有的喧器、情绪的紊乱和内心的苦痛，都变成了对海洛因的渴求。生活完全乱套了，毒瘾发作时，吸毒者如果不去犯罪，就会陷于极度贫困的境地。
　　摆摆样子的人，还有吸毒人员，都是耸人听闻的报道的好素材。大多数人在想象中产阶级叛逆的生活时，想到的就是他们。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记住，在我们这个丰裕社会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才华、有洞察力，他们选择了贫困，宁愿过苦日子，也不愿屈服于空虚的物质生活带来的孤寂落寞。在知识分子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美国离奇的一幕。

二

　　在美国城市中，最苦、最显眼的穷人，也许要数贫民区的酒鬼了。
　　1951年至1952年间，我住在克里斯蒂大街，离纽约的保尔利区就一街之隔。当时，我还是天主教工人团体的一员，该团体在那儿有座房子。被褥按“先来先得”的原则发放；一大早，会有一排人排队领早餐，有咖啡和黑面包；中午有一大帮人来舀汤。我们还分发报纸、读者寄来的衣物。我们这些来这里过活的人，都接受了自愿贫困的哲学。我们身无分文，也没有任何报酬。我们的生活条件，和我们救助的酒鬼和精神病患者一样。我们没有罪孽，因为我们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并不酗酒。但我们却离那个世界很近，很近。每天，我们都能看见那个恐怖的世界。
　　保尔利现在变样了，第三大道的高架路被拆除了。如果第三大道的房产继续升值的话，贫民区也可能被赶到别处。因此，我描述过的一些地方，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不过那只是细枝末节，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质却不会有啥变化。
　　第三大道给保尔利区带来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元素。脏兮兮的、大而无当的房屋，无人问津，就像穷人在表达他们的困苦一样。在街道两边，有的是便宜旅馆，可以在那儿找张床睡觉。每天早上，有人会来查房，看看头天晚上是否有人死了。当然，路旁还有酒店，专卖便宜的葡萄酒。
　　保尔利的男男女女通常喝葡萄酒，有时会喝喝啤酒，或是来几杯廉价的威士忌。生活极其窘困的人借酒消愁，老是喝得烂醉如泥。他们喝的是烈性酒，这种酒用手帕或一片不新鲜的面包过滤后就能喝了。这种酒很有名气，它能让人失去知觉，而不会伤害人的神经系统。有人告诉我说，这种酒并不好喝，喝它就是为了忘记烦恼而已。
　　周边还有一些别的买卖。有二手货店，不论人们找到了或偷来了（有时是互相偷）什么，都能拿到那儿去卖。这些商店靠吸穷人的血为生，穷人也离不开这些商店。还有几家餐馆，一到晚上，被遗弃的人就睁大眼睛，以免被人扔到大街上；这些就是令人倍感压抑的、灯红酒绿的场所。此外还有一些传教机构，有人把他们称为“316”，因为他们老是把《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的经文写在门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救世军的小姑娘和男信徒会到大街上传教。
　　这里到处都有股尿臊味。男人没钱住廉价旅馆时，就露宿街头。冬天，他们有时候会昏死在雪地里，或是爬到别人的家门口。夏天，人们常去的地方，臭气熏天。
　　保尔利有自己的典型形象，或者，在我看来是如此。男人脏兮兮的，他们在喝得酩酊大醉后脸上往往血迹斑斑。酒醒后，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受的伤。他们衣衫褴褛，衣服的大小、颜色很不搭配。他们的裤子有股尿臊味，臭气熏人。他们看起来很孱弱，不敢正视别人的眼光。
　　夏天，保尔利处于巅峰状态，如果人们能这样描述一个破落不堪、道德沦丧的地方的话。人们坐在一起聊天，或者成群结队的闲逛。他们很少单独喝酒，如果有人醉酒昏迷的时候，他们能抓掉他的衣服。如果有人能幸运地讨到一瓶酒，他会招来他的伙伴一块饮酒作乐。
　　事实上，这是一个男性社会，这里虽然有些妇女，但给人的印象是这里只有游手好闲的醉鬼。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同性恋倾向和酗酒之间可能会有联系。我们在天主教义工协会的时候，偶尔也会遇到同性恋的问题。不论科学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在保尔利，有些心力交瘁的人结成了封闭的小圈子。
　　在这里，性几乎并不重要。这里的居民一天24小时，要么正在喝酒，要么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结果，这些破罐子破摔的人，除了人格的无能，他们也会出现性无能。
　　冬天是场灾难，贫民窟的生活就是露宿街头，而寒冷和冰雪会让他们吃尽苦头。男人往往会喝得醉醺醺的，以便能够在暴风雪中躺在大街上。当你头一次见到一个人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舒展手脚躺在人行道的时候，你会感到很震惊、很难办。这人是死了还是醉了？或者更糟糕的是，常出入这一地方的人是如此利欲熏心，以至于他们会偷走死者的财物，想喝酒的人在一月中旬最寒冷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酒友的鞋拿去变卖。
　　当然，后果就是疾病，在保尔利和城市的医院之间，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战争。救护车司机和医护人员对这些貌似自残的人冷嘲热讽、见怪不怪了。管理人员就怕贫民窟跑来个人，要在医院住上两天，或假装自己患上了震颤性狂妄症。这些人为了弄几个酒钱去卖血，回头又上医院输血，让政府官员很是愤怒。
　　对保尔利居民来说，医院代表着生命的尽头。事实上，像贝勒坞这样的公立医院的急救室，本身就值得研究。我还记得我和另一位天主教义工协会的人赶到医院时的那一幕。有酒鬼，有茫然不知所措的老人，有嘴唇用线吊着的黑人妇女，还有小孩。当时的气氛很压抑，令人厌恶。这不能怪大夫，也不能怪医院的管理人员。这是城市的责任，慈善资金不足，行动缓慢，还有令教育水平不高的穷人莫名其妙的官僚作风。
　　保尔利的男男女女都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不同于其他的穷人，因为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什么教育背景都有。在天主教义工协会，我见过记者，牙医，神父，也见过工人，还见过农村来的流浪汉。在另一个美国里，这是块穷人聚集的地方，社会各阶层中不适应环境的人都汇集在这里。
　　这里之所以酗酒成风，有一些奇怪的因素在起作用。我碰到不少爱尔兰裔美国人（我感觉这些人显然很多），一些波兰裔美国人，一些黑人（在意识形态层面，贫民区并不讲族融合，只不过大家常常喝醉，没心思计较种族了），还有几名意大利人。在我待在保尔利的两年间，我和好几百号人打过交道，但没见过一位犹太人。
　　受过大学教育的心理学家会说，“戒酒”后，中产阶级酒鬼通常会像个外行似的谈他们自己。他们明白，导致他们陷于困境的罪魁祸首，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和态度问题。但来自工人阶级或来自农场的人，就像得了精神病的穷人一样，会认为是神秘的命运的安排。如果他们信教的话（我在天主教义工协会碰到的人，有许多是天主教徒），这意味着当他们酒醒过来后，会疯狂地自责一番。
　　我跟一位聊过，他是我在天主教义工协会认识的。当他清醒的时候，他衣着很整洁，工作勤奋，很有自尊。他会很长时间滴酒不沾，有时长达3个月。那段时间，他会守着清规戒律，生活井井有条。过了这段时间后，他会突然喝个不停，连续两三星期。当他被送往医院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别人说起他。他回来后，这个过程又开始了。
　　一天晚上，我跟他聊起酗酒的问题。我想跟他说，酗酒并不是个人所能选择的，它与社会的深层问题密不可分，因此，解决酗酒问题，不能单靠个人的意志，不论这个人有多么勇敢。他对我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这样，是因为我们想这样，”他说，“我们酗酒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会下地狱的。”
　　恨自己不争气，有时会转变为对他人的憎恨。一天，有个男的在大街上跌跌撞撞的。他浑身上下脏得一塌糊涂：脸上血迹斑斑，衣服臭气熏天，醉得不成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跌跌撞撞进来了，我过去把他扶住了，我们给他洗了洗身子，刮了刮胡子，给他喷了点杀虫剂（虽然虱子和跳蚤很难消灭掉，我们还是尽力而为）。他睡好了，按时吃饭，这样过了两三天，再穿上一身有点新的旧衣服，就挺精神的了。
　　他进来后的几个晚上，一直站在我身旁，等着吃饭。有人从街上走了进来，跟他两三天前的情况类似，也是血迹斑斑，衣服臭气熏天，人模鬼样的。我走上去扶这个新来的，这时，他跟我说，“帮这种懒虫干嘛？”从他的声音里，能听出他真恨自己不争气。保尔利的酒鬼清醒过来后的头两天，他会哭诉，骂自己不是东西，发誓再也不喝了。然后他走了，还是老样子。
　　有时，这种压抑在心中的情绪会爆发，大打出手。如果打得不重，可能还是怪好玩的。打酒架时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一气。动手打人的人并不是诚心想伤害对方。拳打空了，身体失去平衡，这才是最危险的。保尔利酒鬼的弱点和无能，由此可见一斑。
　　没日没夜饮酒作乐的日子会告一段落。酒后的清醒与醉酒时的疯狂几乎一样可怕。在天主教义工协会，有的人醒来后浑身直哆嗦，脸皱巴巴的，像要哭似的。他会求你给他一小杯威士忌，就一小杯，以熬过早上的时光。如果经不住他的哀求给他酒的话，纯粹是冒险。鬼知道他喝完一杯威士忌后，是安静下来、老老实实呆着，还是让他酒兴大发又跑到街上一醉方休。
　　戒酒的过程有时能持续一星期。我记得有位妇女，她老喝醉，断断续续的，前前后后约摸有3个月。她戒酒后，好不容易熬过了浑身发抖那个阶段，还是像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刻也坐不住，天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酒鬼们清醒过来后，吃饭就成问题了。在清醒之前，他们只惦记着喝酒。喝醉了，什么都吃，别人扔掉的罐头，慈善机构提供的食物，附近餐馆的便宜饭菜，只要能填饱肚子。他们清醒以后，至少在下一次喝醉之前，必须学会过日子。
　　中产阶级家庭的酒鬼，可能有亲人接济，甚至可能会回去工作。我在天主教义工协会时遇到一位男子，他给杂志写稿，小有名气；多年来，我在一些不错的杂志上多次看到他写的署名文章。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职业生涯全让喝酒给断送了。他们是经济底层廉价劳动力的源泉，干脏活，做临时工。
　　“他上山了”，是有关保尔利酒鬼的一句老话。说的是某个人去卡茨基尔的某个旅游胜地刷盘子或者当看门的了。善于趁人之危捞一把的就业服务机构，总是有这种口子。通常，能于上二三星期，或许干到夏天结束。这段时间，人会滴酒不沾。但他揣着一兜钱回来后，就会请好友来喝上几天。钱花光后，又活回去了。
　　我听到的最悲慘的一件事，是一位已故的摄影师告诉我的。这位摄影师才华横溢，拍过电影《保尔利那些事》。影片中的一位“明星”是位保尔利的常住居民，我在天主教义工协会工作的时候，他就住在附近。影片拍摄期间，他戒酒了。后来，影片拍完了，该付给他报酬了。制片人很清楚，他拿到钱后会干什么，他们也知道，医生曾跟他说过，他再纵饮狂欢，就会丧命。然而，他干了活，就得给他报酬。他拿了钱，喝酒了，死了。
　　虽然这些事都发生在纽约市中心，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贫困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解体的一种形式，得不到人们的同情。一谈起酒鬼，人们就会一本正经，痛骂这些不幸的人（我去了天主教义工协会之后，不再用“懒虫”这词了；这个词属于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的用语）。既然酒鬼的贫困是人格问题造成的，那么，解决它，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但人们却不知该从哪里开始着手。
　　当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做。要说冷酷和势利，谁都赶不上游客和警察。在休斯敦南边，有个叫“萨米的保尔利讽刺剧”的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还在不在；希望它消失了）。报刊杂志对这个地方进行过详细的报道，它是专为游客设计的。玩的把戏是，一家老式的保尔利酒吧，酒吧招待都是些小伙子，还有一些笑容可掬、涂脂抹粉的妇女，她们是酒吧的常客。一到晚上，衣冠楚楚的游客会穿过几条穷街陋巷来到这里，有时碍于情面会给乞丐几个钱。虽然离深陷绝境的穷人就几步之遥，他们却幸灾乐祸，觉得穷人的窘况很“有趣”、“好玩”。这是穷人隐身的一个小例子，如果有点极端的话。
　　比游客还邪恶的，是警车。
　　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有关被逮捕的人犯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知道，别人准会有办法。警车会赶到保尔利；他们见谁逮谁，说一不二。晚上，纽约的夜间法庭会上演一部大戏，酒鬼们排队等着受审。有的酒还没醒。法官会告诉他们有哪些法律权利；他们通常会认罪，被判刑。有些年纪大点的人，这种场面见多了。它是一种社会仪式，纯粹走过场。我想，它可以提供统计数据，证明有关部门在尽职尽责，在解决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酒鬼很可能得听天由命了。虽然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酒鬼内心的苦痛，却并不理解酒鬼生活的凄惨悲凉：他们是穷人。
　　让我用一件伤心事来结束这段描述吧。这事给人们对酒鬼的印象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我离开天主教义工协会半年后，一天晚上，我回来看看朋友，叙叙旧。我找了份工作，开始打理我的衣柜，原先的衣柜在我刚到克里斯蒂大街时被人偷走了（如果你6个月不在，你的所有财物都会被人拿走。义工真的自愿贫困了一回！）。我穿上了一套相当体面的衣服，跟两位保尔利的朋友一块站在后院里。其中一个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才会变聪明点，麦克？在这瞎混，帮我们，没用。只有傻瓜才这样做。你学聪明点，另谋高就吧。”另一个点头称是。看见我离开了，他俩很高兴。他们不可能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想去关心他们。

三

　　在美国穷人中，有些是从山区来到城里的山里人。
　　严格说来，真正从阿巴拉契亚山区来到大城市中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其他的，有阿肯萨斯的摘棉花的，从密苏里东南部（他们称之为“东密苏里的沼泽地”）来的，还有西海岸自20年代30年代迁徙后尚未恢复元气的。他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从边远落后地区来的他们完全不适应城市的生活。他们都很穷，往往都喜欢同样的“乡村”音乐。
　　他们中的有些人，还生活在离大城市不远的落后地区。就在纽约的格拉夫顿外头，离阿尔巴尼几英里远的地方，有个名副其实的林中居民点。镇上的人从没跟他们说过话（这引出了很多神秘的故事）。我能做的就是开着车，穿过其中的一些房屋，远远地瞄一眼那里的居民。离那不远就是州的首府，议员们正在讨论各种现代福利项目；这些山里人仿佛活在18世纪。
　　真正重要的人群并没有呆在城市边缘的林子里，而是在贫民窟里。他们因为战时的工作需要从阿巴拉契亚山区来到了底特律，一直待在那里；他们漂泊四方，来到了芝加哥，形成了一个大社区，有自己的教会、自己的街坊邻居、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加州奥克兰的工厂里打工，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人们可以根据他们那种第九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脸型，他们的语调，他们到处传唱的乡村音乐，把他们认出来。
　　比如，在加州的奥克兰，你可以走进一家离太平洋只有几英里的酒吧，里面的氛围，会把你带回到奧克拉荷马的山区或干旱尘暴地区。唱歌的人显然受到了广播的影响，他们弹的是电子吉他，不过，音乐是乡村音乐，听音乐的人也都是乡下人。然而，氛围并不怎么有诗情画意；演出很粗糙，内容有暴力色彩；有人打架，还有卖淫的。来这里压阵的是位私人保安公司派来的，他穿着制服，腰上别着手铐，手上拿着根警棍。
　　约摸10年前，我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见过一些乡下人。当时，我作为社会工作者，为教育委员会效劳。我被分派到了麦迪逊学校。如果有学生连续两三次旷课，或者学生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就会去家访。我的工作并不是旷课训导员（虽然学校社会工作起源于它）。学生福利部的同仁都很聪明，很有能力，也很真诚。他们不把逃学的学生当坏孩子看，而是试图从孩子的家庭环境、左邻右舍以及孩子的人格等方面着手，找出孩子逃学的症结所在。转眼间10年过去了了，邻里街坊也许发生了变化。不过，这些在城市里受苦受累的乡下人，生活条件并没有变化。
　　这些人，绝大多数在阿肯萨斯种过地，摘过棉花。他们在收成不好或生产淡季，来到了圣路易斯。他们的亲属关系错综复杂，总是有人给亲戚捎话，要么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圣路易斯的工作情况，或者家里人要自己回去。他们的生活变化无常，一家子可以立马卷铺盖走人。他们没什么财物，在城市没有根，也没有家。
　　他们生活的贫民窟，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白人贫民窟。那里是圣路易斯老城区，位于河的下游，有些房子可能还是以前的贵族留下来的。窗户不大，有走廊，有院子。不过，硕果仅存的也就这点建筑美了。房子被分割成了好些个房间，里头住了好几家子人。大部分房子都没有浴室。后院有户外厕所，有的还有抽水机。这地方于是变成了泥坑。有时，去趟厕所还得路过别人的房间（我想，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把以前的厨房改造成“套房”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整夜都会有人上廁所。
　　就像经常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一样，这些乡下人的婚姻有点不合常规。女人并不是随便的女人，她们会跟一个男人过上很长一段日子。但几年后，有了一两个孩子，婚姻就破裂了。几个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孩子同居一个屋檐下，并不鲜见。
　　州法律规定，孩子必须上学，而父母却想方设法让他们待在家里。孩子们只要能获得工作许可，他们就会去做工，挣点零花钱，他们家里脏兮兮的，父母经常打骂孩子，他们都习惯了。八年级学生的平均年龄在16岁左右，大部分学生都要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可以预期，他们的智商比不上中产阶级学校的学生。
　　有一次，我不得不调查一件事，有位学生控告另一位学生。一名女生的家长指控一名男生，说他试图强奸他们的女儿。我跟所有当事人都谈过，给我的感觉怪怪的。当事人看起来很起劲，好像有世仇，但又漫不经心，有点懈怠。最后，尽管没办法得出实质性的结论，可又没人催着办这事。对暴力和强奸，大家都默认了；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学校的老师很不错。想活得轻松点的老师，一年后可以调走，留下来的老师都是自愿的，他们绝大部分都很称职，爱岗敬业。这也令他们很难忍受事业的挫折。学校每年上9个月的课，每天6小时左右。家长和左邻右舍把孩子的其他时间都占了。这是一场不平等的战斗。更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孩子所在的家庭哪天会卷起铺盖走人。
　　比如，学校会强制学生淋浴。我们要检查学生的头，看看有没有虱子，因为在学校里，虱子会像流行病一样传播。老式的铁梳子是护士的必备用具，用它来篦除头上的幼虱。不过，要干净卫生的话，得持之以恒。学生的家里脏兮兮的，耗子横行，臭虫乱蹦。短时期内我们能做些工作，但这远远不够。
　　就像我在描述黑人贫民窟一样，这种无情的描述还是忽视了生活质量的问题。在夏末，走在大街上，耳边响起上百台收音机播放的山野音乐，你能看到失败者的纵情狂欢，也能感受到没什么期盼的人的漫不经心。这些人是贫穷的南方白人。在某些方面，他们跟逍遥自在的黑人很像。
　　然而，他们的幽默和安乐却受到了贫困环境的限制。我记的有些家长没办法把他们孩子送去上学，因为孩子没鞋穿。有一个家庭，孩子们轮流穿鞋，这样，每天至少有两个孩子可以上学。为满足这种最起码的需要，学生福利部表现得很勇敢，但这需要时间。当调查还在进行中的时候，工作是没法做的。
　　在所有这些人中最可怜的，也许要算特殊阶层的学生了。他们的智商太低，想让他们接受标准的教育，肯定是不成的。有一名女老师，能力超强，特有奉献精神，她想教会这些孩子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学会看红绿灯，辨别纸币，等等。任何社会阶层都有这种孩子。对特殊阶层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悲剧在于，没有人真正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有关人被“触摸”的民间传统源远流长，而如果他们能获得人们的怜悯，这种怜悯也带有刁难、奚落的色彩（精神病和发育迟缓在穷人中很常见，而穷人对此却缺乏了解，这将在后面的章节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种冷酷，这事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有位孩子，得了极为严重的慢性病。虽然他有时看起来挺健康的，可医生说他会天折。这病令他变得好“奇怪”，同学们经常折磨他，拿他取乐。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经历，没有教会他们懂得同情、怜悯。
　　由于住的离犯罪活动地点不远，人们既有被罪犯袭击的危险，也有自己成为罪犯的可能。即使这里住的都是穷人。大部分都是暴力犯罪，情节轻微。犯罪得不偿失，它会把人的一生都毁了，罪犯可能要坐牢，学校可能得整顿。有组织的诈骗活动，以及现代的理性犯罪，就像大买卖一样，离这些城市里的贫民窟很远。
　　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搞社会工作，最令人沮丧的事，就是可以透过写在一些孩子脸上的信息看出其以后的命运。要猜出哪些男生可能会进收容所，哪些女生可能初中还没毕业就怀上孩子，并不太难。只要不消除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街区环境，不消除贫困文化，那么，想做些合法或人道的事，是不可能的。
　　芝加哥的一份报告把这些变得引注目了。《哈伯斯》刊载的一篇文章说，芝加哥警察和商人对乡下人的敌视程度，超过了他们对黑人的敌视程度。乡下人在城市没有根基，反复无常，以至于这个种族冲突火药味很浓厚的大都市，把一部分仇恨价值观都改了。
　　这些居民点还会继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贫困农场主和农业劳动力，被迫离开了土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经济萧条和生产自动化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城市。简言之，形势对他们很不利。在另一个美国，这种贫困的乡下人组成的、音乐满天飞的居民区，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