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如果你是黑人请莫上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四章如果你是黑人请莫上门

　　电影快开演了，我们都到小电影院里，看了一部描写美国的影片。电影里，有河流、工厂、农场、山脉，还有穿着蓝衬衣的工人在买袜子。佛莱士·高登就坐在我前面，他用力猛击椅背，里头的填料纷纷落地。寂寞无聊的派恩用一枚一角硬币把椅子的扶手卸下来了。电影结束时，我们大喊大叫着，夏皮罗先生示意我们安静地离场，没有注意到那椅子。

　　——沃伦·米勒，《冷酷的世界》

　　美国的每个黑人街区都各不相同。
　　在亚特兰大，一个平静的夜晚，人们坐在屋檐下，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在洛杉矶，黑人贫民窟的形态万千。只有一点很明显，街道坑坑洼洼，跟别的贫民窟的路没什么两样。房屋外头看起来还不错，要是不用心观察，也不会知道里头是乌七八糟的。芝加哥的南城区显然像大都市的贫民窟，一边是高楼大厦林立，一边是形形色色的低级酒吧。在芝加哥市区的边缘，明显能感觉到种族关系颇为紧张，充满火药味。
　　哈勒姆的情形不太一样。它并非最团结的黑人社区，也不是组织最好的黑人社区（在芝加哥，黑人获得政治代表权的时间比纽约整整早了10年）。即使在纽约地区，它也不是最萧条的黑人街区。贝德福特-史都维桑特才是纽约最萧条的黑人社区。但哈勒姆却是黑人的首都，就像纽约是美国的非官方首都一样。哈勒姆面积很大，人口密集，很是热闹。正是在这里，马尔库斯·加维建立了他的流亡帝国中心。乔·路易斯击败麦克斯·史梅林之后在这里加冕，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曾经在此逗留过。
　　不过，哈勒姆与其他黑人街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选任公职人员都要进行自由投票。这里的法律禁止种族隔离。这里有公平就业法，有州反歧视委员会，有公职公开法。虽然如此，白人还是占尽优势，就像在美国其他黑人社区一样。
　　生活在哈勒姆，意味着要成为一个黑人；成为黑人，也就是加入了贫困文化，并活在恐惧当中，恐惧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反种族歧视法或种族隔离法所设定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哈勒姆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在种族隔离法律被废止以后，在学校和法院里实现了不同种族法律上的平等以后，白人对黑人根深蒂固的、制度化了的歧视却依然存在。
　　哈勒姆的经济是歧视黑人的经济，其心理是歧视黑人的心理，其社会是一个歧视黑人的社会。正如《冷酷的世界》中的黑人青年一样，他用一种愤青的眼光看着美国社会的一部部精彩大片。

一

　　纽约市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如果像哈勒姆某些最糟糕的街区那样密集的话，那么，三个纽约市就能把全部美国人都装进去。

　　——民权委员会，1959

　　在任何一个方面，黑人的贫困都是独特的。它源源流长，并表现为一种亚文化。这种亚文化的基础是经济不公和种族歧视的连环套，它是美国白人强加给黑人的。
　　黑人贫困给世人的印象，也具有其独特性。到贫民窟的街道走一走，就会明白这一点。你能看到统计数据背后的一张张脸和各种各样的态度意向：恐惧，食物，宗教，黑人贫困的政治。看看黑人的生活，你就会以人道的眼光，看待他们背后那些暗淡无光的经济数字和行业数据。
　　再有，要对哈勒姆做一个简单的描述还是要用到一些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简明扼要的提一下。20世纪50年代中期（此后再没有新的统计数据），纽约大约有100万黑人。其中，50%家庭的年收入不到4000美元（年收入不到4000美元白人家庭的比例占不到20%）。领取家庭救助及未成年子女救助的家庭中黑人占了多数，在领取公共救助的人中黑人占了40%。黑人失业率约相当于白人失业率的2倍，而其工资仅是白人员工的一半左右。这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1959年哈勒姆中心地区婴儿死亡率是45.3‰（在白人地区最低的仅为15.4‰）。
　　统计数据可以不断堆砌，但其意义却很明显：像其他街区一样，哈勒姆是贫困的中心，是体力劳动的中心，是疾病的中心，也是美国欠发达地区所遭受的各种典型残疾的中心。正是在一现实的物质基础上，贫民区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
　　活在哈勒姆社会上层的，是一些星光闪耀的人。
　　这些人是白人。他有许多伪装：警察，法官，收租的——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让人又怕又恨，因为法律对于发生在这些拥挤不堪、凌乱的街道上的罪行是特别苛刻的。最终，这个星光闪耀的人变成了一个白皮肤的人（上了年纪的黑人把白人称为“奥菲”，在拉丁语中，其意为害群之马）。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白人对哈勒姆都是敬而远之。它是生长不良，疾病缠身的代名词，而贫困则助长了恐惧和愤恨。
　　当我为了写本书而在哈勒姆做研究的时候，我带着笔记本在那转悠，当我走到一家烧烤店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用笔记下窗台上标示的价格。我抬头一看，发现每个人都在盯着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对我旁边两个男的说“我不是警察。”我继续往前走，告诉他们俩我是位作家，有一位听信我的话。另一个人则听了好一会，说道“我还是觉得他是警察的人”。然后，他们走了。
　　导致人们持这种态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哈勒姆的犯罪率很高。赌博依然是社区居民的一种消遣；125号大街上的皮肉生意依然兴盛；大麻也很容易弄到手。当然，这些东西对黑人来说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贫民区的人没什么钱，很多人失业，大多数人都在大街上打发时光，这就是他们的副产品。由于这些原因，也由于白人很容易相信黑人动不动就会犯罪，人们对贫民区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深深地刺痛了贫困的黑人，这种痛在美国的穷人中很是独特。
　　正因如此，哈勒姆的穆斯林领袖麦孔X敢吹牛说，如果发生种族暴力行为的话（或听说有暴力行为的话），他能在几分钟之内聚集好几百号追随者。哈勒姆尽管表面上很鲁莽，尽管处都放着摇滚乐，其背后却是恐惧。而且这种恐惧也不是空穴来风。过去白人一直是大写的人，现在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大写的人。
　　这种恐惧的另一方面是，在哈勒姆地区，黑人即使在自己的街坊里也是二等公民。沿着125号大街往前走，给人最明显的印象是哈勒姆的经济是白人的经济。几乎所有店铺都是白人开的，这种状况已经有些年头了（在其他黑人街区，如芝加哥，情况没有如此极端）。在20世纪40年代骚乱期间，人们将愤恨发泄到这些店铺身上——以至于有位中国强人据称贴了一张告示——“我也是有色人种。”当业主（或售货员，房东或其他人等）是犹太人的时候，这就成了哈勒姆反犹主义的源泉。穆斯林的鼓吹者将反犹主义与亲阿拉伯、反以色列的政治路线挂上钩，就是这种基调的最新变种。
　　黑人街区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很独特的。在与哈勒姆接壤的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波多黎各人一来，讲西班牙语的店铺就遍地开花了。在波多黎各人战后大规模移民来美国之前，情况就已经是这样了。克劳德·麦基在描写20世纪40年代的哈勒姆时，曾将波多黎各人的这种模式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波多黎各人在哈勒姆还势单力薄。
　　为什么会这样？社会学家纳森·格雷泽认为，黑人之所以会遭罪，是因为他们身在美国社会，而不属于美国社会。哈勒姆沦为贫民区，并非“古老的乡村”传统作崇。它是美国土生土长的“老外”的家乡。人们对白人的消费模式顶礼膜拜——米尔达说，黑人是“被夸大的美国人”，而诗人托马斯·默顿则写道，哈勒姆是好莱坞的产物——然而他们却是穷人。他们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没有对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的集体记忆，他们不懂得储蓄，不知道规划自己的未来，没有等待成功的耐心，他们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宣扬的舒适的生活无缘。
　　这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哈勒姆是名副其实的移民中心（贫民窟都是如此）。1950年，近三分之二的有色人种迁移过（全国人口的迁移率是13%）。正如拉尔夫·艾利森写的那样，哈勒姆的黑人往往“像从笼子中挣脱出来的野兽一样，窜向繁忙的城市——如此突然，以至于我们的步态都失常了，就像得了减压病的深水潜水员走路时的姿态”。
　　再有就是教育问题。本章后面还将对此进行分析，现在先看看哈勒姆对穷人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吧。孩子们刚上学的时候，会有白人福利工作人员给孩子们讲课。孩子们在炫耀他们的书；他们对上学很感兴趣，对人很友好。几年之后，他们明白了。他们的学校人满为患；教学质量差；街坊邻里无所不在，而且比教室更重要。
　　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都说明了一点：哈勒姆不仅是令人恐惧；哈勒姆甚至还不属于它自己。即使黑人远离了白人的视线，搬进了贫民窟，还是不能作自己的主人。他还是逃不出白人的掌心。白人还是缠着他，形影不离。

二

　　布雷多斯，你真无耻，猪小肠都吃。猪肠竟然吃得津津有味，我要告你！

　　——拉尔夫·艾利森，《隐形人》

　　人们向来对黑人的印象，是他们爱说爱笑、能歌善舞，这种印象有什么变化吗？在白人主宰下令人胆寒的哈勒姆，黑人都住在哪儿呢？
　　黑人就在那里。哈勒姆很喧闹，摇滚乐盛行。在第125大街上，黑人妓女比白人妓女要漂亮得多。在纽约所有公共场所中，阿波罗剧场的演出是最出格的。“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有位朋友跟我说，“如果他们在纽约的其他地方演出，卫道士们会让剧院立马关门。”一到下午，路边的酒吧就挤满了人。
　　哈勒姆的饮食习惯和舞蹈风格与美国白人不一样。黑人看起来活得很快活，有时候他们的确活得很快活。但同贫民区的其他事情一样，贫穷的影响不容忽视。
　　就拿食品来说吧。美国的每个民族群体，每个移民街区，都有自己的饮食方式。阿尔弗雷德·卡辛在《城市过客》中，就记下了这样精彩的一幕。在布伦斯维拉，在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时候，犹太人还是会留出买苏打水或其他饮料的钱。爱一个人，就给他吃的。在纽约等大城市中，人们尝遍了各国美食，但恐怕没有人知道哈勒姆和贝德福德-史都维桑特的人都吃些什么。
　　如果偶然路过哈勒姆，你会看到招徕顾客的都是些什么：猪的小肠，猪肘子，猪胃，猪脚，猪尾巴，猪耳朵；到处都是鱼。这类东西（有些还是很贵的），都是从南方来的穷人吃的。白人是不吃的。
　　因此，对有教养的黑人来说，吃什么是一大难题。在艾利森的小说中，控告一位黑人名人偷偷吃猪的小肠，是一种壮举。几乎所有的黑人小说都能看到类似的情节。在《阿姆斯特丹新闻》报中，有位专栏专家问道：“吃猪肉让黑人落后了吗？”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我们黑人之所以精力充沛，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白人碰都不碰。”
　　表面上，黑人吃的东西很是稀奇古怪，有些东西光名称就可能让白人流口水。然而，这些食物，跟哈勒姆的其他种种事物一样，有股穷酸味。
　　饱尝贫困之苦的人，有一种奇特的优势——学会了生存。在洛杉矶，有位福利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领取救助的人中，黑人比白人过得好。白人会花不少钱去买烤肉，剩下点钱再去买面条、通心粉，或者土豆什么的，聊以度日。相反，过惯了穷日子的黑人，饮食结构要更合理一些，虽然都是些便宜货，有时甚至是边角料和蔬菜。结果是，白人比黑人更容易患上贫穷导致的疾病（比如肥胖、贫血、心血管疾病）。
　　哈勒姆还有一点也很独特，很多人在大街上打发光阴。黑人的失业数据听起来有点抽象、有点遥远。然而如果午后看到成群结队的成年男子尽在大街上瞎转悠，就会有切身的体会。
　　哈勒姆的居室往往很小，阴暗潮湿，简陋不堪。每个人都想出来，离开这个鬼地方。在哈勒姆，找份工作比纽约其他地方都要难。因此，在午后，酒吧的生意很是红火，大街上尽是闲着没事干的大男人。有的会在路边玩色子赌博（一旦看见白人，赌博游戏就会闪电般结束）。要不然就会有暴力行为。哈勒姆或其他贫民窟的打架斗段都是大量人无所事事、在大街上鬼混的结果。
　　在这方面，你可以根据门廊和排水沟来判断哈勒姆某个街道居民的社会阶层。在居民都想方设法往上走的时候，排水沟会很干净，在整洁的后沙石面前会有警示，“勿消磨光阴，坐以待毙”，但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绿洲。对大多数居住在哈勒姆的人来说，现实是街道里垃圾遍地，到处都是游手好闲的人。
　　同样，有些事情让人倍感欣慰，但这些让人欣慰的事情中，许多却揭示了哈勒姆更残酷的事实。比如说，死亡在这个黑人街区里起了独特的作用。如果在大街上漫步，看到很多殡仪馆，就会明白这一点。主办丧事的人，往往是黑人中产阶级中德高望重的人；至少哈勒姆的人，可以自己办丧事。对于黑人穷人来说，死亡往往是唯一一次可以铺张浪费的场合。很多黑人住房和互助会的项目都规定了死亡待遇。至少在贫困的黑人中间，死亡是一个讲排场的时刻。
　　哈勒姆的有些教会，如亚当·鲍威尔的埃塞俄比亚浸礼会，建立了组织机构。但人们的目光，都盯着沿街的铺面、清真寺，还有基督圣灵教橱窗中黑人上帝的画像。在第125大街上，有戴迪·格雷斯的两层小阁楼，在暖洋洋的晚上，路人远远就能听到里头聚会的喧器。标语牌上写着：“戴迪·格雷斯救我们于水火，就像洪水来之前的诺亚方舟”。
　　丧葬业的普遍盛行，跟哈勒姆生活的另一明显特征密切相关：它的宗教。像葬礼一样，教会能够给烦恼缠身的人们带来片刻的轻松甚至是喜悦。对于许多穷人来说是这样，对于黑人来说更是这样。在南方，教会是唯一一家真正属于黑人的机构，它是在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一直在黑人的控制之下。即使在哈勒姆，教会依然是人们聚会的地方，给人们带来自由的片刻，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传统上说，中产阶级的黑人试图从这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中脱离出来。有人说，黑人教会的社会地位，可以用耳朵来确定：阶层越高，越不闹腾。这种态度本身深刻地说明了一个事实，黑人宗教打上了黑人贫困的烙印。只有哈勒姆的状况，还是那么悲惨，人们的宗教幻想还将继续升温，殡仪馆的生意还将继续红火。
　　近年来，有另外一种宗教冲动逐渐得势，它改变了黑人宗教给黑人以精神寄托的单纯属性，这便是伊斯兰教的发展壮大。他们取代了传统黑人基督教所信奉的来世乌托邦，并将其转化为今世的一种愿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人们通过赞美诗和情感说教所缓和的挫败感、压迫和愤怒公开化了。他们的基础是穆罕默德的教义，但其主要原因是伊斯兰教不是“奴隶”或白人的宗教。他们教义最主要的是仇恨——反对民权运动的中产阶级领袖，反对犹太店主，反对美国白人的世界。他们有尊严、有影响力；他们衣着整洁，饮食有度。
　　在哈勒姆，穆斯林是少数派。他们的集会不大，规模甚至还不如主流民权运动的群众集会。但他们却令人绷紧了神经。诡异的是，在平等的辞藻粉饰太平的纽约，比明争暗斗的方黑人社区，这更令人害怕。
　　最后，在哈勒姆的文化中，有一个情绪宣泄的好去处——政治。20世纪30年代末，在唐曼妮正日趋式微、民主党的领导不力时，黑人来到了唐曼妮大厅。自那以后，事情有了显著的进展，至少从权力的表象上看是如此，亚当·鲍威尔的国会议席，曼哈顿行政区的首脑变成了事实上的“黑人”职位，等等。
　　哈勒姆的政治错综复杂，搞清楚它得分析其政治斗争和社会结构。不过，在哈勒姆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去看看贫民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鲍威尔是位教长，属下有1万余名教徒。他毫不妥协，善于煽风点火，是位深受欢迎的黑人领袖。近年来，他对民主党人的领导形成了挑战。1956年他拒不执行民主党的纲领，将票投给了艾森豪威尔。有关他的各种丑闻，法律诉讼，花边新闻层出不穷。
　　诚然，鲍威尔还是管点用的。他不像芝加哥的国会议员道森那样甘当保守派的政治工具。在种族问题上，他的夸夸其谈有时还真能成事。但他也是哈勒姆贫穷落后的政治象征。他是黑人詹姆士·迈克尔·库雷那样的人物。
　　据说鲍威尔曾讲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这件事说明哈勒姆政治上的贫困只是哈勒姆贫困整体的一部分。有位候选人从事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把鲍威尔搞下去。这位候选人在街头集会上发言，据传鲍威尔正坐在人群边上的一辆汽车里。这位候选人说：“亚当·鲍威尔是位国会议员、教长。可他在纽约有套房，在华盛顿有住所，人们看见他出入夜总会，他成天在欧洲旅游，几乎从不在国会露面。”人群中有人喊道：“臭小子，那才叫生活。”
　　这个故事真是有趣。但从本质上而言，与阿莫斯所写的安迪是一样的：爱说爱笑，孩子般贪玩的黑人，必须像个孩子一样，被人监护，受人照顾。尽管鲍威尔活力四射，尽管哈勒姆的政治激情洋溢，这一事件只是在贫民区的结构中，又多了一个悲剧而已。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哈勒姆只是一个简单的贫困游戏，或者穷人的每一声笑、每一个舞步都是被压抑的吶喊。哈勒姆的宽松、喧闹、节奏，使哈勒姆有了自己的生命。相反，它只是说，如果你去哈勒姆走一走，如果你看看这些迷人的表象背后，你将发现，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告诉你两件事：种族歧视和经济压迫的双重屈辱；两者的独特混合物——贫困的美国中的黑人贫困。
　　在哈勒姆的生活表层，你将发现，希望与恐惧势均力敌，爱与恨平分秋色。你能看到一张张平时幸福的脸，总是喘喘不安，甚至在欢乐开怀时还是心怀忐忑。这就是种族主义干的好事。
　　这些就是给人留下的印象，这些印象不容小视。从更深的角度说，人们必须明白，哈勒姆以及其他所有城乡黑人街区，是另一个美国的贫困文化的堡垒。这种贫困深藏于美国生活结构的底层。

三

　　假使美国的种族歧视法律马上被废止的话，种族也仍将是美国最紧迫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之一。让黑人及其他少数种族深受其害的，不仅是不公正的法律。美国经济，美国社会，美国人的潜意识，都在搞种族歧视。如果所有法律规定要给黑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大多数黑人还是无法充分利用这种政策变化。还是会有一个庞大的、自动的体系，不声不响地歧视着有色人种。
　　身为少数种族，就等于是身为贫民，而且穷的特别。恐惧，缺乏自信，还有惶恐不安，这些我们都已经说过了。他们是美国制度化程度最高的贫困的反映，是恶性循环中最恶性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黑人就是“另一个“美国的命，他们每况愈下，并不都是法律惹得祸。
　　有的好心人可能并不明白，种族主义在美国扎下的根有多深。他们认为，假以时日，黑人就会像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一样，咸鱼翻身。然而，这种论调忽视了两大决定性的事实：黑人是有色人种，美国的其他群体从未碰到过此问题；今天的黑人是美国国内的移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遭受歧视，他们无法像躲避沙皇的暴政或饥荒那样，逃离压迫。要实现平等，黑人需要比“融入”社会的途径更深刻的东西：他们需要改造美国社会的某些基本制度。
　　黑人穷，因为黑：这够明显的了。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穷，所以黑人黑。歧视黑人的法律可以废止，但长期的种族歧视导致的贫困却留了下来。只要这种状况没变，那么，生而为黑人，就仍将是美国给其公民带来的最严重的残害。
　　美国经济有种族主义，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回想一下一场奇怪的闹剧。
　　1960年末，劳动部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美国黑人的经济状况”。报告说，黑人员工1939年的平均工资相当于白人员工的41%，而到1958年时，该比例升至58%。消息发布后，许多人得意洋洋。有些社论引用这些统计数字，说黑人的状况在慢慢变好（根据这一速度，在21世纪初，黑人的工资将与白人持平）。
　　首先，统计数据有些水分。黑人工资的增长，部分归功于黑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南方到北方的迁移。不论是从农村迁到城市，还是从南方迁到北方，黑人都是迁入了一个经济更繁荣的地区，由此增加了收入。但是，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北方，黑人的相对经济地位却还是老样子：在底层。而且，劳动部的数据拿经济萧条的1939年作基准，将其与另一个经济萧条的年份（1958年）进行比较。这种做法夸大了黑人工资的增长水平，因为1939年的经济萧条对黑人的打击要严重的多。
　　绝大多数社论都在拿1939年和1958年的数据对比说事，这把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给掩盖了。连劳动部的统计数据也提到，“二战”期间是黑人的相对工资水平增长最快的时期（1939年至1947年间，黑人的工资相当于白人工资的比值，从41.4%上升到54.3%）。二战以后，黑人的相对工资水平增长就放缓了。再有，很多人对此很乐观，他们看的都是黑人男子的数据。如果把黑人妇女算进来，并以《当前人口报告》所提供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比较基准的话，黑人家庭收入相当于白人家庭收入的比值，从1947年的51%上升到1952年的57%，1959年又降到了1947年的水平。
　　即使没有这些限制，事实还是极其明显的：黑人的工资水平达到了白人工资水平的58%，美国人竟然觉得可喜可贺。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的结构。
　　美国黑人密集的岗位，都是些最脏最差、工资最低的岗位。三分之一的黑人继续生活在美国南方农村，其中大多数只能在贫困文化中勉强糊口，在明目张胆的恐吓下战战兢兢过日子。三分之一生活在南方的城市，还有三分之一在北方的城市生活。与在农村种地的黑人相比，城市黑人的日子过得要好一些。但他们还是很难找到工作，很容易失业，并且特别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冲击。
　　根据劳动部1960年的统计数据，“专业技术人员”占黑人雇员总数的4%（白人为11.3%）；“经理、官员、业主”占2.7%（白人为14.6%）。简言之，位于经济结构的顶层的，黑人有6.7%，而白人则高达25.9%。而且，这本身也代表着过去2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再看看其他行业。黑人密集的尽是些兜底的岗位。1960年，在高技能岗位就职的白人占白人员工总数的20%，而黑人仅占9%。一线工人占黑人男子总数的48%左右，而白人男子仅为25.3%。黑人妇女则遭受着双重歧视。纽约州的一项研究发现，1949至1954年间，黑人妇女的收入相对于白人收入的比值，实际上下降了（1960年，超过三分之一的黑人妇女仍然在当保姆）。
　　这种悲惨的黑人劳动力结构，部分归咎于历史的包袱。它反映了黑人所遭受的体制性的压迫，反映了黑人无法获得技能和机会的事实。如果这就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还有乐观起来的理由。人们可以假想，黑人会抛却白人留给他们的鸡肋，去拥抱美好的未来。但事实并非如此。黑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已经被制度化了。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状况还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重演。
　　比如，生产自动化的问题。这导致了美国劳动大军的“结构性”失业。有的人失业了，不是因为经济波动，而是因为他所干的行当再也不会存在了。出现结构性失业时，遭罪的尽是黑人。黑人是最后踏进工厂大门的群体，他们缺乏资历（如果运气好，加入了工会的话，一旦工厂要裁员，最先解雇的就是他们。在劳动大军中，黑人的技能水平最低，失业后想再找一份工作，难上加难。“上了年纪的”（40岁以上）黑人很可能再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了。
　　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不是某个种族主义分子的功劳，而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干的好事。
　　然而，除了非人的制度体系在作怪以外，其他一些因素也脱不开干系。黑人之所以沦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有意为之的种族歧视，它从制度层面强化了歧视黑人的经济模式。根据“有色人种事业促进全国联合会”劳工部干赫伯特·希尔的报告，在所有学徒中，黑人仅占1.6%。希尔所说的数据倍受质疑；但他所说的令人震惊的事实却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这意味着，黑人没有机会获得待遇不错，不易受经济衰退影响的职位。
　　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资方的态度，它决定着企业的用人政策。不过，就学徒项目而言，劳工运动、联邦及各州的有关部门，也有部分责任。在美国劳联-产联内部，有保守的建筑业工会从中作梗；产联在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厚道，但就整体而言，在让黑人进入工厂并加入当地的工会组织方面，他们却是开路先锋。
　　就公司而言，种族主义不好对付，因为种族歧视是无形的。这是一大社会事实，然而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售货员中没有黑人，办公人员没有黑人，人力资源经理会告诉你，他本人并不歧视黑人。他会说，问题在于，如果他录用了黑人，下属会反抗，上司会不满。这种回答是标准答案，上下通用。下属上司也会这样说。
　　事实上，与美国经济中的种族歧视做斗争的一大难点，在于自由主义的论调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除了美国南方那些死心塌地的白人优越论分子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赞同对黑人搞种族歧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北方的黑人遭遇的挫折要比他的南方兄弟大得多。在迪克西，吉姆·克罗已经成为种族歧视的化身，变成了一个公然宣扬种族主义的活生生的人。在其他地方，人人都在喊反对种族歧视，而吉姆·克罗之流则是一庞大的、冷酷无情的体系，让黑人无法翻身。
　　过去几年来，有些黑人团体采用联合抵制的办法，迫使公司在录用时不再歧视黑人。这很可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发展变化，因为它是走出另一个美国的一步，只有黑人不再贫穷的时候，平等才可能到来。
　　然而，在黑人晋升的时候，会遭遇更强有力的抵制。比如，办公室是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的堡垒。对有关人员来说，白领的工作比生产一线的工作更人性化，交际面也更广。因此，工作上的融合就像左邻右舍或家庭里的融合一样，偏见的高墙把黑人挡在门外。
　　在所有这些数据中，最令人震惊的或许是有关有一定文化技能的黑人的数据。不论东西南北，情形都一样：黑人的学历越高，他所遭受的经济歧视就越多。赫尔曼·米勒是收入数据统计的著名权威，根据他的计算，在美国南方，白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黑人大学毕业生的1.85倍，北方则为1.59倍。
　　有一个因素与这些数据密切相关，它将少数民族群体与以前的移民群体明显区分开来了。爱尔兰人、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培养出一位医生后，这名医生可以开始行医，渐渐融入主流社会。虽然人们起初对他会有偏见，但人们会渐渐地根据他的水平来评判他。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群体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会了美国白人的语言，他们的穿着打扮也跟美国白人没什么两样了。他们变得不再显眼了，社会也给了他们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空间。
　　黑人可不是这样。医生、律师在白人居住区开业，举步为艰。绝大部分的人都只能在黑人贫民区开业，由于黑人穷，他们赚的钱要比白人同事少。黑人学者往往发现自己掉进了种族隔离的教育体制的陷阱中。黑人大学的工资低，设备不足，图书资料匮乏，等等。因为这些，他们的职业前景很受影响。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黑人贫民区的人来说，境况恐怕还要糟糕。由于白人和黑人分区居住，纽约等城市有可能出台一项政策，表面上鼓励种族融合，又能维持种族隔离之实。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市的公立学校体系作了次自我检查。办法是将学校分为两组：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聚集的X组，以及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不到学生总数的10%的Y组。他们发现，X组的学校校舍更破旧，实习教师和代课教师更多，差班多，尖子班少。这种状况是在公立学校必须将黑人的孩子与白人的孩子同等对待的政策框架下出现的（政府出台了些补救措施，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另一个美国的每个群体，除了物质上的感乏以外，还都遭受着心理压抑的折磨。由于种族主义势力树大根深，黑人遭的罪就更多了。
　　有些评论者认为，与白人相比，黑人的志向不高，没什么抱负。根据这种说法，吉姆·克罗之流的做法让黑人变得逆来顺受了。不过，纽约州反歧视委员会的一项研究却揭示了一种更糟糕的情形：与家庭收入水平相同的白人儿童相比，黑人儿童志向更加远大，可他们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却要少得多。
　　在这项研究中，艾伦·安托洛夫斯基和梅尔文·雷尔诺将其结果描述为“我们社会的……病态”。一名黑人儿童，其父职位低微。孩子被迫抛弃了父母那种生活，为自己订立了新的人生目标。好几十年前，年轻移民与古老的乡村传统决裂，下决心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从而迈出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决定性的一步。然而，社会对移民子女曾敞开了大门，今天对黑人子女却大门紧闭。黑人的子女有期盼、有想法，却没有机会。其结果就是心灰意冷。
　　安托洛夫斯基事实上在暗示人们，杰基·罗宾逊或拉尔夫·本奇之类的英雄形象，对黑人青年而言没什么好处。这些英雄人物都很特别，他们才华横溢。然而在黑人狂躁的年代，他们却会成为年轻人的标准和偶像。理想和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真是个悲剧。幻灭、失败感，会让饱受贫困之苦的黑人青年雪上加霜。
　　诺尔曼·梅勒对黑人心理的描述，更有理论色彩。梅勒认为，“冷漠”是黑人对敌对世界的一种防卫机制。在梅勒看来，成天受到白人的威胁，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黑人依旧自由散漫，他们感受到了幻灭；愤世嫉俗成了黑人的风格。
　　但也许，最令黑人无颜以对的，却是白人心中的黑人形象。美国白人瞧不起黑人。他们把黑人赶进了贫民窟；让黑人干最脏、待遇最差的活。在将种种屈辱强加给黑人之后，白人对黑人的遭遇作了理论上的解释。他们并不认为黑人的遭遇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也不认为黑人的遭遇是美国社会的产物。相反，他们认为，黑人贫民区反映了黑人的“自然”属性：懒情，没有抱负，不负责任，等等。由此，白人的偏见成了自圆其说的理论。白人的偏见导致了黑人的困境，而白人反过来又把黑人的困境作为政府无所作为和人们自高自大的理由。
　　种族歧视给黑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可以一直说下去。然而，不论白人的理论如何精确，毋庸置疑的是，贫困摧残了黑人的人格。对穷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贫困的黑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了。
　　黑人怎样才能逃离另一个美国的牢笼？
　　首先，只有人们意识到，种族问题不只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平等对待黑人的问题的时候，偏见的高墙才能打破。南方黑人获得了投票权，种族歧视的法律被废止，凡此等等，当然有重要的意义。不过，那还只是个开始。要真正解放黑人，还有待人们花大力气去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消除贫民窟，提高黑人教育的质量，提供足够的医疗保健，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身为黑人、因为黑人的肤色而遭受的不公。
　　对贫穷的黑人来说，住房也许是最关键的问题。只要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在居住空间上与白人是分离的，那么，所有的民权立法都会被大打折扣。出台一项要求公立学校平等对待黑人和白人的政策，并非没有可能。然而，如果学区本身就是居住歧视的产物，那么，学校还将是歧视黑人的学校。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似乎并准备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投入多少资源。由于这个原因，黑人贫民区的惨状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就业方面，社会不愿面对生产自动化带来的危机，而黑人则首当其冲。当然，自动化摧毁的都是黑人的岗位。受危机冲击最大的，恰恰是过去20年来在种族融合方面做得不错的批量生产行业。如前所述，政府也没有搞好产业规划和职工的再培训。鉴于美国经济的种族歧视特征，这对黑人的打击尤为沉重。它等于是重建了偏见的高墙，过去取得的进步就这样被葬送了。
　　在某种意义上，此次技术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旧的体制正在转型。如果国家要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它也能在种族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因为任何一个旨在提高下岗工人的技能水平、给下岗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的项目，只要没有种族歧视的色彩，都势必会给黑人带来好处。一个新的、种族融合的经济结构将由此得以建立，危机将变成社会进步的起点。
　　然而，近年来，人们却要求黑人安于现状，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需要。最穷的人却要为富人埋单。其形式多种多样。真诚的人们呼吁黑人运动不要“妨碍”各种福利项目，他们坚持认为，黑人将会得到同等的对待。换句话说，人们要求黑人为建设福利国家出力，而这个福利国家又将让黑人遭受双重的歧视。由于黑人很穷，福利国家的新福利项目不会惠及他们，而福利国家将继续强化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
　　关键是让国人明白，如果靠牺牲黑人来摧毁另一个美国，将不会有进步可言。这不仅只是个道德伦理问题（这些问题诚然很重要），更是一个残酷的社会事实。正
　　如我在描述贫困文化的其他方面时所详细论证的那样，穷人一般是处在福利国家底层的人。四分之一的穷人是黑人。任何旨在帮助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们的项目，如果把黑人排除在外的话，也会把成百上千万急需救助的其他人排除在外。歧视黑人的住房项目，同时也是歧视白人的项目，因为它将使贫困的种族之分永久化，并让穷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唯一能够打破穷人的社会孤立、使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浮出水面并重新回归社会的住房项目，只能是一个种族融合的项目。只要还有贫民窟（或者像城市的某些角落那样，贫民窟被“贫困农场”的住房工程取代了，却换汤不换药），贫困文化就不会消失。
　　显然，黑人无法单靠自身实现解放。他们在社会中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派，他们没有政治力量，没办法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调整，以获得真正的平等待遇。无权无势的社会最底层的命运，又一次取决于富人特别是劳工运动的意志。
　　如果美国拒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应对20世纪0年代的社会罪恶（这种可能性很大），它将同时把少数民族置之脑后。有人会大谈特谈平等问题；当种族平等写入宪法的时候，多少也会有些进步。黑人将在双重贫困的世界里，看着这一切。他还是会把自己看成是一名黑人，一名不幸生而为穷人的黑人。当然，偶尔还会有些庆祝活动——也许20多年后，当黑人的工资水平达到了白人工资水平的70%的时候，就是举行下一次庆功会的时候了。然而，另一个贫穷的美国还将继续屹立在那里，岿然不动。
　　在北方，在人们抵制某家商铺时，偶尔还能听到这样的歌：

　　如果你是白人，你就是好人；
　　如果你是黑人，请莫上门；

　　这一社会学陈述，准确地表现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