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丰裕社会的牧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三章丰裕社会的牧场

　　对有些城里人来说，进步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进步给他们带来的是威胁而不是希望。对农村贫困人口来说，更是这样。
　　“二战”以后，美国农业继续沿着机械化的方向转型。农业机械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涌向城市。然而，即使是这场让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农业革命，还是没能改善农村穷人的处境。穷人的数量也没什么变化，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当然，大型农场获得了好处。城市的消费者也获得了好处。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美国人食品开支占收入的比例仅为20%，比任何国家都要低。1949年以来，在构成生活费用指数的各种物品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几乎是最小的。显然，农业是丰裕社会的一项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美国最苦最慘的穷人，也许就生活在农村。
　　近年来，很多人开始意识到移民工人的问题。移民工人是农业技术革命的最大牺牲品，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是困苦。新的农业生产结构需要大量的人手，去干机器干不了的精细活，或只有下人才干的脏活。因此，美国南方的黑人，德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加利福尼亚的英裔美国人，像牲口一样被塞进了卡车里，开始了他们的贫困之旅。
　　受害的不只是移民。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每年7月4日的国庆讲话，都会大谈特谈“家庭农场”的种种好处，但事实上，美国有近百万农场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定居在当地的农场工人，掌握农业新技术的行家里手，跟小农场主一起受罪。当工业来到美国南部和其他农村地区的时候，低收入农场主便成了廉价劳动力的储水池。
　　的确，联邦政府推出了一项广为人知的农场项目。然而，福利国家是为中产阶级、为有钱人服务的，农村比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在丰裕的牧场过活的人，都被人遗忘了。
　　这些人几乎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农业补贴。对多余的粮食，政府很是用心，一丝不苟；而对人却是不管不问。因此，这些男男女女形成了丰裕社会的贫困文化；虽然土地生产的粮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这些人还是经常饿肚皮。

一

　　一俊遮百丑，美可以掩盖丑陋。这就是发生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事。在春秋时节，当人们驱车穿越阿巴拉契亚山区的时候，跃入眼帘的是迷人的风景，开阔的视野，高山流水，还有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事实上，山里人也迷恋着他们的山区生活。他们守着他们的小块土地，守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许多人，拒不“理性地”行动；即使一辈子穷困潦倒，他们还是待在那里不走。
　　让城里人看不到山区的现实的，不只是美景，还有山里人。他们根正苗红，有美国先辈的血统，许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他们保留着美国古老的传统。在他们身上，游客看到的是山区生活的浪漫景象；独立、自给自足，健康活泼。当游客穿越山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可能都是些稀奇古怪的玩艺儿。但也不全是这样，有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些满目疮痍的荒山野岭和脏兮兮的小镇，坐落在荒废的矿区旁边。
　　城市游客眼中那些诗情画意的美景，却捆住了当地人的手脚，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为美景所累，苦不堪言。
　　峡谷峭壁虽然很迷人，却往往会导致农业产量低下。在一个强调技术的社会里，地形地貌本来就是不合时宜的。即使农场主有钱，机器也无用武之地。由于这个原因，当地人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
　　这里四季分明。游客来到这里，春天百花盛开，夏天郁郁葱葱，秋天更是秋高气爽，令人心旷神怡。当然，游客不会冬天来这里旅游。不过，四季分明也意味着农作物生长季节短。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土地都没法耕种。
　　然而，游客可能会说，虽然当地的生活水平很低，可这些人不是没有工业社会的烦恼和痛苦吗？要是放在以前，这种神话也许还不无几分道理。然而在今天，这种说法就显得越来越离谱了。这些人灰心丧气，在贫困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就此而言，他们跟城市贫民窟的穷人颇为相像。
　　20世纪50年代，有150万人离开了阿巴拉契亚山区。离开的是年轻人，是有闯劲的人，是去追寻新生活的人。他们来到城里，形成了贫民聚居群体。辛辛那提的一家报纸曾报道过“我们的5万难民”。留在山里的，往往是老人，是墨守成规的人，以及被生活压垮了的人。用马里兰州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的话说，整个地区都弥漫着“心灰意冷、悲观绝望的情绪”。
　　举例来说，一位记者曾描写过他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看到的山民、家庭农场主还有下岗的工人。他这样写道：“山区各县，人们吃的是用陈粮做的面糊糊。校园午餐是孩子们唯一能吃上的像点样的饭菜。那些山民，以前还为自己能够自食其力、敢作敢当而颇为自豪，而现在，吃救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下岗的矿工，以及无法与中西部的机械化农业竞争的农场主，都成了山区的过剩商品。”
　　肯塔基州的一项研究，也许能很好地说明这些男男女女所经历的困苦。该研究的统计分析表明，20世纪60年代初，该地区85%的年轻人如果不走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悲慘的生活。一个地区没有了年轻人，也就没了希望，没了未来。
　　事实上，在这一地区，情形的确不容乐观。阿巴拉契亚山区的邻近各州都出台了各种项目，来救济这些贫困潦倒的山区居民。然而，说句良心话，这些项目的目标都落空了。比如，有项研究表明，如果要让阿巴拉契亚山区赶上美国其他地区，就需要创造100多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恶性循环仍然在起作用，使得这些地区不可能发展起来：山区风景秀丽，美轮美奂，但经济落后，年轻人外迁；因为穷，公司不愿在此投资，当地农业因此更加落后。
　　当地的道路很糟糕。上过一两年高中的人，不到总人口的一半；有专业技能的寥寥无几。来这里投资建厂的，都是冲着廉价操作工而来的。阿巴拉契亚山区有的，尽是些纺织厂和服装厂（下文将提到，这就是廉价工业与廉价农业的经典搭配）。
　　有些事本来是可以做的。路可以修，道路等级可以提高，以便发展工业——但这需要联邦政府的资助。可以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改善人们的文化生活，也可以制定地区发展规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肯尼迪政府的振兴落后地区专项小组建议设立的地区发展规划委员会只有一个，那就是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规划委员会）。公共设施差，水利工程没搞好，洪涝灾害频发，以及水土流失，所有这些，都是有办法解决的。
　　这是项浩大的工程。它需要联邦政府的鼎力支持。在步入20世纪60年代时，举国上下都在欢庆振兴落后地区法的出台，该法规定，国家须投入大量资金，促进南部地区的发展。但是，即使该法案的支持者也承认，用于发展工业的资金少得可怜，而用于再培训和教育的资金几乎是杯水车薪。看起来，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状况还将继续恶化，它那风景秀丽的山山水水仍将是培养贫困文化、助长绝望情绪的温床，它将成为老年人，心灰意冷的人以及不适应环境的人的保留地。
　　对于驱车穿越山区的城市游客来说，美景将持续不变，直至永远。因此，山民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之类的神话，很可能还会继续流传下去。但在陡峭的山崖和峡谷绝壁绘成的这幅美景背后，却是人们难以想象的社会丑陋。

二

　　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而致贫，阿巴拉契亚山民的遭遇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些山民乃至全美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之所以会陷入窘境，是因为有一种奇特的辩证法在作祟：农业技术革命创造了贫困持续的条件。
　　在农村贫困文化中，有一个群体很是奇特，那就是有产的穷人。
　　过去30年间，农业机械化再造了美国的乡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1940年至1959年，每个农场的平均投资上升了近6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人耕种粮食作物的时间几乎一直在下降（“二战”结束时是7千万小时）。结果，从1930年开始到现在，美国的农场数目减少了近200万个。
　　位于农业社会顶层的，是少数的公司农场以及大农场主。对他们来说，技术革命意味着巨额的利润和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在1954年，上次搞农场普查的时候，约12%的农场主控制了近40%的土地和60%的农产品销量。这些人是农业进步最大的受益者。
　　活在美国农业底层的，约有100多万家农场。他们占美国商业农场的40%，但其农产品销量却仅占7%。他们的困苦与城市贫民窟中那些缺乏教育的人一样，当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有效率、越来越现代的时候，当技术发明日渐增多的时候，自己却越来越落伍了。
　　从农村贫困文化的角度看，农业技术进步意味着更繁重的劳作。比如，一个农场主如果想维持他1944年的购买力，他1954年的产量必须是1944年产量的2倍。对于大农场主来说，这很容易，或者说是轻而易举。而对小农场主来说，这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虽然成千上万的小农场主被迫离开了土地，被赶进了城里，但小农场主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却没有什么变化。
　　这种有产型贫困，主要集中在美国南方、太平洋沿岸西北部、落基山脉以及新墨西哥州。美国农业部对这些地方的农场主有很贴切的描述：“以农场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但靠务农又无法维持生活”。他们的房屋往往年久失修，没有自来水或污水池。拿南方黑人农场主来说，1950年的住房普查称，98%的房屋要么破旧不堪，要么管道设备不够完善。
　　上文已经提到，尽管美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有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城了，但贫困农场主占美国农村人口的比例却始终没变。同样，贫困农场主密集的区域也没变，还是那些地方。20世纪50年代中期，查尔斯.P.卢米斯和J.阿兰·比格两位农业社会学家，对农业萧条地区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这些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就不景气，20年后还照样萧条。新政及战后的繁荣，与这些地区擦肩而过，并没有真正惠及这些地区。
　　不过，多年来，农村贫困还是主要集中在南方。比如，在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超过半数的农村家庭都生活在美国农业部确定的低收入线以下。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还有路易斯安那州，农业的发展水平也不怎么样。这些州构成了一条从中东部沿海地区延伸到美国南部、从东部延伸到西部的贫困带。
　　有一项统计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这些贫穷的农场主生活在一个农业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然而，根据政府的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约有56%的低收入农场家庭缺乏足够的营养。没在农场生活的农村穷人的境况更糟糕，营养缺乏的比例高达70%。因此，在农产品高度丰富的年代，还是有人忍饥挨饿。
　　当然，吃只是农村贫困文化的一个方面。涂斯柯杰研究所曾对阿巴拉契亚南部山区做了项研究，他们发现，该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符合救助条件的居民未获得政府救助的比率，还有医生的年龄，在美国都是最高的，而每千人口的医生数则最少。学校教育在很多方面也不如城市的贫民窟。
　　密西西比州是美国有产型贫困的一个极端例子，这并不令人意外。1956年，该州有2.1万个农场。其中，50%的农场面积不足750亩；60%的农场年农产品销售额不到1200美元；使用机器耕作的占8%；用手摘棉花的农场占81%。必须强调的是，穷的不只是移民。在62.8万劳动人口及20万农场工人中，移民只有区区2000人。大多数穷人都来自家有农场的家庭；不少人常年给农场主打工。
　　南方是农村贫困最集中的地区，这表明，农村贫困有种族之分。
　　在像密西西比这样的州里，贫穷的黑人农场主不仅生活困苦；他还是被恐吓的对象。用抵制、静坐等方式争取黑人权利的，是城里的黑人。城里的黑人聚集在黑人社区，有凝聚力和社会力量，去反抗种族主义的压迫。但农村的黑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他们生活在贫穷落后、被人遗忘的地方，是恐怖主义势力一贯欺压的对象。
　　令南方贫穷的黑人觉得特别恐怖的，有两种伎俩：暴力或恐吓。三K党分子或白人公民委员会会使用暴力，或者对黑人进行恐吓。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把车开到黑人家门口，就是一种威胁的手段。种族主义分子会敲诈当地的店铺，甚至捣毁商店（成千上万的小商店在过去20年间都消失了。在田纳西州法耶特县，两种手段都在用。黑人在做完选民登记后，会买不到东西，看不了病，寸步难行。于是，那些为自己的权利坚持斗争的人就这样被驱逐出境了。
　　法耶特县的贫穷农场主表现出了超常的勇气和超人的能力。他们把他们的困苦公之于众，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村”。但在南部偏远地区，对许多黑人来说，恐怖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穷，怕惹事，只能忍气吞声。
　　我跟密西西比州的一位黑人领袖聊过。我刚才所描述的那些恐吓的伎俩，就是他告诉我的。当他和其他一些黑人去做选民登记的时候，州警察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的选民资格得经过层层审查，当然，白人审查员最后都会说他们不具备选民资格。他说，当一群充满敌意的、全副武装的警察把你团团围住的时候，你是不会想起什么密西西比州宪法的。
　　贫困农场主的困苦，怎么说也说不完，农村穷人扎堆的南部各州是美国穷人状况的典型化身。人们能够想象的各种指数，都能表明南部各州是美国最穷、生活水平最低、日子过得最苦的地方。不过最能够说明问题的，也许是美国农业部发表的一份枯燥无味的统计图，御用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低收入农场的数量在下降（这是人们离开土地的必然结果）。有些人认为，农场数量的减少表明农民的生活状况在逐渐改善。为了检验这一理论，农业部弄了个测量“相对”低收入的办法，即将这些农场主在1929~1954年间的收入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比较。他们的结论是，上述理论并不成立。
　　1929年，美国约有170万个低收入农场，他们占所有商业农场的35.8%。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失业人员返乡，农场的数量增多。1939年，低收入农场占所有商业农场的比例达39.2%。“二战”期间，该数字急剧下降（“二战”期间，由于物价及工资水平稳定，农村人口获得了好处）。但在战后，又回到了老样子。1949年，低收入农场占所有农场总数的30.3%。1954年，占32.2%。在25年间，低收入农场的数量降至100万个左右。尽管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低收入农场占农场总数的比例却只降低了3个百分点。1929年，三分之一的商业农场处于贫困的境地；1954年，情况照旧。
　　然而，还有一派理论认为，情况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有人说，这些地区的工业在发展。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低收入农场，进厂打工。因此，这个问题终将会解决（人们在思考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时，都想找到一条简捷的出路）。
　　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成立的：把务农当副业的人数之所以在增长，只是因为底层农场无法养活他们。同样，前文所提到的那种荒唐的辩证法又在起作用。来这些地方投资的工厂并不关心什么社会伦理。他们招农村的穷人，只是因为穷人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的确，这些收人能够给穷人贴补贴补家用。然而，实际情形是，那些曾在农业萧条地区过活的人，现在又活在工业萧条地区了。不论是在农业萧条地区还是在工业萧条地区，这些人的境况都糟透了。
　　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把这些情形说得很透：低收入农业和低收入工业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密。由此看来，只要能合理利用，贫困还是相当有益的。

三

　　在“丰裕社会的牧场”这首歌中，伍德罗·威尔逊·古德礼写道：

　　我干着最乏味的活，双手满是老茧，
　　我拖着双脚，走过漫漫长路，风尘满面，
　　在沙尘暴中，我们向西，步履蹒跚，
　　沙漠热似火，山高刺骨寒。

　　我栽桃种李，在你们的果园，
　　夜里席地而眠，
　　你会看见我们，在城市的边缘，
　　随风而去，灰头土脸。

　　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我耕种你们的庄稼，
　　北边，我到过俄勒冈，为你们采啤酒花，
　　从地里挖出糖萝卜，从葡萄藤上把葡萄剪，
　　为了把晶莹剔透的美酒端到你的嘴边。

　　干旱的沙漠地里，绿色牧场美如画，
　　水从高高的大坝飞流直下，
　　美国各州都有我们移民的足迹，
　　在这里，我们将奋斗到底，直至最后的胜利。

　　呵，我们在你们的河边漫步，
　　我将耕耘不息，在郁郁苍苍的山谷，
　　如果需要，我会用生命捍卫我的领地，

　　水草丰茂的绿色牧场必须是自由的天地！[1]

　　[1] "水草丰茂的牧场”，伍迪·古德礼作词作曲，纽約鲁德罗音乐公司1960年及1963年出品。经许可引用。

　　绝大多数美国城市都有一大明显的特征，就是看不出路人的社会身份。服装很廉价，而且越来越千篇一律。传统的“无产阶级”服装（工作帽、工作服）要么消失了，要么被锁在了工厂的衣帽间里。
　　然而，当你走进加利福尼亚州斯多克顿市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农业工人很是显眼。他们戴着宽沿帽，身穿工作服、牛仔裤，一个个黑不溜秋的，有的都晒成赤褐色了。中产阶级，保管员，还有其他人，都是城里人。斯多克顿周边的移民大部分都是“英裔”（是白人但不是墨西哥人），但他们看上去却一点也不像白人。农业人的穿着，就像肤色一样显眼。
　　斯多克顿镇约有9万常住人口，在移民高峰的时候，流动人口比常住人口还多。当时约有10万流动人口在镇上。凡是能睡人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有些人甚至是露宿街头。他们随地而食，能吃就吃。
　　加利福尼亚的农民在美国是最富的，而农民所遭受的困苦也最引人注目。人们在100华氏度的高温天气里于11个小时甚至12小时。有时候连水都没得喝；有时用大木桶装水喝。妇女和儿童站在梯子上跟危险的机器打交道（1961年，工业福利委员会接到报告说，每年有500名儿童受伤致残）。婴儿则被带到田间地头，木制的护箱就是他们的“摇篮”。
　　在斯多克顿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移民是“英裔”，另三分之一是墨西哥裔美国人。菲律宾人约占15%，其余的都是黑人（在东北沿海地区，移民大部分都是黑人）。到处都有来美国干农活的墨西哥劳工，抢美国工人的饭碗。
　　我开车穿过田野，同车的是一位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的委员。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孩提时代，他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很熟悉了。当我们路过一家家农场的时候，他会告诉我，在农场里干活的是谁。每当看到一群墨哥劳工的时候，他提高了嗓门，“他们是穷人”，他说。“这就是他们来这里赚一点微薄的工资的原因。农场主给他们的工钱很少，他们也知道工会不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由于他们要的工资很低，美国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我们不想伤害这些穷人；他们的处境跟我们类似。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帮助他们而伤害我们自己。还是让政府和墨西哥达成某种交易来帮助他们吧。但愿美国的农场工人能过上像样的生活，而不必憎恨别的穷人。”
　　跟当地的大多数移民中心一样，在斯多克顿，工人们凌晨3点就起来“锻炼”了。许多人蜂拥而至，想找份工作。来这里招聘的各色人等，扯开嗓门喊着计件工资的价格或每小时的薪水。在加利福尼亚的有些地方，正规职业介绍机构会用喇叭高声叫喊着采摘100斤水果或者是一筐水果的即时价格。
　　一旦工人被雇用，就会用车把他们拉到地里干活。卡车里挤满了人；交通安全法规往往形同虚设；至于路途上耽误的时间，没有丝毫补偿。从斯多克顿沿着利维拉沿岸往南走，快到圣巴巴拉的那个地方，我看到一幅场景：一边是阳光沙滩，有钱人依山傍海的别墅，一边是满卡车呆头呆脑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下班路过，反差之大难以想象。
　　移民的工资已经够低的了，但还是不足以反映移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薪水通常是按计件工资计发的。采摘水果的能手，运气好的话可能发笔小财。但是，在他背后，是大量每小时只能賺5毛钱的妇女儿童。他们在炎炎烈日下干满10小时还挣不到5块钱。1960年和1961年，在斯多克顿的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工资水平提高了一些，不过，这种好处却是相对的。工人的工资微薄，竞相压价。
　　当然，这种屈辱的生活并不限于农村。在斯多克顿，许多英裔美国人生活在廉价的贫民旅馆里（比露宿街头强一点，但依然够惨的）。他们吃饭靠慈善机构救济。如果他们因墨西哥人大量涌入而失业下岗的话，两三天没饭吃，很常见。
　　再往南走，就是加利福尼亚的帝国峡谷。那里的人，生活（如果算得上“生活”的话）比斯多克顿还要惨。有位朋友在写给我的信中，曾提到其中的一些人。他在信中说，有一家人住在棚屋里，把硬纸板排开铺在地上当床睡。屋里没有暖气，父亲被墨西哥人挤掉下岗了，经常连饭都吃不上。母亲要给襁褓中的婴儿哺乳，也得给她4岁大的儿子喂奶，因为孩子没有别的吃的（这一情节不禁令人想起《愤怒的葡萄》中所描述的场景，一名年轻女子给一位挨饿的老人喂奶。但那几乎是30年前的故事了）。
　　在南加州，有位流浪乞丐，有人找他去摘柑橘。他和墨西哥人一块干活，但他摘的水果却很少，因为他整天都得在梯子上忙活。他们夫妻俩租住单间棚屋的费用是每周18美元，没有自来水，廁所是公用的。他和其他人去种植园主开的杂货店里买粮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移民竟然还会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他们热爱土地。我曾跟斯多克顿的一位菲律宾人聊过，他跟我谈起他所在那个社区，那社区在当地已经有些年头了。菲律宾人搞团队协作，他们办事快，效率高，赚的钱也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确，他们是少数民族群体，而且也遭受着歧视（那个菲律宾人和我同在斯多克顿一家便宜的中国餐馆吃饭；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盟）。不过，就像在底层社会常常发生的那样，菲律宾人看不起其他职工，认为那些人都粗心大意，做事马虎，不负责任。
　　有位英裔美籍职工，一年到头都待在斯多克顿。我问他为什么还待在这里没走，他说：“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我在这儿已经12年没干活了。”
　　当然，人们对加州移民的印象并不好。相反，在丰裕社会中说到移民，人们想到的是中世纪时期的贫困景象。
　　如今，工会已经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农村地区，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业工人的贫穷状况。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的总部在劳联劳工会堂那座阴暗的老房子里。大厅里满是皮肤黝黑的英裔及墨西哥裔组织人员。他们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加州种植园主强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却在极力与他们作对。
　　然而，当我与一位移民工会的会员聊天时，我能感觉到一种精气神，很有20世纪30年代产联兴起时的那股劲头。有位组织者告诉我，他能一呼百应，只要他告诉工人们工会准备做些什么事，就能让成百上千的人加入工会。过去，一些投身于美国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曾努力将移民工人组织起来，但由于缺乏资金得不到支持，最后还是失败了。虽然有些工人胆小怕事，但境况实在太糟了，工会能够把整个地区的人动员起来采取行动。
　　在组织工人的浪潮中，学生也参加进来了。这也许是破天荒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批学生，震惊于他们所亲眼目睹的一切，加入了帮助移民的队伍。他们有的到田间地头做工，有的则在搞移民的社区发展项目。
　　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劳工运动有20世纪30年代那股劲，雇主也不示弱。当农业工人组织委员会在生菜收割季节在帝国峡谷开展罢工的时候，种植园主们绞尽脑汁，想尽了能够想到的各种办法，阻止工人集会。在劳务市场上，雇主代表和全副武装的保镖一大早就来了。罢工者遭到殴打，然后被投入监狱。“良民”则组织了委员会，帮种植园主收割庄稼。
　　帝国峡谷罢工并没有完全达到目标，尽管它充分展示了工人的力量。斗争的策略是在生菜快要收割的时候，把工人撤出来，使种植园主陷于可能会丧失全部收成的境地，迫使种植园主让步。不过，白人公民委员会，还有墨西哥工人，“挽”狂澜于既倒。当劳动部长最终确认工人罢工是善意的、雇主不得僱用墨西哥工人来抵制罢工的时候，大量庄稼实际上已经收割完了。
　　虽然如此，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挫折，工会依然是这些男男女女的最大希望。有些人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争取最低工资，也失败了（这取决于劳工运动的力量）。由于缺乏资金，也由于劳联—产联内部的管辖权的争议，工会受到了很大的掣肘。虽然如此，它还是把移民的问题摆上了台面；它表明，把工人组织起来，是有可能的；在美国的生活里，工会是唯一一个对这些无权无势的人表示过关切的重要机构。
　　1961年，劳联—产联执委会投票通过决议，决定不再参加移民工人的组织运动，这对移民来说又是一大打击。虽然声势大不如前了，但工人组织工会的工作还在继续，工会还是人们最大的希望。
　　然而，在工会获胜之前，这里还是会有人挨饿受冻。在富裕的加利福尼亚州，就像在圣巴巴拉那样：某天，墨西哥裔美国人被人邀请去市中心做客，因为他们很“古怪”，有先前西班牙人的遗风；第二天，他们就被人遗忘了，继续过着悲慘的日子。

四

　　加州移民给人的印象，已经够夸张的了。然而，重要的是明白，他们的困苦，还有在农地里干活的其他人的困苦，是全国性的，其根源是美国农业的结构。这里要说的，是一些有关另一个美国的统计数据。
　　固定人手（给同一个雇主干活时间在150天以上的人）还不到农场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只占受雇工人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集中在大型机械化农场，有的技能还很娴熟。20世纪50年代末，农场男工的年平均工资刚过1000美元。据估计，黑人的工资水平是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
　　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是全国最好的地方：1959年，这里的工资水平是南部工人的2倍多，工作时间也更长。即使如此，他们的货币工资还是低得可怜（最高的地方，在1600美元左右），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福利待遇。
　　对于农场工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失业。有自己的农场的有产型穷人，他们的失业问题被掩盖了，因为农场主在理论上被视为“自雇者”，在统计上不能算为失业人员（而在现实中，他却很可能失业，被强制“休假”）。但农业工人的农闲时间，统计员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有非农收入的农场工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大多数人都是在农忙时忙一阵，其他时间无所事事，收入微薄。
　　移民的统计是一个大问题，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移民。一位观察者曾评论说，政府对迁徙的候鸟进行过调查，但对迁移的人却没有什么调查。
　　这些在不同农场之间穿梭流动的人，来自于那些无权无势的典型群体。有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人、南方的黑人、波多黎各人、贫民区的酒鬼、30岁以上破罐子破摔的穷人。约有5万人从佛罗里达州迁往北方，其中大多数都是黑人。有7.5万人从得克萨斯州迁到了山区各州和西北部，主要是墨西哥人。有5万人从得克萨斯迁往加拿大的富裕农场。在太平洋沿岸，有10万人在迁移。从墨西哥来美国干农活的季节工，每年有40万左右。
　　如果把男女老少都算上，把墨西哥工人也算上，那么，在这种非人的状况中生活、工作的人，就有200万左右。1959年，劳动部曾算过墨西哥工人的平均工资，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人的工资水平：每小时0.50美元。国会在同期做的一项研究估计，一个得克萨斯的移民家庭，如果5个人都在农村打工，每年刚好能挣3000美元。也就是说，每个人干一年，能挣600美元。
　　有一种论调认为，农场工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移民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效率低。然而，参议院的一项专门研究发现，一个普通农场工人1955年的工作效率是25年前的2.1倍。农场工人的人数比以前少了37%，而农业产量却上升了54%。移民和农场工人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利润，然而却未能从中获益。
　　也许，被剥夺得最慘的就是儿童。当然，他们也得在田里干活（法律禁止童工，但执行力度不够，而深陷绝境的家庭，孩子只要能干点活，就不会轻易放过他）。比如，在得克萨斯的墨西哥人中，入学教育年限是6年，但这些儿童实际接受的教育却很短，他们动不动就辍学，上的学校也不怎么好。
　　美国教育联合会的一项研究把这一切讲的明明白白：在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伊利诺伊州，75%的移民子女都存在智力发育迟缓的问题。
　　这些教育统计数据指出了农村穷人（移民及农场工人）的一个基本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离开了土地。农场的平均规模在扩大，机会却在减少。1950年，美国农业部估计，40%的农村青年在未来10年间将会变成剩余劳动力。20世纪50年代末，一群农村社会学家认为，上述估计低估了实际情况。简言之，农村人大量离开土地，与年轻人的重新转向密不可分。
　　在盛世，这一过程是成问题的。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过去50年间，当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时候，他们争不过城市青年。农村教育落后；农村青年的就业信息少，缺乏阅历；农村人的志向抱负，不如城里人，至少青年男子是这样。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村青年的这些缺陷进一步凸现了。在失业率高的时候，从农村来到城里的年轻人，前景暗淡。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过的那样，随着生产自动化的推进，工业出现了两极分化，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缺乏教育对个人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因此，被自己的过去束缚住手脚的，正是农村穷人，他们是技术进步的双重牺牲品：农业技术的进步逼着他们背井离乡；工业机械化又让他们难以在城市立足。

五

　　肯尼迪总统当政之初，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变得显而易见了：在美国，大部分穷人都没有自己的声音。
　　围绕振兴落后地区法的争论，极为复杂。在民众看来，西弗吉尼亚的景象，煤矿工人的困苦，也许是最触目惊心的事实了。劳工运动也将人们的视线转到了底特律等地的城市失业工人身上。最终，法案规定给南方各州提供贷款（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需要争取国会对最低工资法的支持，或需要得到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联盟的支持）。然而，这些规定大部分都是杯水车薪。
　　农村穷人可以从中获得某些好处，然而必须明白的是，这纯属巧合。劳联—产联在立法辩论时很有影响力，这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必须指出，劳工运动的确在推动帮助移民和农场穷人的事业）。当保守派和反动势力联合起来把劳联—产联逼到墙角的时候，它就投降了，不再指望振兴落后地区法真的能帮助城市职工，以换取这些势力在其他方面的让步。
　　在农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来自农业署，它是最有钱、最保守的农业主阶层的代表。农业署跳出来反对振兴落后地区法。经常与美国南方的农场主串通一气的共和党人，仰仗的也是农业经济的中上层。参议员埃维里特·迪克森提出的法案，代替了保罗·道格拉斯参议员的提案，它甚至压根儿就没提给农村地区贷款的事。
　　最终出台的法律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保守派势力将该法变成了试行法，试行4年（道格拉斯等人希望能将该法案变成正式法律）。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有关开展全面的地区研究的提议、有关搞好发展规划的提议，都搁浅了。这意味着，给阿巴拉契亚等地的资助款，将是特别拨款，没有什么统筹协调。用于再培训和教育的资金少得可怜，只惠及了5万职工。
　　这样，面对着涉及千百万人的严重问题，保守主义势力能将法律规定变成一纸空文。农村穷人没有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为他们请命。如果他们能够获益，绝非权力系统有意为之。
　　公众对这种情形甚为困惑。对于中产阶级美国人来说，给“农场主”的援助就是一种慷慨的施舍，是一种剥夺城市的百万富翁而给农村人发福利的手段。然而，法案通过后，绝大部分贫困的农场主压根儿就没有领过政府的一分钱。平等以及其他耸人听闻的条款，是专门冲着有市场销量的大农场而准备的。贫穷农场主被遗忘了（查尔斯·亚伯拉姆在研究住房问题时，说那是“对富人实行社会主义、对穷人实行自由放任，”这是另一个案例）。
　　但农场的穷人却必须为这一部不平衡的法案付出政治代价。在农村，他们无法获得福利国家的好处，而公众却并不知道这一点。法案出台了，这些有口难辩的穷人却必须承受理应由有钱的农场主承受的包袱。
　　因此，正是这些在水草丰茂的牧场忍饥挨饿的人，这些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人，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他们生活艰辛，一直过得不好。随着大农业在农村继续进行它的革命，他们的生活还将每况愈下。那些最终逃亡到城市的人，将发现他们对复杂的城市生活几乎完全没有准备，不知所措。他们是选择性的贫困人群的一部分;他们从一种贫困文化脱身，又陷入另一种贫困文化。
　　那么，这些人的希望在哪里？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可怕的现实是，对某个社会问题，人们做了基础研究，表明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却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付诸实施。这就是农村贫困的情形。例如，这些地区明摆着需要全方位的干预，认真的规划，统筹协调的项目。围绕这一在振兴落后地区法的争论迷失的概念所展开的斗争，已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社会冲突。
　　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有计划的项目方案，那么，本章所描述的贫困状况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另一大希望的源泉是劳工运动。在历经多年劳而无功的工作以后，加州移民中间正在努力搞劳工运动。当然，现在说这场运动取得了成功还为时过早。最终，通过职业介绍所，或像某些工会分子所主张的那样，通过能够推行体面的工资水平的就业机构，移民的工会组织必将获得对农业生产的某种控制权，不过，种植园主具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当听证会召开的时候，他们会用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每小时增加几美分的工钱，就可能导致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系统破产（在加州，大量农业研究是受大农场主资助和控制的）。
　　但实际上，工会的重要性并不限于提高农场工人的工钱。同样重要的是，它将让这些没有声音的公民以公民权，并最终形成一场农村穷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说话的运动。这在加利福尼亚是有可能的；还有些人准备在南方搞劳工运动，在那里，农业新技术要求在农村建立工厂，完全可能为工会组织的成立创造条件；在全国，这都是可能的。
　　当爱德华.R.穆罗的“羞耻的丰收”出现在荧屏的时候，举国上下一片震惊。突然间，数以百万计的人开始意识到，另一个美国的真实状况是副什么样子。工会任何帮助移民的运动，都能比任何劳工项目获得更多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这里，有巨大的潜力。
　　但迄今为止，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潜在的可能性，不过是善良的愿望。当下的现实是贫困的现实。美国的传统形象，在国庆讲话和各种场合中如此珍视的形象，是一个由刚毅不屈、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组成的国度。再也不是这样了。老美国的天地已经被另一个美国所取代。这个国家过去引以为豪的农民，现在却成了国家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