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六章 黄金年代
这不是老人的国度。年轻人手挽着手，树上的鸟儿……
——W.B.叶慈 |
官方报告在行文过程中，有时在一堆统计数字中会突然冒出个人来。1960年，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关于老年人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简短声明书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形。路易斯·W现身了：
路易斯·W——73岁，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屋子在一家寄宿宿舍的三楼，周边环境很差。她在这间屋子里，做饭、吃饭、睡觉。浴室是公用的。64岁时丈夫去世了，年轻时结识的朋友也大多不在了，几个还活着的，又离她住的地方很远。想去看看朋友，不容易。她觉得，和她住一块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不配跟她作朋友（我们与这些人聊天时发现，他们的态度也一样：和自己住在一起的舍友，也都不够好。）
她因而成天待在自己的那间屋子里。天气暖和时，她每周会冒一次险，斗胆从长长的楼梯走下来，出去散散步，走到拐角处，然后返回。
路易斯·W是一个象征，她映现了美国社会一个日渐严重的问题。美国人崇尚年轻，然而65岁以上的人口却越来越多。多数老人晚景凄凉，根本无尊严可言。他们没用；他们疾病缠身；他们没钱。数以百万计的老人，在狭小的套房、寄宿宿舍和私人养老院里，走完他们的余生。
这个国家没有老年人的容身之地。生理上的羞辱和心理上的孤独，是实实在在的。除此之外，老年人还得生活在这个崇尚年轻、极力掩饰年龄的社会中，蒙受羞辱。正如一位证人在参议院专门委员会作证时所说的那样，这些人陷入了三重“因果链条”：他们身体不好；他们钱太少；他们与世隔绝。他们有的刚沦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他们工作时拿着像样的工资，现在却到了寄人篱下的年龄，靠社会工作者过活。有很多老人很穷，因为他们年轻时穷，中年时也穷，一辈子就没富裕过。把这些人都加起来，美国的贫困老人有800多万。
一些宣传小册子的作者和宣传员，经常谈“黄金年代”，谈“资深公民”。但这些都只是些用来掩饰麻木不仁的委婉说法。当美国人年老的时候，美国往往会让他们陷入贫困，词典中也找不出足够的词汇来掩饰这个丑陋的现实。
一
美国的老年贫困根源在于生物革命。老年人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1850年，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2.5%；1900年，上升到4.1%。1960年，近9%的美国人口在65岁以上。根据卫生、教育及福利署的预测，到1975年，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0%。与其说是人们的寿命变长了，莫如说是许多人活到老年了。
导致这种巨大变迁的原因是相当明显的。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癌症和心脏病在不远的将来也能治的话，将是又一次突飞猛进。死亡率已经降低了。生育率也比以前低了。现在又没有移民潮，不可能有大量年轻人来美国。结果，社会变得越来越老。
如果只是从预期寿命或医疗的角度提出老年人的问题，将是错误的。即使老年人并不穷，他们仍然是各种延年益寿的技术的受害者。技术的发展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养老方式。子孙“三代同堂”的家庭，在美国消失了。农场的老人以前还可以干些较轻的家务活，以打发时光，而现在，机械化生产和时代变迁，也让这些老人没事可做了。
这样，老年人即使不贫困，也会孤苦伶行。老年人爱发牢骚，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这种形象并非人的本性。在一定程度上，它给人一种印象，即社会让老年人多白活几年。
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休闲对老年人来说竟然是种负担（不是经常听人说，“他一停下工作就会死掉”？在1890年，65岁以上的老头中，70%都还在工作；1959年，降至34%。今天，在有些行业，工厂工人如果过了40岁，就该被淘汰了。企业强迫员工退休。这种问题如此普遍，以至于有人提出，该把老年人列入反歧视法，把老年人当成像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那样的少数群体）。
孤苦伶、疾病缠身，折磨着所有老人，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但对于贫穷的老人来说，情况就更糟了：他们更孤独，更无人问津，病得更厉害。政府有份报告，无意中说出了一个社会悖论。报告指出，只有丰裕社会才可能有如此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因为我们很富，所以我们能养活他们，能把他们造出来。但在讨论老年人的生活时，报告却指出，这些丰裕社会生产出来的人，却无法分享丰裕社会的成果。只要他们穷，我们就能容忍他们。
参议院1960年的一份报告已经把这问题说的够清楚的了：“至少有一半的老年人（近800万）住不上像样的房子，缺乏恰当的营养，没有足够的预防保健和诊疗服务，或是缺乏必要的娱乐。”1961年白宫召开的老年工作会议上提到美国老年人的状况，情形也是一样悲惨。“许多州报告说，65岁以上的公民中，有一半的人因为收入太低，没法满足其基本需要。
下面是些统计数据。美国社会竟有这样的数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人口调查局1958年的数字显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近60%的人年收入不到1000美元。一对退休夫妇要想在城市维持基本生活的话，每年要花多少钱呢？根据政府的估算，按照1959年秋的价格水平，费用最低的是萨克兰顿，2681美元，最高的是芝加哥，3304美元。简言之，即使夫妻俩的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美元，如果他们生活在费用最低的城市，收人需要再提高20%，才能维持基本生活；如果在费用最高的城市，收入需要再提高40%，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这些人中，一半以上的人都被国家的社会福利项目覆盖了（社会保障，老年救助，等等）。然而，联邦政府也承认，社会保障待遇完全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比如，1959年社会保障待遇的平均水平，每月仅70美元多一点。或者，换种说法，参议院报告的结论认为，如果老俩口按农业部测算的最低食品支出过日子的话，那么，会有四分之一的老年夫妇，单食品一项，就要花去其收入的一半以上。
有些人试图淡化这些数据。他们说，子女和亲戚会接济老年人，因此老年人的收入数据并不准确，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然而，白宫有份会议报告曾估计，1961年亲友的接济总额约为30亿美元，仅占老年人收入的10%。而且，可以料想，其中大部分都是有钱子女给有钱老人的。基本事实还是：至少有800万65岁以上老人生活在贫困中。
即使是这样的数据，也还是掩盖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根据贫困文化的悖论，可以预想，拥有各方面资源最少的老年人，也正是收入最低的老年人。有房的老人并不少，但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老人准没房。据估计，在领取社会保障待遇的人中，有25%的人一分存款也没有，超过半数的人存款不到1000美元，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怎么陷入贫困的呢？
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就是穷人。老年时的贫困只是穷苦一辈子的尾声。他们长在贫困的家庭，过着贫困的日子，在贫困的条件下死去。比如，20世纪50年代纽约州议会有份报告说，贫困的老年人中，相当多的人都是被迫离开土地来到城里的。他们从来没成功过，晚年时的贫困是他们投错了胎的结果。
身体不好是导致老年人长期陷于贫困的另一个因素。慢性病是贫困老人的最大负担。穷了一辈子的人，病得比谁都重。结果，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们几乎注定要过困苦的日子。
即使所有年轻时贫困、中年时贫困的人，一直贫困到死，也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有如此多的65岁以上老人会陷于贫困之中。50%的老年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因此，有许多贫困老人，他们在工作时生活还是很体面的，只是在失去工作后才沦落为穷人。
失去工作后才陷入贫困的人中，最明显的就是工人。有些运气好的非熟练工、半熟练工，年轻力壮时还能混口饭吃。然而，年岁的增高却威胁着他们所取得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年老是永远的痛。还有些工人，因为技术进步而不得不离开了原来的岗位，退出了熟练工的队伍。有的妇女，65岁了，不得不重新去打工，挣点微薄的工资，贴补家用。有的工人，身体都垮了，还得继续干。
这些人中，有的曾有过不错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然后，他们陷入了不同技术的交锋中。一方面，新技术使他们沦为冗员，只适合在经济底层待着。另一方面，技术又给了他们更长的寿命。对他们来说，进步意味着痛苦绝望，直至死亡。
最后，经济萧条地区尽是些穷人，而穷人中又以老人为多。比如，农业工人等于是被判了死刑，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还能赚点微薄的工钱勉强糊口。等他们年老了，他们又没有社会保障。他们从来就没有为养老做准备的机会，而当他们需要养老的时候，却无人相助。
有些数据或许是最令人震惊的，他们说明了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一切，说明穷人是如何受到了贫困这一原罪的惩罚。美国老年人中，有社会保障的介于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之间；但1957年，最穷的穷人，那些收入不到1000美元的“鰥寡孤独者”（独自生活的人，往往是失去老伴的老太太），有社会保障的只占37%。
同样，密西西比州给白宫办公会议提交的报告堪称经典：“密西西比州的老年人，是生活在低收入州的低收入人群。”事实上，白宫办公会议指出，在广大农村贫困地区，老年人的状况才是最慘的。在这些地方，有的人生活在一些救济资金不足的州县，而又没有被联邦政府的福利项目覆盖。
简言之，对于贫困的老年人而言，福利国家是颠倒的，就像另一个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福利国家提供的保护和保障，以及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救助，往往都流向了有权有势的强者，流向了有组织的人。社会上最弱势的人群，在国会议员互相拉票的时候，总是被任人宰割。由于老年时依然没有收入，老年人势必贫困、孤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老年人的医疗需要就没法满足，住房问题就没法解决，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会益发觉得，在这个崇尚年轻，死者几乎不被人提及的国度里，自己纯粹是个废物。
这些数据和老年人的心理抑郁之间，有某种关联。如果看看贫困的老年人都住在什么地方，这种联系就变得更具体了。
相当多的美国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不是因为一家人想住在一起，而是因为没办法。这导致了家庭成员的不和，导致了家庭内部的纠葛。然而，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也许算是最佳的安排了。65岁以上老人中，三分之二的老人都生活在两口之家，要么与配偶住在一起，要么与另一位亲属一块住。这表明，美国过去的家庭生活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
跟许多穷人一样，这些老人也深受城市变迁之苦。中产阶级中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跑到郊区去了。祖父母却留在了城里。他们住的房子可能还不赖，但他们以前所熟悉的那些邻里社区，都已经破坏殆尽。现在，在自己生活了四五十年的街道上，他们却成了陌生人。没办法，他们只能设法去应对街里街坊的变化所带来的棘手问题，可他们却并不擅长此道。
失去老伴的老太太，境况尤为糟糕。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说，在老伴走后，很多老太太都是一个人过活。1960年，美国有600万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大多为老太太，而且大多数都自己过。官方的统计员估计，1980年，美国将会有900万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高龄老人将会穷的一塌糊涂，孤寂难耐。
如前所述，孤独贫困的老人是穷人中活得最苦的。他们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年收入不足580美元。580美元，刚好是美国农业部测算的食品支出的底线。然而，老年人还得用这些钱付房租，买衣服，支付其他费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跟路易斯·W一样，在天气好的时候偶尔去街角溜溜，这就是他们的消遣方式。
老年人与世隔绝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有可能形成老年贫民区和少数种族贫民区。在大多数大城市中，都有寄宿宿舍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有失体面，老年人高度密集。例如，在圣路易斯，有个地方，老房子都改成了给穷人住的小单间。零零星星出现在那地方的，都是住在寄宿宿舍里的老人。
公房是老年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随着贫民窟的清除，老居民区都被拆掉了。却没有切实的办法，来保障老年人能找到一个新的住所。就像参议院的报告所说的那样，老年人深受重新安置之害，而又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找到新的住所。他们去不了郊区，因为他们没钱；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项目，也还没有来得及顾及他们的特殊需要。
从表面上看，所有这些都够惨的了，但我所说的这些事实和数据并没有真正说明老年人的社会孤立是怎么成为“黄金年代”的一部分的。居住在贫民窟的年轻人，怎么说他们也有一个街角社会，哪怕是个流氓团伙。但老年人却被困在衰败的中心市区，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很少与人交往。这个问题可以用政府的一项统计数据来概括说明，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贫困老人的孤独程度：美国三分之一的老人（约摸有500万），住的地方没有电话。他们确实与另外一个美国切断了联系。
二
纽约有位老太太打电话找社会工作者。她泪流满面。福利部门没有按期给她寄来支票，把她吓坏了，她断粮了，如今真的要饿肚子了。跟很多处于类似境况的人一样，她的命就悬挂在城市福利体系的一根细线上，社会工作者是她的希望。
社会工作者：在一本谈贫困问题的书中，这个角色少不了。在另一个美国里，处处都有社会工作者。在城市贫民窟的流氓团伙中，如果上面派来了位专职社会工作者来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会引以为荣。社会工作者来了，表明当局很把他们当回事。在黑人贫民区，社会工作者虽然是外人，可一旦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人了，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走街串巷了。
本章谈的是当代美国老年人的贫困问题，社会工作者出现在这里尤为合适。对数以百万计的贫困老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独自生活的老人来说，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就是他们完全依赖他人。从最乐观的方面看，他们得依靠慈善机构、依靠家人的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福利部门派来的陌生人手中。
美国有很多抨击社会工作者的文章。理由是，公共慈善必然会导致冷酷无情和愤世嫉俗。毫无疑问，社会工作制造了一些官僚化、冷酷无情的人，这些人眼中只有统计数字和总体，从来没有把穷人放在心上。福利国家有种人，他们靠“贵人”的庇护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会工作者的“客户”变得聪明起来了。他们学会了社会工作者的行话；他们会说社会工作者爱听的话；他们善于跟官僚们打交道。
但这种尖刻的描述并不代表全貌。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工作者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完全不足以解决问题。他们的工作负担太重。热情、善良、真诚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真的想帮助人，却往往受困于别人定的条条框框（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若干年前，纽约的一个社会工作团体为抗议当局的做法罢工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熬夜把批准发放救济金的授权文书都签署了，而这些钱本来就是早该给的）。圣路易斯有位教师，她为了能时刻和服务对象在一起，搬进了学校附近的居民区，她是爱岗敬业的优秀社会工作者的代表。
真可叹，有人竟会将没有人情味的官僚形象强加在全美国的众多社会工作者身上。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竟然把这种形象强加在众多为贫困老人服务的社会工作者身上，老年人生活困苦，孤独寂寞，与世隔绝。他们需要特殊的关照，需要人去照料他们。这都需要钱，不论社会工作者对老人的关照有多么投入。这笔钱，美国还没有给。
20世纪50年代，一名年轻的女社会工作者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市住下来了，她为蒙特哥马利县救助区的老人服务。下面几页，讲的是那个地方社会工作的现实给她留下的印象。
在俄亥俄州，县负责救济项目的管理（我这里描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情况）。确定救济标准的依据，是给每个救济对象一笔最低保障金，以维持温饱。所需救助资金，就像在另一个美国常常发生的那样，由各县决定它分担的资金比例（美国的福利救助项目严重失衡；纽约市的穷人过得要比蒙特哥玛利县的穷人好，而密西西比州的穷人过得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穷人都差）。蒙特哥玛利县分担的资金比例是90%，这在俄亥俄州是相当高的。
老人来到救济区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进行资格登记。有些情况下，老人需要提供年龄证明；如果提交的书面材料不合格，资格审批可能会拖很久，甚至可能会丧失救助资格。有的福利项目对居住期限有要求，申请人须在过去9年间在本州住满3年。
年轻女社工所在的这间办公室，负责对申请者进行筛查。里头的工作人员对申请者充满敌意，他们把大部分来这里求助的人都视为“游手好闲者”、“懒虫”，必须坚决把这些吃白食的人从救助花名册中剔除出去。结果，被他们剔出来的人占申请人总数的55%，而他们却深以为荣，决心把这种做法保持下去。
申请救助的人得向公共机构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这在中产阶级看来是很合情合理的。然而，这种判断忽视了一个跟穷人特别是贫困的老人相关的基本事实；他们恰恰是最不擅长与福利国家的官僚机器打交道的人。绝大部分穷人的文化水平都很低，有的甚至连英语都不会。有些穷人很有一套，能跟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拉拉关系走走后门，而更多的人简直就被各种表格和救济机构吓怕了。
对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完全仰仗政府部门的救助。去趟救济办公室，关乎他们的生死。他们老了，现在的种种例行程序，常常令他们茫然不知所措。那位在蒙特哥玛利县工作的年轻社会工作者所说的那些人，对上门求助的人很不友善。然而，即使是一心想帮助他们的人，也是爱莫能助。资金有限，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多少有点福利，必须狠下心来、刨根问底。
在蒙特哥玛利县，有些人试图引导贫困老人别去门诊部看病。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去诊所的话，他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病人，长此下去，他会装病骗取国家的救助。因此，他们偏向于让贫困的老人固定去找某位医生看病，而且一次只能看一种病。
但在当前的体制下，让贫困老人固定去找某位医生看病的做法，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去门诊部看病有一个问题，就是下次去看病，可能换了位医生。这意味着老人每次都得把他的病情复述一遍。老是这样重复，会让一些病人觉得，他们又开始治病了，而医生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比如，在纽约，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去门诊部看过病，后来通过福利署又去找私人医生看病。他觉得医生很负责，可门诊部的例行程序又让他深信医院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同样，所有这些都是丰裕社会中公共设施不足的表现。比如在蒙特哥玛利县，有位妇女因为缺少轮椅，只能成天躺在床上。只要花一点钱，就会让她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当社会工作者提议给她买一把轮椅时，顶头上司说，有成百上千的人也需要轮椅（翻译一下：一个简单的器械，能让成百上千的人生活大为改观）。主管部门认为，这位妇女的情况值得考虑，给她配把轮椅能立竿见影，好处多多。可他们又担心，如果给她配了轮椅，很多人会跟着要求配轮椅。这位妇女因此没给配轮椅，还躺在床上。
轮椅这件事，折射的是公共资金的匮乏。公共资金的不足，使得患病的老人更加凄惨。在其他情况下，老人的疾病和苦痛是由恶劣的福利服务造成的。H女士已经75岁了，她丈夫中风了，摔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了。她努力照料他，把他抱起来，给他洗被单、洗内衣，等等。虽然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可以靠这些钱“过活”，但她的生活却快崩溃了，她本人也患了肺炎。
H女士绝非孤立的个案。那位年轻的社会工作者是这样描述她的“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的：“他们有的寄养在别人家里，有的住在小套房里，有的住在自己家里，有的住在活动住房里，还有的住在养老院里。从总体上看，寄养在别人家的人可能最可怜。他们一般都很孤独，不是单身，就是鰥寡、离异，他们完全与世隔绝，虽然孤独得要命，却有意不与邻居往来，他们怕邻居说他的闲话。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吃救济’。”
“要是运气好，他们能找到一个好邻居，他们会慢慢学会信任他。该邻居既能陪伴他们，又能在必要的时候保护他们，打电话找来医生，或把他们送到医院。当服务对象病得很重的时候，他会打电话找来社会工作者。如果这位邻居搬走了，他们可能再也找不到他们可以信赖的人了。”
老年人生活的另一个残酷事实是官僚主义的要求：要获得救济，就得提供某种东西来交换。许多地方规定，救助对象须签署一份法律文件，据此，国家拥有对其财产的留置权，福利部门有优先获得其房产的权利。通常情况下，这只是走走形式，因为这些人没钱也没房。然而，有些人中年时克勤克俭，攒钱储蓄，买了房，而现在却要签署这样的一份文件，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种内心的痛，一次彻底的剥夺，社会将他们抛弃了，政府再踩上一只脚。然而，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否有财产，签署一份法律文书，把自己给卖了，心理感受自然不会好。为了换取一日三顿不怎么样的饭菜、房租、还有一点医疗保健，个人财产变成了国家的财产。
纽约有位妇女，曾是位轻歌舞剧明星。她赚钱了，胡乱花，把她的财产权益全放弃了。现在她在领取救济，福利部门要求她签字让与她的房产。她的生活有可能会拍成电影。年老了，她终于学聪明了。由于她年轻时签了过多的让与财产的文件，她现在拿不定主意了。也许，她会得不到照顾。
在路的尽头，是县养老院。戴顿市的全体员工，颇以这个机构为荣。他们认为，县养老院足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但很多老人却怕自己被送进县养老院。在美国民众的情感上，“养老院”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糟糕透顶的代名词（人们的感觉部分是对的；这些地方，绝大多数完全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下文将对此加以描述）。
这些对俄亥俄州福利管理的描述，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如前所述，州与州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福利项目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不论是社会保障，还是联邦政府的其他项目，或者是地方项目，都不足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无一例外。由此，美国的贫穷老人注定了要与官僚、无情、令人沮丧的体制打交道。
三
看贫困统计，有时候就像看侦探小说。
1960年政府出版的“美国老年人的某些特征（1957年7月至1959年6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出版物，就属于这种情况。乍一看，这些小册子罗列的尽是干巴巴的数据。但透过这些有意无意的统计表格，你能看到一场大戏。戏的主题是犯罪，罪行是让人受苦，坏蛋是穷人。
首先的一个事实是：贫困老人比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更需要医疗保健。
老年人中的低收入群体应当记住，低收入群体有好几百万，约占老人总数的一半），行动不便的人数，是同龄高收入人群的四倍。至于更要命的“长期行动不便”问题，情形也一样：高收入人群中，不存在长期行动不便问题的有26%，而低收入人群仅为17%。
上述结果也反映在另一项统计数据上：贫困老人因残障而卧床不起的天数，比其他任何群体都多。在另一个美国，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典型的贫困人群：最没钱的人受到的限制最多，病得最厉害，卧床不起的情况最严重。
如果要让这片土地上的老人活得体面的话，那么，那些受到如此严重伤害的人，应该有最好的医疗保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有钱的老人，身体更好，能得到医治；贫穷的老人则不行。而且，不应忘记，穷人都是在诊所、在养老院看的病，医疗保健的水平往往较差。因此，75岁老人中，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的，平均每年看病6.8次；而年收入在7000美元以上的，平均每年看病9.1次。
老人年纪越大，受的罪也越大，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医疗保健越来越取决于收入水平。因此，统计数字具有了实质内容：美国有数十万或数百万的老人，生活每况愈下。在另一个美国，这是最极端、最明显的恶性循环。
侦探小说的人物形象，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在读犯罪小说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那个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坏蛋会是真正的罪犯。有些作家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反其道而行之，以便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在数十份官方的报告中，都详细描述了患病和老年给人带来的苦痛，没有任何虚构。只不过是美国公众还没有看出这一事实而已。
对于穷了一辈子的贫困老人来说，这种螺旋式下降的过程尤为剧烈。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前所述，长期陷于贫困状况的人，由于他们在年轻时身体就不好，年老后会病得尤其厉害。他们老年时的病痛，是从贫民窟的恶劣环境、不卫生的居住条件以及一生的病痛传下来的。政府的报告指出，许多状况原本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从根源上消除贫困文化，那么，美国老年人的贫困势必会跟着减少。
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今天的美国，晚年的岁月也是内心忧伤的岁月。对有的老人来说，看着自己变得越来越老、老态龙钟，心里自然不好受。除非医学取得了突破，这种苦痛是难以避免的。但对于其他人来说，贫困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折磨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
费城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毛利斯·林登博士几年前对这种状况作了如下的总结：“……导致老年人出现情绪问题的一些主要因素，有社会对老年人的排斥，朋友圈子的萎缩，孤独感强烈，自尊感下降，以及自暴自弃。”
当然，所有这些状况在另一个美国都极为常见。为了应对这些状况，林登博士认为，应该对这些人进行个别化的、人性化的治疗。大集体的做法，不可能让悲观绝望、抑郁、茫然不知所措的老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他们的问题是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缺乏与人交往。
美国对这种状况的回答是兴办“养老院”。1960年，2.5万家养老院共供养了50万老人。根据参议院的报告，只有58%的养老院达到了政府规定的标准。这些数据还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们并不包括未取得营业执照的养老院，以及床位数不超过3张的养老机构。
大多数州规定，养老院须办理营业执照。许多地方还规定，养老院不得出现令人不能容忍的状况（比如老年人不得住在容易引起火灾的建筑物内）。但这些规定，针对的只是养老院最起码的物质条件。许多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未经过培训，没有任何专业技能，无法给老年人以温暖，让老年人活得有尊严。他们提供的照料很有限：有时只是管管饭，给老人提供一个等死的地方。
可以理解，参议院报告在谈到这些机构时是充满怨恨的。报告说这些机构的哲学是“储藏箱”的哲学，总结得很是贴切。
这些老人该由谁来照料？又该如何照料？
参议院报告引用了一项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老年人的问题应当由联邦政府负责解决。在责任排序上，联邦政府居首，州政府位居其次，企业排第三位，家庭排第四位。
乍一看，这似乎很残酷。实际上，它的确是美国这个迷恋年轻、害怕年老和死亡的国家的写照。在这片国土上，老年人最好能让人眼不见心不烦。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是，老年人的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致于美国的大多数家庭对此都无能为力。抚慰老年人内心的伤痛，需要有专业技能；给老年人治病，医疗费用高得吓人。确实别无选择，只能靠政府干预。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12%。而医疗费用，老年人最可怕的负担，却上升了36%，入院治疗费用上升了65%，团体入院治疗费用（蓝十字保险上升了83%。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给老人治病，掏空了成百上千万美国家庭的腰包。现在正在讨论的联邦法案，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只是杯水车薪。
在美国只有政府有能力解决老年人的问题，这一点很明确了。不过，政府该怎么做，就没那么明确了。在这有限的篇幅中，透过对另一个美国老年贫困的分析，我得出若干一般性的结论。
第一，如前所述，防患于未然是有可能的。让年轻人、中年人获得足够的医疗保健，让他们少生病，就能让他们年老时少些苦痛。
第二，在贫困老人的开支中，医疗费用显然是最大的一笔花销。如果能解除老年人的这种财务压力，他们的生活马上会阳光明媚。
第三，必须再三强调的是，在所有美国公民中，老年人受官僚主义的条条框框之苦最深最重。他们的疾苦、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限制，最终让他们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令他们困惑不解。我们可以照顾好他们的身体，而他们的内心却充满苦楚，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可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各个政策环节，都必须考虑到老年人的这种特殊需要。医疗项目应尽可能让老人获得人性化的诊疗，老年人的住房项目应当考虑到贫困老人行动不便的因素，等等。
老年人怎么才能获得这种个别化的、人性化的照料呢？首先，要舍得花钱。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如果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负担不那么重，如果诊所有足够的人力物力，那么，就有可能摆脱官僚体制的许多弊病。那些批判福利国家没有人性，主张回到个人慈善的人，点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却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私人慈善和私营养老金只能满足老年人的一小部分需要。要让老年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既富有人情味又尊重个人的独特性，这就要求我们，不是限制福利国家，而是要超越福利国家。
最后，我们必须为老年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是改变我们有关他们的运作哲学。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得很好，美国有一种“储藏室“哲学。我们“保管”了老年人，我们给了他们生命，但却拿走了他们的尊严。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老年问题，也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人并没有把这些老头老太太放在心上。
对于解决美国的老年贫困问题而言，这些都只是些宽泛的建议。如果这些想法，或者别的更好的想法，没有被政府采纳，如果政府没有大的动作，那么，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成为美国贫困人口上升最显著的一个领域。
迄今为止，形势极为严峻。生活极其悲慘的老人有800多万。他们是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的农村贫困老人，以及生活在福利体系完全不足以满足老年人需要的那些州的老人。他们是城市贫民，有的生来就贫困，有的则历经了沦为穷人的屈辱历程。他们孤独寂寞，是被社会抛弃的人。
贾斯蒂斯·威廉.O.道格拉斯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谈到了人们在欠发达地区碰到的一种困境。例如，沼泽地会带来疾病。花一些钱，派架飞机在那儿撒点药，人们就可以存活下来了。紧接着，问题就来了，如果不同时给人们出路的话，是否也该去撒滴滴畏呢？这种痛苦的选择似乎很遥远，那是印度要头痛的事，与繁荣富裕的美国没什么关系。然而，它也是美国所面临的困境的写照。我们已经消除了这片国土上的沼泽地，人们得以存活下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可以活到65岁以上。但仅此而已，我们没做别的。我们让他们可以勉強存活，却没有给他们出路，让他们可以活得体面，活得幸福，活得受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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