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第五章 谢·米·基洛夫被暗杀。对原反对派领导人的非法审判
一、1934年。斯大林新反对派的萌芽
上面讲了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十年中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和罪行。
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党怎么会允许斯大林仍然继续当它的领导人呢？看来，这里有很多原因。
第一，在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已经很大了。党内各主要反对派和小组被击溃后，斯大林事实上已成为几乎是掌握无限权力的独裁者。斯大林不仅实际上已毫无顾忌地指挥大为加强的党的机器，而且还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戈达指挥：安全机构。因此在三十年代初期的那种条件下想免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管怎样，要完成这个任务，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合法的民主程序。第二，要估计到，当今天我们在分析斯大林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时，是把这些错误和罪行从异常复杂和矛盾的国内外事件的洪流中抽了出来；而做到这一点现在自然比在当时的事件正在进行时要容易得多。第三，斯大林在1934年前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后来才完全揭露出来，有的只是在他逝世后才知道。斯大林这些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在三十年代初不仅被小心谨慎地掩盖起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被我们的宣传机构说成是完全正确的，被认为是伟大成就并说成是斯大林的功绩。
指出以下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即我国三十年代初形成的特殊情况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斯大林政权的巩固。在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前，党的许多领导者认为，为了不使形势更加复杂化，不能再开展任何新的党内斗争。几乎谁都不会想到，斯大林仅仅在几年后会走得那么远。同时，我党许多领导人到1934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点我们在后边还要谈到。斯大林不仅使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服从了自己，而且还使他们蜕化变质了。遗憾的是，我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很多领导人都积极参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活动，所以这些人都不可能成为足够坚决揭发斯大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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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提一提在斯大林和相当一部分老布尔什维克之间在三十年代初已产生了的并不断加深了的某种疏远的话，也是不对的。这里指的不是原反对派领袖，而指的是同反对派斗争时期所形成的党的基本领导核心。
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在执行他的政策时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由他自己挑选出来的较年轻的党的干部，而对革命老干部则持蔑视态度。在他看来，这些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从老干部方面说，部分老布尔什维克这时对斯大林也越来越失望，他们当中有些人为斯大林在党内増强自己的权力和专横而担忧。斯大林的一贯粗暴的态度，他越来越不愿意考虑任何人的意见——这一切引起了党的一些领导人的反抗，但却被斯大林断然顶回来了。甚至连斯大林过去的忠实助手和私人秘书托夫斯图哈，在三十年代初也开始表现出对斯大林的不满。
在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33年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全会审议的埃斯蒙特[1]、托尔马切夫[2]和А·И·斯米尔诺夫案件。全会关于该问题的决议按当时惯用的说法，即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和斯米尔诺夫组织了一个地下派别，旨在破坏工业化和集体化，特别是复辟资本主义和富农制度。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1、……a）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开除已蜕化变质的反苏分子埃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的党籍，他们曾企图组织反对党和反对党的领导的斗争；b）依据党的十大决议，把斯米尔诺夫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并警告他，如果他在今后的全部工作中不能取得党的信任的话，就要开除他的党籍。
2、……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查明，中央委员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同志以及候补中央委员施米特同志本应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党中央的现行政策，同反党分子进行真正的积极的斗争。但是他们不仅站在反对反党分子的斗争之外，甚至还和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保持联系，实际上，在后者的反党活动中，鼓励了反党分子。他们用自己的全部行为使各种反党分子明白，他们可以指望右倾反对派原领导者的支持。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要求李可夫、托姆斯基和施米特同志彻底改变自己在对待反党分子斗争问题上的态度，并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现在的做法，那么对他们将会进行严厉的党内处分。”
现在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的主要罪过在于他们暂且只在自己为数不多的支持者当中谈论过更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问题。斯大林在处理此案时说：“只有敌人才会说，免除斯大林并没有什么关系。”[3]斯米尔诺夫是1896年入党，曾在苏维埃时期任土地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中央书记等职务。几年后他和托尔马切夫一样被枪决了。埃斯蒙特早一些时候在一次不幸事件中去世。
但是，埃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小组对斯大林并不构成严重的威胁，而新组成的政治局不时产生的分歧则是另一回事，这些分歧远不是每次都以斯大林的胜利而结束的。
上面我们已写过，斯大林在1932年要求枪决留京和他这一派的其他领导者，但是政治局只把他们流放了。反对斯大林建议的是谢·米·基洛夫，支持他的有：谢·奥尔忠尼启则，瓦·古比雪夫，米·加里宁和政治局一些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1933年饥馑时期，谢·米·基洛夫呼吁对农民采取克制态度（而斯大林则持加强镇压的态度。）
1933年谢·米·基洛夫在政治局主张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主张制度的某些“自由化”。1933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恢复党籍一事也和基洛夫的影响分不开。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坚决抵制对原反对派参加者采取任何镇压措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回到党的立场上来之后被恢复了党籍。基洛夫的这种独立性激怒了斯大林。基洛夫还认为，斯大林推行的无情镇压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主张改善党和作家以及其他从事创作的苏维埃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基洛夫的参与下，第一次全苏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
1933年夏天，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逮捕了几批年轻人。但是政治局指示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处以极刑。对这些反对派参加者的判决确实是比较轻的。
与此有关的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些事情是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从官方看，该大会显示了对斯大林的爱戴和忠诚。可是会外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现在对照老布尔什维克提供的为数很少的材料，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在十七大上形成了一个由相当多的知名党员——主要是对斯大林政策的错误和缺点感受更深刻的州委书记和民族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说，这个秘密联盟的领导人之一是约·米·瓦雷基斯。谢·米·基洛夫被提出来当总书记。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参加这次谈话的有：奥拉赫拉什维利[4]、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但是，基洛夫没有同意撤换斯大林的意见，也不同意自己被选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建议。据说，斯大林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这次谈话。
对斯大林的不满也反映在党的十七大选举联共（布）中央的表决上面。按票数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是最后一个。在反对基洛夫的只有三票的同时，反对斯大林的有二百七十票左右。只是因为中央委员的人数和候选人人数一样，斯大林才被选了出来。根据曾任十七大检票委员会副主席的В·М·韦尔霍维赫的证实，该委员会慌了，不敢向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检票委员会主席弗·彼·扎东斯基[5]把负责这次大会组织工作的卡冈诺维奇请来。卡冈诺维奇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在大会上宣布的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三票。但是，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选举的真实结果。
关于十七大的情况，在1962年出版的鲍·尼·波诺马廖夫编辑的《苏共党史》中也略提了几句。这本教科书写道：“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伊·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后来的版本中这一句话和其它一些地方一样被删去了。）
同样，也不能不指出，在十七大上联共（布）中央的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些斯大林不喜欢的人没有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菲·伊·戈洛舍金、埃·约·克维林、尼·尼·柯洛季洛夫、维·维·罗明纳兹、格·伊·洛莫夫、马·德·奥拉赫拉什维利等。）从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有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谢·施瓦尔茨[6]等。在十六大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而在十七大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下面几个有名的党的工作者：拉·卡尔特维拉什维利[7]、К·А·鲁勉采夫[8]，К·В·苏霍姆林[9]、德·亚·布拉托夫[10]、Н·П·查普林等。但是，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些知名的工作人员（弗·阿·巴利茨基、Е·Г·叶夫多基莫夫）在十七大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没有经过候补中央委员的阶段）。拉·巴·贝利亚和尼·伊·叶若夫也未经过任何候补阶段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在十六次代表大会时连代表都不是的列·托·梅赫利斯[11]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亚·尼·波斯克列贝舍夫[12]也享有了同样的荣幸。亨·格·雅戈达从候补委员升为中央委员。在十七大时不经过候补阶段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尼·谢·赫鲁晓夫。第一次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的有三十五人，其中有不少人不愧为党和国家的活动家，但也有М·Д·巴基罗夫这样的人。
紧接十七大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也进行过一些复杂的人事变动。象叶若夫和梅赫利斯这样的人被提拔到中央机构的要害岗位。根据米·伊·罗姆[13]的证实，就在这期间，拉·莫·卡冈诺维奇有一次在自己朋友之间说过，很快要大批更换党的领导干部。斯大林还坚持要求把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组织局书记和委员的谢·米·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对基洛夫很熟悉的老布尔什维克А·М·杜尔马什金证实，基洛夫并不愿意离开列宁格勒。为了此事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曾来莫斯科，但是斯大林对他们的接待十分冷淡。[14]
根据基洛夫妻妹的证实，在党的十七大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给谢·米·基洛夫往家里打电话（而过去他是经常往他家打电话的）。А·М·杜尔马什金也证实，还在1934年前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就有些疏远。1934年夏天召开了州委书记会议，讨论了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的命运问题。谢·米·基洛夫在这次会议上相当尖锐地指出要在农村中“恢复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在总结发言中对基洛夫的讲话保持完全沉默。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个事实——基洛夫允许“未放下武器”的斯大林政策的反对者达·梁赞诺夫迁来列宁格勒。
当1934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统一战线政策上出现分歧时，基洛夫是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共产国际在社会民主党问题上对原有路线应作某种改变。
所有这些虽然还是很零散的事实，使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出这样的结论：1934年斯大林和党的基本骨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我们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早已是不需要的了，但中央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只是到1934年才意识到这点。对党的领导层中这种情绪上的变化斯大林本人无疑是觉察到了，他对任何降低他的影响的事情是异常敏感的。
如果说1934年以前和以后的斯大林没有什么原则区别是正确的话，那么正是1934年在许多方面成了我国和我党历史上转折的一年也同样是正确的。而1934年12月的悲惨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二、谢·米·基洛夫被暗杀。大规模镇压的新浪潮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党的著名活动家谢·米·基洛夫在斯莫尔尼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
基洛夫的逝世激起苏联公众的深切哀悼和极大愤慨。他们要求追查凶手并对他们严厉制裁。
关于基洛夫被暗杀的通报中说，向基洛夫开枪的年轻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15]在他企图逃跑时被捕获。本来已经有可能通过周密的侦查找出有关案件的全部线索，找到所有了解凶杀案的策划经过和协助凶杀的人。但是暗杀基洛夫案件的整个侦查过程同法律、同健全的思想以及同追捕并制裁这一暴行的真正凶手的愿望形成了令人发指的矛盾。
暗杀谢·米·基洛夫案件绝不是尼古拉耶夫个人干的。著名的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关系密切的同志彼得·察金对本书作者讲过，1934年期间暗杀基洛夫的企图有过几次。这纯粹是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指挥的真正的“追杀”。例如：1934年夏天基洛夫去哈萨克斯坦时有人企图暗杀他。至于尼古拉耶夫，他从开始就是自愿干的。这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认为自己就是新的热里雅鲍夫[16]，他把暗杀基洛夫看做某种重要的政治行动（后来散布的关于尼古拉耶夫向基洛夫开枪是由于争风吃醋的说法，是为了损害基洛夫的名誉或为了其他目的）。谢·米·基洛夫喜欢在列宁格勒散步，尼古拉耶夫仔细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线。当然，基洛夫在散步期间是受到严密保卫的，他的警卫人员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鲍里索夫领导，他们穿着便衣在基洛夫前后成梯形走着。有一次散步时，一个过路人因企图靠近基洛夫而引起这些警卫人员的注意。他们把可疑的人拘捕了，这人就是尼古拉耶夫。在他的皮包背面有一处开口的地方，从中可以不打开皮包就能抽出手枪。上了子弹的手枪就放在此处，里面还有基洛夫散步的路线图。尼古拉耶夫当然马上被带到列宁格勒内务局。询问他的是州内务局副局长扎波罗热茨[17]。（后来搞清楚了，正是扎波罗热茨和列宁格勒一批内务局工作人员是这次阴谋的积极参加者。至于局长Ф·Д·麦德维基[18]，看来，他没有参加暗杀基洛夫的组织工作。）在询问尼古拉耶夫后，扎波罗热茨打电话给莫斯科并把审讯内容一一告诉了亨·雅戈达，当时亨·雅戈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之一。过几小时后雅戈达打电话给扎波罗热茨，指示他们把尼古拉耶夫释放。当时雅戈达同谁商量的？ 1938年在所谓“左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审判过程中，被告人雅戈达证实了上述事实，但他说1934年他似乎是从叶努基泽[19]和李可夫那里得到指示的。现在这个说法已经完全不能成立了，我可以毫不怀疑地说，雅戈达当时的靠山是更有影响的人。
然而，恢复了自由的尼古拉耶夫的行动非常愚蠢，过几夭他在桥上又被基洛夫的警卫人员拘捕了。从他身上第二次找出那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列宁格勒内务局工作人员释放尼古拉耶夫的莫名其妙的“自由主义”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极大怀疑。其中一些人表示抗议，但是内务部门告诉他们：这件事用不着他们去管。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暂时被收回并威胁他们说要开除他们出党。这些事情如此奇怪，使鲍里索夫决定告诉谢·米·基洛夫本人；说有人想暗杀他，曾两次被拘捕的带武器的恐怖分子尼古拉耶夫再次被释放了。
我们不知道基洛夫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采取了什么措施，可能质问雅戈达、麦德维基和扎波罗热茨要他们做解释。不管怎样，阴谋策划者知道了基洛夫和鲍里索夫之间的谈话，因而这件事很快就决定了后者的命运。
众所周知，正是尼古拉耶夫于12月1日在斯莫尔尼终于打死了基洛夫。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雅戈达、日丹诺夫、科萨列夫[20]、阿格拉诺夫[21]、扎科夫斯基[22]当天从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的莫斯科车站上斯大林见到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时，他连手套都没有摘，就打了麦德维基一记耳光。到列宁格勒后，斯大林立即把对此案件的一切领导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尼古拉耶夫被提出来由斯大林亲自审问。
根据几个证人核对的情况（日丹诺夫的助手И·М·库拉金，尼古拉耶夫被审问时他在场；上面已提到的彼·察金、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М·С·丘多夫[23]的朋友——В·Ш·），可以把斯大林审问尼古拉耶夫的情景描写如下：
“在一个大房间里，桌旁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科萨列夫等人。后边站着一群列宁格勒党的工作人员，和一批契卡人员。（扎波罗热茨在基洛夫被暗杀那天正在南方休假，他大概不可能于第二天赶回列宁格勒。）尼古拉耶夫被提了出来。两边有人扶着他。斯大林问他为什么要向基洛夫开枪？他马上瘫跪下去，并指着斯大林身后的契卡人员喊道：‘是他们逼着我干的！’这时几个契卡跑到尼古拉耶夫身边用手枪托打他。血迹斑斑不省人事的尼古拉耶夫被抬到外边去了。当场的一些人，包括丘多夫都认为尼古拉耶夫在审询时被打死了。所以他们认为，在12月底出席审讯的不会是尼古拉耶夫本人，而是顶替他的旁人。丘多夫曾在晚一些时候向В·Ш·讲述了这一情况。但实际上尼古拉耶夫没有被打死。他被送到监狱医院，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被救活，甚至采用了热水浴和冷水浴
[24]交换进行的办法。
尼古拉耶夫之后应该受审问的鲍里索夫。所有被捕的人都是用小轿车送到审问的地点，可是不知为什么，派去接鲍里索夫的是有棚的卡车，里边坐着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在沃伊诺夫大街，当汽车驶过某仓库的一面高墙时，和司机坐在一起的契卡人员突然转动了一下方向盘。但司机终于设法防止了撞车事故的发生，汽车只是侧面擦了墙，又继续向前行驶，一直开到审问的地方。但是，鲍里索夫已经被人用铁棒打死在车里了。医学鉴定做了假的结论，结论说：鲍里索夫因汽车事故死去。在这个鉴定下面签了字的医生当中，有些活到二十大以后，他们说鉴定决议当然是被迫做出的，鲍里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属棍棒打在头上致死的。
众所周知，有关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如此奇怪情况下死亡的问题，二十二大时已详细向大会汇报过。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说过：“引起注意的是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曾两次在斯莫尔尼宫附近被契卡拘捕过，而且都发现他带有枪支。但因某人的指示两次都被释放。而且这个人后来又进入了斯莫尔尼宫并出现在基洛夫经常经过的走廊上。不知为什么就在基洛夫被暗杀时，他的警卫队长远远落在后边，然而按规定他没有权利落在被保卫者的后边那么远。下面的事实也很奇怪。当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带去审问时，他应该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亲自审问，然而在半路中提他的人员，正如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后来所说的那样，有意制造了事故。然后，这些人宣布，警卫队长是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而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把他打死了。就这样，保卫基洛夫的人被打死了。然后，那些杀害这些人的人也被枪决了。这事绝非偶然，这乃是预谋的罪行。谁可能干这件事？现在还在对这件复杂案件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
[25]
苏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后，几百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干部给苏共中央写信阐述他们对基洛夫暗杀案件官方说法的怀疑，他们提出了不少有助于弄清这件罪行的事实和证据。
例如，苏共老党员И·П·阿列克萨欣说：他在“林科威”矿山遇到了另一个犯人杜波申，他过去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内务局局长。杜波申告诉阿列克萨欣说：他于1934年11月住在莫斯科“塞连特”旅馆时，有一次一个和内务部中央领导机构有密切联系的内务部负责工作人员跑进他们的房间。他说：“列宁格勒正在蕴酿着可怕的暗杀。”杜波申当时没有很注意到他说的这句话，但基洛夫被暗杀后他问了这个人原来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正在策划暗害基洛夫。”但那个人没有能给与令人满意的回答。
根据Е·П·伏罗洛夫（他1919年加入苏共，1934年在联共（布）中央工业部任机器制造司司长）的证实，12月1日早晨叶若夫（当时任工业部部长并受斯大林委托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在这里度过此日白天大部分时间。这是不寻常的事，过去叶若夫从来没有过在斯大林办公室逗留长达数小时之久的事。到晚上7点叶若夫来到工业部并把自己助手之一В·策萨尔斯基[26]叫来，要他准备和叶若夫一起立即去列宁格勒。
苏共党员И·М·库拉金（曾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任日丹诺夫的助手）证实，基洛夫被暗杀几个月后，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里索夫的妻子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一次。她说，她被强制送进疯人院，她有幸逃出来了，她要求给予保护，因为似乎有人要把她毒死。她还告诉库拉金，内务部讯问过她，企图了解在基洛夫被暗杀前她丈夫是否对她说过点什么。这个妇女同意把她转到任何一个普通的医院去。但库拉金无权不经过内务部对鲍里索娃采取任何措施。他打电话给内务局副局长询问能否把这位向他提出请求的妇女送到市立医院。经过同意，她进了医院。但过了一段时间库拉金得知：鲍里索娃在医院里死去了，她有被毒死的迹象。
П·И·斯莫罗金[27]的女儿М·斯莫罗金娜说，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麦德维基得知基洛夫被暗杀后，帽子都没有戴，大衣也没有穿就跑到斯莫尔尼宫去了。但在斯莫尔尼宫门口被一个他所不认识的来自莫斯科的契卡人员挡住了。这些人不知为什么比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到得还早。
基洛夫的好友П·П·彼得罗夫斯基的妻子С·Н·奥斯莫洛斯卡娅说，在基洛夫被暗杀前几天，企图暗杀彼得罗夫斯基：两个陌生人在街心公园用铁器殴打彼得罗夫斯基，但他有幸抱住了头，跑掉了。后来，在得到基洛夫被暗杀的消息时，彼得罗夫斯基马上说，这是斯大林干的。
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
还有，众所周知，在基洛夫被暗杀后不久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Ф·Д·麦德维基和他的副手扎波罗热茨，因被指责在国家安全基本要求方面表现出罪恶的疏忽而被调离工作岗位对这些内务局工作人员开始时惩罚得很轻，仅仅调到远东内务机关去工作。他们一直到1937年才被枪决。尼·谢·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不是毫无根据地说：“可以设想，枪决他们是为了对基洛夫谋害案件的组织者灭口。”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1934年12月1日晚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没有经过政治局决议（两天以后用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办了手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本决议中写道：
“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在侦察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1、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2、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3、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4、不接受判决上诉韦和赦免请求书。5、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28]
这一在我国和平时期条件下史无前例的决议为各种非法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因为任何“政治案件”，只要愿意的话，都可以称之为恐怖活动的准备。侦察过程缩短，限期只有十天，使审理案件只能表面化和直接进行伪造，这样就有碍去判断被审查的人有罪或无罪，有碍去调查清楚和这一或那一罪行有关的人。
依据此决议，12月1日正在各级法院审理的几十个和基洛夬谋害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被急急忙忙地交给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审理。几乎所有被告人都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巡回法庭于1934年12月5日的秘密会上判处枪决立即执行，并于次日，即举行基洛夫葬礼的日子公布了。列宁格勒枪决三十九人，莫斯科——二十九人。（通知中说，军事委员会还是撤回了几件由它审理的案件，以便进行补充侦查，这又一次证明，上述关于加快侦查过程的决议从法律方面看是多么荒唐。）几天内，又公布明斯克逮捕十二人（其中九人被枪决），基辅逮捕三十七人（其中二十八人被枪决）。[29]
关于基洛夫谋害案的整个侦查工作也同样是非常匆忙地进行的。在12月22日就发表了通报，说什么列·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恐怖组织是由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组成的，他们接受了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的委托而暗杀了基洛夫，这是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了报复基洛夫而干出来的，因为反对派和基洛夫有特别的帐要算。通报中也列出已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逮捕的“列宁格勒总部”成员的名单。他们当中太部分人过去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2月27日报纸上公布了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下面签字的有苏联总检察长安·亚·维辛斯基和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列·舍伊宁[30]。控告结论断言，谋害基洛夫是一个长远计划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暗杀斯大林和联共（布）其他领导人。还断言，已被发现的有两个阴谋恐怖组，一个由沙特斯基领导，另一个由卡达雷诺夫领导，后者委托尼古拉耶夫暗杀基洛夫。通报中说，凶手从某外国领事那里得到五千卢布，这个某领事是阴谋者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系人。（1934年12月底苏联驱逐了拉脱维亚总领事乔治·比辛尼耶克斯[31]。但拉脱维亚政府绝对否认它的领事和基洛夫谋害案有关系。）
从控告结论中可以看到，承认自己有罪的只有尼古拉耶夫和他的两个好友，然而他们不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其他被告人只承认自己参加过季诺维也夫小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说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总部”的成员。说季诺维也夫分子与基洛夫谋害案有关，而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小组的成员，唯一的证据是尼古拉耶夫本人的交待，可是这不仅和其他被告人的交待，而且与此案件有关的其它旁证材料相差很远。例如：此案件的物证——地址、各种记录材料、尼古拉耶夫的日记等并不能证明存在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说法。但是侦查员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所以在尼古拉耶夫那里找到的所有书面材料都在控告结论中极其简单地被宣布为伪造的，是为了“伪装”自己，制造假象而泡制出来的。
这充满矛盾的控告结论是此案唯一公开发表的材料。判决的全文，被告人的交待，被告人的最后的讲话，始终没有公布出来，而申诉人和辩护人的发言在这次审判中则根本没有，因为审理这一案件根本没有检察员和辩护人，被告人也根本无权提出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
根据参加审讯的军事法官А·Б·的说法，尼古拉耶夫在开庭审判时的表现同在斯大林询问他时不一样。他承认自己根据“列宁格勒总部”交给他的任务有意谋害基洛夫并揭发了这个“总部”的成员。大部分被告仍不承认自己有罪，许多人说自己第一次见到尼古拉耶夫。但这并没有妨碍判处所有被告人以枪决并立即执行。有关处决的通告是在12月30日报纸上发表的。
更重要的证据是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卡恰发的揭发。他于1934年12月一直在尼古拉耶夫的牢房中值班（因怕尼古拉耶夫自杀）。尼古拉耶夫把谋害案是如何组织的告诉了卡恰发，并说他已得到保存他生命的保证，条件是：他要指出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是此次恐怖行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尼古拉耶夫还问卡恰发：会不会骗了他？当法庭向尼古拉耶夫宣布了判决时，尼古拉耶夫喊叫起来并企图从押送者手中挣脱跑掉。
下面的事实也能说明问题。在此案件刚开始侦查时，斯大林询问列宁格勒内务局契卡人员，他们那里谁管原季诺维也夫分子案件，并要求把有关的整理好的材料给他送来。列宁格勒确实有一个秘密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小组。列宁格勒契卡人员知道这个小组的成员并要求基洛夫批准逮捕所有的成员。但基洛夫拒绝了，没有批准。他认为，对原反对派的成员不应镇压而应从思想上争取。所以在列宁格勒几乎没有逮捕过原反对派的成员。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分子名单连同上面的基洛夫批示放在内务部档案库里。此刻就已经送到斯大林手里了。斯大林得到这个名单和莫斯科季诺维也夫分子名单，便自己杜撰出一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总部”。这个由斯大林亲手杜撰的“总部”的所有成员名单至今还保存在斯大林的文库中。（不管怎么说，二十大后最初几年里这份手稿还存于斯大林文库中，有人拍过照和作过字体鉴定）斯大林把一些原反对派先列入“莫斯科总部”，后改为“列宁格勒总部”或相反。他的这一作法是很有代表性的。所有被斯大林点了名的人都被逮捕了。
不能不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加速侦查过程的抉议的部分在以后的年月里已不再使用了。多数“政治案件”的侦查一拖几个月。这再一次证明，正是在基洛夫谋害案中斯大林急需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法律惩处，使所有对他不利的痕迹被消灭掉。（《12月1日法令》的其它各条不但被保留了而且还加强了。所以在1937—1938年被指控为进行恐怖活动成为最常采用的控告。这类控告允许人们不去考虑审判和侦查的任何法律规定。）
谢·米·基洛夫被暗杀后，国内所有企业和机关立即召开职工大会和集会。在莫斯科，格·季诺维也夫作为中央消费合作总社领导成员在总社的大会上宣布了这次暗杀的消息。格·叶夫多基莫夫作为“奶制品总公司”管理局局长12月1日晩上在宣布这一暗杀事件的大会上讲了话。但是只过了几天，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加米涅夫和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许多领导人，都被逮捕了。
1935年1月经过短期侦查，对“新”反对派原领导人第一次开庭进行政治审判。被告是：格·叶·季诺维也夫、列·鲍·加米涅夫、格·叶·叶夫多基莫夫、А·М·格尔蒂克、И·П·巴卡耶夫、А·С·库克林[32]、Я·В·沙罗夫、Б·Л·布拉沃、С·М·盖森[33]等共十九人。
在非常短促的侦查过程中全国各地举行集会要求对所有被告判处枪决。但是,在这个案件侦查过程中还没有使用“不能允许的手段”，换言之，没有使用刑询，所以未能“证明”“莫斯科总部”和基洛夫谋害案有关。在审讯决议中说，“侦查结果没有得到充分根据足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分子教唆谋害谢·米·基洛夫的事实。”所以季诺维也夫“仅仅”被判处十年监禁，加米涅夫判处五年监禁。其他被告也得到类似的判处。
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即没有经过任何法律审理程序，对大批原来相当知名的党员判处二至五年监禁，他们被控告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总部成员。（这些人当中有：纳乌莫夫、彼·安·扎卢茨基、伊·维·瓦尔金—穆格拉泽[34]、А·П·科斯京娜、В·С·布拉赫、А·И·亚历山大罗夫、И·И·杰里科松等。）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给全国党组织发了一封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敌人的反革命巢穴。1935年初，所有的州，特别是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个高潮，后来在集中营里通常称之为“基洛夫急流”。同时，在列宁格勒进行了迁出大批原贵族和他们家属的运动，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任何地下的和反苏的活动。
在苏共二十二大后岀版的苏共党史著作，则没有一本上把谋害基洛夫归罪于季诺维也夫和季诺维也夫分子。
但在1934年，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支持者是谋害基洛夫的组织者的说法则显得很真实。因为大家知道，正是基洛夫于1926年接替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叶夫多基莫夫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者的职务。所以毫不奇怪，基洛夫被暗杀后，许多人的视线马上转到原列宁格勒反对派即新反对派方面。但这个由斯大林提出的看起来好象很清楚、很真实的说法迫使我们对它产生了怀疑。因为暗杀基洛夫——当时按他在党内的威信来说，仅次于斯大林的人——不会给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带来任何政治利益。相反，由斯大林领导的整个侦查过程及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另外一说法变得更为真实，即认为基洛夫谋害案不会不与斯大林有关。基洛夫长期以来是斯大林的朋友，但我们现在知道，对斯大林来说，如果事情涉及到要达到他所需要的政治目的的话，那么个人情谊又算得了什么。我们现在知道，在1937—1938年期间，斯大林的多少朋友和亲属都被枪决了。
似乎也没有必要为基洛夫涂脂抹粉。他也具备着所有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所具备的许多特点。二十年代末所发生的许多应该被谴责的事件，谢·米·基洛夫是很积极地参加了的。但是尽管如此，谢·米·基洛夫个人和斯大林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他平易近人，接近群众，具有充沛的精力，他的高度理论水平和讲演者的天才结合在一起，这一切使基洛夫当时成为全党的宠儿。基洛夫在国内的影响不断在增长，到1934年他在党内按他的威望来说无疑已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了。
我们也知道，1934年当斯大林患病时，产生了什么人可能去继承他总书记职务问题，中央政治局提出谢·米·基洛夫作为候选人。
斯大林很粗暴、多疑、残忍，而且是一个权力狂，他很难容忍那些才华出众的，独立性强的人在自己身边。基洛夫日益增长的威望和影响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嫉妒和怀疑。基洛夫在党内的极高威信和他不愿意总是在斯大林后边被牵着走的特点妨碍着斯大林实现他虚荣的想法。所以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基洛夫的死不会引起斯大林的任何惋惜。不仅如此，基洛夫的死给他以渴望已久的借口去严惩那些阻碍他实现无限权力的对手。基洛夫谋杀案成为斯大林在国内最后篡夺一切权力的一系列事件的重要环节。所以基洛夫被暗杀归罪于斯大林的说法虽然在1934—1935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夭却显得很真实，并从逻辑上和政治上几乎得到证实。相反，在1934—1935年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暗杀基洛夫案件中是有罪的说法好象很真实，可是今天却是不可想象的了。
三、关于1935—1936年上半年的镇压
在对原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领导人进行审讯后，整个1935年和1936年上半年国内和党内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这几个月各地党组织都进行“坦白和承认错误的运动”。女共产党员叶·谢·金兹堡[35]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满都是人的大礼堂变成了忏悔堂。虽然宽恕罪过往往是很不容易的（相反，忏悔者的发言往往被认为是不够的），但‘悔改’的规模越来越大。任何一次会上都照例有一个重点的人或重点的问题需要进行检查。人们检查自己对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理解和1923年对反对派观点表决时弃权，检查自己大国沙文主义‘旧病复发’和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估计不足，以及和一些什么‘罪人’相识，沉醉于迈耶尔赫里德[36]的戏剧等等……”[37]
一年半中每个州和共和国都有几十或几百人被捕，其中有原反对派成员，也有从来不属于反对派的共产党员。同时，许多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理由是“和敌对分子有联系”或“警惕性不高”。那时逮捕和开除党籍一般说来还不是大规模的，而是“有重点”的。原反对派的多数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在1935年和1936年初，还没有失去自由，甚至还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部门和学校里担任领导职务。在这几个月中，拉狄克、皮达可夫、布哈林和其它许多原反对派成员的文章几乎每天都在中央报刊和杂志上发表。
镇压还没有触及到党和国家最高层。但中层的一些工作人员：远东边区党委会成员巴·伊·沙巴尔金，伏尔加河—顿河管理局领导人之一В·В·嘉科夫等已被捕了。
1935年初列宁国家图书馆馆长、有名的党史学家弗·伊·涅夫斯基[38]被捕了，他过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军事组织领导人之一。根据Н·А·索恩采娃的证实，涅夫斯基是在不允许从图书馆书库里提取列宁图书馆保存的相当一部分政治文献（他不管斯大林所下的书面命令）后被捕的。他当时说：“我不是看门人，是受党的委托保存这些文献的。”
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受到迫害的大概只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阿维尔·叶努基泽，他被解除中央委员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但当时并没有被捕。叶努基泽过去是斯大林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被指责为丧失警惕性和道德败坏（这些伪造的罪名现在都已平反）。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审查叶努基泽问题时，有几个人发言反对他，叶努基泽本人虽然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他既没有交待错误，也没有提出反驳意见。中央全会后还继续在各级党组织中对叶努基泽进行“批判”。
由于陷害，当时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任市委书记的维·维·罗明纳兹死于非命。那时斯大林采取过一个办法，把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的审问记录的副本寄给政治局委员和其它一些著名的党的工作人员。有一份记录中记载着加米涅夫交待他自己在夏夭休假时和罗明纳兹的一次谈话。这就决定了后者的命运。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冶金工作者时的做法使罗明纳兹明白，斯大林已把他一笔勾销了。回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后，罗明纳兹不久被召去车里雅宾斯克，途中他在汽车里自杀了。
1936年取消了共产党员可以携带武器的决定，因为斯大林在准备对党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时还是怕有人给予反击。
1935—1936年在加强专横和镇压的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也加强了。对他歌功颂德越来越厉害。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斯大林的像，给斯大林的贺词，歌颂斯大林的文章、讲话等等。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竞赛，如何更鲜明地歌颂“伟大领袖”的功绩，表达对他的爱戴和忠诚。
1935—1936年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确实很显著。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形势大为好转。1934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十九，1935年——百分之二十三，1936年——百分之二十九。农业生产经过几年的停滞不前也开始增产：1935年农业总产值和1933年比较増加了百分之十八。配给制度取消了，开放了集体农庄粮食贸易。因为有了物质刺激，庄员对粮食増产的兴趣提高了。（而国家征购制度则因征购价格很低而不能引起这种刺激。）另一方面，市场价格也开始下降。1935—1936年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生活确实“比较愉快”了，一切都使劳动者产生了一定的热情。但是这种热情的表现被纳入那过分的和歪曲了的对斯大林的赞美的模式之中，一望而知，这都是有着一定的政洽企图的。与此同时，斯大林本人继续用各种办法鼓励和维持对他个人的迷信。最接近他的政治活动家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也极力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1935—1936年的镇压和逮捕在国内和党内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的极大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反对镇压的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更加没有顾忌了，1936年他着手实现在国内的篡权计划的下一阶段——策划旨在反对他原来的政敌和私敌以及反对全党的新的骇人听闻的阴谋。
四、对反对派领导人的审判
1936年8月15日所有报纸都发表了苏联检察院关于结朿基洛夫谋杀案的新审讯和关于惩办和这案件有关人的通报。这些人是：格·叶·季诺维也夫、列·鲍·加米涅夫、格·叶·叶夫多基莫夫、伊·尼·斯米尔诺夫、И·П·巴卡耶夫、瓦·阿·捷尔—瓦加尼扬[39]、С·Д·姆拉奇科夫斯基、Е·А·德雷采尔[40]、З·С·哥尔茨曼[41]、И·И·赖因霍尔德[42]和一系列其他原反对派成员，其中许多人已经是第二次坐在被告席上了。同时，通报中说，这些人已完全承认了自己既暗杀了基洛夫又组织反对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恐怖活动的罪行。
在1936年8月进行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方面没有发生任何“拒不认罪”现象。相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央和其他被告主动和流利地谈了自己在组织暗杀基洛夫时的作用以及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及丘巴尔、波斯蒂舍夫、柯秀尔、埃赫的计划。（大家知道，后四位我党活动家是两年后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枪决的，不必说，他们的被杀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无关。）
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说法，谋害斯大林似乎是准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期间进行的。这一行动，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来，应该导致全世界共产党人拥护托洛茨基的强大运动。而联共（布）中央的领导面对这一强大运动会仓皇失措并不可避免地要开始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谈判，请他们来领导党。
只有一个被告——伊·尼·斯米尔诺夫（他被宣布为我国全体托洛茨基分子的领导人）企图推翻审讯和预审中向他提出的大部分指控。但是他被其他被告的“交待”所“揭穿''，这些被告是：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叶夫多基莫夫、加米涅夫。
“联合总部”案件是公开审理的。但是这次审讯过程仍然是完全违背了最起码的法律程序的。没有提供出任何物证和文献证明来证实被告有罪。所有控告都自始至终建立在充满矛盾的被告人自己的“交待”和“承认”上面。他们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许多外国律师所提出的自愿为被告辩护的建议当然都被拒绝了。
对“联合总部”案件的审讯过程时间不算很长。被告的交待都是千篇一律的，其基本内容是供认他们各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或者更多的是讲这些罪行是如何由“总部”和个别成员策划出来的。
今天，这些“交待”的虚伪性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不难猜测，只有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才能强迫被告把类似的罪名加诸自己身上。但1936年党和人民对斯大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以及对苏联法院的信任还是很深的。
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审讯及对此所有被告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新的、波及全国的镇压浪潮。首先被捕的是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参加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和这些“人民敌人”有关的许多人。当时的报纸满篇都是关于暗藏的和伪装的托洛茨基分子被揭露出来的报导，可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想都没有想到要隐瞒或伪装自己的历史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庇护者”，“思想战线上的托洛茨基分子”，“在科学领域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坏”，“女作家谢列布里亚科娃[43]的托洛茨基分子沙龙”，“乌兹别吉斯坦土地人民委员部中托洛茨基分子的痕迹”——当时在所有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这样的文章。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案件的被告在预审时突然开始作补充交待，讲他们和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及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乌格拉诺夫、施略普尼柯夫等人的“有罪的”联系，这些原反对派成员当时还没有被捕。紧接着，1936年8月21日的报纸发表了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命令，宣布开始对上述和反革命阴谋案件有关人的侦查。全国的企业和机关纷纷集会要求“彻底搞清楚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和丑恶的恐怖分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指出，《消息报》社论也登了同样的要求，同时报纸的最后一页上标着该报总编辑就是布哈林。
拉狄克在审讯的第一天就发表了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文章，但他也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柯里尼柯夫及其他许多人一样很快被捕了。托姆斯基，根据报纸报道，自杀了。但是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大部分原“右倾”反对派成员在1936年底还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在9月10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侦查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总部审讯过程中有些被告的交待，他们供出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同他们的罪恶的反革命活动有不同程度的牵连。检察院通报说：“侦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但是，对所有原“右倾分子”来说，这只是暂时的喘息时间。
结束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的侦查，这显然是斯大林批准的。对他来说，这只是为更好的准备下一阶段镇压的一种策略。斯大林不仅暂时为布哈林“恢复了名誉”，而且还假装自己对布哈林怀有“美好感情”。据布哈林的妻子А·М·拉林娜说，1936年11月7日布哈林还没有被捕，他决定到红场庆祝节日，但不像过去那样上列宁墓，而是拿着《消息报》的通行证和妻子一起上了观礼台。А·М·拉林娜回忆说：“观礼台靠近列宁墓，斯大林从上面看到了布哈林。我突然看到有一个哨兵穿过密集的人群往布哈林方向走来。我认为他会建议布哈林离开此地或要逮捕他，但是哨兵敬了礼后说：‘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转告您，您站的不是您应站的地方，并请您上列宁墓。’”[44]
总之，1936年夏夭开始的接连不断的镇压，秋天和冬初有些平静了。恐怖活动之所以没有特别嚣张下去显然是因为在这时期全民正在讨论新宪法，而宪法条文规定保障我国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其他民主权利。更重要的是安全机构正在进行干部的大调整。斯大林已对雅戈达表示不满，他突然要求更换这个为他忠实服务的人民委员，理由是他没有能非常及时地“揭露”人民的敌人。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内容是：“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岀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四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
此后，1936年9月26日撤掉了雅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但他的这一职务也很快被免除，接着就被捕了。尼·伊·叶若夫马上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他在我国历史上，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起了最可耻和最可怕的作用。
叶若夫相当快就晋升为斯大林的宠臣和心腹。早在二十年代末，当时还是个比较年轻而且很少为人知晓的党的工作者叶若夫，任哈萨克斯坦一个州的州委书记。1929年他被任命为苏联土地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在党的十六大时，尼·伊·叶若夫只是列席代表。1930年叶若夫被调到党的机构工作。他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干部调配部和人事部部长。他还没有成为中央委员以前，在党内已是很有影响的入物，因为他决定许多重要人事安排和变动。就在这期间斯大林注意到他，他的特点是对“领袖”无条件的忠诚，百依百顺，勤勤恳恳，性格残忍而且智力较低。
在党的十七大叶若夫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从此他青云直上。他被选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工业部部长。从1935年起，叶若夫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不知叶若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样的贡献，他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在这一时期，叶若夫已代表党中央控制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并积极参与了对共产党员的首次逮捕和镇压。所以任命他为内务人民委员，对叶若夫本人来说并不是突然的。
和雅戈达一起被免除内务人民委员部职务、后来被捕的有他的许多助手，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构的主要干部和州内务局的局长。但是由雅戈达培训的内务部的许多干部仍保留在叶若夫手下工作。叶若夫对特务机关的工作业务还不了解，在这方面像扎科夫斯基、雷登斯[45]、弗里诺夫斯基[46]等人帮助他掌握了这项业务。
叶若夫被任命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更加扩大了人员编制。从1937年初起，镇压和恐怖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降临到我党和我国所有公民头上了。
1937年是从新的政治大审讯开头的。这次被军事委员会审判的有：格·列·皮达可夫、卡·伯·拉狄克、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Я·А·利夫希茨[47]、尼·伊·穆拉洛夫、雅·纳·德罗布尼斯[48]、米·索·博古斯拉夫斯基[49]、И·А·克尼亚捷夫[50]、С·А·拉泰恰克[51]、Б·О·诺尔金[52]、А·А·舍斯托夫[53]等共十七人，其中大部分被告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岀名活动家，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几乎所有被告在二十年代中期都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但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过去的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而现在他们都被指控为参加了所谓的“平行总部”，策划恐怖行动（其中一条也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被告被控告为企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并把沿阿穆尔河区和滨海边区交给日本，把白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交给德国，作为对这些国家在复辟资本主义所给予援助的报酬。
如果说1936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总部”案件没有辩护人，那么“平行总部”案件在表面上还是遵守了一些审判程序。多数被告都有由国家指定的辩护人。（但是这些辩护人中没有一个力图真正为自己所辩护的人加以辩护，以推翻那些不公道的毫无根据的控告。没有一个辩护人力图干预审讯过程，更没有对侦查机构结论提出怀疑。没有一个辩护人能够在对被辩护人没有压力的条件下和后者见面。所以毫不奇怪，辩护人的发言和国家公诉人的起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确信他的骇人听闻的“审查”机器是可以为所欲为之后，邀请了大批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出席审判会。不过，就在这时仍未公布任何能证明罪行的书面证据和物证。每当检察长宣布要交给法院“某一国外侦探机构”的什么材料时，公开审判立即停止，转为秘密审判。实际上审讯的唯一证据仍然只是被告人的供词。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什么因素迫使被告诚恳地承认自己的罪行呢？因为很据控告的内容，这些人早已完全丧失了任何羞耻和良心，已经堕落为雇佣的杀人犯和暗害者。因此他们已不能指望任何被宽恕的可能。更加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被告声明自己没有受到任何严刑拷打或逼供。也许为了及时防止这种疑问的产生，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他在这次开庭时作为国家公诉人）几乎向每一个“杀人犯、破坏者、叛徒和间谍”提出同一个问题：“什么动机使您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举一次类似对话作为例子来说明吧。维辛斯基问（穆拉洛夫，他被指控为组织西伯利亚的破坏和恐怖行动）：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坦白交待真实情况？在研究侦查过程材料时，我发现，您在几次询问中否认自己进行过地下工作……，讲一下您决定把一切都坦白出来的动机是什么。……”
穆拉洛夫答：“我想，使我能够克制自己并矢口否认一切问题，其中有三个原因……先从我的性格谈起。我是很急躁和器量小的人。把我监禁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受了委曲，所以很气愤。第二，我对托洛茨基有感情。第三，你们知道，任何事情都可能有过火的地方。我那时想，如果今后还把我当作托洛茨基分子的话，那么我就可能成为反革命的旗帜。这使我非常害怕。同时我亲眼看到干部队伍的成长，工业、国民经济在发展。我不是瞎子。所以我对自己说，要服从那个我曾在三次革命中积极为之奋斗的国家的利益……我怎么能够继续去危害这一事业呢？我的名字会成为那些还留在反革命行列中人们的旗帜。对我来说，这是决定性的，所以我说：好吧，去交待一切真实情况吧……”
[54]
这类“诚恳”坦白交待的虚假性是显而易见的。
1937年1月审讯过程中已完全肯定和清楚地点出了（或更确切说用被告人的嘴讲出来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间谍恐怖活动问题。
例如，拉狄克于1937年1月29日在他最后的讲话中说，“我还有一个罪过。我已经承认自己有罪并揭露了组织，但我顽固拒绝交待关于布哈林的问题。我知道，布哈林的处境和我一样毫无希望，因为我们的罪过就是不从法律上讲，而从实质上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亲密朋友，而精神友谊比其他任何友谊都更加牢固。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很受震动，我相信他会向苏维埃政权作出忠实的交待。所以我不愿意叫他被捆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我对我们其余干部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希望他们自己放下武器。这能说明我为什么一直到最后，眼看要审判了才懂得，如果我不把另一个恐怖组织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出席法庭。”[55]
拉狄克和其他人在自己的供词中非常肯定和详细地向法庭交待他和布哈林—李可夫小组之间的反革命的“联系”。〔无论拉狄克、皮达可夫还是穆拉洛夫都没有交待他们和军人小组的“联系”。他们当然很“诚恳”，但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朋友和战友。而后来的审讯确认这些“联系”是很密切的。看来，1937年初斯大林还没有安排逮捕图哈切夫斯基，所以他没有被包括到“平行总部”参与者伪造的“供词”中。）而正是拉狄克和“平行总部”其他成员的供词决定了原“右倾”反对派的命运。1937年1月17日的《消息报》上已经没有了总编辑尼·伊·布哈林的名字。阿·伊·李可夫也被撤职了。但是，斯大林还在拖延逮捕这些我党著名活动家的日期，而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已被逮捕和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适当加工的原“右倾分子”的“交待”材料，几乎每天都要送到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家里。这是一种精神刑罚，是斯大林的拿手好戏。他用这种办法对待自己不久前的反对论者。根据李可夫的家属证实，他在这些日子里想自杀，但家里人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他承认自己有罪。至于布哈林，为了抗议对他的控告，他在克里姆林宫自己家里宣布绝食。
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被提到中央二——三月全会上，所有参加会的人都给发了专门搜集好的、用以诬陷这两个原“右倾”反对派领导人的伪造的交待材料。斯大林甚至把他们两个人请到全会上。还继续绝食的布哈林出席了第一次会议。斯大林以他所特有的虚伪走到布哈林面前，并说：“你向谁宣布绝食——党中央？你看，尼古拉，你成了什么样子了，瘦得皮包骨，为你绝食向全会道歉吧！”布哈林回答：“有什么用呢？反正你们要把我开除党籍”。“谁也没有想开除你的党籍，”斯大林答道。
在全会上斯大林把指控和诬蔑布哈林的“主动权”交给了自己最亲近的助手，此时特别卖力的是莫洛托夫。当布哈林在全会发言中说到：“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不会说谎话！”时，莫洛托夫宣称不承认本身证明您是法西斯走狗，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中说，我们的审讯是有阴谋的。把您抓起来，您就会承认啦！”布哈林回家后说：“原来陷井在这里！”[56]
布哈林面对伪造的控告力图为自己辩护，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在全会上宣读了共同声明：他们述说在皮达可夫—拉狄克审讯中和其他被捕人供词中，一切反对他们的材料都属于诬陷材料；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该组织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委员会。斯大林向他喊道：“好吧，我们就叫你到那里去，你自己去看看好了”。
为了最后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命运，全会组成了一个以阿·伊·米高扬为主席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每个人都要表态（按字母表顺序：安德烈耶夫[57]、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科萨列夫等许多人）。字母以前的几乎所有的人的回答是：“逮捕、审判、枪毙。”轮到斯大林时，他说：“把案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这种提法在1937年的条件下和第一种提法没有什么区别，后边的其他一些人也重复了这一公式。（要指出，阿·伊·米高扬在问了所有出席会议的人们之后，自己没有表态，记录上没有写上他的意见。）
委员会的决议交给全会后，1937年2月底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开除了党籍并开除出中央，被捕了。斯大林在中央二——三月全会一次总结会上发言时要求加强同“人民敌人”的斗争，不管这些人打出什么旗号，托洛茨基的还是布哈林的。可是几天前他还说，淮也不打算开除布哈林的党籍。
但是对“右倾分子”案件的侦查拖延了一年多，审讯是在1938年3月举行的。苏联最高法庭军事委员会审判会议组成是：主席В·В·乌尔利赫[58]，成员И·О·马图列维奇[59]和Б·И·伊也夫列夫，秘书А·А·巴特涅尔。国家公诉人为维辛斯基。被任命为辩护人的是И·Д·布劳德和Н·В·柯莫多夫。
在这最后的对“人民敌人”公开的大审判中被告人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所谓“右倾”反对派的原领导者外，被告当中还有从来没有参加反对派的，是被捕后被斯大林亲自随意算到右倾反对派中去了的。此外这里还有原“左派”，所以审讯被称为“右派托洛茨基总部”。除了 1936年和1937年审讯中早已提出的控告（谋害基洛夫，策划谋害斯大林等）被重复用在新的被告头上外，还提出一些新的控告：谋害高尔基、古比雪夫、缅任斯基，1918年谋害列宁未遂，还有企图不仅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远东，而且还要使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都脱离苏联版图，并且把这些地方出卖给帝国主义。后两个地区似乎打算出卖给英国帝国主义，还说这些被告似乎从1921—1922年起就已和英帝国主义保持间谍联系。受审的被告有：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尼·尼·克列斯廷斯基，М·А·切尔诺夫[60]、伊·阿·捷连斯基[61]、格·费·格林柯[62]、阿·巴·罗森霍尔茨[63]、克·格·拉科夫斯基、В·И·伊万诺夫[64]、亨·格·雅戈达、法伊祖里·霍贾耶夫[65]、阿克马利·伊克拉莫夫、В·Ф·沙朗哥维奇[66]等。
在第一次审判会上，主席В·В·乌尔利赫宣读了控告结论后便逐个向被告提出同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自己有罪？”布哈林、李可夫和雅戈达都说：“是的，我承认。”可是轮到克列斯廷斯基时，他突然说：“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来没有参加‘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联盟。强加于我的罪行，没有一个与我有关，特别是不能承认我和德国侦探机构有联系的罪行。”
乌尔利赫慌了，再次提出自己的询问，他仍然得到同一的坚定的回答。审判委员会主席又问了其他被告，他们都承认自己有罪。此后，宣布休会二十分钟。
休会期间发生了些什么？无疑，将询问顺序改变了。排在首位的是别索诺夫[67]，他应该揭穿克列斯廷斯基。可是当维辛斯基为了查证别索诺夫的一些供词而审问克列斯廷斯基的时候，后者又一次推翻了自己在预审时的交待，并否认自己参加“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和从事间谍活动。维辛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的对话如下：
维辛斯基：和别索诺夫见过面吗？
克列斯廷斯基：是。
维：谈过话？
克：是。
维：谈什么？关于托派的事情？
克：我和他没有谈过，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那么，别索诺夫说了谎话，而您说的是实话了？！您从来都说实话吗？
克：不是。
维：就是说，别索诺夫说的是假话？
克：是。
维：但是，您也不总是说实话，对吗？
克：在案子审理过程中不是总说实话。
维：而在其他时间说的都是实话吗？
克：说实话。
维：为什么如此不尊重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您说的不是实话吗？请解释一下。（克列斯廷斯基沉默。）听不到回答。我没有问题了……。
维：主席同志，请您允许把克列斯廷斯基带到别索诺夫的旁边，使他能听得清楚一些。我怕他在关键时刻听力不好。（克列斯廷斯基移到别索诺夫身旁。）
维：我请别索诺夫专门为克列斯廷斯基重复一下已经讲过的话，并请克列斯廷斯基仔细听。（别索诺夫重复交待给德国搞间谍活动和自己及克列斯廷斯基同托洛茨基的联系。）
维辛斯基问克列斯廷斯基：您听到别索诺夫详细叙述了你们谈话的内容，其实质和您的说法距离太远。怎么办？
克：这些谈话内容是没有过的，尽管于1月对质时我承认了部分内容。
维：您和别索诺夫对质时承认了上述内容？
克：是。
维：那么，这个谈话有过？
克：没有……我没有参加托洛茨基总部，因为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从来都不是？
克：不，1927年以前我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那么，您在1927年以前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克：是。
维：1927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托洛茨基分子了？
克：在党的十五大以前……我和托洛茨基本人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裂以1927年11月27日为标志，这时我通过刚从美国回来正在莫斯科的谢列布里亚科夫给托洛茨基发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我尖锐批评了他，是一封措词强硬的信……
维：我们这里没有这封信。我们有另外一封信，这是您给托洛茨基的信。
克：我所说的那封信在法院侦查员那里，因为这封信是在搜查时拿走的，请你们把这封信归案。
维：在您的案卷中只有1927年7月11日的信，是在搜查时没收的。
克：11月27日的信也在那里。
维：没有这封信。
克：不可能。
维：我在预审中询问您时，您说的是实话吗？
克：不是。
维：您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请您讲假话了吗？
克：不是。
维：我请您讲实话了吗？你这样说过。
维：您为什么在我请您说实话时，还是说假话？使侦查员把假话记录下来，然后您又在上面签字？
克：我过去在预审时的交待是不对的。
维：……那么后来您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待。
克：后来也一直没有改变假交待，因为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在开庭审判会之前（如果能够开庭的话），我不可能推翻自己的供词。
维：而现在您以为您能够推翻您的供词吗？
克：不是，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我声明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维：您说过，您自己处在特别秘密地位。什么是“特别秘密地位”？
克：您知道。
维：您不要把我当作这一案件的证人。我问您，什么叫特别秘密地位？
克：这句话是在我7月5日或9日供词中，而这个供词从头至尾是不对的。
维：您使检察院造成误解……为什么您要我也陷于误解？
克：我就是认为，如果我以前讲了今天我说的这些话，就是说，如果我讲事情都是不符实的，那么我这样的声明是不会被送到党和政府领导人那里。
维：但是您已在记录下面签了字？
克：签了字。
维：您记得吗，我不是直截了当地问过您，对调查有什么声明或意见吗……现在让我来读一下您对侦查员舍伊宁的回答。
克列斯廷斯基的答复是：“我对调查没有任何意见”。
接着维辛斯基再一次询问别索诺夫，然后宣布休会两小时。外国记者纷纷跑到电话接谈处，把克列斯廷斯基的表现报告自己的报纸。
3月2日晚是开庭审问格林柯和切尔诺夫。当他们交待自己通过克列斯廷斯基和法西斯建立联系时，维辛斯基又询问克列斯廷斯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克列斯廷斯基又一次坚决否认自己和法西斯有任何联系。
3月3日上午的会上，维辛斯基审问伊万诺夫、布哈林、祖巴列夫[68]和证人瓦西利耶夫。没有再问到克列斯廷斯基任何问题。但是3月3日晚上法庭在审问拉科夫斯基时，维辛斯基又审问克列斯廷斯基：
维辛斯基：您已听到了拉科夫斯基有关您所谓脱离托洛茨基主义的详细说明。您是否认为拉科夫斯基的解释是正确的？
克列斯廷斯基：他说的是对的。
维：如果拉科夫斯基在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对的话，您是否还要继续欺骗法庭，否认自己预审供词的正确性？
克：我完全承认预审时我的供词。
维：……那么您昨天的声明是怎么回事？这只能解释为托洛茨基分子在审判会上的阴谋伎俩。
克：昨天因受到一时的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支配，因为坐在被告席上和宣读控告结论时给我以极沉重的印象，使我的精神状态不允许我说真话，不允许我说出自己是有罪的。所以自己本应说：是的，我有罪。可是我很机械地事不由己地说：不，我没有罪。
维：机械地？
克：我实在无能为力在世界舆论面前说出自己始终进行托派活动，反对苏维埃政权。我请法庭记录下来我的声明：我完全承认自己有罪，接受向我本人提出的所有性质严重的控告，我承认自己对我的卖国行为和叛变行为负全部责任。
维：我对被告人克列斯廷斯基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69]
尼·伊·布哈林在审判过程中的交待也很值得重视和分析。从审讯速记稿中可看到，布哈林从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有下面几条罪状：
a）参加了反革命的“右派—托洛茨基联盟”；
b）参加了反革命的右派组织；
c）是这个“右派—托洛茨基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回答这个组织的目标问题时，布哈林说：“他追求的主要目标实质上——虽然说起来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说在思想上还没有想清楚——就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利用苏维埃政权遇到的所有困难，包括利用战争，可以预料战争在未来是要发生的。”[70]但是在回答维辛斯基和乌尔利赫所提出来的关于具体罪行的问题时，布哈林虽不采取克列斯廷斯基那种强硬态度，但他力图推翻其中的许多控告。例如，布哈林否认自己直接参与了任何间谍活动。他否认自己和暗杀基洛夫、缅任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姆·彼什科夫[71]有关。布哈林否认“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18年有谋害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的计划，并反驳与此有关的证人雅科夫列娃[72]和曼采夫[73]的交待。
维辛斯基：这是您的说法，可是雅科夫列娃说的和您讲的正相反，那么，她说的是假话吗？
布哈林：我不同意她所说的，她说的是假话。
维：那么，曼采夫说的也是假话吗？
布：是的，他说的也是假话。我说的都是我所知道的事，至于他们怎么说，这要问他们自己的良心。
维：揭发您的是您过去的三名同伙，这您应该如何解释呢？
布：您要看到，我既没有足够的证据，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去进行心理分析，使我能够答复这个问题。
维：不能解释？
布：不是不能，很简单，是拒绝解释。
[74]
最后，布哈林在他最后讲话中对整个审讯给予了一定的法律评价。他说：“被告人的承认不一定需要。被告人的承认只是中世纪的法律原则。”他在这里指的正是完全建立在被告人口供基础上的审判。所以毫不奇怪，对布哈林的询问引起了“审判官”的愤怒。在一次审判会上主席乌尔利赫忍不住了，他对布哈林宣称：“您还在绕弯子，关于您的罪行并没有交待出什么。”[75]
布哈林表现中的某种策略手法维辛斯基也发现了。他说：“看来，您是遵循一定的策略，并不愿意说出真话，而是用源源不绝的词藻掩盖自己耍的花招，讲一大堆政治、哲学、理论等等道理，可是这些东西您应该永远忘掉，因为您的罪行是间谍活动。根据侦查材料，您显然是一个侦探机构的间谍。所以放弃您耍的那些花招吧。”[76]
有关布哈林采取的特殊策略，当时的报纸上也提到过。《消息报》写道：“这一套都是策略。布哈林的一切回答都是以这个策略为指导。没有一句直接的回答，一直到对质或交相询问或证人供词足以证明为止，逼得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最凶恶的最卑鄙的罪人。这个策略的目的就是什么都不说，他用科学形式的语言把对他的控告搞乱，颠倒是非，以达到隐蔽自己的目的。干打雷不下雨地宣称他对一切负责，可是对他的一切具体的控告都推翻了。”[77]
一些现代研究者（И·А·勒—奥里），依据对布哈林当时的交待和行为的分析认为，布哈林完全自觉地力图不直接和审判员冲突而击中审判在法律上面的要害，指出这次审判是非法的，被告供词也是假的。（这次审判的目睹者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Ф·马克林准将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也持这种观点。）
※ ※ ※
大家知道，“平行总部”和“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的大部分被吿人被法院判处枪决。只有几个被告被判了不同限期的监禁（普列特涅夫[78]、拉科夫斯基、别索诺夫、拉狄克、阿尔诺德[79]等）。但他们后来也通过各种途径在被监禁的地方全部都死于非命了。如：别索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奥新斯基[80]于1941年战争爆发后被转移到奥勒尔监狱，并未经过任何审判被枪决了。1936—1938年莫斯科政治审判时判决的人没有一个活了下来，也从来没有一个人重新获得自由。
列·托洛茨基也被缺席判处死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它在国外组织了对托洛茨基的真正的追捕。三十年代后半期几次暗害托洛茨基未遂，其中有些外国共产党员也参与了这个活动。这以后不久，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81]在非常奇怪的情况下死去了，后来托洛茨基的一个女秘书被暗害。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本人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里的那幢严加防守的住宅中也被暗害了。杀他的凶手是年轻的西班牙共产党员，内务人民委员部暗探拉蒙·梅尔卡德[82]。他设法取得了托洛茨基身边的关系亲密的人和卫队的信任。有一次和托洛茨基见面时，梅尔卡德用凿冰斧头砍了托洛茨基头部。凶手未能逃脱，墨西哥法院判了他二十年监禁。斯大林命令给拉蒙·梅尔卡德授与苏联英雄称号，他的母亲因帮助他实现暗害而授与列宁勋章。这次行动的领导者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重要工作人员埃廷根[83]也被授与列宁勋章。[84]
五、莫斯科“公开”政治审判是假案
英国共产党一位领导人帕·杜德在苏共二十二大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1936—1938年苏联“公开”审判时说：“对这些审判的最后评价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事情，而这些审判是否有道理，许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85]我们自然不能同意这个观点。不仅是将来的历史学家，而是当代的每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都有权了解有关1936—1938年审判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些事情对我国战前和战后整个政治形势起了多么巨大的影响。因为真实情况就是：上述政治案件都完全是假案。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只有很小一部分被告供词符合真实情况，比如说他们这些反对派过去的某些活动。很明显，是原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和基洛夫谋害有关，谋害基洛夫案件决不是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布哈林授意组织的。
在有关克列斯廷斯基同别索诺夫和德国国防军有联系的口供中也有一部分是事实。但在这些联系中没有任何间谍或叛卖行为。克列斯廷斯基同别索诺夫在1921—1922年确实和国防军代表见过面。但是他们这些会面是根据苏德政府在拉巴洛达成的秘密协议而进行的，是经过列宁批准的，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斯大林也是不可能不了解这些会晤情况的。二十年代初期对苏联政府来说，突破西方列强对苏联外交上的孤立和经济封锁是很重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和战败的德国之间达成某些协议，甚至包括在军事问题上达成协议，对我国是有利的。但是经过17年后把这些国际协议说成是克列斯廷斯基、别索诺夫和托洛茨基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荒唐的了。
至于其他大部分被告的口供，那显然都是谎话，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刑讯室里由惨无人道的审讯员蓄意逼着被告招供而炮制出来的。
人所共知，今天再也不会有人控告原来的反对派，说他们谋害了基洛夫、高尔基、古比雪夫、缅任斯基。对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加马尔尼克[86]、乌博列维奇[87]和其他苏联著名军事将领的彻底的无条件的平反，也证明在最后一次审判“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时提出来的大部分指控是假的。正是因为被告人和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军人的“有罪的联系”构成这次审判的主要案由。1938年3月在审判中有些被告是多么“坦率和诚恳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指出亚基尔和“右派”分子有勾结，说他们共同委托一个恐怖分子去杀害叶若夫，而加马尔尼克仿佛又委托另一个恐怖分子杀害斯大林。“右派”分子还在他们的口供中揭发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早在1934年就策划攻取克里姆林宫，杀害中央委员和逮捕党的十七大代表。在这次审判中沙朗哥维奇也“坦率”交待白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戈洛杰德[88]和切尔维亚科夫[89]似乎是波兰间谍，白俄罗斯的任何重要任命都要经波兰暗探机构的批准才行。现在戈洛杰德和切尔维亚科夫都已完全恢复名誉。乌兹别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阿·伊克拉莫夫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法·霍贾耶夫也已完全恢复了名誉，可是当时对右派分子审判时诬陷他们力图把中亚细亚交给英国人之说也曾甚嚣尘上。《真理报》1964年4月9日的文章称伊克拉莫夫为列宁党的忠实战士。《消息报》称霍贾耶夫为“为伟大事业而斗争的战士”[90]。在同一审判中，被吿人经常提到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鲁祖塔克的名字，称他为同伙。现在鲁祖塔克也死后被彻底平反了。叶努基泽也同样完全恢复了名誉，而如果相信李可夫当时的口供的话，那么，当时也说他曾出席了“托洛茨基—布哈林总部”的秘密会议，而且在这次会上还似乎通过了谋害基洛夫的决议。
在审判“平行总部”案件过程中有关1934年在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谋害莫洛托夫未遂问题占了很大的比重。许多被告人（穆拉洛夫、阿尔诺德等）详细讲述了如何组织这一次行动，什么人坚持要暗杀莫洛托夫云云。但我们现在从尼·米·什维尔尼克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知道，1934年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根本没有过任何谋害莫洛托夫未遂案件，这事完全是莫洛托夫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出来的。
上面我们已讲过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他是在对右派分子审判中的主要被告人，他原来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审判第一天时，克列斯廷斯基企图否认强加在他头上的诬告，此后所有报纸都谩骂他。可是在1963年，伊·迈斯基[91]院士所描绘的克列斯廷斯基的形象则是完全另一个样子，说他是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之一，和李维诺夫[92]、契切林、克拉辛一起为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打下列宁对外政策的基础[93]。《历史百科全书》也给克列斯廷斯基活动以很高的评价。[94]
1964年2月《真理报》发表了列·斯·邵武勉纪念党的十七大三十周年的文章。在列举我们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优秀布尔什维克的名单时，提到了苏联财政人民委员格·费·格林柯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伊·阿·捷连斯基。而他们在对右派分子审判时曾被指控为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并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那时曾断言，捷连斯基从1911年起是沙皇的密探并出卖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现在原林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В·И·伊万诺夫也被彻底平反，可是当时他不仅被控告为参加了“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而且说他从中学八年级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密探[95]。
高尔基的私人秘书П·П·克留奇科夫[96]也被平反，他在“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中被指控为暗害高尔基和他儿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的人。在最近出版的И·С·什卡普著的《和高尔基在一起的七年》一书中，多处提到克留奇科夫。
1904年入党的瓦·尼·雅科夫列娃也被彻底平反了。她在对右派分子审判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在法庭上宣读了事先由侦查员准备好的假交待材料（根据苏共党员Р·Г·金玆堡的证实，雅科夫列娃于1938年被杀害前告诉同牢的同志们，请他们在出狱后转告人们，她是在法庭的压力下被迫作出了那些完全伪造的交待）。
这种能够证明三十年代政治审判中被告人所交待的假材料和事实的清单还可以继续列举。
至今为止，所有在莫斯科政治审判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公民权都已被恢复，其中十七人恢复了党籍。这样一来，所有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平行总部”和“右派—托洛茨基总部”的控告结论和判决实际上已经撤销了，但是正式的和公开的撤销判决可惜还没有实现。
党的二十大后出版的所有党史方面的书再也没有提到三十年代的审判，1960年和1961年出版的苏共党史教科书也没有提到这些审判。只是在1962年的苏共党史教科书中出现了两行关于三十年代政治审判案的话。这本教科书写道：“三十年代的镇压是针对原来的思想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被说成是帝国主义、外国暗探机构的奸细。” 1964年在《苏联历史》第9卷的样本中出现了比较肯定和详细的，但相当谨慎的对三十年代审判案的评价，这本书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写的，曾分发给我国的历史学家供讨论用。样本中写道：“基洛夫被暗杀后，1935—1938年期间对原反对派进行了四次审判：1935年1月、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其中三次是公开审判。所有被追究责任的人指控为出卖祖国，进行间谍活动，破坏活动，策划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的恐怖行动，以及暗杀了高尔基和其他的人。对原材料的分析表明，甚至在公开审判时案件的审理也是违犯法律程序的。犯罪的根据建立在被告的交待基础上的，这和无罪的推论原则是直接相违背的。卡·伯·拉狄克在审讯时宣称，整个的审讯建立在两个人的口供上面，即他和皮达可夫的口供，并带讽刺地问维辛斯基：既然我们是土匪和间谍，我们的口供怎么能作为证据呢？他问维辛斯基：“您坚信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无可辩驳的真话吗？您的坚信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现在已完全查明，审讯过程中多数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的交待是无根据的。这就使整个口供的确实性引起了怀疑。总检察长安·亚·维辛斯基的做法是对法律程序的粗暴违犯。例如：当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拒绝承认自己被指控的那些罪时，维辛斯基宣布休会，直至第二天才恢复审问。当再次审问时，克列斯廷斯基说，他是机械地事不由己地回答：“不，我没有罪”，而应该说：“是，我有罪。”尼·伊·布哈林断然说自己没有参加策划暗杀和破坏的活动，法院提出的对他这方面的指控没有任何证据。他说：“除了沙朗哥维奇口供外，你们没有任何证明，而关于这个人，我在听到控吿结论之前根本没有听说过。”维辛斯基在指控发言中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厚颜无耻地宣称：起诉时并不是所有罪行都需要有证据。上述一切情况促使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在审讯过程中粗暴地违犯了法律。”[97]
虽然有以上这类证据，为什么对这些案件连撤销手续都没有进行呢？为什么许多在逮捕前是党员的被告人还没有恢复党籍呢？在这些方面，不可能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辩解。
尼·伊·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请他的妻子А·М·拉林娜把这封信背下来。拉林娜从监禁中被释放后把这封信写下来了，并于1961年3月准备为布哈林平反时交给了党的监察委员会。尼·伊·布哈林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他们这些行动非常果断而且是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人间，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思想指导了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了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了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从事最可卑的事情，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
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为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的。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丝毫无罪的头会株连几千无罪的人，因为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7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在右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曾有过。关于留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十八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等于说：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
[98]一辈子从事和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作斗争，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莪希望后代不要对我的批评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又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于您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象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夭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的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者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洒的一滴血。
尼·布哈林”
这封信不仅说明了布哈林的悲剧，而且也说明了他直到最后也没有懂得所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可怕的含义。在这封信里布哈林只为自己辩护，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其他已经被处以死刑或被捕的我党活动家。布哈林写道，他一点也不知道关于留京和乌格拉诺夫秘密组织的存在，并没有对这些“秘密组织”是否存在发生怀疑。布哈林还首先强调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但不管怎样，对这封世界闻名的信不能在今后不给予答复。
在苏共二十二大后，我党的四名最老的活动家，叶·斯塔索娃[99]（1898年入党），维·卡尔宾斯基[100]（1898年入党），Р·卡塔尼扬[101]（1903年入党）和А·鲁登科（1905年入党），写了一封信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同志们！我们向您们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走过的三十年的道路是很复杂的。他犯过理论和政治方面的严重错误，列宁不止一次狠狠地批评了他。但是列宁批评布哈林从来没有怀疑布哈林对党和革命的忠诚；这是在布尔什维主义基本问题上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之间的批评和争论。
尼·布哈林是具有这样特点的人：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是没有虚伪自尊心的，而且改正了这些错误。正是因为这点他在列宁时代并不因为他犯过错误把他开除出党，而是继续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做了十二年中央党报《真理报》的编辑。
列宁给予一些党的工作者以某种总结性鉴定时充分估计了他们的历史，他在‘遗嘱’中称布哈林为‘党的最宝贵的，最大的理论家。’
布哈林在1937年‘审讯’时，仅仅根据所谓的他进行过间谍和恐怖活动的口供而被开除党籍和开除出中央，而这些口供的荒谬性，现在是一目了然的了。苏共中央委员彼·波斯佩洛夫
[102]同志于1962年12月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毫不含糊地说（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布哈林当然不是间谍或恐怖分子。怎么可以在两千人参加的大会上和在报纸上已经肯定了他之后，仍保留法院对他的判决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因为这是完全不能构成罪行的对他的判决和处分。
这使法院丧失威信。他被审判和开除党籍并不是因为在布加勒斯特和约问题上，以及在集体化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时他所犯的错误。
废除非法判决和恢复布哈林的党籍不仅是为我党列宁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活动家个人申张正义，而且对相应时期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重要作用，现在因为禁止提布哈林的名字因而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我们关于布哈林只能写坏的，因而导致对有关历史时期的歪曲。
我们想，恢复真象和废除建立在假材料基础上的决议只能更进一步提高我党的威信和我国的威望。
我们在我党光荣历史的许多阶段都亲自了解布哈林，了解他作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缺点和优点。我们完全了解和同意列宁在他生前最后几天里好像向党告别时所讲的关于尼古拉·布哈林的那样亲切的话：‘党的合法的宠儿’。这些话是列宁讲到别人时所没有谈过的。
这些话使我们所有的人负有更大的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故迫使我们请求你们——中央主席团成员们，请求你们不要把具有列宁这样评价的人的名字留在叛徒营堡中，取消1937年对布哈林的指控，恢复他的名誉，撤销判决和恢复他的党籍。
列宁称之为‘党的合法的宠儿’的人不能留在叛徒和被党抛弃的人的名单之中。”
这封信也仍然还没有得到回答，尽管在这封信上面签了字的四名最老的党员今天都已不在人间了。
终究必须懂得，保持沉默这种臭名昭著的方法对我们历史科学来说是多么荒谬和可笑。荒谬和可笑地作出一付样子，似乎三十年代中期没有任何政治审判，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托姆斯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从来都不是我党和我国的杰出的领导者，似乎他们从来没有在列宁领导下工作过，他们虽然犯过许多甚至常常是很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但他们都在我党内进行过巨大的和有益的工作。荒谬和可笑的是，上述这些活动家的名字，在今天我们出版的百科全书和参考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如果不得不把这些人的名字包括进某一个人名索引时，下面也只是“很关心地”列举他们的毛病、缺点和错误。
这里所涉及的是我们历史科学的荣誉，它应对每一个历史活动家严格地按他的功过，给予评价。如果在指出我党和人民伟大而无可争辩的成就的同时，我们的历史科学不忘记所有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斗争、往往是以鲜血帮助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建立的那些人们的话，那才是列宁式高尚感情的真正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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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叶若夫和雅戈达利用了什么方法准备了三十年代的非法审讯，他们怎样从过去许多是坚强革命者的被告人那里得到斯大林所需要的“口供”和“交待”？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有各种不同的假设。例如，曾有这样的推测：在法庭上作为“被告人”的不是布哈林、加米涅夫、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而是化了装的专门训练出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探。但是这个推测被曾出席审判会的一些苏联同志推翻了（叶·亚·格涅金[103]、伊·格·爱伦堡等）。例如，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会，他同本书作者谈话时肯定地说，坐在被告席上的正是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罗森霍尔茨、拉科夫斯基等人。但爱伦堡又说，大多数被告人精神萎靡不振，都很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作交待，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和风度。被告人发言中虽有一些本人所特有的词汇，但许多被告人显然不是用自己的语言讲话的，而是用一种中等水平办事员的语言，他们使用的一些提法是在过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用过的。同时，这些人并没有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他们不久前受到长时间的严刑拷打。爱伦堡根据自己的观察作出这样的推测，说许多被告人是受着使人失去意志的药物的支配。这种说法值得注意。医药中是有这样的药物，它能使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人变为顺从的傀儡。
老党员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1919年入党）证实，她被监禁时在一个拘留所中遇到内战时期就熟悉的列福尔托沃监狱的医生。这位医生告诉别尔季切夫斯卡娅说：对“右派分子”审讯开始后第二天，她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见到了被毒打得浑身是血的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所以别尔季切夫斯卡娅推测，如果第一天在审判会上出席的克列斯廷斯基是真的话，那么以后的审判会上在被告席上的是和他长得相像的人。在审理这一案件的过程中，受委托办理有关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些具体事务的叶·阿·格涅金认为，这种推测是可能的。根据К·伊克拉莫夫的证实，他在集中营里见过一个出席过这次审判会的人，这个人在1937年以前就很熟悉克列斯廷斯基。他告诉伊克拉莫夫说：“你知道，他们显然是对克列斯廷斯基使用了某种可怕的办法，因为第二天我简直认不出克列斯廷斯基。他连声音都变了。”
今天有些同志说，侦查人员可能使用了催眠和催眠暗示方法。和这有关的是三十年代中期，当时有名的催眠专家阿尔诺利德失踪了。
有些外国作者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在准备审判时对犯人采用对思想和心理起作用某种很有效的手段。一位西方历史学家Ф·费托[104]写道：“这些手段是：他们专门利用被告人的诚挚，在被告人不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面目的情况下打主意，因为他们都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在现阶段历史条件下，在激烈阶级斗争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他们依赖搞骇人听闻的各种证明体系，依靠这些人的信念和诚挚，说服他们，因为根据他们似乎是赞同的观点或者他们诚实地认为是他们所赞同的观点，他们在‘客观’上（用我们的语言‘不自觉地’）成为罪人，成为自己敌人的同盟军，不自觉地成为敌人的工具。一旦就这点说服了他们，他们就好像被卷入齿轮联动机里一样，就必须同意满足对他们提出来的一切要求，使他们愿意在真正的审判官（即在后代及自己的良心）面前赎罪，为了那怕是最后一次为党作一件大有益处的事情，因为这个党的领袖已经认为他们的活动是有害的，和职业革命家的称号不相称的了。胜利者永远而且肯定是正确的。所以他给失败者提供挽救党的统一、团结和荣誉的可能性，因为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他们的过失（他们自己承认了这点）受到了威胁。所以那些在全体党员，也可能在全国人民看来是新政策的反对派的人，他们应该把自己说成是不可救药的、卑鄙无耻的家伙，不值得尊敬和怜悯的鬼迷心窍的人，从来没有做过，甚至也从来没有想去做一件对共产主义运动有好处的事，诚实的有益的事情”。[105]А·柯斯特勒[106]在自己的小说《中午的暮色》中也持这种说法。[107]
所有上述的这些推测显然都有部分的道理。无论是在1930—1931年审判的准备阶段，还是在1936—1938年的审判中，都对被告人采取过各种“加工”方法。但是我们掌握的一些证据，说明在预审时侦查员在对付上述审判中多数被告人的主要办法是极残酷的非刑拷打，使这些人的毅力被摧残，使他们被迫接受由侦查员早已写好的这样或那样的关于他们“罪行”说法，并在这些材料上签字。苏共党员Н·К·伊柳赫夫证实，1938年他在布蒂尔卡监狱和别索诺夫关在同一牢房里，别索诺夫在对“右倾分子”审判中被判处长期监禁。别索诺夫和伊柳赫夫在红色教授学院里从事教学工作时很熟，他告诉伊柳赫夫，在审判前对他长时间地进行了非刑拷打。最初对他连续17昼夜采取了“车轮战术”[108]，不让他睡觉，不给饭吃。别索诺夫倒下去，失去知觉，但他被弄醒过来，一次一次地叫他站起来。后来开始有计划的拷打，把他的肾脏打坏了，使这个原来很健康结实的人成为消瘦不堪、精疲力尽的残废人。对待有些被告人采取了更加卑鄙的方法。有人证明，布哈林是在侦查员威胁他要把他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消灭后才开始“交待”的，而克列斯廷斯基是在威胁要把他的妻子和女儿打死后才在侦查记录上签了字。因为事先对被告人宣布，如果他们在审讯时不提供所需要的口供的话，那么审判后还要对他们严刑拷打。同时，又对许多被告人许愿要保留他们的生命，把他们派到北方或远东地区作党的或苏维埃的工作。还劝说一些人，说他们的口供是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需要，将来会为他们平反。根据德罗布尼斯的妻子证实，在准备对“平行总部”审讯时，对她的丈夫许过这种愿。德罗布尼斯设法转告家属，“要他们不要担心”。有材料证明，拉狄克同样被这种许愿所说服，在准备他的主要罪行控告材料时，他自愿和侦查员合作。不用说，这些许愿一条也没有兑现。索柯里尼柯夫也对同牢房的人讲过严刑拷打之事。
六、对原反对派成员的大规模的镇压
斯大林在1937年3月5日中央全会上说，要镇压那些还继续忠实于托洛茨基的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声称：“我们的同志当中有一定数量的原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早已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和这个主义进行斗争。如果打击这样的同志那是很愚蠢的。”
斯大林的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地方机构开始缩小镇压的范围。但这些机构很快又得到适当的解释，因此镇压又以比过去更大的规模重新恢复了。到1937年底实际上几乎所有原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在这方面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攻克冬宫的领导者之一，逮捕临时政府的英雄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命运非常典型。这位十月革命的非凡英雄，后来在内战时期不仅指挥了军团，而且还指挥了方面军，他在1923—1927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但1927年后他完全脱离了托洛茨基并谴责了托派的政治路线。所以党又信任他，安排给他重要军事和政治工作。1936—1937年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西班牙作战。1937年8月他被召回莫斯科，回来后，一个月都没有分配他任何工作。9月斯大林把他叫到克里姆林宫，同他谈了有关西班牙的事情[109]。
这次谈话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司法人民委员。这样，就把共和国范围内正确遵守法律的责任放在他身上。但是几个星期以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突然被捕了，不久被枪决了[110]。
著名革命者Е·埃什巴[111]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积极参加了高加索的革命活动和内战，于1921年领导了阿布哈兹劳动人民起义。1926年埃什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但很快脱离了它并承认了错误，他被恢复了党籍。以后，埃什巴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担任重要职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他的一切力量。但是1937年埃什巴被控告他参加托洛茨基活动而被捕身亡了[112]。
现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埃什巴已被昭雪平反，同我党一名最老的党员亚·康·沃龙斯基一样，他是列宁时代有声望的批评家和政论家。他在1925—1928年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但后来和它断绝了关系。
原反对派死于非命的还有Г·Ф·费多罗夫[113]——他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第一号党证享有者，他在三十年代中期担任全苏地图托拉斯的领导人。《消息报》登了一篇长文，纪念这有功绩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工人自修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积极参加十月武装起义的人[114]。但这篇文章却没有提到费多罗夫于1937年披枪决的事。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在逮捕和消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反对派原成员的同时，还打击了其他较早和较小的反对派。如“民主集中派"（1920—1921年）的许多成员被捕了，可是他们在1937年任何反党的事情都没有做过（苏联中央统计局领导人Н·奥新斯基，莫·斯图科夫[115]，И·К·达什科夫斯基等）。所谓“工人反对派”（1920—1922年）的领导者和成员也被捕了（叶·伊格纳托夫、亚·施略普尼柯夫等）。其中后来被平反的有阿·谢·基谢廖夫[116]，他是1898年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和我党著名活动家，1924—1938年担任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二十年代初阿·谢·基谢廖夫参加过“工人反对派”，但很快就脱离了他们。可是他仍被逮捕并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工人反对派”的另一名成员尼·阿·库比雅克也被捕牺牲了。他最后的职务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土地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全苏城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
所谓司尔佐夫—罗明纳兹小组的大部分成员也牺牲了。各加盟共和国中对过去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倾向派”的党员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如布都·穆季瓦尼等）。
这些1937—1938年间遭到镇压的人，早已没有进行任何反对派活动了，有些人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到。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现在虽然讲的是逮捕了“没有再参加反对派”的人，但我们完全不是说，反对派活动本身可以成为刑事追究的理由。
1935—1937年间，内务部机构在大规模地逮捕党内反对派成员的同时，也逮捕了其他党派原成员即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崩得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等，他们都是前几次镇压的幸存者或者是在内战结束后前几年里没有被驱逐国外的人。其中大部分人还是1922年大赦时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有些是刑满释放的。他们这些人中几乎全体都继续留在流放地或者在离莫斯科较远的城市（乌法、塔什干、撒马尔汗等），有些在近一些的城市的经济或苏维埃机关里或教学单位工作。他们互相保持友好来往和通信关系，但并没有从事政治活动，更不用说反苏和反革命活动了。
例如：被捕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领导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117]、鲍·卡姆科夫[118]、И·А·迈奥罗夫[119]，亚·阿·伊兹马伊洛维奇[120]、伊·康·卡霍夫斯卡娅[121]；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领导人阿·拉·郭茨[122]等。我们在前面已写过，大部分孟什维克是在1931年—1932年被捕的，这时又镇压了余下的少量尚未失去自由的人（К·戈古阿等）。
许多民粹派老人也没有被饶恕。谢·米·基洛夫被暗杀不久，“原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被解散了，他们的刊物《苦役和流放》被封了。与此同时逮捕了一些革命前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如：1935年逮捕了民粹派分子А·В·普利贝洛夫[123]和Н·М·萨洛娃[124]。此外，也逮捕了一些未曾从事恐怖活动的民粹派分子，如：“南俄罗斯工人联盟”活动家Е·Н·柯瓦里斯卡娅[125]，她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始终是《苦役和流放》杂志编辑部成员。有些民粹派分子（瓦·伊·苏霍姆林[126]、А·И·普利贝洛娃—科尔巴[127]等）是后来被捕的。他们几乎全都牺牲了。从长期监禁的苦难中活下来的只有伊·康·卡霍夫斯卡娅，她在五十年代末去世前给她的朋友们留下了一部简短回忆录，回忆她在斯大林时代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的可怕的岁月。
许多其他党派的党员在他们被捕时不仅早已完全停止在他们党内的任何政治活动，而且早在1918—1920年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组织断绝了一切来往，并公开谴责了自己原来的政治观点，后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内战，担任过国家、经济和党机构及共产国际的许多重要职务（鲍·费·马尔金、Г·扎克斯[128]、А·П·柯列加耶夫[129]、Ф·Ю·斯维特洛夫[130]、Е·雅尔丘克、Г·Б·桑多米尔斯基[131]、В·沙托夫[132]等）。为消灭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进行公开的政治审判，报纸几乎没有报道关于逮捕这些人的消息，这是一个特点。显然是认为，如果党内原反对派是“人民敌人”的话，那么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理所当然的更是如此。
七、谈谈消灭原反对派成员的原因的问题]
毫无疑问，一切逮捕原反对派的主要活动是斯大林亲自指挥的。很自然产生这样的问题：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这些在三十年代中期对他的政权不构成任何严重威胁的原思想对手的动机是什么呢？
关于斯大林进行大规模非法镇压的动机问题，我们将在本书其它章节中去讨论。所以在这里只谈几点看法。
显然，对斯大林来说，消灭一切原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盂什维克的事并不是偶然的行动，而是事先经过周密考虑和计划好的政治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于1933年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全会上的讲活是很引人注目的。斯大林当时说：“必须注意到，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关于斯大林的这个包含多方面意思的凶多吉少的“预言”在1937—1938年说得不少。）这当然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迅速肃清这些分子而避免特别的牺牲，我们就必须注意到这一切。”[133]我们看到，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力图迅速而不付出特别代价去消灭“这些分子”，尽管他们还没有蠢动起来，而只是“能够蠢动起来”。
也许，斯大林因为预见到原反对派必然要起来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决定先下手并用基洛夫被暗杀为借口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吗？这种说法，斯大林本人可能向有些亲近的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表达过（因为连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都不能不明白：这些指示和命令，是非法的，是需要给予解释的），但是我们想，这类想法在斯大林的行动中不会起什么重要作用。
也许，斯大林想在国内建立个人专政制度，怕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其他人会建立一个新的，比过去历次反对派威胁更大得多的反对派，因为正是这时斯大林已走上了离开马列主义越来越远的道路。但这种考虑恐怕在斯大林的行动中也不会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原反对派的领导人和几乎所有原反对派的成员，是因为：第一，是斯大林对自己原政治敌人的报复，因为这些人当时和他斗争时讲过的话和对他作岀的评价都是相当不留情面的。二十年代斯大林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足以从肉体上消灭反对自己的人。他正在等待时机。反对派向党的投降，斯大林只是从形式上接受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反对派的许多领导人，虽然似乎得到了谅解，恢复了党籍，甚至被任命到苏维埃和经济各种领导岗位上去工作，但从斯大林方面来说，这种“谅解”并不是真诚的。对斯大林来说，这只是政治手腕，就是说，正是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欺骗党，耍两面派，说的是一套，而准备做的和正在做的是另一套。一旦他感到自己的力量已足够用来对付他们时，他马上对原反对派的一切活动家下手了。第二，不仅如此，击溃这些原反对派和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指控他们为间谍，背叛祖国，从事破坏活动等又使斯大林在更大的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当然，事情的实质还不仅在于斯大林的记仇性格和个人报复的作法。
原反对派过去已在党面前部分丧失了威信，所以看来似乎很容易使人相信他们的过错，而他们自己因为失掉同党和人民之间原有的关系而在斯大林面前显得已毫无自卫能力和软弱无力了。对这些原反对派成员组织政治审查时，斯大林企图对党对人民采取恐怖手段，在国内造成一种非常局势，以便利用这一局势把国家政权更加集中在自己手里，即集中在国家的“战士”和“救星”的手里。
斯大林企图把国内还存在着的政治和经济困难统统推到“人民敌人”头上。这一想法在他的思想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任何独裁者在他推行个人迷信时，总是需要有“替罪羊”。如果说1928—1932年这种“替罪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暗害分子”，那么在三十年代中期起这种作用的是各反对派的原成员。
与此同时，斯大林并不能也不想只限于消灭原反对派。在国内和党内夺权斗争的逻辑，犯罪的逻辑把斯大林引向更远的目标——利用三十年代政治审判为烟幕来消灭我党和我国的基本干部队伍。这样，上面我们所讲的斯大林的罪行，只不过是引起严重后果的更严重罪行的烟幕而已。
[1] 尼古拉·鲍里索维奇·埃斯蒙特（Николай Борисович Эйсмонт，1891年12月4日——1935年3月22日），1904年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以后是“区联派”。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8月随“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1920年在红军工作。1923—1926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5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30年任副贸易人民委员兼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2年因领导右翼反对派组织而被捕。1933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5年获释，同年在流放地因车祸逝世。1962年平反。1963年恢复党籍。
[2]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托尔马切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мачёв，1887年10月7日——1937年9月20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1914年应征入伍。二月革命后领导了新罗西斯克士兵苏维埃。1922—1924年任库班—黑海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8年任北高加索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1年任俄罗斯联邦内政人民委员。1931—1932年任俄罗斯联邦主要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1932年因领导右翼反对派组织而被捕。1933年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5年获释。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62年平反。
[3] 见《全苏历史学家会议》莫斯科1964年第291页。
[4]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拉赫拉什维利（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Орахелашвили，1881年5月29日——1937年12月11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弗拉季卡夫卡兹委员会主席兼弗拉季卡夫卡兹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兼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0—1922年任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2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192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32年任联共（布）外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1—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1937年任联共（布）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副所长。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5] 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扎东斯基（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Затонский，1888年7月27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基辅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那种期间曾任全乌克兰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成员、加利西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2—1924年、1933—1938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5—1927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33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乌克兰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6] 伊萨克·伊兹拉伊洛维奇·施瓦尔茨（Исаак Израилевич Шварц，1879年1月6日——1951年10月26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前往乌克兰。191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年任全乌克兰契卡副主席。1921—1930年任全苏矿工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1—1922、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1932年任全苏煤炭工业协会主席。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9—1946年任莫斯科化学和制药厂副总监。1946年退休。
[7] 拉夫连季·约瑟弗维奇·卡尔特维拉什维利（Лаврентий Иосифович Картвелишвили，1890年4月28日——1938年8月22日），1905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18年任乌共（布）基辅委员会主席。1919年任乌共（布）敖德萨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共（布）基辅省委书记。1923—1928年任联共（布）格鲁吉亚省委第一书记兼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1928年任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29年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9—1931年任乌共（布）中央第二书记。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1—1932年任联共（布）西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32—1933年任联共（布）东西伯利亚省委书记。1933—1936年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1937年任联共（布）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 伊万·彼得洛维奇·鲁勉采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Румянцев，1886年1月3日——1937年10月30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9—1920年任俄共（布）雅罗斯拉夫尔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捷列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5年任联共（布）彼尔姆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7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28年任联共（布）弗拉基米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9] 基里尔·瓦西里耶维奇·苏霍姆林（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ухомлин，1886年4月23日——1938年8月26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4—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5—1927年任乌克兰劳动人民委员。1925—193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1932年任乌克兰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7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1933年任全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2年、1933—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3—1934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乌克兰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年任乌克兰轻工业人民委员。1934—1935年任乌克兰地方工业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5—1938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10] 德米特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布拉托夫（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атов，1889年10月26日——1941年10月28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1920年任特维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斯摩棱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6年任联共（布）维亚特卡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联共（布）库班省委书记。1930—1931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与指导部部长。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鄂木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捕。1941年遇害。1954年平反。
[11] 列夫·扎哈洛维奇·梅赫利斯（Лев Захарович Мехлис，1889年1月1日——1953年2月13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7年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工人”。1911年入伍。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6年期间担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长。1930—1937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37—1940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主要政治局局长，在此期间指挥了张鼓峰战役。1937—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1年任监察人民委员。1940—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再次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46—1950年任监察部长。1949—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1950年因中风退休。1953年逝世。
[12]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скрёбышев，1891年8月7日——1965年1月3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俄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2—1923年任斯大林的秘书。1930—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二部门主管。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书记。195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退休。
[13] 米哈伊尔·伊里奇·罗姆（Михаи́л Ильи́ч Ромм，1901年1月11日——1971年11月1日），苏联导演。1920年加入红军。1931年起开始担任导演。1939年加入联共（布）。1966年公开反对复兴斯大林主义。1971年逝世。
[14] 法国《新文学》杂志在1968年11—12月号发表过在美国逝世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尼古拉耶夫斯基书中的一段。尼古拉耶夫斯基强调指出，正是斯大林反对基洛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此问题似乎没有经过斯大林同意于1934年十一月重新提出，但我们的材料来源并未证实这个说法。
[15] 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尼古拉耶夫（Леони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Николаев，1904年5月10日——1934年12月29日），出身于工匠家庭。1923年加入联共（布）。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恢复党籍。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刺杀了谢尔盖·基洛夫，当场被捕。12月29日被处决。
[16]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热里雅鲍夫（1850—1881），民粹派分子，1881年因参加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被处以绞刑。——译者注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热里雅鲍夫（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Желябов，1851年8月17日——1881年4月3日），俄国民粹派革命家。1869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879年加入“土地自由社”，同年发起成立民意党，任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1年2月12日参与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天被捕。在法庭上热里雅鲍夫英勇不屈，发表了纲领性的演说。4月3日英勇就义。
[17]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扎波罗热茨（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апорожец，1885年1月6日——1937年8月14日），1913年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1914年入伍。1915年被奥地利军队俘虏。1918年回国，加入了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加入契卡。多次派驻国外。1931—1934年任列宁格勒内务局副局长。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但未入狱。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后获平反。
[18] 菲利普·德鲁诺维奇·麦德维基（Филипп Демьянович Медведь，1889年（或1890年）？月？日——1937年11月27日），早年担任建筑工人。1918年加入契卡。1921—1922年任莫斯科契卡副主席。1934年任列宁格勒格别乌主席。同年基洛夫遇刺后被捕。1935年获释。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9] 阿维尔·萨夫隆诺维奇·叶努基泽（Авель Сафронович Енукидзе，1877年5月7日——1937年10月30日），1894年起开始组织学生运动。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多次被捕和流放。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1922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9年平反。1960年恢复党籍。
[20]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萨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сарев，1903年11月1日——1939年2月23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29—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年参与创立莫斯科斯巴达足球俱乐部。1936年发起成立苏联高等足球联赛。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4年平反。
[21] 雅科夫·索洛维奇·阿格拉诺夫（Яков Саулович Агранов，1893年10月12日——1938年8月1日），191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里希委员会主席。1919年加入契卡。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坦波夫叛乱。1933—1936年任格别乌副主席。1936—1937年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参与了第二次莫斯科大审判和对留京集团的迫害。1937年5—7月任萨拉托夫内务人民委员。1937年7月被捕。1938年被处决。
[22] 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扎科夫斯基（Леонид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аковский，1894年？月？日——1938年8月29日），真名亨利·厄尔涅斯托维奇·斯图比斯（Генрих Эрнестович Штубис），早年即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加入契卡。曾被派驻敖德萨、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担任全权代表。1934年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格别乌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积极参与了大清洗运动。1938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兼莫斯科格别乌主席，同年遇害。后获平反。
[23]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丘多夫（Михаил Семёнович Чудов，1893年9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此后历任特维尔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顿河畔罗斯托夫省委书记、联共（布）北高加索地区委员会书记。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后获平反。
[24] 这是一种急救的方法。——译者注
[25]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2卷，莫斯科，1962年，第583—584页。
[26]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策萨尔斯基（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Цесарский，1895年8月？日——1940年1月21日），191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8年加入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30年代起担任叶若夫的助理，参与了对雅戈达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清洗。1938年6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12月被捕。1940年被处决。
[27] 彼得·伊万诺维奇·斯莫罗金（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Смородин，1897年1月20日——1939年2月25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十月革命。1921—1924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30—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9年遇害。1954年平反。
[28] 《社会主义刑事法规史资料集》莫斯科1938年版第314页。
[29] 在乌克兰被逮捕的37人中，有А·Б·克鲁舍利尼茨基和他的两个儿子：伊凡和达拉斯。伊凡和达拉斯，根据通知所说，已被枪决。克鲁舍利尼茨基本人显然不是白匪，他是乌克兰进步作家。他于1941年11月在监禁中去世，苏共二十大后被恢复名誉（见《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3卷。在基辅同一“反革命”名单中还提到另一个乌克兰作家В·А·马司卡的名字，有关他的苦难的遭遇可在《文学报》（1967年第33期）上读到。
安东·弗拉季斯拉沃维奇·克鲁舍利尼茨基（Антон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Крушельницкий，1878年7月23日——1937年10月23日），乌克兰作家、文学评论家。早年加入俄罗斯—乌克兰激进党，支持奥匈帝国。1919年流亡维也纳。1932年回国。1934年被捕。1935年被判处10年徒刑，后改判死刑。1937年遇害。
[30] 列夫·罗曼诺维奇·舍伊宁（Лев Романович Шейнин，1906年3月12日——1967年5月11日），苏联律师、作家、编剧。1919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加入联共（布）。曾参与基洛夫谋杀案、第一次莫斯科大审判、纽伦堡审判。1951年因阿巴库莫夫案被捕。1953年获释。此后从事写作。
[31] 乔治·比辛尼耶克斯（Георг Бисениекс，1885年12月19日——1941年7月27日），拉脱维亚外交家。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起先后流亡比利时和英国。1921—1924年任拉脱维亚驻英国大使。1933—1934年任拉脱维亚驻列宁格勒总领事。1934年因卷入基洛夫谋杀案被驱逐出境。1940年拉脱维亚并入苏联后被捕。1941年遇害。1995年平反。
[32]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库克林（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уклин，1876年？月？日——1936年8月24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1912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罗斯局委员。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26年起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33]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盖森（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ссен，1898年？月？日——1937年10月30日），早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内战和对喀琅施塔得叛乱的镇压。1924—192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26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起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因基洛夫谋杀案被捕并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判处6年徒刑。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
[34] 伊拉里昂·维萨里奥诺维奇·瓦尔金—穆格拉泽（Илларион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Вардин—Мгеладзе，1890年？月？日——1941年7月27日），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年担任《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1921年加入契卡。1925年起先后加入“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5年被捕并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遇害。1959年平反。
[35] 金兹堡，叶夫根尼娅·谢苗诺夫娜（1907—1977），作家，苏联知名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译者注
叶夫根尼娅·索洛莫诺夫娜·金兹堡（Евгения Соломоновна Гинзбург，1904年12月7日——1977年5月25日），苏联记者、作家。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获平反。此后是持不同政见者。1967年发表《陡峭的征途》，猛烈攻击斯大林主义。1977年去世。
[36] 维谢沃洛德·叶梅利耶维奇·迈耶尔赫里德（Всеволод Эмильевич Мейерхольд，1874年1月28日——1940年2月2日），苏联戏剧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0—1921年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1934年受到斯大林的批判。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39年被捕。1940年遇害。1955年平反。
[37] 叶·谢·金兹堡著《陡峭的征途》纪事小说，未在苏联发表。（本书未经作者同意，先后在意大利、西德、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美国发表，引起了西方社会舆论的广泛重视。——译者）
[38]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76年5月2日——1937年5月26日），1894年起从事民粹派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担任铁路人民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19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兼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19—1921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2—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十月革命历史委员会副主席。1928—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39] 瓦加尔沙克·阿鲁蒂翁诺维奇·捷尔—瓦加尼扬（Вагаршак Арутюнович Тер-Ваганян，1893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莫斯科苏维埃委员。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3年因参加伊·尼·斯米尔诺夫领导的左翼反对派组织而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4年获释并恢复党籍。1935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40] 叶菲姆·亚历山德罗维奇·德雷采尔（Еф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рейцер，1894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1917年加入红军。此后加入了俄共（布）。曾在多所军事学院任教。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1927年组织了十月革命10周年的反对派游行示威活动。1928年被捕。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88年平反。
[41] 爱德华·所罗门诺维奇·哥尔茨曼（Эдуард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Гольцман，1882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1900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从事经济工作。1926年起支持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秘密加入伊·尼·斯米尔诺夫领导的左翼反对派组织，并与托洛茨基保持通信往来。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88年平反。
[42] 艾萨克·艾萨维奇·赖因霍尔德（Исаак Исаевич Рейнгольд，1897年？月？日——1936年8月24日），1918年任维捷布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此后曾在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5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88年平反。
[43] 加林娜·约瑟弗维娜·谢列布里亚科娃（Галина Иосифовна Серебрякова，1905年12月7日——1980年6月30日），苏联作家、新闻记者。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3—1924年期间是列昂尼德·彼得洛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妻子。1925—1939年是索柯里尼科夫的妻子。1937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8年徒刑。1945年获释。194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6年平反。此后积极从事写作。
[44] 引自А·М·拉林娜1962年致苏共中央的信。
[45] 斯坦尼斯拉夫·弗兰特斯维奇·雷登斯（Станислав Францевич Реденс，1892年5月17日——1940年2月12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23年任克里米亚格别乌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1年任外高加索联邦格别乌主席。1931年5—7月任白俄罗斯格别乌主席。1931—1933年任乌克兰格别乌主席。1934—1938年任莫斯科格别乌主席，参与了对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红军将领的迫害。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1—11月任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11月被捕。1940年被处决。
[46]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弗里诺夫斯基（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Фриновский，1898年1月26日——1940年2月4日），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19年进入契卡。1937—1938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兼国家安全总局局长。1938—1939年任海军人民委员。1939年被捕。1940年被处决。
[47] 雅科夫·阿布拉莫维奇·利夫希茨（Яков Абрамович Лившиц，1897年1月3日——1937年2月1日），191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加入契卡。1920年起是“工会反对派”。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5—1936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48] 雅科夫·纳乌莫维奇·德罗布尼斯（Яков Наумович Дробнис，1890年3月6日——1937年2月1日），1904年加入崩得。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以后是乌克兰地下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人。1921年曾任敖德萨市长。1922年进入小人民委员会工作。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49] 米哈伊尔·所罗门诺维奇·博古斯拉夫斯基（Михаил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1886年5月1日——1937年2月1日），1904年加入犹太社会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5年加入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乌克兰国防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莫斯科苏维埃副主席。1924—1927年任俄罗斯联邦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成员，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
[50]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克尼亚捷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нязев，1893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20—30年代在铁路部门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63年平反。
[51] 斯坦尼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拉泰恰克（Станислав Антонович Ратайчак，1894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14年加入德军。1915年被俘。1917年加入红军。1932—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52] 鲍里斯·奥西波维奇·诺尔金（Борис Осипович Норкин，1895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32年担任克麦罗沃面粉部门负责人。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63年平反。
[53]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舍斯托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естов，1896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长期在采矿业工作。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54] 《真理报》1937年1月27日。
[55] 《消息报》1937年1月30日。
[56] 引自布哈林的妻子А·М·拉林娜回忆录。
[57]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58]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利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льрих，1889年7月13日——1951年5月7日），出身于拉脱维亚革命者家庭。190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契卡。1919—1920年任黑海和亚速海契卡主席。1920—1921年任苏俄契卡部队军事法庭副主席。1921—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194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1948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副主席。1948年起在军事法学院任教。1951年逝世。
[59] 伊万·奥西波维奇·马图列维奇（Иван Осипович Матулевич，1895年？月？日——1961年6月19日），1918年加入契卡。长期在军事法庭工作。1928起是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成员。1933 —1940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二战期间在各军区军事法庭工作。1948—1954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学院副主席，策划了列宁格勒案件。1955年被开除出党。1957—1961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司法委员会高级顾问。
[60]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切尔诺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Чернов，1891年11月8日——1938年3月15日），1909年加入孟什维克。1919年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5—1928年任乌克兰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任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2年任副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61] 艾萨克·阿布拉莫维奇·捷连斯基（Исаак Абрамович Зеленский，1890年6月10日——1938年3月15日），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1—1924年任俄共（布）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书记。1929—193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2—1937年任苏联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9年平反。
[62] 格里戈里·费多洛维奇·格林柯（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Гринько，1890年11月18日——1938年3月15日），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3年入伍。1919年领导了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3年、1925—192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任基辅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基辅苏维埃主席。1926—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9—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9年平反。
[63] 阿尔卡季·巴甫洛维奇·罗森霍尔茨（Аркадий Павлович Розенгольц，1889年11月4日——1938年3月15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7年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是“军事反对派”。1923—1925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25—1927年任苏联驻英国大使。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37年任外贸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64]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1893年3月11日——1938年3月15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1921年任俄共（布）雅罗斯拉夫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7—1931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二书记。1931—1937年任联共（布）北部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6—1937年任森林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9年平反。
[65] 法伊祖里·古拜伊杜拉维奇·霍贾耶夫（Файзулла Губайдуллаевич Ходжаев，1896年？月？日——1938年3月15日），1913年加入贾迪德运动。1916—1920年间是“青年布哈拉运动”领导人，率领布哈拉人民反对俄罗斯帝国和布哈拉汗国的统治。1920—1924年任布哈拉人民委员会主席。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4—193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5—1931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65年平反。
[66] 瓦西里·福米奇·沙朗哥维奇（Василий Фомич Шарангович，1897年3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参与了苏波战争。1920年被波兰政府逮捕，被判处20年徒刑。1921年获释。1924—1929年任白俄罗斯工会理事会书记。1929—1930年任联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书记。1930—1934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3—7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7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67]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别索诺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ессонов，1892年8月6日——1941年9月11日），1911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4—1925年任乌拉尔大学校长。1925—1927年任乌拉尔理工学院校长。1932—1933年任苏联驻英国贸易代表。1933—1937年任驻德国大使馆顾问。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66年平反。
[68] 普罗科菲·季莫菲耶夫维奇·祖巴列夫（Прокоп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Зубарев，1886年2月？日——1938年3月15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任乌法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巴什基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9年任联共（布）库尔干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二书记。1934—1937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65年平反。
[69] 见《反苏维埃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速记稿全文，法律出版社1938年版第46—146页。引人注目的是简短的审讯报告和报纸把审问克列斯廷斯基的相当部分删除了。至于全文，只发出去少量份数。
[70] 同上，第322页。
[71] 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彼什科夫（1897—1934），高尔基的儿子。——译者注
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彼什科夫（Максим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ешков，1897年8月8日——1934年5月11日），他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儿子。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19年在契卡工作。1922年随高尔基一道流亡意大利。1932年回国。1934年因肺炎去世。
[72] 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1884年（或1885年）？月？日——1941年9月11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1—3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她支持左翼反对派，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但1926年又与左翼反对派断绝关系。1922—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41年遇害。1958年平反。
[73]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曼采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нцев，1889年？月？日——1938年8月19日），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国。1918年加入契卡。1921—1922年任全乌克兰契卡主席。1922—1924年任乌克兰内政人民委员。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37年任工农检查院委员。1924—1936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6—1937年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74] 见《反苏维埃右派—托洛茨基联盟案件的审讯报告》速记稿全文，法律出版社1938年版第427页。
[75] 同前，第348页。
[76] 同前，第377页。
[77] 《消息报》1938年3月9日的文章：《间谍头子》。
[78]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涅夫（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Плетнёв，1871年11月25日——1941年9月11日），苏联医学家。早年曾加入立宪民主党。1929—1937年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85年平反。
[79] 瓦伦丁·沃尔夫里多维奇·阿尔诺德（Валентин Вольфридович Арнольд，1894年？月？日——1941年9月11日），早年加入俄军。1917年流亡美国。1923年回国。此后在矿业部门工作。1936年被捕。1937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遇害。1988年平反。
[80]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81] 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Лев Львович 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于圣彼得堡。1919年参加共青团。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团开除。1929年流亡国外，积极协助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
[82] 海梅·拉蒙·梅尔卡德·德·里奥（Jaime Ramón Mercader del Río，1913年2月7日——1978年10月18日），苏联格别乌特工。杀害托洛茨基同志的凶手。
[83] 纳乌姆·伊萨科维奇·埃廷根（Наум Исаакович Эйтингон，1899年12月6日——1981年5月3日），1917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1919年加入契卡。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1929年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副领事。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科托夫将军”参加国际纵队。1940年策划杀害了托洛茨基同志。1951年因“犹太复国主义案件”被捕。1953年获释，不久因“贝利亚案件”再次被捕，被判处12年徒刑。1964年获释。1981年病逝。1992年平反。
[84] 拉蒙·梅尔卡德，1960年刑满后从墨西哥监狱中释放出来，现住苏联。（梅尔卡德已于1978年10月在古巴治病时去世，终年六十五岁。——译者注）他的母亲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移居法国。埃廷根在贝利亚被枪毙后，被苏联法庭判了十年监禁。1963年释放后在“国际书店”当编辑组长。
[85] 帕·杜德：《国际》莫斯科1966年版第251页。
[86] 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Ян Борисович Гамарник，1894年6月2日——1937年5月31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领导了基辅工人起义。同年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0—1921年任基辅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基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6年任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1929—1937年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0—1934年任第一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兼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军衔 。1937年被解职，改任中亚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因卷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而自杀身亡。1955年平反。
[87] 杰罗姆·彼得洛维奇·乌博列维奇（Иероним Петрович Уборевич，1896年1月14日——1937年6月12日），1916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任第14军司令、高加索阵线第9军司令、西南方面军第13军司令。参与了与邓尼金、弗兰格尔白军和波兰军队的作战。1921年参与镇压坦波夫叛乱和白俄罗斯农民暴动。1921—1922年任第5军司令。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军部长、远东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4—1925年任乌克兰军区参谋长兼副司令。1925—1927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6—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1929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9—1931年任红军军械部部长。1930—1931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1937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军衔。1937年5月20日被调任中亚军区司令，5月29日被捕，6月12日遇害。1957年平反。
[88] 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戈洛杰德（Николай Матвеевич Голодед，1894年5月9日——1937年6月21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4年任高尔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27—1937年任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年6月14日被捕，6月21日自杀身亡。后获平反。
[89]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维亚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Червяков，1892年2月25日——1937年6月16日），早年加入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同盟（BSG）。1917年5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此后领导了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1918—1919年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白俄罗斯事务专员。1919—1920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教育人民委员。1920—1924年任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白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1920—1937年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受迫害而自杀身亡。后获平反。
[90] 《消息报》1967年5月24日。
[91]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迈斯基（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1884年1月19日——1975年9月3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时持反战立场，是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回国，曾在临时政府劳动部工作。同年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委员会”劳工部长，被开除出孟什维克。1919年任高尔察克政府劳动部长，期间率探险队赴蒙古考察。1920年回国。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2年任西伯利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7—1929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顾问。1929—1932年任苏联驻芬兰特使。1932—1943年任苏联驻英国特命全权大使。1943—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53年2月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1960年平反。
[92]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93] 《列宁学校的外交家》载1963年9月27日《消息报》。
[94] 《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3卷莫斯科1966年版第76页。
[95] 《东方真理报》1963年7月20日。
[96] 彼得·彼得洛维奇·克留奇科夫（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Крючков，1889年11月12日——1938年3月15日），1918年起担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秘书。1937年2—10月任高尔基博物馆馆长。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97] 《苏联通史》第9卷样本第137—138页。
[98] 罗曼诺夫·尼古拉——沙皇尼古拉二世。——译者注
[99]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Стасова，1873年10月15日——1966年12月31日），生于彼得堡一个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在彼得堡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时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民主工党分裂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以前在彼得堡、基辅、明斯克、奥廖尔、斯摩棱斯克、雅尔塔和莫斯科等城市从事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曾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堡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北方局书记及其他领导职务。1912年1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到1920年3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和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先后在彼得格勒和巴库担任党的负责工作。1921—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是共产国际派驻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工作。1926年返回苏联。1927—193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MOPR）中央委员会主席。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退休。
[100] 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宾斯基（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еевич Карпинский，1880年1月16日——1965年3月20日），1896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起侨居国外。一战时组织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二月革命后回国，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1917—193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62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65年逝世。
[101] 鲁宾·巴甫洛维奇·卡塔尼扬（Рубен Павлович Катанян，1880年6月2日——1966年6月6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学生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加入契卡。1922—1923年任苏联驻柏林总领事。1938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50年再次被捕。1955年获释并恢复名誉。
[102]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波斯佩洛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спелов，1898年6月20日——1979年4月22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9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46—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2年、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196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0—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71年退休。
[103] 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涅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недин，1898年11月29日——1983年8月14日），“不断革命论”的提出者之一亚历山大·帕尔乌斯—格尔方德（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Gelfand）的儿子。早年参加白军。1922—1930年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被捕。1941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55年平反并恢复党籍。1956年以后是持不同政见者，支持萨哈罗夫。1979年退党。1983年逝世。
[104] 费伦茨·费托（François Fejtő，1909年8月31日——2008年6月2日），匈牙利裔法国记者、政治学家。早年在匈牙利从事马克思主义活动。1934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38年流亡法国。法国沦陷后加入了自由法国运动。1944—1979年在法新社工作。1972—1984年在巴黎政治学院任教。
[105] Ф·费托：《匈牙利的悲剧》，译自法文，外国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7年版第55页。
[106] 阿图尔·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年9月5日——1983年3月1日），德裔英国作家。早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逐渐转向共产主义。1931年加入德共。1937年作为法新社战争通讯员前往西班牙内战前线，被佛朗哥军队俘虏，后获释前往法国。1938年反对大清洗，逐渐抛弃共产主义，期间与明岑贝格合作创办《未来》杂志。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英国。同年出版《中午的暮色》，猛烈抨击大清洗运动，从此倒向反共阵营。1948年加入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的“文化自由大会”，大力宣扬反共论调。此后专心从事写作。1983年因长期患病与妻子一同自杀身亡。
[107] А·柯斯特勒：《中午的暮色》（小说）。
[108] 原文是“传送带”，是一种酷刑，意思是不停顿的受刑，即昼夜不停的站着，不吃不睡。——译者注
[109] 见А·В·拉基廷著小册子《为了革命》，莫斯科1965年版。
[110] 关于这个十月革命英雄在侦查过程中和枪决以前的勇敢而不愧为英雄的表现，见Ю·托姆斯基1964年11月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111] 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埃什巴（Ефрем Алексеевич Эшба，1893年2月23日——1939年4月16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呼米委员会主席。1918—1922年任阿布哈兹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俄共（布）中央东方人民共产主义大会中央局副主席。1926—1927年任联共（布）车臣省委第一书记。1923年起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9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12] 《东方曙光》1968年3月20日。
[113] 格里戈里·费多洛维奇·费多罗夫（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Фёдоров，1891年11月19日——1936年10月5日），出身于造船工人家庭。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参加了十月革命。内战期间负责党的政治工作，担任南方阵线第十三和第十四集团军政治部部长。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此后曾任全苏地图托拉斯领导人。1923年以后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34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遇害。1959年平反。
[114] 《消息报》1967年4月6日的文章：《革命的委任书》。
[115] 英诺森·尼古拉耶维奇·斯图科夫（Иннокен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уков，1887年8月17日——1936年11月4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任乌法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乌法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成员。1926—1927年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投降并恢复党籍。30年代在财政人民委员会工作。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116]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基谢廖夫（Алекс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Киселёв，1879年？月？日——1937年10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1919年、1921—1923年、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任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苏俄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4—193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117] 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年10月16日——1941年9月11日） ，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加入了党内的战斗小组。1906年刺杀了坦波夫州长卢热诺夫斯基，当场被捕，在狱中遭受非人虐待。1906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当选为全俄农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和第二次会议主席。同年另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2—3月是彼得格勒革命防御委员会委员。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后，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被逮捕。1918年11月被判处1年徒刑，随后将其释放。1919年再次被莫斯科契卡逮捕，被判处1年监禁，后被软禁在克里姆林宫医院。1919年4月逃离克里姆林宫。1920年再次被捕，1921年获保释。1923—1925年被关押在莫斯科国营农场，1925—1936年期间被监禁。1937年在乌法再次被捕，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2年完全平反。
[118]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卡姆科夫（Борис Давидович Камков，1885年6月3日——1938年8月29日），早年即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起流亡国外。一战时持国际主义立场，曾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7年5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逃往立陶宛。1918年成为乌克兰社会革命党领导人。1920年被捕。1929年因“劳动农民党案件”被判处2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92年平反。
[119] 伊利亚·安德烈耶维奇·迈奥罗夫（Илья Андреевич Майоров，1890年7月15日——1941年9月11日），曾参与1905年革命。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任全俄农民苏维埃委员。同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30年代与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结婚。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1年遇害。1990年平反。
[120] 亚历山德拉·阿道夫诺夫娜·伊兹马伊洛维奇（Александра Адольфовна Измайлович，1878年？月？日——1941年9月11日），1901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被判处终身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当选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而被捕。193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遇害。1989年平反。
[121] 伊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卡霍夫斯卡娅（И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аховская，1887年8月15日——1960年3月1日），1905年加入最高纲领派。1907年被捕，被长期流放。1914年获释。二月革命后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参与刺杀德军驻乌克兰司令赫尔曼·冯·艾希霍恩和乌克兰政府首脑斯科罗帕茨基，后被德军逮捕，被押回德国并判处死刑。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9年被契卡逮捕，不久获释。1925年因试图重建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而被监禁。193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再次被捕。1954年获释。1957年平反。1960年逝世。
[122] 亚伯兰·拉菲洛维奇·郭茨（Абрам Рафаилович Гоц，1882年？月？日——1940年8月4日），出生于犹太人家庭。1901年创立社会革命党。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1907年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此后曾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反对十月革命，加入了救国革命委员会。后来又支持萨马拉白军政府。1920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五年徒刑。1937年再度被捕，1939年被判处25年徒刑。1940年死于流放地。
[123]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普利贝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рибылёв，1857年8月30日——1936年8月30日），俄国民粹派革命者。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2年被捕，被判处15年苦役。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1年流亡国外。1916年回国。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农业部办公厅主任。20年代加入了“原政治犯和流放者协会”。1936年逝世。
[124] 尼奥拉·米哈伊洛夫娜·萨洛娃（Неонила Михайловна Салова，1860年10月？日——1941年？月？日），早年即参与民粹派活动。1880年加入民意党。1884年被捕。1887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年苦役。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退出政治活动。1935年被捕。1941年在赤塔逝世。
[125] 伊丽莎白·尼古拉耶夫娜·柯瓦里斯卡娅（Елизавет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Ковальская，1851年6月17日——1943年？月？日），1870年起参与革命活动。曾加入土地自由社和土地平分社。1880年领导了“南俄工人同盟”。1881年被判处终身苦役。1892年获释。1903年流亡国外。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9年以后是最高纲领派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回国。此后在历史档案部门工作。1943年逝世。
[126]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苏霍姆林（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1860年12月30日——1938年？月？日），187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83—1884年任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84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5年苦役。1903年获释后参加了社会革命党，并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再次被捕并被驱逐出境。1910年回国。二月革命后任社会革命党基辅委员会委员。1918年在乌克兰参加了反抗德军的活动，一度被捕。1920年脱离政治活动，后在原政治犯和苦役者协会工作。1937年被捕。1938年在狱中病逝，后获平反。
[127] 安娜·帕夫洛芙娜·普利贝洛娃—科尔巴（Анна Павловна Прибылёва-Корба，1849年11月9日——1939年12月9日），1879年加入民意党。1880年参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2年被捕。1883年被判处20年苦役。1894年获释。1905年革命期间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担任《苦役和流放》编辑。1939年逝世。
[128] 格里戈里·达维多维奇·扎克斯（Григорий Давыдович Закс，1882年？月？日——1937年12月29日），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区苏维埃主席、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因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而另立民粹派共产党。同年加入俄共（布）。此后曾在红军和工业部门工作。1935年被开除出党。1937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2005年完全平反。
[129] 安德烈·卢基奇·柯列加耶夫（Андрей Лукич Колегаев，1887年3月22日——1937年3月23日），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09年被驱逐出境。二月革命后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曾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191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支持解散立宪会议，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18年创立革命共产党。同年加入了俄共（布）。内战期间任南部阵线粮食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金融人民委员。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57年平反。
[130] 斐迪南·尤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Фердинанд Юрьевич Светлов，1884—1943），1904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6年以后是最高纲领派。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3—1924年任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此后曾在大学任教。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43年逝世。
[131] 格里申·鲍里索维奇·桑多米尔斯基（Герман Борисович Сандомирский，1882年3月9日——1938年8月13日），1901年起即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参加了1905年革命。20年代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其后的情况不详。
[132]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沙托夫（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Шатов，1887年12月24日——1943年？月？日），早年即参与社会民主主义活动。1907年流亡美国，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逐渐转向无政府主义。二月革命后回国，积极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9年指挥了与尤登尼奇白军的作战。内战后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1937年被捕。1943年在流放地逝世。后获平反。
[133]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90—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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