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写道：“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成共产主义，只能用资产阶级环境培植的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如果谈到作为文明机构一部分的人材的话）的文明机构来建成共产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就在这里，但可能建成和胜利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也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的、商人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材来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床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仁慈的人物来建设新社会。”^[1]
　　列宁还指出：“如果我们的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不能象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成就。”^[2]

　　“仅仅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是不够的，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我们还必须强迫他们为我们工作。”

　　列宁后来在1922年说：“看，这是多么精采的话呵。这句精采的话说明，甚至在维谢冈斯克这样的县城，甚至在1918年，对胜利的无产阶级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正确的认识。
　　我们痛打了剥削者的双手，使他不能为非作歹，甚至致他于死命，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可是在我们莫斯科，在一百个负责工作人员里，大约有九十个都认为，问题仅仅在于致剥削者于死命，使他不能为非作歹，痛打他的双手，如此而已……但这仅仅是事情一半。甚至在1918年，当那位维谢冈斯克的同志说到这一点的时候，这还是事情的一半，而现在连事情的四分之一都不到了。”^[3]

　　“……1）针对我党所提岀的指责，说它进行了甚至组织了'暗害活动'，说它和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从这些组织那里得到货币援助，并以帝国主义强国对俄国进行武装侵犯为自己工作的指针，——所有这些指责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众所周知的立场和政策形成了明显的矛盾，每一个真诚的人会明显看到这些指责的造谣性质，这一点第二国际执委会已公开宣布过。
　　2）布尔什维克不能容忍苏联存在任何其它政党，所以我们的党失掉了合法存在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它不得不和沙皇时代一样通过地下组织进行宣传，在苏联是由中央局领导的。但是这个局从来不是由正在莫斯科受审的那些被吿人所组成，这十四人是布尔什维克任意地把他们堆在一起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十年或十几年以前就离开了我们的党，后来一直没有回来过，其他的人从未加入过我们党。所以如果格罗曼、苏汉诺夫和舍尔确实宣布自己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正如控告结论所说的那样，那么他们的口供只能被理解成是为了挽救自己而不得不编出来的谎言。在1928年以前和以后我们真实的‘局’是完全由另外一些人组成。无论是格罗曼，苏汉诺夫还是舍尔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局，也不可能进入这个局……"

　　“维辛斯基：在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有没有建立新厂的指示？
　　费多托夫：不，这样的指示没有。
　　维辛斯基：是没有吗？
　　费多托夫：请原谅，是有这样的指示，虽然已经有工厂，还要建立新厂。
　　维辛斯基：不，这方面没有什么破坏性的问题，新厂是需要建的。”

　　“致苏联总检察长
　　苏联检察院正在复查我1931年被判刑的那个案件，我向该院提供下述情况：
　　任何‘孟什维克联盟局’实际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此案件中被判刑的人相互并不认识，也不是所有的人过去和孟什维克都有关系。但多数人过去或多或少和孟什维克党有些关系。有些人只有很少或偶然的联系，有些则属于基本骨干甚至是领导人。但不管是那一种人，他们各自在不同情况下带着不同的动机早已脱离了孟什维克。这个案件的被告人中只有一个人同孟什维克总部还有关系，甚至他还是孟什维克政治局的主席或书记（这点我是后来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室里从他那里知道的），那就是弗·康·伊科夫，但是他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以及在法庭上根本一个字都没有谈到自己真实的党的关系和自己的活动，甚至连‘莫斯科局’的存在本身在审讯过程中始终没有揭露出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调查人员也根本没有想揭开伊科夫或其他被告人的任何真实的政治联系和立场。他们已经有了现成的“暗害'组织的规划，这一规划也只能在国家机构的有影响的大干部的帮助下写出来，而实际存在的地下的孟什维克并没有这样的址位，所以他们对上述需要的那样的规划并不适合。看来，这一规划是前两个案件中的领导人——‘工业党’的拉姆辛和‘劳动农民党’的康德拉季耶夫提供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后来他们两人在‘联盟局’案件中都以证人身分出庭作证。为了使这些政治案件和政治内容更严谨一些，需要在原有两个案件的基础上再补充他们臆想出来的第三个政治暗害组织——即社会民主党。这些安排是到我的牢房与我同住的Л·Н·尤罗夫斯基教授对我讲的。看起来，他是为了向我解释案件进行的情况专门到牢房里呆几天的，他已经承认他是康德拉季耶夫‘影子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劳动农民党’的重要成员之一。
　　康德拉季耶夫的思想完全受到他的个人朋友格罗曼的支持。当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来逮捕康德拉季耶夫的时候，格罗曼正在他家里，这就成为审查格罗曼的最初依据。人们答应格罗曼说：如果他协助组织好孟什维克暗害案件的审讯工作，那么将来保证恢复他的工作，而且以后还完全赦免他。后来，当“联盟局”案件的成员被送到上乌拉尔斯克政治单人牢房去的时候，格罗曼在车站的隔离室绝望地、沸腔愤怒地大声喊道：‘受骗了！’决定由格罗曼承担组织这一案件的责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大酒鬼。侦察人员把他灌醉了，然后所有需要得到的口供都能够得到。
　　在伪造孟什维克暗害组织的过程中格罗曼的得力助手是被告人彼图宁^[52]，他是文化水平低，只在二月革命后才参加孟什维克，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离开了他们。后来他（在上乌拉尔斯克）说，他‘衡量了一下’，在所形成的环境里对他最有利的是极力协助侦查人员组织一个暗害案件，这样他从政治保卫总局那里可以得到奖赏：恢复自由和工作。反之，他可能要被判长期徒刑，甚至死刑。正是彼图宁想出来的，按部门的原则组织‘联盟局’：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两名代表，商业部——两人，国家银行——两人，中央消费合作联盟——一人，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人。就是他逐一地点各部门人员的名字，选择那些据他了解原来是孟什维克的负责干部。由于他不确切了解被他点了名的人的政治经历，所以他完全错误地把犹太复国主义者索科洛夫斯基（作为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代表’）也写进自己的名单中。对侦查人员来说，这类‘不确切’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得到被点出来的牺牲者的口供，而他是否是真正的孟什维克，对他们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一来，逼供就开始了。有些人和格罗曼、彼图宁一样由于许愿他们将来得到奖赏而交待的。有些人力图反抗，对这些人施用了体罚‘使他们清醒’——殴打他们（打脸、打头部、打生殖器，把他们摔倒用脚踩，掐躺在地上的人的脖子直到脸发紫等等），长时间站立不让睡觉，关到酷刑室（只穿内衣、光着脚赶到外面冻他们或关到没有窗户的热得难以忍受而缺氧的房间里）等等。有些人只吓唬一下要用刑，并叫他们看上刑的情况就够了，对另一些人根据不同情况（反抗程度）严格区分地使用刑罚。反抗最顽强的是А·М·金兹堡和我。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我被关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北塔，金兹堡关在保安部内部监狱。但是我们得到同样的结论：我们没有能力忍受对我们使用的体罚，还不如死去。我们各自切开了静脉。但是我们没有死成。在我企图自杀后，我没有再挨打，但是长时间不让我睡觉。我的脑子到了如此疲乏的程度，以至于任何侮辱，任何诬陷（对自己和对别人），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只要让我睡觉就行。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同意给他们任何口供。那时我还为自己的脆弱而感到羞耻，因为我想只有我一个人如此没有毅力。可是这时让我同我的老同志舍尔对口供，我认为这个早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工人革命运动，出身于富贵的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是思想上很纯洁的一个人。当我从舍尔嘴里听到他承认自己是破坏性孟什维克组织‘联盟局’的成员并当场宣布我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我马上完全投降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反抗，并写了任何一个由侦查员授意给我的供词。这些侦查员是：Д·Э·阿波列相^[53]、A·А·纳谢德金^[54]、Д·М·德米特里耶夫。
　　我和Л·В·扎尔金德被指控为在商业部策划利用工业品进行破坏活动，这些事是否确实有呢？不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关于各经济区‘输入工业品’计划是由我领导的工业品局所制订的，由我在商业部委员会会议上详尽地、逐个地加以解释。参加委员会会议的有经验丰富的党的负责干部和其他部门的专家——最高国民经济会议、财政部、大的经济联合组织，如：纺织辛迪加等。委员会主持人是米高扬，他对每一个数字都是批判地对待，甚至有些挑剔，然后才通过。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破坏。难道所有的人除了我都是瞎子吗？这种莫明其妙的假设本来是无从说起的。是的，我受到全委员会，商业部和熟悉我的负责干部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是由于我在汇报中给予有根据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由于我从最初起在苏联国家机构中的长期工作，最后，由于我所执行的‘苏维埃政治路线’。我开始是在孟什维克党内的，后来由于确信我没有能力使孟什维克党能转向‘苏维埃道路’而离开了他们。在审讯过程中我亲手写过交待，在那里写了一系列进行破坏活动的交待并指出商业部文件号码。但是在监狱里我连一份材料也没有看到过，也没有人送给我看过，所以这些号码是凭空瞎想出来的，我想那时谁也不会去查的。
　　……当‘联盟局’在‘国际基础’上‘成立’后，根据侦查员的要求又不断补充新成员。其中有伊科夫，这对‘联盟局’主要‘成员’是非常突然的。这一补充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可以以М·И·泰捷里堡^[55]为例。当‘联盟局’的组成已定，侦查人员和被告人巳协商完毕时，侦查员阿波列相把我从牢房里叫出来。他的办公室里坐着泰捷里堡，任何被告人没有指出过他的名字。我早就认识他，他是一个党的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过去他是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转到孟什维克方面的，1917年是孟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在十月革命后脱离了孟什维克并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外机构中工作。我走进办公室时，阿波列相站起来走出房间，让我们两个人单独留下。泰捷里堡对我说：‘我早已关进监狱，挨了打，他们要求我承认在国外接受资本主义商行的贿赂。我实在忍受不了，‘承认’了。这是很可怕的，带着这样的耻辱生活和死去。阿波列相突然问我：‘也许您愿意改变自己的交待，承认自己参加了孟什维克反革命组织——联盟局？这样您就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我回答他：'我想，但不知道如何实现。’阿波列相说：‘好吧，我叫雅库波维奇来。您认识他吗？’我说：‘认识’。他就把您叫来了。雅库波维奇同志，我求您，请把我算进‘联盟局’，我还不如作为反革命死去，而不是作为诈骗犯和‘坏蛋。’这时阿波列相进屋了。他问我们：‘怎样，商量好了吗？’我没有讲话。这时泰捷里堡含泪的眼睛望着我。我说：‘我同意，我证实泰捷里堡参加了联盟局。’阿波列相又说：‘这样就好了，回去写供词，其他人跟着您签上名。泰捷里堡，您重写您的交待，过去的材料我会销毁。’‘联盟局’就是这样组成的。
　　审讯前几天，在侦查长Д·М·德米特里耶夫办公室里由他本人主持举行了‘联盟局’第一次‘组织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十四名被告人，还有三名侦查员参加了，阿波列相，纳谢德金和拉吉舍夫。在这次会议上被告人相互认识了一下，协商好并排练了一遍在审讯时应如何表现。在第一次会议上这项‘工作’没有结束，又开过一次会。
　　我当时慌了。审讯时怎么办？否认自己在侦查过程中的供词吗？试一下破坏审讯？制造一次国际事件？这对谁有利？这不是从背后给苏维埃政权，给共产党以打击吗？我于1920年离开孟什维克后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从政治上、从思想上我过去一直是和党在一起的，现在还是和党在一起。不管政治保卫总局机构犯什么罪，我自己不应该背叛党和祖国。我不掩饰，当时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否认过去的口供，那么刽子手侦查员会把我怎样呢？想都可怕，如果光是死，我愿意死，我自杀过，想要死去。但是他们不会让我死，他们会慢慢施以酷刑，无限长时间的折磨。他们不让你睡觉，到死为止，这样的死什么时候才到来？在这以前可能要得精神病。能下这样的决心吗？为了什么？如果我确实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我也许因为恨他们而会找到胆量——精神依托。但我不是敌人。什么力量使我会下决心在法庭上这样做呢？
　　我正在这样想和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时，被带出牢房来到办公室，在那里这次审讯的国家起诉人尼·瓦·克雷连柯正在等待我。我早在革命前就认识克雷连柯，而且很熟。1920年我任斯摩棱斯克省粮食委员时，他来过斯摩棱斯克，是作为党中央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全权代表视察和领导粮食征购工作。有一个时期他住在我家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斯摩棱斯克省当时在俄罗斯联邦第一个完成了余粮征购任务，并得到列宁的好评和表扬。总而言之，我和克雷连柯彼此很熟悉。
　　克雷连柯请我坐下，并说：‘我毫不怀疑您本人是没有任何罪过。我们两人现在都在我们党面前尽自己的义务，我过去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您是共产党员。我在审讯中是起诉人，您要证实过去已作的交待。这是我们两个人对党的义务。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出现无法预料到的复杂情况，我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需要的话我请主席让您发言。您会想出办法、知道应说些什么。’我沉默。克雷连柯问我：‘说好了吗？’我糊里糊涂地说了些什么，但意思是保证完成我应尽的义务。大概我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克雷连柯友好地摆了摆手。我被带走了。在审讯过程中，正如克雷连柯所预料到的那样，确实发生了复杂情况。孟什维克党的所谓‘国外代表团’给法庭打了很长的抗议电报，否认审讯中的材料。克雷连柯宣读了这个电报并请主持会议的尼·米·什维尔尼克让被告人雅库波维奇发言。如果‘国外代表团’在自己的电报中真诚地否认似乎在它指示下所进行的破坏活动是伪造的谣言而同时对在压力下不得不提供虚假交待的被告人表示同情的话，那么我的处境就会相当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但是‘国外代表团’自己减轻了我的任务。他在否认控告材料后，宣称，被告人从来没有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发生过任何联系，他们都是被苏联政府收买了的内奸。这样我就可以坦率和真诚地在揭发‘国外代表团’撒谎和两面派面目的同时，讲被告人在孟什维克党史上的作用和功绩并谴责孟什维克领导背叛革命和出卖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番话我讲得热情洋溢，很有说服力。这是我最好的政治讲演之一。它给在场的观众以深刻的印象（这点我根据自己的演讲经验感觉到的），似乎成为这次审讯的高潮。我向克雷连柯的保证完成了。
　　第二天，А·Ю·芬—叶诺塔耶夫斯基在交待以前说，他完全同意我的有关‘国外代表团’的发言，还说，我是代表所有被告发的言。
　　整个审讯进行得顺利，表面上还很真实。但侦查员们在他们拼凑的案情中犯了不少明显的错误。特别是关于所谓孟什维克中央委员Р·А·雷因—阿布拉莫维奇秘密来苏的这段插曲上。对阿布拉莫维奇要象我那样熟悉他才能懂得断言他秘密来苏这点的谎谬。在‘国外代表团’中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不善于去从事这种冒险。在预审和在法庭上，我都成功地躲避了肯定和他见过面。但格罗曼和其他被告争先恐后地讲述他们同他会过面。后来我听到，阿布拉莫维奇在西方宣布他当时并不在现场，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克雷连柯在公诉发言中要求对五个被告人判处极刑，包括我在内。他在发言中没有侮辱我，而且还说，他对我个人的诚实和大公无私的品质毫不怀疑，还称我为‘老革命’，但是他认为我热衷于自己的思想，而我的思想是反革命的。所以要求枪毙我。我当时感谢他对我的评价，没有诬蔑我，在死前没有把我弄得满身污秽。我在我的‘辩护发言’时说，根据我所承认的罪行应该处以极刑，国家起诉人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我并不要求最高法院保留我的生命，我想死。在审讯过程中和法庭上我都作了假交待之后，我除了死什么也不想，因为我不愿意带着耻辱活在世界上。当我发言之后又坐在我的被告席上时，格罗曼抓住我的手小声说：‘您发疯了！您会害死我们所有的人！您没有权利面对自己同志这样说！’但是我们没有被判处死刑。
　　在判决公布后，我们步出法庭时，我在出口处遇到芬—叶诺塔耶夫斯基。他的年龄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大，比我大二十岁。他告诉我：‘我不会活到能把我们案件的所有真相公布出去的时候，您最年轻，您活到那个时候可能性最大。我嘱咐您把真相公布出来。’
　　为了实现我们老同志的遗嘱，我给苏联总检察院写了这份材料，并已作了口头交代。

　　米哈伊尔·雅库波维奇
　　1967年 5 月 5 日”。

　　鲁宾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的哥哥告诉我如下情况。1930年12月23日他被逮捕时，他被指控为‘孟什维克联盟局’成员。这一控告如此莫明其妙，使他马上交出了关于他的观点的书面声明。在他看来，这个材料足以说明这一控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把这一声明交给了侦查员，侦查员看了后，马上撕毁了。然后给我哥哥安排了与雅库波维奇对质。雅库波维奇早些时候被捕，并已承认自己是'联盟局'的成员。我的哥哥根本不认识雅库波维奇。在对质时，雅库波维奇告诉他：‘伊萨阿克·伊里奇，我们都是一起参加了联盟局会议的。’我哥哥马上问：‘这次会议在那里召开的？’这一问题引起了混乱，侦查员马上停止了审问说：‘您也好象是个法学家似的，伊萨阿克·伊里奇！’我的哥哥确实是法学家，在此领域工作好多年。对质后，鲁宾作为‘联盟局’成员的控告不成立，不久他被转到苏兹达尔市。这次转移情况很不一般，使人不安和害怕：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空车箱里迎接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人盖伊。不管盖伊如何劝告，我的哥哥回答他的都是真话，他说他和孟什维克没有任何联系。盖伊宣布给鲁宾四十八小时考虑时间，他回答说，他连四十八分钟也用不了。
　　……在苏兹达尔的审问也没有给侦查人员以满意的结果。鲁宾被关到特刑禁闭室一昼夜。我的哥哥四十五岁时已有心脏病和关节疼痛。特刑禁闭室等于是一个石头袋子，有一个人那么高，在这里面不能活动，只能站着或在石头板上面坐着。但是我的哥哥连这个考验也经受住了，从禁闭室出来的时候他对自己有着内在的信心和精神的力量。后来又第二次关进禁闭室。这时同牢房的是雅库波维奇和舍尔，他每次从禁闭室出来时，同号的难友都以极大的关怀欢迎他、给他准备茶水，送给他糖和其他食品以表示对他的同情。在谈到这些时，鲁宾说这使他很奇怪，不正是这些人诬陷他，可是又如此热情地对待他。鲁宾很快被转移到单人牢房，这时一系列没有任何借口的折磨降到他的头上。他带进来的任何私人东西都不给他了，连手帕在内。他患了感冒，鼻子肿了，又生了疮，衣服也脏了。监狱领导经常来检查他的牢房，稍微不符合他们附要求，就让他去打扫厕所。另外，还采取各种办法来磨灭他的毅力……说他的妻子病重，他说：‘我帮不上忙，我连自己都管不了’。有时，侦查人员很友好地告诉鲁宾：‘伊萨阿克·伊里奇，党需要您这样做。’同时还使用了夜审方法，不让人睡觉，一想睡，就把他弄醒，继续审问，嘲笑他的精神力量，称他是‘孟什维克小耶稣’。这样持续到1931年1月28日。28至29日夜里把他带到地下室，许多监狱工作人员和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斯基在那里等着。当着我哥哥的面告诉瓦西里耶夫斯基：‘如果鲁宾还不承认的话，我们把您枪毙了。'瓦西里耶夫斯基跪着求我的哥哥：‘伊萨阿克·伊里奇，您就承认一下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的哥哥还是很坚强，甚至在当他面把瓦西里耶夫斯基枪毙了时他仍然很平静。自己没有罪的信念如此强烈，使他连如此大的考验都经受住了。29至30日夜里，又把他带到地下室，这次等在那里的是个象大学生的年轻人，我哥哥不认识他。当告诉这个年轻人：‘就要枪毙你，因为鲁宾不承认。’这个大学生撕破了自己胸前的衣服，喊道：‘法西斯，宪兵，打吧！’当场就把他枪杀了，他姓多罗德诺夫。多罗德诺夫被杀使我哥哥大为震动。回到牢房后他沉思起来：怎么办？我哥哥决定和侦查人员开始协商，这次协商时间是1931年2月2日至21日。谈判结果是：鲁宾作为‘联盟局’成员这一点在莫斯科和雅库波维奇对质时被否定了。最后商定，我哥哥同意承认自己是‘联盟局’纲领委员会成员，他在院里的办公室保存孟什维克总部的文件，他离开研究院时把这些文件封在信封里作为社会民主运动史的材料交给梁赞诺夫。与此同时，鲁宾请梁赞诺夫在短期内保存这些材料。在谈判过程中每一个字、每个提法都争来争去。鲁宾的交待材料不止一次被侦查人员改了又改。1931年3月1 日，鲁宾出庭时，他的口袋里放着被侦查人员用红墨水改过了的‘交待’。当时魯宾的处境很悲惨：他要承认那些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过——那些所谓他的观点不曾有过；和其他被告人的关系也未曾有过，多数他根本不认识，有些只是在偶然场合见过面；任何材料都不曾有过，特别是那个封好了的交给梁赞诺夫的一包材料也没有过。鲁宾被提审和在同侦查人员谈判时发现，梁赞诺夫的名字如果不在鲁宾的交待中出现，它将在别人的交待中被提到，魯宾同意了在发言中提到那个完全神话般编造出来的一包材料。对我哥哥来说，反对梁赞诺夫等于是反对自己的亲父亲。这对他来说是最难过的时刻，所以他决定把这件事情说成是自己欺骗了梁赞诺夫，而梁赞诰夫对自己是无限信任的，所以后来我哥哥在所有交待中坚持了这一论点，说他利用梁赞诺夫对自己无限信任欺骗了他。他这一立场无论谁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2月21日的交待印在由克雷连柯署名的1931年2月23日起诉结论中。这份交待中说，鲁宾把文件封好后交给梁赞诺夫，请他短时期内保存在研究院里。鲁宾无论在审讯前还是在审讯中都坚持这一说法，在法庭上他叙述了几件事以说明梁赞诺夫为什么如此信任他……他这一交待是破坏了检察长的意图的。他直截了当地问鲁宾：‘你们没有建立组织关系？’鲁宾回答说：‘任何组织关系都没有，只有他对我的极大信任。’这时克雷连柯要求休息。当他和其他被告人转到另外一个房间时，克雷连柯对鲁宾说：‘您说的不对，休息后我再叫您，您修改一下您的答复。’鲁宾断然回答：‘您不要再叫我，我会重复一遍已说过的话。’这一冲突的后果是原来定的监禁三年改为五年。另外，克雷连柯在自己结束语中对鲁宾的评价比任何人都更为卑劣。所有对此事有兴趣的人都不懂，为什么在这一评语中包含着如此多的愤恨和恶意。
　　鲁宾给自己提出一个目标：尽自己一切力量‘保护’梁赞诺夫……由于鲁宾有可能在法庭上做到这点，使他精神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是他这些法律上的细节谁也不懂，因为在政治上他的名誉已败坏。鲁宾本人已完全从配做一个真正的人活下去的名单中划掉了。他本人自从开始‘交待’后把自己也从这种人名单中划掉了。值得提到的是，我哥哥从苏兹达尔重新回到莫斯科的感受。当他这个被折磨的病人坐上雪橇时，他想起自己来到苏兹达尔时内心是多么健康，多么自信，而现在离开这里时他已精疲力尽，被毁灭了的被弄得完全绝望了。鲁宾完全明白，他开始‘交待’意味着他的生命已完结，而在这以前他的生命是忠诚的，清白的，充满了在自己所选择的科学领域内的劳动和成就。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做为一个人已不存在了，他完全明白他的‘交待’会得到什么样的连锁反应。为什么鲁宾要诬告自己？为什么还要点梁赞诺夫的名？为什么他跨出了作一个人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大家都知道，鲁宾和梁赞诺夫这两个人互相尊重的关系。梁赞诺夫比鲁宾的年龄大得多，他把鲁宾看成是终身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很有才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梁赞诺夫对鲁宾作为一个人是无限信任的，对这次发生的事情，他自己也觉得莫明其妙。在这里我还想提到对鲁宾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即他和梁赞诺夫对质。对质时侦查人员在场，鲁宾被折磨的精疲力尽，脸色惨白，他对梁赞诺夫说：‘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您想起来了吗，我交给您一包东西。’梁赞诺夫是否回答了，说了些什么我记得。我的哥哥被带回牢房，他在号子里开始用头去撞墙。谁要是了解鲁宾的那种安静而又能克制的性格，谁就懂得鲁宾被折磨成什么样的状态了。传闻梁赞诺夫说，他不懂鲁宾所发生的变化。
　　‘联盟局’案件的被告人被法院判了不同限期的徒刑，所有十四人被转移到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室。鲁宾被判五年徒刑，关在单人牢房里。可是其他被判十年、八年和五年徒刑的人却是几个人关在同一牢房里。鲁宾始终是单独监禁，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后来他得了病，怀疑是嘴唇癌症，1933年1月把他转移到莫斯科，布蒂尔卡监狱医院。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人两次来看他，建议减轻他的处分，把他放出来，使他能够从事科研工作。鲁宾两次都拒绝了，他深知这种宽恕所需要的代价。他在监狱医院里住了六至八个星期，后来又回到上乌拉尔斯克。一年后 1934年，鲁宾被提前释放了，被流放到图尔盖市——那时是几乎没有人居住的沙漠中的城镇。被流放的除了鲁宾一人外，那里没有其他被流放的人。几个月后，鲁宾被允许住到阿克丘宾斯克市去。他在消费合作社当计划经济工作人员。此外，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1935年夏天他的妻子病重，他打电报给我，叫我来。我马上来到阿克丘宾斯克市。他的妻子住院了，他本人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一个月后他的妻子痊愈出院了，我就回莫斯科去了……我哥哥告诉我，他不想回莫斯科，不愿再见原来的熟人。这说明他所经历的事情使他的心灵受了多大的震动。只有他所具有的极大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他的极深厚的对科研工作的兴趣才使他得到活下去的力量。
　　1937年秋夭在当时大批逮捕的情况下，我的哥哥又被捕了。阿克丘宾斯克市的监狱挤满了人，犯人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可怕的。在监狱里短暂停留后，我哥哥被转移到另外什么地方去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1931年1月我被逮捕浪潮抛进监狱。那时监狱已挤满了，我被带到临时改成牢房的地下室，唯一的通风口通向小卢比扬卡街。……牢房挤的满满的，囚徒一个挨一个躺在两层的铺板上。大家小声说话，气氛令人压抑。
　　正如一本侦探小说一样，事情很快和有力地得到解释。仿佛我是一个反苏阴谋网的活动家……为消灭政府成员发明毒药……军人也参加了阴谋……侦探步步跟踪他们，现在一切都已查明，只缺我们的口供。
　　唉！我实在帮不上侦查员的忙，我不断地说，任何阴谋我都不知道，也没有接触任何搞阴谋的人。
　　过了三十年，我才从最高法院的决议中得知，所谓阴谋分子共三十三人，这个案件叫‘三十三人案’，但这样的阴谋根本不存在……所有审讯都是夜里进行的，许多人都是通宵受审，这是疲劳战术……但是受审时犯人是坐着的。
　　一个月后，我作为已经进行过处理的人被转移到布蒂尔卡监狱。
　　部分犯人直接睡在水泥地上，有些人什么铺的东西也没有。我在时这个牢房共六十至八十人，其中有几个教授，主要是技术专家，不下五十名工程师和一些军人、作家和演员。不怪当时的监狱被爱说俏皮话的人说成‘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休养所’。
　　……几乎所有的犯人当时通过审讯很快就屈服了，并在异常离奇的供词下面签名。实质上没有什么审问，只是逼供，威胁处以枪决，逮捕家属或许愿从宽处理。对党员经常要求他们'服从党的纪律’。
　　斗争有什么意思？所有的人从‘沙赫特’和‘拉姆辛’案件中吸取了充分的教训，只有诬告自己和别人才能活下来。谁想保持自己高尚品质，谁就会死亡。谁也没有对这些供词的价值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有些人对自己的堕落很难过；但多数人完全不管事情的道德方面了——以卵击石，没有用！
　　……我没有照别人走的路子走去，所以受到惩罚：没有判处枪决，改判十年徒刑，并在刑满后还给我规定了各种‘中央禁令’^[64]”。^[65]

　　“1930年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飞机制造试验第二十五厂工作。同年第二十五厂与第三十九厂合并，并搬到第三十九厂厂址。在第三十九厂（后来以缅任斯基命名）院里有一个飞机棚，被改为住所。在这里住着被捕的二十名老工程师，他们只有到工厂去工作的权利，不能到工厂外面去。这些没有自由的工程师被工厂的工作人员称为暗害者工程师。我记得以下十三人的名字：Д·П·格利哥罗维奇^[66]——航空设计师；Н·Н·波利卡尔波夫^[67]——航空设计师；А·В·纳达什克维奇——飞机装备工程师；П·М·克雷松——平衡试验工程师；Б·Ф·冈恰罗夫——气体动力学工程师；И·М·科斯特金——生产组织者；蒂索夫——计划师；沃兹涅先斯基——计划师；舍尔巴科夫——电炉设计师；德聂普罗夫——发动机专家；涅克拉索夫——教授；А·Н·希杰里尼科夫——设计师……我观察了所有住在第七号飞机棚的暗害者。对那些和我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人我有可能在两年中仔细进行观察。结果，我得到这样的结论，他们不是罪犯，而是一些很正派的人，甚至是很高尚的人。他们说话算数，保证做到的都按期完成。如果生产需要的话，甚至是在夜里，我通过看守第七号飞机棚的红军战士叫他们，他们马上就起来，到设计局办公室去，经过计算在值勤表上填写技术决定，使试验飞机的生产连夜里都能不停地进行。经过两年的观察我这样想：
　　这是一批有文化的有知识的专家，有很高的组织性，技术水平很高的认真负责的工程师，而且是很正派的，很诚实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年轻工程师应向他们学很多东西。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破坏者！”^[68]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研究了留京、伊万诺夫、加尔金等反革命小组的成员和同谋者案件材料后决定：
　　第一节
　　留京（已被开除党籍）——伊万诺夫（党员）——加尔金（党员）反革命小组的成员和共谋者已经蜕化成为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工人阶级和党的叛徒，他们企图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用欺骗的方法通过秘密途径组织一个资产阶级富农组织，以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富农阶级，因此将下列成员开除党籍：
　　1.П·А·加尔金，原右倾小组的成员，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
　　2.М·С·伊万诺夫，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和秘书；
　　3.П·М·扎米亚京，1921—1924年曾被开除过党籍并因右倾机会主义的活动受到党内处分，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
　　4.П·П·费多罗夫^[97]，1914—1920年为社会革命党人，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
　　5.В·И·杰米多夫，因对右倾机会主义者采取调和态度被撤除党的工作，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
　　6.瓦·尼·卡尤罗夫^[98]，反革命小组的组织者，和原‘工人反对派’进行联系的全权代表。
　　7.A·В·卡尤罗夫^[99]，反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印刷和散发小组的反革命材料。
　　8.A·Н·斯列普科夫^[100]，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次被开除党籍，协助反革命小组散发材料。
　　9.Д·П·马列茨基^[101]，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过党籍，协助散发反革命材料……等等（共二十人）
　　第二节
　　将下列诸人开除党籍，给予他们根据表现一年后提出重新研究本决定的权利：
　　1.扬·埃·斯特恩，原‘左派’机会主义反对派参加者，散发小组的反革命文件并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讯问时提供假口供。
　　2.彼·格·彼得罗夫斯基，原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参加者，对党隐瞒此小组的存在，协助了小组的反革命活动。
　　3.尼·亚·乌格拉诺夫，原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参加者，了解该小组的存在及反革命活动，对党隐瞒，并协助了该小组的反革命活动。
　　4.М·Е·拉维奇—切尔卡斯基^[102]，对党隐瞒了他和该反革命小组的联系（接受文件），促使了该小组的活动。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03]

　　“斯大林的话对共产国际正如对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样是命令。这些话使工人之间似乎形成了一道街垒。
　　……老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不仅从内心深处都感到了侮辱，而且异常愤怒。他们绝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原谅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却咬牙切齿，执行他们‘决死斗争’的命令。命令就是命令，党的纪律就是纪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如同疯子一样在法西斯面前厮杀正酣。这点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住在德国，我永远忘不了老同志怎样握紧着拳头，气愤地看着一切走向崩溃，忘记不了社会民主党头子如何兴高采烈，忘记不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理论如何月复一月，周复一周在为希特勒铺平道路。他们握紧着拳头，服从（斯大林的）‘智慧’和‘意志’，他们正走向那已在等待着他们的法西斯的刑讯室。”^[135]